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教学的意见和建议范文篇1

指示军队整风

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月9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月8日，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接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批评后，粟裕认为向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年5月24日，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人，实际到会40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的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的关系。“告洋状”、“里通外国”，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一事。

批粟裕，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的危险。

于是，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选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在1959年8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月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信中说：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位战役系学员写信给，认为在向苏联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对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这一口号提出质疑。不久，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蔡铁根的基本观点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蔡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为了解军事学院是否犯有教条主义，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学习中有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在得到同意后，于1957年2月27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工作组一行到达南京。在军事学院听取学员、各级领导及机关干部的汇报后，于3月2日同学院领导干部（在上海休养，缺席）谈了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回到北京，将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作了修改后，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

报告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报告认为：（学院）“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军事学院党委对的报告，一时难以接受。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另一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萧克接着写道，他对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一段“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对批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占了上风，并对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进行了尖锐批评。将张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曾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多年的对此并未理会。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的一次郑重表态。

、萧克成了斗争重点

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正式转向反“教条主义”是在1958年6月20日。这一天，扩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认为教条主义是反对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一下子就把问题上了纲。还带着情绪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接着，先后三次到会并在不同范围发表讲话。6月21日，他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23日，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举行座谈。他多次插话说：

人民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三？）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攻克柏林等十大战役的战例），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29日召集的各组组长座谈会上，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了和萧克，指责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说：“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插话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

会议根据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的名。

7月10日，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作了检讨。但会议的斗争气氛，愈来愈猛。给萧克、李达戴上了“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7月19日，作会议总结。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月22日，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说：“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会议通过《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说：“本会议对萧克同志的错误，暂不作最后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结论。

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2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分子”。随后，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宗派活动》的报告，给萧克、李达作了：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这样，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在实际上把从1953年以来，军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成绩一概抹杀了。一大批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整个人民的建设也随之转向。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搞军事训练就被斥为“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大打人民战争，使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受到削弱；培养现代化军政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工作，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使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延误了一个时代。

“教条主义”冤案的

1978年11月7日，总政治部在《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撤销了“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线和宗派活动”的结论。

198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央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1958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线上教学的意见和建议范文

2014年，国有控股企业中美铝业在上级控股企业永煤公司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督导组悉心指导下，深入开展了以解决“”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公司领导班子及中美铝业党委所属14个基层党支部全面展开，发动150多名共产党员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整体进展有序、扎实深入，达到了预期目的，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一、主要做法

（一）、组织学习对照。活动开展以来，中美铝业领导班子共举行党委中心组学习23次，班子成员认真学习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等上级规定内容，重点学习了、郭庚茂书记以及陈祥恩董事长、曹志安董事长的系列讲话精神。并以焦裕禄精神为镜，认真对照，查找班子自身不足。每一位班子成员均亲笔认真拟写超过15000字的个人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

（二）、开展基层调研。组织全体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与困难职工走访慰问，与困难职工“结对子”、“认亲戚”，面对面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和建议，深入12个基层车间联系点，与职工围绕影响生产经营的瓶颈问题开展讨论，认真听取职工在车间管理、公司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班子基层调研共征集意见和建议23条，经梳理合并为9条，突出反映在职工子女入学、员工就餐、交通出行、工作环境改善、考核负担重等五大类。对于基层车间存在的困难及职工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问题当场给予答复，属于共性管理问题调研后经公司统一研究，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给予耐心的解释和疏导。

（三）、完善制度建设。经认真梳理，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累计修订完善制度《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业务招待管理办法》、《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车辆管理暂行办法》、《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差旅费开支及费用报销管理办法》等3项；新建制度《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加强督办狠抓工作落实管理办法》、《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减亏增效考核办法》、《河南中美铝业有限公司干部作风建设实施方案》等4项。

（四）、加强内部管理。中美铝业党委通过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转变文风会风，精简会议8个，同比下降53%；发文减少32件，同比下降59%；规范合并考核评比表彰项目1项，同比下降50%；严控非生产性支出，1-12月同比减少业务招待费用支出40.82万元，降幅达58%；减少会议费支出2.01万元；减少差旅费支出0.29万元；四项费用共计同比减少支出41.39万元。

（五）、提升思想境界。在广泛征求意见、普遍开展谈心、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的基础上组织召开了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中美铝业党委高度重视、精心筹划、周密部署，充分做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一是精心安排组织。认真组织学习了在参加兰考县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和《永煤控股所属各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认真听取永煤公司第二督导组的意见建议，就开好民主生活会多次进行研究。结合中美铝业实际，专门制订了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实施方案，明确了会议的主题和议程，并对会前准备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布置。二是广泛征求意见。中美铝业党委紧扣作风建设，着重听取党员、群众和基层对公司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听取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照“三严三实”要求，持续开门搞活动，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广泛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全方位、多视角找准查实问题。共计征集各类意见建议33条，经过梳理合并为17条，其中“”方面意见建议17条。三是普遍开展谈心。按照“四必谈”的要求，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充分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多次反复沟通。特别是平时有隔阂、有误解的同志通过相互谈心，沟通思想、交换意见，相互谅解、增进共识。四是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班子成员按照衡量尺子严、查摆问题准、原因分析深、整改措施实的要求，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在对照检查材料中，坚持做到两个呼应：即班子问题和个人问题相呼应，查摆问题和原因分析、整改落实相呼应。在此基础上，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对照相关要求，对其他班子成员的对照检查材料进行把关，逐个提出修改意见，并根据永煤公司督导组要求和相关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修改次数平均达5次以上。会上发言聚焦“”问题，深入查摆，整场会议平均每人发言20分钟，相互提出意见90余条。真正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效果。

（六）、强化整改落实。坚持开门搞整改，及时向职工公布整改进度和效果，以群众满意为衡量标准，确保整改落实效果。通过《中美铝业》报等自有媒体平台，及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进展动态、经验做法、实践成果。加强监督指导，将教育实践活动中作风改进成果、制度建设成果切实体现到实际工作中。

二、初步成效

（一）、发挥了领导表率作用。中美铝业领导班子着力从加强理论学习、深化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狠抓制度建设、增强奋斗意识等多个方面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既有关乎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事项，又有事关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班子成员也都结合个人实际，针对存在问题，明确努力方向，提出了具体详细、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的改进措施，以钉钉子的精神一个一个加以解决，部分整改措施细化到了每月、每周、每天的任务，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以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为全体党员作出了表率。

（二）、获得了群众充分肯定。中美铝业党委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引向深入，以良好作风为公司“迎挑战、稳发展、促提升”凝聚力量的实际成效获得了职工群众高度评价。在公司党委10月23日组织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评判会上，与会代表评判“好”、“较好”共占比例达100%。

（三）、凸显了党员标杆效应。中美铝业党委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起的“学精神、亮身份、做表率”活动要求党员带党徽上岗，干标准活，上安全岗，立足岗位做贡献，为职工群众做表率。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标杆效应下，强烈的身份荣誉感进一步激发起职工群众要求加入党组织的热情。

三、经验与启示

一是继承优良作风即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中美铝业党委在开展活动中注重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扎实推动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入，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得以不断深化，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净化，党组织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密切。

线上教学的意见和建议范文

领导率先垂范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学院领导始终率先垂范，按照关于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的要求，把自己摆进去，带头学习理论、带头听取意见、带头查摆问题、带头整改落实。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带头主动学习，认真撰写心得体会并进行分享，在集中学习时为全体学员讲党课、做专题辅导，及时学习传达教育实践活动最新精神和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到各自联系点开展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学习教育注重质量

始终坚持把学习教育摆到突出位置。印发了学院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方案、“大学习”行动实施方案，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学院领导班子、各部门正处级领导干部和学院督导组全体成员开展了7天的全封闭学习，并把党委书记专题辅导、集中学习、集体研讨、分组讨论与观看爱国主义电影、纪录片及警示片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领导干部积极撰写心得体会，畅谈学习体会收获，进一步加深了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同时，组织各二级学院、行政教辅部门根据各自工作实际，按照学习活动安排开展集中学习和自学，学院督导组对各部门集中学习和自学的情况全程督查，确保学习安排得到落实。还制定印发了学院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的工作方案，通过培训使各二级学院党支部书记明确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方法步骤，切实肩负起组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责任。

听取意见广纳真言

坚持开门搞活动，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一是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委委员以“为教学服务、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主题，由一把手带头，分别到各自联系点开展调研征求意见，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学院督导组深入全院32个部门进行面上谈话听取意见，对学院各部门领导班子及成员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评价，对搞好教育实践活动提出意见建议。三是召开学院教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广泛听取教职工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并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认真梳理，落实解决。四是通过座谈会、访谈、开通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设置意见箱等渠道，广泛听取党员干部、党内外群众、老同志和学生党员等对学院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意见建议。截至目前，共收集到师生员工的各类意见建议590余条，其中领导班子调研征求意见90余条，督导组面上谈话征求意见348条，教代会征求意见136条，意见箱、电子邮箱等征求意见20条。经过梳理汇总，共分类归纳为130条意见建议。

查改问题务求实效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是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明特色。学院党委坚持把学习与查摆问题结合起来、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实效，并制定了学院教育实践活动“大落实”行动实施方案，召开了党委会逐条梳理教职工的意见建议，确定哪些是立行立改的，哪些是需要长期解决的，并落实到具体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落实。目前我院已经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开展校园节约减排活动，解决了办公电脑长时间待机、部分教室长明灯和学生食堂浪费问题；东西校区分头发文件，解决了东校区教职工到西校区取文件困难的问题；为东校区教师在学生食堂增设教工窗口，并安排教师休息室；维修了教学楼、宿舍楼内被人为破坏的消防栓玻璃门和消防通道指示灯，维修了部分教室的门窗等等。

专题讨论分层开展

按照《呼和浩特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要求，学院紧紧围绕“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分层开展了“我的群众观”大讨论活动。一是学院党委开展“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我的群众观”大讨论活动，围绕学院“”具体表现和危害，围绕为民务实清廉具体要求等进行研讨，查摆“”问题在我院的表现，深挖“”问题存在的思想根源，真正认识“”问题的危害性，提高防止“”的自觉性。二是党总支（支部）组织教师党员开展“树形象”主题活动，以“我能为学院做什么？”“如何为学生做表率？”等大讨论为切入点，探讨教师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目前领导班子和各部门的大讨论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发挥良好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