新闻传播相关理论篇1

一、什么是新闻传播效果

所谓新闻传播效果就是指新闻传播活动在受众和社会中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性质因判断标准的不同而不同。“新闻传播效果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效果问题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这个问题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全过程。设定效果的实现,需要传播者、受众的良性互动,需要相当质量的信息,需要畅通无阻的传播通道。所有这一切共同协调运作的结果,就是满意的传播效果的获得。”[1]有效传播是传者、媒介、受众协调互动的产物。

从不同的角度看,衡量新闻传播效果有着不同的标准:以传者的价值和目的为衡量标准;以受者的价值和目的为衡量标准;以当前的效果为衡量标准,以长远的效果为衡量标准。[2]本文想探讨的是,站在传播者的价值和目的角度的传播效果,以及如何有效地提高传播效果。

二、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因素

清楚地界定影响新闻传播的因素对于找到有效传播的途径有着重要的意义。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但是最主要的有如下两个因素:第一,来自受者的障碍因素;第二,传播者的障碍因素。

1.来自受众的障碍因素主要有:

语言障碍。语言是传播者想要把信息传达给受众的基本障碍,而且它可能成为有效传播中难以克服的障碍。新闻记者应该避免运用专门术语,力求使用平常的、通俗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受众沟通,除了意义的精确易懂以外,受众还要求语言的感彩十分贴切。否则也会导致理解上的障碍,字句本身,无论在新闻报道或诗里,都传达了感觉和情绪,它们能引起受众的心理反应。信息的隐含层面是非常微妙的,语文的感彩能影响信息的指向。意义与情感对于语言这种“符号”而言,还存在着“编码”和“解码”的程序问题。特别是当我们想要把两种不同文化的符号和事物相对应时,往往出现较大偏差,不同的语言,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切入现实,它们在现实世界中,为解码提供了相当不同的类目。

经验障碍。受众理解某一新闻报道时,总是结合个人的经验加以判断,因此他们绝不是一张消极被动的白纸,只等着填满每天的新闻。他们在心理上是积极、主动的个体,新闻信息只是加强或削弱自己主观世界的原始资料。由于现实的变动或刺激非常多,受众接受信息时还存在着一个再选择的过程,越是不常出现的叙述,越能给人深刻印象。受众往往运用他独特的经验,以自己的背景来弥补信息的多义性和不明性。受众的原先固有的态度和观念,会减弱、改变甚至颠倒信息的本来意义,从而造成有效传播的障碍。偏见,是这种障碍的突出因素。种族偏见、阶级偏见、道德偏见,以至于意识形态的偏见,都会影响信息的有效传播。

知识障碍。知识障碍是指受众因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获得信息多寡的差别,形成了对接受信息的障碍和对信息正确评价的障碍。信息量大的人,其信息会愈丰富;信息贫乏的人,其信息永远贫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或社会上层人士更有可能获得丰富的信息。

兴趣障碍。不同的受众在兴趣上千差万别。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否满足他们的需要,或者是否让他们感兴趣,客观上制约着信息传播的效果。

环境障碍。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对于信息的有效传播也能形成障碍。首先,“意见领袖”发挥着重新解释信息、再传播信息的作用。信息通过意见领袖进到某个团体的社会环境里,而意见领袖是从媒介中获知信息,然后按照顺序把它传给喜欢讨论公共事务的跟随者,意见领袖比一般人更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感兴趣,更大量地接触传播媒介,他们的观点对周围的人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部分地改变或增强他人的态度。其次,口头传播能够抵消或补充信息的内容。“小道消息”、民谣、流言在人际传播中极有煽动性和感染力。怨声载道、街谈巷议、人言可畏,这些词语说明口头传播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大众传媒所发送的信息因此而受到检验。若与民意、社会情绪相抵触,则效果适得其反。其三,媒介选择使受众分散或分流,形成意见多元化,对同一信息可以作出多样的解释。

2.来自传者的障碍因素主要有:

报道时效。物质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它一刻不停地向前运动着。新闻报道的任务是抓住一个个瞬间为受众复现世界的影像。新闻报道的相对静止与报道对象的绝对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这使得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偏差也无法避免。当这种偏差过大时,就会产生与新闻传播者的初衷相反的效果。

报道政策。我们的新闻机构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任务。如果传播者不能吃透政策,并且以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宣传的结果就会不尽如人意。

报道逻辑。新闻报道不会用深奥的文字、严谨的论证来记述事实,它的语言平实、语义直白,记者的倾向也比较明确,或褒或贬,或喜或忧,很少有掩饰。这种文风是由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新闻报道就只有一层表面意义,没有深层逻辑意义。逻辑意义不在报道字面上直接表现出来,它是根据报道内容,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得出的。忽略这一层含义,有可能带来大量新闻传播的负效果。

报道分析。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新闻报道对事实的反映应全面。但是由于一些记者在介绍一些新生事物时,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缺乏仔细分析其发生原因,于是报道没能反映事实全貌,有时尽管事实片断很精彩,但新闻报道本身却没有正确发挥指导作用。

三、有效提高电视新闻传播效果

中央电视台的一份观众调查报告显示,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增长知识、了解时事的需要。由于电视新闻具有内容丰富、报道面广、知识性强、单位时间信息量大及形声并茂的特点,适应了观众观看电视的内在需要。观众对电视新闻不满意的因素有:

报道面窄,信息量小28.45%

表现形式呆板15.16%

有时报喜不报忧9.81%

知识性差7.20%

事件性新闻少(突发新闻)6.21%

内容枯燥,不吸引人6.09%

时效性差2.73%[3]

克服新闻传播的障碍,适应电视观众的心理,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是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有效方法。

1.追求电视新闻的优秀品质

电视新闻传播者为了达到较好的预期传播效果,必须对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进行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效果。首先要对内容和形式进行控制,这个控制目标的基础就是追求电视新闻的优秀品质。

电视新闻的优秀品质包括哪些因素呢?首先是事实。事实是新闻信息的本源,我们在电视新闻中强调的是:事实,事实,还是事实。要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来传播有效的信息。

其次是现场。电视新闻对信息的传播首先是通过画面,其次是通过声音,最后是文字。现场是电视化的最根本的手段,这是电视新闻的最大优势。当传播者对新闻进行现在进行时的播报时,当传播者使用同期声和具有现场冲击力的画面时,总是可以让观众如临其境。这时的传播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是观点。观点是电视新闻的灵魂,虽然优秀的电视新闻总是将观点隐藏在事实的背后。应该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新闻的编排、镜头的剪辑、字幕的运用和言论来突显传播的观点。

第四是深度。我们要通过对新闻不断追踪来吸引观众的视线,要把新闻事件放在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背景下和关联的事实进行对比,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挖掘来展示新闻厚实的一面。

最后是情感。情感是一种打动观众的有效途径,有效的新闻传播经常在新闻中倾注了传播者的情感,通过新闻的人性魅力展现来表达我们的人文关怀。[4]

2.电视新闻的编排,就是把分散的新闻依据新闻价值的大小和受众对新闻接受的习惯,按一定次序排列组合,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新闻节目,达到电视传播媒介的预期传播效果。电视新闻编排得好与坏直接影响着电视新闻的传播效果。要想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要经营好新闻头条。头条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整档新闻的收视率。它的范围可以是反映当地的政治、经济活动,也可以是科技、文化、自然灾害等新闻。电视新闻头条常常通过多种电视手段的运用来展现。1986年1月29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中央电视台就打破了“先国内,后国际”的编排常规,把这一事件的几条相关新闻、背景资料等编成综合新闻,安排在新闻节目的头条播出,引起很大反响。

第二,对新闻提要进行提炼,新闻提要是整档新闻的精髓,应该体现出整档新闻的框架和闪光点,折射出它的整个精神面貌和气质,给人以透视和美感。有人把新闻提要解释为“用简明的语言把本次节目中最重要、最新鲜,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内容概括出来,并在节目的开头播出的文字形式”。现在的电视新闻提要形式采用的是抠像叠加活动背景等各种特技,配上音乐,播音员以简单、精练的语言把新闻提要的精华读出来,让受众对即将播出的新闻有个大体的了解,以此来确定他收看这次新闻的深度和广度。新闻提要能缩短受众和电视新闻的距离,有利于提高电视新闻的威信。

第三,受众心理和整档新闻的关系是电视新闻有效传播应该研究的问题。随着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如果一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不能给受众带来信息和新鲜感,那么,受众就可以用手中的遥控器随时转换频道。有人统计,一个受众在看电视时,因为电视节目的原因,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变换7个频道。不同的电视观众有不同的接受心理。他们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会运用自己的审美观、价值标准去进行取舍,所以每天大量滚动播出的新闻,如果在编排中没有考虑观众的心理需求,新闻节目播出后就往往收不到较好的传播效果。由于节目定位和观众收视习惯的不同,不同时间段的观众会有所区别,因此传播者还要根据新闻播出的不同时段与受众的心理差别来编排新闻,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第四,做好新闻组合搭配。新闻组合搭配是根据传播目的需要对一条或几条新闻进行组合配套,使之形成多侧面、多角度、有一定联系的集合体,形成一定的节目分量。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增补言论、编后语、短评等方式使新闻增加说服力,通过增加新闻背景、相关知识使新闻的知识性、可视性、趣味性增强,这样观众对一条新闻所反映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印象也就更加深刻。这种把内容相关、相近、相反的新闻集中在一起汇编,在同一题目下播出,可以使新闻的凝聚力增强,达到节省时间与扩大信息量的作用,观众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组合新闻了解到事物的各个方面。还有一种编排法是把内容有矛盾的新闻组合起来,在同一时间播发,通过对比,把事物的矛盾提示出来,这样肯定一方否定一方,一褒一贬,也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5]。

3.处理好正面宣传和传播效果的关系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新闻媒体的内在规定和职责要求,这是一个关系到新闻舆论导向的大问题。但是,由于不能科学地处理正面宣传与加强舆论监督、正面宣传与报道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正面宣传的导向性与艺术性等关系问题,致使新闻宣传质量出现散(缺少信息量)、浅(缺乏思想深度)、板(缺乏可读性)等弊病,大大影响了新闻宣传的效果。实践证明,正面宣传不仅没有束缚新闻报道,而且它还是一项提高新闻报道质量的有效保证。要改进正面宣传,使新闻宣传质量达到精、深、活,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几个关系。

第一,科学地处理正面宣传与加强舆论监督的关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舆论监督并非完全对立,它们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对领导干部、对党政机关、对政策措施的落实执行、对社会管理等方面实施舆论监督,为的是保证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与正面宣传是一致的。

舆论监督的出发点是正面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暴露问题,迎合部分读者的不当需求,寻求一时痛快。舆论监督的导向是正面的,是为了让监督报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而不是对读者产生误导作用。

舆论监督报道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揭示其本质,以严肃的态度和严谨的报道手法,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问题。它不仅要求报道事实真实准确、客观全面,而且要求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科学、观点正确,从而发挥引导作用。

舆论监督的效果是正面的,是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制度,有利于问题解决,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激化矛盾,诱发新的社会失范。虽然舆论监督的效果不可能在报道采写之时即能体现,但是,作为正面宣传的一个重要内涵,报道者应有足够的认识,因此,监督报道应更为谨慎。

第二,处理好正面宣传与报道群众需求问题的关系。观众收看电视新闻有三个基本要求:好看、有用、重要。“好看”是报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好看,才能吸引读者;“有用”说的是对读者的服务价值,只有有用,读者才愿意看;“重要”说的是报道的信息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只有重要,才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第三,处理好导向性和艺术性的关系。要充分运用电视的声画传播优势,在尊重新闻事实的前提下,运用镜头的景别的叙述功能,运用剪辑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声音的艺术性运用,通过这些手法达到一种真实的艺术感染力,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从而收到宣传效果。

电视新闻传播者往往通过对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进行控制,通过对这一控制的实施在一定的程度上使传播效果向预期的方向转变。实际操作上则要注重发挥电视这一传播媒体的长处,通过对电视新闻的精心编排,处理好正面宣传和传播效果的关系,是可以有效提高电视新闻的传播效果的。

参考文献

[1]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2]程世寿、刘洁:《现代新闻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1版

[3]陈崇山、弭秀玲:《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3月1版第400-第401页

[4]《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2003年6期

[5]《电视研究》,中央电视台,2001年2期

[6]何志武、赵振宇:《改进正面宣传提高宣传效果》,,2003-1-15,传媒人网络

[7]张骏德、刘海贵:《新闻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新闻传播相关理论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闻传播相关理论篇3

1新闻传播激发公众参与政治的冲动

社会管理是公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新闻传播中，各项新闻、报道纷纷传入公众耳中，这种情况导致传统的话语体系成为单向发展，新闻传播在公众面前占据重要的地位，从国家方针到百姓民生，从政府主导到替民决策，民众在新闻传播的影响中听从指挥。新媒体的新闻传播中，公众成为平等的个体，他们能够参与到新闻事件的讨论中，也可以发表相关的意见与建议，不再受身份、地位以及种族的影响。现如今，新闻传播所涉及诸多话题，包括民生新闻、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在打破原有语序秩序的基础上，新媒体将公众参与的门槛降低，使公众对其参与其中。每一位公民手中都握有一把麦克风，能够在第一时间、第一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发表自己的心声。新闻传播具有开放性，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管理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2新闻传播开辟新的公共话语权

伴随着社会对新闻媒体的重视，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得到良好发展，人们利用新闻传播的开放性以及独特性，打破原有的公共话语空间，打造新型交流平台，使受众在此进行交流与讨论。该类现象不带有官方意志的争辩，更多的是公众自己的想法、专家权威的解释以及新闻当事人的说辞等。

3新闻传播增强了社会联络的广泛性

在新闻传播的影响中，人们逐渐从虚拟世界走向联合，人们的交流更加自由，能够将自己内心的需求以及想法进行表达。比如，在公众比较感兴趣的事件中，各种观念会随之而来，人们利用网络、微博、博客等参与其中，将事件进行陈述，将情感进行交流，在就事论事的原则中对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与问题进行揭露。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公众逐渐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组织力量，从新闻事件角度出发，由此开展各项社会活动，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管理的进步与创新。

二、社会管理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的原因

1新闻传播者的职业素养过低

从现代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新闻传播者的职业素养是极其重要的，作为一种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在积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要担当起管理的主要角色，这就要求新闻传播者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素养，朝着更高目标发展与进步。但是，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者的素质过低，职业道德素养参差不齐，不仅对信息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发挥产生阻碍，并且也出现各种拜金、失真报道以及社会责任心不强的现象。该类问题的存在，足以说明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2新闻传播者管理主体意识薄弱

新闻传播管理主体意识薄弱是阻碍社会管理功能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方面，新闻传播者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时候，常常抱有顾虑，担心报道的事件过于敏感等，因此，部分新闻传播者常常抱有消极的态度以及不满的情绪进行事件报道，进而影响社会管理功能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部分新闻传播者在进行报道的时候过于追求商业价值。部分新闻单位在对商业价值进行追求的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新闻传播的管理权，从而导致新闻传播视域下社会管理功能发展缓慢。

三、新闻传播视域下社会管理功能的发展措施

1增强新闻管理与新闻自律

加强新闻管理新闻传播与社会管理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中发展进步。要想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管理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加强新闻管理，制定严格的规章，将新闻传播的自主性与管理性得到充分发挥。应该将权利与义务进行结合，在保障的基础上进行约束，促进新闻传播视域下社会管理功能的充分发挥。改善新闻管理体制。社会管理功能下的新闻传播产业，本身需具备良好的管理体制。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受到的约束较多，无法保证新闻传播视域下社会管理的功能。因此，改善新闻管理体制，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管理进行结合，在促进其中一方市场化运行的同时，也能够保证另一方的良好运行，能够是新闻传播具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将社会管理功能充分展现。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首先，要建立预警机制。在新闻传播的信息中，利用新媒体对事件背后的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这些问题代表了一种社会情绪以及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严重者则会涉及资源配置、城乡结合以及公民参与等。因此，有关部门需要制定预警信号，在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中，将潜在的风险类型以及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新闻传播事件对社会风险进行评估，在采取相关措施的基础上，化解社会矛盾。

其次，要建立新闻事件异常信息回应机制。新闻传播是人们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的主要工具，与此同时，各种舆情信息也会出现，比如公众的紧急诉求，新闻事件的真假等，因此，有关部门需要设立相应的机构对其进行检测，在遇到异常情况的时候，采取相关措施进行解决。再次，建立善后处理机制，一般情况下，公众对新闻事件的参与性强，并且可能不是与自身利益相关，在对公共事件进行处理的时候，需要通过网络、电视进行，将事件的具体形态、发展的主要过程进行总结，并在相关负责人的引导下对其进行追究，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受众，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避免相同事件的再次产生。

2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模式

首先，将社会管理与新闻传播进行结合，积极开辟新的发展平台。比如，各级政府可以利用新媒体，将新媒介中的功能与工作内容整合，利用新媒介添加视频、音频等。并且在新媒介的利用下，对新闻传播事件进行关注，进而服务民众、舆论引导、宣传推广等。除此之外，可利用新闻传播的影响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改革社会管理模式，倾听民众呼声，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使民众参与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闻传播相关理论篇4

谁――传播者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的耶鲁研究[1]证实：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自不同的传播者，人们的接受程度不一样，获得的传播效果也不同。一般来说，信源的权威性知名度越大，其可信度就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好。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新闻会客厅》中扮演传播者角色的是主持人与嘉宾。

1．传播者之主持人

主持人扮演的是传播者的角色，聘请名人做主持人的目的就是希望“名人主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并通过自身的传播特点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起初，这一概念属于政治问题领域，后来又证明不仅在政治领域，在诸如购物、时尚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领域，都活跃着一些意见领袖，他们对大众传播的效果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大众传播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首先要重视这些意见领袖的存在。[2]“名人主持”正是通过意见领袖的特点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新闻会客厅》的当家主持白岩松和沈冰，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嘴，他们的现场反应能力和分析能力，在目前的主持人中都是屈指可数的。他们在节目中出色的表现，和嘉宾精彩的对话，对受众而言起到了很好的意见领袖的作用。有这两位主持人的金字招牌，《新闻会客厅》通过他们自身的特点，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但是，完全依赖“金牌”主持人也容易产生一定的弊端，当节目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名主持担当传播者时，整个节目的水准及收视率就会大打折扣。如最近的一期《新闻会客厅》“我们的母亲王光美”的主持人李小萌，由于缺乏个人魅力和独到见解，使一个好的选题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2．传播者之嘉宾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的栏目定位，决定了受邀嘉宾的包容性：这些客人可以是《高端访问》的政府要员，如“详解中欧纺织品谈判”；可以是《对话》的商界精英，如“李开复：离开比尔盖茨”；可以是《较量》的体坛精英，如“姚明：捐髓心路”；可以是《艺术人生》的艺术大师，如“李连杰：从少林寺到好莱坞”；可以是《超级访问》中的艺人明星，如“郭德纲：成名之后”；也可以是《社会记录》的平民百姓，如“农民工的期盼”。虽然嘉宾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是当日或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新闻会客厅》选定那些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关注度的新闻事件，再从获得广泛注意的新闻事件中选定核心人物。所以，无论高官或者“布衣”，来者是客的一个共同理由，就是人物有关注度，具有新闻性。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新闻会客厅》新闻当事人的选取特点：一是广，二是热。显而易见，“广”扩大了节目观众群体；“热”则保证了栏目的关注度。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讲，“广”扩大了传播者与受众交流所需的共同语意空间；“热”则体现了新闻热点人物对于公众的吸引力。

说了什么――节目内容

传播内容是传播过程的中心环节，对于《新闻会客厅》来说，节目内容则是栏目差异化竞争的核心。

1．《新闻会客厅》选题为王

电视节目的选题，一般是指电视节目制作人员根据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抓住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与事物的非正常状态，紧扣不同观众的需求、思想变化，进行报道方向和内容的选择，以吸引和影响观众。[3]

成功的节目，往往来自于成功的选题，选题是第一道关口，是方向性的选择。如何选题才能具有最佳的新闻性与关注度呢？一是时效性，新闻是易碎品，传播新闻在时间上发生的越近越有价值；二是重要性，传播的事件要为多数人所关心，才能引入关注；三是关注性，事实所涉及的要素为众人所瞩目；四是接近性，传播的新闻要在地域上或情感上与受众接近，引起他们的共鸣；五是趣味性，传播的事实妙趣横生，让受众喜闻乐见。[4]

《新闻会客厅》在选题上，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时效性和事件性，大部分的选题都是最新最热的新闻话题，是对当日发生或者当日报道的新闻进行议论和交流。话题的时效性和事件性，这两个特点的把握才是节目扣紧新闻频道的关键。

特点之二是接近性，与新闻频道的其他栏目不同，《新闻会客厅》创造了一种和谐轻松的氛围，主持人和嘉宾只是作为两个普通人在交谈，进行最平常的人际传播，如同日常谈话一般。此种形式消除了普通新闻节目可能带给观众的距离感，整个演播室成为了一个人性化的空间。

特点之三是在人物选定上的关注性。以新闻人物为主要关注对象，其嘉宾多是当日或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人物。主持人从与新闻当事人的交流中揭示事实真相，开掘新闻事件中当事人和关联人的亲历、亲为和亲感，突出新闻中人性和新闻性的结合，使新闻更增添了人的元素。“新闻因人而生动”，这正是《新闻会客厅》选题的出发点。

2．热点新闻与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5]告诉我们，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大众传媒认为重要并突出报道的内容，也往往是受众重点考虑的内容。以开播以来在社会上反响好、影响重大的节目为例:

A．重大事件类：“李真伏法记”(上、下)，“重庆井喷目击记”，“覆灭记”，“随温总理出访”

B．重要人物、特殊人物：“领袖家风”(女儿与外孙女访谈)，“张艺谋眼中的中国印”，“总理为我讨工钱”

C．独家揭秘：“蛇头自白”，“重庆火锅掺假，当事人自述”，“春节晚会背后”

D．小人物的感人故事：“抗癌明星”，“从酒鬼到戒酒明星”

从中可以看出，B、D两类选题的时效性和关注热度相对不高，可以理解为《新闻会客厅》试图为公众设置议程；而A、C两类选题几乎全部源于社会上已经成为热点的新闻，与其说《新闻会客厅》为公众设置了议程，不如承认“公众议程”决定了《新闻会客厅》的“媒介议程”。

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可能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或其他社会活动。

《新闻会客厅》利用电视媒介，选取家庭式的客厅为演播室基本形态，以话语因素为主、图像因素为辅来诠释新闻事件。它采取访谈形式，以人际传播的形式完成了大众传播活动的目的。所谓人际传播，即“亲身传播，是个人对个人的传播，最常见的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谈。其好处是针对性强，反馈快，互动快，可以迅速调整传播的内容和方法。”比如在讨论一个话题时，会经常把话题发送在屏幕下方，让观众通过手机短信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主持人、嘉宾、观众三声部的和谐交响，实现了传播学上所说的人际与大众的共鸣，这样的传播效果无疑是很好的。

具有谈话类节目共同特征的《新闻会客厅》“还原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客厅氛围，重点是使谈话者彼此间从基于角色关系的角色传播，进入到基于人际关系的人际传播。它尽可能化解指向角色关系的作用力，达成人际间心与心的交流。”[6]

其次，“会客厅”创造了一种和谐轻松的家庭气氛，主持人和嘉宾只是作为两个普通人在交谈，它的风格是亲切、平和、自然的。不论是主持人提问的方式，还是嘉宾回答的内容都真诚、朴实，如同日常谈话一般。此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硬新闻可能带给观众的距离感，增强可视性和传播的有效性。

对谁说――电视观众

媒介传播的特点是外传性，它所传受的对象是公众。受传者是传播过程中的另一个主体，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电视节目的受众就是电视观众。因此，媒介传播是对受众说话，就应满足受众的需要。

谈到受众，就不能不谈“使用与满足”理论[7]，该理论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同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作用，突出受众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的需求和愿望，《新闻会客厅》谈论的话题是受众所关注的，采访对象有很多普通人，正是电视观众影响着《新闻会客厅》节目内容的选择。比如关于素质教育问题，关于传销危害家庭的问题，都是受众关心的事，这样平民化的节目内容吸引了更多的受众。

传播学认为，有效的传播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受传者又是传播者。对电视节目来说，受众的参与是其活力和生命力的所在。因此，该节目也加入了短信互动、现场观众参与的机会等，让受众有了表达的机会。

产生了什么效果――舆论导向

美国社会学者卡茨曾研究一个重要课题――人们利用媒体做了什么？反过来，我们应思索――媒体能对人们做点什么？公众对媒体的依赖之处，正是媒体的用武之地，这也是检验媒介传播效果的标准。《新闻会客厅》通过媒介作为桥梁，互动配置社会新闻资源，培植了公众使用媒介的能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提升了“媒介素养”。它不仅“让公众参与传播活动，而且分享传播活动；不仅使用媒介，而且分享媒介，”这是它符合大众传媒“公器”特质的要求，也是被称为“公共新闻”所产生的互动效果。《新闻会客厅》作为有责任感的主流传媒的精品栏目，积极发挥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的作用。

“五W”模式是传播过程中的五个基本要素，《新闻会客厅》正是遵循这些要素，将媒介传播做得既有规则，又富有理性，成为一个规范性的名牌栏目。总结其成功的做法，对媒介传播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注释：

[1]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3]包军昊、张晓明：《相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4]何梓华、成美：《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5][美]沃纳・塞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6]顾晓燕：《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从角色传播到真正人际传播的转变》，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新闻传播相关理论篇5

关键词传播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

abstractthepaperaimesattheviewssuchas“thecommonsubject”and“thecommonobject”andputsforwarddifferentunderstandings.

keywordsthesubjectofcommunicationvalueobjectvaluerelation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

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新闻传播相关理论篇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实践是一切理论的来源，而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来完成的”，新闻传播理论也是如此。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是长期的，新闻传播理论也应当不断的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与世界发展水平接轨，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对我国整体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其理论的建构更是至关重要。

1、满足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需求

在17世纪发展时期中，全球首部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德国新闻事业史》（普尔兹，1845年）出版打开了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大门，而之后出版的《舆论学》（李普曼，1922年）则意味着新闻学的初期形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也由此产生，并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党报基础理论。在20世纪初期，欧洲、美洲地?^国家对传播学开始了针对性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学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

纵观新闻传播理论的近百年发展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尽管理论在划分与阐述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不论是四种基础理论，还是改进的五种基础理论，都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进行的，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的发展比较完善，而且逐渐显现出“西方化”的发展趋势，虽然对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中地位持有承认的态度，但是其抨击表现的也比较明显，尤其是目前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且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在时代中的新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因此，应当加强对理论基础以提升自信，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2、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

针对我国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实践还是发展的理论都具备一定的全新性，一方面遵循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特色，因此，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对新闻传播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党报的基础理论与共产党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要求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充分展现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作用，进一步牢固意识形态。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风险在逐渐的增加，这就要求对新闻背后的信息有充分的认识与有力的掌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并不是一次可以彻底解决的，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在舆论方面进行合理的引导，缓解社会群众的情绪并改善矛盾。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发展国家，而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正确的指导社会的思想潮流，在多元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谋取共识并掌握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此外，中国还是有着多个民族的统一化国家，这同样要求新闻传播将各个民族之间和谐的连接起来，促进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进一步贯彻民族自治与国家民族管理、宗教信仰自由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我们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同样深入的了解中国民族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

3、满足传媒舆论的改革需求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快速渗透，新闻传播发展的格局与秩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媒体平台的竞争方面，微信、新浪微博等极具代表性的新兴媒体平台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传播格局的创新，以往媒体的发展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从新闻传播的发展改革历史进程分析，新闻传播的主体从媒体单位的单一化到专业化传播逐渐转变成人人都可参与的大众化传播，而传播方式也从党政指导转变成集体参与，传播范围也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局限性，向全球范围展开快速的传播，拉近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此外，按照新闻传播的舆论方向展开分析，在我国网络平台上舆论的生成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表现在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新闻传播上，许多正面代表的人事物都受到了互联网的文化的抨击，甚至是恶搞。而在全球范围中，互联网阵地竞争局势日益激烈，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大了互联网干涉主义的推行力度，同时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渗透。由此可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不仅给新闻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也带来了难度更大的风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应当注重互联网的发展秩序，从而满足新闻传播的发展需求。

4、满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改善需求

与新闻传播学的实践发展相比，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存在一定滞后性，特别表现在高等院校中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上，无法实现教材之间连通。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作为分析目标，同时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方式作为手段，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

此外，新闻机构对公众的传播影响力要思考如何提升，部分党报、党刊、电台以及卫视等平台在推广与传播的方式上依然存在一定的传统性，新闻传播是通过信息管理、会议记录管理、通信管理作为主要管理内容，内外的宣传要注意其中的差异，我国新闻传播的整体实力并不理想，同样话语权也不强，在对效益方面的管理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新闻传播优秀人才团队的政治素质也亟待提升，部分新闻人对新闻传播制度存在怀疑或者是反对的态度。由此可知，目前在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而通过实践解决问题以及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来完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

1、理论来源

（1）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伊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发展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构中的组成之一，同样也是重要的指导基础。从理论主题上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发展主题就是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新闻传播理论要进一步研究的主题；从核心理论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发展是对理论实现进一步的完善，恢复思想的自由，结合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与解决，同时追随时代的发展脚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从理论原则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以及执政为民，而当明确解决问题的对象自然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有效解决标准以及推动力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也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现出来的价值。从理论基础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基于此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绝不随意承诺、绝不夸张能力，国内各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这样，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我国会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逐渐完善，并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2）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马克思的新闻理念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特点、以及对革命活动的影响，同样也指出了新闻传播人员在政治素质、思想道德以及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与观点。

列宁同志通过报刊的创办来推动建党与建国的革命实践活动，并形成了党报基础理论。我国以伟大主席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上实现了中国特色化，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而新闻的指导思想也形成了由党政管理党报与党刊。

为了能够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我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展开有针对性的党的工作，并提出了合理的新闻传播发展思想，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想中心论，或者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议论，又或者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三贴近思想原则，都在一定深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目前，主席提出，我国发展战略要将“两个巩固”当作首要任务，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落实党的思想工作，让群众清楚的了解中国故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全新发展路线。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解析与了解群众生活方面有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同样也给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思想工具。

（3）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闻传播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提供了良好服务，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优异成绩的同时，还总结出一定的发展规律。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指导新思想上的转移，新闻机构一改“左倾”思想，为了深入实现思想解放的发展方针，我们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给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新闻传播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

重视结合思想宣传教育与网络服务、正面思想的宣传和舆论走向监管，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国内外舆论传播的发展，实现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封闭到半封闭再到开放发展趋势的转变，而新闻传播的主要责任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合理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提升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能力。新闻传播的全面管理从机构以及公司化管理转变成价值的提升管理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加强管理，而正是群众共同的智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4）文化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经5000年的积累，博大精深且老而弥坚，优秀的文化中包含了哲学思想、道德理念、教育经验以及人文精神等多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传播理论的多个方面。在意识理论上，我国“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精神，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精神，又或者是宏观与微观的逻辑思考方式，都对新闻传播理论中价值观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从对大局以及长期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感受到，同样，也能够从相同的视角上出发对新闻事件的光明性由更深层次分析上体现出来，解决方式上采取了辩证施策的方式。

从基本内容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诚信哲学思想以及利益观念，都丰富了新闻传播理论，使其在分析事件的时候保持中立态度，不偏不倚不虚妄，将公众利益与责任作为基本原则。

2、理论框架

（1）新闻传播的特性。从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能够知道新闻传播不仅具备了本源的真实性，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这就表现出在客观性基础上的?^念倾向性，简单来说就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不论是在哪个时期中，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据统治地位，并支配社会物质的生产，同样也管理精神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社会精神的形成与群众的思想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2）新闻传播体系。新闻传播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管理环境下展开的，国家政治机制对新闻传播的体系有着决定性作用。在西方国家中，尽管是倡导独立化媒体的新闻传播体系，但实际上，并不是全面的媒体平台都是自行管理的，而是被一些财团或者是报系所掌控。在我国有着特色的新闻传播体系与管理方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报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同样也给政治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加强了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中，我国实行了公有制政策，各个机构要有机结合属性与效益，对新闻的义和利、经济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3）新闻传播的目标。受众是新闻传播的主体，也是活动的参与者，对传播内容做出一定的反馈，同样也是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基本内容的形成与时间渠道的调整，都是为了能够把新闻事件让受众快速了解。与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将受众当作本位的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中是将传播者当做本位，要对受众心理进行分析，能够承担起社会的共同责任，正确引导社会的舆论走向，同时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我国新闻传播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以群众作为核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原则，给群众提供服务才是新闻传播的目标，重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坚持结合党性与群众性。此外，重视还原群众生活的真实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提出的“三贴近”理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及贴近群众），从而发现新闻事件的内涵，让群众全面认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