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安全态势范文

关键词：产业安全理论，贸易理论，投资理论

一、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起源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产业安全起源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系统、科学的研究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产业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进行过描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生活水平、高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穷国与富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悬殊。力量的悬殊不仅表现在富国占有控制国际贸易格局的支配地位，还表现在富国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穷国转移技术、外援和私人资本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切合后者实际国情的价值观、体制以及行为准则等，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受着国外势力的控制和支配。以巴西学者t.d.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者认为“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另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制约”。他们认为，经济上依附将会产生国内经济不稳、加强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受跨国公司的压榨等不良后果。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国际金融体系有内在的“疯狂、恐慌和崩溃”倾向。它容易不时发生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不稳、投机、为追求更高收益率或安全避风港而出现的资本抽逃。他认为，国际金融是同霸主国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施加影响紧密相关的。霸主国既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又是该体系中的主要收益者。总之，从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蕴涵着国家产业安全的问题。

二、国家产业安全的贸易理论基础

1.重商主义保护贸易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萌芽。国际贸易保护理论开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它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和威廉.斯塔福，主要观点是：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和一切经济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为了国际经济贸易的顺差，国家必须干预经济。

景玉琴(2005)研究认为，到重商主义后期，鼓励出口与限制进口成了普遍做法。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性质。为就业创造机会以及扶植工业，既增加财富又加强了国势，很多国家已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2.亚当·斯密关于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补充。斯密主张必须“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国内制造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时，受到大量外国进口工业晶的冲击，可能导致一国产业不安全，这可能直接表现为人们的大量失业和生活资料的丧失，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混乱。斯密还对产业不均衡、过分依赖某一产业、某一市场可能导致的经济、政治负面影响表示担心。实际上，产业和贸易的不均衡，在一切国家都普遍存在，但是过分地不均衡，则可能导致国家产业不安全的严重后果。尤其是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如果过分地依赖少数国外市场，就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产业安全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3.保护幼稚产业论标志着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成熟。以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汉密尔顿(1757-1804年)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曼.李斯特(1789-1846年)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提出，使产业安全理论趋向成熟。1791年美国的经济学家汉密尔顿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制造业报告)，阐述了保护制造业的必要性，建议征收保护关税，因为本国的幼稚工业经不起外来竞争。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曼.李斯特的学说集中反映了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要求，他的学说更多地关注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护。他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一个国家不能在工业尚未充分发达前，就采取自由贸易的方针，如果盲目执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就会使国家的工业衰弱、消亡，最终导致这一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李斯特在论证他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时，提出了独特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以美国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只有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扶持，待本国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再开放市场，才能真正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确保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安全，才能使一个国家最终富强起来。

4.发展经济学家的贸易贫困化增长理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贫困化增长”是二战后5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影响时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命题。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普维雷什(prebish)、辛格(singer)和巴格瓦蒂(bhagwati)等人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初级产品，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量增加出口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这样产量提高的收益将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完全丧失，从而造成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增长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贫困化增长理论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传统的贸易分工格局中，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较少，而这种不利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与其低层次的出口产品结构和不利的价格贸易条件直接相关的。”

5.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是对产业安全思想的深化。(1)比较优势陷阱(后发劣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一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是仅考虑了各方静态利益而忽视了动态利益。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各国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提高国家福利。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谜，这是比较优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出现了比较利益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人“比较利益陷阱”或“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价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michealporter)教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阐述了“竞争力问题”，向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全球范围和长远角度考虑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国家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产业竞争力，并创建了竞争优势的“波特六因素”模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战略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所关心的是一国如何将的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20世纪80年代，布兰德(j.a.brander)撕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实施政府有效干预的产业政策。该理论有两大内容：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体内容，包括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该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出口或进口的贸易干预，影响本国企业及国外竞争者的行为，改变国际竞争的格局，从国外寡头厂商抽取租金或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达到增加本国净福利，并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目的。

外部经济理论包括收益性外部经济和技术性外.部经济。前者是指厂商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包括获得便利而低价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技术工人、专业化服务等)，后者是指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两者都能使厂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在新兴高科技产业最为明显。这些行业的私人投资明显不足，实际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然而，外部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政府要扶持高科技产业，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成长，以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贸易理论，它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对贸易结构和特征变化的分析，提出了保护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的手段和途径，还广泛涉及了科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因而它实际上是二种对产业安全问题的最好诠释的理论。

三、国家产业安全的投资理论基础

l.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其中内部化理论认为，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内部化优势产生的前提，公司可以通过内部交易安排节约交易费用，从而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就是规避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壁垒越高，即外部交易费用越高，对外投资即内部化的意愿就越强。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能很好地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使东道国借助贸易措施保护产业失灵。

2.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认为，一国应将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至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他通过国与国之间产业转移次序的分析，认为一国所有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顺序向国外转移。按其理论模式，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的产业结构高度，而且还取决于转移产业的比较劣势程度。于是依赖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而推动的产业发展，将难以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差距，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利用外资的陷阱”。

3.其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对“知识产品”的内部化动机最强，其根本原因在于，避免外部化导致的技术外溢和壮大自己的竞争对手。1966年，费能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此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开始发展起来。先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雁行模式”，它基本揭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随后，日本学者小泽辉智在赤松要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因素，提出了“增长阶段模式”，使“雁行理论”进一步深化，从而使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得以逐步形成。从其理论主张看，无论“雁行模式”还是“增长阶段模式”都表明，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所引发的产业国际转移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是从相对发达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梯度推进的。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表明，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跨国公司不可能将所拥有的一流先进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许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国内已淘汰、高能耗、高耗原材料、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低端产业，不仅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而且大大地破坏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

四、国内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由于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国家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等特点，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蕴涵着产业安全理论的一些成果。如我国学者张幼文等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一套(经济全球化论丛)丛书，在国内影响较大。万君康等将经济安全分为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三部分，认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经济信息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环节，而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随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产业安全进行了专门性的探索研究。有关产业安全界定上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强调以国民为主体的产业安全观，如赵世洪(1998)认为谈论产业安全不能脱离国民这个主体，一国国民具有共同的利益，产业安全的准确提法应为国民产业安全；强调控制力的产业安全观，如王允贵(1997)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掌握控制权，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国的资金、技术和品牌，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强调竞争能力的产业安全观，如杨公朴(2000)是指一国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能力及该产业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长春税务学院的景玉琴(2005)认为产业安全应当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并分析了导致产业发展偏离安全状态的因素不仅源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内部：外部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控制及外国生产商在我国的低价倾销；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层面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产业层面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共存，政府规制层面的缺位、错位、越位。虽然上述观点各异，但为我们能准确把握产业安全的内涵做出了重要的提示和贡献。在关于维护产业安全的对策方面的研究，吕政(2006)认为必须处理好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更有利于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2004)认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途径。此外，何维达等(2002)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三次产业安全现状进行了初步估算。

可见，国内对产业安全的研究成果虽多，但研究远没做到完善和成熟，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成果不多见，产业安全基本理论尚处于形成之中。

五、国外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全面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些经济学对外资在美国的作用及对美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b.莱福特维奇对1962—1971年间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做了全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增长迅速，但总的来说，直到1972年，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被外国主宰。但1988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martintolchin和华盛顿大学教授susantolchin在(购买美国)一书中指出，外国投资在改变着美国，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外国人控制美国经济的要害部门和插手美国的内政。

此外，还有欧盟、东盟的立足于联合自强、谋求合作安全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观；东欧等中小国家谋求大国或国家集团保护的依附型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观，等等。

国外对产业安全的关注和研究较国内早，但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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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化安全挑战战略举措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文化主权、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以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国家文化主权和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事实性的挑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内外兼修，既要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支撑。作为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学者胡惠林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存的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1]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2]。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国家文化主权和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事实性的挑战。因此，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是我们在战略机遇期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进程的加快，文化在国际间交流、融合、碰撞也在广泛而深入地展开，文化软实力强大的国家凭借文化资本优势，文化产品竞争优势和文化经营管理优势大举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占据了大部分文化市场份额，对文化实力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形成了强劲的压力和冲击。同时，这些强势文化产品还承载着文化输出国的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对文化输入国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是维护国家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本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进入新世纪，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针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政治文化渗透。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分歧。后，中国不仅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政治势力为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也将文化作为输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因此，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及其维护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的压力。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为西方政治文化的输出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对我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进行误读和歪曲，扩大分歧，挑起事端，甚至威胁到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其几乎覆盖全世界的新闻生产与传媒网络，不间断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传播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时尚和风俗习惯，在有形无形中利用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改造非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西方国家还利用互联网及各种传媒手段，作为和平演变的工具，力图促进中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化进程”。

第二，西方文化产业大国尤其是美国借文化贸易输出其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中处于强势地位，他们利用开拓国外文化市场作为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的重要渠道。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技术，又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止在边界”[3]。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技术手段为后盾，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下，不仅使文化产品成为日常的社会消费品，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空前扩张的态势。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出于弱势文化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文化经济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再次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高价进口国。美国通过输出文化产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多年来美国一贯奉行的基本政策。1995年7月25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魏德曼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就中美关系作证时说：“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还是美国思想和理想借以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从长期来看，它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产业（诸如电影、激光唱盘、软件、电视）和使国际交流更为便利的产品（诸如传真机和互联网络计算机）开辟市场，这些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从而发挥我们所有直接的和与政府之间的努力加起来一样大的促进作用”[4]。

第三，我国文化资源在国际文化市场全球化的压力下面临流失和被异国开发的危机。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来临，正大规模地将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资源转换成数字化形态，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发展中国家缺乏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只有依赖于国际资本和技术实现其文化遗产数字化。与此同时，随着国外对中国文化资源了解的加深，中国文化资源被异国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在逐步加大，中国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外文化产品的生产原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开发关系到国际信息技术集团和国际文化传媒集团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对我国就构成了文化资源安全问题。美国大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任由中国文化资源被国外广泛地利用，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必将进一步减弱，我们引以为豪的所谓文化资源优势必将逐步丧失。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文化主权、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以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色对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他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在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侵蚀腐化。”[5]369邓小平强调，“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某些管理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5]262。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和碰撞。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经济优势在文化交流中处于强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不从国家政治独立、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对文化安全问题保持警惕，就会瓦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因此，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保障国家文化文权的独立性，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举措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内外兼修，既要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一，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要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好，这是防止内在文化分裂和抵御任何外来文化霸权的最好办法。首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中国文化建设，用新的文化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建设，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能力。其次，要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正确处理“中”与“西”，“社”与“资”，“古代”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既要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具有世界眼光，积极吸取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做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再次，要大力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的文化国力。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文化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需要。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产业在各国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提升。在我国，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和主要载体，是文化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是新时期我国文化崛起的根本举措，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由之路。

第二，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要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是指一个国家根据本国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对文化运行状态所可能威胁到它自身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状态进行监测，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预期性警示评价和对策的国家文化安全的政策过程和反应控制系统”[1]373。这套检测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系统是通过一些关键数据的及时采集和分析，掌握国家文化安全状况，评估国家文化安全级别，就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向有关部门或公众公布安全信息[6]。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实现国家文化管理安全的重要保障，是积极应对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避免国家出现文化安全危机的预防性措施。

科学高效的国家文化安全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完善文化商品进出管理制度和文化市场监管机制，建立文化产业投资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第二，借鉴国外保护民族文化和社会安全的经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安全政策。第三，通过对国际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及其各种渠道的监督，把国际文化资本对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可能构成的威胁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以下。第四，运用各种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及时对由于西方强势文化进入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及意识形态构成的威胁作出准确的预告性和警示性反应。第五，把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系统和预警机制纳法制化轨道，以积极的态度抵御外部文化侵略，始终掌握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管理的主动权。目前，国际上存在的文化安全预警机制有影片审查制度，书报刊检查制度，文化市场准入制度，文化产品进口配额制度等。

第三，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今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并不是死死困守，不是故步自封，也不是单纯地消极防御。事实上，“以攻为守”才是最有效的防守，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体现中华民族的英姿，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更好的途径和选择。早在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7]。2010年7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8]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战略举措，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增强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

[2]胡惠林.在积极的发展中保障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N].文艺报，2002-10-10.

[3]PublicpagesofthepresidentofUnitedStates，GeorgeBush，1991，Washi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92，p567.

[4]刘永涛.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J].复旦学报，2001，（3）.转引自：TestimonybyKentWiedeman，U.S.Deputy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forEastAsianandPacificAffairs，beforeSenateForeignRelationsCommitteeSubcommitteeonEastAsianandpacificAffairs，July25，1995.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石中英.论国爱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资产安全态势范文

关键词：权利观；能力观；法治健全观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43-03

所谓安全（security），《现代汉语词典》其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安全的属性具有二元性，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指特定的客观事实，而主观方面则是指人们对这些客观事实的感受。美国政治学家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在《冲突与合作》中指出：“所谓安全，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的威胁，从主观意义上来说，是指不存在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感。”[1]这个说法被概括成广为接受的安全概念，即安全就是指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依主体而存在，其表现就是不安全的客观事实，离开了主体就无所谓安全。感受“不安全”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某个组织，也可以是社会上的某个利益集团（如某个阶级、阶层等），也可以是国家乃至整个社会。

一、产业安全研究文献

国家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繁荣和发展的保障。而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态势的基本单位，产业安全问题是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关键是保障产业安全。

1.产业安全研究溯源

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探讨最初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产业安全最早可见于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进行保护和扶持的思想。后来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Liszt）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成为产业保护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最初发展阶段必须向幼稚产业提供关税等形式的贸易保护，以确保其在国外强大的竞争下继续生存和发展。

我国的产业安全研究贯穿于外贸和外资政策制定的各个历史阶段，但是产业安全问题真正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是在外资大量进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比重和影响迅速提高所引起的[2]。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部分学者认为产业安全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只有全球产业而无民族产业，民族产业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意义而只有抽象的价值。丁冬红（1996）提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以资本比例、产地、品牌划分产业的民族属性已经过时。这种否定民族产业的意见，实际上否定了产业安全的问题。当然，更多的观点认为，民族产业的概念不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意义。程秀生（1996）认为：“尽管当代民族经济的外在形态出现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经济概念需要拓宽，但是蕴含于企业权益背后的民族权益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民族产业的概念还是有意义的，产业安全问题是存在的。笔者认为，产业安全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而且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然而，由于人们对产业“不安全”的最初感受直接来源于“外资”的进入，因此许多观点都通过“外资”或者“民族资本”来进行衡量产业安全问题。顾海兵（1997）认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的组成部分。经济安全是指由于外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对我国经济进行渗透而产生的威胁。他的衡量标准就主要是“三资”企业的比重；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1996，1997）则从民族资本的角度认为，产业安全意味着民族资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行业掌握着控制权；张碧琼（1999）从直接投资方面认为，国家产业安全问题最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指的是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合资、直接收购等方式控制国内企业，甚至控制某些重要产业，由此而对国家经济构成的威胁。

上述观点的贡献在于坚持了产业安全对民族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提出比较明确的产业安全概念的定义，多数观点仅仅从外商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来认识的，包括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民族资本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等，可以说，这些观点是我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产业安全”问题的客观现实，但就当今的形势来看，这些观点都是产业安全狭义上的含义，是表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产业安全“权利”观

也有学者从安全的概念角度给出了产业安全的含义。前文已述，安全是一种“状态”。赵世洪（1998）认为，产业安全，简单地说是指一国国民使其既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权益受到的危害可以来自自然、社会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何维达和宋胜洲（2003）认为，产业安全，即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产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受到威胁的状态。

仔细考察发现，这些概念已经提出了产业安全的基本范围，即何维达和宋胜洲老师指出的产业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学者从权利的角度研究产业安全。于新东（2000）提出界定产业安全的三种权利，他认为，所谓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对某一产业的创始权、调整权和发展权的控制程度，如果对这三种权利都拥有相应的自或称控制权的话，即可认定该产业在该国是安全的。李连成、张玉波（2002）提出界定产业安全的两种权利，一是指一国拥有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二是这些产业在国际比较意义下的发展力。

3.产业安全“能力”观

就同样的问题，也有学者从“能力”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这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对产业安全比较全面的认识，王瑛（2001）提出了衡量产业安全的“能力”，即是指一国产业对来自国内外不利因素具有足够的抵御和抗衡能力，能够保持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三方面，第一是国家经济命脉是否被外资所控制；第二是国内市场结构状况，这是影响一国产业安全的重要因素，主要指外国企业占有特定市场份额的大小；第三是产业结构安全，从经济长期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等整体角度而言，国民经济应保持整体结构的合理性。杨公朴等（2000）也认为，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能力及该产业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张立（2002）提出，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保持民族产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始终保持着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

这些观点认为产业安全是“权利”或者“能力”，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安全”观相比，其外延有明显的扩大，对产业安全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然而，其不足之处便在于仍然缺乏对产业安全内涵全面、系统的阐述。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就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对产业安全内涵进行总结，形成了一些相对全面的观点。赵惟（2005）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某一种或某一类产业在受内外部综合因素作用的环境中，既关系产业自身防范损害或威胁，保持发展和创新，也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乃至国际产业制度演进的总和。景玉琴（2005）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产业具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要准确理解产业安全的概念，必须从三个层次上进行把握：一是宏观层次。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政府具有适当规制产业的能力，国内相关制度安排能够引致合理的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产业结构合理，国内产业具有活力。二是中观层次。中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在开放竞争中本国的重要产业具有竞争力，绝大多数产业能够生存并持续发展。三是微观层次。微观层次的产业安全是指本国国民所控制的企业达到生存规模，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及较大的产业影响力，在开放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产业安全的理论研究日趋成熟化，不但从产业本身生存、发展、控制的能力上考察产业安全，学者们已经从制度、政策的视角关注产业安全问题。

二、矿业安全研究文献评述

1.独立研究矿业安全的文献

我国就矿业安全研究而言，主要有马成成的《我国矿业安全生产问题探析》（2010，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主要梳理了国内对于矿业安全生产问题的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可以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将研究成果分为监管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和其他研究角度等方面。通过分析国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矿业安全问题中存在的不足，并争取找出能有效解决我国矿业安全生产问题的方法。马成成、孙巧珍《制度视域下的矿业安全探析》从制度视角进行矿业安全生产的相关研究有其必要性，对制度和矿业安全进行深入分析是现实的需要。在矿业安全问题中，制度可以发挥重要功能，如确定政府权力边界、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以及遏制现实不良行为等。合理的制度构建应该遵循合理性、效率性和现实性的原则，以求能更好的维持矿业安全生产的良性运行[3]。王义保、李爱彬在《制度视角下的矿业安全思考》一文中提出，我国矿业生产领域的安全问题已然超出了安全科学技术保障的范围，矿业生产领域的市场、产权及政府监管等制度创新与完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点[4]。王忠，揭俐的《基于矿业安全的矿权配置与管制政策》，提出中国矿业市场的治理应从“控制式的行政管制”向“协作式的市场规制”转型，充分发挥政府规制、自由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构建三者协作共管的“三维一体”均衡管制机制。郭艺在《矿业安全中的政府管理》提出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制定政策，完善法制，采取经济、法律、行政并存的手段加大矿业生产中的安全投入，减少安全欠账及环境污染，降低矿业安全隐患系数，降低矿难发生频率，推进矿业健康、安全的发展。

综合审视上述文献，这些研究都是将矿业安全背景置于矿难之下，发现将矿业安全与矿业安全生产等同，实际上是缩小了“矿业安全”的研究范围。

2.将矿业安全与矿产资源安全混同的文献

从字面上看，矿业是“业”，矿产资源是“产”，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我国现有研究看，通常将两者等同。笔者将矿业安全与矿产资源安全同时通过中国知网统计，发现除了前述主要矿业安全的文献之外，有关矿产资源安全的文章更多。而通过查看内容，凡是写矿产资源安全的文章都包括了矿业安全，比如汪云甲（2002）认为，矿产资源安全的含义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矿产资源供应的稳定性（经济安全性）；二是开发使用的安全性，指矿产资源开发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构成威胁。沈镭、何贤杰（2004）等从我国矿产资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出发，提出解决我国的资源安全问题的两方面建议，一方面要树立资源观念，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是给予政策支持，鼓励科技创新，培育矿业集团，并建立资源储备及加强资源管理。张久铭（2007）提出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战略对策是：树立矿产资源安全观、构建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管理体系、开展资源外交、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矿业集团公司、加强科研开发和做好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工作；马伟东、古德生（2008）针对我国常用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和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问题，提出了提高我国有色金属资源安全应采取的对策，即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加大矿产资源勘探投入；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率；积极参与海外资源开发、建设稳定的供应基地等。

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在探讨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包括了矿业安全，也就是说，我国现有研究的多数文献都没有严格区分矿产资源和矿业的区别，而是在讨论矿产资源安全时，同时谈到矿业安全问题。

3.严格区分“矿业”和“矿产资源”的文献

真正将矿产资源与矿业区别的代表性著作有李显冬的《中国矿业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详细探讨了矿业权的立法取向以及矿业企业税费法律制度研究、矿业权出资立法研究、矿业用地使用制度研究、矿山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等；康纪田教授直接对矿业制度设置的总体方向进行了思考。他根据物权状态的二元论观点，将物权分为归属明确的静态物权和开发利用的动态物权，属于静态物权的矿产资源产品属于普通物权，应当统一由财产性的私法调整；而动态物权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权利，因强势者获利的同时可能损害弱势者的利益而显失公平，矿业权必须由政府加强规制。由此，《矿产资源法》应当是以财产性的“矿”为主要对象的法律制度，而以管制性的“业”为基本对象的法律制度应当是《矿业法》，因此我国应当制定以社会性管制为主的《矿业法》[5]。

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有助于厘清矿产资源产和矿业权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助于我国矿产资源法律制度的完善。然而，这一观点也有不尽完善之处。首先，按照物权状态的二元论结构将矿产资源划为归属明确的静态物权，将矿业权划为动态物权，这是明显地将问题简单化。原因在于，矿产资源使用的普遍性、不可再生性、稀缺性等特点决定了矿产资源并非单纯私法上的物，对其提供、保护、配置等问题，普通财产权远远不能胜任，它实际上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次，如果仅仅从“物”静态的存在就划分为静态物权的话，那么很难解释矿产品的地位、价值、国际市场对矿产品的争夺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稀土资源设置的“陷阱”等问题。这一点从有关矿产资源安全问题的文献可以得到证实。

三、矿业安全的界定

在笔者看来，矿业安全不仅仅是指矿业生产安全，也不能与矿产资源安全简单地等同。

事实上，按照“安全”的含义，矿产资源的国际供应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产业安全问题。原因在于，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是一种客观事实，企业、产业及至整个社会通过这些客观事实感受到了“不安全”，感受到了矿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本文认为，在论及矿业安全时，论及矿产资源的供给安全才符合中国的现实。矿业安全与否的关键是相关法律制度是否健全。

具体来说，产业安全是一种受威胁、不稳定、有危险的状态和对这种状态控制的能力，这些状态既有来自自身能力不够强的比较感受、也有来自国际上激烈竞争对某产业的影响。笔者认为，产业安全，其内涵就是产业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由此，笔者根据这些“能力”的地位，将产业安全分为产业内部安全和产业外部安全。所谓内部，通常是指深层次的，起决定作用的能力，具体来说，产业内部安全就是指产业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以及国家对产业的调整能力、控制能力等根本性问题，只有健全的“体魄”和良好的制度才有能力抵御任何形式的外部不安全因素。所谓产业外部安全，主要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如果产业的对外依存度低，国际竞争力强，就表明产业具有安全性，反之亦然。当然，根据内因决定外因的原理，要改善产业安全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提高产业内部安全，只有国内法律制度健全了，产业本身的能力增强了，才能增强国际竞争力抑或降低对外依存度。

总之，要提高产业安全，既要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提高产业自身生存、发展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又要通过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产业政策调整，提高国家对产业的调整控制能力，从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据此，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安全也可以分为产业内部安全和产业外部安全。

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内部安全包括矿产资源的生产安全、环境生态安全、职业安全，这些安全是产业自身生存、发展能力的体现，这些“能力”最终通过矿产资源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政策予以保障。

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主要指矿产资源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表现的客观事实又集中在矿产资源的供需安全上。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直接体现。在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又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改善劣势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对本国需求量大、进口依存度高的短缺矿产，能够通过制度保证持续、稳定、足量获得，并且有制度应对可能发生的供应不足和价格波动；另一方面是扩大优势矿产资源“优势”的能力。对本国优势矿产资源，能够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之上加以充分利用，制约他国，影响市场定价机制，为本国在国际矿产资源市场乃至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中谋求有利地位。申言之，扩大优势战略矿产资源之“优”，缩小劣势战略矿产资源之“劣”，这两项目标的极致就是我们追求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外部安全的含义。

参考文献

[1]苏长和.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现实主义及其后[J].欧洲，1997，（1）.

[2]李孟刚.产业理论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6.

[3]马成成，孙巧珍.制度视域下的矿业安全探析[J].潍坊学院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