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1

微公号发展现状决定“定位”日益重要

市场环境繁荣。根据2017年1月22日，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第39次）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超过7.3亿，其中中6.95亿为手机网民，占总体网民数量的95%。在手机网民数量巨大的中国，第一大手机社交APP“微信”成为市场聚焦点，2016年9月，微信APP平均每日有7.68亿用户登录，其中超过一半的用户每日使用微信的累计时长超过90分钟，长时间浏览过程中的主要活动不仅包括聊天、朋友圈分享，还包括新闻资讯获取、精神生活满足，而后一类活动的主要载体就是微信公众号。

行业竞争激烈。市场环境的良好制造了诸多效益良好的盈利者，也吸引了更多机构希望分得一杯羹。根据2016年7月“咪蒙”公布的数据，其关注数量为402万，每篇头条推送的阅读数量达到150万以上，月度广告收入在300万至500万元之间。不过，市场大热的背景下，竞争者也不在少数。根据2016年11月艾媒咨询《2016年App与微信公众号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底注册的微信公众号数量在1200万个以上，相较2015年增长46.2%，另外该机构报告中还预计，2017年微信公众号数量将达到1400万以上。

同质化竞争严重。在注册微信公众号之后，如果无意短期内盈利或者提升订阅数量，那么其运营成本亦接近于零，因为微信运营方并不会对没有关注度、没有更新维护的公众号进行清退，所以微信公众号可以先注册而不维护，到时机成熟后再运营、维护、推广。进入门槛低、运营成本低，导致微信公众号数量巨大，而数量如此多的微信公众号也导致同质化严重。

微信公众号的定位策略研究

整体市场繁荣同时行业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微信公众号要维持生存进而实现盈利就需要精准定位，抢占用户的心智资源。精准定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内容定位。很多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把自己定义为互联网企业，而实际上微信公众号的本质还是媒体平台。在艾媒咨询集团2016年的调查中，表示使用微信公众号是为获取最新资讯的手机网民占比52.3%，而在退订微信公众号的网友中65.2%是因为微信公号推送的内容不够丰富、57.9%是因为更新频率低。由这些数据不难看出，网友对微信公众号持久关注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内容，所以，与其说运营微信公众号的是互联网公司，不如说运营者是传媒机构。

正如维亚康姆（Viacom）公司CEO萨墨・雷石东（Sumner・Redstone）所言“传媒企业的基石必须而且绝对必须是内容，内容就是一切！”。微信公众号在明确自身定位时必须首先审视自己的内容生产能力：什么样的内容是自身擅长的，只有自身擅长的内容才能保障微信公众号具有持续生产高质量信息的能力；什么样的内容和竞争对手有区别，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同质化、抢占受众的关注度。更进一步讲，微信公众号必须竭尽全力追求“一句话原则”，即受众可以用一句话表达该公众号的主要内容。

用户定位。传媒行业是靠信息吸引流量再通过流量获取广告收入实现流量变现，这一点在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过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传统媒体行业可以靠“订阅”获得部分收入，如报纸的订阅费用，但是微公号必须通过流量变现（微公号目前已开通打赏功能，但收取金额十分有限）。因此，用户的粘度变得至关重要。

保持用户粘度，除去生产高质量内容，需要生产用户需要的内容。以“咪蒙”2015年度最高阅读量的文章《致：我凭什么要帮你？》为例，其中包含歧视性言论、甚至有脏话，但是这样的内容和语言迎合了很多用户寻求发泄的心理，于是获得大量转发，最终收获的点击量高到数百万次。

盈利模式的选择。微信公众号从根本上讲是靠流量盈利的，但是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不同盈利方向，其一是流量变现、其二是深度变现，两者都是建立在点击量、阅读量的基础上，但是在内容选择、运作方式上会有明显的不同。

所谓，流量变现是指在盈利过程中主要通过推送内容的阅读量来吸引广告商投入宣传费用。这一类公众号盈利模式在内容的选择上偏重于选择较极端的观点。在古斯塔夫・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经典《乌合之众》中有过相关论述，群体中信息传播的有效方法是“断言法”，“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观点较极端的内容容易引发读者认同，并进行转发从而进一步扩大阅读量，当然，的推送在深度上显然不够，无法引发受众的消费冲动。

所谓，深度变现是指公众号在盈利过程中，利用互联网的长尾效应，培养一批深度认同公众号观点的订阅者，并对于订阅者进行深度挖掘，通过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来实现盈利。例如，罗辑思维，其对外宣称的订阅量仅有200万却通过深度挖掘用户实现盈利。

微信公众号必须在最初的运营定位阶段就在流量变现与深度变现中作出选择。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财务管理观念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影响作用较之以往时代更为明显，由于我国企业经济发展方式上的相对落后，在承担金融危机风险上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影响尚未全部消退，新的经济隐患若隐若现的现实背景下，加强我国企业抗击金融危机的问题，显然成为当前我国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企业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中的最重要内容，在面临金融危机的企业管理问题上，无疑充当了排头兵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企业财务管理的好坏，将直接检验一个企业管理的成效。在新形势下，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提高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在金融危机面前的“抗击打”能力，已经成为有发展远见的企业取得的共识。学界对这个问题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较之该问题自身的重要价值，目前的研究显然还亟待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这既是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研究领域的深化，同时，也是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部门遭遇新问题的现实应对。

由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企业财务管理观念创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这就决定了本文提出的所谓管理观念的创新，只能属于见仁见智的一种思考或尝试，而并非是对学界其他观点的否定。另外，所谓的创新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由此决定了一切对于企业财务管理观念创新的研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与传统传承的关系，因此，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企业财务管理观念创新研究，应该与传统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就是本文中提出的“多与少”、“进与退”、“先与后”三个方面。

一、多与少

当下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中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观念是，财务管理别重视资金财富的多积累，反对资金外流减少的传统观念。在一般人看来，企业财务管理就应该为其他资金保驾护航，尽量增加资金积累，减少消耗开支，这不仅是企业财务部门管理的重要责任，也是整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在没有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展开，而且是在企业处于上升时期的情况下比较有效。在现实的商业市场竞争，姑且不说一个企业能够在市场上保持不败，单说金融危机的不可捉摸性和突袭性，就足以让企业经济遭遇严重的冲击，甚至毁灭。

在这样的状况下，不仅一个企业需要对财务增收管理观念创新应变，不能死抱着只增不少的观念不变，而且，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而言，尤其应该面对现实困难，放弃传统的重视盈利、拒绝让步的管理观念，树立“不亏、少亏”也是盈利的观念。

对此，学界有人指出，商业市场本来就没有长胜的将军，一个企业不可能永远营利，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中，一个企业如果能够渡过难关，实现企业经营的最低目标——生存已经难能可贵了，不增就是一种进步，企业财务管理者应该调整心态，对没有利润的产品，制定整理现实目标，能够保本经营、维持生存就是最好的营利。

事实上，当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管理者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具体落实管理观念创新活动方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树立“不亏、少亏”也是盈利的观念。其中的原因除了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长期形成的相对陈旧的制度模式有关，尤其是企业领导者对财务管理的要求没有形成灵活应变的姿态，对财务管理管得过死，或者干涉过多，这都在客观上影响了财务管理者大胆创新的意识。另外，还与当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对金融危机风险认识不足有关，往往存在一种侥幸心理，直接导致企业管理者在财务管理创新观念上认识不深刻。纵观世界企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个能够在现代商业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只增长不减少，这对于我国当下企业财务管理发展而言，无疑应该吸取借鉴国外企业财务管理创新观念的成功经验，面对金融市场不稳定的现实，提升我国企业财务管理抗击风险的能力。

二、进与退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既要有勇于挑战困难、逆流直上的勇气和魄力，同时，还要根据金融危机形势和企业面临的具体处境，培养舍得放弃的创新观念。

一切企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盈利的基础之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永远是企业不变的宗旨。为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地赢取利润，向上竞争。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国企业财务管理观念中，形成了一种重视前进、盈利，轻视后退保守的思维，甚至将之形成一种传统的管理模式。

但是，正如西方哲学大师康德所说的，理论上行得通的，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一方面，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盈利不亏损，另一方面，即使一个企业处于经常性的盈利局面，也无法规避金融危机引发的风险。正如学界所论述的，企业一旦成立就面临竞争，就必然始终处于生存和倒闭、发展和萎缩的矛盾之中。而企业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一旦产品存在市场经营萎缩，成本费用高居不下，长期亏损，那么，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当机立断，放弃产品生产，将人员、设备进行合理调配，生产其他市场需求的产品，寻找新的出路”。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3

关键词财务重述动因分析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一、财务重述概述及研究意义

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在发现并纠正前期财务报告的差错时，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财务报告的行为。而据美国会计总署在2002年10月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财务报告重新表述（FinancialRestatement）是指公司自愿或在注册会计师、监管当局的敦促下修正先前报告的公共财务信息。

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财务重述现象日趋频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美国为例，进行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比例逐年攀升。Scholz（2008）统计发现，美国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数量从1997年的70家上升到2006年的1577家，10年增加了18倍。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比例亦非常高。据于鹏（2007）统计，1999年只有24家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而到2005年则达19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0%左右。

自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以来，高效的会计信息质量一直被视为保证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关键。财务报告是上市公司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的主要媒介，由此也成为投资者获得公司财务及非财务信息的关键途径。而财务重述则表明企业承认其先前所提供的财务报告存在问题，这会严重影响投资者、债权人、监管机构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所提供数据的信任，进而影响其对企业管理层的信赖。

那么，财务重述为什么会呈增长趋势呢？这可能是因为会计信息以其特有的方式，全面揭示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现金流量等情况，是公司在签订及执行各种协议、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以及满足其股东、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信息需求的基础，对企业筹资、市值等各方面有重大影响；因而，公司管理层会在各种动机的驱使下，采取各种手段来达到操纵会计信息的目的，甚至包括采用财务重述这种十分激进的会计政策。而大量研究也表明，财务重述是管理者操纵会计信息的一种主要手段。这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加剧了公司相关信息的不对称度，进而影响了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这也影响了资本市场长久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财务重述不仅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保护和改进政府机构监管，也将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我国财务重述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财务重述动因分析

财务重述作为企业提供虚假报告、操纵利润的合法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包括数据计算错误、会计原则应用错误、忽视或误用财务报告公布日已经存在的事实等。这些显然都只是表面原因。而当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其深层次的原因探究上，如资本市场融资压力、管理层保持协议及高管背景特征等。

（一）资本市场压力与财务重述。

上司公司在上市时必须经过一系列审核，满足一系列要求，因此，当公司得以成功上市时，它将更多的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也将受到更多关注，投资者、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期望通过其财务报表发现其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偿债能力等，这也有利于公司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进行融资。因此，为了降低融资成本或满足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公司较高的财务预期，管理层就可能进行财务重述，粉饰报表，以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期望。

1、融资需求与财务重述。

企业财务报告是是企业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的主要载体，是企业正式对外提供并传递会计信息的手段，亦是投资者获得公司信息的重要途径。公司通过财务报表可以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积极的信号，向外界描绘一幅乐观的公司发展前景，从而提高信息使用者对公司业绩及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的评价，进而使其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融通。因此，当公司资金不足并希望以低成本进行外部融资时，管理层就可能以财务重述等手段来操纵财务数据，以改变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价值的预期，进而以更高价格出售股票或是以更低的利率获得贷款。此外，在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之前，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可能通过财务报表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描绘一幅公司发展的美好蓝图，提高投资者对公司运营及财务指标的评价，以吸引更多投资者的投资，或抬高其IPO的发行价格。而财务重述作为一种极易操纵又不易受到法律制裁的方式，无疑是众多高管使用的操纵手段之一。

2、财务预期与财务重述。

财务预期包括公司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关注指标不同，如投资者主要关心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而债权人则主要关心企业所欠款项能否如期偿还，即其偿债能力与债务支付能力。财务预期是导致财务重述的另一个资本市场动因，因为没有达到财务预期会降低公司的声誉，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盈利能力及其发展前景的信心，这极有可能使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市值蒸发，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中遭受损失。

相关研究表明，为保持盈利的持续性，避免公司市值蒸发，上市公司面临着很大的资本市场压力。公司在未来盈利增长方面承受了很高的市场期望，迫于资本市场的压力，如为了得到投资者的投资、达到财务分析师的分析预期和管理部门的要求，上市公司可能采取各种激进手段来达到外界对公司的财务预期，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进行财务重述。

（二）管理者报酬与财务重述。

公司是在财产所有权与其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由投资者出资、职业经理人员进行经营管理的企业。由此可见，公司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通常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成本高等，董事会成员对公司的运营无法亲力亲为，而需要依靠管理层打理企业。为了防止管理层对公司管理的懈怠及行为，公司所有者会将公司高管的薪酬与企业利益及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如股权激励计划，这就为高管粉饰财务报表提供了动机。

公司高管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或途径提高自己的薪酬，公司财务重述是就是一个重要途径。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高管控制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盈余管理、在职消费等）提高自己显性或者隐性薪酬。作为一种披露信息的工具，财务重述的本意是为了减少企业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共享度；但是这种工具客观上存在信息披露内容与信息披露时间的可分性，因此企业高管可以控制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通过合法利用财务重述途径谋取私利。在国外已经证明管理层控制财务重述报告，特别是控制财务更正公告，影响市场并进而影响高管薪酬。在对企业绝对控制下，公司高管也会通过财务重述途径为自己谋利，但主要通过补充公告而不是更正公告的途径进行。

（三）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

人是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等也必然影响着其性格及价值观，导致在处理相同事件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高管也不外乎人，其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了其进行战略决策的过程及对应的绩效结果。由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财务重述行为势必也与其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相关。

而相关研究也实证检验了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有着密切联系。具体来说，就高管团队规模而言，高管团队规模大会降低成员间交流的积极性和成员的归属感，从而使其对财务重述决策的经济后果缺乏足够认识，因此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就越有可能发生，即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规模与财务重述行为显著正相关；就性别而言，男性高管通常比女性高管表现的更为自信也更容易采取激进的财务政策，因此男性高管更容易采取财务重述行为；就高管年龄而言，年轻高管通常更易采用冒险和激进的财务政策，也就越有可能发生财务重述行为，即高管年龄与公司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就学历而言，学历越高的人在面对问题时越会冷静思考、认真衡量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因此高管学历越高，就越不易发生财务重述行为，即上市公司团队学历与财务重述行为负相关。

三、财务重述的经济后果

（一）投资者信心受挫。

现代商业行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企业信用，投资者投资企业表明他们信任被投资公司高管及其所提供的财务信息。当公司发生财务重述行为时，意味着其宣布其之前的信息不可信，这势必会投资者根据之前信息所做的判断，使得投资者对于公司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的信心受挫。他们会因为不信任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及会计信息所代表的财务信息而放弃投资该公司。

（二）财务重述的市场反应。

当公司发生财务重述时，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使其对公司财务产生疑虑甚至怀疑，并进而影响公司的市场反应。投资者会选择不再投资该公司，而潜在投资者也会放弃投资，尤其是因会计问题或涉嫌欺诈引起的财务重述，市场反应尤为敏感。当财务重述内容涉及销售收人、利润等核心会计项目时，负面的市场反应更加显著。

（三）投资者的诉讼行为。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导致的财务重述可能引起共同诉讼和私人诉讼。财务重述在于向投资者宣布，“我们撒慌了”，这为投资者诉讼行为提供了方便。而由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经常会给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当损失尤其巨大时，投资者便很可能将公司诉诸法院。

由此可见，财务重述对企业的声誉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涉及舞弊的财务重述可能使公司市值大幅下跌，甚至引讼，因此企业在作财务重述时应慎重考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辉，魏志华.财务重述研究述评.

[2]杨蓉.高管控制下的财务重述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

[3]何威风，刘启亮.我国上市公司高官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4

关键词：股权分置改革审计质量盈余管理审计行为

一、引言

证监会前主席尚福林（2005）指出，股权分置改革是消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流动性差异，并实现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机制。我国证券市场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为实现股改最终目标而努力，截至目前共经历了三个阶段：2005年至2006年期间为股改方案推进阶段，这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非流通股股东提出的股改方案在相关股东会议上能够获得流通股股东的认可，从而使得非流通股获得在未来上市流通的权力。2007年至2008年期间，为限售股东履行股改承诺不上市流通和减持阶段。从2009年开始证券市场进入持有限售股份股东大规模减持股份阶段，是真正实现“消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流动性差异”重要阶段。股权分置改革目前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分别要解决股改过程中面临的不同问题，因此前后具有延续性，逻辑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在股改方案推进阶段，非流通股股东为了其持有的股份获得未来流通的权力，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这个阶段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一个支付对价的过程，流通股股东与非流股股东之间博弈焦点为支付对价的合理性。第二个阶段为履行承诺期，限售股东需要履行在股改方案中对流通股东作出的所有承诺，包括限售股份在一定期限内不上市流通以及其他相关股改承诺。在这个阶段证监会同时深入开展了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解决了大股东资金占用、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等问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得到提高。第三个阶段为限售股份解禁以后的减持阶段，是持有限售股份股东“惊险一跳”、套现过程，二级市场将承受极大的扩容压力，这个阶段也是实现“消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流动性差异”目标的必经过程。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制度背景，实现股改目标需要在若干年内、分阶段逐步实现，从任何一个角度研究股改都应综合考虑目前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对其影响。而目前对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研究中，习惯性将这三个阶段人为的分割，来讨论对某一事项的影响，如在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护时，吴超鹏等（2006）指出在市场化的博弈机制基础上，非流通股股东提出的股改方案充分考虑和保护了中小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利益；又如在研究股改方案中支付对价的合理性时，赵俊强等（2006）认为股改对价水平与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正相关，与公司的经营业绩及未来成长性与对价负相关。以股改某一阶段的行为特征或情况来对股权分置改革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解释或分析，这样的研究缺乏说服力，如不考虑股改承诺阶段及限售股份大规模减持阶段情况，来研究股改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护或股改方案的合理性，显然是偏面的。

在分析有限理性经济人行为选择时，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背景因素，较好解释了许多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尤其是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行为的解释。“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说明我国改革无例可循，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同时表明改革的过程也是建立制度及制度变迁过程。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产物，证券市场的发展也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审计市场作为证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痕迹，如我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不是自发的市场需要，而是强制审计制度作用的结果，是模仿国际惯例的产物（李树华，1999），在这种背景下对审计质量的研究离不开对具体制度因素的考虑。DeAngelo（1981）指出审计质量是CPA发现客户存在的违规行为并报告这些违规行为的联合概率，根据该定义，审计质量取决于CPA在审计过程中能否发现和是否报告这两类行为，即CPA对这两类行为的选择决定了审计质量。审计质量通过审计报告质量进行体现和反映，审计报告形成的过程是建立在CPA大量审计判断基础上，每次审计判断的做出意味着CPA每次的行为选择。综上无论是从审计质量定义还是从审计报告形成过程分析，CPA审计过程的行为选择决定了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作为审计业务的提供者，是证券市场中重要的参与主体，但在现实执业环境中，注册会计师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审计准则、会计准则，而是处于与证券市场其他参与主体（如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管理层、大股东、监管机构、媒体等）之间博弈中，因此审计质量是在具体制度背景下，CPA与证券市场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股改的过程就是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博弈的过程，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小股东、机构投资者、监管部门、CPA等之间博弈的结果，该博弈的结果会体现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股票价格、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上；他们之间博弈的结果随着股改不同阶段、不同目标而发生变化，股改不同阶段对审计质量的持续影响正是本论文所研究和讨论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在2005年和2006年股改方案推进阶段，非流通股股东（注，股改方案通过之前通常称之为“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为“非流通股”，在这之后称之为“限售股东”和“限售股份”）为了股改方案在相关股东会议上顺利通过，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监管部门在制度设计上提高了流通股股东的话语权、充分保护了其利益，如在的《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公司的股改方案，须获得参加相关股东会议有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并同时须取得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股改方案方可获得通过。根据这一规定，非流通股股东提出的股改方案能否获得相关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取决于流通股股东的态度，流股股东在与非流通股股东博弈过程中处于主导和强势力地位。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证监会、各级省政府、国资委积极推进股改，是一项已达成共识的政治任务，都希望更多公司的股改方案能够顺利获得通过，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流通股股东而言，除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外，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良好表现，享受实实在在资本利得所带来的收益，也是影响其投票的重要因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预期，是证券市场对公司股票估值的基础，为此在这个阶段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有着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通过延迟确认成本、费用、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对报表进行粉饰、进行盈余管理。在2005年、2006年证券市场积极推进股改的背景下，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与市场各利益主体的对话中处于弱势地位，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存在较大的可操控性盈余，审计质量是不高的。2007年、2008年处于限售股东持有的股份大部分处于股改承诺期、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阶段，这个阶段证券市场环境明显得到改善，流通股股东与限售股东共同的利益基础正在形成，市场定价机制逐步发挥作用；同时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形成，以及刑法修正案（六）等系列文件的出台大大提高了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以及对公司治理监管的有效性；监管机构将也2007年定为“上市公司治理”年，通过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加强证券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在这个阶段无疑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与各利益主体谈判的议价能力和独立性的保持；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并不存在强烈粉饰报表业绩的动机，同时还要对股改过程中业绩透支行为进行消化，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股改方案通过后、持有限售股份股东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阶段，审计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在2005年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以2003年和2004年为例，在这个阶段，由于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导致中、小股东的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处于超强控制状态，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如虚假陈述、非公允性关联交易等行为频繁发生，公司治理水平低下；证券市场沦为公司的融资场所，而价格发现、资源配置等功能无从体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了俺盖其掏空上市公司行为，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或财务舞弊动机；在这个阶段审计环境恶劣，市场需求方对差异化产品需求不明，审计产品的供给方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市场中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在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市场主体之间博弈过程处于妥协、让步的境地；而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民事赔偿风险几乎没有（刘峰和许菲，2002）更加剧了CPA独立性的丧失，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股改方案推进阶段的审计质量与股改前（2003年、2004年）相比，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善

2009年、2010年、2011年证券市场处于股改后、限售股份股东大规模减持其持有的股份阶段，是限售股份股东兑现利益阶段，但同时也是消除不同性质股份之间流动性差异，实现全流通的重要过程。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大规模减持行为，必然对二级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直接影响流通股股东利益。公司盈利水平及未来盈利能力是公司股票估值的重要参考依据（Scott，2003），限售股东为了在减持过程中实现最大的利益，减少流通股股东恐慌性心理，会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及影响力，与公司之间可能形成某种默契，公司会通过披露系列良好发展计划、进行一定的会计盈余操控以达到影响公司的股价目的。即使是公司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这部分股东虽然持股比例低，但多数是公司发起人身份甚至是内部股东，这些股东在公司的成长过程中给予过支持和帮助，与公司及管理层之间存在千丝万缕关系，同样对公司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假设：

假设3：在限售股东大规模减持公司股份阶段，上市公司由于资本市场动因存在盈利管理行为，审计质量较低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截至2006年12月31日深、沪两个证券市场中共有1125家上市公司完成股改并复牌交易，本论文以扣除其中9家金融、证券、保险类公司后剩余1116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在2003年至2011年研究期间保持样本不变，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大制度背景中不同阶段对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持续影响。根据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扣除金融、证券、保险行业以后，共有制造、采掘、传播与文化等共有11个一级行业，样本中制造业公司有632家，占样本总量的56.68%，为了更准确的反映行业的真实情况，对制造业按证监会的二级分类标准进一步划分为十个二级行业，样本中共分20个行业。研究所需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经手工整理而得，数据处理使用SAS9.3统计软件。

（四）模型建立本文借鉴Becker等（1998）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基础上，并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建立股权分置改革制度背景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线性模型。根据假设1建立了回归模型（1）：|DAit|=a0+a1change1+a2Sizeit+a3LiqRiit+a4Quiriit+a5AsLiait+a6ROAit+a7RevGrit+a8CFOAsit+a9Indirit+ξit

|DAit|为第i个公司t期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a0为常数项，a1-9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ξ为随机误差项。|DAit|作为可操控性盈余质量的绝对值，反映企业经审计财务报告中存在的盈余管理的程度，由于盈余管理的方向可以向上操纵也存在向下操纵的可能，因此取绝对值，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盈余管理行为越明显，审计质量越低。根据假设1的分析，预计模型（1）中解释变量系数a1为负数，且显著。根据假设2建立了回归模型（2）：|DAit|=a0+a1change2+a2Sizeit+a3LiqRiit+a4Quiriit+a5AsLiait+a6ROAit+a7RevGrit+a8CFOAsit+a9Indirit+ξit

根据假设2的分析，在股权分置改革推进阶段与之前的股权分裂阶段相比，市场环境并未能发生本质性变化，审计质量并没有显著性改善。根据假设3建立了回归模型（3）：|DAit|=a0+a1change3+a2Sizeit+a3LiqRiit+a4Quiriit+a5AsLiait+a6ROAit+a7RevGrit+a8CFOAsit+a9Indirit+ξit

根据假设3的分析，预计模型（3）中解释变量系数a1为正且显著。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至表（5）。根据假设1建立的模型（1）、根据假设2建立的模型（2）、根据假设3建立的模型（3）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明解释变量和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Spearman相关系数表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其他变量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关于模型（1）、模型（2）、模型（3）的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见表（6）至表（8）所示。

（二）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如下：（1）限售股东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处于股改承诺期阶段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通过与股权分置改革推进阶段（2005、2006）的比较，来研究限售股东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股改承诺期阶段（2007年、2008年）的审计质量变化，根据假设1，采用2005年至2008期间的数据，样本公司处于限售股东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股改承诺期阶段时虚拟变量Change1为1，否则为0，对回归模型（1）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可以发现：调整的R2为0.0644，这说明模型拟合度较优。F值为33.25，表明所建立的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整体上通过检验，即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具体而言，股权分置改革背景虚拟变量（Change1）的回归系数为-0.005401，t值为-2.203789，这表明股改方案通过后、持有限售股份股东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的阶段，上市公司可操控性盈余呈显著下降趋势，审计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与本文假设1相符合。（2）股改方案推进阶段审计质量实证研究。通过与股权分置改革前阶段（2003、2004）的比较，来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制度背景中股改方案推进阶段（2005年、2006年）审计质量的变化，根据假设2，采用2003年至2006期间的数据，样本公司处于股改方案推进阶段时虚拟变量Change2为1，否则为0，对回归模型（2）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由表可知，调整的R2为0.0611，这说明模型拟合度较优。F值为31.82，这说明所建立的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整体上通过检验，即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具体而言，股权分置改革背景虚拟变量（Change2）的回归系数为-0.004745，t值为-1.642557，这表明与股改分置改革之前相比（以2003年、2004年为例），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推进阶段，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发生明显变化，即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与假设2相符合。（3）限售股东大规模减持公司股份阶段审计质量研究。通过与限售股东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股改承诺期阶段（2007、2008）的比较来研究在限售股东大规模减持阶段（2009年、2010年、2011年）审计质量的变化，根据假设3，采用2007-2011期间的数据，样本公司处于限售股东大规模减持阶段时虚拟变量（Change3）为1，否则为0，剔除部分异常值后（3%的比例），对回归模型（3）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由表可知，调整的R2为0.0232，这说明模型拟合度较优。F值为15.23，这说明所建立的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整体上通过检验，即模型中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具体而言，限售股东大规模减持阶段时虚拟变量Change3的回归系数为0.011438，t值为2.219132，这表明与限售股东尚未大规模减持股份、股改承诺期阶段（以2007年、2008年为例），在限售股份股东大规模减持股份阶级，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性加强，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呈下降趋势，与假设3相符。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作了如下敏感性测试：采用琼斯模型、带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琼斯模型、带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修正琼斯模型等三个盈余管理模型重新计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将其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然后将新计算得出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等数据代入回归模型，采用琼斯模型的实证结果中股权分置改革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本文结论相一致。将新计算得出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等数据代入模型，三个盈余管理模型的实证结果中大小非减持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与本文结论相一致。因此，敏感性检验的结果并没有改变本文的结论，篇幅所限，不再予以列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方式讨论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审计质量的持续影响，由于股改不同阶段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本论文在股权分置改革大的制度背景下，分不同阶段讨论了审计质量的持续变化。实证结果表明股改制度背景对审计质量产生了影响，审计质量在股改不同阶段呈显著性波动，其中在股改方案推进阶段（2005年和2006年）审计质量整体不高，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股改方案通过以后、限售股东大尚未大规模减持公司股份阶段（2007年、2008年），公司审计质量显著提高；而进入持有限售股份股东大规模减持阶段，则审计质量显著下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及博弈论，结合审计质量的定义及审计报告形成的过程，本文认为审计质量是注册会计师在具体制度背景下、在审计过程中与其他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社会公众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独立性不是其与生俱来的品质，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存在波动性。而审计质量的不可观测性、强制审计制度下CPA契约精神的退化，是CPA在博弈过程中，当原则性问题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时，予以妥协、让步的原因。建议应通过构建有效的审计市场结构、建立合理的事务所组织形式、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追究机制等方法来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参考文献：

[1]赵俊强、范利民：《股权分置改革后受限股票全流通问题研究》，《上海管理科学》2006年第2期。

[2]李树华：《上市公司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实证分析》，《中国注册会计师》1999年第10期。

[3]刘峰、许菲：《风险导向型审计·法律风险·审计质量──兼论“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的行为》，《会计研究》2002年第2期。

[4]汪昌云、孙艳梅、郑志刚：《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的目的吗？》，《金融研究》2010年第8期。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5

关键词：股指期货；期货公司；定位；策略研究

期货市场的发展需要监管部门、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公众的共同努力。作为期货市场的主力军，期货公司的滞后发展，阻碍了整个期货市场的发展。与监管法规的逐步完善及交易所高速发展相比，发展滞后的期货公司已成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那块“短板”。

一、期货公司现状

(一)法律法规日趋完善。我国政府把期货市场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基础法规制度日益健全，正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管体系。《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重新修订及相关配套办法的相继出台，对我国期货市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期货经纪公司改为期货公司，改变了期货公司的属性。在监管方面，对期货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期货公司的交易行为和人员资格都做了规定。

(二)期货公司结构调整有序进行。随着股指期货的即将推出及新的期货监管法规体系的日趋完善，大多数期货公司已经或即将完成增资扩股、并购重组。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大型企业、证券公司开始成为期货公司的股东，期货公司结构调整有序推进，做优做强的效应初步显现。有远见的投资者越来越意识到期货市场所孕育的巨大机遇，通过控股参股期货公司进入期货市场，其中券商收购期货公司的举动尤为引人注目。期货公司则通过合作增加资本实力做大做强，解决未来业务发展带来的净资本不足瓶颈。

(三)资本实力、抗风险实力加强。证监会对期货公司经营实力、净资本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期货行业的并购重组、增资扩股的浪潮中，期货公司资本实力增强，整个行业的总资产规模超过400亿元，期货公司资产规模整体大幅度提升。

(四)业务大幅增长。得益于2007年期货交易量的提高，全国期货公司在盈利面和盈利数额上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2007年1～11月全行业盈利8.4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倍多，期货公司盈利面达到81.6％；相对于其较低的注册资本，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比较可观的。期货公司保证金、手续费净收入和交易额增幅较大。

二、期货公司的定位与发展策略

根据目前期货公司的股东背景和分布等特点，把期货公司分为券商控股类、现货商背景类、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类、区域性期货公司四类，探讨不同特点下的期货公司的定位与差异化经营的发展策略。

(一)券商控股类的期货公司。截至2007年底，全国177家期货公司，证券公司控股或参股的期货公司已达52家左右，其注册资本总额亦已攀升至约46亿。54家注册资本达到或超过1亿元的期货公司中，券商控股的期货公司有16家。证券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已向期货业投入了超过30亿元的资金，是期货行业注册资本增长的主要动力。

1.打造金融的产品品牌。金融期货在国际期货市场占90％的交易量。我国推出金融期货后，期货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而券商、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是金融期货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期货为金融机构增加现货交易的灵活性，增加套利和规避风险的机会。期货公司可以利用股东的背景及研究资源，与股东的研究人员交流合作，发挥金融期货业务上的优势条件，着力打造金融期货的产品品牌，提供金融期货相关的套期保值、经纪、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等系列业务。

2.在营销和信息技术上的协助。根据该类期货公司自身定位与股东的客户资源优势，可开发的客户对象除现有商品期货投资者，还将包括原股票市场的潜在客户、金融期货的机构投资者。券商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广泛，客户资源强大，期货公司可以利用券商的营业网点宣传和营销，吸引原银行券商等机构的客户中的潜在期货投资者，还可通过股东的营业网点便利原股票客户开户。

(二)现货背景期货公司的发展道路。我国一些期货公司也具有现货商背景的，或具有一定的行业背景，如建筑材料公司、粮油公司等等，或者说有比较大的现货企业，如中粮期货就是粮油背景的期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现货背景的期货公司，对市场的理解，对行业的服务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1.培育现货期货业务核心竞争力，在该产品上做精做深，业务做广做大。产品上的做精做深需要与产业链的上游生产商和下游的销售商加强交流合作，对商品的产供销一条龙从各个源头寻找价格形成的依据，提品以及产品衍生产业链透彻深入的研究报告，如果研究报告的准确率高，能够为客户指导实际操作，无疑报告具有非常强的商业价值，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参与。而且期货经营机构可以与区域内大型现货企业构建合作平台，共同深化对特定期货品种的研究，并由此转化为各自的竞争优势。产品业务的做大做广指拓展产业链上系列产品的套期保值、期现套利以及咨询管理业务。在衍生产品逐步丰富，更多业务被允许之后，可以进行产品的设计，现场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套利软件，程式化交易成为产品类别，以产品的多样化为公司发展方向。

2.加大宣传，增加培训，吸引更多现货商参与。许多个人或企业对风险的理解还是倾向于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和消极影响，强调期货的高风险，忽略风险的可控性，因此现货商参与期货交易的积极性不高。期货公司继续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抓紧落实首席风险官制度，继续完善期货公司内控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加大对辖区机构合规经营的检查力度。

(三)实力雄厚的大型期货公司。除券商和现货背景的期货公司外，一批期货公司长期以来凭借自身的品牌优势在商品期货领域发展壮大。2007年期货公司交易排名中，国际期货、浙江中大、格林期货、南华期货等老牌大型期货公司均位列前茅。在股指期货发展初期，此类公司仍能借助其固有优势维系其市场份额，不过这类公司的良好业绩会因未来市场格局的转变而受到一定的影响。

1.拓展业务，树立企业品牌，寻求上市融资渠道。该类期货公司长期以来在期货业界口碑良好，每年的交易量均排名前列。在前期基础上，继续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严格风险控制，树立企业的品牌，创造和提升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秀品牌。在业务上多样化经营，不断进行产品创新，通过专业的服务来吸引专业机构投资者和套期保值者，成为业内全能型期货公司。除大股东主动增资的传统模式外，期货公司可寻求上市等方式走多种融资渠道，以充实资本做大做强。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

私募股权，与公共股权相对，是一种未上市公司股权或者是私人公司股权。和投资于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同，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对象是企业，尤其是未上市的创业企业。其中，对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对处于企业周期早期阶段企业的投资又叫做风险投资，是私募股权投资的一种。但在如今中国的投资机构发展中，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概念的差异已经渐渐被淡化，这两者在投资范围上也逐渐趋同，因此本文中将两者合并研究，用私募股权投资来统称。私募股权投资与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具有趋利性，也有多种退出方式。公司股价的提升对于持有被投资公司股权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来说是退出时的最有利收益，也是私募股权投资追求的目标。但私募股权投资参与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决策，以专业化的眼光为创业企业提出发展的建议和指导，股价上升的本质还是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才能真正体现私募股权投资的价值。所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于被投资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Megginson&Weiss（1991）用136家具有风险投资背景和136家无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为观测值，将两组配对研究，从发行来看，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发行价显著地高于对照组。而从业绩来看，虽然在IPO之后业绩有所下降，但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显著的比无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有更优的业绩。同时，作者也提出了风险投资数量越多对企业监管的质量就越高的观点。Leslie&Philippe（2000）对新加坡股票交易所82家有风险投资支持与82家无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有风投背景企业的营运业绩表现更差，且风险投资支持的时间越长，企业的业绩就越低。风险投资长期支持的企业并没有优势。

（二）国内文献在企业盈利性方面，谈毅、陆海天和高大胜（2009）认为从营运业绩来看，拥有风投背景的企业在运营资本回报率增长和经营现金流比增长上都显著地低于无风投背景企业。赵炎、卢颖（2009）认为风险企业与非风险企业在经营业绩上并无显著差别。向群（2010）则认为PE投资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和公司绩效，PE的股权投资行为带来公司融资结构的优化。在企业成长性方面，周浩荣（2012）认为具有私募股权背景的企业成长性高于无私募股权背景的企业，私募股权的持股比例也提升了企业的成长性。李博禅（2012）也认为显示有风投背景的公司成长性更好，“且这种成长性不是在风投介入的某一个时段，而是可持续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多家私募股权共同投资的创业企业拥有着更多样化的经验和资源。这样企业在成长的时候可以减少“偏听”的风险，得到更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同时，共同投资也可以让私募股权协同管理，进行互补，减少成本和风险。往往，私募股权在发现一个有潜力的项目之后，也同样会参考同行们的意见。其他投资人对于这家企业的肯定也增加了自己投资的信心。在互相促进之下，共同投资的私募股权会对创业企业有更大的帮助。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1：被越多个私募股权共同投资的创业企业的业绩越好

在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国有背景的私募股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历史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就是由国家财政部为了扶持高科技企业而创立的。在这么多年的市场化中，虽然各种背景的私募股权投资层出不穷、不断兴起，但由于我国国情的关系，与美国不同的是，庞大的养老基金并不参与私募股权市场，所以我国具有国有背景的私募股权拥有不低的地位。同时，我国的政府拥有最多的资源的人际关系，而且在政策法规的理解和实际操作上有很大的优势和便利，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政府力量的介入也会吸引到更多的私募股权投资者。

假设2：具有国有背景的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的业绩越好

私募股权在对企业投资时有很强的自主性，在企业中持股的比例能很大程度上反映私募股权对于一家企业的期望程度和信心。私募股权投资对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会有更严格的监管和更高的关注度，因为高持股比例一样意味着高风险。同时，私募股权希望在一家企业持更大比例的股份，也意味着会更多地，也更容易地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中，这样其在管理经营方面的优势和经验就会有更多的发挥余地。

假设3：私募股权投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业绩越好

区别于私募基金，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时间和回报周期相对要长很多，因为私募股权看重的是企业的长期增长潜力，并通过上市来实现价值回报。私募股权投资在上市前持股时间越长，对企业和行业的了解就越深入，越能对企业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这样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发生，以便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地对企业进行监管，帮助企业提升业绩。同时。上市前持股的时间越长，对于上市的准备也就越充分。如今的企业和投资机构对于IPO都趋之若鹜，但一味地追求尽早上市，也可能会出现企业急于上市而做出让报表更出色，但对企业长期发展不利的决策。充分的上市前准备也能帮助企业维持一个长期的业绩良性增长。

假设4：私募股权投资时间越长的企业业绩越好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为了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于创业企业业绩的影响，本文以2009年-2012年创业板中的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选择创业板，是因为相对于主板来说，创业板中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更大，所以更能吸引私募股权投资的参与。同时，创业板中的中小企业也更符合风险企业的特征：规模小、增长快、风险高。所以创业板中上市的企业最适合对于私募股权投资的研究。全部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共有355家，剔除掉一些尚未公布2012年年报的企业、私募股权投资事件信息披露不全的企业以及有外资股参与的企业（外资股参与的企业偏少且股权结构复杂），将剩余的295家上市企业作为本文的观测值。其中有私募股权投资背景的有158家。本文研究的2009年至2012年创业板中的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是来自于公司招股说明书、年报、格上理财网站以及WIND数据库，招股说明书和年报来自于金融界网站。

（三）变量选取本文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参与公司治理对于创业企业业绩的影响。其中的因变量为业绩指标。自变量为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各种特征变量。（1）业绩指标变量。业绩指标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衡量：盈利性和成长性。对于一家创业企业来说，光用盈利性来衡量业绩是不够的。每个企业的状况不同、主营业务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导致利润率的不同。尤其是在对投资企业的私募股权的研究中，想要得到的是私募股权投资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增长的能力。那么成长性这个衡量标准就必不可少了。其中，盈利性指标用上市当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表示，成长性指标用上市当年的净资产增长率来表示。（2）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特征变量。综合各方面的理论基础，本文选用以下几个私募股权特征变量来试图说明创业企业的业绩变化，分别是共同投资的PE数量、是否具有国有背景、PE持股比例、PE投资时间、PE的声誉、PE成熟度、PE资本量。共同投资的PE数量采用每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上市前前十大股东作为标准，用前十大股东中的私募股权数量来作为一家公司的私募股权数量指标；机构背景采取虚拟变量来表示私募股权是否具有国有背景。私募股权是否具有国有背景以国务院国资委的文件为标准，考虑到国有背景的特殊性，只要公司被一家具有国有背景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就将这家公司的私募股权机构背景指标记为“有”；持股比例，由于每家创业公司会被数个私募股权投资，在持股比例这个变量中，将招股说明书中上市前十大股东中的所有私募股权的持股比例相加，得到的总持股比例作为这家公司的私募股权持股比例指标。由于在一家公司中，数个私募股权所起的往往是共同作用，所以这么处理是有现实意义的；投资时间，私募股权进入一家企业的时间各不相同，但只要有了私募股权的投资，创业企业就发生了变化。资本的注入可以让企业扩大规模、加强研发，将公司资本实力提升一个层次，同时接受专业人士的指导。所以一家企业中私募股权起作用的时间就是它引进第一家私募股权的时候。据此，本文将投资一家企业时间最久的私募股权的投资时间作为这家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时间指标。（3）控制变量。除了私募股权机构特征变量外，为了保证回归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还加入了对企业业绩有影响的控制变量：企业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固定资产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公司上市年份。其中企业规模取对数。所有指标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本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Dependent=β0+β1*A+β2*LEV+β3*LNSIZE+β4*FIX+β5*TURNO+β6*YEAR+ε，其中A依次用PENUM、PEPROP、PESTAKE和PEDUR来进行计算，其中，Dependent代表本文的两个被解释变量：即ROE和GROWTH。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变量的统计性描述指标见表（2）。从共同投资的PE数量来看，平均每家企业有两家私募股权投资，最多的企业同时被6家私募股权机构投资。在159家有PE投资的上市公司中，被具有国家股背景的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共有30家，占比20%，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政府资金占了不小的份额。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PE持股比例的均值为11.6%，最大值为33.6%，最小值为1.1%。说明企业在决定让私募股权投资掌握公司多少股份的时候差异较大。10%左右的股份是普遍的状态，一般来说已经可以让私募股权有较大的投票权。从PE进入创业企业的时长角度来看，企业间的差异就更大了。由于战略不同，有些企业在上市的半年前才引入私募股权的投资，而有些长期战略的公司会在被私募股权投资的十年之后才进行自己的上市。在这样的企业中，私募股权往往是企业的发起人之一。所有观测企业的平均时间是924天，即两年半左右。这个时间比国外股权投资机构的较短。业绩指标中，回报率的均值为12.3%，最大值为26.3%，最小值为1.47%。没有企业具有负的回报率。创业板企业的回报率相对主板来说波动并不大。成长性指标净资产增长率的均值是343.9%，最多的企业在上市当年净资产有1360.2%的增长。而最小的企业只有2.48%，可见成长性的波动性极大。

（二）回归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私募股权投资对于企业业绩盈利性的追求超过了对其业绩成长性的追求。在四个私募股权性质变量中，有三个对于净资产回报率（ROE）的回归系数显著，而对于净资产增长率（GROWTH）回归系数显著的只有一个。私募股权数量对于盈利性和成长性指标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但都不显著。在假设1中，本文假设被越多个私募股权共同投资的创业企业的业绩越好。但是从回归的结果来看，应该拒绝假设1。一个企业引进的PE数量并不能对企业业绩起到真正的作用。私募股权的股权背景对企业业绩盈利性指标的回归系数为负，而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是对于成长性指标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再结合表（3）可以看出具有国家股背景的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显著地更低。这样就应该拒绝假设2。被具有国有股背景的私募股权机构投资的企业业绩表现并没有更好，反而在业绩盈利性上比没有国有股背景的私募股权机构投资的企业更差。私募股权的持股比例对业绩的盈利性和成长性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其中对盈利性指标ROE的回归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对成长性指标的回归不显著。由于系数为负，所以也同样不能接受假设3。根据回归结果，一家企业被私募股权投资持有的股权越多，业绩盈利性就越差，而对业绩成长性并无影响。私募股权的进入时长对于企业业绩的盈利性和成长性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对于盈利性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于成长性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PE在企业中持股的时长对企业的业绩有全方面显著的影响。但还是要拒绝假设4，因为系数为负。从回归的结果可以得到，在企业中PE持股的时间越长，这家企业的业绩盈利性和成长性都会越差。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7

新媒体新趋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增至31.8％；手机网民成为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已达到2.77亿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新媒体产业在国家经济总量的贡献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中国新媒体产业的竞争创新能力也在经受着考验。“现在的‘三屏合一’(手机、电视和PC)和‘三网合一’是2011年新媒体的发展现状。”“对于中国来讲发展下一代互联网，成为中国新媒体在今后十年非常重要的基础。在中国建立覆盖更广、性能更高的宽带网络基础，以宽带为支撑向内容和终端的两方面延伸，将是中国新媒体发展一个关键点。”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教授说。

“下一代互联网”指的是在保持现有互联网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在IPv6平台上，攻克重大技术挑战和开发新的革命应用。IPv6是互联网网络互联IP协议的第六版，也是下一代互联网中的核心与关键性标志协议。

我国在发展互联网方面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IP地址的短缺。如今全球IPv4地址目前已经分配完毕，全国13亿人口，平均每人仅拥有0.2个IPv4地址，IP地址不够成为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亟需下一代互联网来解决。

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的IPv6网站正式开通。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首次利用IPv6搭建官方网站，让全球的IPv6用户通过中国下一代互联网享受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全方位信息服务。清华大学网络中心副主任李崇荣教授说，“整个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的工作历时七八年，在国际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成为了互联网标准组织中的第二大国，引领了某些技术的开发和标准制定，并且在互联网组织技术和治理方面也有了初步的话语权”。中国在下一代互联网研究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开发以及产业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媒体融合的动力、难点和趋势

媒体融合是信息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变革。到目前为止，国内大规模的媒体融合还在起步阶段，媒体之间的融合主要还是报纸与网络之间以及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的单向融合。但是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今后必将迎来媒体深度融合的阶段。

媒体融合的狭义概念狭义的概念是指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教授对媒体融合的概念进行了拓展，“现在媒体融合发生在四个层面，一是技术融合，引起了媒体形态的变化；二是业务融合，引起了组织管理的变化；三是媒介产业的融合，体现在媒体业态的变化；四是组织、产权融合，体现媒体生态变化。”

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因果联系，媒介融合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也是各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崔保国指出，媒体融合发生的动力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受众的需求是媒介融合最基本的推动力。二是技术的推动，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是这十几年来最关键的三项技术。三是市场的动力，市场竞争的压力。四是生产，实际上是由信息生产方式与信息消费方式的变化引起的媒介融合。

从媒体层面上来说，在这种媒介融合的新局面下，新媒体发展需要不断的创新，而传统媒体更是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崔保国指出了两条出路，一种是传统媒体应对媒体融合而进行的转型，比如报网融合，手机报、数据库，电子书籍，还有网络视频、手机视频等；另一种是针对大型传媒集团的发展全媒体的发展模式。但是全媒体的发展模式只适合大型传媒集团，如果每家都建立全媒体模式，反而造成社会传媒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浪费。

南方报业集团现有“十一报”、“八刊”、“五网”、“一个出版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大型传媒集团。在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全球传媒业发生急剧变革的新形势下，对于南方报业集团而言，全媒体转型成为了其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为适应数字化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南方报业实施了媒体聚合战略，一方面不断巩固和扩大传统媒体阵地，另一方面在聚合的基础上不断加快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发展，以求获得更好更优的发展动能和效益。

媒体融合时代的盈利模式

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但是具体的盈利模式还有待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对新媒体而言，尼尔森在线研究北京公司总经理李昕认为，现在盈利模式最多的还是广告。广告其实有两类，一类是媒体网站上的赞助类的广告，还有一类现在也比较多的就是在免费内容里嵌入的广告。第二种是增值服务，比如各种平台上的应用下载。

“很多人其实想做收费模式，但收费模式在全世界来讲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的案例。另一方面，免费加广告虽然是一种比较经典的模式，但是盈利周期非常长，大概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才能盈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匡文波说。

目前，全球移动用户已超过15亿，互联网用户也已逾7亿，移动互联网正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领域，而移动互联网的盈利模式也成为各界争相探讨的话题。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陆小华认为，谁能够提供移动应用的终端，在硬件领域就占先，在系统领域就占先，谁能够提供在移动状态下人们所愿意付费的应用，这就是最重要的盈利模式。

然而，对传统媒体而言，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旧有的单一依附广告收入的盈利模式显然已经不能很好的应对新形势的挑战。传统媒体亟需对盈利模式进行创新和转型。缔元信CEO秦雯表示，内容永远为王，不可能所有企业都像腾讯那样，也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去介入到产业链的很下游或者很上游。我们的产品优势在哪儿，作为一个媒体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把内容做好，这可能是传统媒体或者传统媒体背景的企业面向媒体融合整个大变革时代一个最容易前进的方面。微博的出现甚至未来包括移动互联网很多应用的出现，其实给传统媒体保持了品牌和发扬品牌提供很好的机会。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1篇8

1.引言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零售企业的商业模式已不再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传统零售企业商业模式的必须要变革。

本文首先介绍我国的移动互联发展情况，然后描述了传统零售企业的现状，最后，阐述了商业模式创新途径的研究和移动互联背景下传统零售企业商业模式途径。

2.我国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发展情况

2014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32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

截止2014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较2013年底增加266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进一步提升，由2013年底的81.0%提升至83.40%，增长2.4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越传统PC网民规模，手机作为网络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

3.我国传统零售企业发展中的问题

3.1我国传统零售企业发展现状

1、整体规模增速明显下滑。尽管零售行业整体规模仍在增长，但是增速明显放缓。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比2011年增长了10.2%，增速较2011年放缓11.5个百分点，幅度较大，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2、渠道下沉门店扩张减慢。2013年连锁百强企业在一二线城市门店数量平均增幅仅2%，而在三四线城市则为17%，零售企业在三、四线城市扩张步伐加快。但是，整体来讲，门店扩张放缓，零售百强前十位中的8家实体零售企业门店增速为零，甚至一些大型零售企业开始关闭部分效益不佳的门店。零售企业纷纷寻找优化渠道结构的解决方式。

3、部分传统零售企业转型。面对重重压力，2013年传统零售企业也在不断探索转型，进入网络零售市场、优化供应链、采用先进技术等。

3.2我国传统零售企业面临的问题

1、同质化的经营模式明显。由于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渠道的成熟，物流的壮大，零售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形式日趋相似，品牌化、差异化的经营不足。

2、电子商务对传统零售企业影响严重。传统电子商务在市场份额、价格、利润等方面对传统零售企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首先，电子商务企业分流传统零售企业的消费者。其次，电子商务的出现迫使商品零售价格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最后，电子商务的消费者可以方便的选择电商，转换成本低。

3、经营成本不断攀升。《2013中国零售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零售企业平均费用同比上涨了8.3%，其中以便利店、专卖店、超市和百货上涨上涨最快。分析上涨原因，主要来源于房租和人工成本上涨两个因素。

4、消费者的体验滞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行为路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零售企业对消费者而言，无法满足便利及时的需求，体验变差。

4.商业模式创新途径研究

Amit和Zott（2009）认为，商业模式系统的设计应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设计主题，具体包括新颖性、互补性和效率；另一方面是设计组成因素，主要包括结构、内容以及治理。

Osterwalder（2004）认为，在商业模式这一价值体系中，企业可以通过改变价值主张、目标客户、分销渠道、价值结构、收入流和成本结构等因素来激发商业模式创新。

Osterwalder（2004）阐明了企业特征与商业模式创新程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案例研究，Osterwalder把商业模式创新分为全新型创新、增量型创新和存量型创新三类。

Magretta（2002）认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往往起源于一个产品或者一项流程的创新。

张敬伟（2010）在对30余家企业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五个基本路径基于价值活动的商业模式创新、基于资源能力的商业模式创新、基于价值网络的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收入模式的商业模式创新、基于价值曲线的商业模式创新。

5.移动互联网下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途径

本文从价值主张、盈利模式和经营系统这三方面入手，形成以下几条操作性较强的商业模式创新途径。

1、针对碎片化的时间提出短、快、精、微的价值主张，以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零售企业应根据顾客需求、人际和兴趣重新进行细分，走短、快、精、微的路线，利用创新的方法给目标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高度重视顾客体验的精细化和一致性，努力满足顾客随时随地地多样化需求。

2、形成线上和线下多种渠道的融合，形成持续性的盈利模式。

传统零售企业应建立一个能够联系和沟通外部资源的价值网络，完善与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分销商的沟通渠道与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构建O2O整合营销，集中精力和资源将某一环节做专、做深、拔高，形成自己独特持久的盈利模式，让别人难以模仿。

3、注重信息化建设，优化经营系统。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为了能够对顾客需求做出快速反应，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独特的盈利模式，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进行组织变革，精简管理层次，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调整和优化业务流程，强化流程中的主要增值环节，改进流程中的薄弱环节，适度开展服务外包，借助外部专业机构力量和资源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使经营系统更加柔性。同时，零售企业还要运用各种新技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除了建立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呼叫中心、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和网上销售平台等以外。还应该利用最新的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在更大的网络空间范围内构建智能化管理的经营系统。

结束语

移动互联网给零售企业，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零售商单纯依靠传统的模式已难以立足，必须不断地创新商业模式，来适应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新的经济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张敬伟,王迎军.商业模式与战略关系辨析-兼论商业模式研究的意义[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4):10-18.

[2]盛亚,吴蓓.基于西尔斯案例的零售商业摸式要素组合创新[J].商业研究,2011,(2):71-77.

[3]张艳.中国零售商业模式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31-36.

作者简介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

【关键词】盈余管理；Jones模型；会计准则；实证研究

一、文章的主要内容

（一）问题提出和文献回顾

文章首先指出自2007年新会计准则在我国正式实施以来，由于新会计准则在计量标准、公允价值、存货计价、减值准备等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规定，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操纵空间有一定的缩小，但与此同时有些规定存在较多的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又使公司得以利用新规定来平滑利润。接着，文章指出虽然新会计准则的规定给盈余管理创造了机会，但整体上根据以前实际情况进行了制度上的调整以约束公司盈余管理。由于制造业公司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大类，公司数量多，并且会计业务较普遍，所以具有代表性。于是，文章就以12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利用2005-2009年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比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的数据，分析具体会计准则变化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设计

说明在新会计准则实施背景下，对盈余管理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在公允价值、无形资产确定与摊销、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三个方面的假设。

为重点对比上市公司在新旧会计准则的影响下，盈余管理活动的差异，文章选取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两年及新准则实施后三年共5个会计期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并限定于A股市场。在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方面，选择以Jones模型作为研究模型的基础。通过探讨应计利润总额与指标的关系，来了解公司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利用各个因素对公司盈利调整的情况。企业盈利分为两个部分：已实现的盈利，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CFO）；未实现现金流的盈利，称之总体应计利润（TA）。

（三）实证分析

首先，文章运用Jones模型要结合总体显著性检验{F检验）判断，对五年的模型总体检验。初步判断出在新会计准则背景下，上市公司确实利用公允价值的规定对公司盈余管理产生了影响。根据前述的三个假设，对模型系数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相关性检验模型，并且以此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并列表说明。

（四）研究结论

在最初对模型进行检验时，已初步推断上市公司利用了新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规定来进行盈余管理。再结合回归系数，分析得出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所有的指标中公允价值变量的回归系数最大。实证研究得出，公允价值变量对应计利润总额的影响最大，这是公允价值已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重要手段的有力证据。并且假设2：“上市公司仍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不过减值准备对应计利润的影响较新准则实施之前要减小。假设3成立，即新准则达到了限制公司减值准备盈余管理的目的。此外，通过研究，文章增加了减值准备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两个因素，扩展了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并且通过检验。

二、评述

综合了国内现有关于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活动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是局限于总体的研究，从具体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因素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而本文选取的是我国部分上市制造公司2005年至2009年的财务数据，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上市公司实施新准则前后的盈余管理程度首先从总体上进行实证研究，然后构建一个新的模型，并从具体会计准则的有关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新会计准则具体项目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这是国内相关研究的一大进步。

在计量模型方面，文章选择Jones模型作为研究模型的基础。研究客观严谨，既有理论模型的支持，又有先辈理论研究的做法参考，比较清晰明了。此外，模型还新加入了无形资产、资产减值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三个因素。美中不足的是，该模型考虑因素仍不全面，比如还可增加经营现金流量作为控制变量来构建修正的Jones模型，以检验新旧准则对盈余管理操纵的影响程度。

此外，文章虽然不可能对所有计量模型都进行比较分析，但是文章并未对其选取模型的原则进行必要的说明。致使文章的结构不十分严谨。

文章指出，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对遏制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存在漏洞和可利用方面。因为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应是多方面的，会计准则虽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但在文章中，仅仅考虑了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变更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形象总体的影响，对于影响盈余管理的其他因素却忽视了。准则的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些局限又带来新的问题。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之间是永不停息的博弈，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计准则的制定就能彻底阻止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因此文章中缺乏应对已发现的盈余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法。

文章是以12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样本，这是因为制造业公司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大类，不仅公司数量多，而且会计业务较普遍，所以具有代表性。但是，上市公司中仍存在大量的非制造业企业。关于这些非制造企业，文章却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和比较，致使文章的说明性有一定缺陷。

三、结论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对抑制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效果不是很显著。从总体来看，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虽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而这些局限又带来新的盈余管理问题。通过实证分析，文章指出，新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等在一定的程度上扩大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空间。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此消彼长永不停息，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计准则的制定就彻底地解决上市公司的过度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夏兰，谢志英.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2（15）.

[2]洪思梦.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J].科学技术与工程，2012，12（5）.

[3]马强新会计准则下盈余管理途径的探讨[J].网络财富，2010（13）.

[4]刘英男，王丽萍.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08（2）：23-24.

[5]金镝浅析新会计准则下盈余管理的本质[J].投资与合作，2012（1）.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10

关键词：三网融合;有线电视;发展战略

三网融合也即电视网、通信网、互联网的融合，总的来说三网融合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植和支持，三网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另外两个产业的变化，因此三网融合在为社会有线电视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极大的市场风险，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三网融合技术推动了中国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就是针对三网融合背景下的中国有线电视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的分析和研究。

1三网融合与中国有线电视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1.1三网融合的内容和实质

三网融合的概念最初是美国学者提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概念不断扩展和延伸，范围和含义也随着行业的不同而各异，但是三网融合在我们国家有线电视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含义，也即电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在三网融合背景下出现的网络电视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综合说来三网融合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提升三网的市场利润，更好地为社会有线电视的发展提供帮助，而是为了提升我们国家网络有线电视的发展程度，使之能够在世界有线电视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随着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三网融合的程度也会随之增加，三网融合也能够更好地为我们国家有线电视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技术指导。

1.2三网融合对有线电视行业发展的影响和冲击

总的来说三网融合在给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带来帮助的同时也为我们国家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和冲击，其中三网融合对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积极的影响主要在于，提升了有线电视的传输能力，能够更加高效地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的电视服务质量，另一个方面就是在三网融合背景下有线电视的网路功能更加强大，彻底改变了传统有线电视的局限性，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国家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但是三网融合背景下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消极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就是我们传统有线电视行业的核心市场竞争力将会伴随着优胜劣汰而降低，另外一方面就是三网融合的有线电视行业发展技术还不成熟，仍然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考验。总的来说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三网联合在为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为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和影响。

2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有线电视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三网联合总的来说是为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和机遇，但是结合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的措施和方法，只有这样有线电视行业才会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找到发展、壮大的机会，以下主要针对三网融合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展开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2.1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比较分散，且较为弱小

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自从在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行业高度分散、高度弱小，而且这种优势一直很明显，即使是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发展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国家提出了“双向准入”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使得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将会直接面临来自电信行业的竞争，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中有线电视行业的弱小和分散的弱点就会更加明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的措施和方法，首先有线电视行业必须要克服自身的弱势，改善有线电视行业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或者是努力提升自己产品质量，提升自身产品在社会竞争中的竞争力，对于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发展来说只有克服了这一缺点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和进步。

2.2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有线电视行业营利模式比较单一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看来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发展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盈利模式单一。在三网融合的背景和前提下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开展主要提供的服务有：网络电视、数据连接，信息服务、视频通信和物联网等，但是在实际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可以看出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有线电视行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营利均来自于基础的电视网络服务，这样单一的盈利模式也是影响和制约我们国家有线电视行业发展的关键，面对这个问题唯一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措施就是加快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的转型，只有这样能够被大众认可的服务才会更多，有线电视行业发展营利模式单一的现状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改善和提升，同时也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发展才会迎来新的、更多的发展机会。

3小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实际的发展和研究过程中有线电视行业必须要转变自己的发展类型和发展模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核心竞争力，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帮助和技术支持，相信在我们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投资支持下，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国家的有线电视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有线电视行业能够为社会提供的服务也将是最高质量的。

参考文献：

[1]赵子忠.三网融合的关键视角――用宽带战略解读三网融合[J].现代传播，2010，（6）：6-9.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篇11

【关键词】董事会资本；R&D资本化；产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9-009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语义的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质量测度及应用”（NO：71201052）；湖南省博士后科研资助专项计划“高新技术企业财务报告文本信息质量测度方法及应用――以湖南省为例”（NO：2013RS4052）；湖南省风险导向审计研究基地项目“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数据挖掘方法与技术研究”（NO：12K021）。

一、引言

随着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无形资产准则有了新的规定，研发费用从全部费用化转变为有条件的资本化，即R&D资本化。R&D资本化加强了股价与当期会计盈余的正相关关系，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并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信息含量。

那么，究竟R&D资本化受什么因素影响？当前学者大致从两个视角出发研究R&D资本化的影响因素。一是从盈余管理视角出发，利用利润平滑动机、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等盈余管理动机，研究盈余管理对R&D资本化的影响；二是从企业特征视角出发，发现研发强度、盈利水平、企业规模、负债水平、股权集中度等对R&D资本化有影响。

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机构，对企业研发决策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而董事会资本（包括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是董事参与决策的前提条件，因此，董事会资本可能对企业研发决策质量产生影响。然而，目前鲜有学者从董事会资本角度出发研究董事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另外，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董事会治理机制、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导致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及质量受到不同层次的影响。若不区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研究，可能使得研究结论过于笼统，不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拟在考虑产权性质的情况下，研究董事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前文所述，有关R&D资本化的动因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从盈余管理的视角出发；另一种是从企业特征视角出发。

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Landry和Callimaci（2003）以加拿大研发密集型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当前盈余状况和期望盈余水平影响R&D资本化。Markarian等（2008）从利润平滑动机、债务契约动机和政治成本动机三大契约动机的视角，对企业是否会选择利用R&D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利润平滑动机下，企业会倾向于利用R&D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在债务契约动机下，两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政治成本动机下，该关系不显著。随着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国内学者也纷纷开始研究：宗文龙等（2009）从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政治成本契约和监管效应四个角度发现资产负债率是影响R&D资本化的主要动因，即债务契约是R&D资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王艳等（2011）研究表明，高科技企业的R&D资本化的会计处理受到债务契约和资本市场动机的影响，薪酬契约和收益平滑对R&D资本化的影响不大。

从企业特征视角出发，Aboody和Lev（1998）研究表明企业规模、盈利水平与R&D资本化程度负相关。Oswald（2000）以英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R&D资本化受到企业规模、研发项目进展、盈余变动等的影响。Cazavan和Thomas（2006）以法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规模较小、财务杠杆较高、风险系数较大、研发强度越小的公司偏向于R&D资本化。王燕妮等（2013）研究发现R&D资本化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这些企业特征包括研发强度、盈利水平、企业规模、负债水平、股权集中度等。

从上述文献可知：第一，学者们对R&D资本化影响因素的探究大多从盈余管理动机出发，将R&D资本化视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第二，对于企业特征这一因素，一般只考虑到企业规模、盈利水平、负债水平、研发投入等对R&D资本化的影响，并没有将企业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纳入研究范围。董事会是企业研发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决策质量越高，企业所面临的研发风险越小，研发项目的成功率越高，从而R&D资本化程度也会越高。此外，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机制和外部环境上都与非国有企业存在区别，这可能导致董事会资本与R&D资本化关系的不同。本文首先研究董事会人力及社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然后引入产权性质，比较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董事会人力及社会资本与R&D资本化之间关系的差异性。本研究对于丰富R&D资本化的动因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还能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董事会建设方面提供借鉴。

三、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人力资本与R&D资本化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董事会人力资本是董事会所有成员知识、技能、经验等人力资本相互作用的综合。而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董事会在制定决策时要通过董事会成员所拥有的知识、专业、经验及网络等来引导。Norburn和Birley（1988）通过研究英国企业的董事特征，得出董事平均年龄越小的企业，其创新意识越强，企业也一般为成长型企业；而年长的董事会成员，由于其管理经验、人际交往及专业技能较年轻的董事会成员更为丰富，可能做出的决策质量更高，年轻与年长董事的恰当组合，可以打造一个既有冒险意识又有风险把控能力的团队。董事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其知识结构的差异，从而造成决策质量的不同。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越高，其知识面越广，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越能做出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的决策。因而，学历越高的董事对研发投资项目的决策质量可能越高，从而使R&D资本化程度越高；董事教育背景的异质性会促进董事之间的交流，增加对表层现象更深的认识，使得董事会成员在遇见新问题时，能够以不同的视角进行思考，这对董事会做出研发项目投资决策具有积极影响。马富萍和郭晓川（2010）通过研究发现，决策团队的教育背景异质性越强，该企业的R&D投入越多；董事职业背景的差异程度越大，表明董事会中存在较多领域的行家，一方面会使得董事会在进行研发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问题较为全面，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从而决策质量较高，另一方面会开阔董事会整体的视野，挖掘更多研发投资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董事会人力资本越高的企业，其做出的研发项目投资决策质量越高，研发项目的成功率越高，从而R&D资本化程度可能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董事会人力资本与R&D资本化正相关。

（二）董事会社会资本与R&D资本化

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董事会社会资本是董事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的总和（Coleman，1990）。而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董事会在制定决策时需要依赖其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连锁董事的存在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促进了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董事会能够获取更多有利信息，从而制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Baysinger和Butler（1985）研究发现，能在其他企业兼职董事的董事往往具有较高的声誉，他们能够为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包括专业知识、技能及经验等，这些资源能够为企业在制定关键性的决策时提供重要援助。良好的连锁董事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声望，还能提高企业资源共享的程度，从而为企业制定高质量的研发项目投资决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Hillman（2005）等研究发现，董事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绩效越高。政府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出台产业政策的机构，因而董事会在政府机关拥有的资源可以帮助企业更迅速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信息，为董事会制定正确的研发投资决策做好铺垫。

基于以上分析，董事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帮助企业获取更多信息和资源等，有助于高质量决策的产生。即董事会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研发投资决策的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R&D资本化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董事会社会资本与R&D资本化正相关。

（三）引入产权性质变量后董事会资本与R&D资本化关系的变化

一方面，不同的产权性质，会引起成本的不同，从而直接导致企业不同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产权性质不同，一般情况下董事会资本也呈现出差异。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的差异，将引起董事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不同质量的研发投资决策。事实上，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中，一般包括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府官员、高校教授及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的成员，使得其平均学历较高，专业技能较强，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庞大，导致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可能要高于非国有企业，能够从外界获取更多的资源，董事会做出的研发投资决策质量可能越高，且国有企业可能存在更多的制度倾斜。因而，国有企业在董事会人力及社会资本方面可能具有更大的优势。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国有企业产权性质下，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较非国有企业更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2年间的全部A股信息技术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原因是信息技术业是创新型企业的代表之一，也是科技研发最为密集的行业之一。由于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新准则规定应该对研发费用实施有条件的资本化，因而本文以2007年为研究起点。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同时借鉴国内研究的通行做法，对样本进行如下调整：（1）剔除2007―2012年间被ST以及*ST的公司；（2）剔除开发支出为0或者未披露的公司；（3）剔除对董事会职业背景、教育背景未披露或披露不全的公司。根据以上要求，最终筛选得到177个样本观测值，其中国有企业41个，非国有企业136个。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数据主要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再通过Excel进行汇总计算；开发支出、公司规模等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对于年报中未披露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数据，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巨潮资讯网及新浪财经等财经网站收集取得。

（二）变量设计

本研究探讨了产权性质、董事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得，R&D资本化是被解释变量，董事会资本是解释变量，具体见表1。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R&D资本化（CAP），通常以开发支出除以总资产、销售额或者市场价值来表示。由于市场价值较难准确计量，且处于研发阶段的信息技术业企业其销售额一般很小，本文将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开发支出项目的金额是累计余额，因而，采用开发支出本期增加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董事会资本（BC），包括董事会人力资本和董事会社会资本。董事会人力资本以董事平均年龄、董事平均教育水平、董事会人力资本异质性来度量；董事会社会资本以董事横向网络关系、董事纵向网络关系来度量。

（1）董事会人力资本（HC）。依据现有研究结果，董事会人力资本的衡量大致从两个角度：同质性和异质性。同质性主要包括平均年龄、平均教育水平等方面；异质性主要包括年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专业背景异质性等。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文提炼出以下三个指标对董事会人力资本进行度量：

董事平均年龄（ACG）：以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的自然对数来度量。

董事平均教育水平（EDU）：以董事会成员最高学历平均值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对董事学历从高到低进行赋值：中专及以下为1；大专为2；本科为3；硕士研究生为4；博士研究生为5；其他为0。

董事会人力资本异质性（YZX）：包括董事会年龄异质性、董事会教育背景异质性、董事会职业背景异质性。采用Herfindal-Hirschman系数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H=1-i∈EPi2（1）

其中：Pi是董事会中第i类成员占总成员的比例；E代表种类数；H是介于0～1之间的数值。异质性的具体分类如下：

董事会年龄异质性：将董事年龄划分为以下五个区间段，30岁及以下、大于30岁小于等于40岁、大于40岁小于等于50岁、大于50岁小于等于60岁、60岁以上。分别计算这五个区间段所占的比例，得出异质性系数。

董事会教育背景异质性：根据前文所述，计算最高学历赋值分别为0、1、2、3、4、5的比例，得出异质性系数。

董事会职业背景异质性：将职业背景分为生产制造流程类、市场营销类（包括贸易、进出口）、研发类、金融财会类、法律类、行政管理类（包括党务、共青团、工会等）、政府机关职员类。分别计算每类职业背景所占的比例，得出异质性系数。

最后，将这三类异质性系数相加，得到董事会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系数，该系数介于0～3之间，系数越高，表明董事会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越强，反之越弱。

在分别计算出董事会平均年龄、董事会平均教育水平以及董事会人力资本异质性三项数据之后，采用熵值法得到每一项的权重，最终计算出董事会人力资本的总得分，全样本组及分样本组的权重见表2。

（2）董事会社会资本（SC）。依据前人研究结果，董事会社会资本的度量大致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内部网络关系和外部网络关系；二是连锁董事和政治关联董事。本文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提炼出如下两个指标衡量董事会社会资本：

董事横向网络关系（HXGX）：董事会成员现在和曾经总共兼职的其他企业、学校、研究所以及协会等的数目。

董事纵向网络关系（ZXGX）：董事会成员现在和曾经总共兼职的政府机关数目。

同样，采用熵值法计算出这两项所占的比重，最终得到董事会社会资本的总得分，权重见表2。

3.控制变量

本文对可能影响R&D资本化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包括企业特征和企业盈利情况等因素，具体如下：

（1）公司规模（Size）。借鉴国内研究的通行做法，普遍将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度量。

（2）负债水平（Lev）。对偿债能力的衡量，国内常用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影响R&D资本化的主要动因，债务比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R&D资本化。资产负债率以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度量。

（3）营业利润变动（Chroo）。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为企业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盈余为负或者负增长的企业更倾向于R&D资本化。若期末营业利润-期初营业利润

（4）董事会规模（BSize）。董事会规模影响企业决策，适量的董事会人数能够提高决策质量，但过多的董事会人数则可能会影响决策效率，影响董事会的组织与协调能力（非效率投资）。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

（5）研发强度（R&D）。一般认为，研发投入越多，研发支出中符合资本化的也越多，研发投入越大的公司，其资本化动机越强烈，以当年研发投入/期末资产总额度量。

（6）年份（Year）。为了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对R&D资本化的影响，将年份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以2012年作为基础年份，设置Year07、Year08、Year09、Year10、Year11五个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本文的实证模型：

CAP=β0+β1HC+β2SC+β3Size+β4Lev+

β5Chroo+β6BSize+β7R&D+β8Year+ε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SPSS17.0软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表3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得，样本公司之间的R&D资本化存在较大差异，最大值为21.2352，最小值为9.8969，标准差为1.7564。从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得，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均值都略高于非国有企业。

（二）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列示的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董事会资本与R&D资本化的关系。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如表4），模型一只考虑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变量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个模型的F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模型二的拟合优度高于模型一。从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知，企业规模和研发强度与R&D资本化显著正相关，负债水平和董事会规模则与R&D资本化显著负相关，营业利润变动与R&D资本化正相关但不显著。由模型二的多元回归结果可得，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与R&D资本化都是显著正相关的，假设1和假设2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3，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关于董事会资本与R&D资本化之间关系的差异性，本文将全样本分成两个组，分别考察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关于董事会资本与R&D资本化之间的关系。从模型三和模型四的回归结果可得（见表5），在两种产权性质下，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均与R&D资本化显著正相关。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人力资本HC的系数B为7.969，远高于非国有企业中HC的系数4.685，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人力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更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社会资本SC的系数B为0.157，略低于国有企业产权性质下SC的系数0.190，这说明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社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更大，假设3得到验证。

（三）多元回归结果与讨论

全样本中，董事会人力资本与R&D资本化显著正相关（B=4.762，Sig.

不同的产权性质下，董事会人力资本与董事会社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是有差异的。由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知，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都与R&D资本化显著正相关，但系数B却不尽相同，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HC的系数B为7.969，远高于非国有企业HC的系数4.685，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较非国有企业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略高于非国有企业（如表5），所以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人力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会高于非国有企业。根据模型四，国有企业产权性质下，董事会社会资本SC的系数B为0.190，略高于非国有企业HC的系数0.157，且国有企业董事会社会资本为1.8607，略高于非国有企业的1.8595，说明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大，从外界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多，速度较快，其做出的研发决策质量较高。

六、结论与启示

为了探究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以及引入产权性质后董事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R&D资本化之间关系的差异性，本文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以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理论，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董事会资本与R&D资本化之间关系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不论是全样本还是分组样本中，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与R&D资本化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对R&D资本化的影响均较非国有企业更大，且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平均水平均高于非国有企业。

依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得到如下启示。首先，企业应注重董事会人力资本的建设。董事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风险判断能力越强，越能够增强董事会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减少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提升研发投资的成功率。我国非国有企业中家族企业偏多，而家族企业在选拔人才时多“任人唯亲”，忽略了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其次，企业应注重董事会社会资本的建设。董事会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企业获取的信息量越多，获取信息的速度越快，越能够帮助企业更高效地选出最优的研发投资决策，因此，选择拥有较大范围社会关系网络的董事会成员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非国有企业在加强董事会人力资本建设的同时，还应注重董事会社会资本的建设，拓宽董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关系，为企业迅速获取更多有效的信息。最后，应推进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由于国有企业存在更多的政策倾斜，导致大批人才涌入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人才缺乏，这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2006[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LandryS.，CallimaciA.Theeffectofmanagementincentivesandcross-listingstatusontheaccountingtreatmentofR&Dspending[J].JournalofInternationalAccounting，AuditingandTaxation，2003，12（2）：131-152.

[3]MarkarianG.，PozzaL.，PrencipeA.CapitalizationofR&Dcostsandearningsmanagement：EvidencefromItalianlistedcompanies[J].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ccounting，2008，43（3）：246-267.

[4]AboodyD.，LevB.Thevaluerelevanceofintangibles：thecaseofsoftwarecapitalization[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1998，36（Suppl）：161-191.

[5]OswaldD.R.ThedeterminantsandvaluerelevanceofthechoiceofaccountingforresearchanddevelopmentexpendituresintheUnitedKingdom[J].JournalofBusinessFinance&Accounting，2000，35（1/2）：1-24.

[6]CazavanA.J.，ThomasJ.ThenegativeimpactofR&Dcapitalization：avaluerelevanceapproach[J].EuropeanAccountingReview，2006，15（1）：37-61.

[7]王燕妮，张书菊，王方.R&D资本化与费用化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4）：546-553.

[8]HillmanA.J.，DalzielT.Boardsofdirectorsandfirmperformance：Integratingagencyandresourcedependenceperspective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03，28（3）：383-396.

[9]伍中信，李芬.国有控股、投资效率与信贷资源配置[J].财经问题研究，2010（11）：50-55.

[10]宗文龙，王睿，杨艳俊.企业R&D资本化的动因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09（4）：439-454.

[11]王艳，冯延超，梁莱歆.高科技企业R&D支出资本化的动机研究[J].财经研究，2011（4）：103-111.

[12]ColemanJ.S.Equalityandachievementineducation[J].1990.

[13]NorburnD.，BirleyS.Thetopmanagementteamandcorporateperformance[J].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1988，9（3）：225-237.

[14]马富萍，郭晓川.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以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为调节变量[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2）：186-191.

[15]BaysingerB.，andH.Butler.CorporateGovernanceandtheBoardofDirectors：PerformanceEffectsofChangesinBoardComposition[J].JournalofLaw，EconomicsandOrganization，1985（1）：101-134.

[16]HillmanA.J.PoliticiansontheBoardofDirectors：DoConnectionsAffecttheBottomLine？[J].JournalofManagement，2005，31（3）：464-481.

盈利模式的研究背景范文1篇12

会计行为独立性思考

传统会计主体概念辨析

最终控制人与多元化价值效果——基于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检验

资产减值:会计稳健性还是盈余管理——来自配股公司的经验证据

持续盈余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公允价值定义及计量属性综述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分析

分阶段风险投资价值评估期权模型研究

全面收益观发展动态及其在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应用

新会计准则背景下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研究

会计监管国际发展趋势及其借鉴

基于内部会计控制的中小企业反倾销应对策略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探讨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诚信机制构建

公司制衡机制与财务舞弊: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关联交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相关性实证分析——西北五省区的数据

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探讨

证券市场自愿性会计师事务所变更行为特征分析——基于2003～200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审计数据

研发和广告支出摊销:费用化还是资本化——来自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EVA的电力上市公司绩效与内部治理结构关系实证分析

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论正外部性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动态多元关系网络的企业资本结构安排

公司规模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沪市100家上市公司的分析

信托业务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分析

法务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

法务会计教育问题研究

审计合力监管在高等院校中的应用研究

审计师与管理者博弈下的审计独立性与审计质量——纵横国际的例证分析

审计师强制轮换的利弊分析与抉择

注册会计师行业低价揽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公司法修订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影响分析

会计盈余及时性对公司治理机制影响的实证研究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方向

融资结构与资本预算方法选择

论会计资产内涵变迁经济思潮对会计的影响

企业核心竞争力会计控制的基本理论研究

企业家·生命·周期及其价值提升研究

成本理论综述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的中西方比较研究

产销率会计及其报表模式研究——与TOC理论的对接探讨

基于现金流量表的盈利质量分析

构建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的构想

预算博弈中对弈一方的行为剖析——基于三种不同激励报酬计划

多层次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及预警初探

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研究综述

资本结构与财务目标实现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从委托理论看财务负责人的双重受托责任

集团公司财务管理模式设计的探讨

平衡计分卡的“平衡”性及其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应用

基于管理职能的成本概念框架构建

试论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

构建我国企业会计核算制度模式的理性思考

论会计目标的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