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1篇1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支撑地球社会经济系统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但是，由于全球变化、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地球上水的循环在发生变化，许多地区正在发生严重的水的问题与危机，如洪水、干旱和江河水体污染，而成为限制国家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子，水科学问题也成为国际地球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1年7月在世界知名海岸水利工程建设的荷兰王国连续举办了两个直接与水科学有关的大型国际科学大会。一个是7月10-13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由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人文计划（IHDP）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联合举办的“全球变化科学大会(GlobalChangeOpenScienceConference)”。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是国际著名的全球变化科学研究计划，受到国际地球科学届广泛的关注和参与。在跨入2000后的IGBP首次重要国际学术活动-“全球变化科学大会”云集来自国际的100多个国家的全球变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管理者约1600多人。大会主题是：一个变化的地球的挑战（ChallengesofaChangingEarth）。中国派出以科学院为主体的约60多人的代表团，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其中除了碳循环和土地覆被变化是大会主要议题外，水循环及水资源是大会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个是7月18-27日在荷兰的马丝特里特（Masstricht）举行的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The6thScientificAssemblyof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HydrologicalScience)。这是一次专门针对国际水文科学进展的回顾和研讨大会，来自国际60多个国家的50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的主题是：一个干旱地球新的水文学（ANewHydrologyforaThirstyPlanet）。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的部分资助，笔者应邀参加这两个大会，并担任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第二学术研讨会的分会主席。本文是对这两个国际会议中关于水科学研究进展的综述，希望介绍水科学方面一些新的进展，提出我国对国际水科学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二.全球变化与水文科学问题

全球环境变化（简称全球变化）是目前和未来人类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变化既包涵全球气候变化又包括了人类活动造成环境变化的影响。了解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国际地球科学发展最为关系的问题。

7月10-13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全球变化科学大会”，内容十分丰富。但都围绕有两大主专题，即：（1）一个不断变化的地球的挑战：对全球变化的科学理解。（2）展望未来：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可持续性。大会邀请若干专家学者做报告，在大会研讨中设立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和招贴展示论文。

大会专题报告内容有：

·一个不断变化的地球的挑战：对全球变化的科学理解（BerrienMoore）

·土地变化的集中性与复杂性：虚构与现实（B.L.Turner）

·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可持续资源利用的内涵（MichaelJ.Fogarty）

·21世纪中的粮食：全球气候的差异性（MachendraShah）

·人类时期的大气化学（PaulJ.Crutzen）

·火与薄雾：东南亚空气质量的社会与政治因素上的不均性（SimonS.C.）

·海洋和陆地碳动力学（IanR.Noble）

·碳与科学政策的联系：京都的挑战（RobertT.Watson）

·对CO2挑战的工业响应（CharlesNicholson）

2．水与全球变化的关联：世纪资源的挑战？（LeenaSrivaatava）。

·我们会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水吗？（HartmutGrassl）

·水会满足人们的需要吗？（PeterD.Tyson）

·大坝对渔业的影响：三峡大坝实例研究。Chen-TungArthurChen教授，台湾，国家SunYat-Sen大学，海洋地理和化学学院。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水，碳和氮：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MichaelRaupach）

3．全球生物地球化学：星球新陈代谢系统的理解（PamelaMatson）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变化的海洋（DavidM.Karl）

·陆地上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RobertJ）

·大气酸雨、臭氧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案例分析（OranR.Young）

4．陆地—海洋的交互作用：区域与全球的联系。（RogerHarris）

·生物地球化学的交互作用与反馈（TimJickells）

·沿海地区的全球变化：东南亚的实例研究（LianaTalaue-McManus）

5．气候系统：预报、变化和可变性

·以前和以后的气候变化：我们究竟去何处（ThomasF.Pedersen）

·气候变化的1000年（RaymondS.Bradley）

·正在变化的寒区：高纬区全球变暖的影响（OlegAnisimov）

·耦合气候系统：可变性和可预测性（AntonioJ.Busalacchi）

6．土地利用变化的热点地区和地球系统：区域和全球的联系

·陆地表面与气候有联系吗？北非：撒哈拉沙漠；

·东南亚1：理解变化的亚洲季风系统：大规模植被和土地利用在水循环和气候中的作用

·东南亚2：人类引导的陆地覆盖的变化能对亚洲季风有多大的改变？

·亚马逊河流域和土地利用的变化：未来能平衡吗？

·陆地表面与气候有联系吗？一种综合。

7．模拟和观测地球系统（DavidCarson）

·处理地球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H.J.Schellnhuber）

·监视地球系统的短期不稳定性和长期的趋势：一个空间的挑战（JoseAchache）

·虚拟现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ohnMitchell）

8．地球系统需要生物多样性吗？（AnneLarigauderie）

·为什么地球系统科学需要海洋生物多样性？（KatherineRichardson）

·生物多样性是如何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过程与功能（SandraDiaz）

9．科技能够补偿星球吗？（MikeBrklacich）

·自然的回归：为什么和怎样进行（JesseH.Ausubel）

·工业变革：生产与消费中的探测系统变化（PierVellinga）

10．面向全球可持续性（HansOpschoor）

·区域和全球可持续性的挑战和障碍（JuliaCarabias）

·转向可持续性的研究系统（WilliamC.Clark）

·可持续性科学起源讨论：什么是可持续性科学？为什么要可持续性科学？（JaneLubcheno）

·可持续科学和气候变化（BertBolin）

·重新概念化自然-社会的交互作用：将环境和发展结合起来理解（RobertW.Kates）

·雅基盆地资源的可利用性、脆弱性和持续性：环境与社会交互作用中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P.A.Matson）

·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脆弱性：尤卡坦南部事例（B.L.Turner）

·各学科间的可持续性科学（RobertW.Corell）

大会专题讨论内容十分丰富，有：A1-全球碳循环；A2-大城市与全球变化；A3-南厄尔尼诺的摆动同过去、未来气候变化的联系；A4-地球系统的演化；A5-生物多样性的全球变化；A6-全球变化与火；A7-海岸区人类活动；B1-食品生产和环境间的平衡；B2-理解土地利用的变化，以致重建、描述或预测土壤覆盖度；B3-冰雪层和全球变化：制度和指标；B4-地球系统分析；B5-陆地生物圈与全球变化；B6-社会转化过程；B7-海洋与气候变化；C1-水资源对环境变化的脆弱性：一种系统方法；C2-把人放入地球系统中：受害者或是破坏者，扰乱者或是解决者?C3-大气和全球变化;C4-全球变化非线性变化和惊讶;C5-生态系统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展望;C6-科学和政策过程：IPCC;C7-全球变化与山地区。

大会报告集中在水科学问题的主题有：全球变化中的水问题-21世纪资源的挑战，尤其值得提到的是7月12日下午，大会专门针对水循环水资源问题，举行了“环境变化的水资源脆弱性系统分析”学术研讨会。WCRP/GEWEX北美主席、美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主席、亚利桑那大学水文水资源系的SorooshSorooshian教授介绍“WCRP/GEWEX和SAHRA计划中水问题的研究：半干旱区流域水文循环与可持续性”。德国的CharlesVorosmarty教授报告了“地球系统科学对全球水评估的贡献”。WolframMauser教授研讨欧洲GLOWA项目的核心“完整的流域管理”经验。JosephAlcamo教授指出全球“水危机区与脆弱性”。JimWallace教授强调“防洪安全与水资源问题”。ClaudiaPahl-Wostl教授研讨“面向社会经济可持续性：水管理部门职能的转变过程挑战”。

三.水文科学与水资源安全

7月18-27日第6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在荷兰的马丝特里特（Masstricht）举行。大会对过去水文水资源研究进行总结，对未来水文科学的发展进行展望。会议由4个专题学术大会（Symposium，简写为S）和6个学术研讨会(Workshop，简写为W)组成。会议主要集中在水文科学基础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研究两个方面：

1.水文学基础研究

S4.土壤-植被-大气转化方式和大尺度水文模拟

WS4.高山地区水文过程与冰圈作用

WS2.水文长期变化与气候影响

S3.人类活动对地下水动态的影响

WS6.海岸湿地水文的演化

2.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研究

S1.社会经济发展与水危机

S2.区域水资源管理

WS1.全球变化与洪水预报

WS3.信息技术在可持续水管理的作用

WS5.GIS&RS在土壤侵蚀和水质变化的应用

特别需要指出，由于全球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问题愈来愈突出，给水文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即变化环境下的水资源形成与演化规律问题。IAHS会议的S1-S2，主要研讨这些国际国家和区域尺度急迫的问题。关于S1和S2的研讨内容题目摘录如下：

S1：水胁迫下的社会经济发展（E.Servat）

水源丰富，资金缺乏，水工业能否继续生存尚未可知。

·健康部门希望从水文学家那儿得到什么?

·河流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管理中对水文数据的需求。

·多学科综合研究—对水危机的响应。

·食物保障中的水资源及管理。

·洪水控制与城市排水系统管理。

·全球水协作计划

S2区域水资源管理

S2-1过去水管理的经验与教训（A.SchumannM.C.Acreman，M.Marino）：

·可持续发展的度量及其在实际水管理计划中的实现。

·可持续水库发展—津巴布韦实例研究。

·Yamuna河流域的可持续区域水管理：Delhi区域的实例研究。

·Limpopo河：逐步走向可持续发展和一体化的水资源管理。

·中国新疆博斯腾湖流域的水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管理经验的启示。

·印度干旱地区过去管理实践经验总结。

·水坝功能新探——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

·Dehli区域水资源管理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与展望。

·北尼日利亚半干旱区域的Hadejia河上建坝的影响：对未来管理的建议。

·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及供水管理模型。

·澳大利亚富营养化进程的现阶段研究。

·城市水计划书——印度班加罗尔的实例研究。

·水资源系统中相对可持续发展实现的框架。

S2-2可持续发展与水资源管理（夏军，D.Rosbjerg，G.Schultz)

·为保护水生态系统的整合水质与水量的数学生态模型的发展。

·欧洲地下水可持续发展管理的指导方针。

·清除河岸异生植被是否为一种有效的水资源管理策略。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联合管理。

·河流管理可视化中的变换系统边界。

·改善环境中被忽视的因子——监控。

·加入风险基金平衡流域经济、社会、环境压力之间的冲突。

·使用风险分析提高水资源系统模型的效率和精度。

·整合水资源管理中的角色分配。

·Volta流域的水资源竞争。

·复杂水环境管理中的空间适应方法。

S2-3水资源管理的方法（R.Davis，S.Walker）

·流域水平上的水资源管理整合模型。

·提高以决策支持系统为基础的模型的精度——水管理中的一种好的建模实践。

·持续性水系统的水力学标准。

·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实现的河流洪水预报。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中的不确定因子的概率特征。

·研究城市化对区域水资源影响的一种流域水文模型。

·水、氮循环的一种大尺度评估模型——在Elbe河流域的基础研究。

·基于地形学和土壤水文学的湿地重建计划方法的发展。

·英格兰西南部Dartmour地区放牧对水文的影响。

四.21世纪水文科学的发展机遇与展望

传统的水文学研究只考虑水量的自然变化，现代水文循环需要考虑地球生物圈、全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代表国际地球学科发展前沿，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iosphereAspectsofHydrologicalCycle，简称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陆面生态-水文过程与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和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关键问题，以科学地解释：植被是如何与水文循环的物理过程相互作用的？改变陆面生态过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大尺度人类活动改变了陆面覆盖？还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缘故？这些影响变化的水文后果如何？通过这些研究，为认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陆地表层生命物质过程，评估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保护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的基础依据。

通过7月在荷兰举行的IGBP和IAHS国际学术大会可以清楚看出，变化环境（即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文循环研究成为21世纪水科学研究的热点。根据二十一世纪IGBP发展方向，国际上的BAHC研究重点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

·小尺度水、热、碳通量研究；

·地下过程作用的评价；

·陆地-大气相互作用的参数化；

·区域尺度土地利用与气候的相互作用；

·全球尺度植被与气候的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系统稳定与传输的影响；

·山区水文学与生态学；

·开发全球数据集；

此外，还有两个交叉研究问题：

·设计、优选和实施综合的陆地系统实验；

·情景发展与风险/脆弱性分析。

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及其时空演化规律研究，是国际国内地学领域积极鼓励的创新研究课题。结合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陆地碳循环过程的水循环研究，是一个新的交叉方向。研究的热点问题有：

问题1：全球变化与水文循环问题

它需要研究回答：全球变化对区域水循环规律？过去对气圈-水圈-生物圈的相互联系/作用是如何认识？现在又是如何认识水资源的演变？其规律是什么？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在气候系统与陆地水文循环之间存在一个误区，即长期以来,水文学者把气候看作是静态:一个地区的气候是指某种统计的平衡,WMO规定系列30年的平均作为准平均,用极差/标准差描述气候变异。对陆地水文过程研究方面，认为长序列水文均值是稳定不变的，年径流出现的丰、枯现象，被看作围绕均值的周期变化。水利（水资源）工程设计：要求的水文计算都是以几十年-几百年时间尺度的水文过程稳定不变为前提。未来被看作是过去的重复或外延。例如，水资源的保证率有W75%，W50%等；设计洪水有千年设计和万年校核等。另一方面，在气候/天气过程研究中，长期以来气候学者把陆地水文看作是静态，气候/天气过程研究仅仅到降水为止，较少研究流域水文循环动力机制与反馈作用。例如，天气模式研究中仅设置若干参数代替水文过程变化和空间分布，认为陆面水文-生态的作用也是稳定不变的。例如，许多GCMs对水文循环作用过程考虑相当粗糙,平面无径流联系与循环过程。但是，现在人们业已认识：一个地区的气候/水文循环过程并不处在统计的平衡状态，而是以不同尺度变化（年际、十年际、百年际-千/万年际变化）。决定气候变化因子不仅仅是大气内部的过程，还有大气上边界（太阳行星系统）和下边界（陆地水文-生态、海洋系统）的各种物理化学过程。20世纪科学研究与进展显示：陆面生态系统对大尺度水文循环有十分重要的反馈作用。因此，全球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21世纪水文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因此，特别需要大力加强水文学家与大气物理学家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开展“全球-陆地-区域-流域尺度水文循环”科学基础的研究。

问题2人类活动对水循环水资源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水循环及水资源有那些主要影响？人类活动如何对水的变化规律产生影响？有什么地区、区域特征规律？如何量化人类活动对水循环水资源的变化及影响？这是近代水科学面临的主要科学问题。在IGBP科学大会上，特别强调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水循环、碳循环的关系。需要研究从“点”-“典型流域“的水循环机理、水文循环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地表水与地下水交换的相互作用，“大气-土壤-植被”界面过程中的物质与能量转化规律；开拓流域水文循环过程中的非线性机制研究；创新“分布式流域水文循环模型”，量化区域水文循环演化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影响关系，为认识陆地表层生命物质过程的提供重要的基础科学支撑。

结合中国的实际背景，人类活动影响是惊人的。例如，在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建国后洞庭湖围垦1700余平方公里；鄱阳湖围垦1400余平方公里；荆北所有通江湖泊被堵闭，减少调蓄长江洪水面积约5700余平方公里。建国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约有1/3以上湖泊面积被垦殖；损失湖泊面积1300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五大淡水湖泊面积总和的1.3倍；损失湖泊容积500亿立方米左右，相当于三峡水库调蓄库容的5.8倍，淮河年径流1.1倍。建国后，中游长江干流河道内的江洲河滩几乎全部被围垦。据不完全统计，围垦面积约1213平方公里；城陵矶至螺山江段河床变迁剧烈，泥沙淤积问题严重。98洪水后，国家提出治理长江32字方针：“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移民建镇、以工代赈、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但是，如何退田还湖？如何平垸行洪？认识人类活动（湖区开发、三峡工程）对水循环关系影响水科学基础问题，都是十分重要又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中国北方，人类活动剧烈。例如，在华北地区，水文循环机理比较复杂，它不仅与陆地表层系统中各种自然地理要素时空分布密切相关，而且与农业开发、都市化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直接相联。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改变了水循环自然变化的空间格局和过程，加剧了水资源形成与变化的复杂性。过去有关部门在华北水资源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但是，在华北地区究竟缺多少水等基础方面仍分歧较大。有人认为在华北通过自身的节水和提高用水效率可以解决水资源的需求问题；有人认为即使南水北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争论问题的科学问题焦点是：在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下华北地区水循环演化规律是什么？如何科学测算华北地区可供水资源量？华北地区节水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如何保障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安全？争论的原因是：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情况下的华北地区水循环演变格局与过程机理，有待重新认识；受人类活动影响等变化环境下的华北地区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测算科学依据不很充分；水资源安全与生态需水、节水潜力、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需要研究。因此，开展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循环及水资源安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

总之，21世纪水科学的挑战问题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是陆地水循环演化格局、过程与机理，即：

·如何对水、碳和能量在土壤~植被~大气界面交换中的变化进行认识？

·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时空演化有哪些特征规律？如何识别和量化？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2

孙桢说，在研究气候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国家把气候变化问题跟一些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像英国，气候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联系起来；也有一些国家把经济竞争力与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还有一种就是其反向的联系，他们把气候变化与别的问题联系起来，而其目的是否定气候变化。

在西方有些人从自由经济的角度怀疑一切，他们有一个词叫做“西瓜”，指责从事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人士外表是绿色的皮，内心却主张政府管制和社会主义。总之人们总是把一些问题和气候变化牵连起来，包括从正面和反方面进行联系，从而达到一定的目的。

孙桢认为我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从发展路径来考虑，比如能源的安全是否是自给型的，我们强调内涵式地来解决能源问题，提高能效，转变发展方式等。同时，中国也在考虑我们的国际关系，怎样在国际关系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怎样促进开放，并使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

但现实是，气候变化仅仅依靠搭相关政策的顺风车是不能解决的。气候变化工作离不开节能，所以在操作上应强调政策协调。相关部门，例如国家能源局、发改委环资司、气候变化司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十分重要。但是在战略层面，应给气候变化更多的协调层级，不能讲“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也要低碳发展。”

为此，需要从生态文明这个高度来认识气候变化。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把气候变化放在了第一章，孙桢认为这有助于我们加强对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的认识，并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在理念上要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环境优先，就是以人为本。”孙桢说。气候变化的政策，今后发展的方向和现在的实践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在使用很多行政手段，在一段时间里面还会加强，未来还会有气候变化法。我们能不能够在市场化方面，明确地提出来要支持市场化的改革，要推进碳税和碳交易，和能源的改革一块前进，这个将是我们探索的路径。

而在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气候变化问题要支持我国开放、合作的政策。在谈判中，从全球来看，我们更多的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而不仅仅以意识形态或站队这样一种方式出发。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3

一、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不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德关系日益密切和深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德两国政府通过诸如双边对话、书信往来等各种形式，频繁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构成了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通过这些直接接触，两国政府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为两国的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中德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形式主要集中在联合研究和能力建设，项目涉及中德气候伙伴关系与可再生能源合作、环境与气候领域的干部培训、温室气体监测能力建设、中国排放交易体系能力建设、江苏省以及省外三个城市低碳发展、建筑节能、土地低碳利用、北京交通需求管理、中德电动汽车及气候保护、建筑节能领域关键参与人能力建设等。合作项目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

项目运行时间：2011年3月―2013年11月；资助金额：200万欧元项目目标：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通过专业交流和分析促进双边对话。通过共同举办会议，开展能力建设，如组织讲座、研讨会和信息考察等充实经验交流。

（二）中德环境伙伴关系项目

项目运行时间：2012年1月―2016年12月；资助金额：400万欧元项目目标：环境和气候政策问题是中国实现向“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转型的基本问题。本项目将向国家环保部和国务院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项目明确以中德战略环境对话的相关议题（如政府绿色采购、空气质量改善和水资源保护、化学品安全、减少重金属污染排放）为重点，直接支持环境领域的双边合作。

（三）环境与气候领域的干部培训（项目二期）

项目时间：2012年1月―2016年2月；资助金额：160万欧元

项目目标：大幅提高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专业能力，以实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中的环境和气候保护目标。

（四）温室气体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项目时间：2011年3月―2013年11月；资助金额：230万欧元

项目目标：中国相关机构拥有开发高效的温室气体监测流程和相关基础设施的能力，为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系统（ETS）的建立预作准备。

（五）中国建立排放交易体系能力建设项目

项目时间：2012年7月―2016年7月；资助金额：400万欧元

项目目标：中方相关机构具备在地方层面建立和运营排放交易系统的能力和政策选项。

（六）江苏省以及其它外省三个城市低碳发展项目

项目时间：2010年12月―2015年1月；资助金额：300万欧元

项目目标：该项目旨在促使江苏省和其他三座城市的经济发展逐步脱离温室气体排放。

（七）通过建筑节能实现气候保护（基准线调研）

项目时间：2011年1月―2013年9月；资助金额：200万欧元

项目目标：借助激励机制，例如碳交易平台，实施大规模的住宅建筑节能改造，从而为减少建筑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

（八）低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中的气候保护）

项目时间：2012年3月―2016年2月；资助金额：350万欧元

项目目标：为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供农业、林业和矿区复垦领域的减排的行业方法和手段。

（九）北京交通需求管理

项目时间：2011年1月―2014年2月；资助金额：200万欧元

项目目标：提出北京实施高效的交通需求管理（TDM）措施的建议，为北京市政府提供能力建设培训，使其有能力对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在城市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进行建模和量化。以北京项目的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在中国另外五个大城市，推广高效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

（十）中德电动汽车及气候保护项目

项目时间：2009年9月―2016年1月；资助金额：5，623，977欧元

项目目标：该项目旨在为相关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提供电动汽车发展领域相关理论、技术及战略层面的建议，促使电动汽车的发展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并在国家及地方范围内开展电动汽车的推广示范。

二、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成效和特点

近几年，我方积极与德国政府、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双边科研项目，取得重要成果。例如：中德气候伙伴关系项目，有力地支持了中德气候变化工作组机制的顺利进行，开展中德合作新议题实验实施，并成为中德间气候变化快速信息交流的平台；中国排放交易体系能力建设项目，支持碳交易试点地区引入市场化减排手段，使中国拥有高效实施排放交易系统的能力，该项目自2012年实施至今，国内7个碳交易试点均以启动，这与双方的合作密不可分；江苏省以及其它外省三个城市低碳发展项目，除开展低碳发展规划研究、能力建设项目外，还进行了建筑节能改造、产业共生平台等示范项目，为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务实合作开启了新篇章。

在两国良好政治关系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信心和决心的增强，中德应对气候变化未来的合作将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德双边合作框架下的互利共赢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且拥有先进的低碳理念、技术及管理经验。中国低碳环保市场潜力巨大，两国合作的互补性强。通过近几年来的合作，我国学习借鉴了德国的低碳环保最佳实践，推进了国内低碳环保事业向国际化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也开放市场，引进德国的低碳环保技术设备，实现了中德合作的互利共赢，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将中国的市场与德国的技术结合起来，将为双方创造巨大的发展动力。随着两国政治与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双边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二）中德对话交流机制下的多层级参与

在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机制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筑与核能安全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双方部长通过积极沟通，为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明确了务实合作的方向；自2010年，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以制度化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双方重要的合作组织形式，双方充分利用司局级中德气候变化工作组对话渠道，及时沟通，目前已举办了五次工作组会议，拓展了全方位务实合作领域；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自2006年在中德高科技对话论坛的框架下成立了中德能源工作组，加强了能源技术合作与政策交流，为两国企业间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三）中德合作讲究规划，注重实际

德国政府对气候变化双边项目的管理基本模式，是设立专门的机构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该机构实际上是代替政府行使业主的职能。管理内容涉及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具体的项目评估考核指标，包括社会稳定程度、政府利益、专业技术考量等；二是严谨的论证与批准程序，一个项目的确定，除考虑上述因素外，项目申请内容要包括：项目执行期、资金来源、经济效益、知识含量等；三是严格的组织实施程序，详细核查项目活动及资金使用情况。

三、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建议

（一）组建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提出的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要求，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建立健全项目申报、预算编报、组织采购、项目监管、绩效评价的规范化流程。

（二）编制详细的项目合作规划

注重中德合作的战略规划及对国内工作的指导作用，建议制定三年期“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合作滚动计划”及“中德气候变化合作2015―2022战略规划”。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

第一节有关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简略回顾

一、古代先哲的见解

对包括夏代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周易·谦卦·彖传》中，就提出“地道变盈而流谦”的看法，认为地壳的高低形态会发生变化。《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歌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实际上已认识到在漫长的地质时生的极为悬殊的海陆变迁。葛洪《神仙传·王远》提到的“东海三为桑田”，即为表达海陆变迁的成语“沧海桑田”的出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座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沈括根据太行山麓岩石中嵌有螺蚌化石及沉砾岩的沉积带，推断这里过去曾是海滨，又利用尧舜时代的历史遗迹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比较方法，进一步说明现在的广袤平原过去却是浩渺的海洋，并指出华北平原的形成是由于黄河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成的。这就把前述“沧海桑田”的假说建立在有力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华北大平原形成原因的首次科学解释①。对于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元代金履祥曾精心研究了古代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代所栽培的经济作物，做出了古代要比元朝气温高的推论②。此外，清代学者张标和刘献廷分别在其著作《农丹》和《广阳杂记》中，怀疑历史时期气候的恒定性，提出各朝气候常有变化的见解。如果考虑到20世纪初期欧洲仍有若干天文学、气象学家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今气候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③，那么我国古代哲人的上述认识显得多么睿智和富有远见。

二、近代学者的认识

到了近代以后，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率先进行研究的应推蒙文通先生。他于1930年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以后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在《图书集刊》上发表了《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等论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文化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④。

夏商周密切相连，被统称为“三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商史研究首开三代先河，其中也包括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较早、用功最勤、建树颇丰者当为胡厚宣先生。1933年，胡厚宣发表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文中“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⑤。1938年，他又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在文中他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⑥。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格(KarlAugustWitffogel)发表《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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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道静、金良年：《导读》，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5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313页。

②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十三孟春条下，嘉庆十七年刊。

③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光明日报》1961年4月27—28日。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④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南京中国史学会出版；《古今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3月北平禹贡学社出版；《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3月出版。

⑤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

⑥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民国三十三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①。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于1942年发表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②。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异议，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胡厚宣于1944年又发表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的长篇论文，该文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的气候状况。文中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③。胡厚宣的这篇力作是在殷代气候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及《再谈殷代气候》④等文中，仍对胡厚宣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坚持认为殷代气候与今世“实在无甚差异”。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了董作宾与胡厚宣在殷代气候上的“根本不同”的见解。

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状况的变迁。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他根据甲骨文中“获象”、“来象”的记载，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之传说，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并诠释了“爲”字“从又牵象”，“实为殷人服象之证”。他还根据西方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自然环境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⑤。1928年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之后，伴随古代器物出土有一些古动物标本，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⑥这篇专门研究殷墟古动物的论文。之后，杨钟健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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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KarlAugustWitffogel，MeteorologicalRecordsfromtheDivinationInscriptionsofShang，GeograpHcMReviewVol．xxxNo．1Jan．1940。又见陈家芷译：《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月刊《大学》一卷一、二期。

②董作宾：《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刊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4期合刊。

③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

④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作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篇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⑤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⑥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

其意义》①，杨钟健与刘东生合作发表《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②等论文。文中将殷墟哺乳动物共分为29种，指出这些动物的种类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以上这些有关殷墟动物的研究，对认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包括夏商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虽未出现过热潮，但也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1957年，台湾学者张秉权发表了《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一文，该文力图从材料上驳倒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有关殷墟气候观点的“极为正确”③。他在后来发表的《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专门列有“殷代的气象”一节，坚持己见。另一位台湾学者丁骕于1965年发表了《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他根据对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推测出夏代之前及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地貌状况，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一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④。狩猎是商王的一项经常性活动，狩猎的动物及其分布区域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就提到过商代田猎的地域问题。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涉猎了田猎区域问题。1956年陈梦家先生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论述了沁阳田猎区及有关田猎的方法。李学勤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中也认为商代有田猎区，并考证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而1964年台湾学者黄然伟先生的《殷王田猎考》则是较早系统论述商代田猎的专著。文中不仅对商代田猎卜辞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卜辞中田猎的诹日和采用的方法，还对田猎的禽获物、田猎的区域做了较深入细致的讨论⑤。姚孝遂先生于1981年在《甲骨刻辞狩猎考》一文中论述了狩猎的手段、种类、参加者和狩猎的性质⑥。此后孟世凯⑦、杨升南先生⑧等也对商人的狩猎活动作了探讨。而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对甲骨文中的田猎地点及田猎中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和论证。这类有关田猎的文章在一些方面涉猎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信息，但还缺乏将二者(即狩猎活动与生态环境)有意识联系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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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钟健：《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②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③张秉权：《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学术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57年。

④丁骕：《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0期，1965年。

⑤黄然伟：《殷王田猎考》，《中国文字》第十四册，1964年。

⑥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孟世凯：《商代田猎性质初探》，载《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五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展开对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收录了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完成的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其中的《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古代的关中》等文章对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的状态及其变迁有所论述。进入80年代以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周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及《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①等论文，着力从多角度和多层面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但对于史前及夏商时期的环境变迁，正如作者所述：“商以前，由于文献阙略，黄河情况十分渺茫，难以实指”，“就是商代也难以具备。”②因此，对夏商时期生态环境的论述，极为简略。朱士光先生也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作有较深入的探讨③。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气候变迁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的学者应推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早在1924年竺可桢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问题，曾先后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④等论文。1966年他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英文稿，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以后又补充修订发表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上。该文发表后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他对“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温的推论，对我们认识从仰韶文化至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大有裨益。这篇论文还有力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气候变迁史的研究。如文焕然等在1978年发表了《近六、七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初探》的长篇论文，以后，文焕然还对中国历史上植物和动物的变迁⑤、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变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根据新的材料将竺可桢提出的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更具体地修正为“距今约8000年—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距今2500年前—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⑥的新认识。而施雅风院士总主编、张丕远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则对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是一部集大成的学术专著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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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②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3页。

③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

④见《科学》第10卷，第2期，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3期，1925年。

⑤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⑥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文焕然、徐俊传：《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地理集刊》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⑦施雅风总主编、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以周昆叔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他们在介绍西方环境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加以探索，分别在西安、洛阳和济南举办了三次环境考古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两辑《环境考古研究》论集。关于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周昆叔指出：“环境考古的任务是解释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人类形成以来整个第四纪时期与人类有关的环境问题。不过，由于人类发展阶段不同，内容和重点也有差别。对旧石器时代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的影响较小和文化水平低，故基本上是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历史时代的环境考古，由于人类社会已进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智慧时期，人已具备了相当的适应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加之该期较短，故一些研究有赖于历史地理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史前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或延续到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还处在较原始状态，生产力低下，对环境的依赖还很明显，对环境的影响也有限时，环境考古可以发挥明显的作用，故为研究的重点，并着重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问的关系。”①宋豫秦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②。

最早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应属李民先生。他在1989年参加在安阳召开的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③的论文，该文以盘庚迁殷为例，来探索先民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商人原居都城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而殷地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才促使盘庚作出将殷作为“用永地于新邑”的历史性选择。这为认识生态环境对夏商社会的影响有重要启发。王晖、黄春长的《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一文，则论述了商代后期气候变异对古公宜父迁岐、文王迁程迁丰、帝乙帝辛向南发展及周武王克商的社会政治影响④。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联合组成的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正合作进行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工作，其总体目标是“研究史前及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洹河流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⑤。这项中美合作应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的环境考古调查项目的顺利完成，可望推动史前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的进展。而对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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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宋豫秦主编：《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⑤中美洹河流域区域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址的发掘和研究则是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的成功尝试，被誉为“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典范”①，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此外，近年来学术界也对史前城池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也对文明中心及国家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所涉及②。

综上所述，对我国远古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史的探索从古代就已发轫，随着近代考古学尤其是殷墟发掘的出现及进展，当代环境考古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尤其是史前环境考古及夏商时期生态环境变化与社会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向着自然和人文、科学与社会相互结合和交融的方向进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加之夏商时期文献资料的匮乏，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较为单薄，有许多重要问题或研究力度不够，或还未能涉及；并且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把夏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还属学界的空白点。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显得尤有必要。

第二节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研究的旨趣与方法一、当前的环境问题与复原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意义

所谓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原因使环境条件遭到破坏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致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甚至给人类带来灾害。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使环境问题迅速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像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森林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及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国际水域与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和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1972年6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的纲领性文件，涉及与地球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领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行动蓝图。我国政府也迅速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及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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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淳：《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典范——读》，《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7日。

②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通常认为，这场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首先发起的，她在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以具体的例证描述了有机氯农药污染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都“寂静”了的可怕现实，从污染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这本书中提出的“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的理念确实表现出作者惊人的胆识和远见，以至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生物学时代”的开始②。不过，若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环境史研究者则更早提出了环境破坏对人类威胁的警示。

远的不说，就以1955年出版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为例，美国的环境史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他们合作撰写的这本书里就明确地指出：“除了很少例外情况，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达30—60代人以上(即800—2000年)。”“他们的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就迅速地衰落、覆灭下去，不得不转向新的土地。”“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他们在对史学家们通常所持的造成文明衰落的诸如战争破坏、气候变化、道德败坏、政治腐败、经济失调、种族退化和无能的领导等原因进行剖析后认为，这些原因都不是文明衰亡的根本原因，而“在绝大多数地区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是文明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为此，他们惊呼：“今天，一切民族都必须储存自己的资源并且根据自己的资源计划自身的未来；保护自然资源已经变成当务之急，绝非仅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③这些见解可谓振聋发聩，表现出超前的胆识。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在1962年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④一文，指出东汉以后之所以出现黄河长期安流的局面，主要是西北游牧民族大量迁徙入黄河中游一带，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农耕土地恢复成为草原，阻遏侵蚀，减少流人黄河中的泥沙，从而使下游河道趋于稳定，因而保持了安流局面。史念海先生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森林植被较好，在阻遏侵蚀方面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⑤。他们这些精辟的见解，指出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的要害和黄河泥沙剧增导致洪水泛滥的根本原因，而对古代黄河中游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复原以及黄河安流状态的翔实论证，为根治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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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曲格平主编：《环境保护知识读本》，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③[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峻、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⑤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害、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①。环境史学家或历史地理学家之所以能做出超前的判断或预见，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时期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探索和真切了解，这使得他们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深切的历史责任感来坦诚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地区(如黄河中下游地区)面临的水土流失、沙尘肆虐、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等环境恶化的境况绝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上这些地区确曾有过草木蓊郁、气候适宜、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的时期。复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展示历史的真实，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而且更可以引导和鼓励人们采取适当的经济发展策略，有利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本身也就有力说明了研究和恢复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作用。近些年来，国际科学界联合发起了庞大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GlobalChangeStudv)，其中包括“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PAGES)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两个子计划。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和丰厚的考古学遗存，有责任并有条件在这项事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前景的研究中有所贡献。

二、新石器时代及夏代生态环境的特殊地位

本文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从新石器时代至夏代这一时段。这正处在整个气候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在所有环境因子中，气候是最为活跃的因子，其他各种因子响应气候变化，从而引起区域环境的演变”。从全球环境变迁的历史上看，第四纪大冰期是由若干次长度约几十万年寒冷的亚冰期及两个亚冰期之间相近长度的亚间冰期所组成，这个时期是从距今约350万年前开始的，正是人类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衍成长的时期。第四纪又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时期。全新世的起点约在距今10000年前，其气候变化总体是由初期的转暖，中期达到最暖，后期又转凉的过程。而在全新世中期出现的最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出现在距今8000。3000年之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Holoceneclimaticoptimum)。②在我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某些联系，所以也称之为“仰韶温暖时期”。③竺可桢先生提出的第一温暖期(3000—1100B．C)，即相当于仰韶文化至安阳殷墟的文化时代正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夏商时代恰处在这一气候变化史上的第一温暖期亦即“仰韶温暖期”的后段。宋豫秦先生曾将殷墟卜辞与国际性的环保合作研究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联系起来，指出殷墟卜辞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并强调“殷墟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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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黄流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③段万倜：《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所记载的环境信息虽然地域范围不大，时间跨度不长，但它却是一个气候聚变期来临之前的典型，这样的典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对于‘过去的全球变化计划’的意义极不寻常”①。并且，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石器取代旧石器的技术革命；在满天星斗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放异彩，最终成为全国文明的中心；在这里崛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中央权力规模的夏王朝。因此，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及夏商时代的生态环境对“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问题

史前及夏代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与研究方法的应用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一)资料的收集范围

夏代是我国文明形成、国家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代。从考古发现看，尽管夏代已经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而商代的甲骨文则被公认为是最早且又相当成熟的文字。《尚书·多士》道：“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惜商代的典册大都未流传下来。不过，幸好我国自远古时代起，就有“祖述尧舜”、“信而好古”的传统，先秦文献中有不少追忆夏商时代的传说，如《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禹贡》和《汤誓》、《汤诰》、《盘庚》篇等。《夏小正》中包含有许多夏代的史料。《诗经》中的一些篇章，也多反映了夏商时期的史影和对山川风貌、风土人情、草木花卉、鸟兽虫鱼的描述。包括《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在内的汉代文献中，也保留了古人对夏商时期风物的记载。这都给我们研究夏代生态环境提供了尽管是间接的，但却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以来，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已发现记录在案的甲骨约120000片。②这就使因“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③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甲骨刻辞中记载了殷代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生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有关狩猎、求雨、耕作、物产等方面的记述也包涵有生态环境的信息。由于夏代与商代同属环境变迁史及气候史上的“仰韶温暖期”，而且殷承夏制，往往夏商并称，因此，甲骨文提供的一些史料也可为夏史研究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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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豫秦：《殷墟卜辞与全球变化研究》，《黄河文化》1999年第2～3期第39页。

②王字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③王字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对史前及夏代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古学的蓬勃发展。自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遗址、蓝田人遗址、北京人遗址、匼河遗址、丁村人遗址、小南海遗址、下川遗址等的发掘，使旧石器文化已成系列；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分布可谓星罗棋布，发现的数量在整个考古发现中堪称独占鳌头。这其中不仅提供了史前人类丰富的文化遗存，而且还揭示了许多环境信息，对我们开展“仰韶温暖期”的环境变迁研究尤为重要。夏代考古的最重要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经过40多年的勘察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和一批墓葬、房基、陶窑、铸铜遗迹等，并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此外，在豫西洛阳和冀南、冀北和晋南及陕西关中地区等地也发现有内涵丰富的夏商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夏代生态环境的重要资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对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夏文化往往有地层上的叠压和羼杂关系，且学术界也有持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①，或主张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文化的看法②。这都说明龙山文化与夏文化甚至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仰韶文化甚至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考古资料也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资料来源。这是因为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在内的新石器文化时期与夏商时期同属“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在同一气候期段内的生态环境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可以弥补夏代时期相关资料不足的缺憾。

自然科学及交叉学科方面的资料在夏商环境史的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环境史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而在自然科学当中，它又包涵有地质学、气候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具体地说，地质学中的第四纪地层、气候学中的历史气候变迁、生态学中的古植被与古动物学、地理学中的历史地理、环境科学中环境变迁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是开展夏商生态环境史研究所应参考的材料。

(二)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

生态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历史学和考古学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即用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来叙述或阐明历史事件或人物在当时所处背景条件下的实际情形，以揭示历史事项的真相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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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金槐：《试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与夏代文化早期的关系》，载《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0页。

②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史又与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生态环境变迁史或简称环境史也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因此，跨学科研究是其运用的基本方法。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①，达到从整体上把握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的目的。如在环境变迁学和历史地理学中采用的树木年轮断代、湖泊纹泥断代、冰层年代、14C年代测定、古地磁年龄测定等方法，以及利用孢粉分析方法来推论过去一定时期的植被特征和气候状况及方法，都可为我们进行夏商时期生态环境研究所参考借鉴。

尤其是环境变迁研究常运用的“将今及古”的思维方式很值得借鉴。这种思维方式认为，目前在地球表层进行着的这种内外力的作用过程，在过去也都发生过。如流水的侵蚀、搬运和沉积作用，冰川的活动及其侵蚀、搬运、堆积作用，风力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等，这些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沉积物记录了当时的地理环境特征。所以，根据这些遗留至今的沉积物可以认识过去的环境变迁②，“由今及古”的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在环境史的研究中有广泛的适用性。当然，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精确性不能避免其分散、难以融合的缺陷。因此，应该由历史学来加以整合和归纳，这是因为历史学在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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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③J．Petulla，TowardanEnvironmentalPhilosophy：InSearchofaMethodology，EnvironmentalReview，I(1977)，p．36．

第三节时间范围和空间地域的界定

一、时间范围

本文把“仰韶温暖期”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即大致从裴李岗文化到夏代约五千多年的时期。2000年11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果《夏商周年表》表明，夏代开始的年份为公元前2070年，而夏桀亡国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④。这样本课题的研究也侧重在夏代大约470年生态环境的历史。应该认识到，生态环境史与人类社会史的阶段划分是有区别的，也不应采用同一的划分标准，这是因为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往往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地质时期的演替过程，而在同一个地质时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也往往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如前所述，夏代属于地质年代第四纪的“全新世最适宜期”的范围之内。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不能脱离全新世晚期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商代与夏代同属“仰韶温暖期”，因此也不宜将它们截然分开。并且，为了对环境变迁有一更为系统完整的了解，我们也有必要穿越时间隧道，对全新世以前的生态环境变迁加以考察，以使我们对当今所处的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有一更为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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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

二、空间区域

生态环境史的研究，除了与具体的时间范围关系密切外，也与一定的空间范围有着密切联系。

本课题将研究的主要区域界定为夏代活动的地区，也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关于夏族的始源地，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和含糊不清，考古资料的局限和混杂，造成了认识上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纷纭局面，大体上有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安徽说、四川说和浙江说等。李民先生和张国硕先生在《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一书中，将这些歧说一一辨析，经过翔实的考证，认为夏族起源于豫西，到夏禹后期又控制了晋南。在夏王朝时期，其统治的地区尽管随着其势力的强弱有所扩大或缩小，但其中心地区是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①。其控制的势力范围西达关中东部，东至豫东地区，南及长江北岸的鄂北一带，北抵晋南和豫西北地区。据此，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应以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为主要范围。当然，也应看到，夏商周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周和夏是同时存在的三大部族。商的祖先契、周的始祖弃与舜、禹是同时代人，并且，三族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夏代的生态环境，应把三代活动的空间范围联系起来。

与夏族起源地的众说纷纭一样，商族的起源地也是学界长期纷争的公案，李民先生等经过长期的仔细甄别和缜密研究，认为商族最早活动于关中地区，昭明时迁至晋南、晋中地区，相土时东迁，短期到达泰山附近，最终定居发展于豫北、冀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南下，西指灭夏，建立商王朝。河南省的中部、北部和河北省的南部地区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控制的陕西关中地区虽然不属于夏商时期统治的中心地区，但与本课题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先周文化与夏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族最早活动于晋南地区，可以说是与夏族同源。周人始祖后稷曾在夏王朝任职，其先祖不窋也曾在夏朝做官，“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窑，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②。也可以说，先周文化也与夏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把先周控制的关中地区作为研究的范围之内。

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史前及夏代的生态环境，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重点的，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份，这也基本反映了夏代统治的中心区域。当然，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气候变化常常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的，这种影响往往会突破一定的地域界限。竺可桢在研究我国古代气候的变迁时，曾引用了日本从9～19世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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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②《国语·周语》。

记载的京都樱花开花的日期等资料，发现了“在这一段时间，中国气候和日本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①共同规律。这说明研究生态环境的历史，在确定了基本的空间框架的前提下，视野可以放得宽阔些，以便发现普遍的规律。因此，本文的研究，在必要时也将不受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局限，适当地利用更多的与课题相关的各种资料。

第四节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相关概念及观点

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是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历史科学等学科在内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了解这些学科、尤其是上述前两大学科中的相关概念及其原理和规律，有利于加深对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

一、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的基本概念

环境是个抽象、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与某一主体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被称为这一主体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所指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客观世界，也就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各种自然要素及其构成的环境综合体，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干扰和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人为环境。

生态环境生态是指某一生物(生物系统)与其环境或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对状态或相互关系。生态环境则是指除人类种群以外的不同层次生物所组成的生命系统为主体的外部条件或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对环境要素的分类和认识分歧较大。在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环境要素即指环境中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行为和分布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包括气候因子(如温度、湿度、光、降水、风、气压、雷电等)；土壤因子(土壤结构、有机和无机成分的理化物质、土壤生物等)；地形因子(如地面的起伏，山脉的起伏、坡度和阴阳面，地质历史条件等)；生物因子(如地面和土壤中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等)；人为因子(如人类开垦、采伐、引种、栽培等情况，列出人为因子是为了指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的影响)。

生态系统与生物圈生物在自然界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结合成生物群落而生存的。这种在自然界一定空间原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就叫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由生物部分的生产者(主要指绿色植物)、消费者(主要指动物及某些寄生的菌类)、分解者(主要指有分解有机物能力的微生物及某些以有机碎屑为食的动物)和非生物环境部分(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能量及其生活场所，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壤、无机矿物质等生物以外的所有环境要素的总和)所组成。地球表面由于气候、土壤、水文、地貌及动植物区分不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而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各类生态系统组成一个巨大而极其复杂的生物圈，各类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有各自的特点，起着特殊的作用，共同维护着生物圈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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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

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生物与其环境总是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与信息的交流，但是一定时期内，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这种生物物种之间和生物与生态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流动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就叫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平衡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因而也是脆弱的。任何内部或者外部因素的改变，都可能使这种平衡发生变化，甚至导致生态破坏。不过，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动调节能力，或称为缓冲内外变化冲击的能力。当系统的某一部分出现了机能异常时，就可能被不同部分的调节所抵消。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越多样，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途径越复杂，其调节能力就越强。相反，成分越单纯，结构越简单，其调节能力也越小。只要外界或内部的变化不超过它的缓冲力，在被冲击之后，其平衡会逐步得到恢复。但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再强，也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调节就不再起作用，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

二、生态学的基本规律

生态系统之所以得以保持平衡，这是由于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决定的，了解了这些规律，就等于抓住了生态学的本质。也有助于分析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变化。

物物相关律即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同种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异种生物间也存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不同群落或系统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依存与制约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立即表现出来的，有些需滞后一段时间才显现出来。因此，在采伐森林、开垦荒地、猎捕动物、排放废弃物等生产活动中，都需弄清自然界诸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相生相克律即通过“食物”而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协调关系。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彼此之间形成食物锁链联系，被食者为捕食者提供生存条件，同时又为捕食者控制；反过来，捕食者又受制于被食者，彼此相生相克，使整个系统(或群落)成为协调的整体，并使生物保持数量上的相对稳定。所以，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就不得任意向某一生态系统引进原本没有的物种，也不得在生态系统中随意去除某一物种，以免打破生态系统相对协调的稳定关系。

有效极限律作为生物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资源，在质量、数量、空间和时间等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供给，这就是说任何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通常都有一个大致的上限。每一个生态系统对任何外来干扰都有一定的忍耐极限，当外来干扰超过此极限时，生态系统就会被损失、破坏，以致瓦解。这是由有效极限律决定的。所以，放牧强度不应超过草场的允许承载量，采伐森林、捕鱼狩猎和采集药材时不应超过能使各种资源继续利用的产量，排人生态系统的污染物也不应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还必须使对生态系统的冲击周期长于其自我恢复的周期，如规定适宜的禁猎期、禁鱼期、封山期等。

协调稳定律即只有各部分协调的生态系统才是稳定的。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一般地说，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生物种的多样性增大，连接各物种的食物链增多，系统的稳定性也相应增强。所以，对于某一个地区来说，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种类越多，抵抗外来干扰的能力越强。然而，由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机制，主要由其结构和功能的协调、物质输出输入的平衡所决定，因此，稳定的系统不一定都是结构复杂的系统。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尤其要注意保持生态系统多物种的合理结构及生物多样性，以维持自然机制的正常进行，确保系统的稳定，防止因过度利用导致资源枯竭，系统瓦解。

互利共生律即在生态环境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最初生长在岩石表面的地衣，由于没有多少土壤可供着“根”，当然所得的水和营养成分很少。但是地衣生长过程中的分泌物和尸体的分解，不但把等量的水和营养元素归还给环境，而且还生长不同性质的物质，能促进岩石风化而变成土壤。这样环境保存水分的能力增强了，可提供的营养元素增加了，从而为高一级的植物苔藓创造了生长的条件，接着如此下去，便逐步出现了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生物与环境就是如此反复地相互适应和补偿。而多种生物共同栖息在一起，共生共存，互相补偿，维系着整个生态和谐发展。但是，如果损害了生物与环境或生物间的相互补偿与适应的关系，比如某种生物的过度繁殖，或是单一性的土地利用，都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时空有宜律即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组合，构成独特的区域生态系统；同时，这一区域生态系统也随时间发生变化。比如，在成熟林多的地区可以根据用养结合的原则，对林木进行采伐，但河流上游的水源林和用于保持水土的林区，其主要功能是涵养水土，预防水土流失，那就只能允许少量择伐，绝不允许皆伐。如对某地某种狩猎的动物，只能在种群数量过大时有计划地猎取一部分，以使其与所需资源相协调；相反，如某地某种狩猎动物种群很小或正处于生育期时，就不应猎捕，以促其种群繁衍，防止物种绝灭。这就是说对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生态系统，都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

限制因子律在诸多的生态因子中，处于最小量的因子或接近耐受极限的因子对生物的生长发育起主要的限制作用，甚至因该因子的超低量导致生物的死亡，生态学中将这个因子叫限制因子。因此要学会从复杂多样的生态因子中，找出限制因子，并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比如鹿群越冬要受到温度、降水、食物、天敌等因子的影响，如果确定食物是越冬的限制因子，就可以在冬季森林中投放补充饲料，以使其种群量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位原理生态位是指生物所占据的多维生态因子空间以及生物所起的生态作用。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理想的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和就是生态位势。生态位势的存在驱动着人口、能量、物资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变化。为了获取更高的生态经济效益，人类往往会不断开拓和占领一切可利用的空余生态位①。

三、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而人类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生态环境，改变着自然生态的面貌。从整个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经历了一个彼此消长的演化过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直到工业社会以前约300万年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应对自然能力的限制和生产手段的落后，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表现的较为显著，有时人类甚至处在无可奈何的屈从被动状态。人类社会进入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生产手段和技能的全面进步，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干预程度凸现出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正像人类童年时期的原始社会就开始不同程度地对生态环境发生密切关系、并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样，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生态环境也依然对人类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彼此程度和广度不同或彼此消长起伏而已。

(一)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孕育人类产生的“母亲”，它提供的适合于人类生存的阳光、温度、水和源自于绿色植物的食物等条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也可以这样说，没有生态环境也就没有人类的诞生和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也正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人类一刻也脱离不开养育他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提供了必需的、广阔的舞台。人们都习惯地称地球为人类之家，地球表层分布着土壤岩石圈和水圈，为人类的生活、生产提供了立足之基和生存空间。尽管人类科技的进步已经可以把人们送到包括月球在内的外层空间，但这些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地球的须臾不可或缺的依赖。人类如果没有与之相依的生态环境，不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活习惯、生理特点、心理特点有着深刻的影响②。比如我国南北方饮食习惯有较大的差异，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这与我国南粮北麦的农业种植结构有关，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繁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劳动方式。从对人类生理特征的影响来看，最突出的莫过于人种的差异，如生活在热带非洲的人皮肤黝黑，而耐酷暑；生活在北欧的人皮肤白皙，不畏严寒；生活在西藏的人则适应于高原生活等，则反映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理特征的影响。生态环境也对人类心理和精神有着一定的影响。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生态环境为人类生产提供物质资源等各种物质基础，从而决定生产活动的内容。如没有矿产资源，就谈不上矿物的开采和冶炼。这正应照了“有此未必然，无此必不然”的道理。同时，物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进展程度和水平。比如在资源条件较好的黄河流域适宜早期人类繁衍生息，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由于生态环境条件恶劣，生产劳动较为艰难，文明的演化也较缓慢。并且，生态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如平原适于种植，山区宜林，草原宜牧，水域宜渔等。这种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差异是与生态资源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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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英旭：《环境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儒冰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朱颜明等：《环境地理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

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也产生有重要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长期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就会形成较为稳固的对事物的看法、思想和观念，进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想文化。比如生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民族因长期处在四周环海的环境当中，创造的是颇具冒险精神的海洋文化；而长期生活在为高山、大海相隔的陆地上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民们，创造的是求稳敦实的大陆文化。就拿中国南北文化的对比来看，也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江南文化婉约细腻，北方文化粗犷豪放，文学艺术上常说的“京派”“海派”之争，其实正是生态环境对社会文化影响的反映。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遵循包括生态规律在内的自然规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但是，决不能改造自然规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正如管子指出的那样，“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将导致“天不予时，地不生财”①。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中美洲玛雅文明的消失，都与环境的恶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当然，我们重视和研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绝不是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客观地认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实际作用，正确地看待自然规律的客观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生态环境的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并且也同样重视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之，正如胡兆量先生等指出的那样：“自然环境是社会发展的舞台，对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或深或浅，或偏或激，与环境决定论有本质区别。”②我们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形成我国文明中心地位和夏王朝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只是根据客观事实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作用的客观评价，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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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形势辨》。

②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二)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曾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认知过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我国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时，是将环境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都兼容并蓄地引进，比较客观地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不是“控制”，承认人类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也出现了过于强调人的作用的思潮。反映到哲学思想上，盛行“生产关系决定论”，地理虚无论、唯意志论、人定胜天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不但阻碍了对人地关系(即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认识的正确发展，还导致了经济实践中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肆意发生，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害。直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对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重新有了正本清源的客观认识。

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关系。人作为唯一具有制造工具和劳动能力的群体，从一诞生起就开始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施加影响。在人类的童年及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程中，正如前苏联学者格拉西莫夫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通过从周围环境取得能量和物质并以变换过的(工业的、家庭的和其他的)形式予以归还时，干预了自然过程的动力平衡循环。然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已具备了恢复被破坏的自然过程的能力。……这样，从整体上说，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顶得住人为干扰的能力，虽然也发生过局部的不可逆转变化。”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总强度已经超出地球表面许多大面积地区的恢复能力，导致了不但是局部而且是区域性的不可逆变化。”①这大致反映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步增强的状况。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就其对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地形地貌、河流湖泊、气候状况等环境要素的影响略加评述。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植被的影响上。英国学者安德鲁·古迪指出：“在开始考虑人对环境的影响时，一般应从植被开始，因为人对植物生命的影响要比对周围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影响更大。人通过给植物带来的变化改造土壤，影响气候，影响地貌变化过程，并改变某些天然水体的质和量。实际上，整个景观性质的变化都起源于人所导致的植被改变。”②人类的砍伐树木、焚烧森林草原、垦田种植等活动，极大地破坏和改变了原始生态的自然地貌和空气的质量。而对动物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对动物的驯养、传播、宰杀、灭绝，人类活动在造成为人类所食用、役用等的动物畸形膨胀的同时，也伤害甚至灭绝了大量动物，这其中损害某些动物的自然环境是最主要的原因。总之，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扰乱破坏了植被，减少甚至灭绝了大量动物种群，破坏了生物平衡，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且也是沙漠化加剧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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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erasimov，I．P．1976：ProblemsofNaturalEnvironmentTransformationinSovietConstructiveGeography．ProgressinGeography9．75～99．

②[英]安德鲁·古迪：《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中国环境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对水域的利用和改造由来已久。在公元前五千多年的古代埃及，就开始建造水坝，《圣经》中也有挪亚方舟的记载，我国更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人类用水消费包括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为满足这些需要人类建造水库、修建运河及渠道；并随着森林的减少和水土流失，加速了河道淤积和湖泊萎缩的过程，这些都大大改变了自然界的水分循环和水资源的平衡状况，并影响了气候的变化。如再加上水污染的蔓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更为严重。

人类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明显表现是对地形地貌的改造。人们在盖房、筑路、采矿、建坝、开挖运河的过程中，把大量的土壤、覆盖物和基岩，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固体物质机械迁移的消极后果是毁灭植物，引起侵蚀和冲刷，造成采石场、废石堆、土堤等人造小地形，触发陷坑、塌陷、滑坡，改变地下水网络①，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后果。

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已越发明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光化学烟雾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酸雨泛滥，导致“温室效应”发生，遭到污染的空气，不但危害了生物的生长，而且也威胁着人体健康。

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由于本文主要针对的是中国远古时期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在此不做深入的探讨。但这已足见当代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我们在这里列举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甚至破坏，并不是说这种影响在历史上始终占主导地位；也不否认人类具有认识和适应自然规律，“合理”地控制自然的能力；更不是说这种干预和“破坏”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余地。并且，我们仍然对改变人类社会与环境不和谐的状况、实现二者的协调互宜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抱以乐观的态度。因为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不仅有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非凡创造力，而且有保护和珍重自然的理性认识能力。人类是靠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孕育而生，毁灭了生态环境，就等于毁坏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睿智使得他们能够做出理智正确的选择。同时，也促使他们反思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和谐或者说破坏环境的历史。正如安德鲁·古迪指出的那样：“尽管对于人类作用于环境引起的不希望有的结果的分析更多地集中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方面，但是我们并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环境引起的很多重要的变化曾经是和正是非工业化社会所造成的。”②因此，我们研究环境变迁的历史，要解决当前面临的世界性环境问题，就有必要研究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状况及演变的历史。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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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兆量等：《地理环境概述》，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②安德鲁·古迪：《人类影响——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中国环境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以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一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①这其中亦道出了重塑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的意义。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5

【关键词】欧盟《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政策演变

【作者简介】陈新伟,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近些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程，学术界对世界各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气候变化政策的关注和研究也随之升温。欧盟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支特殊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旗手的角色。对于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欧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欧盟的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其气候变化政策尤其值得重视和研究。欧盟气候变化政策起源于欧洲早期的环境保护运动，并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国际法律文件谈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本文拟对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作初步的探讨，勾勒其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解析其特点以及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一、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起源

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起源与欧洲环境保护运动密不可分，两者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欧洲环境保护运动经历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欧洲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兴起为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二十年的大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1962年雷切尔•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开始引起西方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首次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容量的限度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思考。研究机构和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大量报道和持续关注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学生运动向环保运动的转型影响深远，这场青年学生运动不仅加速了欧洲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领导和干部。简言之，以群众运动为主体的环保思想启蒙和环保意识的形成是这一阶段欧洲环境保护运动的突出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环保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型时期，亦即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其突出标志是绿党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并开始参与政党政治。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欧的一些环境保护组织纷纷联合或改组相继成立了绿色政党。欧洲绿党的理论主张以生态保护主义为核心，其中最能体现绿党创新的是它的生态优先价值，即要以生态可承受能力为准绳，重新调整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放弃人口和经济的无限增长，减少人类生存对自然的压力。欧洲绿党的成立及其政策主张，为欧洲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尤其重要的是欧洲绿党推动了欧盟政治经济的“绿化”。自1995年起，绿党在欧盟的芬兰、法国和德国等国先后通过与其他左翼政党合作，组成全国性的红绿联合政府而成为执政党。在参与各级选举的竞选活动中，绿党宣传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广大选民和普通民众也进行了绿色环保思想的教育，其生态优先的价值随之为广大选民所认识了解。进入各级议会后，绿党提出了大量环境立法的议案和建议，极大地推动了欧盟的环境立法和环保制度建设。欧盟拥有世界上迄今最为完备的环境立法和超前的制度建设是与绿党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

第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大体与第二个阶段相吻合，但是具有新的特点，即是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欧洲环保先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环保政策，从而把环境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欧洲环境运动也从个别国家最终扩大到整个欧盟。绿党的生态优先价值观对欧洲传统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绿色环保的理念已经成为大部分政党之间的共识。欧洲民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主流传统政党对绿党生态优先价值观的认同，推动欧盟内部产生了以德国为首的环保先锋国家。1995年瑞典和芬兰的入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环境运动的发展。瑞典是较早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其入盟后壮大了欧盟内绿色环保国家的力量，有助于在欧盟内形成新的环境力量格局。瑞典与环保先锋国家德国、荷兰和丹麦等国在欧盟内部组成了一个“绿色集团”，推动欧盟首次改变了在环境领域的决策程序，即由一致同意改为特定多数表决。

欧共体和欧盟环境立法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欧洲环境运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1957年的《罗马条约》并未触及环境问题；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对《罗马条约》的重要修订之一就是增加了环境部分，第一次为欧共体的环境政策提供了法律基础，是欧盟环境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通过进一步增强了欧共体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明确规定环境保护的要求必须纳入共同体其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1997年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原则和目标写入了有关条约，进一步突出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这些条约赋予欧盟代表各成员国在欧盟内部和国际上行使环境政策的权力，欧盟在环境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力空间为欧盟以后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提供了基础。

总的来看，从绿党、环境先锋国家再到欧盟，欧洲的环境运动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的过程。早期的欧洲环保运动开启了欧洲环境运动的先河；欧洲绿党把欧洲的环境运动提升为欧洲的绿色政治运动，对欧洲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环保先锋国家将欧洲的环境运动推向整个欧盟层面。一句话，欧洲环境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欧盟气候变化政策起源的背景，也为该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早期基础。

二、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形成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并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挑战。通过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88年1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成立开启了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进程，标志着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全面进入国际政治议程，成为一个事关各国重大利益的政治和外交问题。1992年5月9日，由联合国主导的政府间谈判最终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政府间合作与谈判的先河，为以后的气候谈判确立了基本的框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欧共体对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且对公约的达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欧盟气候变化政策还没有形成，但此时欧共体提出的一些主张已经反映出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某些基本理念。例如，1990年10月，欧共体提出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标。在公约的谈判过程中，欧共体主张公约应包含发达国家限制二氧化碳的时间表，而美国则坚决反对将这样的减排义务写进条约。另外，公约确立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此项原则成为后来指导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根本原则，欧盟从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原则与欧盟在治理环境污染中形成并的“污染者付费”（PolluterPays）原则是一致的。该原则最早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基本理念是谁污染谁承担治理的费用。作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政策，该原则不仅构成了后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的基础，也反映了欧盟一贯坚持的立场：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随后的《京都议定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同时也反复出现在欧盟的一些法律文件中。

但要指出的是，从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来看，虽然欧盟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但是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领导作用，公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立场和偏好。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地位是在随后启动的京都谈判进程中逐步确立的，也正是在参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围绕履行议定书的各项承诺的过程中，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正式形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但是公约确立的自愿减排原则不足以实现“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目标。为了推动即将举行的京都会议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欧盟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政策措施。1997年3月，在经过内部的协调之后，欧盟环境委员会提出一种减排方案，即欧盟国家集体支持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在201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应当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的15％。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在日本京都召开。在谈判中，美国提出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与欧盟的观点分歧较大，因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经过谈判，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应在2008年至2012年的“承诺期”内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要比1990年减排5.2%，其中，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承诺将减排8%。为了各国低成本地履行减排义务，议定书引入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排放贸易（ET）三个“灵活机制”。

《京都议定书》通过后，取得缔约方政府的批准使其尽快生效成了问题关键。在欧盟内部，欧盟于1998年3月召开了环境部长理事会会议，出台了《欧盟关于气候问题战略》文件，提出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立场和战略方针。文件肯定了《京都议定书》的积极作用，认为议定书提出的灵活机制有助于实现各国的承诺，并强调扩大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全球参与。扩大全球参与应遵循的原则是：各国有责，区别对待，即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虽然《京都议定书》尚未生效，但是欧盟要加速立法，以减缓气候变化。1998年6月，欧盟各成员国一致同意了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为了实现此目标，成员国之间达成了“责任分担协议”（BurdenSharingAgreement，BSA）。责任分担协议将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任务分配给各成员国，从而解决了成员国各自的减排任务问题，使成员国把工作重心放在实施他们自己的减排计划上。为了在区域内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做好政策准备，2000年6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第一个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Ⅰ），旨在具体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在此计划中，欧盟委员会、工业团体和环保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根据成本效益的原则，确立和发展了30多项政策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建立了欧盟内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TS）,2001年10月欧盟委员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措施中草拟了一个欧盟内部温室气体排放体系法令，旨在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

在国际层面，欧盟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不利形势之下，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协调各方立场，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作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3月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欧盟对美国单方面退出的行为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但美国的退出也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即欧盟籍此担当起了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的世界领袖角色。在劝说美国回归京都进程无望的情况下，欧盟表现出了撇开美国单独推进京都进程的决心。欧盟以身作则于2002年5月31日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退出客观上也促进了欧盟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接近。国际社会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相继达成了《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议》，使国际气候谈判进入了缔约各方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关键阶段。美国退出后俄罗斯的态度对《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至关重要。欧盟再次发挥领导作用，它不但把批准《京都议定书》作为其与俄罗斯关系的核心，还将此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挂钩。批准议定书是俄罗斯“不得不作出的政治决定”。在获得俄罗斯批准后，《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而欧盟对此贡献甚多。有分析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欧盟的推动，使得《京都议定书》这样一个多边环境协议在美国这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退出的情况下能够存续，从而挽救了全球气候变化多边治理的进程和模式。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欧盟的政策重点转向内部。2005年10月，第二个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Ⅱ）在布鲁塞尔正式启动。该计划回顾了第一阶段欧洲气候变化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把未来政策的重点放在碳捕获和碳储存上，主要内容包括：从2011年起将航空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制订降低新车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关法律，审核现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并在2013年修订，制定安全运用碳埋存技术的立法框架等。

为了落实《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减排目标，欧盟制定了多个重要文件，并依据欧盟各成员国不同水平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2000年和2005年欧盟相继推出了两个欧洲气候变化计划，其直接目标就是加强欧盟区域内部的整合力度，约束成员国制定具体的减排措施。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的通过和实施标志着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正式形成。该政策的内容表现为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通过的一系列法规、指令、决定以及建议等。欧盟设计和运用了一些形式多样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政策。其中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是其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基础和途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覆盖国家最多、横跨行业最多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其他政策工具还包括财政政策、能源政策、交通运输政策以及农业和林业政策等。减排措施针对的重点是能源、民用、服务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领域。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良好的减排效果，欧盟的一份报告表明，从1990年到2005年间，欧盟15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5％，欧盟27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与1990年的排放水平相比减少了7.9％。另外，欧盟不断加大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力度，力争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在每次参加国际谈判之前，欧盟委员和欧盟成员国都要举行多轮磋商，以期形成共同立场。欧盟理事会在气候变化谈判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主导作用，确保欧盟的共同路线，并加强欧盟在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地位。在决策方面，欧盟为实现《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所采取的措施在欧盟理事会也大多采取了有效多数的表决方式。同时欧盟作为单独的一个政治实体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由轮值主席国代表欧盟参与谈判并作为单独一方与成员国一道签订条约。这样，在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中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发展成熟，也最终从成员国的政策中独立出来，成为欧盟一个新的政策领域。

三、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新发展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九款的有关规定，后京都阶段（《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之后）的谈判不迟于2005年启动。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第13次缔约方会议（COP13），会议的最终成果是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规定在2009年底之前，达成减缓全球变暖的新协议，以接替《京都议定书》，为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新任务，为进一步证明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2007年1月，欧盟委员会首次提出，为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继续显示欧盟在减排方面的积极和领导作用，不论其他国家如何行动，到2022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至少比1990年降低20%。2007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提出了一项能源和气候一揽子决议，此项决议在欧盟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核心内容是“20－20－20”行动，即:承诺到2022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若能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其他发达国家相应大幅度减排，先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相应义务)，则欧盟将承诺减少30％；设定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的约束性目标，包括生物质燃料占总燃料消费的比例不低于10％；将能源效率提高20％。为了实现此决议提出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月23日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新立法建议，该项立法建议也被称为欧盟气候变化扩展政策。该计划在同年底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欧洲议会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

从上述一揽子计划中，可以窥见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些新动向和新特点：一是修改了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使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ETS)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二是在运输、农业和住房等非ETS部门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三是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推行生物燃料；四是制定了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以及环境补贴的规章制度。一揽子计划提出了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第三阶段(2013年至2022年)的实施内容，大大扩展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扩大了该体系的覆盖范围；基于部门制定欧盟范围的排放上限而不再是各欧盟成员国设定它们自己的目标水平；改变了配额由各成员国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分配计划的做法代之以在欧盟层面上分配配额；更灵活地使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等减排信用。这些举措表明欧盟加大了内部政策整合的力度，欧盟机构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节能减排措施更加完善。当然，这些举措对促进欧盟整体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市场和推动欧盟产业革新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还成为欧盟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依据与基础。2009年12月7日-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谈判代表共同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为2012年后设计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欧盟对此次会议原本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由于与会各方在诸如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的存续、资金供给和受援对象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于2010年3月了题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行动起来重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政策文件，明确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战略。该文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文件认为《哥本哈根协议》与欧盟希望达成的“充满活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相去甚远，但是该协议“朝着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协议迈出了一步”，欧盟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谈判。其次，文件指出，达成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充满活力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是欧盟一贯坚持的目标，为此欧盟为未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设定了一个路线图。最后，文件认为“欧盟所能表现出的最令人信服的领导力是采取行动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气候最友好的地区”。文件重申了欧盟的近期减排目标，另外欧盟委员会将制定2050年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发展路线，实现欧盟温室气体到2050年减排80%-95%的目标，为发达国家总体降低50%的目标作出贡献。

2010年5月31日，为期12天的2010年第二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在德国波恩启动。本轮谈判中，各方将首次展开实质性磋商，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于5月26日报告指出，金融和经济危机大大降低了欧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成本，因此欧盟应考虑把2022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由20％提高至30％。尽管欧盟内部一些国家对欧盟单方面提高减排承诺表示反对，但不排除欧盟可能会在未来气候谈判进程中，择机打出单方面提高减排承诺这张牌，以期占据主动，向其他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重塑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地位。

四、结语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1篇6

关键词：“十二五”规划；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之快倍受世界瞩目，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不断破坏。本文结合发展经济学知识，对“十二五”环境规划之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了见解。熊焰（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在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双重作用下，一场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经济秩序和生存方式的革命。要迎接挑战，把握机遇。葛全胜、方修琦（2010）运用化学方法结合科学知识对如何“减排”做了系统的介绍。这些学者的研究都使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危害性和“减排”的重要性及可行性有了充分了解。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进程，或是外部强迫，或者是人为地持续对大气组成成分和土地利用的改变。我们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气候变化通常是指人为因素对气候起到的使其反自然规律而达到变化或恶化的状态。

（一）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布局、结构的变化

因为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干旱的地方更干旱，降雨多的地方雨更多。对防御暴雨气候灾害和预防抗旱的要求就更高了，但是有些偏远地区并没有那么健全的防御机制，所以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粮食的减产甚至危机到粮食自给。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虽然气候变化导致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加强，使某些地区农作物生产周期发生改变而利于农作物生长，但是对大部分地区的农产品生长周期和防止虫害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长此以往，气候变化将使得我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减少，对第一产业产值和国民经济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到民生。

（二）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地区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环境

全球大约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岸线六十公里的范围内，经济发达，城市密集。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洋水体膨胀和两极冰雪融化，可能在2100年使海平面上升50厘米，危及全球沿海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沿海低地。这些地区可能会遭受淹没或海水人侵，海滩和海岸遭受侵蚀，土地恶化，海水倒灌和洪水加剧，港口受损，并影响沿海养殖业，破坏供排水系统。部分以沿海旅游业为主要经济增长来源的国家受到严重影响。

（三）气候变化加剧洪涝、干旱及其他气象灾害

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灾害增多也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就可能带来频繁的气候灾害――过多的降雨、大范围的干旱和持续的高温，造成大规模的灾害损失。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全球变暖会导致干旱的地方更干旱，由威胁生态环境进而发展到威胁生存环境。

（四）气候变化导致病毒肆虐，传染病流行，危害人类健康

气候变暖有可能加大疾病危险和死亡率，增加传染病。高温会给人类的循环系统增加负担，热浪会引起死亡率的增加。由昆虫传播的疟疾及其他传染病与温度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温度升高，可能使许多国家淋巴腺丝虫病、血吸虫病等增加或再次发生。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疾病传播的危险性可能会更大。

基于以上的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中国正在努力寻求一种环境、资源与人类发展相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道路。2010年10月拟订的“十二五”环境规划建议正是站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出发点，以“节能减排”、“植树固碳”、“能源替代”“责任共担”为切入点，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是如何对待越来越紧迫的环境问题的。

二、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

欧盟委员会2007年6月29日有关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性绿皮书《欧洲适应气候变化――欧盟行动选择》，确立了欧盟适应行动的四大支柱：在欧盟开展的早期行动，包括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欧盟法律和资助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欧盟的外部行动中，特别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通过集成气候研究扩大知识基础，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准备协调全面的适应战略的过程，涉及欧洲社会、商务和公共部门。2009年4月1日，欧盟委员会《适应气候变化白皮书：面向一个欧洲的行动框架》，以提高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应变能力。

法国2005年《法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将气候变化风险的科学评估与实施适应行动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法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4个总体目标为：优先考虑公共安全与健康，保护人员和物品；考虑社会各方面问题，在风险到来之前缓和不平等现象；降低成本并使收益最大化；保护自然环境。

芬兰农业与林业部2005年1月了《芬兰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旨在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利用各种条件提高社会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能力。

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2007年4月13日《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框架》，阐明了澳大利亚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立场，在中期内加强关键部门和地区处理气候变化影响与减少脆弱性的能力建设。

英国政府2008年7月了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框架――《适应英国的气候变化》，将政府已经开展的工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的适应行动联合起来，阐明了政府适应计划的协调工作，促进未来政府适应工作向前发展。

德国联邦内阁2008年12月17日通过了《德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构建了德国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行动框架。这是德国联邦政府第一次从全局出发，考虑适应气候变化影响，并将已经取得进展的各部门工作整合成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德国联邦政府为实现气候保护目标，从1977年至今先后出台了5期能源研究计划，最新一期计划从2005年开始实施，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通过德国“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2007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又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

印度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2008年实施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强调利用可再生能源、调节气候变化以及加大能源利用效率。印度第11个五年计划（2007-2012年）提出，到2016或2017年将能源效率比2000年提高20%，森林覆盖率提高5%。2008年6月30日，印度《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确定了到2017年将实施的8个国家计划，分别是：太阳能、提高能效、可持续生活、水资源、维持喜马拉雅山脉生态系统、绿色印度、可持续农业、气候变化战略知识平台。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

三、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文明的果实挂在能源的藤上”，能源开发利用的副作用足以影响文明的进程。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式增长方式的存在使得资源大量浪费。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有的资源就很可能支撑不住，环境就很可能容纳不下，经济“又好又快、好字优先”的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一些不合规格的小煤窑、小矿场，虽然能获得一时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是粗放式生产，没有先进技术作为改善生产力的动力，没有知识丰富、高水平的劳作人员，因而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数据表明，2005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大致为1.8吨标准煤多一点。同时，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保持在10%－15%高位之间。这一数值大致在世界人均消费的水平上。中国是农业大国，产业结构中工业的比重虽然明显升高，逐步占主导地位，但是农业依然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一种保证，因此，要想达到工业、农业、环境的协调发展，就必须“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提高能源利用率。”

第二，“节能减排”不光是要企业自发自觉地做到保护资源、节省能源、积极寻找替代能源、减少排放量，国家还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对资源的使用率、工业气体的排放量制定监测标准，用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向着更加绿色健康的方向发展。

将“节能减排”的责任分摊到企业，将福利集中起来改善那些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遭到破坏的人们的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加快能源替代品的研发和推广，充分利用自然能源，逐渐改善由于能源浪费而造成的大气污染、气候变化，达到资源和环境的平衡发展。因此，要“强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完善节能法规和标准，健全节能市场化机制和对企业的激励与约束，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

第三，截至2010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是24%，距2000年的18%具有可喜长进，但是依然不容乐观。许多地方面临着盐碱地、水土流失、干旱、风沙等气候灾害，农业在某些地区依然是“奢侈”产业，部分地区依旧靠游牧业和养殖业过日子，使得原本就不富余的植被更加稀少，最后变成“放牧-迁移-放牧”的恶性循环，不止经济得不到增长，原本就贫瘠的土地更加难以让人生存，长久的荒芜使得这个地区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当气候变暖之后，干旱的地方因为没有树木会更干旱，紫外线的辐射会危机人类健康。

在沿海地区，首先是旅游业受到危害。沿海旅游业已成为第一大产业，其产值为2503亿元，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34.6%。据2002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报道，大连、秦皇岛、青岛、北海、三亚滨海旅游区沙滩损失24%，北戴河沙滩损失60%。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极地冰山融化，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会被海水吞没，马尔代夫等低洼岛国将从地面上消失，上海、威尼斯、香港、里约热内卢、东京、曼谷、纽约等海滨大城市以及孟加拉、荷兰、埃及等国也将难逃厄运。同时，在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上要加强对气候灾害的监控体系和防御能力，最大程度上保证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要“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蓄积量，曾强固碳能力。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建设。”

第四，发展经济学中虽然谈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全球化注定使发展经济学不会脱离发达国家去研究问题，因此，如何积极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止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也是发达国家需要做出表率的机会。

四、结论

中国“十二五”环境规划就中国目前的国情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战略，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使其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关系，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十二五”不单单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五年，更是全世界未来发展的五年，因此，尽管这是中国对于环境上的一个五年规划，确切地说，这应该是世界共有的意识。

参考文献：

1、王东.全球气候变化催生“低碳经济”[J].中国经贸,2010(1).

2、陈泮勤,程邦波,王芳,曲建升.全球气候变化的几个关键问题辨析[J].地球科学进展,2010(1).

3、何强,孟宪芳.全球治理视域中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J].科学・经济・社会,2010(1).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7

全书一共3个部分，共8章：第1部分加拿大寒冷环境的时空变化。包含第1-4章：1.寒冷的加拿大及冰冻圈的变化：介绍了冰冻圈的概念、加拿大的气候以及其自然地理的相关内容；2.加拿大北部的晚第四纪冰期：介绍了加拿大北极冰盖动力学广泛的影响、晚第四纪冰期海平面变化及其关系冰期历史等内容；3.极地沙漠和苔原生态系统的演进；4.遥感与加拿大的冰雪气候：介绍了雪在地球气候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遥感观测推断雪的变化。

第2部分不断变化的冰冻圈。包含第5-9章：5.变化的气候；6.雪径流：进程，敏感性和脆弱性：介绍了积雪、径流、雪漏洞等相关概念及内容；7.多年冻土分布及稳定性：介绍了多年冻土的分布、热状况与气候变化；8.加拿大的海冰；9.加拿大的湖和河冰：介绍了其在气候圈中的作用、历史的趋势及变化的影响。

第3部分千变万化的风景。包含第10-15章：10.气候变化与加拿大中部丛林；11.加拿大北部的地貌变化：介绍了冷冻，解冻和基岩稳定性、多年冻土升温及改变非地带性进程的相关内容；12.加拿大的温带山区的地貌变化；13.加拿大科迪勒拉寒冷气候灾害的风险：介绍了寒冷气候灾害及其风险和气候多样性相关内容；14.改变寒冷的环境的社会问题：介绍了相关文化事业和土著人的权利，改变中的海冰对本地及更广阔地区的影响等内容；15.变化中的加拿大冰冻圈，全球化和全球环境变化：介绍了适应性管理、全球化等相关内容。

作者HughFrench任教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地理学、地球科学部门。他是国际冻土协会的总裁兼刊物主编。他拥有世界冷非冰川地区的丰富经验。他现在是渥太华大学的名誉教授以及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的兼职教授。

本书结构清晰，侧重于加拿大寒冷的环境中将受全球气候变化最严重影响的元素，即苔原、加拿大北部的亚寒带和寒带的森林地区，以及加拿大西部的高纬度山区。在最后的附录中所给的地理插图能使读者更加清楚客观地了解书中的内容。本书适合二、三年级本科生的环境和地球科学课程及相关领域或对此问题感兴趣的研究人员阅读。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8

干旱区的农业活动、特别是沙漠绿洲的开发，改变了地—气系统的能量交换。几年来的沙漠绿洲气候与防风林的研究、气候资料的分析和实地考察表明，中国西部干旱区最近43年来的沙漠绿洲开发已改变着那里的局地气候环境，使其向有利于人类和农业的方向发展着。在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与局地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馈作用：环境变好绿洲发展环境更好绿洲再发展；环境恶化绿洲退化环境更坏绿洲再退化，甚至消失。决定这两种反馈作用的是大环境的变迁和绿洲开发利用中是否合理利用资源和按自然规律办事。

关键词绿洲开发；环境变化

1引言

沙漠、戈壁等干旱地带占据着地球陆地的近1/3。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在不毛之地的沙漠中开发和利用沙漠绿洲。随着人类人口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沙漠绿洲的开发和利用就越来越重要。然而，地球环境的变化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沙漠绿洲的开发和利用，反之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也会影响局地环境的改变。在我国现有的沙漠中，有不少的古代城镇及水利设施的遗迹。这些遗迹的废弃原因，大多与河流的改道和断流以及战争相关，有的还不清楚[1]。近年有学者提出东亚游牧民的南迁与气候的变化相关[2]。许多学者研究认为，随着全球变化，我国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在

变干[3～6]。然而，作者近来对我国干旱区气候变化，特别是近15年来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干旱区西部和东部的气温和降水变化是不同的。因此，研究我国干旱区环境变化与沙漠绿洲的开发和利用的关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总结沙漠绿洲气候特点、绿洲防风林效益，结合近年来我国西部干旱区气候环境及沙漠绿洲开发和利用的变化，阐明沙漠绿洲的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关系，为今后绿洲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2沙漠绿洲的气候特点，防风设施的效益

2.1沙漠与森林的地—气系统能量交换的比较

我们知道，地—气系统能量交换的各个分量是随下垫面覆盖、水分及大气中的水分（云）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的。沙漠地带由于空气中水分（云）含量少，到达大气上层的太阳能几乎95%以上可以到达下垫面，而雨林地区只有约70%到达下垫面；由于反射率大和下垫面温度高，到达下垫面的太阳能作为净辐射能的部分在沙漠却少于雨林；下垫面的净辐射能在沙漠主要以显热交换形式传给大气，而雨林地主要以潜热形式与大气交换能量。因此，在大面积干旱荒漠地区，改变下垫面植被覆盖及土壤物理特性，会对局地边界层气候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2.2沙漠绿洲的气候特点

通过对在我国新疆吐鲁番距绿洲边缘1km的风蚀地建立的自动气象站与绿洲内气象站资料的对比分析[7]结果表明：由于绿洲内的灌溉和植被的增加，改变了地—气系统的能量交换。绿洲与邻近的荒漠相比，反射率下降，风速降低，地中热容量及热流量增加。在夏季白天，地表温度上升缓慢，净辐射值增加，而得到的太阳能大部分被消耗在蒸散上，显热输送却比荒漠地少；在冬季夜间，地表温度下降缓慢，净辐射损失减少。其结果，绿洲内的气温和地表层温度在冬季和夜间比荒漠地高，在夏季和白天比荒漠低。可谓冬暖夏凉、夜暖日凉。在7月，自早晨7～8时（地方时5～6时）绿洲内气温开始低于荒漠地，直到20时；而在12月大部分时间绿洲内气温高于荒漠地，只有在10～11时到15～16时（地方时13～14时）绿洲内气温才低于荒漠地。7月平均气温绿洲内比邻近荒漠地低1.1℃，12月平均气温绿洲内高出邻近荒漠地2.4℃。如果测站伸入荒漠内，这种差异会更大。对于湿度和降水，由于测站距绿洲太近，加之仪器问题（湿球纱布的夏季积沙和冬季结冰），没有明显差异。但有研究表明绿洲有增加湿度和降水的“湿岛”和增雨作用[8、9]。

2.3绿洲防风设施的效益

沙漠绿洲的开发，为防止风沙，防风林等防风设施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的研究表明[10、11、12]，干旱区绿洲防风设施（林、网）不仅有防风、防沙的作用，对气候的缓和作用比湿润的日本要大，能抑制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以利水分的合理利用，促进作物生长。作物的生长高度和产量都随防风林的防护距离有明显的变化。另外，如上所述，在绿洲与荒漠之间存在有明显的温湿度差，这必然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局地环流，防风设施通过降低风速，同时调节温湿度的变化，增大绿洲效应。

343年来气候环境的变化

3.1平均气温和降水变化

作者选取处于我国西部干旱区大绿洲中的13个气象站，计算了43年来（1951～1993年）冬季（12～2月）和夏季（6～8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发现43年来冬季平均气温增加了2.0℃（若羌）～9.0℃（乌鲁木齐），13站平均增温3.0℃。但夏季平均气温却下降了1.5℃，在哈密甚至下降了4.5℃。43年来冬季降水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而夏季降水量在多数站都有增加的趋势，特别是近15年来（1977年以来），降水量增加了5%（若羌）～100%（塔城、和田等）。我国西部干旱区大绿洲中的13个气象站1951～1993年夏季（6～8月）和冬季（12～2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逐年变化表明，近15年来我国西部干旱区气候环境的变化结果与绿洲效应一样，是冬暖夏凉、夏季雨水增加。

3.2干旱指数（P／(t＋α)）的变化

为评价气候环境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作者计算了夏季Martonne干旱指数（AI=P/(t＋α)，这里P为降水量、t为平均气温、α为系数，本文取0）。Martonne干旱指数越大，表明农业依存于水或灌溉程度就越低，即气候就越适合农业生产[13]。图1给出1951～1993年我国西部干旱区大绿洲中的13个气象站平均的标准化后的干旱指数逐年变化曲线及5年滑动平均、线性回归和5次多项式回归曲线。可以看出，干旱指数虽然波动很大，但在增加。特别是5年滑动平均表示出50年代后期的下降、60～70年代的波动和7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幅度上升，表明气候环境向有利于人类和农业的方向发展着。

4沙漠绿洲的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

4.1近年来沙漠绿洲开发与利用的变化

近43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绿洲扩大很快，新疆的耕地面积增加了近1.4倍。绿洲的扩大主要分两个时期：50年代到60年代初和近15年。早期的绿洲大多以自然植被的破坏和减少为代价。例如，在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流域，1951～1958年在原有植被的地带扩大耕地面积3648.5km2，而由于燃料及用材的需求，1958～1978年天然胡杨林减少了1748.9km2、沙漠化土地面积发展到2.17万km2[14]。而近15年的耕地扩大多是向沙漠要地，作者实地考察发现[15]，随着经济的发展，以煤代柴使沙漠地带植被的滥砍乱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控制，同时防风林也长大成林。这些变化正与上述干旱指数的变化相对应。

4.2绿洲的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

如上所述，沙漠绿洲有冬暖夏凉、夜暖日凉的温度调节作用和增湿增雨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正好又适应沙漠绿洲农业生产。所以，绿洲越发展，对环境调节作用就越大，从而绿洲就越能发展。反之，如果沙漠绿洲开发利用不当，如河流水源涵养林破坏引起水土流失，水流不稳；过量超采地下水，破坏地下水资源引起植被死亡、土地旱化、沙漠化；过量灌溉，地下水位上升引起土地盐碱化；滥砍乱伐，沙漠植被破坏引起沙丘活化、流沙再起等等造成绿洲退化，则会使绿洲效应减少，环境恶化，进而使沙漠绿洲进一步退化。也就是说，在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与局地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馈作用：环境变好绿洲发展环境更好绿洲再发展；环境恶化绿洲退化环境更坏绿洲再退化，甚至消失。

5结论

综合几年来的沙漠绿洲气候与防风设施效益的研究、气候资料的分析和实地考察，可得以下结论及建议：

(1)由于改变了下垫面和地表粗燥度，增加了水分（灌溉）和植被，沙漠绿洲与其周围的沙漠相比，有着冬暖夏凉、夜暖日凉的温度调节特性；有着增湿的“湿岛”效应；也可以有增雨作用。

(2)绿洲防风设施不仅有防风、防沙的作用，还能抑制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以利水分的合理利用；同时调节温湿度的变化，增大绿洲效应。

(3)近43年来，特别是近15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的气候环境有冬季升温、夏季降温增雨有利于人类和农业生产的变化，但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山区降水等气象要素的监测。

(4)近43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绿洲扩大很快，新疆的耕地面积增加了近1.4倍。特别是近15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沙漠地带植被的滥砍乱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控制，同时植树造林得到了很大发展。近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冬季的升温与全球变化有关，而夏季的降温增雨主要是绿洲的扩大、防风林的营造和沙漠植被砍伐减少的结果。

(5)在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与局地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馈作用。环境变好绿洲发展环境更好绿洲再发展；环境恶化绿洲退化环境更坏绿洲再退化，甚至消失。决定这两种反馈作用的是大环境的变迁和绿洲开发利用中是否合理利用资源和按自然规律办事。近15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的变化正是促使环境变好的反馈作用在起主要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水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方面，却存在严重问题。因此，今后合理开发利用绿洲，对于局地环境的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6)由于人口的增加，向沙漠要地、要粮、要财富已成必然。但如果不能合理利用资源，盲目扩大绿洲；过量使用地下水和破坏沙漠植被，可能导致沙漠化和环境的恶化，甚至绿洲的消失。对于中国西部干旱区而言，要有对以水资源为主的自然资源进行区域性、流域性的总体评价和规划，把开发利用的重点放在开发利用节水栽培技术、改良灌溉设施等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提高单位面积生产力上，以适应人口增加和环境变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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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pheralareainTurpan,Xinjiang,China[J].JIRCAS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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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江风．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环境与区域开发研究论文集[C]．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238.

9吴申燕．塔里木盆地水热状况研究——蒸发及其相关问题[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153.

10DUM,MakiT.Apreliminarystudyonthepreventionofdrifting

sandsanddesertificationinaridareas[J].JournalofAgricultural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环保；低碳；气候变化教育；大学生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护环境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在气候变化教育的专门方面，我国目前研究较少，主要包含在环境教育中。1992年11月，国家环保局和国家教委联合召开的全国环境教育会议上就提出了“环境保护，教育为本”，将环境教育提上日程。《21世纪议程》中也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民众素质的关键。这些都说明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保护与改善我们环境的目的。同时，“低碳”的提出，也为解决进一步严重的环境问题带来了曙光。做好“低碳”理念的引领下进行当代大学生的气候变化教育工作，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总体来说，“中国的环境教育，观念终于实践、政府行为终于民众行为、政策终于自觉性、宣传性终于教育性、知识传授终于素质培养、课堂教育终于社会参与”。

二、以低碳理念为指导，加强大学生气候变化教育的必要性

（一）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低碳时代的来临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客观条件，人类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对自然进行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人类的基本生存都将是一个问题。目前，很多环境问题的产生都或多或少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关，目前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减少碳排放量，提高能源利用率。在这一背景下，低碳的概念被提出。低碳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为其核心。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

（二）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发展的不平衡性

据2010中国公众环保指数显示：中国公众环保指数为69.5分。公众的环保意识表现不一，人们的高环保意识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层面，办公场所和社会参与层面的环保意识相对较低。落实在行为层面，尤其是社会参与方面，环保行动力明显弱化。低碳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最直接行为，公众接受度较高，比如在生活中可以实现低碳的行为方面，公众的行为采取率均相对较高。可以看到，环保的行为相对于意识是滞后的。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气候变化教育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和企业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三）大学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主力军

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在战略目标中指出要在这一领域建设成人才高地。当代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未来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对于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长远观点看，未来环境改善的最大希望很大程度生取决于决策层和决策实施层这部份人群，而当代的大学生将来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进入到制定国家政策的决策层和决策实施层中去，因此，大学生的气候变化意识与行为的改善和提高，对于我国减缓气候变化，继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目前我国高校气候变化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高校本身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对滞后

高等教育是环保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大学阶段是在校教育的最后一站，是大学生最终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对大学生进行相关环境保护知识的教育，对于他们环境意识和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都设有环境类专业，大多培养专门的应用型人才，这部分学生对于环境知识了解较多。但高校中更多非环境类专业的大学生成了气候变化教育的重点与盲点。据有关调查，非环境类专业的大学生获得环境知识的主要来源是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学校教育很少对他们获得相关知识提供有效的帮助，而这也是大学生缺乏较好环境意识的主要原因。在高校自身的建设中，本身存在破坏环境的行为。目前国家对于高校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采取了优惠政策，一些高校无视生活污水的污染，任意排放。同时，一些有利于环保的基础设施不到位，比如公共场所的节能电器的采购与使用等，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大学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二）高校教师环境素养的缺乏

教师对于气候变化教育的开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要“教”，更要“学”。目前很多高校对于教师本身的环境素质的提高并不重视，认为没必要花费时间精力去进行专门培训。对于非环境类专业的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更多的需要进行渗透式教育，但教师本身环境知识缺乏，无法对于已有的知识进行更新，是不能在课堂上教授给学生正确的环保知识与理念的。当前，不仅在高校，整个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直接导致的就是有关气候变化的教材建设推进缓慢，现有相关教材中，精品较少，不符合当今新形势下环境教育的要求，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更无从谈起。在现有的教材中，很多与环境教育、气候变化教育相关的教材中，把更多的重点放在环境污染问题的现状与治理上，而没有很好的与现实结合。

（三）教学方式的单一

目前，高校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够真正亲身参与到其中，使教学的过程往往流于形式。气候变化教育实践性很强，而“低碳”的一个核心就是“低碳生活”，要真正做到低碳的生活，必须要把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的气候变化教育才是有意义的，才能使学生在离开校园以后把“低碳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课堂上讲授，高校也会组织一些相关的宣传、讲座等活动，但学生的参与热情不高，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这些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应急性的，属于一些“面子活动”，而且在举办这些活动本身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破坏环境的现象，这与其举办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低碳理念的践行更是无从谈起。

四、改善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的途径

（一）加强高校领导的环境意识，健全相关制度

在高校进行气候变化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低碳”理念，最主要的是高校领导观念的转变。高校领导也应当接受专门的培训，使其了解当今环境的真实状况，以及环境与自身发展之间的联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低碳经济”的理念，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制定相关的制度章程，比如可以把环境保护的行为等纳入高校大学生日常行为守则，作为德育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评定奖学金、评优等荣誉挂钩；设立明确的奖罚机制等，把对于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作为一项关系未来的重要工作来抓，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相关的教育。

（二）加强校园环境的建设，构建“低碳校园”

在对校园进行新的建设的过程中，要把低碳与环保放在突出的位置考虑。比如在教学楼与办公楼中，就可以利用一些新技术，采购低碳环保的办公设施；对于宿舍、食堂等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应该投入资金和设备，减少其排放；在校园中还可以设立专门通道，鼓励学生步行和骑自行车，减少机动车进入校园等等。如果在高校建设时注意这些地方，就能够使大学校园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也能够让一些清洁技术率先在高校中得到时间的检验，最终能使学生在这样一个处处体现低碳理念的环境中，潜移默化的接受气候变化教育，对于激发他们的环保意识，并最终形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加强高校气候变化教育教学资源的建设

实施环保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关键在于教师的环境素质。因此首先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在学校内部开有关活动，初步提高教师的气候变化教育水平；其次加强校际间交流合作，向水平较高的学校借鉴学习；再次要与相关部门合作，指派教师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对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分批次有计划的组织教师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除了一般的气候变化教育基础知识外，更应该以低碳理念为指导，介绍当今最新的环保信息，学习先进的教学手段与方法，更好的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引进符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必要时可以组织有关老师专家进行编写，以符合本校的要求。对于教材内容的选择和编写，要掌握当代大学生的心理，不能一味的用专业枯燥的文字去阐释气候变化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护环境，要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四）改进气候变化教育课程的设置

充分利用已有的教师资源，在其他专业中开设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的公共选修课和必修课，并把这作为一项制度落实下来。同时充分利用“两课”，通过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中有关的内容作重点阐释，使得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后，不仅能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还能最终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使减缓气候变化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自发行为。此外，还应把气候变化教育渗透到其他学科之中，可以使学生的印象更为深刻，也能借此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同时花大力气推进相关边沿学科的研究建设，与气候变化教育公选课和必修课相呼应，形成完善的气候变化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研究人才，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教育人才短缺问题，也给未来高校的气候变化教育带来曙光。

（五）拓展气候变化教育的形式

高校气候变化教育最终还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但气候变化教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跟很多学科都有密切联系，因此要做好渗透式的气候变化教育，把气候变化教育融入到各个学科的学习之中去。利用好与环保相关的节日，举办环保图片展、演讲比赛、讲座、书法绘画、废旧物再利用等活动，号召大学生的参与，宣传环保知识，倡导低碳生活。此类活动可作为经常性的活动固定下来，让大学生不断受到环保与低碳理念的提示，形成浓厚的环境保护就在我身边的校园氛围。不定期组织学生去相关化工厂、环保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环境是如何遭受污染以及如何通过开发新的环保产品去预防这一污染。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到乡村、生态保护区，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以及由于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后果，使学生受到心灵上的震撼，以唤起他们深层次的环保意识，激发其自觉形成低碳环保的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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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兵波.切实加强我国气候变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J].环境教育，2001（1）.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10

干旱区的农业活动、特别是沙漠绿洲的开发，改变了地—气系统的能量交换。几年来的沙漠绿洲气候与防风林的研究、气候资料的分析和实地考察表明，中国西部干旱区最近43年来的沙漠绿洲开发已改变着那里的局地气候环境，使其向有利于人类和农业的方向发展着。在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与局地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馈作用：环境变好绿洲发展环境更好绿洲再发展；环境恶化绿洲退化环境更坏绿洲再退化，甚至消失。决定这两种反馈作用的是大环境的变迁和绿洲开发利用中是否合理利用资源和按自然规律办事。

关键词绿洲开发；环境变化

1引言

沙漠、戈壁等干旱地带占据着地球陆地的近1/3。人类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在不毛之地的沙漠中开发和利用沙漠绿洲。随着人类人口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沙漠绿洲的开发和利用就越来越重要。然而，地球环境的变化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沙漠绿洲的开发和利用，反之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也会影响局地环境的改变。在我国现有的沙漠中，有不少的古代城镇及水利设施的遗迹。这些遗迹的废弃原因，大多与河流的改道和断流以及战争相关，有的还不清楚[1]。近年有学者提出东亚游牧民的南迁与气候的变化相关[2]。许多学者研究认为，随着全球变化，我国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在

变干[3～6]。然而，作者近来对我国干旱区气候变化，特别是近15年来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干旱区西部和东部的气温和降水变化是不同的。因此，研究我国干旱区环境变化与沙漠绿洲的开发和利用的关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总结沙漠绿洲气候特点、绿洲防风林效益，结合近年来我国西部干旱区气候环境及沙漠绿洲开发和利用的变化，阐明沙漠绿洲的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关系，为今后绿洲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2沙漠绿洲的气候特点，防风设施的效益

2.1沙漠与森林的地—气系统能量交换的比较

我们知道，地—气系统能量交换的各个分量是随下垫面覆盖、水分及大气中的水分（云）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的。沙漠地带由于空气中水分（云）含量少，到达大气上层的太阳能几乎95%以上可以到达下垫面，而雨林地区只有约70%到达下垫面；由于反射率大和下垫面温度高，到达下垫面的太阳能作为净辐射能的部分在沙漠却少于雨林；下垫面的净辐射能在沙漠主要以显热交换形式传给大气，而雨林地主要以潜热形式与大气交换能量。因此，在大面积干旱荒漠地区，改变下垫面植被覆盖及土壤物理特性，会对局地边界层气候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2.2沙漠绿洲的气候特点

通过对在我国新疆吐鲁番距绿洲边缘1km的风蚀地建立的自动气象站与绿洲内气象站资料的对比分析[7]结果表明：由于绿洲内的灌溉和植被的增加，改变了地—气系统的能量交换。绿洲与邻近的荒漠相比，反射率下降，风速降低，地中热容量及热流量增加。在夏季白天，地表温度上升缓慢，净辐射值增加，而得到的太阳能大部分被消耗在蒸散上，显热输送却比荒漠地少；在冬季夜间，地表温度下降缓慢，净辐射损失减少。其结果，绿洲内的气温和地表层温度在冬季和夜间比荒漠地高，在夏季和白天比荒漠低。可谓冬暖夏凉、夜暖日凉。在7月，自早晨7～8时（地方时5～6时）绿洲内气温开始低于荒漠地，直到20时；而在12月大部分时间绿洲内气温高于荒漠地，只有在10～11时到15～16时（地方时13～14时）绿洲内气温才低于荒漠地。7月平均气温绿洲内比邻近荒漠地低1.1℃，12月平均气温绿洲内高出邻近荒漠地2.4℃。如果测站伸入荒漠内，这种差异会更大。对于湿度和降水，由于测站距绿洲太近，加之仪器问题（湿球纱布的夏季积沙和冬季结冰），没有明显差异。但有研究表明绿洲有增加湿度和降水的“湿岛”和增雨作用[8、9]。

2.3绿洲防风设施的效益转贴于

沙漠绿洲的开发，为防止风沙，防风林等防风设施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的研究表明[10、11、12]，干旱区绿洲防风设施（林、网）不仅有防风、防沙的作用，对气候的缓和作用比湿润的日本要大，能抑制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以利水分的合理利用，促进作物生长。作物的生长高度和产量都随防风林的防护距离有明显的变化。另外，如上所述，在绿洲与荒漠之间存在有明显的温湿度差，这必然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局地环流，防风设施通过降低风速，同时调节温湿度的变化，增大绿洲效应。

343年来气候环境的变化

3.1平均气温和降水变化

作者选取处于我国西部干旱区大绿洲中的13个气象站，计算了43年来（1951～1993年）冬季（12～2月）和夏季（6～8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发现43年来冬季平均气温增加了2.0℃（若羌）～9.0℃（乌鲁木齐），13站平均增温3.0℃。但夏季平均气温却下降了1.5℃，在哈密甚至下降了4.5℃。43年来冬季降水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而夏季降水量在多数站都有增加的趋势，特别是近15年来（1977年以来），降水量增加了5%（若羌）～100%（塔城、和田等）。我国西部干旱区大绿洲中的13个气象站1951～1993年夏季（6～8月）和冬季（12～2月）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的逐年变化表明，近15年来我国西部干旱区气候环境的变化结果与绿洲效应一样，是冬暖夏凉、夏季雨水增加。

3.2干旱指数（P／(t＋α)）的变化

为评价气候环境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作者计算了夏季Martonne干旱指数（AI=P/(t＋α)，这里P为降水量、t为平均气温、α为系数，本文取0）。Martonne干旱指数越大，表明农业依存于水或灌溉程度就越低，即气候就越适合农业生产[13]。图1给出1951～1993年我国西部干旱区大绿洲中的13个气象站平均的标准化后的干旱指数逐年变化曲线及5年滑动平均、线性回归和5次多项式回归曲线。可以看出，干旱指数虽然波动很大，但在增加。特别是5年滑动平均表示出50年代后期的下降、60～70年代的波动和7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幅度上升，表明气候环境向有利于人类和农业的方向发展着。

4沙漠绿洲的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

4.1近年来沙漠绿洲开发与利用的变化

近43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绿洲扩大很快，新疆的耕地面积增加了近1.4倍。绿洲的扩大主要分两个时期：50年代到60年代初和近15年。早期的绿洲大多以自然植被的破坏和减少为代价。例如，在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流域，1951～1958年在原有植被的地带扩大耕地面积3648.5km2，而由于燃料及用材的需求，1958～1978年天然胡杨林减少了1748.9km2、沙漠化土地面积发展到2.17万km2[14]。而近15年的耕地扩大多是向沙漠要地，作者实地考察发现[15]，随着经济的发展，以煤代柴使沙漠地带植被的滥砍乱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控制，同时防风林也长大成林。这些变化正与上述干旱指数的变化相对应。

4.2绿洲的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

如上所述，沙漠绿洲有冬暖夏凉、夜暖日凉的温度调节作用和增湿增雨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正好又适应沙漠绿洲农业生产。所以，绿洲越发展，对环境调节作用就越大，从而绿洲就越能发展。反之，如果沙漠绿洲开发利用不当，如河流水源涵养林破坏引起水土流失，水流不稳；过量超采地下水，破坏地下水资源引起植被死亡、土地旱化、沙漠化；过量灌溉，地下水位上升引起土地盐碱化；滥砍乱伐，沙漠植被破坏引起沙丘活化、流沙再起等等造成绿洲退化，则会使绿洲效应减少，环境恶化，进而使沙漠绿洲进一步退化。也就是说，在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与局地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馈作用：环境变好绿洲发展环境更好绿洲再发展；环境恶化绿洲退化环境更坏绿洲再退化，甚至消失。转贴于

5结论

综合几年来的沙漠绿洲气候与防风设施效益的研究、气候资料的分析和实地考察，可得以下结论及建议：

(1)由于改变了下垫面和地表粗燥度，增加了水分（灌溉）和植被，沙漠绿洲与其周围的沙漠相比，有着冬暖夏凉、夜暖日凉的温度调节特性；有着增湿的“湿岛”效应；也可以有增雨作用。

(2)绿洲防风设施不仅有防风、防沙的作用，还能抑制土壤蒸发和植物蒸腾，以利水分的合理利用；同时调节温湿度的变化，增大绿洲效应。

(3)近43年来，特别是近15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的气候环境有冬季升温、夏季降温增雨有利于人类和农业生产的变化，但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山区降水等气象要素的监测。

(4)近43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绿洲扩大很快，新疆的耕地面积增加了近1.4倍。特别是近15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沙漠地带植被的滥砍乱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控制，同时植树造林得到了很大发展。近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冬季的升温与全球变化有关，而夏季的降温增雨主要是绿洲的扩大、防风林的营造和沙漠植被砍伐减少的结果。

(5)在沙漠绿洲的开发利用与局地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馈作用。环境变好绿洲发展环境更好绿洲再发展；环境恶化绿洲退化环境更坏绿洲再退化，甚至消失。决定这两种反馈作用的是大环境的变迁和绿洲开发利用中是否合理利用资源和按自然规律办事。近15年来中国西部干旱区的变化正是促使环境变好的反馈作用在起主要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水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方面，却存在严重问题。因此，今后合理开发利用绿洲，对于局地环境的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6)由于人口的增加，向沙漠要地、要粮、要财富已成必然。但如果不能合理利用资源，盲目扩大绿洲；过量使用地下水和破坏沙漠植被，可能导致沙漠化和环境的恶化，甚至绿洲的消失。对于中国西部干旱区而言，要有对以水资源为主的自然资源进行区域性、流域性的总体评价和规划，把开发利用的重点放在开发利用节水栽培技术、改良灌溉设施等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提高单位面积生产力上，以适应人口增加和环境变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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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UM，MakiT.Apreliminarystudyonthepreventionofdrifting

sandsanddesertificationinaridareas[J].JournalofAgricultural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暖；系统论；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以此为指导分析、解决问题，因此，运用系统论理论研究问题，一是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二是要注意系统内部之间的联系，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制约。

系统论思想在解决气候问题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运用系统论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不仅研究气候变暖这一问题系统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更要利用所发现的气候变化的特点与规律，从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等方面找出气候变暖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措施。

一、根据系统论的整体性分析气候变暖的危害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因此在处理气候变暖问题时，要注意气候大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重视从整体上分析气候变暖的危害。

从整体性上看，气候变暖引发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变暖的危害涉及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全球灾害性气候事件频发，冰川融化加速，水资源分布失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例如，有一种候鸟每年从澳大利亚飞到我国东北度夏，但由于东北气温升高，夏天延长，这种鸟离开东北的时间也相应变迟，再次回到东北的时间也因此延后。结果导致这种候鸟所吃的一种害虫泛滥成灾，毁坏了大片森林。

二、运用系统论的关联性分析气候变暖的原因

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其子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联性关系。从系统论关联性的角度来看，造成气候变暖的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密切相关。

（一）自然因素导致气候变暖

1.太阳活动对气候变暖的影响。一般来说，太阳黑子多的时候，太阳活动剧烈，太阳活动的变化会改变地球上空的云量，“放大”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从而影响气候变化。

2.地球正处于增温期。地球正在逐渐变暖，这种变暖体现了地球自身调节的“规律”。在几万年乃至上亿年这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下，气候呈现一定的规律，尤其是气温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是正常的，地球目前正处于“增温期”。

（二）人类自身活动导致气候变暖

1.化石燃料燃烧因素。中国气象局2015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创下了全国乃至全球平均气温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气候正变得越来越暖，与此同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还在持续上升。近百年来由于人类大量的使用化石能源，使得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主要结果是温室效应增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

2.人口剧增因素。每年全球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非常惊人，其结果是持续、大量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直接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3.森林资源锐减因素。气候问题是整体关联的，一个原因会导致一系列结果，如前所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澳大利亚候鸟到我国东北度夏的时间延后，使得这种鸟吃的害虫泛滥而毁坏了大片森林。由于森林减少，严重破坏地表植被，结果二氧化碳难以转化为有机物，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加。

4.环境污染因素。目前汽车尾气、有毒化学品污染、水污染等日趋严重，已造成全球性重大环境污染问题。

三、根据系统论的层次性提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

诸多子系统组成一个系统，该系统与其他系统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这种层层叠加构成形成了系统的层次性。在讨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时，就要从系统论的层次性出发，从国际合作、部门、企业与个人多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暖

应对气候变化绝非一国之力可以承担，1992年联合国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依据该公约，发达国家同意在2000年之前将其释放到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时的水平。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2016年4月22日，171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气候变化问题《巴黎协定》。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成为23个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缔约方。这些表明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努力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降低气候风险、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

（二）加强相关立法

国家应当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立法，积极应对气候变暖问题，防止环境污染，推动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内的各种法律制度要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服务于应对气候变暖的社会问题。

（三）挖掘可再生能源

相比传统的化石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如勿须担心资源枯竭问题、不产生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等，所以要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

（四）推动能源改革，提高能源效率

要重视能源效益标准的重要性，提高标准的约束力。政府应推动能源效益技术的革新和改善，如制定房屋、办公室、汽车和电器等的最低能效标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五）进行沙漠绿化，改进生态环境

树林可以阻止沙漠扩张，还能吸收二氧化碳。要积极实行退耕还林、进行生态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

同时，企业和个人应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履行义务，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亚兰.金塔绿洲农业生态系统资源环境效应的能值动态评价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0..

[2]卫冬丽.中国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4.

[3]杜芳.2015年中国创下全球最暖年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升高[EB/0L].（2016-01-23）[2016-11-27].http：///xwzx/gnsz/szyw/201601/23/t20160123_8501538.shtml.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范文篇12

关键词气候变化；政策；治理结构；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7)02-0008-05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综合性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往往是应对性的、被动的，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缺乏灵活性，国家相关机构也尚未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因此，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应该并可以更为积极、主动。

1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地球气候正在发生着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重大变化。1861年以来的观测记录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逐渐升高，20世纪可能是过去1000年中增温最大的100年，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了0.6±0.2℃，增幅最大的两个时期为1910-1945年和1976-2000年。伴随着气候变暖，气候的其它重要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与过去的100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更加频繁、持久，并且强度增大；某些地区，如亚洲与非洲，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在最近数十年都有所增加[1]。

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陆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人类居住、农业、粮食保障、能源等各方面都有着显著影响[1]。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列为全球环境问题之首，气候变化政策更是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学术界、企业界，乃至社会大众所广泛关注的政策焦点。

气候变化政策涉及到一国的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多个方面，影响到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贸易、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前景影响重大。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的减缓CO2排放的技术措施主要在于提高能源的生产、转换、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以及发展不排和少排CO2的替代能源技术，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符合中国长远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2]。良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以从最大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协调和统一。

气候变化政策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政策和环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政策制定、进行环境外交的重要标志。我国不但是最早签署该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更是在该公约原则下所制定的《京都议定书》的积极倡导者和响应者，在美国宣布退出该议定书之后，在俄罗斯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之际，于2002年宣布加入《京都议定书》，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谈判中，始终坚持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态度积极、务实[3]。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有着一贯的策略。中国的气候变化策略可以概括为7个方面：①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③推动履约进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④加强宣传，提高中国形象；⑤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为基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⑥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意识，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⑦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2]。中国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并在策略上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中央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视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视为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我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对待，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发展战略中的组成部分。这种角度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即对其重要性的定位不清晰，进而导致缺乏明确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政策。

第二，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方面，中国有着鲜明的立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中国进行国际谈判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各国在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关系上有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时间迟于发达国家，从历史责任上看累计排放量较小，并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经济发展等重大挑战，因此发达国家在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基础上获得较高程度的发展后，理应承担更多保护环境的责任。从人类长远的利益出发，中国政府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都大力支持温室气体的减排；但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也明确主张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各国之间“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履约进程中国家利益的维护。

第三，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1978年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后，世界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开始活跃。尽管我国的气象学和气候学研究基础较好，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相对滞后，1987年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90年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立，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4]。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积极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体现在经费的支持和国际合作的广泛开展上。

第四，我国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环境外交的重要部分。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其全球性特征，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方可实现减缓目标。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方面较为积极[5]，强调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希望藉此树立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负责的国际形象。

第五，诉诸公众，把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向定位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这表明政府重视公众参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以下事实：减排的主要责任应在那些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即耗能企业。对于企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在现行的政策中尚缺乏明确规定。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的气候变化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位，即：气候变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问题，是一个自外而内的问题，而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为了配合各国的努力，其次才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除履约和科学研究之外，在涉及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缺乏明确而有作为政策。此外，强调气候变化政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性，但这样也会导致一种倾向，即有可能忽略气候变化政策的独特性。由于气候变化政策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的不明确，政策与实施行动之间缺乏具体的联系，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概括起来，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注重了全球范围环境与发展的公平性以及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但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前瞻性。

3中国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

3.1中国气候变化决策和管理机构

在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机构和组织以应对气候变化，并通过十多年的谈判锻炼了一批既掌握国内政策又了解世界情况的队伍。

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担任组长，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原国家气象局。1998年，在中央政府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任组长。200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担任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长，一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常务副组长，外交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中国气象局局长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民航总局均派出有关负责人担任协调小组成员，并指定了各部门的联络员。除商务部派出一位部长助理外，小组成员均由部级和副部级官员担任。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中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涉及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组织对外谈判、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对重大问题或各部门有较大分歧的问题，报国务院决策，以指导对外谈判和国内履约工作。根据协调小组的分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负责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总体协调工作，外交部牵头负责有关气候变化的对外谈判工作，中国气象局牵头负责有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

在国家机构方面，除了最直接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之外，还有一系列机构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管理。其中，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教育部、外交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海洋局等国家部委都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可以对口处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例如，国家气象局的科技发展司专门设有气候变化处，主要职责包括拟定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战略规划等。其他的一些部委，在机构的设置上虽然没有明确标识出气候变化的主题，但它们在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事务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局即担负着提出能源节约和发展新能源的政策措施的职责，这类职责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3.2研究机构

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在揭示气候变化机制、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提出科学的适应和响应措施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气候变化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科研机构中，以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主体。中科院系统中又以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大气物理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海洋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地球环境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机构为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有气候变化方向的研究机构和人员。

高等院校也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主要力量的一部分，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于此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

其中，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是较早进入气候变化研究的单位，早期在大气环流模型研究方面有世界公认的成绩，近年来，在东亚季风、水文循环和气候分析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国家气象局及其所属科研机构在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数次评估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科院植物所领导的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好评；清华大学主持的气候变化国家报告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此外，中科院地理所关于碳循环研究的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网络现已成为国际通量观测网络的一部分。

3.3国内学会及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

国内的专业学会在促进学科交流、整合科学资源、传达科学前沿信息等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我国成立的多个专业学会中，有许多学会关注的内容涉及到气候变化方面，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等等。这些学会通过设立相应的分支委员会和开展相应的专业研讨会，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生态学会与美国生态学会(ESA)、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在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不同地区和类型生态系统的响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一些相关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陆续成立，也为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和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1985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中国委员会成立，在过去的十年中，WCRP中国委员会在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和协调国内有关单位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地位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1988年5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CNC-IGBP)成立；1988年7月，国际科学联盟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委员会(SCOPECASTCHINA)成立；2004年，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成立。这些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作为学术性机构，从客观上组织和推动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为国家管理机构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咨询，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构建了多个与国际接轨的平台。

3.4中国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综上可见，中国气候变化的治理结构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有效的治理系统。但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4.1缺乏明确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

从我国气候变化管理机构的构成中可以看到，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我国气候变化议事协调机构，应担负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职责。但实际上，该小组的性质限制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它的功能定位在议事和协调方面，其决策功能仅限于“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而不是对我国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在该小组之外，没有其它专门机构或组织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而只能把重大决策留给国务院制定。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出现了决策主体的不明确。此外，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没有体现在相关法律和法规上，而是在相关人士的文章和讲话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目前，与气候变化问题决策和管理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主要是参与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部门。对于其中大部分部委而言，除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象部门，其它下属机构很少直接涉及对气候变化事务的处理，这就削弱了相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便该部门的工作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个别部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往往缘于该部门的特殊性。例如，在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造林事业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渠道的背景下，国家林业局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成立了碳汇管理办公室，并加强了对涉及《京都议定书》下碳汇交易项目的管理。

在地方政府层面，尚未发现任何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机构和组织，地方政府作用不明显。事实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会对应对气候变化产有内生的动力。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技术转移潜力颇有兴趣，这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这种关注并非针对气候变化本身，而是针对CDM这种特定机制及其潜在的经济效益。

3.4.2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持能力不足

尽管我国已经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但就现阶段而言，研究能力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不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目前对我国气候变化的事实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就我国气候变化未来情景的预测和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而言，缺乏更为具体细致和意见统一的研究。例如，气候变化在我国不同地区究竟有多大影响，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如农业、能源有何影响，对东亚季风气候影响程度如何，尚没有十分可靠的预测。美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分别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时间阶段定量地进行了计算，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则较为笼统。

其次，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多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从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的研究不够。气候变化问题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合型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再次，科学咨询能力不足。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实现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依据。例如美国，气候变化研究已带有一定的“科学政治化”色彩[6]。而在我国，在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上，由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尚未非常充分，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正在起步，因此，基于科学研究上的政策咨询还非常薄弱。

我国一方面需要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更需要把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的支持力量。

3.4.3公众参与欠缺

尽管我国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正在逐渐加大，但目前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仍是肤浅和匮乏的。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大体停滞在对气温升高这一现象的感知，关于气候变化对生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影响则不甚了了，学术界对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似乎也关注不足。一项对农民感知气候变化的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主要是通过气温变化作用于某类指示作物的产量来发生，这种认识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归纳总结，而不是通过气象部门提供的观测记录获得[7]。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不了解、不熟悉、不关心以及对气候变化感知的滞后性致使公众在参与气候变化治理时没有能力具备主动性，公众参与的不足使得气候变化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缺陷。

4改进管理体制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管理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消极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常常具有应对性质，通常是在外来压力下，才采取临时的应对策略，因而不具备主动性；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预先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强调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自身需求，因而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选择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气候变化治理，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不同的态度也关联到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国家利益。

针对我国气候变化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协调的职能上，赋予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充分的决策权；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下，将其改为国家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气候变化方面重大政策，并在政策实施中协调部门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

(2)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在执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具体责任；

(3)结合“十一・五”计划的能效目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点，发展出有创新性的政策和做法；

(4)在领导小组下，成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咨询委员会(包括中国气候委员会)，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提供及时的政策建议。委员会成员可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

(5)明确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中的责任和义务，制定政策使其担负起相关责任；

(6)发挥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宣传，加强公民教育与培训。

致谢：本研究是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6年“中国环境执政能力”核心工作组基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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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广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本质和中国应对策略[J].中国能源，2002，(7)：4～8.[GaoGuangsheng.MitigationofGlobalClimateChangeandChina'sStrategy[J].EnergyofChina，2002，(7)：4～8.]

[3]高广生，李丽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展及其核心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2(3)：42～46.[GaoGuangsheng，LiLiyan.ProcessforInternationalClimateChangeNegotiationsanditsEssence[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02，12(3)：42～46.]

[4]田广生.中国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概况[J].环境科学研究，2000，13(1)：36～39.[TianGuangsheng.ReviewoftheClimateChangeImpactStudyinChina[J].ResearchofEevironmentalSciences，2000，13(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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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曲建升，孙成权.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科学政治化”倾向[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4，(4)：78～83.[QUJianshengSUNChengquan.PoliticalContentsoftheGlobalChangeStudies：TakingthePoliciesonClimateofUSasanExample[J].WorldSci-techR&D，2004，(4)：78～83.]

[7]田青，方修琦，乔佃锋.从吉林省安图县案例看人类对全球变化适应的行为心理学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05，20(8)：916～919.[TianQing，FangXiuqi，QiaoDianfeng.ResearchonHumanAdaptiveBehaviortoGlobalChangeintheViewofBehavioristicPsychologyIndicatedformtheCaseStudyofAntuCounty，JilinProvince[J].AdvanceinEarthSciences，2005，20(8)：916～919.]

TowardsProactiveClimateChangePolicy

QIYeMALi

(InstituteofPublicPolicyandCenterforIndustrial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Governance

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