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考研方向范文篇1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11-008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Network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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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ChangesandPathExplorationofLaborMigrationTheory

SUNXiaofang

（SchoolofEconomics，Shan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thetheoryfromtheperspectivesofthemacromigrationmodel，micromigrationtheory，socialnetworktheoryandelaboratesonthedifferentconcernsindifferenteconomicperiods.Atthesametimeinthedualeconomicanalysisframework，thepaperreviewsthetheoryondomesticlabormigration.TheauthorsuggeststhatthelackofalogicallinkinthecurrentstudiesinChinaandthe

failuretocometothenatureofthephenomenonoflabormigrationarethemaindefects.Considering“shortageofmigrantworkers”，“tideofrushinghome”，“difficultEmploymentforcollegestudents”and“beachheadbattle”，theauthorproposesresearchprioritiesthatexploretheessenceofthesephenomenaand

establish

thegeneralizedtheorytoexplainlabormigrationinChinaeffectively.Itputsforwardthatw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preferenceofsubjectoflabor（individual），whichiscalledheterogeneity

劳动经济学考研方向范文

关键词：税收劳动力供求就业

就业是考察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之一。从理论上讲，税收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税收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从而多劳动，劳动供给增加。同时税收增加，劳动报酬减少，会打击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国内学者大多从税收体制以及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分析税收与就业的关系。

一、征税对就业的影响

现有文献给出了劳动征税与劳动供给关系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但就中国的实际分析还很不足，尤其是税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关系方面，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背景不同而带来不同的结论。因此，笔者将在刘溶沧与马栓友（2002）研究的基础上，只考虑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和就业，利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劳动税收来分析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关系。

为了考察劳动征税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笔者应用劳动的有效税率来进行估算。劳动的有效税率=劳动税收/劳动收入（刘溶沧，马栓友，2002），其中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劳动税收，由此可以计算出城镇居民劳动的有效税率，其中劳动报酬笔者采用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劳动税收采用针对城镇居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尽管不是税收，但是其征收也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对劳动的供给产生影响。此外，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与就业也有着经验上的数量关系。在数据处理中，为了剔除价格因素，通货膨胀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济增长采用GDP指数（1989—2004年的数据，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自1989至2004年失业人数为377.9万和827万人，GDP指数为271.3和1031.3，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这似乎很符合中国的现实状况，但是根据经济理论，经济的增长应该是能够扩大就业的。在这里要说明，估计结果呈现正相关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一定伴随着失业人数的增长。因为当进入劳动大军的人数大于新增就业人数的时候，尽管经济增长，失业人数还是会增加。而中国每年进入劳动大军的人数正在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因此，尽管得出中国的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这并不表示一种因果关系，而是中国在特殊的经济环境下的结果。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失业的变动呈相反方向，消费价格指数越高，也就是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人数减少，说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有替代关系。

城镇居民的劳动税率与失业也呈反相关的关系，这说明在中国税收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税率，减少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劳动者为了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减少或放弃闲暇，增加劳动供给。这个结论是从总体上得出的，但税收是从多角度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的。在对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的社会学分析中得出，劳动力供给弹性与通常所称的企业稳定性是相互影响的。由于私人企业的劳动保障不如国有企业，所以，当个人所得税提高时，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对于所得税税负承担的份额较大。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就业问题不能仅靠提高劳动税率，要在公平税负的原则下合理地调整税收结构，以此来促进就业的增长。

二、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按三次产业理论，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容量较大。政府可采用对第三产业税收优惠的措施，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减少因地区差异发生的结构性失业，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制定有利于西部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劳务输出。适当向外输出劳务，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途径，对于合法合规地遵循政府之间协议的劳务输出，应该大力支持发展；利用税收政策鼓励发展教育，加强就业培训，改善劳动供给结构。

参考文献：

①周振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②杨宜勇．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劳动经济学考研方向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收入差距；教育培训

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达到1.17亿。一方面，针对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别无选择，只能转移到城市谋生，而为了增加收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必须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社会经济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这些因素主要是地区差异、工资、选择工作方式的差异、失业率、城市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性别。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的聚集倾向。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日益增加，最终这将会缩小甚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它还将建立具有中国的特点“双重劳动劳动和就业制度”和“城市二元社会”。在2006年，蔡P认为使用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当前阶段的中国，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条件，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的现状。

一、研究综述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

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可选择工作范围也将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劳动力进行公平的竞争，提高其竞争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增加城乡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训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政策建议

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投资资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和培训经费。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应该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开发他们的选择就业和目标的能力。建立培训、学习、评估、认证、诱导等机制，严格执行劳动就业证书系统考察，这应该贯穿整个转移过程。

参考文献：

[1]蔡P.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07）.

[2]邓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国的永久移民[J].经济研究，2007（04）.

[3]王德文蔡P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