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行业的现状范文

农村商业银行扎根于地方，营业网点遍布所辖乡镇，极大方便了广大客户就近办理各种业务，为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随着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资金需求也不断扩大，加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投身“三农”市场，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态势。本文就此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现状

（一）“三农”根基深厚和内、外部的基础设施薄弱并存

农村商业银行前身为农信社，因农而生，为农而改，靠农发展，因而与“三农”根基深厚。而且农村商业银行为县级法人单位，决策链短，机制相对灵活，在信贷流程、信贷审批、贷款品种创新上都更为简洁高效，在提供金融服务决策方面反应更快、效率更高，让广大农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但内、外部的基础设施还很薄弱。从内部看，农村商业银行的基础薄弱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相对不足，人才结构层次较低，经营管理水平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受到了一定制约。从外部看，因属于地方性小金融机构，辖区外没有分支机构或机构。基础设施是银行经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基础设施的薄弱，制约了农村商业银行服务功能的拓展。

（二）产品优势和竞争同化现象并存

农村商业银行的银行卡等产品一直对客户免收年费、工本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短信费、ATM机跨行取现、刷卡等相关费用（基本实现零收费），电子银行等产品也实现跨行转账免收手续费，且到账及时，增强了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在贷款利率定价及贷款品种创新上都倾斜于“三农”、小微企业，农民及中小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对农村客户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随着竞争性的金融制度推行，更多金融机构把目光投向农村市场，农业银行、邮政储蓄、村镇银行，甚至是城市商业银行也争相在农村设点。原有农村市场被“瓜分”，而且有些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实质上是把本不丰富的农村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往城市和其他回报率高的领域，成为农村资金的“抽水机”，所抽资金不用于支农，而是投向房地产、矿山等高利润非农行业或热衷于追捧财大气粗的高端客户。再加上互联网金融兴起，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日趋错综复杂，组织资金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网点众多优势和业务创新能力较低并存

农村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覆盖了广袤的农村，因此往往在机构网点、员工人数、服务对象、存贷款总规模、纳税总额上都占绝对优势，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者。但是，农村商业银行经营范围有限，经营领域受区域局限，无法跨区域设置经营网点，基本局限于当地。资本规模小，在信用条件、抗风险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劣势。给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业务创新能力。

（四）从业人员的地缘优势和员工整体素质不高并存

目前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员工基本来自当地招聘，多为本乡本土居民，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熟悉，对每个农户的家庭情况了然于心，多年积累的地缘、人缘、亲缘优势非常明显，农民对其怀有浓厚情感，是一种典型的“草根金融”，不是其他金融机构一朝一夕就能替代的。但是员工整体素质不高，业务营销意识不及其他商业银行，主动营销产品的少，被动等待上门办业务的多，服务方式落后，创新能力不足。普通服务人员多，研究和复合型人才少。有的服务方式理念落后，对市场的把握欠缺，导致难以提供优质高效的、真正贴近“三农”的金融服务。

二、农村商业银行的定位与发展

（一）立足农村市场，挖掘潜在群体，努力成为区域内最优

当前农村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制经济成分大幅增加，很多地区二、三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除小规模经营农户外，农村中小企业等各类业主，其金融需求已突破传统农业的融资需求。作为农村商业银行，应凭借其在农村地区的特有优势，深度挖掘农村市场。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中小金融企业，一方面要立足于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三农，坚决把市场定位在农村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等目标市场上，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随着农村种植、养殖业的发展和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兴起，培植优质的农户投资者和中小私营企业作为自己的长期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一方面要改进服务，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工具，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品种，充分发挥在农村的机构网点优势，积极探索服务“三农”的新机制和新模式，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特色。

（二）迎合农村需求，加强金融创新，建设有特色的地方性商业银行

一是推进产品创新，开发出贴近农村、贴近农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同时，加快服务方式和业务工具的创新，加大产品营销宣传力度，尤其是在利率优势、银行卡产品优势等方面，着重从农村年青客户入手，提供差别化、个性化服务，通过“便、利、亲”优质服务来吸引农村青年等潜在客户。二是加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创新，农业产业发展需要融资服务，农村经济中的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对金融创新产品也有需求。因此探索将其产品、存货、经营权作抵押担保，开展涉农中小企业联保贷款，对个体户，开发各种个人金融套餐等，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行项目融资，简化贷款手续，加快结算速度。三是在金融环境上，要积极研究金融市场和竞争对手。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和技术水平都相当有限，因而要积极向外扩展，与社会上各类金融机构达成全方位的合作，凭借金融创新拓展经营领域，创新业务经营模式，扩大营销渠道，通过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整合现有产品，大力推进产品、业务的创新。

（三）加强内外部建设，引进战略投资者，全面打造精品银行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也需要不断调整。在逐步成长为地方性优秀商业银行的基础上，进一步由点及面发展，追求全面突破，打造全方位的精品银行，应该是农村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

农业行业的现状范文篇2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影响因素；多元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4-0089-07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大批农民工因企业倒闭而返乡，形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工“返乡潮”，加之返乡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就业能力差、就业保障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就业困难，就业状态存在脆弱性、临时性和不稳定性，给社会和当地政府带来极大的负担和压力。分析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探究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把握返乡农民工就业意向，科学合理引导其就业选择和优化再就业状态具有重要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返乡原因、返乡后再就业类型划分、不同再就类型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认为，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原因有城市工作难找、家乡生活成本较低，城市工作机会丧失和部分劳动力积累资金回乡进行消费或投资等；政府政策效应和农民工观念取向的共同作用也导致大批农民工返乡。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选择类型有以下几种划分：黎元生将其划分成单纯务农、完全务工、兼业和从事个体经营四种不同类型，该研究主要是在借鉴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农民行为受益函数进行划分；韩梁等人划分了纯农民、一兼农民、二兼农民和纯非农民四种不同类型，该研究主要是根据农民涉农深度的不同进行划分；陈浩等人划分了留乡务农、留乡创业和返城就业三种就业类型，该研究主要是针对“后危机”时代下劳动力供给波动的现状及其就业面临的“双向”选择进行划分；缪金革等人划分了返乡从业、回城寻业和渺茫等待三种就业类型，该研究主要是针对非自愿性返乡农民工这一特殊人群展开的。再就业选择存在的问题研究主要从务农、创业和就业三个方面展开。其中务农存在的问题有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意愿低、生产技能缺乏和由于土地流转等原因而无地耕作；创业面临着融资困难、创业环境不完善以及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创业者文化素质低、创业教育与培训不足等问题；就业存在的问题有农民工年龄相对偏大、文化偏低、接受培训少及就业岗位缺乏等。对于再就业状态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刘尚希认为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岗位机会等因素影响着农民就业状态的变化，该研究主要对农民总体就业状态的影响因素做出总结，但缺乏具体分析；申明浩等人认为农民就业选择的分化主要是社会结构、城镇非农产业发展、社区机会结构以及家庭和当事人等因素所形成的合力的结果，该研究从不同角度概括了农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但针对返乡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其就业状态选择和影响因素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有些方法和因素不一定适用。

学术界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类型进行了基本界定和研究，但对创业状态的研究较多，对其他再就业类型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调研资料为依据，试图归纳和划分返乡农民工的主要就业状态，同时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状态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假设及变量说明

本文在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现状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三个地区的调研数据，将其再就业状态划分为务农、兼业、待业、创业及就近务工状态。通常认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是影响其就业行为的主要内在因素。良好的就业环境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劳动力，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形成有效的激励及合理配置。持久的就业能力可以使个体获得基本就业、维持就业或在需要时重新就业。完善的就业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保证劳动权利稳定，促进就业增长。因此，本文确定返乡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保障为其再就业的基本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1.研究假设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行为是内部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信息加工活动的结果，是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正是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1）返乡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对其再就业状态选择有影响。基本特征对再就业状态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和女性在体力、家庭分工等方面的差别使得男性选择务农的可能性更大；劳动力年龄越大，身体素质及技能等方面不及年轻人，处在务农和待业状态的可能性越大；耕地面积多的返乡农民工，其务农以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选择其他状态的可能性较小；教育程度高和打工年限长对其选择创业和务工状态有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越高，选择创业状态的可能性越大；农村低保户对其再就业状态选择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

（2）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对其再就业状态有影响。就业能力包括风险承担能力、交际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劳动技能。返乡农民工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强，越敢于冒险拼搏，选择创业状态的可能性越大；交际能力越好，机会识别能力越强，人际关系网络越完善，就业渠道更广泛的返乡农民工，选择兼业、创业及就近务工状态的可能性越大；拥有一定劳动技能的返乡农民工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技能相关的行业和领域就业。

（3）就业环境对再就业状态选择有影响。就业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特色产业状况、创业环境、创业政策及制度实施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及特色产业发展状况越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岗位越多，返乡劳动力越倾向创业或就近务工；创业环境及政策制度实施情况对其选择创业状态有正向影响。

（4）就业保障对再就业状态选择有影响。就业保障包括金融保障、农地保障和中介服务保障。金融保障中的贷款融资优惠及就业活动补助金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及就近务工状态有正向影响：农地保障中的农业补贴对种粮农民提供一系列优惠补贴，调动其种粮积极性，对选择务农状态有正向影响；政府及中介服务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推荐、中介服务和就业培训等措施，使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加强、就业方向明确，则使其选择就近务工的可能性加大；职业咨询服务对返乡农民工选择就业状态的影响还不明确，无法确切判断其对再就业状态选择的影响方向。

2.变量说明

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本文在构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时，选取基本特征、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和就业保障4类22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见表1）。

三、模型选择、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1.模型选择

本文研究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再就业状态选择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务农状态是农民的原始就业状态，也是返乡后最容易实现的一种状态，为了研究需要，将这一模式作为定量模型中的对照组。具体而言，本文将“务农状态”定义为y=1，“兼业状态”定义为y=2，“待业状态”定义为y=3，“创业状态”定义为y=4，“就近务工状态”定义为y=5。因分类反应变量的类别为三类以上，且无序次关系，所以应用多元Logistic模型。本文几种再就业状态选择的多元Logistic模型可以表述为：

其中，p为处在某种就业状态的概率；a（n=1，2，3，4）为常数项；x1为解释变量，表示第k个影响因素；Bnk为模型n中第k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模型（1）代表兼业状态，模型（2）代表待业状态，模型（3）代表创业状态，模型（4）代表就近就业状态。

2.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2年7-8月陕西省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研究课题组对陕西省返乡农民工的实地抽样调查，被调查对象为具有非城镇户口、连续在外打工1年以上、现已返乡的农民工。调查员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调查地点按地理位置不同分布在陕南的安康市、陕北的榆林市及关中的宝鸡市。根据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从各市区选取两个典型县，兼顾各县乡镇数量和返乡人数在五种不同就业状态中的分布比例，随机抽取部分乡镇进行样本调查。最终收回840份调研问卷，剔除漏答和错误的问卷，最终使用问卷794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4.5%，其分布情况及样本统计特征见表2及表3。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SPSS17.0软件对794份样本数据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模拟，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该模型的似然比卡方观测值为780.415，拟合优度检验统计值为1017.855，说明解释变量总体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能够较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

从模型估计结果表4中的估计变量系数及显著程度来看，返乡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业能力、就业环境特征及就业保障对其再就业状态选择均有显著影响，4个研究假设中的22个变量影响程度具有不同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1.返乡农民工基本特征对再就业状态影响显著，具体特征正负兼有

性别对待业状态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男性选择待业的概率较小。其主要原因是男性返乡后面临的社会、家庭压力较大，需要尽快投入到劳动生产当中，以缓解失业带来的经济压力。年龄对待业状态的影响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新生代返乡农民工选择待业的概率较大，这与之前的假设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不熟悉，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返乡后大多会处于待业状态，就业稳定性较差。学历和家庭年收入对创业状态的影响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示学历和家庭年收入越高，选择创业的概率越大。学历对待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之前的假设不一致。对其可能的解释是返乡农民工学历越高，其职业预期越高，选择农业种植的意愿越弱，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造成其选择待业的概率更大。农村低保户对选择兼业及待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由于农村低保户拥有最低生活保障，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因而在未找到合适工作时选择兼业或待业的可能性更大。工龄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丰富的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的成功率更大。耕地面积对务工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意味着耕地面积多的返乡农民工选择就近务工的可能性小。其主要原因有耕地面积多使其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工，同时政府对农业种植提供多种补贴，使得种植收入与打工收入差距缩小。

2.就业环境指标对就业状态选择影响显著，且以正向为主

从就业环境的4个指标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兼业、创业及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待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市场和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同时也能提供好的创业环境。特色产业状况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大力发展旅游、特色养殖、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返乡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创业环境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之前的预期不一致。实际调研发现，其原因可能是很多调研对象对创业环境不很了解，认为创业环境很难具体描述和判断，大多还是以当地政府出台的创业政策、制度来具体衡量，所以结果显示创业政策及制度的实施情况对创业状态的影响显著。这意味着政府出台的创业政策和制度越完善，宣传力度越大，选择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就越多。

3.就业能力指标对再就业状态选择影响显著，且以正向为主

从就业能力指标中的4个变量来看，机会识别能力对返乡农民工选择兼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具备一定洞察识别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在务农之余，更容易察觉和抓住岗位机会。风险承担能力对其选择创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返乡农民工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强，成功创业的概率越大。人际交往能力对其选择兼业和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在寻求就业岗位的过程中，要求返乡农民工具备较强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善于和雇主、同事、客户等多方协调沟通。拥有一技之长、风险承担能力和机会识别能力对待业状态有负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其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农民工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其工作技能、风险承担能力和机会识别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历练和提高，这几方面的差异不大，因而对返乡劳动力选择待业状态有影响但不显著。

4.就业保障指标对再就业状态选择影响显著，且存在差异

贷款融资优惠对创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贷款融资条件越优惠，就业补助金越多，返乡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倾向就越强烈，同时可以带动部分就近务工农民工转向创业。农业补贴对务农状态以外的四种状态均有负向影响，但只有创业状态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之前的假设不一致。其可能的解释是农业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目标短视化、补贴方式不科学、补贴结构不合理、补贴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同时农业补贴金额少，在农业投入品（如化肥、农药）等涨价的抵消作用下，不能充分调动返乡农民工的务农积极性。就业培训、中介服务及职业咨询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政府和中介机构提供的培训和服务越多，职业咨询越全面，使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预期和方向越明确，从而更容易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提供就业岗位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之前的假设不一致。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就业体系和措施还不完善，不能完全解决当地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的选择有影响但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依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返乡农民工基本特征指标对其再就业状态的影响正负兼有：就业环境和就业能力指标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状态选择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就业保障指标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态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基本特征指标中，性别、年龄对待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学历和农村低保户对待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工龄和一技之长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环境指标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待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其他三种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特色产业发展状况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政策及制度实施情况对创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能力指标中，机会识别能力对兼业状态、风险承担能力对创业状态、人际交往能力对兼业及就近务工状态的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保障指标中，贷款融资优惠、再就业补助金对创业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培训、中介服务及职业咨询对就近务工状态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补贴对创业状态有显著负向影响。

针对以上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特色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制定优惠政策和制度（如提供小额贷款）鼓励和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同时制定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鼓励扶持农业生产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二，加大对“新生代”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引导。根据新老农民工的不同特征，为其提供不同的职业咨询和再就业心理服务，使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第三，加大对农村低保户的扶持。制定合理的最低保障标准，加大对低保户的思想教育与技术培训，帮助低保户实现就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第四，扩大政府及中介服务机构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加强与用工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对外招商引资，增加就业岗位，提供就业信息，增强再就业服务。第五，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增加对返乡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如联合当地技术职业学校和就业培训中心开设专题讲座和技术操作实践等，以提高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相关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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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行业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两型社会;农业;评价;混合聚类;K-means聚类;层次聚类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7-0019-04

一、两型农业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定义于农业就是“资源节约型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简称“两型农业”)。所谓资源节约型农业,是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发展多熟制种植,提倡立体多层农业,采取先进的灌溉制度、灌溉技术和科学的施肥制度等节时、节地、节水、节能、高效低耗的集约化农业。所谓环境友好型农业,是以循环农业为中心的清洁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减量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改进种植养殖技术,发展农业生态工程、健康养殖工程、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工程,实现农业生产无害化和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

所谓“两型农业”,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为重点,大力推广应用节约型的耕作、播种、施肥、施药、秸秆综合利用等节约型技术,注重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等环保型技术,大力培养农民和农业企业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观念,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等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形态,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两型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一种生产体系,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高度统一于生产体系中。对可再生资源用养并重,实现永续利用;对非再生资源实行开发利用,边开发边使用。在农业内部结构上,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立体种植、种养结合,逐步实现“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生产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2)循环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农业生产资源在农业生产系统内被循环使用和重复利用,农药、兽药、肥料、饲料、燃料和其他原材料,要尽可能减少投入,农林牧副渔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要尽可能多地产出。获得生产发展、环境改善、生态保护、能量消耗得到降低以及资源再生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经济效益提高的综合效果。(3)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农产品有效供给得到保障。要保证农产品生产总量、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农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友好,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二、“两型农业”的评价

要发展“两型农业”,首先需要解决其评价问题。因为,如果不能准确地评价,就不能准确把握“两型农业”的发展态势,就不可能客观地、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两型农业”的建议和对策,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也无从谈起。“两型农业”发展状况是以区域农业生产条件为基础,以区域农业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前提,以区域农业生产资源得到节约与农业成长环境得到改善为途径,以区域农业产出效益为目标,涵盖区域农业本身以及区域内部有关要素、关系和行为多方面的综合系统。

适用于“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系统评价方法有很多,但是,采用基于K-means聚类和层次聚类的混合聚类方法,针对省级区域“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相关研究,目前还未见于有关文献资料。而研究湖南省各市州“两型农业”的发展状况,对于定位和调整省内各市州的区域农业功能,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针对“两型农业”的各市州区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和划分方法进行研究,提出湖南各市州“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方案,以期为建立新时期湖南省区域农业发展政策提供指导,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三、“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两型农业”是我国首次提出的概念,虽然很多研究者对“两型农业”的评价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但在“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方面,迄今还没有现成的、完整的省级农业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可供参考。而评价指标的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而影响农业政策制定的成败。

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代表性、易获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等原则,结合湖南省农业发展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湖南省“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两型农业”发展状况指标评价系统由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86个三级评价指标构成。其中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由3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组成;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由3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组成;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由4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指标组成。

由评价指标的构成可以看出,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生产、经济、社会、生态相耦合的复杂有机过程,其发展活动不是孤立的技术活动,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与自然、社会诸多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统一体,其实质是一个生产―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

四、数据采集与处理

(一)数据的采集

根据《2007-2008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统计信息网和湖南省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中的数据资源,结合前文的指标计算方法,对湖南省14个市州“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数据采集,获得各指标的取值,如表2所示。

(二)指标的归一化

由于每个指标的取值大小和计量单位差别较大,为使各项指标与影响因素在加权计算之前对分类结果的影响程度相同,应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0,1]区间标准归一化处理,把数量级不同的数据统一映射到[0,1]区间段上。为此,笔者对于效益型指标采用式(1),对于成本型指标采用式(2)进行归一化处理。

y=■(1)

y=■(2)

其中,x、y分别为转换前、后的值,maxValue、minValue分别是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五、“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

聚类分析可较好地满足“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要求。通过聚类分析可将样本数据归入相对同源的组或“类”(cluster)。K-means聚类算法简单,运行效率高,是比较常用的聚类算法。笔者首先使用K-means聚类算法对湖南省14个市州进行聚类。但K-means聚类算法需要事先制定聚类数,而层次聚类(HierarchicalClustering)无需事先指定聚类数,因此笔者同时采用层次聚类对湖南省14个市州“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进行研究,以验证K-means聚类的结果。

(一)基于K-means聚类的划分

K-means聚类算法是典型的基于距离的聚类算法,采用距离作为相似性的评价指标,两个样本的距离越近,其相似度就越大。根据K-means聚类算法的规则,聚类数k值必须事先指定。为得到样本间的距离,可将每个样本数据看作是m维空间上的一个点。两样本之间的距离就是它们所对应的m维空间上的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反映了相应样本间的亲疏程度。聚类时,距离较近的样本属于同一类,距离较远的样本属于不同类。笔者以欧式距离(EuclideanDistance)作为相似度测度[8-10]。两样本(x,y)之间的欧式距离计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

Dist(x,y)=■(3)

将各分类个体与聚类中心表示为m维空间中的点后,“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问题,即转化为m维空间中的点按其与距离中心之间欧氏距离大小聚类为k类的问题。

针对湖南省14个市州现有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笔者将该聚类数指定为3类,即划分为A类地区、B类地区和C类地区。基于K-means聚类的划分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知,其以长沙市作为中心点,距离最近的有湘潭市、株洲市,这3个地区聚集为A类地区;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郴州市聚集为一类,这4个地区聚集为B类地区;邵阳市、娄底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聚集为一类,这7个地区聚集为C类地区。

(二)基于层次聚类的划分

与K-means聚类算法不同,层次聚类无需事先指定聚类数。其基本原理是首先将每个对象归为一类,共得到N类,每类仅包含一个对象。然后找到最接近的两个类且合并为一类,同时重新计算新的类与所有旧类之间的距离。如此重复,直到最后合并成一个类为止。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就是它们所包含的对象之间的距离,该距离亦采用欧氏距离,小类间的距离按类间平均链锁法计算。

基于层次聚类的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从表4中可知,14个样本均有效,聚类过程中缺少样本为0,即14个样本均进入了聚类分析。聚类过程的聚类层次如表5所示。

(三)分析与讨论

通过层次聚类,可将湖南省14市州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郴州市;邵阳市、娄底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这与K-means聚类算法得到的聚类结果是一致的,这个结果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这充分表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也说明了笔者提出的“两型农业”区域划分指标是合理的。

因此,通过基于K-means聚类和层次聚类的混合聚类方法,可得到湖南省14个市州“两型农业”区域发展状况的评价结果分为:A类地区为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B类地区为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郴州市;C类地区为邵阳市、娄底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

六、结束语

笔者根据“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构建了湖南省14市州“两型农业”的区域发展状况的评价结果,并采用基于K-means聚类和层次聚类的混合聚类方法,对湖南14个市州进行了农业发展状况的区域划分,其划分结果可以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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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RegionalAgricultureDevelopmentStatuson

Resource-conservingandEnvironment-friendly

PengYi1,HeZhengchu2

(1.CollegeofEconomics,HunanAgricultureUniversity,Changsha410128,China;

2.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China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