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

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价值，基本特性，实然性与应然性，主体尺度与客体内容，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性与通约性，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56-04

政治价值主要指人们对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作出的价值判断，科学把握政治价值的辩证内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的基本前提。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视角看，政治价值涵括了主体向度和实践向度，是一个以政治主体为核心、以实践为根源的包含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多对矛盾（集中体现为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的综合性概念。〔1〕它以政治主体的多维内在尺度为核心，以客观的政治实践为基础，以丰富的政治客体为来源，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为内容，这决定了政治价值必然具有多方面的辩证内涵。

一、实然性与应然性的辩证统一

政治价值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政治客体和政治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如果符合政治主体（个体主体、团体主体、社会主体等）的生存、发展、和谐、幸福、自由等内在尺度，那么它就是一种实然形态的政治价值。政治主体以其内在尺度为标准对上述实然形态产生的主体意识和理想追求，就是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的实然性是指政治价值现实和政治价值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所谓政治价值现实是指在政治实践基础上政治主体之间和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特定政治主体身上的肯定性影响、在政治主体之间形成的客观性价值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前者表征政治主体内在尺度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诉求的实现形态与物化形态，这种客观肯定性影响的不断增加将导致政治主体文明的不断发展。后者是指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变迁与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价值表征着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变迁与发展的物质动力与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发展。生产方式的新旧更替必然要求政治上层建筑重新构筑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以取代旧的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因此，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发展规律使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间的价值关系的变迁也遵循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发展规律。

政治价值的应然性是指政治价值意识对经验现实政治社会进行的价值追问和应然性判断，对现实政治生活正当性与否进行学理解析和理性评判〔2〕，以此为政治现实发展提供应然的价值导向，为政治事务、政治活动、政治实践提供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通过应然政治价值对政治生活实践的评判，使政治主体明晰政治生活的善与恶，追寻契合自身内在尺度的政治价值理想，从而把应然政治价值当作“准绳，以用来测量我们有的东西与应该有的东西之间的差距，或者作为一个标杆，以指示方向和告诉我们去的地方与应该将去的地方之间的里程”〔3〕（P18）。因此，政治价值理念和政治价值理想既是政治主体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也是政治社会和政治实践的价值判准。

政治价值的实然性与应然性既相对独立、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政治价值的实然性生发着政治价值的应然性。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不是先验、前定、绝对的普遍道德律令，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偏好、情感或理想，也不是从政治哲学家理性思维中推演出来的纯主观概念，而是根植于、来源于实然形态的政治价值。它是政治主体以其内在尺度作为标准对实践中产生的利益关系与价值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观照、反思、提炼而产生的主体价值意识，这种主体价值意识又必须不断接受政治价值实践的检验而得到修正与凝练。另一方面，应然形态的政治价值引导着政治价值现实的发展。政治主体通过政治价值理念、政治价值判准与政治价值理想不断引导政治主体实然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使一代又一代政治主体的价值诉求与价值理想不断成为现实、嵌入现实。应然政治价值的这种引导作用是政治主体立基于政治实践，通过反思与批判政治现实、构筑理想的政治主体间价值关系、变革政治体系的具体实践来实现的。在这种政治实践中，政治主体不断创造新的政治现实，不断把应然政治设计变成实然政治现实，不断在新的政治生活中生发出新的政治价值理想。由此，政治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得到不断提升，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不断趋于进步，政治社会不断趋向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应然政治价值与实然政治价值辩证统一的中介、基础与桥梁。通过政治实践的中介与桥梁作用，政治价值就既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实然性，又具有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应然性。政治价值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政治价值事实与政治价值意识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了既相对独立、相对区隔，又相互缠结、相互映衬的辩证统一。

二、主体尺度与客体内容的辩证统一

政治价值是以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为核心的，同时，政治价值不能离开合乎政治主体内在尺度的政治客体而存在。也就是说，政治价值是政治主体尺度与政治客体内容的辩证统一体。

从政治价值的主体尺度来看，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根据、标准和归宿，是一切价值的实现者和享有者，内蕴着政治人以自身为尺度对政治主体之间价值关系的理性反思与理想追求。政治主体是一种实践存在物，也是一种具有主体意识自觉的精神存在物。政治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历史的、现实的、理想的人与人的价值关系进行反思与追问，从中发现某些关系契合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尺度并对之具有肯定性效果与作用，而某些关系不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尺度从而对之具有否定性效果与作用。在理性反思与理论概括之下，在实践验证与肯认之下，契合其内在尺度的一些价值关系被抽象、凝炼为政治主体之间的应然价值关系与价值评判标准。

从政治价值的客体内容来看，政治价值不仅不能离开合乎政治主体内在尺度的客观政治事物、政治关系与政治工具，而且还必须以之为政治价值产生、形成、发展的必备客体内容。政治客体是政治主体内在尺度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对象化存在物。由于单子式的个体存在方式不能满足人这个物种的生存与发展，人们必然要组成社会共同生产其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必然要在实践中形成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进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平等或等级、民主或专制、正义或不义、自由或束缚等）。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客体是政治主体内在尺度的对象化。这种价值关系如果契合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它就成为政治价值的客体内容。为维护、调控社会实践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与价值关系，社会在客观上需要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国家、政治组织、政治社团等工具性政治客体。这些工具性政治客体如果合乎政治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尺度，它们也会成为政治价值的客体内容。

在政治社会中，生存、发展、利益、幸福等目的性政治价值是政治主体人性存在的基本规定。这些目的性政治价值的存在、实现，既不能离开政治主体行为的实践，也不能离开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国家、政治组织的维护与保障。也就是说，政治价值不能离开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国家、政治组织等这些政治客体。政治关系最主要的是政治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自由或不自由、民主或不民主、平等或不平等、正义或不正义的价值关系。这些价值关系以及维护与实现这些价值关系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权力、政治组织、政治国家等作为政治客体，如果契合政治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尺度，那么它们就是政治价值的客体内容，反之，它们则成为政治主体所要改造的客体对象。

以上分析说明，政治价值不能缺失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也不能缺失政治价值的客体内容，因而政治价值具有主体尺度与客体内容辩证统一的基本特性。政治价值的主体尺度和客体内容既相互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的辩证关系表明：政治价值主体内在尺度作为政治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是政治客体产生、形成、发展、消亡的基本尺度与衡量标准。一种政治客体只有合乎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才具备对政治主体的肯定性价值，才能成为政治价值必备的客观内容，反之则成为政治主体所必须改造的客体对象。割裂政治价值的主体尺度和客体内容的对立统一，片面强调政治价值的主体尺度，就会把政治价值普世化为抽象的永恒之物与神秘之物。反之，在政治生活中片面强调政治价值的客体内容，这种政治生活就会成为缺失主体价值维度与人性维度的技术主义的工具政治。

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主体之存在有个体形态，也有团体形态，更有社会形态。同样，政治主体的内在尺度也有个体尺度、团体尺度与社会尺度。这决定了政治价值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具体的政治主体内在尺度，后者规定的具体现实诉求和特定发展要求决定了政治价值的具体性与历史性，即政治价值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政治价值有其特殊的存在形态。任何一个政治主体既是个体存在物，也是团体存在物。当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政治主体的个体形态生成、发展并成熟之时，政治主体就会产生如生存、发展、自由、幸福及其社会资格（人权）等个体性政治价值诉求。这些个体性政治价值是个体性政治主体存在的内在尺度，缺失了这种尺度，就否定了个体性政治主体的存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当团体形态的政治主体生成、发展并成熟之时，团体政治主体就会选择追求这样的团体性政治价值：社会稳定、共同善、历史传统、良善生活、政治秩序、国家独立、民族平等、集体人权等政治价值。团体性政治价值是团体主体内在尺度的展现，没有这种内在尺度，就没有团体存在。因而团体政治主体天然会追求选择团体性政治价值来评判政治社会，要求摆脱阶级压迫、霸权政治、殖民统治等团体政治不正义现象。所有这些政治价值，都是政治价值的特殊存在形态。概言之，一种具体形态的政治价值之所以产生、存在，主要是特定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必然发展所造就的特定政治主体存在的特殊的必然规定所使然。第二，政治价值有其特殊的实现路径。任何一个政治主体都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存在，都生活在由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与具体物质条件所规定的具体时空与具体实践生活中，政治主体也因此都必须经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过程。这决定了任何一种政治价值都既有其特殊的历史规定，也有其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时空。政治价值意识、理念与理想要转变成为现实，成为客观形态的政治价值，必然要在这个具体实践时空所限定的范围内实现。人的政治实践活动的展开受一定经济关系进而受一定政治关系的制约，这些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内容与具体发展必然使政治价值的实现具有其特殊路径。而且，自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不同个体政治主体皆以特殊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这样的团体政治主体的形态存在。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等团体主体有自己的既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特定组织结构形态，还有自己产生、形成、发展甚至消亡的独特轨迹与历史过程。这些决定了人们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阶层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实现自己的政治价值有其特定的实现路径。

政治主体的社会本性决定了一种政治价值现象所依附的政治主体范围的涵括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主体的价值意识的共识性，即政治价值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主要体现在：政治价值有其普遍的主体根源。第一，政治价值的普遍性根源于政治主体的社会实践本质以及由此生成的主体人性的社会性。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物，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于动物的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与类生活，并在人的政治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生成为政治主体的团体性和团体生活。这种团体性和团体生活实践使政治主体一方面产生了相同或类似的政治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使这些政治价值在政治生活中得以实现，并且表现为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对较大范围内政治主体或所有政治主体所产生的相同或类似的客观肯定性价值。第二，政治价值有其普遍的主体共识。团体政治主体和人类政治主体的存在决定了普遍政治主体和普遍政治价值的存在。人民大众、最大多数人民就是一种普遍政治主体，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主体相对个人和小团体而言也是一种普遍政治主体。既然存在普遍政治主体，就有普遍政治价值和价值共识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放、人类解放就是一种普遍性政治价值的言说。尽管这些普遍性的政治价值在理论上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形式来论证、解释、说明，在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集团中也具有不同的具体实现途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普遍性政治价值的存在以及人类达成普遍性政治价值共识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普遍性有程度和范围大小的不同。

政治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相互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治价值的普遍性是一个具有不同范围层次的相对概念，我们前文所讲的普遍性是相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构成要素而言的，比之更普遍的政治主体是人类政治主体。人类政治主体是由各种各样的个体、团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承前启后所构成的。政治主体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那些体现自身历史主体作用和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性政治价值。从当前现实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作用下，人类政治主体已初露端倪，但在存在阶级与剥削的历史阶段中，人类政治主体并未取得自觉而成熟的现实形态，人类政治价值理想也不存在对应的现实形态。因此，最广涵最普遍的人类政治价值还只是政治历史发展的一个遥远的指向与理想。这说明，普遍性是相对的，而特殊性是绝对的。因此，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与具体实现路径的所谓永恒的普世政治价值是不存在的、虚伪的，同时，脱离了普遍性共同体与社会生活的先验的个体性政治价值也是不存在的。

四、冲突性与通约性的辩证统一

政治主体既是个体存在物，又是团体和社会的存在物，多重主体的多重内在尺度集于一个主体一身，使得其必然追求多重形态的政治价值，从而导致政治价值某种程度上的冲突性，也使多重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与通约性。同时，多重主体和多重内在尺度存在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政治价值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通约性甚至冲突性，而共同的团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决定了多重主体及其内在尺度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通约性。因此，政治价值是冲突性和通约性的辩证统一。

政治价值的冲突性是指，由于不同主体价值诉求的异质性和同一主体价值诉求的多样性导致不同政治价值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各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定与根本性质。它一方面是指政治价值在一定条件下的矛盾性。约翰·格雷指出：“有许多种善的生活，其中的一些无法进行价值上的比较。在各种善的生活之间没有谁更好也没有谁更坏，它们并不具备同样的价值，是不可通约的。”〔4〕（P45）不可否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确实认识到了政治价值的矛盾性，但不能更深一步去探究其产生的的物质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价值体系中产生对抗性矛盾的物质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方面对抗性的利益冲突。一旦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方面对抗性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得到根本解决，那么政治价值体系中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也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当然，政治价值之间的差别与特殊性会永远存在。另一方面是指政治价值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可兼得性，即两个或更多政治价值的诉求与满足不可能完全同时实现。这种不可兼得性只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如前所述，当人类在经济关系上对抗性的矛盾与冲突得到根本解决之时，政治价值不可兼得性的特点将不复存在，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存在阶级对立与阶级剥削的特定社会形态中，由于政治主体的对抗性矛盾的存在，对抗性或矛盾性的政治价值也会存在，这使一些政治价值的实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兼得性。例如，在历史发展处于新旧交替的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年代，先进革命阶级的个体成员毫不犹豫地放弃、牺牲自身的各种个人权利甚至生命等个体性政治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国家独立、民族独立等团体性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的通约性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一种政治价值的诉求与实现可以导致另一种政治价值诉求得到满足与实现，或者一种政治价值诉求及其实现可以为另一种政治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所替代。它一方面是指政治价值实现的条件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一种政治价值的诉求与实现可以为另一种政治价值诉求得到满足与实现创造条件。比如政治秩序这一政治价值的实现可以为其他政治价值的实现提供前提条件与环境条件，如果没有政治秩序，那么，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民主、政治权利、良善政治共同体生活等这些政治价值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是指政治价值实现的连带性，及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必然导致另一种政治价值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在政治价值系统中，如果目的层政治价值和规范层政治价值通过政治工具与政治形式得以实现，那么，政治工具与政治形式也因此成为符合政治主体内在尺度的工具层政治价值，政治也就成为现实形态的善政。在规范层政治价值体系中，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政治平等、政治正义等政治价值序列中，每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都将引起该序列中其他政治价值得到不同程度实现。在一种政治价值内部，例如人权系列中，如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实现，那么人的尊严、安全、生命、幸福等也将在一定范围、层次、程度上得到实现。

政治价值的冲突性和通约性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割裂二者的关系而把通约性或冲突性绝对化。如果把政治价值的通约性绝对化就会把某些政治价值当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垂之万世而不移的永恒的普世之物，正如伯林所指出的那样：“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5〕（P2）或者，如果把政治价值的冲突性绝对化，就会导致亨廷顿似的所谓“文明冲突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政治战争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或民族奉行的是不可调和的绝对冲突的政治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田志文.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范畴的基本规定〔J〕.广西社会科学，2012（7）.

〔2〕王岩.政治哲学论纲〔J〕.哲学研究，2006（1）.

〔3〕〔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国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8-0020-02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过程中确立的。其这种政治观认为“政治是根源于经济的，政治这种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是对经济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应。”但是政治由于涉及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的物质利益，并且这些物质利益需要通过整治特别是政治权利来达到。这样政治对经济基础也就有了能动的反作用。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

在政治观上，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列宁对时政问题的阐述，并且有发展和创新。早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过程中，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的本质就作过很多的阐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关于政治的本质，认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

当经济建设已成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时期，又对这一时期的集中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他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十六条（草案）》中写道：“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他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在这里，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政治对经济的服务功能、保证作用，这种认识到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党不畏艰险，继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彻底否定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这显著的成就都是在不断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上层建筑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

在继承邓小平政治观的同时，又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我们党面临的异常艰巨的任务及党的自身状况，对政治的内涵作了很多新的阐释，从而极大地发展了邓小平的政治观。他在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时，特别指出：“我这里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在他看来，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没有强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这是我们的优势，发扬这个优势，可以更好地推进和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如果放松了这一条，就会影响和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