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医疗保障制度范文

关键词：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完善

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深入推进，我国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了很明显的进步，但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现行的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还存在着许多弊端，有许多不足之处，也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中看到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得到了一些启示，我们就要认清和正视自己的不足，学习借鉴他人的优点，取长补短进行改革，不断完善我军的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使其更加完善，更加合理，更好的为保障现役军人医疗卫生权益做出贡献。

一、进一步完善军队医疗保障的相关立法

根据我军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方面立法的现状，结合对目前存在的弊端分析以及借鉴他国经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军队医疗保障制度方面的立法。

（一）提高法律位阶，统一立法形式

首先要有一部类似于《军人医疗保障法》这样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位阶较高的法律作为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法律的根基，将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相关的规定和政策进行梳理整合并加以完善，使得之前位阶低，内容分散、不协调，形式不一的政策性文件或者草案集中统一，互相协调，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针对性。

（二）立足强军目标完善立法内容

立足强军目标，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相关立法，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用法律法规来指导强军改革的顺利进行，切实保障好现役军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军人身体健康，提高军队战斗力，为实现强军目标助力。

1.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军队医疗保障范围

根据我国军队医疗工作的特殊性以及目前发展的需要，从法律制度上对保障对象、保障病种以及保障经费等方面，全面明确规定出军队医疗保障的范围，做到界限清晰，范围明确合理。

2.从制度上规范疾病就诊、经费报销等流程

对基本医疗项目、特殊及重大疾病的医疗就诊流程及经费报销流程等制度进行完善，明确患者到本单位医疗机构，军队其他医疗机构以及地方医疗机构就医时的诊疗、转院等流程，规范患者个人或者医院对医疗经费的审计报销流程。

3.从制度上加强医疗资源的保障管理

通过立法对药品，器材等医疗资源进行合理的分类，并制定规范的使用流程。按照医疗机构的等级对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确保各级医院的资源能够足量供应并且不造成浪费。加强对医务人员的管理，从招聘、培训、晋升、考核、岗位轮换等各方面进行明确规定，做到公平合理，提高保障效率和质量。

二、探索军队医疗保障平战结合运行机制

平战结合，就是将平时军队医疗保障与战时需求相结合，探索更有利于打仗的医疗保障机制和发展道路.一直以来，平战结合都是我军建军的基本原则，对提高我军医疗保障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我军始终将平战结合作为军队医院研究与实践的重点。

（一）注重平战结合的必要性

目前来看，我军的医疗保障还存在许多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疗保障机动能力差，野战卫生装备落后，军队医院市场化不利于战时的准备等，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我军医疗保障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利用全国的力量，引进地方人才和技术，实行“平战结合”，注重在平时的训练中为完成战时任务做好准备，有效地将军事资源与民用资源整合到一起，提高军队医疗保障水平，取得军队医疗保障效果和地方经济效益的双赢。

（二）新形势下建立平战结合运行机制的设想

1.进行应急作战军事行动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建立固定的医护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和医生的约束监管机制，提高军医医疗水平。首先军队医疗部门应建立定期的医护人员培训机制，将不同级别医护人员送到相应的医学院校进行理论培训，再定期将他们送到先进的地方或军事医院进行临床培训；并定期组织考核，对不符合要求，不适合继续担任军队医护人员的，应坚决予以淘汰，提高军队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

2.从制度设计上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医疗保障能力

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从制度上设计一套长期稳定，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从平时的训练和日常管理中提高医务人员应对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并通过军事演习保障、医疗保障比武以及重大自然灾害救援、流行性疾病预防等重大任务锻炼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战时保障能力。

3.积极探索军队医院医疗保障平战结合运行机制

探索合理的军队医院平战结合运行机制，主要是平时外科与战伤救治的结合、平时门诊医疗与战时急救的结合、平时医院医疗器械与战时野外器械的结合，平时院内生活保障与野战机动条件下生活保障的结合。在平时社会医疗救护中，着眼战场，注重完善战场急救和后送技术，在社会上建立起由交通事故急救站、医疗急救中心和绿色生命通道等组成的军民一体救护网络。

三、完善现役军人大病医保制度

通过上述对我军医疗保障制度的分析研究，总结改革的经验，同时学习借鉴了外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我军的现役军人医疗保障也应采取大病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障模式。这种保障模式既不仅可以帮助现役军人患者承担巨额的医药费，还有利于增强患者的医疗费用意识，节约资源。

（一）“大病”的界定

单从理论上看，“大病”的界定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医学的角度，另一个是经济学的角度。前者主要是从疾病的种类、性质和病况的严重程度等来界定。例如：癌症、器官移植、血液透析、骨髓移植等等。后者主要是按患者花费的医疗费的数额来界定大病的范畴，即不管是何种病、严不严重，只要必须花费的医疗费用超过一定的标准，就将其视为大病。

（二）大病统筹待遇水平的确定

根据现役军人医疗保障制度对大病的界定，应首先由相关负责部门拟定《大病医疗病种目录》。现役军人患《大病医疗病种目录》中所列疾病花费的医疗费用，应该获得大病医疗的保障最低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是现役军人大病医疗统筹保障制度首先要确定的两个边界。低于起付标准的医疗费用，不儆诖蟛吵锏某械7段В由个人支付；而对达到最低起付标准的医疗费用，个人承担一部分，大部分由统筹基金支付。至于起付标准和最高限额，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多次的调研、推理、反复验证，制定出合理的，既能保障军人权益，又能最大限度节约资源的起付标准和最高限额。这样既有利于增强现役军人的节约意识，遏制浪费现象，又可以保证绝大多数大病患者能够获得大病统筹的帮助，提高统筹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大病统筹医疗费用的结算

医疗费用的结算采用大病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对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由个人支付，而对起付标准以上且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个人承担一部分，大部分由统筹基金支付。超出最高限额的部分要由现役军人自己承担或者其他特殊方式来承担。

大病医疗费用的结算周期应该为一个年度。承担大病统筹医疗的军队医院每个结算周期按照规定填报大病医疗保障金申请表，并附患者医疗费用开支的详细单据证明，上报鉴定机构审查后，报财务系统审批。经费按照平常的财务供应渠道划拨，由后勤财务部门或者相关负责部门进行结算。

【参考文献】

[1]秦金瑞.关于完善军人医疗保险制度的构想[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8-20.

大病医疗保障制度范文篇2

已有研究中，国际文献大多采用社会保险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size）———社会保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社会保险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保障水平。国内文献通常将“社会保障水平”定义为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应地，将“医疗保障水平”定义为医疗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医疗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种定义有利于从宏观视角把握全社会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资源投入情况，从侧面体现社会医疗保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具有的份额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也有利于国际间的比较。但这种宏观层面的定义和理解过于粗略，最大的缺点是相对忽视了制度所指向的对象———人的影响，忽视了对微观个体受益程度的衡量。我国实行社会医疗保险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市场化改革以来造成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例如，新农合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其目标是“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目前，我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根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经济困难依然是阻碍居民利用医疗服务的重要原因。两周未就诊患者中，24.4%是因为经济困难；而应住院未住院者中70.3%是因为经济困难，住院病人中有36.8%自己要求出院，这其中又有35.3%是因为经济困难。因此，现阶段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主要目标应当是补偿疾病经济损失，降低居民的疾病经济负担，从根本上减轻甚至消除广大国民的疾病之忧。在社会医疗保险改革的新阶段，如果理论和实务界继续从宏观资源投入的传统视角来理解保障水平，而不能从微观个体受益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评估，不仅直接影响到保障水平的合理调整，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医疗保险改革的总体方向及制度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应有内涵

自诞生之初，社会医疗保险就以“人”为其作用对象并体现对人的风险保护。19世纪80年代，以社会共济为核心原则的社会医疗保险在德国产生，并很快在全球普及。自此，社会医疗保险被视为国家主办的事业，并作为一种化解健康风险和降低疾病经济负担的有效制度安排，在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聚集大多数人的资金建立起大规模保险基金，社会医疗保险得以对少数群体的疾病经济损失进行补偿，能够防止他们因疾病而陷入财务困境，尤其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免受疾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社会医疗保险对患者的损失补偿，实质上就是对参保人的一种财务保护（FinancialProtection）。社会医疗保险和卫生系统应当“确保人们在面临疾病、死亡时能够得到财务保护，或至少在医疗费用支出方面免于过大的财务风险”。这种财务保护机制，正是建立在医疗保险大数法则和风险分散原理的基础上的。由此可见，分散疾病风险，提供财务保护以抗衡疾病或意外伤害对个人和家庭造成的严重财务影响，正是社会医疗保险“保障”作用的核心意义所在。因此，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内涵，不应仅限于反映宏观资源投入量的大小或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份额，还应当着眼于微观个体，合理衡量个体受益程度。基于微观个体受益的视角，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是指这一制度为覆盖范围内群体提供保障的程度。换言之，保障水平是指疾病经济风险分散程度和提供的财务保护程度，即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患病群体的疾病经济负担，并防止个人和家庭因病陷入困境或导致灾难性后果。因为医疗服务的高度专业化和医疗保险机制中各方主体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影响保障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会医疗保险补偿环节存在“三大目录”限制。“三大目录”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参保人就医时消费的药品、享受的医疗服务和接受的医疗检查，只有在“三大目录”之内，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基金报销范围。这些因素反映社会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广度，即所提供保障的范围大小，可称之为“保障宽度”。其次，参保人在因病申请医疗保险基金补偿时，通常还要受到起付线、基金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这“三大政策变量”的限制，符合“三大目录”的医疗费用，在起付线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部分才能够按一定比例获得报销。这些因素反映现有保障宽度基础上，社会医疗保险对参保人医疗费用所能分担的比例高低，可称之为“保障深度”。保障宽度体现的是保障范围的广度，保障深度体现的是既定保障范围内保障程度的高低。离开保障宽度谈保障深度，或者脱离保障宽度的前提讨论保障深度，都是不完整的。二者的同时考量体现的就是保障水平。因此，保障宽度和保障深度是体现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两个维度。我国社会医疗保险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在保障宽度和保障深度上都有较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对控制医疗费用和基金风险有其必要性，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医疗保险在解决“看病贵”问题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评估指标

1.核心指标

目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关注，都集中在名义上的住院支付比例，即对于医疗保险规定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在起付线以上、封顶线（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共付段”部分由统筹基金补偿的比例。因为起付线以下、封顶线以上部分需要参保人自付，各地制度所规定的住院支付比例仅仅反映“共付段”的补偿比。自2009年新医改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保障水平作出的规定，也都是以名义上的住院支付比例为依据的。例如，《关于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2011〕8号）提出，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规定，“十二五”期间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75%、70%、70%。2012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时提出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到2015年，三项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这种名义上的住院补偿比例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保障水平，但并不能全面反映实际保障水平。同时，因为各地的制度通常针对不同年龄群体、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或不同段医疗费用规定不同水平的“共付段”补偿比例，很难直接确定一个补偿比例作为特定地区和制度的保障水平评估指标。因此，这种以名义住院支付比例为核心的评估指标显然是不完善的，容易导致对真实保障水平的忽视。保障水平的核心评估指标应反映参保人实际受到保障的程度，综合体现“三大目录”和“三大政策变量”（即保障宽度和保障深度）等全部限制性因素的影响。同时，对于特定地区的特定制度来说，保障水平的核心评估指标应当是唯一的，以满足可比性要求。考虑上述要求，评价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核心指标应当是“实际补偿比”，即就医者获得的基金补偿金额占其实际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之比。实际补偿比可以是“综合实际补偿比”，综合反映包括门诊和住院的总医疗费用的补偿程度；也可以是“住院实际补偿比”和“门诊实际补偿比”，分别反映住院和门诊的保障水平。这一指标能够综合体现保障宽度和保障深度两个主要方面，可以实现不同制度、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保障水平的横向比较，也适用于同一制度、地区或人群在不同时期保障水平的纵向比较。

2.衍生指标

仅仅运用实际补偿比衡量保障水平是不完整的。从财务保护的视角来看，保障水平的高低一方面体现在制度多大程度上降低了患病群体的疾病经济负担，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制度防止个人和家庭因病陷入贫困或导致灾难性后果方面。因为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群体而言，同样的基金补偿金额所体现的财务保护效果将会不一样，保障水平的评估指标还应当与个人或家庭的支付能力相联系。为此，在实际补偿比的基础上，笔者初步提出保障水平的四个衍生评估指标：医疗自费负担、自费负担降低程度、灾难性支出发生率及灾难性支出降低程度。医疗自费负担反映的是医疗自费支出(Out-of-pocketPayment,简称OOP)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及其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在实务中，“自费比例”（即病人自付金额占医疗费用总额之比）通常被视为反映医疗自费负担的代表性指标，但这一指标最大的问题是未能反映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负担能力差异。通常情况下，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人和家庭其医疗费用承受能力越高，从而能够承担较高的自费比例。为此，笔者将“医疗自费负担”定义为基金补偿之后医疗自费支出占个人或家庭收入的比重，包括门诊医疗费用和住院医疗费用的自费负担。灾难性支出发生率(CatastrophicPaymentHead－count)是指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个体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以家庭支付能力的40%作为灾难性支出的界定标准，当家庭医疗支出占家庭支付能力（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去食物支出）的比例超过40%，则这种支出被视为是灾难性的。值得强调的是，灾难性支出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额医疗费用，富裕家庭视为平常的支出，对于穷困家庭来说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一个富裕家庭的医疗自费支出即便超过家庭收入的25%，但仍然不会超过贫困线，另一些家庭则仅仅因为支出家庭收入1%的医疗费用，就可能会超过贫困线。为进一步衡量社会医疗保险的财务保护作用，还可利用“反事实分析”法(CounterfactualAnalysis)，引入“自费负担降低程度”和“灾难性支出降低程度”两大指标。如果将参保人因医疗费用支出而得到基金补偿视为“事实”，将基金补偿前的情形（即假定没有医疗保险）视为“反事实”，再对“事实”和“反事实”两种情形下的相应指标进行分析对比，就可用来评估社会医疗保险所提供的保障程度。运用“反事实分析”原理，“自费负担降低程度”即（假定）未获基金补偿时的自费负担与（实际）获得基金补偿之后的自费负担之差；“灾难性支出降低程度”是假定参保人未参加医疗保险（因而不能因病获得基金补偿）时的灾难性支出发生率，与真实情况下———即参保人已经获得基金补偿后的灾难性支出发生率之差。上述四个衍生指标，含义直观，计算简便，可操作性强，且能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可比性要求。特别重要的是，各指标可以直接利用目前各地社会医疗保险数据库的相关变量测算得出，因而对于实务部门进行医疗保险待遇调整和保障水平监控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

四、结语

大病医疗保障制度范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是结合国情，将要在农村长期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从权利的角度看，尊重和保障参合农民的基本权利（生命健康权）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法理的逻辑渊源和道德支撑。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权利和法律基础

享受医疗保障是广大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既为社会之一员，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人权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人权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

生命健康权是与身俱来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格权，不可以变更、转让、放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人的生命具有最高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而健康则维持着人的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拥有生命和健康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享有和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因此，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发展必要的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也是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我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上述规定为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宪法基础和立法依据，也是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宪法基础。同时，国家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制度，以切实保护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给予支持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和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和组织实施等。此外，有关部门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等问题专门发文，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二）影响生命健康权实现的关联因素

虽然生命健康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是人权保障的第一要义，但在现实中，农民在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阻却因素表现为：

1.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民医疗保障权利不平等。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生命健康权。但80年代以降，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迅速下降，广大农民对于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沦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与此相对，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面向城镇居民设计，基本上没有虑及广大农民。《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言明“国家在农村实行与城镇有别的社会保障办法”；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华社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因此，广大农民陷入医疗保障权利的贫困状态。

虽然国家针对因疾病、残疾，鳏寡孤独，劳动能力缺乏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群积极开展社会救助，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如对农村居民中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人保义务教育）的五保救助；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对因大病、重残或缺少劳动能力，导致常年生活困难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定期、定量基本生活救助等。农村社会救助当前还面临扩大覆盖面、增加救助资金的挑战。显然，目前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农村社会救助并没有也不可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

2.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影响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和实现。在公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中，“富者在权利的实现方面具有优势，而穷者则处于劣势”。第一，农民收入增长与其医疗保障支出的不平衡影响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在医药价格猛涨的情形下，农民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有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也即在医疗费用的攀升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的情况下，医疗费用的支出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第二，因病致贫、返贫，因贫致病现象严重。疾病与贫困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数与日俱增。农村2900万特殊困难人员中，因病致贫的比例达到50%多。有农谚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大病对于农户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大病治疗直接对农户形成较大的经济负担；二是大病对于农户的人力资本造成影响，对于农户的长期收入与消费会产生影响。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大病的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8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2.84%.此外，因贫致病现象也十分严重。许多农民因难以负担医疗费用，往往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更是无力救治。一些贫困农民小病找村医，一旦确诊是大病，就是好吃好喝准备后事（丧事）。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

二

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背景下，切实保障“医疗保障权利贫困”的全国半数多国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大步骤和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先天残缺的情况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架构，担负起保障参合农民生命健康权的重任。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为农民生命健康权提供了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从国务院新型合作医疗的部际联席会议，省、地（市）的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县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到各级专家技术指导组，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施行提供了相对完备的组织保障。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合农民每年人均补助不少于20元，农民个人每年的缴费不低于10元；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医疗费用垫付制度，减轻那么资金支付压力。这些为新型合作医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采风险型（仅保大病住院）、风险福利型（保大病＋乡村基层门诊）、保两头放中间型（保大病＋预防保健，保大病＋健康体检）等各种保障模式，对农民的大额医药费用或住院医药费用进行补助，既增加了农民对基本医疗的可及性，又拓宽了参保人的受益面，“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地确定起付标准、补助比例和最高补助限额，有效提升了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监管能力。

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范管理，定期公布经费账目，建立家庭账户，简化报销手续，实行资金钱账分离、封闭运行，并设立风险基金防范资金透支或沉淀。向农民宣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加办法、参加后的权利与义务、合作医疗经费的筹集、使用和报销等实际问题，赋予农民知情权和监管权。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农民代表参与方案设计，接受行政部门财政、审计等内部监督，人大、政协等的独立评估，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

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医疗服务与医疗救助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解决了参合农民的医疗服务需求问题，各收入层级农民从中直接受惠；新型合作医疗独立于城镇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没有强调参合农民的缴费年限和缴费比例，与社会救助中受助对象的“零给付”义务也有区别，一定程度弥补了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足。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于维护和实现广大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具有重要意义，但因沿循合作医疗的旧思路，在试点阶段，相关的制度设计还不够系统和规范。

第一，自愿互助与生命健康权的排他性。自由、独立和尊严是最重要的人格利益，也是保障生命健康权的终极目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中，有地方卫生部门产生强烈的冲动和欲望，要求农民积极参加新合，甚至通过强制手段强迫农民参加；有的盲目追求试点数量、赶进度；有的包干、摊派等，违背自愿原则。参保者如果没有生大病住院，那么他所缴纳的保费中的一部分将无偿地奉献给那些生大病住院的参合农民。这里体现的是传统的互助济困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与农民个人筹资的私有财产属性不相符。如果参合农民不愿救助别人，那么这种互助就是非自愿；再如农民参加新合也并非自愿，那么农民的缴费和救助行为就是双重的非自愿！再有，参合农民的个人缴费类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都属于缴费者的个人财产，但参合农民在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肩负救助他人的义务，是悖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二元结构，对农民显失公平。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身就存在缺陷。

第二、关于资金筹集问题。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民实际支付能力不高，筹资能力明显不足。一些地方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过程中，参保资金的收取缺乏统一明确的法规和政策，筹资成本由地方卫生部门承担，乡（镇）财税所只负责收费工作，工作态度缺乏主动性，使得筹资工作不仅成本高，而且难度大；而一些贫困地区仍然缺乏有效的多元化筹资手段，筹资效率不高。这些因素又会刺激地方套取中央财政补助的冲动，既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也使得合作医疗基金不堪重负。同时，地方政府投入不足，资金收取额度也因时因地而异，集体经济投入部分也难以及时足额供应，加之农民缴纳的积极性不高，共同导致财政支出困难，补助经费难以按时发放，造成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