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研发计划篇1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是政府促进科技事业发展,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型科技体制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为科技进步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开拓科技计划工作新局面,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改进和提高科技计划管理的水平,把我省的科技计划管理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加强对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必要性的认识,增强改革的紧迫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的科技工作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通过实施科技攻关、星火、火炬、科技成果推广、自然科学基金等一系列科技计划,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科技计划的出台,无论是在科技计划体系结构、经费来源,还是在相应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上,都体现了科技工作适应经济发展,内容不断充实拓展、管理工作不断规范加强的新要求。加强计划管理的宏观调控,逐步减少指令性,增加指导性和政策性,并实行分类管理,形成了计划管理的新格局。各类科技计划相应确定了各自的主攻方向和宏观目标,并努力推动科技计划管理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与各类科技计划相配套的科技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为科技计划的实施提供了经费保证。但从全面和发展的观点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紧密程度不够;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技计划管理,战略目标、宏观调控方式、计划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资源的合理配置等问题研究不够;科技规划、计划与资源配置之间衔接不够;计划内部各项目之间总体协调不够;各类计划和项目立项的评估分析和执行情况的跟踪检查监督不够;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这些都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认真加以研究解决。科技工作必须努力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省委、省政府对科技工作也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各级政府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从科技系统内部的小循环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从主要是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途径;从简单的项目管理、分钱分物转到提高综合协调能力,推动全社会的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和全省的科技综合实力上来。科技项目的立项要以市场为导向,符合产业政策,强调由企业提出,或有企业的参与和承用。

总书记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广东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包括利用新技术来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水平"。并特别强调"在这方面广东也是有条件走在全国前列的,也应多创造一些新鲜经验"。今年在广东视察时又进一步指示,广东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李长春书记也指示我们,要"为全国作出我们的新贡献"。

我省科技工作必须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坚决贯彻落实。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理顺科技计划体系、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计划管理水平。

二、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与原则

(一)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面向、依靠"的基本方针,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加强技术创新,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进一步完善"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合理布局和纵深配置;建立和完善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有利于科技整体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的管理体系;使科技计划从科技系统小循环走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

(二)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改革科技计划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与经济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现代科技计划体系与管理体制。

1.促进科技计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紧密结合,为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有较大显示度的贡献;

2.促进科技计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互适应,充分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调控手段在配置科技资源中的重要作用,体现政府目标、政策导向,支持科技体制改革,使科技第一生产力有大的解放和新的发展;

3.促进我省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科技实力的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计划的实施,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增强我省的科技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

4.促进科技计划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为实现以上改革目标,科技计划改革要坚持以下原则:

1.认真总结经验,做好总体设计,分步组织实施,稳步推进;

2.纵横结合,加强科技计划的综合管理,明确计划的定位与充实计划的内涵相结合;

3.规划、计划的有效管理与资源的合理配置相协调;

4.计划改革与机构改革、职能转换相结合。

三、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增强三个意识

1、贡献意识。科技计划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为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增强科技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显示度。各类科技计划在计划立项、编制和项目实施等各环节都要强调该计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哪些产业和领域、哪个阶段、有怎样的贡献。不能就计划论计划、就项目论项目、就水平论水平。

2、市场意识。转变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计划管理工作的新思路,体现主要按市场需求选择项目、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项目的选择要强调有企业参与或承用、有市场前景,有助于增强产品竞争力。重大科技项目的选择要面向市场,采取招标、投标的办法。

资源的配置要按市场机制运作,要改革简单分钱分物的模式。在项目提出和计划编制过程中,各类计划可先提出项目,根据比较、分析、论证,竞争择优,再确定项目,落实计划的经费安排。

3、全局意识。要认真研究全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重大计划的精神,强调科技计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重大计划的衔接,树立全局意识、参与意识和超前意识。强调计划的立项、编制和项目实施在哪些方面、哪些环节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如何配合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

(二)突出三个重点

1、优化计划体系

按照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高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基础性研究的部署,科技计划要从横向上做好定位,从纵向上做好规划和"全程"安排。

1)从横向上做好定位:

基础性研究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要以中长期目标为重点。基础性研究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导向,面向应用;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着眼于保障科技创新和构建科研支撑体系。

科技攻关计划和工程中心组建计划,要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项目、重大科技工程和关键技术为目标。

火炬计划、星火计划、成果推广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等科技成果应用和推广计划,应以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新兴产业形成、实现规模效益为战略目标。

2)从纵向上做好衔接和"全程"安排:

各类科技计划定位之后,计划之间的衔接,主要通过项目的衔接和转移来实现。科技计划要加强综合管理,按产业或领域,从纵向上做好规划与指导。在编制各类计划的同时,要根据各时期科技工作的重点,按农业、工业、高新技术及产业化、社会发展来进行系统的安排。基础研究、研究开发、产业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做好配套。

3)从整体上加强科技计划的集成:

科技计划要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思想。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加强集成。在抓好全省科技工作总体部署,全面促进全社会科技进步的同时,改革科技计划、科技资源管理体制,针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出的重大问题,优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科技工程,组织实施"科技创新百项工程",通过"科技创新百项工程"项目引导、工程示范,切实解决一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攻克一批对于我省经济社会科技中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前瞻性、关键性课题,增加科技储备;加强一批科技创新基础建设,为持续创新提供动力源泉和必要保障,为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同时,不断探索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科技计划和项目管理模式,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形成我省充满生机活力的科技创新整体形象。

2、优化资金配置

按照省委、省政府对科技工作的要求,以及各类资金的使用原则,有效合理地安排使用各类资金。自然科学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应用性的基础研究;科技三项费用重点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支持农村和农业科技工作;科学事业费主要用于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和引导科研机构增强活力转换机制,促进科研机构的持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下游的工作。重点支持高新技术成果的开发和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农业现代化。

资金配置要与工作任务、计划职能相衔接,要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改革简单分钱、分物的模式。科技计划项目经费有合理投向。同类型计划与经费相对综合与集中。切实加强对计划管理中资金筹措、分配、安排、使用、核算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和管理。

开拓资金来源渠道,在争取政府财政支持的同时,积极争取全社会对科技的支持;做好专项资金的保值、增值工作。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研究以资本为纽带,人力的资本化、知识的资本化。加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能力。

3、优化管理机制

科技计划的管理要从总体上实现三个转变:

1)管理方式的转变:从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过程管理为主转变到以宏观管理、间接管理、目标管理为主;

2)管理组织形式的转变:从重视单项工作向多方面工作综合集成的方向转变,注重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管理的集成;

3)管理手段的转变:工作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为主,向依靠行政、经济、法律等综合手段转变。

加强科技计划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立科技决策咨询和科技计划评估、监督体系以及专家系统,形成有效的管理网络。

对于科技计划项目实行分类指导:

1)对围绕政府目标的项目,特别是对于重大科技项目,推行科技计划项目的投标、招标制度,竞争择优,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有合理投向。

2)对于中、上游的研究开发项目,要试行课题制,进行全成本核算。

3)对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技术开发为主的项目,要实行科技评估评审制,客观、科学、独立地对科技计划、项目以及机构等进行评估和评审,要提高决策透明度,对于科技评审的组织、内容、过程等有明确的办法并认真实行。

科技计划的科学化管理要贯穿于科技计划管理的全过程。要加快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充分利用金科网络中心和社会的有关力量,建立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体系。从项目的申报、招标、评估、评审,到计划的编制、跟踪管理、成果及知识产权管理的全过程要逐步采用计算机和网络管理。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要成为科技管理办公自动化的一个重点。

加强对承担评估、评审等中介机构的管理,建立中介机构评估筛选制度。

加强科技计划的统计工作,建立省级科技计划统计报告制度。建立各项科技计划管理的指标体系、统计调查制度和实施办法。及时收集科技计划执行中的信息数据,定期进行研究和分析,为科技发展的决策和宏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三)抓好三个环节

1、计划编制环节

计划编制环节主要包括几个阶段:提出任务项目申报项目初审计划协调计划审定计划综合计划编制。要注重计划编制环节的流程管理。

计划的编制要加强集成、协调配合。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1)项目选择:要从经济科技发展和市场的需求提出任务、指南,接受申请并筛选项目、进行初审。包括:

提出任务:在对有关科技经济发展进行预测、研究分析总目标和对前期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科技计划编制工作总体设想,形成"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指南",向社会。

项目申报:对于围绕政府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科技项目,可采取招标、投标的办法,招标通知,接受投标。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逐步采取网上申报及网络化管理。

在项目申报阶段,要对申报项目单位进行审查,强调要有专利、有能力、有成果。加强调查研究,对项目、专利、成果检索,认真核对申报项目内容的真实性。

项目初审:引入并建立规范的评估、评审、评标制度。科技项目的选择要以市场为导向,符合产业政策,强调由企业提出,或有企业的参与或承用。要研究分析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强调项目的贡献率和显示度。重点项目还应充分体现对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以及对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带动作用。

强化重点科技项目的前期研究。重点科技项目的确定,均应有充分的前期准备,必须提供包括技术、经济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效益和市场分析、投资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议等,使重点科技项目的实施落到实处。

2)协调评议:主要按领域研究各计划和项目之间上、中、下游的衔接,实现横纵向的转换。综合计划处牵头与有关处室协调项目安排,汇总分析计划项目各领域和上下游所占比重、对行业的贡献及显示度。

3)计划审定:省科技厅厅长办公会议是科技项目立项的最终决策形式。主要审定各计划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及重大项目的安排。从原来的按计划研究的形式改为按农业、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社会发展等领域或产业的形式进行。

4)计划编制:各职能处室要按照厅厅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意见,对所负责的科技计划项目及经费安排进行整理、完善。由各职能处室与综合计划处、条件财务处会签后报厅领导审定签发。条件财务处送省财政厅会签。

厅综合计划处与厅办公室将"科技创新百项工程"相关材料整理,向全社会通报。

为保证科技计划的有效实施,在计划安排上要注重一条龙:如,对同一项目,可以从研究、开发、推广、产业化、市场一条龙部署,由各类计划安排。在计划衔接上要注重上中下游衔接:如对同一科技项目,可以从攻关、火炬、产业化等不同计划进行先后交接安排支持,各计划之间注意衔接、配合。在资金配置上注重多渠道支持:拨款、引导金融机构贷款,各类计划一起支持。

2、跟踪管理环节

计划编制完毕之后,进入跟踪管理环节:通知下达签定合同经费下达计划执行中期评估结题验收。

跟踪管理要强调目标管理。建立科技计划管理(处室)联系会议制度,加强计划项目进展情况统计;形成知识产权情况汇总、分析;项目经费监督使用。要及时向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及全社会通报各类科技计划执行情况。抓好两个层次、两个方面。

两个层次是:第一是重点项目的跟踪,实行定期通报制。各类计划都应确立一批涉及面广、影响大、效益显著的重点项目,这类项目不但要任务落实、经费落实,而且要管理到位、服务到位,特别是要抓好经常性的信息跟踪,及时解决问题。各有关处室定期联合召开一次重点项目通报会,通报各重点项目进展情况,汇总后报厅领导。第二是所有计划项目的跟踪,实行年度报告制。要调动各部门,特别是各市科委的积极性,同时要与科技计划年度统计结合起来,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和计划总的执行情况,跟踪管理应是科技计划评估和资金配置以及计划滚动安排的重要依据。

两个方面是:第一是"计划内"的跟踪,了解和掌握各类计划支撑体系如机构、人员、经费、相关科技与经济信息等。第二是"计划外"的跟踪,要加强对计划执行相关环境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要注重了解国内外相关情况。

3、效益评估环节

效益评估的重点:专利、成果、效益、奖励。

以提高获取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增强经济竞争力为导向,加强对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的管理,加大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为保障国家利益,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根据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制定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管理办法(具体办法另行规定),以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重点研发计划篇2

一、台湾“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形成及发展脉络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台湾在经济建设方面积极奉行对发达国家产业的跟进政策，形成了50年代“进口替代”、60年代“出口导向”、70年代“重化工业”这样明显的产业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台湾的外向型产业体系。由于70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作为台湾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台湾的经济也备受冲击。从1981年起，台湾制定和实施了十年经济建设计划，其目标是以科技升级为前导，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相继通过几次全台科技会议提出了推动能源、材料、信息、自动化、生物技术等“重点科技”并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期规划”及“六年中期规划”等，试图从战略和政策层次强调以科学技术发展来推动产业升级，但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台湾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地方，企业规模小、技术开发能力弱，如果政府不给予足够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企业在产业调整中往往是跟着市场随波逐流。所以，这一时期台湾行政当局也陆续采取了规划建立科技园区、推动科技专项计划、策略性工业发展政策和《促进产业升级条列》的制定等四项措施，力图提升企业在产业创新领域的活力。这些政策和规划层面的措施促成了台湾70年代以后的一轮产业结构快速调整，推动了台湾重化工产业的成长，显示出政策因素在台湾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在台湾的产业结构中，超过九成的厂商为中小企业，而在中小企业中大部分的厂商没有研发部门，产业技术也基本遵循的是“面向出口”的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跟随模式，呈现出政府与企业间创新投资不均衡、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小等问题，使台湾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再次遇到发展瓶颈。

到20世纪的80、90年代，世界范围的高技术革命逐渐向产业界延伸，各国政府为了适应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推动高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纷纷加强对科技的扶持和引导性资金投入以体现国家意志。以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为标志，欧盟提出“尤里卡计划”、中国实施“863计划”等高度综合性的科技发展计划，各国政府对高技术的投入及对产业化的支持渐显成效。台湾行政当局也逐渐认识到，只有改善社会整体的创新环境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并实现台湾产业从“代工制造”到“高值化制造”的根本转变，修正了以往以产业发展引导科技发展的政策，提出“科技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开始创新体系的构建，相继提出了“科技岛”构想、建设“亚太高科技制造中心”、“亚太研究重镇”和“科技化社会”等目标。

为了发挥台湾的竞争优势并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需要，整合研发各阶段的优势，推动官、产、学、研整体的创新机制建设，台湾“?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国科会”）于1996年提出设立“国家型”科技计划并拟定了《“国家型”科技计划推动要点》。该文件对台湾实施“国家型”科技计划的目的、批准条件，组织机构的构成及任务、经费编列及管理考核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划。该“要点”对设立“国家型”科技计划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即：必须有长期而明确的目标、能开发出创新技术，对产业发展或社会福利有重大贡献；具有跨部门、跨领域的且需要政府引导投入并给予长期支持；具有国际性、前瞻性，能够整合产业的上中下游以及官产学研资源并进行良好的分工合作，促进产业投资。在1998至2001年间，台湾“国科会”共批准设立了6个“国家型”科技计划，即：“防灾”、“农业生物技术”、“电信”、“制药与生物技术”、“基因组医学”和“数字典藏”，随后又设立了“系统芯片”、“纳米”和“能源”等计划。

二、各“国家型”科技计划的执行情况概要

台湾的“国家型”科技计划从1998年开始设立至今已有十五年，“国科会”前后共批准设立了十个“国家型”科技计划。其间，有些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因研究环境的变化、承担实施机构的调整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计划的更名、合并或终止等情况，目前尚有七个“国家型”科技计划仍在继续执行之中。截至目前，台湾推动的“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名称、执行期限、预算及主要实施目标见下表：

计划名称执行期限总预算

（亿元）计划实施主要目标

防灾计划（一期）1998-2001

（四年）10.4结合学术研究与防灾专业机构，整合利用研究成果应用于防灾技术；加强政府各部门防灾有关基础及应用研究；建立防灾决策支持系统、建立维护防灾资讯系统；防灾救灾法规的修订及防灾救灾体系的运行检查和调整；扩大和提升相关国际合作范围及层次。

防灾计划（二期）2002-2006

（五年）30.7协调政府有关部门系统开展防灾有关的上、中、下游科技研发工作，推动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防灾运用技术。防灾计划于2006年终止执行。

电信计划（一期）1998-2003

（五年）128.4开展以3G为主的无线通讯技术研发，以宽带网络基础建设、提高宽带网络服务和宽带应用为主，建设试验网络，成为宽带网络重点技术的综合测试平台。

电信计划（二期）2004-2008

（五年）133.5以无线通讯、宽带网络、应用服务三大领域技术为重点开展研究，配合产业推动、人才培养，推动台湾电信产业技术的提升与产业结构调整。“电信”计划于2009年后转为“网络通讯”计划。

网络通讯计划2009-2013

（五年）41.4（注）以电信应用有关通讯技术（包括通讯、信息与综合应用服务技术）研发为主轴，同时完善发展这些技术所需的法规环境；开展接入技术、通信软件及平台技术、应用服务技术及法规环境研究等。

农业生物技术计划（一期）1998-2001

（四年）7.9开发本土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有关技术（涉及的领域包括：花卉与观赏植物、植物保护、水产养殖、畜产/动物用疫苗、农产品保鲜利用、环境保护及保健/药用植物等），建设相关科技资源及研发与应用体系。

农业生物技术计划（二期）2002-2004（三年）19.9整合农业技术上、中、下的人力、物力和科技资源，加强本土具有产业开发潜力的研究，落实产业应用，提高生物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农业生物技术计划（三期）2005-2008（四年）25.72推动兰花等花卉的产销体系、中草药及保健食品产业化体系、优良猪鸡生产体系、生物反应器生产相关技术开发、基因改性生物（GMO）评估技术及产业认证等15项产业化建设，实现商品化。

制药与生物技术计划（一期）2000-2002（三年）10.6以本地抗癌天然药物的研发为主，从上游的化学药物研究（包括合成、天然化合物）、生化药物（包括重组蛋白、抗体）及生物医学芯片；中游的药物毒理、制剂、GMP生产及临床实验；下游的药物市场开拓（GMP量产）等。该计划从第二期更名为“生物技术与制药”计划。

生物与制药技术计划（二期）2003-2006（四年）75.9重点是在一期计划范围内加强相关资源的整合并增加开展小分子和蛋白药物的研发。

制药与生物技术计划（三期）2007-2010（四年）33.96在整合第1、2期计划成果的基础上，以癌症药物、糖尿病药物、心血管药物及神经药物的4大类药物为目标，开展上、中、下游的综合研发。

基因组医学计划（一期）2002-2004（三年）72.7以基因组相关基础研究为主，开展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特别针对台湾常见病，结合基础研究、动物模型与测试、临床实验、技术转让等开展研发，完成基因药物开发，促进产业技术应用。

基因组医学计划（二期）2006-2010（五年）76.16以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神经性疾病和传染病相关研究为主轴，整合各部门的药物研发资源，促进上游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建设及运营相关核心设施，开发具有产业化潜力的技术，提供技术支持，辅助生物制药业者投入基因组相关研发应用。

数字档案计划（一期）2002-2006（五年）27.8将台湾重要文物藏品进行数字化，以实现文物的数字化典藏。

数字学习计划（一期）2003-2007（五年）40.1整合数字化学习平台，发展整体数字化学习。

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计划2008-2012（四年）36.78本计划是2007年由“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两个计划合并而成。计划主要目标：以“以典藏多样台湾，深化数字化学习”为目标，推动数字典藏、数字技术研发与整合、数字核心平台、相关学术研究和社会应用推广、推动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的产业发展、数字化教育网络、语文数字化教学、海外推展及国际合作等。

系统芯片计划（一期）2002-2005（四年）76.7发展具有知识产权的整合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重点在于建立平台，将系统封装技术应用于实际产品，根整合产学研力量，将台湾建设成全球系统芯片设计中心。

系统芯片计划（二期）2006-2010（五年）101.36建立丰富的知识产权，整合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提供优良的设计环境，加速由系统封装向系统芯片制造转变，创新性产品开发、先进技术的整合及人才环境的全球化。

纳米计划（一期）2003-2008（六年）231.9提升纳米技术研究的原创性，建立纳米技术平台，加速纳米技术产业化，建立国际级纳米共同实验室，加速培育纳米人才，开创以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创造为核心的高附加值知识型产业。

纳米计划（二期）2009-2014（五年）62.2（注）开展纳米前瞻研究，支持纳米电子/光电、纳米仪器研发、能源与环境技术、纳米生物技术、纳米材料与传统产业技术应用，使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推动纳米科技产业化。

能源计划2003-2007（五年）303.22提升能源自主与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开场能源产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使用结构

注：仅为2009-2010年两年的预算。

三、台湾实施“国家型”科技计划的一些特点

台湾各“国家型”科技计划涉及的领域相对单一，主要为经济产业、生物技术及民生科技三个领域，而2009年设立的能源计划则比较综合，涉及的领域相对较广。从计划实施十五年的变化来看，台湾行政部门在推动和执行“国家型”科技计划时，也采取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根据计划执行环境、研发方向和目标取向的变化，对计划实施的领域选择、名称、主管机关、承担机构、执行期限、研究重点及投入等都在不断进行调整。总体看来，有以下一些特点：

1．经济产业类计划的领域选择。在经济产业类计划中（含网络通讯、系统芯片、纳米及能源计划），均被认为是推动台湾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技术，并且是促进台湾产业转型的关键技术。由于从代工产业发展而来的台湾企业在计算机、半导体、芯片制造、电讯和网络等信息技术领域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它也是台湾制造业的优势领域，研发水平也不低，因此在经济产业类项目中列入网络通讯（原电信科技）项目不足为奇，而系统芯片则是在上述领域拓展智能化所必需的技术。因此，网络通讯、系统芯片计划都可以看成是为信息技术产业升级提供支持。纳米技术及其产业在全世界也属于新兴产业，其产业化尚不成熟。台湾在纳米领域原本没有多少基础研究的优势，但看重的是纳米技术将对人类生活产生全面的影响，有可能引发一场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浪潮，因此将纳米技术列为“国家型”科技计划之一。纳米计划以人才培养及核心科研设施建设为主，以推动纳米学术研究及产业化为目标，以期抢占技术先机，获得产业竞争的先发优势。由于经济产业类计划大都涉及到台湾产业的强势领域，因此计划的投入相对较高。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产业基础雄厚，研发人才和研发基础完善，需要较多的投入才能满足业界的需要，同时这些计划也被寄予了推动台湾产业转型、实现研究成果产业化的较高期望。

2．生物技术类计划的领域选择。在生物技术类计划中（含农业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与制药及基因组医学计划），涉及前沿的分子生物技术，并与民生与健康产业息息相关。由于台湾在农业技术领域有一定的研究传统和基础，精准农业及其相关技术较为发达，将农业生物技术列入“国家型”科技计划可以在既有的农业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利用生物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能够促进精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并有助于提高台湾农产品的竞争力。而生物制药及基因组医学在台湾并无太大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技术应用基础，将其列入“国家型”科技计划的考虑也是期望通过加大对生物制药及基因组医学研究的投入，从而在台湾创造出新的产业或者推动现有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同样，这两项计划的内容也可能基本限于开展前瞻性的研究，离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目标尚有不小的距离。但从这些计划的实施过程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涉及农业的研究比例在逐渐下降，计划项目的投入近年来在逐渐向纯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倾斜。

3．在民生类计划中（含防灾、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计划），与社会安全、教育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防灾”科技计划是台湾最早开始实施的“国家型”科技计划之一。由于台湾地处亚热带地区，台风频繁且台湾属于世界上有感地震最频发的地区之一，有73%的土地和人口处于易遭受地震、洪水及干旱等自然灾害之中，在世界上也属于易受自然灾害损害的地区之一。因此，将防台风（含气象、防洪与泥石流研究）、防震（地震及地震工程研究）及体系建设（防灾救灾体系、社会经济和防灾救灾信息），促进科研成果的应用等列入防灾科技计划之中开展重点研究，该计划与推动产业化发展关系不大。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是唯一一项涉及文化教育领域的“国家型”科技计划，主要为适应知识社会发展趋势及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平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产业化方面进行探索，为文化教育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持。民生类计划的投入在整个“国家型”科技计划中所占的比例原本就不高，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还出现了计划的“关、停、并、转”现象，研究领域逐步缩减并且单一化，目前仅有“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一个计划尚在执行中。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这类计划被认为与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台湾经济作用有限，与设立、实施“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初衷联系不紧密，因此逐渐被边缘化。

4．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是台湾“国科会”推动的第十个“国家型”科技计划，其涵盖的领域相当广泛，其性质也比较特殊。由于能源技术是近百年来全球技术开发的焦点，属于相当成熟的技术范畴，因此需要开展基础研发的技术和进行产业化拓展的空间并不太大。由于台湾常规能源缺乏，99%的能源需要进口，而风力、太阳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台湾反倒有一定的空间。因此，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把重点放在了节能减碳、能源技术（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及能源技术综合利用、政策规划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研究课题涉及的范围广，首期计划（五年）的预算就达到300多亿元。由此看来，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不能看着是一项单纯的经济产业类计划，它与社会发展和民生都密切相关。

重点研发计划篇3

一、加强农业科技管理，大力发展知识农业

1、适应知识农业发展需要，创新农业科研教育组织

为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策划农业科技发展方向与目标，加强科技计划的管理与考核，“农委会”于1986年成立任务编组的“农业研究发展小组”，于1993年改组，确定该小组的主要任务：(1)农业科技发展政策及法规的拟定；(2)计划的规划、评审及预算编列；(3)计划的推动、管理、成果检讨与绩效的考评；(4)人才培养及国际合作的规划、推动与管理；(5)科技会议的筹划及其结论与建议事项的推动；(6)与相关“部、会”、学术及研究机构有关农业科技计划的协调与联系。随后又改组为任务编组的“农委会”农业科技研究发展委员会。这一时期台湾农业科技集中在“农委会”农粮处主管，部分科技项目由“农委会”有关业务处室管理。此外，“国科会”生物处主管台湾地区农业生物科技的基础研究。

为了适应知识农业发展的需要，“农委会”着手研究调整农业试验研究机构，于2000年把拟成立“农业部”作为工作重点来抓，研究设置“农艺研究署”，从事全台湾农业科技研发工作。

为了迎接生物科技新纪元的到来，“中研院”设立生物农业科学所，台湾大学成立生物技术中心，中兴大学成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民间企业于1998年投资12亿元新台币成立了花卉生物技术公司，投资六亿元新台币成立家畜疫苗公司。近几年还先后把屏东技术学院和嘉义技术学院扩大为屏东科技大学和嘉义科技大学。

各有关农业科技的研究机构的分工是，“中央”研究院主要从事学术及基础方面的研究工作；大专院校则以教学及训练人才为主，研究工作为其业务的一部分；公营事业机构研究所及财团法人或类似组织的研究所从事专业性特定项目的研究工作；而原省属的试验研究机构为从事台湾地区全面性的试验研究工作的主干。有关农业科技研究发展对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发展与商品化及应用，依上、中、下游各层次负责推动。

2、应对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加快高新技术创新步伐

1992年“农委会”农业研究发展小组依据《台湾科学技术发展12年长程计划及6年中程计划》、《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有关农业科技发展目标，以及历次“行政院”科技顾问会议农业组顾问建议事项，确定生物技术、生物防治、种苗繁殖、栽培渔业、动物用生物制剂等五个领域的研究发展重点，加以推动实施。其湾“农渔牧产业自动化”十年计划，约投入经费25亿元新台币。

从1997年7月至2000年6月，台湾“农委会”按照台湾地区“跨世纪农业建设方案”中的有关“发展政策导向的产业科技”要求，在重点产业科技、加强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整合农业科技研究群及区域推广体系、加速农业自动化与信息科技应用等方面研究取得一批成果。

2000年夏季，台湾“农委会”研究拟定“迈进二十一世纪农业新方案”，做为2001年至2004年农业政策蓝本。该方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知识经济，厚植农业竞争得基”策略，明确了新世纪初台湾地区农业知识经济的发展重点。2001年台湾农政机关用于扶持农业知识经济发展的经费预算为450.01亿元新台币，2002—2004年约需195.18亿元新台币用于支持农业知识经济发展。

2001年“农委会”制定台湾地区农业各领域科技发展中程纲要，包括11个研究领域，分别是作物科技领域、林业科技领域、渔业科技领域、畜牧业科技领域、农业环保科技领域、农产品加工科技领域、农业自动化科技领域、农业共通性科技领域、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林业防灾科技领域，“农委会”计划从2000—2004年度，共投入241.56224亿元新台币用于支持农业科技研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发展方向主要是：(1)在生产方面：建立高科技、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国产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突出加强生物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创造台湾地区农业的新绿色革命：加速农业自动化与信息科技应用，提升产业竞争力。(2)在生活方面：生产卫生、安全、高品质且多样化的农产品，提升国民生活品质质，重点发展高品质且多样化的农产品，满足消费大众需求；结合民间力量发展食品科技，带动产业发展。(3)在生态方面：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冲击，强化农业支持生态环境维护的功能，重点改进动植物生产、检疫防疫技术与体系，保护国内农业生产环境；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利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

3、大力推动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鉴于农业生物技术将成为21世纪世界产业发展趋势，为了加快台湾生物技术的研究创新及其应用技术的发展，突破台湾农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提升传统农业的技术能力，近十几年台湾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不断增加研发经费、人力和设备投入。

1995年8月台湾“行政院”第2443次会议通过《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并于1997年修订方案内容，确定将农业与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作为台湾全力发展的重点科技。“农委会”为落实“行政院”《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1996年优先执行了花卉种苗、动物用疫苗及生物农药三个推动计划。

1997年3月，台湾“国科会”委员会选定农业生物技术为台湾四个“国家型”科技计划之一。同年10月，成立台湾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专案计划规划工作小组。1998年1月，聘任该计划个案咨询委员会委员。1998年2月，台湾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计划的目标、规划重点提交“国科会”委员会审定通过，推动执行，课题申请通过率为45.2%。1998年7月，公布1999年度第一期三年的课题补助金额，共有42项课题列入该“国家型”计划。其主要研究目标是：(1)整合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研发既有人力、物力与技术资源，落实产业应用，使农业生物技术在台湾得以生根并茁壮发展；(2)加强本土性的具有产业发展潜力的农业生物技术产品，以提升台湾生物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建立台湾研发与应用体系，确保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永续发展，尽快提升台湾的农业生物技术水平；(4)整合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尖端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把台湾建成为亚太地区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研发与营运中心，促进台湾加入WTO后的农业发展。

该科技计划的重点研究领域是：(1)、花卉及观赏植物领域，(2)植物保护领域，(3)水产养殖领域，(4)动物用疫苗领域，(5)农产品保鲜利用领域，(6)农业环境保护领域，(7)保健及药用植物领域。

4、加快农业科技管理创新

“农委会”为加强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及本会农业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的执行、管制与运作，设立农业科技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农业科技研究发展方向规划的咨询，农业各产业技术发展政策、制度、法规、策略及重大方案审议之咨询，农业科研计划资源分配审议的咨询，农业科研计划成果检讨审议的咨询，其它农业科技发展事项的咨询。委员会下设农业、林业、渔业、畜牧及生物技术五个技术领域审议小组，各技审小组的任务是：对“农委会”个别产业技术发展规划及审议的咨询，“农委会”科研计划审查及管理考核咨询，“农委会”科研计划与业界合作事项协调及审议的咨询，“农委会”有关科研计划事项的咨询。

为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发展计划执行绩效评估，促使农业科技研究经费有效运用，“农委会”2001年3月6日成立农业科技绩效评估委员会，该评委会的任务是：以农、林、渔、牧及生物技术等领域科技研究计划为对象，评估过去该领域的研究计划执行绩效；评估农、林、渔牧及生物技术等领域科技研究成果所建立的技术，对提升台湾地区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效益。评委会设委员23—25人，由“农委会”主任委员遴聘学养优异、经验丰富，对产业科技、经济充分了解的相关产、官、学、研界专家兼任。评委会在对各领域专业技术进行评估时，得视需要聘请该领域的相关专家若干位参与绩效评估。此外，还在台湾地区农业生物科技“国家型”计划中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在台湾地区农业科技中程发展纲要各领域聘请评审委员会。

二、注重农业科技投入，扶持技术创新

从下表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农业科研经费投入常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台湾地区农业科技经费投入

年度经费年度经费

199621.135200145.04193

199715.3857200249.51840

199816.6880200355.26226

200029.79313200461.94672

注：2000—2004年为中程科技纲要需求估计数

1996年度(1995年7月1日—1996年6月30日）台湾地区农业科研经费为21.135亿元新台币（下同），其中农业基础研究（含农艺学、园艺学、农业化学、畜牧兽医、森林及水土保持、渔业科学及农业工程）的经费投入为3.9450亿元新台币，其经费主要来源是“国科会”和“中研院”，共执行537个研究课题，参加研究人员1206人。同年度的农业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含农作物科技、林业科技、渔业科技、畜牧科技、食品科技等）的经费投入为17.19亿元，执行197项整合性研究发展计划，参与研究人员5142人。

在研究成果方面，共有952篇研究、72本专著、934项技术报告发表，完成55项技术创新和923项技术服务，实现技术转移18项，取得专利权6项、著作权3项。从1996年度的农业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的经费投入结构看，应用研究占70%（12.172亿元），应用基础研究占3%（0.439亿元），商品化开发研究和技术发展占18%（3.077亿元），其他研究占9%（1.504亿元）。

1997年度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经费投入为15.3857亿元。1998年度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经费投入为16.6880亿元。从1998年度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各领域经费投入结构看：重点产业及资源保育利用研究发展的经费为10.94648亿元，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经费2.12078亿元，食品加工科技经费投入为1.79738亿元，遥测技术及精准农业科技经费投入为0.44965亿元，农牧渔产业自动化科技经费投入为2.60亿元，其中重点产业领域内部经费投入结构为：作物育种及生产技术研究2.822亿元，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研究利用0.8亿元，动植物防检疫与病虫害防治研究1.25755亿元，渔业生产科技研究发展0.805亿元，畜牧生物科技研究发展1.46606亿元，农业废弃物利用及公害防治技术研究0.44431亿元，水土森林资源保育利用及水利科技研究0.95641亿元，农业经济、农产运销技术与农民辅导研究0.52亿元，农业科技人才培育、国际合作及计划管理0.6亿元，农业资导系统建立研究与利用1.07515亿元。

“农业生物科技国家型计划”经费，包括台湾地区“国科会”、“农委会”、“中研院”、“环保署”和财团法人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中心五部分的研发投入，预估1998至2001年度，总额达到8亿元新台币。各年度分别为0.2亿元、2.11亿元、2.6亿元和3.1亿元。

三、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1、制定农业技术成果转化政策法规

主要包括《“行政院”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农委会”农业科技计划产学合作实施

要点》、《“农委会”科技计划已有成果拟进行产学合作加速商品化的项目一览表》、《“农委会”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农委会”主管计划研究成果技术转移执行要点》等法规。

《“行政院”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提出台湾地区生物技术发展策略是加强研究发展与其成果移转、扩散及应用，整合产、官、学、研的研究发展体系，成立“国家型”计划，畅通研究、发展、生产三者之间的渠道，以加强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其中与农业相关的主要内容有：修订生物性农药开发相关法令规范；推动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计划以花卉种苗、水产养殖、动物用疫苗、生物性农药、保鲜技术等方向为重点，并落实于产业发展；加强花卉新品种智能财产权保护，并纳入植物种苗法新品种命名及权利登记范围的花卉种类，加强花卉新品种权利保护，以提高育种研发意愿，推动花卉种苗产业发展。

“农委会”为提高农业科技研发绩效，鼓励民间产业界积极参与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应用，以加速落实研发成果于产业发展，于2001年4月3日制定了《农业科技计划产学合作实施要点》。“农委会”的经费支持主要用于人事费、研究设备费、包括杂支、材料、仪器设备维护等其它研究有关费用、管理费和必要的技术移转费用。

《“农委会”主管计划研究成果技术转移执行要点》提出，移转研究成果的技术或智能财产权给予厂商时，应以该成果作价取得价款。技术成果移转作价原则以“农委会”资助研究总经费乘下列百分比收取之：(1)参与开发的合作厂商收取5%，未参与开发的厂商收取10—15%。(2)技术成果最终使用者若为供个别农家使用则收取5%，供农企业使用则收取10—15%。

2、推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研究

重点研发计划篇4

[摘要]科技计划作为政府科技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虽然因各国的科技体制、发展历程、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但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体系化，从无序到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阶段。分析和掌握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特点，将为我国制定和管理科技计划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对发达国家科技计划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比分析了我国科技计划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结合国外科技计划管理的启示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科技计划；科技计划管理；改进建议

一、国外科技计划的特点

国外的科技计划一般实施决策、管理、咨询与评价相互分离的计划运行模式，即由政府各部门进行科技计划的决策，由各部门委托下属科研机构进行项目的管理，社会相关组织共同参与计划项目的咨询和评价。

科技计划的制定在许多国家已形成较为规范的程序，并有相应的咨询审议机构。在美国，每个领域、部门、科研机构都有十分详尽的计划，科技研究和发展计划的编制通常采用兰德公司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规划、计划和预算一体化的编制方法；在日本，科学技术会议以回答总理大臣咨询的方式提出科技发展大纲，各科技主管部门采用向科学技术会议或本部门技术会议咨询的方式，制定出本部门的重大科技发展计划，一些依法设立的审议会、委员会等机构持续开展科学技术调查与技术预测、分析与评价，为科技计划的制定提供依据。

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不同层次的制定和实施科技研究开发计划的机构。在日本，以研究开发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由政府直接管理，或委托部门技术会议、国立科研机构管理；以技术应用和再开发为主要目标的计划，主要委托有关民间机构管理。在美国，一些跨部门的计划一般由国家科技委员会成立由国家科技顾问牵头、合作各方首脑联合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制定政策，并进行协调；高级领导小组下设计划工作小组，负责制定计划、预算、执行计划和具体的协调工作。

在科技计划具体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呈现多样化，依据计划项目的领域、性质不同，由相应的部门与机构，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于基础研究计划和基础性的应用研究计划，一般采取专家管理模式；对于涉及经济发展的技术开发计划，多采用部门与专家相结合或部门、专家与产业界结合的管理模式。例如：美国的“人类基因研究计划”和日本的“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计划”属基础研究开发计划，采用的是专家管理模式；韩国的g7计划属技术开发计划，其管理模式则是部门和专家相结合。

在资助模式方面，基础性研究计划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如日本脑科学研究计划。高技术计划多采取政府匹配资金的模式，如美国先进技术计划项目政府资助低于项目研发总投资的50％；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各项目中政府拨款仅占40％；英国大型战略计划一般也采用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合作方式，政府与企业各自承担50％。再有，刺激民间科研投资的积极性。是国外高技术产业计划的一大特点。政府所采取与企业分担经费的办法，既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又使企业自身获益。

在执行模式方面，不同性质项目选择不同执行机构。基础研究类项目主要由政府部门下属实验室和高校执行；而技术开发与推广类项目，多通过有关部门与企业签订合同来委托公司承担，或由政府实验室与公司签订合作研究开发协议来共同承担。

在计划评价方面，各国一般都有专职机构负责计划的审议与评价，以美国为例，国会审议办公室负责人负责计划的审计；白宫管理与预算局和国会评价办公室负责计划项目的可行性评价；各执行机构负责年度项目的自评价。评价方法同样因为计划项目性质的不同而各异。例如，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应用研究项目有严格的验收程序；而政府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计划评价方式则相对简单，基本上不搞定量评估，而采取模糊定性的方式，以专家判断其是否“成功”为标准。

通过对各国科技计划决策、管理、咨询和评价等分析，国外科技计划具有如下特点：

1.国家科技计划都是专项领域计划，战略目标突出。在美国，每个计划又可分为若干专项子计划，每个子计划有明确的领域、目标技术或目标产品。这既保证了计划边界清晰，减少了计划之间的重复和交叉，又确保了计划实施效果与目标的高度统一。综合性战略计划不是单纯的项目计划，而是以项目为主，兼有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技术推广、信息网络建设和相关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的有机整体。

2.国家科技计划一般通过立法或制度化方式确立，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阶段性。而且关于科技有关的立法，包括科技发展战略的拟订与修订，都集中在国家这一层面上，当然，地方也可以制定一些促进地方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3.计划以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总目标。计划充分反映了本阶段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状况，是政府为实现国家目标进行干预的有效手段，是构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有利措施和方法。计划内容成体系，大部分以国家优先领域专项计划实施，计划内容包括研究开发、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

4.计划项目根据目标、性质、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基础研究计划和基础性的应用研究计划，一般采取专家管理模式；对于涉及经济发展的技术开发计划，多采用部门与专家相结合，或部门、专家与产业界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计划的决策、实施、管理、评价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机制。

5.计划中政府投资的份额，依计划性质设定。体现国家意志，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前瞻性、公益性基础类研究计划，以政府投资为主；与产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高新技术、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类计划，以政府引导资金的方式，刺激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

6.研究开发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基本相同或相似。即由独立的研究机构(包括国立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社会化的科技中介机构等组成，而且，分工较为明确，一般来说，大学的科研机构以基础研究为主，独立科研机构以应用研究为主，企业科研机构以技术开发和技术推广为主，社会科技中介机构则主要从事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活动，以促进技术的转移。

二、我国科技计划的不足

1.科技投入低，特别是对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据统计，2003年至2005年，我国的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3％、1.23％、1.33％。而2005年，美国为2.6％，日本为3.1％。科技投入低是影响科技计划实施和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据“八五”科技攻关计划的抽样调查，在未完成的项目中，有28％左右停滞或拖期的项目是由于经费不足而引起的，在未应用的成果中，有33％的成果也是由于经费不足所造成的。

2.缺乏整体战略和目标。我国有一些科技计划缺乏围绕某一个产业进行研究发展的战略思路。现有的科技计划大多是通过“自下向上”的机制制定的，即由基层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特长提出重要题目，再汇总、平衡，特别是各区域的地方科技计划。这种做法缺乏战略目标，缺乏前瞻性研究，缺乏科技规划的指导。各个计划之间缺乏集成，重点不突出。

3.条块分割，设置存在交叉，没有形成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现有的科技计划体系中，部分国家科技计划与省市科技计划重合，缺乏总体的指导思想和设计框架，各个计划之间交叉重复，计划内部重视单个项目，忽略了发展战略、配套政策、能力和体系建设等关联行动，使得现有的科技计划体系缺乏整体性和规模性。

4.地方科技计划制定缺乏地方特色。长期以来，我国地方科技计划或者是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翻版缩影，或者是较少地依据本地区的资源、科技能力和科技需求来考虑本地区的独有特点以确定地方科技计划体系，地方科技计划缺乏明确的地区发展目标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经济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特色性和差异性，专精于某一产业形成产业群的区域往往能表现出其显著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但作为支撑经济发展，提升产业结构的科技却经常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区域差异和特色，区域系统不完善。相反，从计划的设置、项目经费的投入到科技计划的管理很多是相同的，缺乏针对区域经济特色和差异的科技服务体系。

5.计划目标、重点多年一贯制，难以跟上实际需要和时代需求，影响计划实施效果。许多科技计划出台时，由于种种原因，出台时间仓促，比较重视当时的需求和目标，但随着经济、社会对科技发展的需求不断深入，原有计划目标重点任务没有及时调整，影响了科技计划的实际效果和作用，也影响了政府配置社会资源的实效。

6.科技计划含基地建设，但未与人才、优先资助领域相结合。科技大部分以国家优先领域专项计划实施，计划内容包括研究开发、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在5项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相关的科技计划中，其中2项与基地建设相关，即重点实验室和大科学工程。其余不论是指令性还是指导性计划，大都采取单一的项目资助模式，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项目中，也不匹配设备设施费。

与一些国家计划相比，我国科技计划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如目前的研究生教育经费由国家教育部统管，不论从投入数量还是投入方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严重影响培养研究生的质量。研究生始终是科研中最宝贵的人才资源之一，许多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都出现在博士论文中，而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却基本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7.“产学研”研究开发机制未真正形成，企业无法成为创新主体。我国现行的科技计划基本没有考虑到构建有利于企业、公共研究机构、大学之间研究与开发合作的制度及其环境，而只是通过项目方式给企业以过高的r&d补贴。企业本身的r&d投资不足，这可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即企业r&d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如在1988年只占o.32％，不及同期的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5％。科技计划在资助阶段上主要集中于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这就导致了企业r&d缺乏激励机制，是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科技计划管理进一步改进的措施

1.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形成多元投入体系。“十五”期间科技活动经费虽然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比较还远远不够，科技活动经费(r&d)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r＆d投入虽然已经占到r&d投入的一半以上，已经成为了创新的主体，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企业r＆d投入到创新性科研行为的数量相对较少，严重阻碍了产业的发展后劲。科研经费由多家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难以形成合力。今后这一局面应该得到改善。

坚持多渠道、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动员各级、各部门、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以企业为科技投入主体、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多种投入方式并存的科技投入体系，同时提高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2.加强科技管理，提高科技管理能力。“十五”期间科技体制已经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但还需加强管理，提高科技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科技立项、成果评定和科技奖励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办事效率，促进科技系统行风建设。科技项目实施的管理力度有待加强，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文献资源中心、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还难以满足科技发展的需求。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管理体系，提高科技工作的规范化水平，提高科技工作的效率，促进科技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的提高。全面落实“人才、专利、标准”三大战略，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提高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当务之急。

3.规划、集成科技计划项目，加强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建设。首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公益科学的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重视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工作，为产业发展和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充足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培养。其次，加强科技中介建设，为技术转化搭建一个交流通畅的平台，同时加强整个交流平台的管理工作，提高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度，从而达到交易顺畅、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加强大型科技设施、科学数据和科技文献库、自然科技资源库、交互网络科技中心建设，以及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文献资源中心、科技成果转化等平台建设，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为创新体系建设做好谋划。

4.重视人才、技术战略，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尤其是与国家和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采取相应的政策引导，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加强创新文化建设，提高人民对于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使科技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深入人心，保障科技推广工作的顺利实施。积极引导和支持原始性创新活动，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原始性创新。

5.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使科技成果有效、快速转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有待提高，高校、科研院所研究重点与产业发展相悖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科研成果束之高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不断展开，使得产学研三方达到共赢。

参考文献：

[1]宋海峰.地方政府科技计划管理及实例研究[d].天津：河北工业大学.2005.

[2]陈峻锐，苏竣，林淼.美国先进技术计划(atp)管理模式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2，(6).

[3]陈宏愚，白希贤，著.地方科技管理新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4]左瑜，吴来，王琼.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外比较研究[d].北京：机械科学研究院，2000.

[5]康涛.日本地方政府的计划管理及借鉴思考[j].环球经济，1999，(4).

重点研发计划篇5

一、系统规划，优化科技创新教育项目

每一个学生都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星光计划”是面向全体中小学生的人才培养计划，设立研究项目是“星光计划”“五个一百”任务之一。在项目设计过程中，我们依据不同学生的发展特点，从科普实践、明天科学家、创业能手三个维度系统规划研究项目，为不同年段、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提供丰富多样化的学习资源。

1.开发科普实践项目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科技教育资源得天独厚。紫金山天文台、古生物博物馆、科技馆、桥梁博物馆、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等科技场馆资源丰富，在宁高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站在科技教育的前沿，这些资源为中小学生的科技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内容。我们立足学生的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素养的提升，设计了“寒暑假科技周”“快乐星期六”“走进科技场馆和高校实验室”“校园科技节”等“星光计划”科普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场馆、野外考察，开放“星光计划”基地学校的科技教育资源，使广大的中小学生不仅能够参与、体验、做中学，还可以零距离接触科学家、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大大激发学生爱科学的热情。一些科学家应邀成为南京中小学科技讲堂的主讲教师，他们走进中小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科学知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2.培育重点实施项目

为了适合不同学年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星光计划”整体布局不同学年段的重点项目：①在小学教育阶段，开展“五小”活动（小发明、小创造、小设计、小建议、小论文），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参与的项目，通过校、区、市三级活动开展，每年参加市级竞赛的学生作品可达700件左右；②在初中教育阶段，首先在物理学科创设了学科实验能手项目。南京市物理骨干教师依据初中《物理课程标准》和初中学生的学习特点，开展实验能手竞赛活动；③在高中教育阶段，研究性学习既是高中的必修课程，也是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路径。南京市在全面落实高中课程计划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参与“大项目”研究，两年组织一次全市高中生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

除了持续实施机器人、航模、业余无线电等南京市传统优势项目，我们还从台湾引进了POWERTECH创意仿生机器人项目，这个项目有助于培养未来科技人才的规划力、想象力、分析力等思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已经成为小学和初中年段的重点项目。

3.丰富学校特色项目

“星光计划”通过研究项目的设立实现科技创新教育。目前，南京市一百多所“星光计划”基地学校，设立了近200项特色研究项目，不同的学校依据学生特点、资源条件及教师特长，开发学校特色项目，为学生提供动手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条件。普通高中学校的项目，强调其研究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推进项目与研究性学习结合。如南师附中的系统动力学项目、第一中学的天文项目、金陵中学的发明创造和机器人项目、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数学兴趣活动、中华中学的生物兴趣活动、第十三中学机器人项目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环境保护、航模、海模、车模等项目强调科普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如长江路小学的化学兴趣活动、江宁科学园小学的机器人、梅园中学的航模、溧水白马中学的环境保护等项目，更加强调从科普实践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职业高中的动漫、单片机开发、烹饪、环境设计等项目则强调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创业本领。

二、深化教研，推进科技创新教育实施

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星光计划”的实施与学校科技创新教育有机融合，“星光计划”拓宽了学校科技创新的视野，提升了学校科技教育品质。教研引领是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星光计划”实施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路径之一，教学研究推进了“星光计划”项目资源深度开发、促进了教师科技教育能力的提升及项目成果转化应用。

1.以课程视角推进项目深度开发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星光计划”项目研究的深入推进，我们发现在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中，“星光计划”研究项目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目标不够清晰、内容不够系统、评估缺乏依据的问题，有些“星光计划”项目受众面不够广，集中在竞赛活动或特长生群体。因此，我们在近两年积极推进课程视角的项目开发，系统思考课程目标、课程资源、课程实施及发展性评价之间的关系，通过课程背景分析、课程目标设计、课程体系构建、课程资源开发、教学案例呈现等，将“星光计划”研究项目进行课程转化，建构“星光计划”基地学校的科技创新课程体系。如凤游寺小学的“六足园校园生态实验室”项目研究，通过课程化设计，与学校课程整合，形成了“会飞的花朵、认识蝴蝶、教室里的蝴蝶、春日寻蝶、蝴蝶节”五个单元的六足园校园生态实验课程。通过对项目的课程化思考，使得项目研究的目标更加明确，内容更加具体明晰，受众更别广泛。

2.以教学研究提高教师项目实施能力

在“星光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学院积极搭建平台，开展了项目研究中心组建设，培训种子教师，组织教师走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等活动，努力通过教学研究，提升教师的科学素养，提高项目实施的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是“星光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星光计划”培养“一百个指导教师团队”的要求，“星光计划”积极开展了教师培训。南京市教学研究室的小学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技术等学科的教研员们积极参与“星光计划”的组织和指导活动，将“星光计划”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科教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如初中物理学科汇聚全市各区教研员及骨干教师力量，研究初中物理课程标准，遴选并开发学科实验能手的实验项目，使得“星光计划”项目研究与国家课程融合生长。围绕着“星光计划”的项目，我们设立了面向教师和学生的中小学科技讲堂，如南京市第一中学开展了“动手学科学”活动，专家不仅为学生科技活动进行指导，而且对“星光计划”基地学校教师进行了培训。另外，我们还通过划分“星光计划”项目组群，促进教研共同体的建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升教师科学教育素养；在教师科学素养的提升过程中提高“星光计划”项目实施质量。

3.以课题研究推进项目成果转化

在“星光计划”实施过程中，各基地学校纷纷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研究，不少学校将研究项目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设立课题进行研究。如长江路小学将“星光计划”项目与“做中学”项目结合起来，开展课堂教学系列研究。南师附中“系统动力学”研究项目，与研究性学习有机结合，其研究成果获得江苏省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交流。2010年，南京市参加了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专项重大项目的研究，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学院承担了子项目“中小学创新人才的区域培养机制研究”的相关研究工作，南京市8所不同特色的“星光计划”基地学校参加了研究，成为实验学校。经过研究，我们从实践中提炼出南京市具有区域特色的“行政推动、教研引领、自主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课题实验学校也提炼出了本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和基本模式。通过此项研究，我们更加理性地思考并梳理了南京市科技创新教育的“星光计划”的实施与效果，推进了学校项目研究的成果转化。

三、激发自主，形成学校创新教育特色

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星光计划”作为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人才培养战略，亟需转化为中小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自觉行为。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办学目标、文化积淀和课程特色，在“星光计划”实施过程中，我们激发学校科技创新教育的积极性，努力促进学校形成科技创新教育特色。

1.以丰富多彩的项目激发学生自主参与

高级创造力与普通创造力，是不同人才创新能力的新界定。高级创造力就是那种为少数人才所拥有，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看法的创造力；普通创造力或者民间创造力则是指多数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创新教育应为全体学习者都提供发展创新能力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学生群体发展科学素养的需要：一是少数将成为未来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尖子生；一是大部分学生未来成为具有创造能力，富有思想的参与社会事务的公民。

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星光计划”三个维度的“研究项目”设置，如同三驾马车，引领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前行。不同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设计符合学生特点的研究项目；不同的研究项目学校定期开放，为学生提供更大空间的学习资源选择；普职科技教育资源打通，进一步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五年来，南京市“点面结合”，推动项目研究的多元化，市级层面抓重点项目，学校抓面向全体学生科技创新教育，努力构建一个区域性的、多样化的科技创新教育课程资源系统，更好的为学生发展服务。

2.以特色项目建设带动学校创新教育发展

不同的学校由于办学历史、条件、师资、生源等情况的不同，科技创新教育的项目与特色也各有差异。如南京市南湖第二中学作为一所民工子女占多数的普通初级中学，积极开展生活中的创新教育，从创意教学、创意课堂、创意生活这三个角度出发，充分挖掘学科资源、家长资源、社会资源，进而实现面向“每一个”的创新素养培养的教育，他们用实践证明了创新教育在普通学校大有所为。江宁高级中学将创新教育落实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校开展智慧课堂深度研究，逐步形成了有江宁高色的以“问题・参与・体验”为内核的智慧课堂教学理念与范式，这实际是探究式学习方式的操作要求具体化。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理论和实践的探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文化形成是江宁高中的最大特色和不懈的追求。

重点研发计划篇6

关键词：传统文化景观；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生态设计；进展与展望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景观的共同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威胁到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就是立足于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空间的特征与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逻辑性，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保护与传承的全新途径。

1.环境景观的人文化与生态化：文化是人类适应、保护和营造环境的工具

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和生态已经成为景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作为土地的守望者、资源的守护者和景观环境的营造者，是有效协调人地作用机理与从事生态规划设计的主体之一。面对机遇与挑战，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麦克埃文（Mar—garetMcAvin，1990）认为生态与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文明与生态文明是风景园林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性目标与途径。

2.景观空间的破碎化与孤岛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困境

伴随着大开发与建设，资源保护与利用、土地开发与建设、生态保护与恢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面对的实际问题。原本是传统文化突出的很多地区又是今天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矛盾极为突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特质。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承担起了国家发展所赋予的时代责任，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关于城乡发展与生态建设、保护、恢复等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成为解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3.生态设计的图式化与语言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解读、保护与传承的体系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人运用景观的语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营造和谐健康环境的过程和途径。因此，“景观的语言”应是风景园林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论。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与生态设计语言”成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试图在自然生态景观及过程、文化景观及人文过程、网络化与网络格局典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组合图式为表达形式，构建起以生态过程为依据，由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组合依次耦合叠置所形成的具有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功能的生态景观形成过程与规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为典型，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在人文和文化过程的作用下，文化景观要素、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在尺度、秩序机理下依次耦合形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过程、机理、形态和空间组合规律。

二、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进展

1.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

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由偏重于自然的设计，走向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不断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方法体系中，推动了生态规划设计学科的长足发展。

（1）以自然生态研究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研究

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拉尔夫·艾默生（RalphEmerson）、佛里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Olmsted）、乔治·马什（GeorgeMarsh）、沃伦·曼宁（WarrenManning）、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Geddes）等人为早期偏重于自然生态研究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在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压力下，景观适宜性方法吸收了现代系统理论、环境保护主义、文化景观理论和现代技术发展成果，形成了以“优化技术”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Ⅱ，该阶段主要以安格斯·希尔斯（AngusHill）、菲利普·刘易斯（PhilipLewis）、理查德·托斯（RichardToth）、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Steiner）、卡尔·斯坦尼兹（CarlSteinitz）、伊恩·麦克哈格（IanMcharg）、约翰·莱尔（JohnLyle）、朱利安-法布士（JuliusFabos）等为代表。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方法成为快速发展的领域

此后人文与文化成为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形成了应用人文生态学方法（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Steiner）、朱利安·斯德维特（JulianSteward）、鲁克曼（F.Lukerman）等）以及景观价值与感知研究（肯尼斯·卡瑞克（KennethCraik）、伯顿·林顿（BurtonLinton）、威廉姆·萨菲（WilliamShafer）、埃文·朱比（ErvinZube）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Kaplan）等），将人的价值观、行为心理、文化人类学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发展阶段。

（3）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金·奥德姆（EuqeneOdum）、布兰达·李（BrendaLee）、安格斯·希尔斯（AngusHills）等）和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莫妮卡·特纳（MonicaTuner）、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man）、米歇尔·戈登（MichelGodron）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立足于景观的垂直结构与功能系统，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生态系统能力、目标和行为评价，探讨人类制度因素，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应用景观生态学则立足于景观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自然与人文过程对景观格局、景观功能的影响，将景观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在空间上的综合镶嵌体，它有助于通过生态完整性的最大化和土地退化的最小化实现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成为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前沿

在生态规划设计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是生态规划设计力图认识、协调和解决的核心关系，经历了自然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文化适应论三个发展阶段，文化适应成为场所构建、可持续设计、景观再生等领域的现代生态规划设计的时代特征。

（1）生态规划设计的概念、内涵和核心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

SimVanDerRyn（2007）认为生态设计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由地方性衍生的设计方法和途径、生态帐户的设计、设计结合自然、每个人都是设计师以及使自然本质性的设计。生态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深入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营造出具有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景观与环境，是被用来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工具（FrederickSteiner，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顿·立顿（BurtonLitton，1990）教授认为：在面对生态规划设计自然一文化复合系统复杂性的时候，规划设计需要超越经验之上的更加科学的方法并因此产生较好的实践价值。生态规划是“在时间和规律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自然、生活、过程一体化的方法体系”（IanMcHarg，1997），也可以视为“对人类土地利用形成显著机会的同时所形成的制约条件”（FrederickSteiner，1990）；生态设计定义为“在生态规划基础上的形态设计，它需要设计师的视觉形象以及对图形富有创造性的技巧”（IanMcHarg，1997）。詹姆斯·卡尔（JamesKarr，2004）认为“健康性与整体性（IntegrityandHealth）、系统与尺度（SystemandScale）、景观与语境（LandscapeandContext）”等14组生态概念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最重要的生态概念，从而建立起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体系。

（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及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在生态规划设计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也不同，但方法的发展是连续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以及该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指导、学习和应用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福斯特·卢必升（ForsterNdubisi，2002）完成的《生态规划——历史与综合比较》。该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发展、演变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起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全方位透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日益加剧，文化过程和现代技术应用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人文生态学派（人文生态系统设计：JohnLyle，1985）、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派（可持续设计与可再生设计：JohnLyle，1999）、应用景观生态学派（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ZevNaveh，2000）都成为现代技术和文化过程研究的典型代表，成为推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3）“景观的语言”与场地景观设计的语言体系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斯派恩（AnneSpirn）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TheLanguageofLandscape）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的研究途径。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Ecology）四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安妮·斯派恩（AnneSpirn）以TheMillCreek社区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MIT开展了长期的规划设计实践研究与教学探讨。与此同时，温彻·德拉穆斯塔德（WencheDramstad，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图式语言。理查德·杜比（RichardDube，1997）尝试性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方面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拜尔（SimonBell，1999）教授研究了图式（Pattern）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探讨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罗曼·布什（NormanK.Booth，2012）针对性研究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形成场地设计的导则，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基础。

3.借鉴国外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内“景观的语言”研究呈起步态势

（1）对西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师设计语言的研究

从园林历史和设计的角度，研究1920—1970年间北欧有代表性的园林设计师的作品；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北欧现代主义富有地域性与艺术品质特征的设计语言生成基础和原因（蒙小英，2006）。在欧洲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发展和设计语言的量化与生成研究中，万艳华（2007）等人研究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探讨既延续传统地方特色，又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体系。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和建筑向自然的延伸中，形成了对欧洲风景园林设计师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特设计语言（蒙小英，2008）。丹麦现代主义园林大师C·索伦森从丹麦本土景观和历史元素中提炼设计词汇，创造了以圆和椭圆为代表的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形成了秩序、时态、建筑化的方法和构成的构图句法规则，它们既是索伦森个人的景观语言，也是丹麦现代主义园林的景观语言（蒙小英，2010）。

（2）“景观的语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景观语言的研究起源于将安妮·斯派恩（AnneSpirn）教授《景观的语言》的引入，讨论景观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卜菁华，2003），并开展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探讨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传达机制、主题类型、作品类型与表达方式，揭示语言化机制，为景观创作提供依据，并提出景观语言的交际性、符号性和社会性三大基本属性以及景观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三要素（陈圣浩，2007；邱冰，2010）；其次是对风景园林设计语言从地域性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实践中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王向荣，2002；林菁，2005；肖辉，2008；王浩，2009；王云才，2009）。研究风景园林设计语言和地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风景园林地域性的构成体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在地域性特征中的实质性影响。再者就是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王绍增，2006；吴洪德，2007），探讨图式的特点、图式的转换和图式构成。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是近年来作者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王云才，2011）。

（3）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及其应用体系研究

景观生态化设计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设计语言来指导生态规划设计，并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范式和框架。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以及生态过程作为生态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以生态过程为内在连接规律，将生态规划设计的自然景观图式、文化景观图式、网络化图式等连接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动态性特征的整体性景观（王云才，2010）。其中文化景观形成了以建筑与聚落、土地利用肌理、水利用方式、地方性群落文化和居住模式5个方面为解读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环节，在通过分析江南水乡、皖南徽州、广东珠三角和中原河南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对比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图式语言，并以江南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为例，探讨风景园林地方性设计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途径（王云才，2009）。

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突破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景观的语言研究不足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的缺失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不足，缺乏基本理论与方法

生态规划设计必须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理论和方法，在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风景园林学科独特的“人居环境”观、风景园林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营造基于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和人地协调的可持续景观。近年来，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风景园林已经强烈地认识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重要性，也接受生态规划设计是当今设计师最基本的概念和法则，但依旧缺乏对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生态”依旧困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始终处在没有依托、没有切人点和没有抓手的状态。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

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景观，是揭示一个阶段人文生态空间演变的代表性景观类型。传统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更是这些代表性空间的典型，它凝聚着历史过程中的人一地协调统一的人文生态过程。由于对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质量、空间组织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规划设计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只能局限性地开展孤立、零星的个案化研究与实践。“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试图立足土地利用、资源保护、文化调适、视觉体验等，认识独特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掌握环境中的文化进程，研究其基本构成、形态特点和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和范式

文化景观是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文化景观保护片面地集中在风貌建筑、村落核心区、风景地段、历史街区、特定的文化景观区等局部空间的保护上，由于缺乏整体性的保护依据和可借鉴的范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景观空间保护的政策与景观“孤岛”和“人工盆景”。立足于中尺度空间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就是试图通过地方性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形态和内在过程的研究，探讨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将过程和空间形态统一在传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过程中。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突破点

（1）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对象，突破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应用的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在艺术与生态、花园与区域之间探索发展，形成了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是风景园林发展的源泉，但风景园林并没有从这一源泉获得内在的发展。安妮·斯派恩（AnneSpirn，1998）认为：这正是由于景观设计语言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单一的建筑语言和纯粹的生态语言对风景园林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典型，“图式语言与形成机理”尝试性探讨风景园林独特的视点、方法、模式以及风景园林能够表现的事物和对象。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就是探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试图探索突破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瓶颈的途径。

（2）研究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探索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图式

研究生态设计语言，建立生态设计的语言图式，是基于以下四个重要议题：①生态规划设计成为解决土地与景观环境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途径和媒介，是生态设计语言描述的核心对象。②多学科理论引入风景园林、生态学富有成果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大胆的尝试和多样化途径有助于营造自然与人类共同繁荣的土地空间。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产物，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探讨景观生态化设计图式语言的基本图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核心，以多学科发展为基础，以空间生态格局为框架有助于奠定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范式。

（3）通过图式语言体系构建，形成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景观的设计方法

文化景观的语言是由人一地作用过程中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描述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文化基本单元空间和具有文化群体性特征的空间组合构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通过揭示图式的基本构成、典型图式和空间组织过程，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和文化的传承，依据独特的空间肌理过程将不同的景观要素、典型的空间组合进行耦合，形成文化与人文生态规律、生态特点和生态空间形态统一的有机景观。图式语言是生态景观表达的基本语汇，是生态设计的基础。图式语言及空间形成机理研究能够形成有效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切入点和抓手。

四、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

（1）“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理论

“景观是语言”的结论来自于景观规划设计最核心的工作领域，在由花园到区域的多层次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设计都在尝试着进行充实功能和表达思想的艺术化塑造过程。在我国，景观语言研究正逐步起步，但缺乏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景观的语言理论将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景观语汇。景观语言的构成是由景观的要素和景观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以及由这些单元组合形成的空间基本格局。“land”的含义是指空间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景观的语言就是将场所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连接起来的动态纽带。景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文景观要素。它包括了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岩石、植物、动物和天象等自然要素以及建筑、劳作、人群、构筑物、活动以及地方性语言与文化景观等人文要素。要素依照特殊的过程和关系组合成基本的景观空间类型，并复合成典型的空间格局。②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不是所有的景观都是和谐的，缺乏秩序会造成杂乱，但造成杂乱也有可能不是因为秩序的缺乏，而是太多秩序的冲突。景观中以很复杂的结合方式将很多秩序整合在一起。③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④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⑤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

（2）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的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评价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景观生态学在北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观规划设计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以整体景观为对象，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生态过程的研究，揭示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机理、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景观生态学理论重点强调空间异质性理论，景观斑块、廊道、基质的镶嵌体格局理论等景观格局的分析与研究理论；同时强调景观的破碎化过程、景观的网络化均质化与连接度和连通性理论。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是景观综合体及其形成并稳定发展的机理的系统研究，是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研究中典型生态空间研究的基础依据。

（3）人文生态学与“文化适应一场所构建”理论

人文生态学应用人类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信息指导形成环境与自然景观的最优化利用决策。该理论重点研究人类影响环境并被环境影响，以及完成与环境相关的决策影响人类的机理和特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人文生态规划重新得到重视。人类及其与土地间的互动是人文生态规划的首要关注点。斯坦纳（Steiner）在《生命的景观》（1991）一书提出的生态规划方法中不仅列出了社区信息分析清单，而且主张将社会经济分析与生物物理信息联系起来。麦克哈格（McHarg）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新泽西Medford镇做的规划实现了整合社会价值的创新工作。赛佛·纳维（ZevNaveh）和亚瑟·利伯曼（ArthurLieberman）提出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理论也更具有人文生态偏向。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的基础理念是综合自然和人文过程信息以指导规划设计决策，尽管人们看待人类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种种观点不同，人文生态规划者和设计者的中心论点是寻求生态适宜和文化空间之间的最佳匹配，将区域利用类型的适应优势最大化。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框架体系

（1）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构成与图式语言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是由景观要素（自然景观要素和文化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自然景观空间单元、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和复合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自然景观空间组合、文化景观空间组合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空间组合）和生态过程（自然生态过程和人文与社会经济过程）构成的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景观要素和景观空间单元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单位和构成，基本组合和空间格局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模式和范式；生态过程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规律和句法。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是以生态过程为核心，融合生态要素和空间单元，有效组织基本组合范式和空间单元模式，形成自然与人文一体化的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有机性的景观整体或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生态空间基本构成及其形态特征，重点研究典型生态空间组合的整体空间单元的图式，揭示生态空间耦合的内在机理。它是空间组织和空间优化的基本特征，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空间法则。

（2）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综合，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多种景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形成“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空间”、“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与生活景观空间”、“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性景观空间”、“文化景观网络化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并通过特定的空间关系复合成为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景观空间。每一种景观空间类型的形成都具有各自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和相互调适机理，这些机理与过程是认识传统文化景观形成的人文生态过程的规律，是“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基础。由于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研究应结合典型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运行过程与动力系统、空间组织的典型模式及其演变、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探索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地域人文过程与文化景观空间耦合形态及图式语言研究

形态与过程的耦合是以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为切入点，探讨文化景观图式语言的构成与模式。①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图式语言构成、形态与组合模式。②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居住模式就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在地方性知识体系支撑下，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土地利用、建筑与聚落形态以及水资源利用方式后形成的整体景观特征和格局。③土地形态与肌理空间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土地肌理是人类社会生产性景观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系统在环境上形成的记忆，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应用和改造成果，是文化景观的核心反映，是人地作用系统的集中体现。④自然一人文复合型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即以居住和生活空间为核心，在空间上耦合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自然一人文过程相统一的复合型文化景观空间。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网络化过程与网络图式语言。无论在任何尺度空间中，网络都是空间中最重要的生态特征。以网络化过程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文化景观在中等尺度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耦合关系，并探讨网络景观图式化语言构成与模式。

（4）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

文化景观图式语言是对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过程和组合形态等规律的描述和反映。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组织过程和形态耦合特征，成为冲击传统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传承与发展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因此，我们应在图式语言基本构成与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地方性图式语言特征、图式语言的调适优化和基于实践的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策略。

五、结论与展望

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建立在三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首先，在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然一文化高度统一的“景观”展示出其存在的科学性和高度统一性，也揭示出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在过程和空间组合规律。其次，典型人文生态空间的客观存在和空间生态要素、单元、组合体可以通过空间解析的方式用图式表达出生态空间的组织规律和形成机理。第三，典型自然生态空间和人文生态空间的存在和示范作用成为今天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向“自然学习”和向“历史学习”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的前提，可以看出：首先，生态规划设计是一门规律性、科学性和规划设计专业技能很强的学科领域，典型生态空间的剖析揭示出生态空间的组合规律和形成过程，学习、了解和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开展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专业素质。其次，生态规划设计的图式语言是在典型生态空间剖析的基础上，依据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形态学理论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借鉴“景观的语言”研究方法，开展典型生态空间的要素、空间单元、空间组合的特征与过程研究，形成生态景观的基本图式、单元图式和组合图式体系，并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将不同景观层面的图式进行组合研究，初步建立起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再次，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在于通过生态空间“原型”的研究，获取生态空间的基本语言的要素和构成，并通过重新组合和应用这些生态设计语汇，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