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发展史篇1

人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传播史，从最初的口耳、肢体相传到后来的烽烟、旗鼓传讯，再到后来的甲骨文、竹简，直至近现代的印刷品、广播、电视，乃至新兴的网络、新媒介等，人类传播的历史在不断地更新和演进，而体育新闻正是这部传播史的内容之一。

一、体育新闻的最原始形式——口语传播

语言的产生是传播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古代没有出现其他传播方式之前，口语相传成了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一传十、十传百，包括体育活动信息在内的人类活动内容就这样相传到今天。为了及时传递信息而连续奔跑了40多公里的马拉松故事，就是口语传递信息的最著名例子。

二、图画文字传播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传播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图画是文字的早期形式，一个人形手持弓箭就示意为狩猎活动。象形文字是最为形象地描述体育活动的载体，狩猎、划船、游泳、攀爬这些体育活动在原始的象形文字都找到身影。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帝国颁布的每日纪闻”，以及民间流行的新闻信”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文字新闻，他们记录并传播了当时政府命令、战争状况、宗教祭祀、体育活动等等。

三、印刷品传播

（一）报纸

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印刷品出现在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朝，当时在大街出售一种称作小报”的新闻性作品，上面报道有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诸如军事战争、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等。还有1482年德国的《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1493年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些都是最古老的新闻报纸。我国体育报纸的出版约在20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世纪20年代之后，如上海出版的《新闻报》，专门出特刊宣传报道国内外的体育比赛。

（二）期刊杂志

由于期初的新闻报纸只是一张简单的传单，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定期的期刊杂志也慢慢形成了。从时间看，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刊物诞生于德国，《观察周刊》是德国定期刊物的开端。1672年第一份消遣娱乐杂志——《法国信使》，就是记录报道了人们的游艺活动。

欧美近代体育在清朝末期开始传入我国。这一时期，出现了迄今发现最早的体育期刊，即清宣统元年（1909）《体育界》杂志。1922年5月，著名的美国体育专家麦克乐在东南大学创办《体育季刊》，这本体育专业学术性杂志促进了我国近代体育的早期发展。

四、电子媒介传播

（一）广播

20世纪初，正当印刷媒介得到长足发展时，一种新的传播工具——无线电广播产生了，它的零距离视听感受，第一时间感知新闻事件的发生，让大众兴奋不已。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无线电广播技术在发明之后也很快传入了中国，体育类新闻在广播诞生之际就成为了新闻广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电视

正当无线广播技术蒸蒸日上的时候，电视技术产生了，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了世界上的第一次电视广播。1936年柏林奥运会被德国柏林的实验电视台播放过实况。1939年，美国广播公司（nbc）也正式开办电视广播，而且内容主要以体育比赛为主。我国从1958年在北京创办首个电视台以来，体育节目就成为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重要内容之一。1958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体育新闻和体育爱好者”专栏是最早的体育节目。1959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体育实况转播。体育比赛曾被列为电视播报的三大媒介事件”之一，可见，体育类节目在电视播报中所占的比重。

五、互联网传播

20世纪末，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导致了网络的兴起，同时也开辟网络传播的新纪元。伴随着被称为第4媒体”的互联网强大的功能和巨大的影响力，使这一阶段的体育新闻传播耳目一新。新浪、搜狐等许多网站的体育新闻成为人们及时获取体育资讯的重要渠道。不少专业体育网站纷纷创办，如体育信息网、鲨威体坛、tom、com等。

网络时效性、交互性强的特点也使得众多体育类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开始把自己的节目搬上互联网，网络体育视频、网络体育直播成为了继报纸、电视广播之后，人们获得体育新闻最为直觉的新途径。

六、新兴媒介传播

作为新媒体技术中最为大家熟悉和方便使用的就要数手机业务了。许多上班族由于工作的关系会错过一些体育赛事，但是，只要他们手头有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获取比赛的全部信息，手机媒体为用户获取信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新媒体技术在体育赛事转播中最具代表性的应用案例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7年，央视国际与国际奥委会正式签约，成为了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互联网、移动平台转播机构，这标志着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作为独立的奥运转播机构。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2

【关键词】中外分治四种模式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自然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科学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转贴于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发展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研究康巴藏区新闻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作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广泛地开展起来。进入新世纪的以来，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研究视角的扩展以及理论框架的建构，曾经被认为值得期待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迅速展开，陆续出现一系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专著。这些研究专著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个方面，作为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注重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初步完成理论架构。白润生先生正是从史学的角度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他所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按照历史的沿革，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先小数民族地区报刊的创办和发展过程，对少数民族传播内容进行论述。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白润生负责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在他撰写的这一部分中，他认为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兴起阶段，从30～40年代到改革开放是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是繁荣阶段。200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在这部书中，白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这本书，除绪论外分四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共计12章65节。周德仓著的《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在历史学的基础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藏文报刊发展、传播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构建藏文报刊的发展脉络，在周德仓的另一部专著《新闻传播史》对从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2000年这一时期发生的新闻传播进行史学架构。这本书还对对外新闻传播、的电影传播，新闻进行横向论述。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教学活动在学院里迅速展开。随着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许多高校开设了带有“中国新闻事业史”字样的课程，介绍中国新闻发展的知识、方法。在中国新闻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进行理论化、学院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成为高等院校新闻史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章节，《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成为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因此，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特别是当真正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显出力所不逮的疲态。这种疲态表现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很难具体地指导少数民族区域性的新闻实践。试以康巴藏区为例。

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历史、应用。新闻理论主要总结和阐明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它是从新闻实践中来最终又指导新闻实践；新闻历史主要论述有史以来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主要是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在应用方面一方面具体到新闻实践又涉及到媒介的经营和管理。当涉及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时，对研究内容的判定如果按照以往的路径进行研究似乎行不通。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对于我们理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有所裨益。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过的一段话：“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在葛兆光看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并不完全是小传统，也不是民众思想或者民间思想，而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这样看来，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会不会对精英和经典的部分进行了过多的关注，而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关注比较少？

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客观社会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也不像自然规律那样静止地等待人们去归纳和总结。社会是由人与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总是充满了变数。因此可以说，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于社会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并且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和改变社会，而自然界却不然。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主体性的互动，就必然有一种普遍理解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种普遍理解知识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人们在使用这种知识时通常认为对方也拥有这种知识，就知识的类别而言，知识通常分为感知知识和理解的知识，感知的知识通常是指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而理解的知识通常是抽象的知识。在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通常是以具体的、日常的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是这样，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也不能脱离人们进行主体性互动时所使用的普遍理解的知识。因为如果用专业性的、抽象的术语来代替那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互动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剩下的知识一些概念和理论。因此新闻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应当注重对主体间互动所使用的具体的、日常的知识的研究，首先试图解释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简单地靠新闻出版的成品来研究，更要深入到新闻传播活动发生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和理解主体间的互动，以此更具不同主体间互动来进行解释的协调；其次当得到这些解释后，把这些解释放置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进行重新的建构。

对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而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康巴藏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康”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青藏高原东部的藏族聚集区，为我国三大藏区（卫康、安多、康）之一。“康巴”是一个族群概念，是对生活在藏区的操藏语康方言的藏族的称呼。由于“康巴”生活在藏区，人们常常把“康巴”这一概念指代“康区”，因而，“康巴”既是一个族群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当对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进行新闻传播研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是什么？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是什么，它们在主体间是怎样互动的以及怎样进行重新的建构？其次，康巴藏区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文化上处于汉、藏等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费孝通“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文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因此在对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需要进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角度；最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研究还承担着打击分裂势力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任务。正如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机构所承担的政治任务一样，在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本文为《康巴藏区报业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SB0193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周德仓.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5]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4

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部专著由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由24个部门的50位学者,用12年的时间合作完成。全书共263.5万字,上限起于公元前三世纪,下限止于1990年,时间跨度达2200年。内容以报刊的历史为主,兼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及漫画、广告等新闻事业多个领域的历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二、“断代史”的研究

属于古代部分的,有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1983年)、倪延年的《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2002年)等。属于近代部分的,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年)、黄瑚的《中国近代法制史论》(1999年)等。属于现代部分的,有倪延年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1993年)、王洪祥的《中国现代新闻史》(1997年)等。属于当代部分的,则有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2年)和方汉奇、陈业劭主编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2年)等。断代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多数为个人专著。这一时期的断代史研究,覆盖了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元明清乃至现当代的各时期。涉及唐代、明代的两部,旨在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爬梳剔抉,颇多新意。属于近代部分中的那部《中国近代报刊史》共57万字,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人,纠正前人同类著作中的夺失200余处,是这一时期问世较早的一部新闻史专著。这部书在写法上,作了一点新的尝试,但因成书较早,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后不同,仍留下了不少缺失和遗憾。属于当代部分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则着重总结当代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下限,到1988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地方新闻史研究

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地方志中的新闻志。这是一种以介绍当地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志书,隶属于某地的地方志,但往往自行成卷,单独出版。一种是由当地主流媒体组织力量编辑出版的当地新闻史。另一种则是学者们以某地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从而形成的学术专著。前两种类型的成果,通常是在各省市地区的文化主管部门或当地主要媒体的统一组织安排下进行的,曾经有26个省市和1613个县和数以十计的有一定实力的媒体,启动了这项任务,参加研究和编写工作的,主要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从第一线离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这两类新闻史的编写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即已开始,延续到本世纪初,仍在继续进行。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这两类地方新闻史编写工作的高峰期,已经完稿并公开出版的不下数十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1993年)、《山东省志・报业志》(1993年)、《四川省志・报业志》(1996年)、《重庆市志・报业志》(1996年)、《福州新闻志・报业志》(1997年)、《襄樊报业志》(1987年)、《武汉市志・新闻志》(1991年)、《上海新闻志》(2000年)、《杭州报刊史概述》(1989年)、《东北新闻史(1899―1949)》(2001年)等。其中完成最早的是湖南的那一部,因为集中的人力最多,起动也最早。难度最大的是东北的那一部,因为涉及的地域最广、外语语种最多,情况也较复杂。所有这些,都为需要了解相关地区新闻事业历史的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一类型的成果,主要出于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手。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黄河的《北京报刊史话》(1992年),彭继良的《广西新闻事业史》(1998年),和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1996年)及《上海当代新闻史》(2001年)等。后两部书总字数近三百万,前后衔接,浑然一体,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香港回归前后,香港地区的新闻史,也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陈昌凤的《香港报业纵横》(1997年),介绍了香港报业百年的历史,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地方新闻史的众多研究成果中,还有两部值得注意。其一是张赫玲主编的《中国地市报新闻史志汇编》(1999年),这部书是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主持编写出版的,全书共三卷,104万字,囊括了326家地市报的历史。另一部则是宁树藩主持编写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这是一项重点科研项目,已完成了120万字,即将出版。

四、各类专史研究

属于新闻思想方面的,有胡太春著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1987年)、徐培汀、裘正义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4年),张昆著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1997年)、徐培汀著的《中国传播学说史》(2005年)、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5年)等。属于新闻实务方面的,有李良荣的《中国报刊文体发展概要》(1988年)、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1990年)、曾建雄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1996年)、胡文龙的《中国评论发展研究》(2002年)、刘海贵的《中国现代新闻业务史导论》(2002年)、胡太春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998年)、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1997年)、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2001年)、马运增、胡志川等合著的《中国摄影史》(1987年)等。属于不同性质报刊的,有范垦程著的《中国企业报发展史》(1999年)、黄河、张之华合著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1986年)等。属于不同政治背景报纸的,有张鸿慰著的《桂系报业史》(1997年),和蔡铭泽著的《中国党报史研究(1927―1949)》(1998年)等。属于少数民族报刊的,有白润生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4年),特古思朝克图、王秀兰合著的《蒙古文报刊简史》(1999年)、周德仓著的《新闻传播史》(2005年)等。属于海外华文报刊的,有王士谷著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1998年)、程曼丽著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2001年)等。属于国外新闻史研究的,有张隆栋、傅显明合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1988年)、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1992年)、张昆编著的《简明世界新闻通史》(1994年)、张允若、高宁远合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1995年)、和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合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0年)等。此外,还有两部以“图”为主的新闻史专著: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图史》(2001年)和方汉奇、史媛媛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图史》(2006年)。以及专门研究新闻法制发展过程的黄瑚的《中国近代法制史论》(1999年)等。可谓史出多门,品类繁多。其中,既有专著,也有教材,而以少数民族新闻史、海外华文报刊史这两类专史的研究,发展最快。前一类研究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的人口近一个亿。在中国新闻史上,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有100年以上的历史,据最近统计,全国目前共有17种少数民族文字的136家报纸,11种少数民族文字的153家期刊,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既历史悠久,又发展迅速,促使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不断的向纵深发展。后一类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从1815年到现在,先是外国传教士,再是海外华侨,继而是海外华人,先后在海外创办过大量的华文报刊。据最新统计,全世界共有52个国家曾经出版过华文报刊,总数累计达4000种。这是世界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中亟待开拓的一个领域。它理所当然的吸引更多的学者投入这方面的研究。

五、重点报纸历史的研究

大陆历史上曾经出版过数以万计的报纸,这些报纸出版的时间有长短,影响有大小,对它们的研究必须区别对待。1978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曾经对近代以来的100多种报纸作过个案研究,在一些专业刊物上发表过相关的文章。但作为重点进行深入研究并最后形成专著公开出版的只有20来种,主要是以下两部分报纸:

首先,是中共建党以来出版的一些重要的机关报。其中的重中之重,是1938至1947年先后在武汉、重庆两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和1941年至1947年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前者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以外地区公开出版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后者是中共继《新中华报》之后,在边区出版的时间最长的中央机关报。这两种报史的编写工作,均启动于1979年。由社科院的新闻传播研究所负责编写。前者历时10年,由该所研究人员韩辛茹独力完成,于1990年公开出版。全书共40万字,由数十篇纪事组成,类似于史书中的纪事本末。后者由王敬领衔,组成编写组,通过查阅档案、查阅原报、组织老报人座谈会等方式,历时20年,于1999年完成后,交付出版。全书共7章30万字。出版后,曾组织过专家座谈会,受到充分肯定。在此前后陆续完稿出版的中共重要机关报史,还可以举出《大众日报史》(1988年)、《晋绥日报简史》(1992年)、《盐阜大众报五十年》(1992年)、《晋察冀日报史》(1993年)、《东北日报简史》(1988年)、《黑龙江日报史》(1995年)《羊城晚报社史》(1997年)等。大部分是1949年以前创刊的中共各地方局的机关报,也有一部分是1949年以后创刊的中共省市党委的机关报。其中以《大众日报》史的编写工作启动最早。该报1939年创刊于山东临沂,至今仍作为中共山东省委的机关报在济南继续出版。该报报史的编写准备工作始于1957年,中间几度停顿,1981年重新恢复,1988年完成。是同类专史中出版较早的一部。

其次,是1949年以前即已出版的一些久负盛名的老报纸。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是其中之一。有关《世界日报》史的研究,起始于1962年。这一年,曾任该报总编辑的吴范寰,首先在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他所写的《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一文,对该报历史作了初步的介绍。1978年以后,曾在该报工作过的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等人,又开始对该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研究,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后与吴文及其它回忆文章一道,汇集成了《世界日报兴衰史》一书,于1982年公开出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主办的《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极盛时期曾出过五社(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八个版。有关这家报纸历史的研究,也同样开始于1962年,1978年重新启动,陈邓两人合写的《新民报二十年》就发表于这一年,此后,又出版了张林岚的《新民晚报四十年》,为这家报纸历史的研究,划下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1978年才开始启动,并在新闻史学界引起较大影响的,是有关《申报》史、《文汇报》史和《大公报》史的研究。《申报》创刊于1872年,终刊于1949年,先后出版78年,是一家历史悠久蜚声中外的老报纸。1978至1982这四年,有关《申报》史的研究工作主要由社科院新闻所牵头进行,作了不少先遣性的工作。1983年以后改由上海市新闻协会负责,组成了一个包括曾在《申报》工作过的老报人在内的编写组,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完成了题为《申报七十七年大事记》和《申报七十八年史料》的两部征求意见稿。但以这个编写组名义完成的《申报史》,始终未见问世。只出版了一部由上海社科院新闻所所长宋军署名撰写的《申报兴衰史》。该书出版于1997年。《文汇报》和《大公报》都是1949年以前即已创刊,目前还在沪港两地出版的老报纸(《文汇报》兼出上海、香港两个版,《大公报》只出香港版)。《文汇报》史的编写工作起始于1984年,由现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报》社自行组建的“文汇报史研究室”负责进行。主持人开始是徐铸成和唐海,徐唐等逝世后改由报史研究室的其它成员共同负责。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主要力量用于研究《文汇报》自1938年创刊到1947年被当局查禁的那一段时期,1988年出版了《文汇报史略(1938―1947)》一书。90年代以后,则侧重研究1949至1966年的这一段时期。所编写的《文汇报史略》(1949―1966)一书,已于1997年杀青付梓。《大公报》史的研究由上个世纪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两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开其端绪。但受当时政治气侯的影响,颇多无限上纲和自诬诬人之词,难以称为信史。1978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受到新闻史研究者的重视,先后完成的有何炳然关于英华时期《大公报》史的研究,夏晓林、谢国明关于中期《大公报》史和有关报人的研究等等,均曾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形成专著公开出版的则有周雨的《大公报史》(1993年),方蒙等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1993年),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1994年)等。以吴著最为翔实,也最见功力。2002年为《大公报》创刊的100周年,北京、香港、天津等地均有纪念活动,由此掀起了《大公报》史研究的又一次高潮。在此前后出版的有方汉奇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2002年)、贾晓慧撰写的《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2002年)等。对历史上的《大公报》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也纠正了不少夺失,使《大公报》史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此外,有关毛健吾主办的《大刚报》报史和胡健中主办的《东南日报》报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何扬鸣主编的《老报人忆东南日报》出版于1997年,王淮冰、黄邦和主编的《大刚报史》出版于1999年。

六、广播电视史的研究

198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是大陆广播电视事业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仅1983至1988的五年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平均每年递增30%以上。到1988年底,全大陆广播电台的数量已达到461座,比1982年增加了2.9倍;电视台数量达到442座,增加了近8倍。1988年以后,更以成倍的速度增长。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开拓创新的需要,广播电视史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迅速的开展了起来。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曾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现场调查,为期一个月,行程三千里,揭开了广播电视史研究的序幕。这以后,直到2005年,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在“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现代广播史的研究、当代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广播电视系统专门史和部门史的研究、各台台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举其大者,有上海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广播电视局合编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1985年)、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年)《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年)、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写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1987年)、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1991年)《中国电视简史》(1997年)、钟艺兵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1994年)、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年)等。

在广播电视史的众多研究成果中,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堪称巨构。这部专著的编写工作,起始于1990年,全书分上下两卷,共65万字,内容从中国早期的广播事业、抗战前的广播事业,一直写到当代的广播电视事业,涵盖了大陆和港澳台。有关的资料截止于2000年。上卷出版于2000年,下卷出版于2004年。成为广播电视史研究的一部集大成的专著。深受学术界的重视。

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到2000年前后,已完成了19个省的近200种。

据有关方面统计,如果包括地方广播电视史志和自编的内部发行的各种台史在内,近20年来问世的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成果,将不下于400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此的半个世纪,使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七、新闻史人物的研究

大陆的新闻史人物研究,在1978年以前的那一段时期,受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组织者、鼓动者”这一观点的影响,开展得很不充分。已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中,往往只强调报纸在“宣传”、“组织”、“鼓动”活动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很少提到个人。能够列名于近现当代新闻史中人物,屈指可数。这一情况,在1978年以后的20多年中,有了很大改变。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在正文中举出姓名的近代报人,就不下1500人,对其中知名度较高贡献较大的,还设置了专节或专目,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新闻年鉴》,从1982年版起,还开设了“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专栏,每年介绍100多位从19世纪初到当代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每人600字左右,简介其经历、业绩和成就。这一栏目一直保留到现在,截止这部《年鉴》的2005年版,累计已经介绍了近3000人。1949年后到台湾的著名报人如曾虚白、马星野、余纪忠、王惕吾等,都被囊括在内。台湾的报人被列名简介的,已接近100人。

以个别人物为研究对象,形成专著,公开出版的新闻史人物传记,这一时期也陆续问世。举其大者,有方蒙的《范长江传》(1989年)、顾行、成美的《邓拓传》、张海林的《王韬评传》(1993年)、姜纬堂的《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1996年)、王植伦的《林白水》、庞荣棣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1999年)、谭一的《新闻活动》(1999年)、张圭阳的《金庸与报业》(2000年)等。有的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新闻史人物传记的系列丛书,如社科院新闻所出版的11辑《新闻界人物》,人民日报出版出版的由颜景政主编的“中外名记者丛书”。这两部丛书,都分别为20多个和10多个新闻史人物作了传,每部自几万字至十几万字不等。

80年代后期以来,结合对一些历史上有影响的著名报人纪念活动,还由主持纪念活动的团体或部门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回忆、记述、纪念和评价个别新闻史人物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年)、《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1998年)、《张友鸾纪念文集》(2000年)、《林白水纪念文集》(2006年)等。其中,收有不少对相关人物的立身行事进行研究的文章。同属新闻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

上述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曾被列为国家和省市级的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属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上海新闻史》属于上海社科重点项目。有不少曾在各项学术评奖活动中获奖。如《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编辑史》、《新记大公报史稿》曾分别获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一等奖及新闻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曾获国家教委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和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曾获国家教委优秀社科论著二等奖;《上海新闻史》曾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上海近代报刊史论》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以上的各个奖项中,以吴玉章奖新闻学奖的规格为最高,这个奖一共颁发了四次,每次都有新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奖。在新闻学下属的各个领域内,新闻史研究成果获奖的比例,近二十多年来,始终高居榜首。显示了这方面的研究在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活动中,还充分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例如,在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始于汉朝,始于唐朝,始于宋朝,以及根本否认古代邸报具有报纸性质等多种说法。各有论文和专著进行论证和阐述。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始于唐朝说,一般新闻史教材也采用此说,但并不排除他说。教材中往往主张一种说法,并介绍其它说法,让读者去择善而从。这种提倡自由探讨的作法,也是前一时期所没有的。

三

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急剧扩大。

1978年以前,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只有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个别研究人员,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少数几个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从事新闻史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个别业余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总数不过二三十人。“”开始后,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全面停顿,这一支队伍顷刻瓦解,只剩下了寥寥的几个散兵游勇。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这一煮鹤焚琴的局面才宣告结束。从那时到现在,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总数已经发展到不下500人。

在大学新闻院系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属于这一支队伍中的第一主力。1978年起,首先在几所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的教学工作,1983年以后,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大陆的新闻教育空前发展,1990年前后,有近百所大学设立了新闻系,截止2005年,设有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大专院校,已超过600。这些系和专业都要开设新闻史课程,都有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大量的新闻史教材、专著和论文,出自这批教师之手。1978年以后,在一些大学新闻院系,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以后,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截止2003年,在这些新闻院校攻读硕士学位的硕士生达6736人,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达240人,{1}其中有不少是属于新闻史研究方向的。他们是新闻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和后续力量。有不少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就出自他们之手。

在中央和地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新闻史研究的研究人员,是这一支队伍中的重要力量。其中堪称巨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的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一批学者。前者属于“国家队”,发表和出版过不少有分量的新闻史论著,同时还创办过一份新闻史的专业刊物《新闻研究资料》,先后出版了61辑,发表了上千篇新闻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论文,也有回忆录和大量的新闻史料,对新闻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者则是“地方队”中的佼佼者。规划和主持了几部重点新闻史专著的编写工作。

80年代以后,中央和各省市纷纷成立新闻学会,不少这类学会都设有新闻史组,进行新闻史研究。另外,还有不少通讯社和省市报社陆续成立了新闻研究所,组织一些在职的和离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进行所在媒体历史和地方新闻史志的研究，成为这一支队伍中的又一批重要的力量。

由以上三部份人为主,组织起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队伍,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都远远的超过了前一时期。

第二,新闻史研究者之间的协作加强。

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属于个人的专著。是个人长期积累和钻研的结果。但也有不少是发挥了集体的力量,以协作的方式完成的。特别是一些篇幅较大,难度较高的项目。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出齐的那部三卷本20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就是集中了十几个院校和部门的近50位新闻史学者用12年的时间,通力完成的。199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是三所大学加上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6个人,合作完成的。2004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是集中了19位广播电视史研究工作者的力量合作完成的。199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由于涉及的方面较广,参加撰稿的竟达136人之多。不仅大部头的专著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突击。一些范围较小的项目,为了争取时间,及时和读者见面,也往往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如1993年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史》,和2002年出版的《大公报百年史》。前者由26个作者共同完成,后者由10个作者共同完成,均属协作的产物。粗略统计,这一时期以协作方式完成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约占全部同类出版物的50%以上。这一情况,在1992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学会的会员人数,最多的时侯曾经达到396人。建会以来,曾经召开过十余次学术年会和专题研讨会,出版了不定期刊《新闻春秋》,对整合力量从事新闻史研究,和进行这方面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第三,克服了“左”的影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前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不论在对新闻史人物或对新闻史上的报刊的评价上,都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夸饰溢美和刻意贬低的情况,所在多有。其具体表现是:乱贴标签,因人划线,主观片面,以偏概全。以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的分析。举例来说:讲近代报刊,凡是和洋务派维新派沾亲带故的都不好,凡是和外国人和传教士沾了边的,就一无是处;讲现代报刊,凡是和资产阶级有点瓜葛的,不管是大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刊,一概上不得台盘;讲人物,凡是这个人曾经被伟人或鲁迅骂过的,或后来出了问题的,则此人的一生都不好,他所办的报刊也不可能好。凡此种种,都是与科学求实的精神相悖的。这一情况,在新的时期内,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少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上的报刊和人物,作为自已的座右铭。一些新闻史上的人物,如于右任、邵飘萍等,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一些曾经有过复杂背景的报刊,其积极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能够根据具体情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辩证的评价其是非功过。

第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

首先是老新闻工作者的支持。他们积极写回忆录,参加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召集的报史调查座谈会,为后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次是各级新闻学会的支持。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从全国到各省市的各级新闻学会都纷纷成立了新闻史组,组织力量,为各省市新闻史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人力和经费上的支持。再次,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如前所述,不少大的新闻史方面的科研项目,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广播电视事业通史》等,都曾得到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提供的经费资助。这一类资助,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年递增。有省市主管部门提供的,也有国家一级主管部门提供的。其中,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新闻史研究项目,增加的幅度很快,1986―1999年的13年内,仅9项,2000―2005年的5年就达到了18项。{2}为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经费上的支持。

以上这些,正是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成果的内容有点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3}如此众多的同类教材和教辅材料出现于坊间,不仅使读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且辗转承袭相互征引之处,在所难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含量。另一个则是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匮乏。很多历史上的报刊,已经无存。现存的报刊,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由于保护工作不到位,和自身纸质的问题,存放了近一个世纪以后,已经接近糟朽,有的几乎一触即碎。收藏部门正在采取扫描、影印、缩微等措施进行抢救。整理好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对那些尚未加工整理的部分,则暂停出借。这使很多新闻史的研究项目,难为无米之炊。一些研究课题,长期不能结项,也和这一情况有关。

为了使新闻史研究工作,得到持续发展。大陆的新闻史研究者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多下功夫。第一,要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避免在新闻史的研究过程中,渗入过多的政治史、思想史、党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的内容。进一步拓宽研究的领域。在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如何对待新闻史上的各种报刊和各种人物的评价问题上,坚持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二,要在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上有所创新。首先应该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更多地从新闻传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论述和研究新闻史。其次,要引入新的理论、方法,完成从单一的新闻史到丰富的新闻传播史的转向。再次,要多借鉴其它学科,如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三,要加强个案研究,包括个别重点报刊的历史,和重要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在针对个别报刊历史的个案研究中,应该加强过去长期被忽略和在评价上有偏颇的“中间报刊”的研究。第四,是要进一步加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协作是前此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一个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坚持。交流则不限于大陆内部,应该同时包括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例如涉及与海峡两岸有共同关系的报刊和报人历史的研究,以及海外华文报刊史的研究,就十分需要两岸学者和海内外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协作和交流。这种交流,既包括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也应该包括研究资料之间的交流。两岸新闻史学者这方面的交流,既有广阔的前景,也有着广阔的合作的空间。

经过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新闻史学科的这块园地,已经花气氤氲,春意盎然,出现了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繁荣景象。但还有明显的不足,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任重而道远,还要继续努力。(完)

注释

{1}据《教育部新闻学科第二届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要》,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通讯》第18期第二页。

{2}见2006年第五辑《新闻春秋》第346-347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传播史项目一览表》)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5

关键词：新闻史;幻灯片;视觉化;互动

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新闻人用如椽之笔谱写了一曲曲壮美诗篇。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新闻人物，让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显得极其壮美。那么，真实地再现历史场景，让一个个历史人物鲜活起来，走近青年学子，进而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把教书育人落到实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每一个新闻传播史教育者责无旁贷的任务。而采用现代化手段、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新闻传播史的教学，就可以还原历史，使教学形象化、立体化、视觉化，人物可以栩栩如生，故事可以活灵活现，不仅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而且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让新闻传播史教育不再枯燥乏味而是生动活泼，让学生愿意学、喜欢学，真正学有所得。

一、中国新闻传播史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于唐代，而人类的传播活动几乎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

人类早期的传播方式之一――岩画，距今已有几万年。岩画是什么样子？都传播了什么信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唐代的进奏院状）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被认为是报纸？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又是什么样子？《大公报》――中国唯一超过百年的报纸，它的创刊号是什么样子？所有这些问题，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很难讲解清楚。而采用多媒体课件，把相关的图片一一播放出来，就可以一目了然，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激荡，既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其中，新闻人的呐喊弥足珍贵。从清末的沈荩、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邵飘萍、林白水，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朱惺公，无数新闻人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号，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新闻人的职业使命。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再配以视频资料，展示他们的照片和他们所办的报刊、播放他们从事报刊活动和生平事迹的视频，要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更直观、更生动，也更容易为学生接受并留下深刻印象。

（二）可行性

首先，可以利用数码相机随时随地拍摄文献、报纸、纪念地外景等照片，不放过任何机会。比如，外出学习、参观旅游，都可以拍到有用的照片。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期间，就拍了近万张照片。其中，有报纸的创刊号、号外，重大事件的报道，特别是一些著名报纸的原件。如《大公报》，一般看的都是影印件，比原件要小。在中国人民大学期刊室，通过工作人员的努力，找到了一本合订本，笔者如获至宝，拍了很多照片。用这些照片制作幻灯片，要比影印件效果好得多。2005年，笔者去延安，在新闻纪念馆拍了很多珍贵照片。特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的蜡像（按真人1：1的比例制作而成），在窑洞里播音，一切都按原貌复原，是那么逼真，拍出的照片也极具时代感，放到幻灯片里，视觉冲击力极强。

其次，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大量积累视频资料，巧妙穿插于幻灯片中，使课堂教学更为丰富多彩。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邵飘萍、陈独秀、、邹韬奋、范长江、埃德加・斯诺等，都可以在网上博物馆、网上纪念馆上找到相关的视频资料。另外，有关电视节目也可以截取下来使用。例如：2007年中央电视台推出3集大型历史文献片《纪录中国》，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了近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伟大历程，不仅有许多宝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还发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新闻背后的故事，立意高远，大气磅礴。下载后在课堂上播放，学生看后深受启发。

最后，积累影像资料，就是与中国新闻传播史有关的DVD、VCD及录像带等。DVD、VCD可以购买，也可以复制。电视台播放的与中国新闻传播史有关的节目可以随时录下来。学生在校期间不常看电视，这些内容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可以根据授课内容随时播放（很多都是在课间播放），让学生了解教材之外的更多的信息，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二、精心制作幻灯片，使课堂教学立体化、形象化

（一）根据教学大纲，精心编辑幻灯片文字信息

制作幻灯片的第一步工作是编辑文字信息，然后根据文字信息精心选择图片。

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丰富，但幻灯片上的文字信息却不宜过多，必须根据教学大纲进行精心编辑，通过系统地归纳、总结、提炼，做到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既要充分反映教学大纲的要求，又要为课堂教学留下阐释的空间，同时还要让学生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能够得其要领，一目了然。另外，还要考虑哪里用图片、用什么样的图片以及课堂提问、师生互动等。笔者就是根据这样的理念认真梳理文字信息的。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这样的文字信息收到了预期效果。每讲完一章，笔者都把讲过的内容整理后通过邮箱发给学生，很多考研的学生复习时都以此做参考，对他们的考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文字信息整理好后，只是做了前期准备工作，文字的处理非常关键，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从心理学角度看，学生不喜欢一次出现大段的文字，而喜欢逐句地呈现，以顺应人的认知习惯和教师的授课节奏。传统的教学法中，教师一般是按顺序讲到哪儿写到哪儿，但课件制作时需要非常细心和耐心。选择一些重点条目逐条呈现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文字出现时对文字配以声音效果或动画效果，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听讲兴趣，但不能用得太多，否则容易引起学生的视觉和听觉疲劳，效果适得其反。第三，每个屏幕上的文字信息不宜太多。

（二）根据文字信息，精心选择图片

1．著名人物照片――展现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著名人物众多。网上可以收集到很多照片，不可能都用到幻灯片里，必须精心选择。所选照片要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和视觉震撼，要能够充分展现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梁启超，除了采用他中年时期透着沉稳、睿智的照片，还可以展示他的墨宝――“爱国如家”的条幅，以及他故居简陋的房舍，再配以精彩的视频，一个立体的、丰碑式的梁启超就立在学生面前。再如邵飘萍，“五四”时期的照片英俊潇洒、踌躇满志，他的墨宝“铁肩辣手”更表明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铁血男儿。这样的照片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年轻时期从事报刊活动的照片以及他们的墨宝、他们创办的报刊等，让学生领略伟人年轻时的风采以及对新闻传播事业的贡献，可以增强学生的职业自豪感。

2．老报纸实物照片――感受历史的厚重

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最早的报纸、著名报纸的创刊号、著名报纸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著名报纸的号外等，尽可能地多收集。介绍著名报纸时，配以创刊号以及不同时期改版的照片，让学生对著名报刊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以《大公报》为例，从“五四”时期、“新记”时期、抗战时期，一直到创刊100年，从创刊时的单面印刷书册式到成为真正的报纸，其间几次改版，把有关《大公报》发展的照片放到幻灯片里一一展示，再结合观看《大公报》百年DVD，学生对这张百年老报的发展脉络就有了一个立体的、全面的认识。又如，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发表了的两个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笔者曾专门找到这张报纸，拍下照片放到幻灯片里，字里行间的愤慨、字体的凝重，可以让学生感受新闻人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为正义呐喊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3．新闻史涉及的文物照片――再现灿烂的古代文明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于唐代，但是，人类早期的简单信息传播活动却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要讲清楚人类早期的信息传播活动，就要讲文字的起源，讲最早的文字传播载体，从岩石、钟鼎、甲骨、竹简、帛，一直到纸张，而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像石刻、碑刻、钟鼎文、甲骨文、竹简、帛书等图片，以及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等，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用这些文物图片制作成幻灯片，不仅可感，而且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三、认真设计互动环节，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

（一）让学生走进历史

学习新闻传播史，必须了解历史。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让学生讲历史：本周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每次上课前有三四个学生讲，每个人讲两三件事。对于这个活动，学生们积极性很高。他们课下认真查找资料，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也暗中较劲儿，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很多学生把讲的内容制作成幻灯片，有的做得还非常好。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二・九”运动都被做成了视频，课堂效果相当好。所有幻灯片笔者都保存下来，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记录在案，并作为期终考试成绩的参考。这个活动既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又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收集整理资料能力，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问题，随时解疑释惑

幻灯片教学基本代替了板书（不能完全取代）。背对学生的时间减少了，面对学生和讨论的时间增加了。在编辑文字信息、制作幻灯片时，就要把课堂提问充分考虑进去。每次课都要有一两个问题，引导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参与其中，带着问题学，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在课堂上，笔者还曾针对近代报刊政论家王韬100多年前提出的中国人要办外文报纸的话题让学生展开讨论。学生们谈古论今，引经据典，谈到对外宣传问题、国家形象问题，特别是结合实际案例――2008年的“拉萨事件”和汶川大地震，大家踊跃发言，以“准新闻人”的理念，结合以后的职业理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朗诵新闻名篇，活跃课堂气氛，感受时代气息

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著名新闻人物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像王韬的《变法》、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邵飘萍的《飘萍启事》、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等，讲解这些经典篇目时，就把重点段落播放出来，或者请一名学生朗读，或者集体朗诵，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影响了几代人，笔者在课堂上播放了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里和他的同学背诵该文的视频，最后让全班学生也像和他的同学那样一起朗诵。听着同学们充满激情的朗诵，笔者感觉到他们完全被感动了。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6

关键词：中国新闻传播史；互联网；教学变革

中国新闻传播史在山西传媒学院的广播电视学专业是大一新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新闻学专业则被设置为更高级别的必修专业课。在传播科技日新月异、学生兴趣点转变、新闻传播史课程受重视程度不足的大环境中，体现出了山西传媒学院对该课程学术意义的坚守。本文试图结合笔者对这门课程的认知、从教经历，谈谈对这门课程教学变革的看法。

一、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现状

每当给新一届学生上第一节课前，笔者都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该怎么向学生说明这门课的学习目的？因为这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学生对这门课程抱有排斥态度的主要根源，如果解释妥当，就能引起学生对课程的重视与兴趣，对其一学期内的学习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这门课程是关于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的描述，是对中国历史上各知名媒体情况、它们对中国新闻实践与新闻学理论的贡献的阐释，是对中国历史上知名新闻工作者优秀品格的传承。从教学目标的角度来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一是希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辩证的分析，并以史为鉴，观照今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二是希望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增强其对新闻工作的认同感。但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注意到学生存在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比起听懂，更难的是使学生在一整个学期始终保持愿意去听的状态，即变“要我听”为“我要听”。有的学生能保证良好的到课率，课上状态看起来也比较正常，但就是拿不到理想的成绩。同时对这门课程，教师的代课积极性也较低。结合授课经历，笔者将导致上述教学现状的原因大致总结如下：

（一）伴随信息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学生成长环境与兴趣点发生变化，相关基础知识薄弱如今在校的大学生大多为“98后”，在中国传播科技史上，1998年正是中国第一款即时通信软件——腾讯QQ诞生的年代，他们则成为了网络的原住民。“媒介即讯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这道鸿沟较难逾越，他们天然对新媒体内容有更多的兴趣，更愿意接触具象的、直观的内容，对新锐的事物进行探究，而对以史实为内容的课程则缺乏兴趣。据笔者观察，每届学生中只有极个别对中国历史知识有清晰的逻辑认知，而这又是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生发的起点，对历史知识的了解本就不足的学生，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史就显得难以“消化”。不少学生主动进行思辨性质思考的积极性不足，把新闻传播史课程看成是单个历史事实的叠加，忽略了对新闻活动规律的探讨。

（二）就业压力导致对不同课程有所偏废伴随中国的迅速崛起，国内社会加速转型，结构性压力使人们普遍存在焦虑心理。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开始出现变化。比如对学习的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不再像之前那样纯粹，部分学生认为学习的目的和意义仅仅只是就业，评判某门课程有无价值的核心标准就是对就业有无直接帮助。延伸到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进一步表现为学习态度浮躁、偏重于实践性业务课程，认为这些专业技能才是真正有用的，而对看起来对就业没有直接帮助的课程抱有轻视态度，无法沉下心来做学问。新闻传播专业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实践的看重，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但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本科生起码应该具备一定的人文情怀和职业使命感，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信息设备更新迅速、事实让位于情绪消费的后真相语境下，更突显出了培养学生的新闻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缺失这方面的教育，可能导致人的“异化”，最终成为操作各种设备的冰冷机器。

（三）教材内容偏重历史分区，呈现方式较为单一目前课程使用较多的教材是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书中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实，对非常多不同性质与派别的媒体进行了严谨的阐述，成为很多考研学子使用的备考材料。这是一本较为传统的以革命阶段分期为主线写作的教材，对中国新闻传播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说非常精细。这种依据历史分区观照新闻传播活动的角度，从认知上强化了中国各时期新闻传播中代表性报刊、事件与历史背景的联系，避免教学内容成为空中楼阁，充分体现了课程“史”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严格依照历史分区观察新闻活动，所以容易在一些重要知识点上产生割裂。比如关于《申报》的内容，散见于教材的近代、清末、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十年内战等多章中，其中以十年内战章对报纸改革内容的展现最多，而其他章节则只有寥寥数笔。学生学习过后很可能无法对该报的发展历史形成系统的认知，这往往会通过试卷答题反映出来。另外，这本教材全书基本都以文字为呈现方式，一些章有少量的图表，没有报刊和人物的图片，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增进感性认识。

（四）学科跨度较大，教师教学热情不足新闻传播史类课程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中外历史知识，学科跨度较大，较难出教学与研究成果，而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师一般都毕业于各大新闻院校，储备的历史知识很可能不足以驾驭这类课程。因此要使这门本就有“学究”气息的课程引起学生的关注，教师一方面需要补充大量中外历史知识，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较为费力。加上学生对此类课程的刻板印象，教师难以通过授课获得成就感，可能还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教学评价，出现“出力不讨好”的结果，因此往往对此类课程缺乏教学热情。

二、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变革探析

（一）调整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汉奇教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因内容翔实而权威，是教材的首选。但考虑到教材内容与学时的矛盾、内容呈现形式的特点，对教学内容的调整就应由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完成，比如对某个知识点的总结、从互联网丰富的资源中选取适当的重要报刊和人物的图片与轶事，充分应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与板书配合，使教学内容具象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课程的“学究”气息，使学生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对所学内容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调整教学设计，巧用互联网提升学生的主体性新媒体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便利的传播途径，还有积极参与和表达的意识。新闻史课程传统的授课方式为老师全堂灌输，互动过程多是课上提问，比较有限。对此，应调整教学和考核设计，在满足学生表达欲的同时纠正其惰性。具体来讲，对《大公报》等知识点，可以提前让学生从互联网、数据库收集关于某报刊、人物的相关资料，做成PPT进行课上展示，并计入平时成绩；或者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针对下周要讲的某一个知识点，安排每个小组负责该知识点的一部分内容，上课时每组派一名同学以PPT的形式讲解，最后由教师进行每个部分的讲评，并将每组学生的表现情况与期末成绩挂钩。同时，要注意对知识点的选择和度的把握。还可以通过小论文等形式，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阶段性考核，这实际上也是对学生资料查阅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考察，有助于培养学生今后在毕业论文写作时所需要的学术素养。为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鼓励他们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解，可尝试鼓励学生构建个人的课程学习资料库，从不同角度全方位认识问题，构建自己的知识树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获得一定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对学习的自信。同时，适当开展课堂讨论，使学生间互通有无，并在期末试卷中适当设置开放性题目，打破学生对新闻史学习就是死记硬背的刻板印象。

（三）强化新闻本体色彩，多角度总结规律性内容目前师生中仍有不少人将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理念等同于一般历史课程，笔者认为这不仅掩盖了新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学生来讲压力是巨大的。学习发展史的目的是在了解主要史实的基础上总结出普遍的规律，并寻找曾经的历史事件与当下新闻传播实践的结合点，以史为鉴。学界早有有识之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教师们也根据自身的知识背景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实践。笔者根据自己的授课经历，得出了一些较为粗浅的认识：首先，可以将中国新闻传播史与专业内其他课程相联系。比如通过对邸报特征的学习，与学生探讨“新闻”的定义；抗日战争期间《解放日报》的改版与新闻价值［1］、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意识形态性、政治家办报等知识点关系密切；等等。这样做实际上是通过学习迁移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对于有考研打算的学生尤其重要，可以帮助有余力的学生实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其次，寻找新闻史知识点与当今新闻传播实践的结合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新闻史学习的必要性。比如在讲到近代外国人在华报刊的内容时，可结合中国媒体通过努力践行“819”重要讲话精神，在“互联网+”语境下创新传播方式、建设“四全媒体”、占领网络思想舆论阵地，中国注重通过媒体打造中国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向外国民众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事物的歪曲报道等比较新近的时事进行分析，在古今的交织中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为何我国高度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明白为何“外人在华办报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2］，从而使新闻本身回归新闻史研究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