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篇1

【论文摘要】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规范着儿童的行为习惯。民俗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其强大而自然的教育功能上，即民俗具有知识教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是民族（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课题。不同的学科在研究民俗时的侧重点与视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学看来，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具体地说，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习俗，它表现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等方面的活动之中，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会学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饮食生活、礼仪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学者认为，民俗是一种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域、民族或族群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传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或表达方式，能够体现某种文化的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如饮食、节日、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世界观等。〔3〕

物态化和观念化的民俗是一定个体民族文化的中坚，它参与和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制约着各民族人民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自然之师。

民俗的功能与民俗产生、传承的历史息息相关。民族习俗有着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也有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规范集体成员行为与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6〕本文尝试从儿童教育的角度谈谈民俗的功能。

一、知识教化功能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民俗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的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民俗文化对儿童的影响看成是民俗文化与儿童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成员的教化与儿童自身的内化正是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两个基本出发点。“社会正是通过外部化而成为人类的产品，社会正是通过客观化而成为独特的存在，人正是通过内部化而成为社会的产品。”〔7〕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产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儿童成为“社会的产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8〕民族习俗的知识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动化以及随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儿童往往在不经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潜意识之中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例如，藏族的节日娱乐活动多数以具有典型藏族风格的歌舞及民间游戏为主，这些娱乐活动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参与并协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儿童提供了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机会。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亲自体验和感受；年龄较小的儿童可以通过观看、游玩的形式获得间接的体验。藏族在礼仪上的习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儿童学习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对客人的迎送礼仪，这些礼仪习俗能够让儿童学会热情、礼貌、友爱等交往技能。藏族还特别注意从小教育子女尊老爱幼，到别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礼，家里来客人时要主动打招呼、让座等。这些民族习俗有利于藏族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正确扮演社会角色。

民族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俗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同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从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节和密枝节来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火把节对彝族儿童的影响很大。奢侈的宰牛会餐可能不利于培养儿童的节俭意识，但对儿童之间的接触沟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点火把逛街、洗澡戏水、跳三弦舞，这有利于培养儿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对儿童的朦胧情爱观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密枝节只许成年男性参加，禁止妇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满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识，对儿童科学观的形成也有消极影响；男人们在村中边走边大声喊话，一问一答，批评村中不守村规的人和事，有利于培养儿童的正义感，但此节日延续时间长，不许下地劳动，可能会对儿童的劳动观产生消极影响。〔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和行为模式，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规范。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具有约束作用，它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这些行为模式、规则或规范对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有强大的制约性和约束力，并迫使人们按一定的道德和习惯规范行事。民俗学者把民俗的这一功能称之为“规范性”，并认为规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功能。

民族风俗习惯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最初源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种习惯风俗，如衣食、居住、婚丧、礼仪、禁忌等，这些习惯约定俗成，最终成为规范。民族规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沟通、调整、制约和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规范少有明文规定，但民族成员都能对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规范有强大的规范作用。〔10〕民俗规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员自觉自愿遵守的基础之上，尽管人们的言谈举止都受到了这类风俗习惯的约束，但人们并没有受束缚的感觉，而是习惯成自然。当然，旧时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规、宗法、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也起着强硬的约束与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苗族的“理词”、侗族的“款词”、瑶族的“石碑话”等，往往还具有法律的威严与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隐藏不露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与儿童生活最贴近、感情最亲近的特殊教育方式，体现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过民俗的规范性来达成的，没有民俗的规范性，也就谈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异，民俗对儿童的规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会有不同表现。

藏族是讲礼貌、讲礼仪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对于父母的话要百依百顺，即使父母有错，也不得违抗、解释，更不得反驳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时，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问好，主动帮他们卸下身上携带的东西，帮助脱下鞋、帽，热情上茶斟酒，而且这些举动要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是在交往中产生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将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掌握的社会规范、自己已有的观念与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给儿童，儿童由此逐渐习得了各种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我们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对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许多习俗，大部分藏族儿童在平时都能严格遵守，这就为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但在儿童的生活中反复循环进行，不间断地影响着儿童，久而久之，儿童自然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热情友好和尊老爱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规范。苗族谚语说：“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老爱小，小爱老，敬老得寿，爱小得福，处处讲礼貌，才成好世道。”这一谚语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个很讲礼节、很注重道德风尚的民族。和睦共处与平等相待是苗族处世待人的准则。苗族人民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一种权利，把个人融入集体。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帮，我建你帮，甚至出现一家建房全村出动的现象。追求自由和勤劳勇敢是苗族最为突出的品质特征。苗族有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苗族人每到一处，重新开荒种地，自种棉麻，纺纱织布，熔蜡画花，缝绣衣裙，饲养家禽，牧放牲畜，种稻养鱼，等等。这些习俗对苗族儿童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也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时间长了，这种行为准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儿童的道德行为，并在儿童的头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儿童内在的道德意识，从而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此可见，风俗习惯对儿童的道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儿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审美娱乐功能

民俗文化的审美娱乐功能对生养其间的儿童产生潜在的影响，深深影响着儿童对色彩的喜好，对自然的讴歌，对性情的熏陶和对人格的塑造。

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延续的风俗习惯，从儿童出生开始就伴随着他们并影响和陶冶着他们的情操。比如藏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最明显的服饰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鲜艳、装饰奇特，对儿童来说，这些是能够直接感知的，是周围生活中美的象征。这种美的刺激长期伴随着儿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儿童自然地感受着色彩、服饰、建筑中的艺术美，进而产生一种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促进审美能力的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藏族儿童都很喜欢本民族的服饰、住房、饮食。另外，藏族在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等方面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儿童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藏族素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之说，这其实也是对藏族儿童艺术能力的概括。藏族儿童从小受藏族节日、娱乐、礼仪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锻炼了歌舞技能。藏族风俗习惯对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藏族儿童长期受藏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气质和性格上明显地带有藏族特色，如粗犷豪放的性格、“雄鹰”一般的气质，都是对藏族人性格的概括，这与藏族在服饰、娱乐、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那悠扬的音乐仿佛天籁之音，空旷而悠远，清新而幽雅，粗犷、奔放的动作给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艺术能为儿童提供一种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机会和空间，不仅能陶冶儿童的情操，还能洗涤净化儿童的灵魂。

民族风俗习惯对儿童的教化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发生的，它对儿童的社会认知、道德发展与行为方式的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对儿童获得各种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及发展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成员的教化是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那么儿童个体内化则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认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和自我强化，内化民族风俗习惯，将其规范并转化为一种行为模式，这一过程体现了儿童社会化的主动性。

民俗是一个民族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演绎着多彩多姿的民间生活情景剧。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知识经济的出现，民俗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冲击。民俗的产生与消失是一种正常现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挡的。对于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爱之者视其为精神家园，恨之者视其为洪水猛兽。不管爱也好，恨也好，它总是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熏陶着我们，制约着我们，而且它的影响、熏陶与制约作用还要继续影响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可能是不变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可能都是好的，总是良莠不齐的。好的风俗，我们要保存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提倡“良风美俗”，以达到“普科学，美风俗；广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坏的风俗，我们要改变它，摒弃“陈规陋习”，以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6〕〔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7.

〔2〕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1.

〔3〕王娟.民俗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4〕王红曼.民族风俗习惯三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4）.

〔5〕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J〕.哲学动态，1995，（1）.

〔7〕R·沃斯诺尔，等.文化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4.

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篇2

刑法立法变通的原则

为了实现刑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在定分止争、维护地方稳定这一主旨下的完善契合，刑事立法变通首先应充分体现人权保障的现代法治精神，应始终在遵奉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恪守有选择吸纳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进而维护少数民族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利益，实现民族间的事实平等。（一）应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以在其领域内的普适性、统一性为基本诉求的。然而，“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和广泛的，并不能为法律规范所包容，……，在法律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对于不同的人或不同地域，这一行为规则因情况不同，就存在变通的可能”［3］。但在将立法变通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必须时时以现有法律规定为前提。就刑法而言，在对其进行变通立法时，就务须坚持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某种行为只要法律尚未明文规定其为犯罪，就不能对其处以刑罚；同时，即使该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所处的刑罚也必须在犯罪以前的法律中予以明确的规定，而非该行为发生后才制定的刑罚。由此，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并以此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及其他利益［4］。申言之，刑法规定与刑法的变通规定之间，应该是一种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在对刑法相关规定进行变通时，所变更的犯罪行为以及所受到的惩罚，均必须以刑法已有的相关规定为前提、为基础、为根据，而不能随意地加以变通。例如，不能无视刑法的现有规定，而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视为“犯罪”的通奸、小偷小摸、违反禁忌等行为犯罪化并予以“当众羞辱”、“毒打”、“处死”、“逐出村寨”等处罚。同时，在制定变通规定时，应尽量予以明确化、具体化，而不能奉行“宜粗不宜细”的传统，更不应将其“拷贝”为刑法的“实施细则”。（二）应坚持有选择吸纳的原则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法律应该是那些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当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5］。在多元法文化的背景下，每一法文化的相对性，都要求彼此之间应互相尊重。据此，以现有法律规定为依托，“由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以立法变通的形式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刑法规范之间的冲突”［6］，并依据变通后的法律来解决当地的刑事纠纷，既有利于维护刑事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刑事司法上的混乱和随意性。综合看来，我国现行刑法在根本任务、价值诉求、基本原则等方面，能够满足我国各民族的基本需要，而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或生产、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只是个别条款的规定。因此，对于那些能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刑事习惯法所接受的刑法规范，从维护国家刑事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应直接适用相关的刑事法律规范，而不得随意加以变通；只有对那些确实不符合当地民族的特殊情况而无法有效实施，且确有变通必要的刑法规范才能依法进行变通。也就是说，在刑法的立法变通时，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可将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等“活法”有意识、有选择地吸收、认可，并融入、提炼到变通立法规定之中，使之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实乃其稳健与成熟的必由之路。因此，有选择吸纳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是基本原则，确有必要则是吸纳的基本要求。

刑法立法变通的主要内容

尽管《刑法》第90条规定，刑法的个别条款在民族自治地方不能适用时，可以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特殊情况以及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立法精神，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但由于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制定一部完整的刑法变通规定，仍障碍重重。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变通至今仍然进展缓慢的原因。基于这一现实及前文分析，今后应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以及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各种特殊情况，首先对刑法以下部分条款进行变通调整。（一）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变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是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侮辱妇女人格、侵犯妇女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一些少数民族在唱山歌等节日或者传统社交活动中，常常发生男青年未经同意就强行追逐、推拉、摸捏、搂抱、亲吻女青年的行为；有的男青年甚至在女青年回房睡觉之后，深夜撬门进房，并强行追逐、推拉、摸捏、搂抱、亲吻女青年。如果这些行为仅仅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表现，即使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也不应人为地为其贴上“不文明”、“不健康”的标签，更不应追求其刑事责任。因为，作为传统习俗的一种外化形式，并“不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不安，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于这类行为，在立法变通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7］。据此，可以考虑对刑法第237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条款变通规定为：对于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产生的违背妇女意志，强制侮辱、猥亵妇女的行为，不以强制侮辱、猥亵妇女罪论处；但行为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除外。（二）关于“重婚罪”与“破坏军婚罪”的变通构成重婚罪的，包括两种行为：一是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相婚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二是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建立事实婚姻关系（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生活的关系），相婚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建立事实婚姻关系。而破坏军婚罪则是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等影响，重婚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此外，有的少数民族群众中结婚、离婚只按宗教程序或习俗进行而不履行法定程序，在实际生活中也极易导致重婚。这类行为，与汉族地区或者城市中所发生的重婚或破坏军婚的行为相比较，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基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考虑，国家司法机关不宜直接、主动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在立法变通时可将其作为自诉案件，采取“不告不理”原则。而对于那些以此为借口，基于玩弄异性或破坏别人家庭的不良动机而为的重婚或破坏军婚的行为、多次重婚的行为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婚行为，则应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以考虑对刑法第258条“重婚罪”、第259条“破坏军婚罪”条款变通规定为：对于因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产生的重婚或者破坏军婚的行为，不以犯罪论，但应对其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对基于玩弄异性或破坏别人家庭的不良动机而多次重婚、情节恶劣以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除外。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重婚罪，告诉才处理。（三）关于“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的变通前罪是指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法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所有（包括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或其他林木，以及擅自砍伐他人自留山上成片林木的行为；该罪侵犯了国家林业管理制度，侵犯了国家、集体或公民的林木所有权。后罪是指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森林保护制度。森林是大自然的“肺”，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既能净化空气也能维护生态平衡。然而，无论是盗伐林木还是滥伐林木，都将破坏我国存量不多的林业资源，势必进一步破坏业已失衡的生态环境，进而影响人类生存的质量。因此，刑事法律对此类行为作为犯罪加以打击。但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至今有“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习惯做法，从而对有限的森林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对这些行为，如果严格适用刑法，虽然能保护森林资源，但会伤及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其生活条件。为此，对刑法第345条第1、2款的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可以变通规定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因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等传统生产方式而造成的林木被毁、森林资源被破坏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但是，对于毁林面积巨大或者多次毁林且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关于“非法经营罪”的变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从事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种行为，极易扰乱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最终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我国，黄金、白银属于特殊物品依法由国家统一管理，个人私自买卖则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然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使然，少数民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因而黄金、白银私下交易的现象也就较其他地区普遍。对此，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即完全依靠刑法予以解决。因此，可将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变通为：对基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进行的数额较小的黄金、白银私下买卖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但是，以营利为目的且数额较大，致使黄金、白银市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值得强调的是，在进行变通立法时，应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对涉及数额、数量、次数、面积等量化标准应加以明确；对于依照刑法原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可以考虑减轻或免除处罚。今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各种条件的变化，其他关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通过变通立法的方式予以吸纳。当然，刑事立法变通中吸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时，应贯彻“去粗取精”的方针，即凡是符合当今时展潮流和刑法立法精神的可以予以吸纳，反之则不应考虑，更不能将之作为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少数民族地区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仅复杂而且种类颇多，如果不加区分、不顾立法条件是否成熟就急于对刑法条款进行立法变通，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浪费立法资源，而且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严重时甚至会激化各种矛盾，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本文作者：雷堂工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篇3

关键词：民俗文化；高中；语文教学

民族习俗是一个民俗发展至今流传下来的习惯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这也是全民族人民引以为傲的一种传统，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不一样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能够勾起人们的灵感，同时也诞生了优秀的文学成就。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引入风俗文化学习，恰到好处，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掌握中国传统习俗，提高学习的效率和实用性。

一、课堂氛围需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带动

丰富多彩的当地民俗文化可以带动课堂氛围，让课堂氛围精彩热闹。由于语文教学的特殊性，一些文章的理解，需要依靠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进行思考理解。这里可以《林黛玉进贾府》作为实例，由于教师的特殊性，需要引导学生理解课文，由于《红楼梦》是一个历史性的作品，大多数文字、习俗一些学生并不能理解到位，不知道为什么出现某些行为和动作的原因，因此，就造成了读不懂文章大意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老师就应该从传统的民族习惯出发，让学生充分理解民俗习惯，理解当时的传统文化，这样才能理解文章中人物的某些做法。教师同时还可以结合实际的教学手段，让学生感受科技带来的变化。教师可以在备课过程中准备一些关于《红楼梦》的相关资料，视频、图片、音乐等，还有课文中涉及的一些民俗文化，让学生生动形象地掌握一些课文中需要的信息，对学生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民俗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教师应该注意细节，比如，文章中涉及的人物穿着、打扮等等，文章中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等，结合当时情景，人物心理以及传统风俗民俗，就可以让学生切身地体会到出现这样表现的原因，更加了解人物的形象。

二、语文课堂上需要让学生了解所述地方的风俗和人们之间的情感

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和当地人们之间的情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这种关系能够让人们更加团结亲近，更加幸福。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能够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这里以《胡同文化》加以详细说明。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在北京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弄堂里出现的有意思的事情。通过这些事情的分析体会，能够展现京城人民的道德修养、性格特征等。进而看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氛围。由于并不是所有学生能够了解胡同这个概念，所以，在讲课之前教师可以先询问学生，让学生说出自己心目中的胡同这个概念，然后再播放适当的图片进行展示，让学生印象深刻。同时，这篇文章也细致地描绘了北京人们平时的生活习惯，老师可以通过分析人们的生活习惯，剖析京城人们的性格、特质等，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即使没有去过北京，也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北京的文化、底蕴，也足够了解北京这个城市。这样也就达到了语文学习的目的。

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整体风貌的体现，教师在教授学生学习语文课程的同时，让学生充分了解课文的背景习俗，了解相关的民俗文化，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文章，同时把学到的民俗文化应用到课文当中，也提升了学生学以致用的本领。

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民族特色；法律精神；现代化

一、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基础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对地方稳定、区域发展以及民族关系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在国家法制建设与少数民族社会追求自身法律文化品质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基因，它并不仅仅拥有适用于少数民族特殊社会的法律功能，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族社会高度呼唤平等、民主与秩序价值的法治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呈现出现代社会所必备的和谐价值观，它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保持优秀特质，冲突自身固有障碍，实现法律文化转型的基础所在。首先，“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是以习惯法为主体，法、伦理、宗教与禁忌并重的多维法律文化体系”，[1]尽管当代主流社会伦理与禁忌同样辅助着法律调控社会秩序，但少数民族将自身融入自然与鬼神的深厚信仰传统使得伦理道德、生活禁忌、宗法乡规成为民族社会运作的主流形态，它的缺陷明显，优势也同样突出，即凭借民族意识的神圣权威确认了一种“无讼是求，调处息争”的族群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与主流法律的差异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中国现代法治需不需要民族性？西方法律现代化进程所强调的便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体现，“我国宪法、刑法、诉讼法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2]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法的移植，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现代法治建设如果埋没或隔断“亲亲相容隐”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系统，将丧失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根性联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民间法特色的合理利用可促使国家法制既紧跟时展的先进性面貌，又能有效反馈民族范畴内的具体制度框架，因此，基于法的民族性是法律文化的内在需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其次，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受风俗习惯影响深远，“主流社会中风俗习惯与民族关系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3]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却是跨地区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往来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家族、村寨、氏族共同维护的习惯法具有风俗习惯的本质特征，例如拉祜族、普米族禁食狗肉，傣族禁食羊肉是源自饮食习惯；摩梭人实行走婚制度是“抢婚”习俗的法律由来。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构成了民间法律的内容性质和表现形式，也使其成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不得不观照的对象。现代法律价值观所强调的民族平等团结具体表现为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以及保障民族文化权利，对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发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保守在于法律意识的形成源自民族风俗习惯的域内移植，开放则来自民俗习惯天然具有民族关系互动的生成机制”，[4]可以不断地促进地方法律吸收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同时国家法律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大量从少数民族习惯法中挖掘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个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风俗习惯引发的民族关系越少，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越健康，而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是现代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良性互动。综上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国家法治建设所倡导的法观念具有相通之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要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民族风俗习惯与现代化的冲突，化解国家法律与习惯法体系的矛盾，正确认知少数民族法律思想的滞后与不科学、不健全之处。

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分析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既具有高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也同时具有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主要体现为薄法重教、乡土色彩浓郁以及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十分突出，许多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教义、教规固化为外在制度形式的现象占绝大多数，是一种以禁忌性权威来代替法律的价值取向，处于宗教权威中的少数民族“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行为习惯”，[5]当这种被排斥的思想行为习惯恰好被国家法律认同，或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被少数民族宗教精神所不容便会产生严重的民族冲突。现代法治建设尊重少数民族，但不推崇以禁忌服从为中心的原始法律观，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决定个体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条件的服从国家意志还是服从氏族、家族或村寨意志”。[6]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亟待与现代法律体系接轨的并不是文化内容本身，现代法律文化的自由、平等、守法、自律思想以及个体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缺乏“公民”概念，才会导致法律主体指向与最高行动规则的边缘化，因此，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7]才能促使民族群众的内心信仰对象与外在的守法、执法行为及其监督机制相互统一。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浓郁的乡土色彩，乡土色彩本身并不是法律思想文化落后的表现，但乡土色彩往往是“村规民约”的产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寨规”、“村规”与禁忌、习惯法相类似，都是村民自治的表现方式，如果仅仅是一种村民自我约束的法律形态，我们不能将其摒弃，但事实上它恰好是“少数民族民间法律与国家制定法相互妥协的产物”，[8]直到今天，仍然有民族地区组织各户村民学习村长或乡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一些落后山区张榜公布的“寨规”、“村规”甚至可以每个月修改一次，少数民族村寨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促使人们可以依靠为数不多的人际交往来维护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村寨人群的社会分层并不明显，无论是距离还是社会地位都清晰可见，因此，其法律文化是“内发型”的，而现代法律模式却是“外发型”的，要让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制定法，有赖于民族经济交往机会的增多，民族融合现象有助于消解一部分封闭落后的法律观念，但同时也会让民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使得一些有益于少数民族道德行为确立的习惯法退去、隐没或淡化，因此向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法制文化类型出现。另外，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对器物惩罚手段的依赖由来已久，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器物文化发达，相反是源于少数民族器物法律文化的不发达。由于少数民族地处偏僻地带居多，实施法律活动的工具相对有限，例如，苗族习惯法中对于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者“罚打扫村寨十天”；[9]对偷摘他人农田玉米者“罚喊寨一百声”；[9]对破坏公物者“罚一周不得与同村人共同煮食”，[9]此类惩罚手段的原始性特征覆盖施法人员的服饰、审判地点、方式方法等各个领域，与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不相适应，这涉及到如何合理地保留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民族特色，即少数民族法律活动的器物性层面怎样与现代化接轨。现代法律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权利，但其中有个关键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国家与少数民族共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双重主体”，[10]这有利于我们区别哪些是有助于国家法实施的文化内容，哪些是无助于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的文化内容，贯彻民族文化自治的文化选择原则，不仅意味着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的权利，还在于保障少数民族文化选择不损伤其他文化主体的权利，在民族性与法律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既是当前国家法律保障民族文化权利的难题，也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

三、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路径

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转型基础是立足于民族性法制与民族关系和谐两个基本点，去调和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从民族性法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法治需要民族性，但法的民族性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主体，体现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但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法律薄法重教、村规民约以及器物文化层面的滞后要坚决地贯彻现代化法律体系的“公民”思想，“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互动”。[11]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以经济的发展推动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什么人们会坚持选择落后的民族法律成俗？当一个家族、部落或村寨以产生纠纷为耻，以无争、无讼为序，以调和共融为德，一方面是因为群落所在的亚法律文化系统能够完全胜任与稳定封闭区域内较少的人际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该族群失去了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主体权利意识，从而使国家法律失去了功效。因此，现代化法律的飞速进步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内在要求。要将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所容括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树立少数民族的公民思想，最核心的手段是以民族地方经济的开放去引导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心理，当现代法治的全新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能对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产生普遍影响的时候，少数民族的社会价值理念将发生巨大的变迁，一部分保守、落后、封闭的民间法律文化自然会面临着失灵。尽管破除旧有法律文化权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同样可以在保持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上依托宗教权威与现代科技来进行普法教育和惠民宣传。从民族关系和谐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具有保守与开放并存的二元文化体系，看似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实则蕴藏着无限生机，认可与发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优秀的民族风俗文化观念转化为一种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可促进法治现代化与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对此，少数民族“熟人社会”所催生的“内发型”法律模式与国家法律的“外发型”法律模式相冲突，少数民族村寨移植现代性法律文化需要有协调内发型法制与外发型法制的混合型法制文化类型出现，简而言之，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不能从半封闭的“村规民约”跨越式进入现代法律系统，创造其间的文化连续性是少数民族法律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例如，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法律文化、传承适用可行的法律制度、传承可保留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器物等等，如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是“由村庄族长和全体村民会议共同制定村风民俗、公共道德以及社会治安管理条例”，[12]其中的寨心、寨门建设必须按照“圈寨”仪式完成，村口连接佛寺的大道也不允许兴修公路，还制定了“机动车辆不准入寨”的地方制度，认为那样会触犯和玷污寨神。以上布朗族村寨的村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布朗族原始宗教内容，是将原始宗教内容上升为村寨习惯法的表现，但它并没有威胁现代法治的公民权利，当地政府和其他民族公民都应宽容此类规则的存在，维系民族关系和谐。反之，利用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能有效降低现代法律文化系统所导致的对抗性人际关系，例如，少数民族“赔命价”在早期民族社会起到了减少死亡、避免仇报的积极作用，而现代“赔命价”已经演变为一种“以资源交易方式去替代社会纠纷的法律解决手段”，[13]可见，少数民族从自身文化出发，也能实现矫正犯罪、追求有效补偿、规避破坏性复仇的现代刑法目的，归根到底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息讼宁人”的义务本位与国家法律以秩序为中心的责任本位是民族性法律文化权利实现的双重主体，把握好法律文化与法的民族性关系，便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民间法律文化的现代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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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篇5

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一)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

[1][2]

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

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篇6

论文关键词布依族习惯法变迁

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维护民族整体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调解社会矛盾，巩固民族团结，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今学界对贵州布依族研究较多，本文以云南布依族为研究对象，展示云南地区布依族习惯法的传承与变迁。罗平县是云南省布依族的主要聚居区，占全省布依族人口总数的70%以上，属境内世居民族之一。

一、罗平布依族习惯法的变迁

（一）祭祀习俗的变迁

布依族是一个崇拜神灵的民族，有山神、水神、寨神等，每一个神都有固定的祭祀日期，通过祭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平安、消灾免难。

1.祭“老人房”。祭“老人房”是布依族心中最为神圣的活动，这期间停止生产劳动，就连砍柴不被允许，女性被严格的排除在祭祀活动之外。祭祀的前后三天，通往村子的路口会被堵住，外地人不准入内，对于擅闯的外地人，村里也会有严格的处罚制度。根据《罗平布依族实录》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有宣威来的商人在祭“老人房”期间路过新寨，对劝阻的人出言不逊，寨内立刻涌出十多人将他困住，后寨主惩罚他3.6银元，买了一只鸡、一头猪重献，并罚他修了一里多的路。”

解放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祭“老人房”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例如在2010年的村规民约中，上述外籍人进村被罚款一条已经被取消。祭“老人房”在布依族中已延续了数百年，尽管各地祭祀风俗略有不同，在历史的演变中略有改变，但其提倡尊老的核心精髓却没用改变。祭“老人房”在布依族心中已不仅是一个习俗，它让人们发自内心的遵守这种数百年来延续下来的规则，规范着村里的行为和秩序。

2.祭山与祭水。布依族古代的自然崇拜中，尤其崇拜山神，祭祀活动极为频繁。根据《罗平布依族实录》记载：“沙德村，祭山神土地真官，献牲红公鸡；祭大山神，献牲猪和红公鸡；长底木格新寨一带，民国初年每年四月初属猴日祭大山神，木格总伙头所属的寨子都要参加。”现在，每年祭山时，全村男人几乎都要参加，祭山活动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对神灵的敬重。

另外有祭水神、五谷和冰雹。祭水神也在每年的三月三，持续三天，在布依族中有“三月三，大人祭山，小孩玩水”之说，龙潭为祭祀地点。祭祀期间摩公召集寨民，教育全寨群众保护森林、神山、龙潭树木、道路，告诫人人遵守寨规。

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布依族的祭祀文化呈现出两个极端化的发展：一是彻底汉化，在靠近城镇的村寨，整个村子看不出一点布依族的痕迹；二是习俗经济化，在布依族聚居区，每年三月三布依族依然会举行盛大的仪式，不过这更像是吸引游人的表演，对外宣传中被称为“布依族三月三泼水节”，它已逐步发展成旅游项目来吸引游客发展本地经济。更让人担忧的是，以经济收入为重点的文化发展模式，让小孩在这天只知道玩水不知道祭祀。神灵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维护稳定和和谐的作用，一旦信仰灭失，必定会引起秩序的波动。这充分反映了在少数民族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和文化保存之间的矛盾，怎样在冲突中寻求发展，是少数民族习惯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二）婚丧习俗的变迁

根据康熙《罗平州风俗志》记载：“沙人（布依族旧称），喜楼居，务耕织，?D人短衣长裙，男子首裹青??，器用木，婚丧以牛为礼，死用薄棺葬，女媳盛装罗立，曰站场。毕弃于野，焚而掩之，病不医药，惟事卜鬼，占决吉凶另有卦书。”现今布依族婚嫁和丧葬习俗均有较多的变化。

1.婚嫁习俗。历史上布依族婚姻大事均有父母做主，还有姑舅间亲上加亲和兄弟中的转房习俗，女方在出嫁后还有“不坐家”的习俗，即新娘回门后在娘家住上几年，只有农忙或年节时才回夫家，另外严格遵循着同姓同宗不婚且一般不与外族通婚，那个年代除非家里阶级成分不好娶不到或嫁不了，才会选择外族人。

现今布依族青年大多以自由恋爱为主，但对婚姻缔结程序的认识上，仍没有重视“结婚登记”，很大一部分村民认为只要办酒就是结婚，许多村民办结婚证是为了给小孩办出生证的需要。这说明，几千年来遵循的习俗比一张结婚证更能肯定两人的婚姻关系，法律程序在民间乡土社会的运行仍然显得比较薄弱，法律的公信力依然有待提高。

2.丧葬习俗。罗平布依族重视丧葬，用棺土葬，丧葬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和仪式。死者死后有“押三、押五、押七”的说法，即在家停放三天、五天、七天。丧礼遵循“后家（死者子女的舅舅家）为大”原则，在仪式中，后家要安排在最显赫的位置。

出殡的头一天，举行悬百仪式，“小后家（儿媳妇娘家人）”买红衣服来换这边的“白衣（就是孝服）”，有的家庭“小后家”有二三十家，没有那么多“白衣”，就演变成换“白帕子”，一般以“白帕子”的多少来论后家的强弱。第二天早上，后家要拿羊、鸡、酒来献，姑爷必须拿活羊。第三天早上要吃醋，因为父母养育子女很辛苦，后辈吃醋来报效，由于醋很难吃，寓意让后辈们尝尝苦味，而且从老人故去后，主人家须忌荤三至五日，忌荤期满，请摩公唱过《开荤调》后，方能吃荤。

毕摩从入棺的时候就要参与，入棺唱《入棺调》，立幡唱《立幡调》，后辈敬献斋饭献汤要唱《献斋饭》《献汤调》，致哀要唱《哭诉调》、《追叙调》，发丧前要唱《开路歌》。第二天抬下葬的时候念《下葬调》，第一个清明节念《祭坟调》。

罗平布依族的丧葬习俗是本地布依族保留得最好的一张“身份名片”，从死者故去到入土为安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仪式，这种仪式没有被汉族文化过多侵入，也没有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在时间的洗礼中越发发挥着它的光辉。

（三）宗教习俗的变迁

“摩教”是布依族的本土宗教，它在原始自然神灵崇拜的基础上形成，以祖先、自然、鬼神崇拜为核心，以解脱痛苦和引导亡灵进入极乐世界为宗旨。现今大部分本土村民依然信赖“摩教”，只是这种信赖的方式不再是系统的宗教崇拜，而是相信其中的灵魂不灭、神明庇佑的思想，这种思想以毕摩祭祀或看病的形式体现出来。

毕摩为人看病的方法一般为三种：一是将鸡蛋打在碗里看流动的方向，泡泡出在不同的方位说明不同的病；二是瞧日子、推理，不同的日子都有不同的鬼，比如初一是家亲鬼，是去世的祖辈回来折磨活着的人，化解方法是供饭和给死人烧些衣服，边烧边念经文，初二的是土地鬼……以此类推，生病那天是什么日子就是哪种鬼缠身，再按照相应的方法化解；三是用鸡卦，取来鸡的大腿骨和小竹签，查看鸡骨上的小孔，在小孔中插上竹签，得出卦象，不同的卦象说明不同的情况。

毕摩行医不仅有群众基础而且经过数百年的传承，也形成了一套规范的伦理体系。在布依族村民眼中，毕摩利用摩经看病，不是巫术，而是科学未解之谜。村民对摩公的信赖主要基于三点：一是祖辈留传下来的传统；二是摩公一般是村里德高望重或知识较丰富的人，大家一般很尊敬信任；三是有些疾病好多人在大医院治了几次都治不好，回来请摩公做做就好了。

即便如此，摩经或“摩教”的传承依然遇到了极大的困境。第一，对于治愈灵魂出窍这类疾病，在外人看来依然是封建迷信，是被正统的科学所排斥的，随着科普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随着外出受现代教育的年青人越来越多，这类说不出科学依据的“封建迷信”必然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第二，从法律层面分析，摩公从事医疗活动，属于非法行医，法律的强制性不会给摩公太多的发展空间，因此摩公的职业性质正在逐步改变，要么变为中医，要么沦为算命先生。

二、罗平布依族习惯法的发展

习惯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国家法的强势实施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是不可阻挡的，两者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共同进行，必然会产生矛盾，因此习惯法只有在变通中才能寻求发展。

（一）随时代共同进步

布依族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源于旧时生产力低下，村民们通过拜山祭水，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种植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新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农民对“天”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这将直接导致新生的一代对“天神”的敬畏感大打折扣，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外出打工求学，受到“无神论”的熏陶与洗礼，更加降低了对民族传统神灵的崇敬感。现在的“祭山”“祭水”仪式与其说是对神灵的崇拜，不如说是对祖辈们留下传统的怀念，程序虽然都一样，但却是形同而神异。仪式的过程依然严肃，只是以前这份严肃已不再是来源于对神灵的敬畏。当地人提到祭祀活动时，更多是讲祭祀后男人们怎么一起打牌吃肉的欢乐场景，因为这天不允许劳作，或许他们已经把祭祀当做假期。也许有一天，布依族人将祭祀活动变成放假活动或者旅游项目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与国家法软硬兼施的对抗

1.“软”性并存。民族习惯法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形式，弥补了国家法律在某些规定过于抽象、过于原则之不足，这种习惯法并不与国家法发生冲突并能与之并存，我将之称为“软”性并存。

正因为国家法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因此习惯法在婚丧习俗方面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另外习惯法的运用不仅节约了诉讼费用，还能迅速的调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本民族成员间的团结。

对于法律的授权性规范，习惯法也有存在的空间。例如：法律规定男女平等，且子女在继承上享有相同的权利，但在布依族社会中，女儿是绝对没有继承权，这种与国家法截然相反的规定并没有引起布依族社会的不满，习惯法成功的在冲突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