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关键词：实用主义；清教；渊源

Abstract:AsastrikingfeatureofAmericancultureandapartofAmericancharacter,Pragmatismemergedintheendof19thcentury.Apartfromtheimpactofthescientificdevelopmentinthe19thcentury,PragmatismresultedfromtheuniqueculturalenvironmentoftheUSA,especiallythePuritanisminthecolonialperiod.Puritanism,whichwasbroughttoAmericabythepuritansfromEurope,withpracticeasitsmainfeature,hasdeeplyinfluencedtheformationofAmericanpragmaticvalueandisthereligiousoriginofPragmatism.Thepuritans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spiritofenterprise,innovationandindustriouswork,whichlaidasolidfoundationfor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PragmatismintheUSA.

Keywords:Pragmatism;Puritanism;origin

一、导论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脱胎于在哈佛大学所建立的以皮尔士为首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皮尔士提出了“皮尔士原理”：观念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和它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该原理也被称为实用主义第一原理。詹姆士是实用主义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他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发展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实用主义理论体系，并用它来分析各种具体问题。詹姆士实用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实在都是建立在纯粹经验基础上的彻底经验；经验的意义在于它引起的实际行动和效果；真理不过是一种圆满的经验关系；所谓真理是具有兑现价值、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观念。[1]实用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杜威在论证和传播实用主义时竭力使实用主义更具有科学的色彩，并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政治、教育、宗教、道德等领域，使之为各个阶层人们所接受。

尽管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还是存在几个基本的共同点，这就是“强调行动，注重效果，提倡开拓进取，这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三个主要特征，也是它的基本精神所在”[2]。（1）实用主义是以行动求生存的哲学。它认为哲学应该以人为中心，研究人及与人相关的问题，为改进和丰富人类的生活服务。研究人的焦点应该集中于人的行动，因为人正是用自己的行动、用此世的实践生存于世。（2）实用主义是以效果定优劣的哲学。它认为一切事物、思想有利于人的活动，有助于行动成功、取得效果，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3）实用主义是以进取求发展的哲学。它提倡乐观进取，个人的命运不是由机械的力量而是由行动的人、自由的人自己决定的。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永恒的法则，也没有绝对的真理，人们只有不断锐意进取、不断探索，以不息的行动应对新问题。

实用主义一出现就引起普通美国人的共鸣。它的平民性、乐观性、实用性、个人主义以及其中的冒险精神等都很符合美国人的个性，把一直存在于美国人心中的思想、做法进行了理论升华，符合美国人应对复杂多变和竞争剧烈的社会生活的要求。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务实；如果不面对现实，满脑子一本正经的学问，抽象深奥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注定没有生存之路。要想在竞争中成功，还必须实干，踏踏实实地不懈奋斗，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际问题。务实、实干的结果是以最后的效果定优劣。在美国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里，在美国资产阶级格外青睐和扶持下，务实、实干和效用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成为美利坚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主导的生活方式，实用主义哲学也成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精神充斥在美国文化的每一根血管里，是指导人们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它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体现了美国人的性格。这些特点无不融合在美国人的政治、宗教、文化和科学领域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而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3]基辛格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实用主义虽然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巨大变化，比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现代心理学的出现，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美国精神的代表、美国人性格的体现，其中的许多思想观念早就出现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这与美国几个世纪独特的历史轨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中认为:“实用主义拨开神学、形而上学和宿命论科学的云雾，让常识的温暖阳光来激发美国精神，有如拓荒者清除森林和树丛等障碍物，让阳光来复活美国的西部土地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作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基础和依据。”[4]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特别重视实践、行动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教和清教徒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清教是清教徒移民带到美洲的思想观念，是美国殖民时期唯一强大的思想。清教思想中注重实践的神学思想和注重事功的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实用价值观的形成，成了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宗教渊源。我们可从清教徒身上找到实用主义价值观之所以在美国如此之强大的原因。也正如董小川教授所说：“离开了清教主义背景，不要说文学和政治学，就是哲学实用主义也难以理解。”[5]

二、清教的主要思想及其对实用主义的影响

清教徒带着身为上帝选民的自豪感移民北美，信心十足地投入到神学实践中，把神学运用于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在新英格兰广袤的荒野上，把务实、实干、勤俭奋斗、富于创新进取的实用精神种植在这块土地上，在实践上为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成为美国特性打下了基础，是实用主义产生的温床。清教主义的“预定论”和由此导致的清教徒追求尘世成功的观念就是实用价值观的源泉。

（一）清教的起源

清教源于英国。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宣布为英国教会的首脑，与罗马决裂，开始了英国宗教改革。但是，亨利及其后的几任国王的改革建立起来的国教并未根除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留有大量的天主教残余，而接受了路德、加尔文思想的新教徒却对国教中存在的一些陋习以及主教制感到不满，希望更彻底地清除天主教的痕迹，使国教更接近加尔文派，因而得名清教。清教徒基本分成主张与国教分离的分离派清教徒和主张从内部改革国教会的公理派清教徒。清教自出现之日起就与国教展开斗争，一方面由于清教徒本身的理论在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国王们鉴于国内的局势不稳，因此对清教徒采取的政策都不是太严厉。一直到16世纪80年代，清教徒的斗争领域从开始时的礼仪领域转移到制度领域时，国王和国教会顿感威胁，于是政府对分离派清教徒的压制迫害升级，导致分离派清教徒移居荷兰，之后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又于1620年乘“五月花号”，漂越茫茫大西洋，到达今日的美国东北部普利茅斯，成为新英格兰的清教移民先驱。1626年英王查理一世继位后颁布的一系列禁令使得清教徒从内部纯洁教会的希望破灭，清教徒的生存到了最艰难的时期，导致了从1630开始一直到1640年的清教徒大移民。正是这些清教徒移民所持的信仰以及他们的实践给美国文化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壁毡上的主要图案”。[6]

（二）清教神学特点对实用主义价值观形成的作用

首先，清教理论对现世的肯定造就了积极投身于现世生活的清教徒。清教思想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认为上帝的意志是所有一切的源泉。上帝是和谐的创造者，永远是善的。因此，他的各种作品必然也是善的。人们就不应该像中世纪的人们那样逃避现世，而是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充分发挥其价值，以此来荣耀上帝。此外，清教徒相信现世是信徒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完成得救的重要场所。因此，清教徒们异常努力地投入现世生活中，把现世变成修道院、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侍奉上帝、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努力做到最好，做上帝所悦纳的行为。只有这样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才为后来的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观念扫清了道路。

其次，清教理论对实践的重视导致了孜孜以求事功的清教徒。清教徒所秉承的加尔文教派神学理论本身就比较注重实践。清教预定论认为，全能的上帝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谁为选民、谁为弃民，谁也无从得知上帝的安排。在这一点上，人完全是无能的。但在实践上，他又把人的命运交还给人自己。加尔文认为，判断人得救与否的标准在于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行为，即是否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天职，是否在生活中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清教理论认为，天职是上帝赐福于选民的，表明受拣选的印证。清教徒只能勇敢地开拓进取，在探索中寻求人生之路，以自己在尘世成功、以生活圣化来确认上帝对自己的恩宠，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清教徒的话来说就是上帝帮助自助者，获得世俗的成功与上帝的保佑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因此清教徒一踏上美洲的荒野，便抛弃了在英国国内的教义纷争，纷纷投入实践中，以兢兢业业对待天职的态度，开辟了与他们抛弃的堕落的大陆不一样的新天地。

最后，清教理论对待《圣经》的态度导致了务实的清教徒。在清教徒的观念中，《圣经》是解释上帝意旨的唯一权威，是信仰与宗教生活的唯一准则，是一系列必须遵循的先例。他们来到北美旷野，就是《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故事的重演。“他们的船只，就像诺亚的方舟，将泊在新世界。对那些将把自己看成上帝的新以色列人的人来说，大西洋就是红海。”[7]对《圣经》的确信，使得他们避开了对教义的过度追求，这种思想也让他们养成一种务实的态度。因此，清教徒在北美的大地上，热衷于详细讨论经验和理论的实用性，而不是煞费苦心地为了“真理”而阐述“真理”。

（三）清教徒的生活实践强化了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在北美大陆的荒野中，事情必须有可行性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清教徒并不怎么注重神学理论，而更关心理论的实际应用。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尔曼(ErnestG.Bormann)就把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理想化为“上帝的选民”，同时又注重事功，以“观念和目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作为成功的判断标难。[8]或者也可以把他们称为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1.宗教的实用性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焦点

在清教徒为主导的新英格兰，宗教的实用性是人们文化生活中关注的焦点。在书籍的阅览和流通方面，清教徒们极为关注其中的宗教意义。在当时的商业中心——波士顿的书籍市场充斥着“宗教的和教诲性的书籍”。学校教育则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实用主义的色彩，那时的人认为，读书识字主要是为了能以自己的眼睛去领悟上帝的教诲，孩童从所学的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开始接受清教教义。在新英格兰孩童从识字课本学到的第一个字母“A：InAdam''''sFall,WeSinnedall”（由于亚当的堕落，我们大家都有罪），到以后各级的学校教育中，这种宗教目的无所不在。

2.清教徒对理论运用的关注胜于抽象的神学争论

在开拓新英格兰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清教徒与欧洲那些学术研究中心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相隔遥远，另一方面他们身处荒原，每天面对的是严寒和未知的危险，使得他们根本无暇顾及理论的细枝末节。在这里，清教徒对教义的关注远不如他们对行动的关注。在清教徒眼里，重要的是实际起作用的体制，具体的好的行动，而不是神学理论上的无谓的争论，不是理论上所谓的真理。“在新英格兰清教的鼎盛时期，所有重大的争论主题都不是神学方面的。”[9]6对于他们来说，所需要的并不是技术上认证的“真理”而是在实践上有用的真理。在实践中，如果真理与实践不符，要改变的不是实践而是真理。为此，清教徒们顺应时代变化，一次又一次地对其理论作出修改，才使清教在殖民地延续一个多世纪，使其影响能够源远流长至今。清教徒们不会为了模糊的真理而错失好的行动，在他们看来行动本身远重于行动的原因。这种思想“不是少数伟大的美国思想家的体系，而是普通美国人的一种思想状态”[9]171。这种务实的思想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号称美国第一个实用主义者、清教徒——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身上，他“体现了殖民地的文明生活、实用主义思想和勤勉的个人美德”[10]。他从清教的教诲中总结出了著名的勤奋、诚实、正直等十三个美德，身体力行这些美德，并规劝别人实践这些美德。对于他来说，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勤奋、节俭有用，因为能够带来财富，所以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美德。清教徒对实用性的追求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化成了实用主义的有用即真理的标准。

3.请教牧师追求实际效果的布道程序，强化了人们对实用性的重视

清教牧师在其布道中使用的风格甚为淳朴，更强调教导和教义的实际效果，而不仅仅是阐述理论。佩里•米勒发现，新英格兰牧师在布道时“布道文从引用圣经经文，并尽可能简单地开始”[11]332，然后，“布道文在简单、平铺直叙的句子中引出经文中包含的教义”[11]332-333，接着，布道者就对每一个论点提供理由或证据，一个接一个地论证，直到陈述完最后一个理由或证据，最后，布道者开始列举该论点的实际用途。清教徒牧师约翰•普雷斯通认为神学的目的就是行动，他认为，在他的布道中如果他过多地沉于教义部分的话就要道歉了。牧师托马斯•胡克不喜欢抽象的讨论：“当我们争论该做什么时，我们已经浪费了很长的时间，没能去做应该做的，想做的事。”[11]48在清教牧师的眼里，繁复的布道，花哨的修饰就像衣服的“裁剪和花边”，对于处于万物待兴的荒野中的人们来说“他们只要能提供御寒的棉衣就可以了”[9]13。这样，新英格兰的牧师巧妙地以宗教仪式的形式，把神学运用到山巅之城的建设、运用到人们极为关切的日常生活中去。而牧师的这种风格也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认可、并接受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清教主义的这种对实践和实用性的重视为清教徒本杰明•富兰克林继承并丰富，在日后的岁月中汇合了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内容不断丰富，使得“美国人普遍形成了独立、自由、机会均等、竞争、务实、实干、效用至上等思想观念，并且形成与之相联系的不迷信权威，不困守抽象原则和书本知识，不拘泥于旧传统习俗，崇尚科学，富于创新进取的精神，这些就构成了美国精神”[12]。强调行动和效果的实用主义正是对这些思想观念进行哲学概括的结果。

三、结语

美国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经过代代相传，逐渐内化为美国性格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精神的重要特点。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殖民时期的主要宗教流派——清教以及清教徒重视实践、追求事功的做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进而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柏元海.实事求是与詹姆士实用主义比较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52.

[2]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6.

[3]王守昌,苏玉昆.现代美国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7-38.

[4]H-S•康马杰.美国精神[M].南木,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42.

[5]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0.

[6]查尔斯•博哲斯.美国思想渊源：西方思想与美国观念的形成[M].符鸿令，朱光骊，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54.

[7]JAMESGMOSELEY.JohnWinthrop''''sworld:historyasastory;thestoryashistory[M].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2:42.

[8]崔达.清教主义与美国外交传统[D/OL].[2007-10-01].202.119.210.2/kns50/detail.aspx?QueryID=32&CurRec=5.

[9]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10]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M].贾秀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2.

实用主义美学范文

一、早期创造社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新月派所倡导的新诗格律运动和其他文学社团对纯真纯美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唯美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足迹

对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的全面介绍和借鉴主要在二三十年代,其代表可推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作为对封建的“载道”文学观的反拨,前期创造社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功利等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唯美主义的衍生和转化。他首先批评了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1]

他进而提出文学的无目的论,“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如春日之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2]此外,郭沫若还有其他唯美的观点偶尔一现,“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何况不是毒草。”[3]赞美毒草的美艳,这可谓绝对的对艺术美的追求。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郭沫若在否定艺术的目的和功利时,其语言之明确、语气之肯定都与西方唯美主义者非常相似。

创造社其他成员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人的观点虽然比郭沫若缓和得多,但他们的唯美主义倾向也非常明显。郁达夫认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4]

成仿吾则主张:“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5]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自由创造,抒发内心的情感,不计功利,这便是早期创造社理论的核心。创造社在倡导以情感为核心的本体论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着忽视文学形式的局限。纠正创造社创作上这种偏颇倾向的,是20年代中期成立的新月社。梁实秋曾撰文介绍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并表示,“艺术——尤其是文学——实在是超越善恶性而存在的。艺术没有善恶,只有美丑,……我以为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鹄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6]

闻一多在《戏剧的歧途》中宣称自己相信“纯艺术主义”,并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三美”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得匀称和句的均齐)”[7]简单地说,新月派诗人强调的是艺术美。这种由情感向形式的“转折”,是文学对其本体地位与内部构成逐步思考与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真正确立,也提高了中国新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审美品格。

客观地说,大多数新月派诗人在艺术超功利的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王尔德艺术独立于时代和艺术不关注事实的绝对化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只是文艺与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疏离。换句话说,新月派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修正的或者改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新月派诗人的唯美追求似乎只是诉诸于诗歌形式美的雕琢,而较少涉及唯美主义对于内容的限制和约束。由于新月派诗人自信诗是一种艺术,他们更强调艺术的形式,并将其提高到艺术的本体论高度来看待。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唯美主义思潮进入了它的鼎盛期。浅草社成员希望在文学创作中摄取唯美主义等异域的营养,认为“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尼采(F.W.Nietzsche),波德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w)们所安排的”。[8]必须指出的是,浅草社成员在摄取异域营养时是做出了一些取舍的,他们吸收了唯美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着力于形式美的追求,但他们同时也舍弃了唯美主义“艺术超功利”和“艺术不表现真实”的思想。因为他们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8]

弥洒社成员坚持“无目的”的艺术观,把《弥洒》规定为“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只发表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9]他们所强调的是“舍文艺外,可以说在没有别的东西了”[9]的主张,与王尔德“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其他东西”的观点是相似的。

京派文人更多地吸纳了西方唯美主义者纪德、法朗士重视精神美的思想,又融入中国道家的“自然”、“虚静”和佛教的“境界说”,追求一种自由、超脱、闲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海派文人则主要包括狮吼社、绿社等社团的作家。狮吼社成员的唯美主义观点是较为彻底的,“我们决不承认艺术可以被别的东西来利用”,“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以真正的艺术”,“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10]海派文人更多地与法国唯美主义者戈蒂耶的思想相一致,重视感官享受,追求人生欢乐,是他们创作中呈现的共同趋向。

进入40年代,中国文坛虽然出现了以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新浪漫派和九叶诗派等具有一定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力量,但在暴风骤雨的大时代背景映衬和声势浩荡的现实主义大潮的挤压下,结合着文学创作而推举文学审美论的唯美主义思潮已渐趋退隐,朱光潜、宗白华、梁宗岱等一些美学家则以唯美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文学审美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开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在现代中国已经被语境化的唯美主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理论之共鸣于唯美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基本诗学观念的接受上;而在美与自然这两个支柱性概念的理解上,二者是有差距的

从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被引入中国,经历了思想观念的接受、文学创作批评上的提倡和应用、理论形态的建构,到朱光潜已基本形成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学审美理论。总体上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学审美理论虽也深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在强调文学自律,处理文学的有用与无用、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并不那么极端”。[11]

我们认为,这既是对西方唯美主义文艺观念的“误读”,又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新文学的发展需要出发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悟读”。这种“误读”和“悟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爱”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情感,在中西唯美主义者这里却是有不同的指向,这种不同也就显示了两者个性精神和美的表现形态的差异。沈泽民在评价王尔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王尔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人格中贯彻着个人主义的液汁,但是他的行为却上了迷路了……他的为人毕竟不是能使我们同情的,因为他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一件事可以动他的爱心,他的热情是为一己的,他的艺术是为一己的,那怕他的恋爱也是为他的一己的,他抱了游戏的态度,换尽了他的一生,但是于我们又有什么贡献啊。”[12]

沈泽民对王尔德个人主义的批评,表现了中国现代文艺家从个性主义精神延伸出的爱之意与西方唯美主义者并不相同。因为他们的爱要比王尔德广泛得多,他们要爱整个民族与整个社会。因此他们接受唯美主义的思想时大部分都在有意的误读中发生了变异,把美与救世救国联系在一起,极力强调美的社会功用,而不似王尔德那样主要地把美作为一己的享乐。

其次,由于中西唯美主义者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不同,美的内含也就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唯美主义者王尔德那里灵肉一致作为生命之美的极致,往往是要发生冲突的,但这种灵肉冲突主要的是在生命内部产生的。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艺家来说,生命内部灵与肉的冲突却转化为外在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丑恶与人生之美的冲突,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艺家对于美的追求本来就包含有极少的肉体内容,主要是社会化的精神之美,这种冲突在五四时期并不完美的现实生活中也就必然地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现实之丑与理想之美的冲突。

再次,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二者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唯美主义那里,艺术不该模仿自然。王尔德认为,假如自然对于艺术是有效用的,其效用也只是限于做艺术的原料。中国唯美主义者在重视生命美的同时,也并不偏废自然美,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美的热切关注与推崇。在中国艺术家看来,回到自然与回到人性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物与我的界线消失了,人们才能进入一种纯粹精神美的境界,“这种重视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既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子,更有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味。”[13]

西方文学中有重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唯美主义更将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观推至一个极端。相反,中国文学传统中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两相融合。这种观念不仅追求艺术形式的和谐,而且在情感上也崇尚自然与恬淡。不用说像重精神享受的新月社、京派文人能在与自然的接触中领悟到一种美的闪现;就是像创造社郁达夫等被世人看成颓废色彩很浓的作家,一旦意识到悲愤之情奔涌到难以自控的境地时,也往往会借助于自然来调控。这样,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就没有陷入西方唯美主义者那样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和精神上的虚无之境,“他们至多不过是一群艺术上的感伤主义者,而不是颓废主义者。”[14]

三、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影响的多向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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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尽出哲学家

坐落在历史名城波士顿附近美丽的麻省剑桥市的美国哈佛大学不仅有培养了多名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培养了众多商业领袖的商学院，还有培养了大量重要哲学家的哲学系。哈佛哲学系历来被看作是美国哲学的缩影：她曾拥有皮尔士（1839—1914）、詹姆斯（1842—1910）这样的美国哲学象征，还曾拥有刘易斯（1883—1964）、怀特海（1861—1941）、蒯因（1908—2000）这样的美国哲学领袖人物；现在还有罗尔斯（1921—）、普特南（1926—）这样的世界级的哲学家。哈佛哲学的变迁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弗朗西斯·鲍温（1811—1889）为代表的19世纪的实在论；以爱默生（1803—1882）为代表的先验论思潮，哈佛大学建立的美国第一所哲学大楼，就特意命名为“爱默生楼”；以阿萨·格雷（1810—1888）和约翰·菲斯克（1842—1901）为代表的进化论哲学；以霍金（1873—1966）为代表的人格主义；以培里（1876—1957）为代表的新实在论；以桑塔亚那（1863—1952）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布里奇曼（1882—1961）为代表的操作主义；以怀尔德（1902—1972）为代表的美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蒂利希（1886—1965）为代表的美国基督教神学；以诺齐克（1938—2002）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等等。

历史地说，20世纪的美国哲学几乎是由哈佛大学统领天下：在学风传承上，早期的刘易斯、中期的蒯因、晚期的普特南等重要哲学家都在哈佛哲学系任教；在思想传统上，哈佛大学哲学系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摇篮，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詹姆斯等人都是哈佛的骄傲：皮尔士不仅出生于哈佛所在地的麻省剑桥市，毕业于哈佛，而且他形成主要思想也是在哈佛完成的；同样，詹姆士毕业和任教于哈佛，他的《实用主义》正是在哈佛期间完成的。其家族在哈佛拥有房产，如今已捐赠给哈佛大学，成为“教员俱乐部”，校园里的最高建筑也被命名为“詹姆斯楼”；在20世纪统领美国哲学的分析哲学重镇也非哈佛莫属，刘易斯、蒯因、普特南等大牌哲学家都是分析哲学在美国的重要代表；同时，美国的生命哲学、过程哲学等也都发起于哈佛。

哈佛开创了实用主义哲学

作为研究美国哲学多年的学者，我有幸于2002年2月访问哈佛哲学系，亲耳聆听了普特南的教诲，拜会了许多当今重要的哈佛哲学家，见识了哈佛哲学系的教学，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哈佛浓厚的哲学氛围。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哈佛哲学系至今仍然保持着由皮尔士、詹姆士开创的实用主义精神。单从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关于实践理性的课程占有很大的比例，有关伦理学和道德理论的内容一直是哲学系课程的核心：在我访问的春季学期中，有斯坎龙教授的“道德与行为”、白瑞教授的“理性与道德”、默润教授的“自由与存在”以及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帕菲特的“实践推理与伦理学”等，此外，还有哲学系主任科斯佳教授的“近代道德哲学史”。这些课程集中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行为的理性基础与动机的关系；它们对于道德要求、道德评价以及道德责任等性质的意义；关于相信、关心、行为、合理性、规范性的理由；关于道德行为的自然主义、非认知主义和非归纳的实在论等。这些问题共同反映了哈佛哲学家们对实践理性的重视，对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道德行为和规范性原则的强烈关注。这正是自皮尔士以来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哲学家诺齐克曾在1982年和1983年开设了这样一门课程———“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对诸如友谊、爱情、知识理解、性愉悦、成就、冒险、玩乐、奢侈、名誉、权利、启迪以及冰淇淋等被认为是最美好的事物的性质和价值做了探索，试图从中得到一个关于价值的普遍理论。他在去年冬季学期中还开设了关于“俄国革命”的课程，讨论对俄国革命的研究中涉及到的历史解释、证据问题、因果性、偶然性、客观性以及历史叙述等问题。他原本还要在今年春季学期继续这门课程，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哲学观念。这样的课程反映了哈佛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浓厚兴趣。

在思想继承上，哈佛哲学家们的思想处处体现了与实用主义的血缘关系。不说远的刘易斯的“概念的实用主义”或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思想，就说如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的普特南，他的思想无不带有实用主义的明显标志：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入哈佛时，他就开始接受蒯因的思想和卡维尔所阐述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把语言看作是社会共同体参与使用的工具，接受了实用主义关于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以及所有的认知都预设了价值等观念；到了70年代，他愈发重视社会、历史、文化、价值等人文因素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地位，愈发倾向于实用主义谈论问题的立足点，这就是要以当事人的身份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世界和观察人类自己；80年代，他开始重读詹姆士和杜威的著作，提出了“内在的实在论”思想；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在哈佛开设了一系列课程———“威廉·詹姆士的哲学”、“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等，发表了《重建哲学》（1992）、《词与生活》（1994）、《实用主义》（1995）等著作，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称作“实用主义实在论”。这些都表明，普特南已经成为哈佛园这个实用主义重镇的象征：因为在60—70年代出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中，径自宣称分析哲学已走入死胡同而公开皈依实用主义者，只有普特南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