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保存

一、保存、保护和传承

民间音乐保护的基本模式就是收集、整理、研究、传承，它们常常由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人员来完成。在保护和传承方面，涉及到歌种、乐种、剧种、曲种，以及各级传承人，具有不同的难度。在保护的同时，传承也十分重要，从总体看，传承可以分为较专业的传承和普及型的传承。按照目前中国式的传承方式，一种就是相对传统化、较原始式的表演，另外一种就是新创作式的表演，即旧瓶装新酒，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很普遍，这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传承的一种标志性形式。近几年，在许多地区，利用中小学校进行一些普及型的传承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运用，即让学生表演传统的音乐，但常常已有大量的改变，因而也只是一种局部的、片段式、形式化的传承。非遗”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在今天已十分艰难，历史上的家族式、师徒式的传承方式已逐渐消失。人们常常将保护与传承一起陈述，事实上这二者之间在具体操作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必须区别对待。

如果说保护就是将非遗”材料收集、整理、出版的话，那么传承的问题则要困难许多，目前在许多地区都面临这样境遇。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定要传承？今天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已天壤之别，客观上有许多非遗”项目很难传承；即使一些今天看来似乎还能传承的项目其实很快就会中断，这也符合这些文化遗产的自身生存规律。而目前大量的伪传承、假传承，事实上是走向了传承的反面。

二、保护和研究层面

目前主要的非遗”活体的保护力量主要是文化机构和基层文化干部，而且后者是保护的主体力量，是具体的工作者。但客观地说，其中的一部分是流于形式，只是应付前者下达的任务。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较多，首先在许多地区，非遗”的内容和项目并未得到理解和尊重，缺少具备基础知识专业的人员，基层文化干部的编制性质、经济待遇、专业知识均有多种问题，另外行政结构的多层次使保护经费的大量流失，导致经济杠杆缺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非遗”的第一级保护，使得基层的具体保护不能真正落实，举步维艰。

当非遗”成为某种项目或课题时，相应的研究也会开展，研究者有文化干部，也有高校教师，特别是后者，他们是目前非遗”研究的主体力量。但由于非遗”研究其实是一份专业性十分突出的工作，因此研究质量难以保证。目前的理论研究者较多，但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研究者与最基层的文化干部之间缺少联系，与非遗”缺乏应有的情感沟通和联系，即使是采风也是走马观花式，只是将非遗”作为科研的项目，而不能真正体验非遗”生存的历史感、空间感，因此难以真正接近非遗”，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它们；另外研究者自身缺少必要的学科训练，只是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音乐材料的基本分析、传承人的口述采访等等的综合，结论所面对的非遗项目。这样的研究方式目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非遗”的保护方式之一是活体保护，也就是传承人的保护；目前传承人根据非遗”项目的性质、成就，以及专业水平而划分为部级、省级和市级。客观的说，目前现存的传承人基本上还曾经得到过真正非遗”传统的传授，也就是得到过真传的，以后将很难再有这样的传承人。针对目前各种观点和情况，对各级传承人进行音像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是最合理的选择，这与发展和传承的任何观点也不冲突。但这样的音像资料收集应该由一个相对专业和规范的机构部门来完成，审核的程序很重要，所以设立完善的制度十分必要。

三、研究性保护

在音乐类非遗”的保护形式中，研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针对民间音乐的多元组成，研究者们一般关注音乐遗产中的基本理论、民歌歌种（准歌种）、器乐乐种（准乐种）、戏曲剧种、说唱曲艺曲种、宗教祭祀类的仪式音乐，另外还有相当的研究则关注与这些民间音乐相关的民俗、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研究方法方面，一种是以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手法为主，即重视非遗”的音乐形态的研究认识，一种则是以民族音乐学的方式进行，即重视非遗”中的音乐对象与文化、历史、民俗、仪式等元素的关系。二种研究方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目前音乐类非遗”研究范围在涉及面较宽的局面下带有某些不平衡：一是民族范围不均衡，即汉族地区居多，少数民族的研究少，原因是少数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困难、方言复杂、研究者科研经费少、时间缺少、研究周期长、少数民族地区科研力量缺少等；二是地域不均衡，平原地区多，山区少；三是体裁不均衡，声乐形式多，器乐体裁少；特别是关注民歌类的多，戏曲说唱类的少；四是具体音乐形态关注少，关心民俗的多；五是关注目前生存状态的多，对其历史功能认识的少；等等。目前的研究成果包括：专门著作、各级课题论文、研究生及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等形式。

目前学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音乐类非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级文化部门定期举办的非遗”新项目评选、新传承人评选，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艺术研究学会、高校等学会部门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与许多研讨会一样，这样的会议常常是将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小范围的交流，但事实上很难交流，发言者一般是自说自话，与会者也很少了解其他的非遗”项目，所以一般只能起到信息互通。所以现在常常设定会议的主题，从而使得每一个问题的认识得以交流、上升，以获得一定的结论。

目前的非遗”研究中间，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对音乐的研究少，特别是对具体音乐形态的研究更少，这个现象的发生有多重原因：一是基本的音乐训练不合格，不能记谱，不能分析既有的音乐材料；二是过分强调文化、历史、民俗，事实上离开音乐本体去谈及文化本身就存在较多的疑点；三是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面临的实际困难，而一味简单地强调保护、传承；这样的结果往往并不能为非遗”贡献任何作用。以上所陈述的现象其实也是研究者所存在的困难。针对这样的现状，对研究者的培养机制有待形成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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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

参考文献：

人类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护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78-02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特定的专业术语逐渐进入国内学术界视野。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中明显存在盲目性、机械性、片面性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进一步对国内诸多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为其探寻出路。

一、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cultural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又被译为“无形文化遗产”，就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它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集体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大众或民间文化。它们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关于“非遗”的内涵，国内学者白云驹做了广义和狭义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广义的“非遗”除特定的口头文化外，还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文化。而狭义“非遗”则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希望予以保护的文化范畴。张春丽和李星明将“非遗”的内涵界定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非物质形态”的“非遗”，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物质形态”的“非遗”，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器具、工艺品等；文化场所（或文化空间）全面总结了“非遗”的研究领域与保护范围。而刘玉清在列举了“非遗”的各个具体实例后，认为“非遗”应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文化，以民俗形式出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意义和功能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非遗”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概念和内涵不是很清晰，这不利于我们对“非遗”制定相关的具体保护措施，所以对“非遗”的特征、价值及功能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理解“非遗”。

王宁对保护“非遗”的难易度方面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他总结出：高度的个性化、浓缩的民族性、传承的经验性这三个特点。贺学君沿“生命”本性深入考察，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生态性是他归纳出的特征，他强调，“非遗”只要还继续存在，就是生动鲜活的，“有灵魂的”是“非遗”的本质表现。而费安玲从法律性质将“非遗”的特征理解为：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利益性和传承性。

“非遗”的价值、意义及功能方面，同志在全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优良传统与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

而韩基灿则从历史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谐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八个方面研究“非遗”的价值，并将其意义总结为四个“有利于”。刘魁立从人类视角出发，认为“非遗”具有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等重要功能与价值；而从旅游者角度出发，“非遗”可以承担认知历史、认知世界、认知特色文化的需求。朱祥贵认为，“非遗”的价值不止是工具性价值，应该在保护深层次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使人作为传承主体承担对“非遗”相应的生态义务和责任。

三、国内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国内学者对于“非遗”的发展现状有持乐观态度的，同样也有否定批判的。

刘魁立在以分析的态度对待“非遗”时表示，提高全民珍视和关怀“非遗”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张晓雁则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存消极态度，她认为由于传承、利用措施不落实，以及人们对“非遗”的忽视，我国“非遗”名存实亡。乔晓光也认为，我国“非遗”现状不容乐观，尽管文化遗产比较丰富，但也消失较快。其原因是整个社会对“非遗”的认识不够，缺乏智能资源、法规措施和抢救保护资金，并且传承渠道不畅，民俗流变冲击大。

而李春霞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做出的成绩，又指出了“非遗”的发展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1）对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够；（2）非遗保护人才青黄不接，研究民族文化的人才短缺；（3）过度的建设和“保护”开发行为，对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4）许多地方与企业表面上热衷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旅游开发之实，而以保护“非遗”为名。

时吉光和喻学才从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角度出发，认为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将“非遗”转化为物质化的东西，纳入旅游吸引物的行列，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做到实处，也是国内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

（二）我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理解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不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

1.保护主体

保护主体在有效、有序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占有不可缺的重要作用。王文章对保护主体的界定是指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保护任务，但是工作目标却是一致的，只有各级保护主体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工作才能顺利开展，王文章认为的保护主体主要有以下三个：国际组织、国家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当中则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商界、新闻媒体是保护主体，书中认为保护主体是由政府主导，他们处于传承圈之外，虽与传承无直接关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

与王文章不同的是，苑、顾二人将商界和新闻媒体也归为保护主体的范围，尤其是对商界的肯定，会牵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前景。

2.传承主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建立“人类活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中提出：实际上，创造行为是没有物质形式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间断，“人”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

所谓传承主体，王文章认为，是指民间文化艺术的优秀传承人，即掌握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技术，并且具有最高水准的个人与群体。他同时认为，保护“非遗”就是要保护好传承主体，他分别从传承主体、政府、领导干部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保护好传承主体。

陈映婕、张虎生在《完善之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中提出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的传承主体有差异也有共性，并以民间类文学传承人为例阐述了传承问题正是现在“非遗”保护的瓶颈与难题所在。现已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认定传承人，并规定了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将其不断细化深化。

（三）我国学界对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法概述

面对我国“非遗”消失和濒危的现状，2003年党中央要求文化部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保护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在对于如何保护的措施上，我国学界的观点难以一致，就以王文章为例，他提出七点，其中，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是立法保护，只有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序进行。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基本物质保障，应不断加大财政收入，加强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此外，还应将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

与之相对应的是苑利、顾军的观点，他们认为保护方法也有七点：（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2）开展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登记制度；（4）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5）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6）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制度；（7）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据库。同时，林秋朔以昆曲的保护为例，指出要积极推进民间“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适当鼓励以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产业开发。

四、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途径理论概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纯保护很难实现，单纯保护不但会缺乏资金支持，客观上也很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展现。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要引入商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明确指出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商业化经营，二是产业化开发。二者并不相同，“商业化经营”指的是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作为商品而进行的商业化营销；而所谓的“产业化开发”，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现代化技术和企业化管理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规模化生产或整体性开发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能否进入市场，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作者认为决定于该遗产原有的生存方式。至于产业化开发，作者并不反对商业社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元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的产业化开发，例如将民间传说改编成电影。作者表明保护与开发必须要“分别实施”和“同时并举”，只有这样，才可为今后的产业化开发创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