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分析范文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有效性；措施

［中图分类号］F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39－02

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分析

1．房地产开发投资直线上升。自2002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进入了热潮，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直线上升。200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1．9％，2003年达到29．7％。在国家有关部门实行紧缩的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下，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对市场前景判断不明等问题放低了对房地产的开发速度，从2004年开始呈现下滑趋势，2004、2005和2006年分别降到了28．1％、19．8％和21．8％，但是从2007年开始又迅速上涨，增长率达到30．2％，达到近6年的最高峰（见表1）。这也说明政府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宏观调控中是取得一定的成效的，但是由于市场的变幻莫测，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长期的抑制。

2．房价依然在高位徘徊。2005年“国八条”、“新八条”等一系列宏观调控组合拳使房地产市场“虚火”消退了不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同比明显回落，但许多地区的房价仍快速上涨。调控政策不仅没有解决需求的问题，反倒一定程度上让供给受到了抑制，国内房价依旧高烧不退。2006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厉的政策调控，但国内大部分城市房价上涨的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其运行轨迹，一些大城市的房价还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2007年，全国房价涨幅达到15．7％，平均房价上升到3895．26元／平方米。房价非理性快速上涨，特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涨幅惊人，直逼美国纽约等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房价，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是十分不相称的，而且中小城市的房价也开始远远超过社会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见表1）

二、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收效甚微的原因分析

1．我国房地产市场本身存在的问题。（1）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垄断特征。导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与调控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虽然表面上看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但其一个重要根源是垄断所致。我国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由国家垄断。但土地市场采取的竞价机制与我国土地市场的垄断结构是不相匹配的。土地市场引入竞价机制的初衷是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消除寻租问题，但竞价拍卖机制适用于竞争性市场，而垄断性市场则需要价格管制。采用拍卖制度，只会通过竞价机制为垄断供给的土地形成高价，并不断地把地价推向新高。这些年调控房地产业的政策并没有触及垄断这个根本，因此，单一调节供需对抑制持续上涨的房价可能很难奏效。（2）房地产供求结构的不均衡。反思近几年房地产价格调控越调越高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现实：政府手中用以调控房地产需求的房源太少。在住房商品化和住房需求旺盛的情况下，房价上涨是必然的，而由于政府手中掌握的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在内的住房资源的数量、比例太少，所以当政府想调控过高过快上涨的房价时，无法用大量供给来满足旺盛的需求，因此很难使跟着需求上涨的房价调下来。

2．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1）宏观调控目标的模糊性和摇摆性。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目标有两个，一是保持房地产投资的合理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平稳发展，二是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但这两重目标本身是冲突的。由于房地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和地方政府利益高度关联，在效率目标和经济增长战略导向下，政府很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推动、维持、延长房地产业的短期增长，而忽略了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既要防止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也要防止过快过猛下降”这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实际上降低了人们对未来房价可能下跌的预期，最终导致房价逆调控持续暴涨趋势，其实质是暴露了宏观调控目标的模糊性和摇摆性。（2）房地产宏观调控流于形式。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集中在资金、土地、房地产法规的执法等三个方面。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轨，每一次政策出台，就会出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合作博弈，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认为宏观调控是中央考虑的，落后需要发展是地方的责任。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的支柱产业发展好了是政策发挥了效用，出现风险（如金融风险）则由中央承担。这种高收益与低成本成了地方政府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原动力，如此博弈的结果往往使房地产宏观调控只是流于形式。（3）房地产宏观调控机制不成熟。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运作不仅有赖于多种方式和手段的有机配合与合理运用，而且要求房地产管理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和领域管理措施的配合与协调。然而，在我国对房地产最为重要的金融、房地产企业、土地、地方政府等多个环节脱节，在日常运行中各自为政。显然，当出现危机时，仅靠一家单位牵头或由几家单位联合发文、出通知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效果不佳。

3．调控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1）对购房者的效应。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未伤及“房地产投机”的肋骨。抑制住宅需求增长的政策如二手房交易过程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二税齐征”的初衷是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但由于我国存在大量刚性的自住性购房需求，在住房供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些税负最终还是由卖房人转嫁到购房人身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房价上涨。央行连续加息的目的之一是抑制投机性的购房需求，但对资金实力雄厚的投机者而言，与买卖差价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相比，加息根本不足以抑制他们投机房产的热情。对于自住性购房需求的购房者而言，由于房子是必需生活消费品，利息再高也不得不买房。因此，加息不仅没有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却进一步加重了自住性购房需求者的资金负担。（2）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效应。利率的调整将会引起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成本等财务成本的增加。由于房地产位置的固定性，房地产市场也必然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各个地区无论从市场发育程度、供求状况、价格水平来看差异都很大。因此调控手段对不同区域的开发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发达地区来说，房地产业的高额利润，使得利率的调整对其房地产商效果甚微。

三、增强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有效性的措施

1．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责任，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一是根据低收入居民的支付能力，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对低保人群实施廉租房政策，为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二是建立住房保障基金，解决资金来源。三是建立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档案和分配制度，并跟踪了解和及时调整，根据实际需求安排住房投资和住房分配，做到应保尽保。同时，政府要给予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住房建设一定的政策支持，按照需求增加普通住房的供给，并制定普通住房定向销售细则，在分配、房贷利率、首付比例以及公积金贷款使用方面给予优惠，满足普通居民购房需求，降低购房成本。

2．增加住房用地供应。我国紧缩住房土地供应是导致近几年房价高涨的一大因素。因此，为减轻城市住房的供需矛盾，应适度放开土地供应，由“从严紧缩”改为“有限制地放开”。这就需要对我国当前的土地供应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建议今后在土地供应计划中，将各类用地供给的计划分开，单独制定新增住房用地的计划。同时，在合理规划房屋拆迁面积的基础上，制定住房用地的供给计划。这样，一方面可减少城市其他建设挤占新增的住房用地，另一方面可保证住房用地的供求基本平衡。尤其应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应，减少对高档住宅和商业房产的土地供应，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普通住宅供不应求导致房价高涨的局面。

3．进一步释放二手房源。在调整住房结构中，不仅要新增房屋，还要进一步释放二手房源。这是当前抑制房价见效最快的措施。我国目前对二手房交易课以重税，加重了二手房的交易成本，阻碍了二手房的顺利流通。因此，在当前住房供应紧缺的情况下，急需降低二手房交易中的税负，以便增加二手房在市场中的投放量，进一步增加住房供应。这样不仅有利于调整整个住房的供给结构，而且有利于住房梯度结构的形成。

4．调动地方政府落实调控政策的积极性。为地方政府认真落实调控措施创造制度条件。一是改革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减弱GDP增长的影响。二是改革、完善分税制度，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称。三是改革土地收益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

5．开征物业税。物业税在国外一些国家早已实行。开征物业税一方面可较大幅度地降低商品房的价格，另一方面可通过增加大户型及多套房屋所有者的供房成本，引导住房的合理需求，并迫使多套房屋的持有者不得不抛售二手房屋，从而进一步增加住房的供应。

参考文献：

［1］余凯．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长效机制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4）．

［2］张国良．政府调控房地产价格措施的有效性分析［J］．中国市场．2006，（48）．

宏观政策分析范文篇2

关键词：平衡财政；税负水平；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0-01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政府制定平衡财政的时候，要综合考虑税收的因素，在认识上逐步将税收与和财政政策结合分析，最终达到利国利民的良性发展道路。

任何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都是一个涵盖较广的说法，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除了我们常说的税收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各种收费类项目。但是，这些计划外的资金都处于政府一个不可控的范围中，政府的可支配能力都比较弱。宏观税负的高低占GDP的高低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反映了政府对于宏观控制的力度。

一般来讲，国家政府的收入主要是体现在税收方面。在西方国家，政府收入中除了税收的其他收入更是少，因为西方体制的设计就是预算外收入以及非税收的来源就比较狭窄。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税负组成是很复杂的，这就直接决定了税负的定义更为复杂。在分析税负的概念时，还是要从广义和侠义的角度来看。广义的收入就是宏观的税负占政府的收入。广义的税负更多的是分析一个国家整体的负担水平，并不能直接的说明财政支配能力。但是侠义的税负分析，剔除了很多的其他收入，因此其水平还是不能够直观的表达政府集中度，所以比较主流的分析方式就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看。

一、我国宏观税负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目前的各级政府都不断地向微观经济收取费用，除了法定的各项税收收入之外，还会有一些不规范的收入，因此要想分析这种税负水平，还要综合考量这些问题。我们还要看到，超预期的财政预算等存在着分散的现象，无疑会给财政预算带来更大的挑战，这些都是我们要正视的。必须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来加以规范。

从一个平衡的财政政策角度来看，最佳的宏观税负水平还是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在保证应有的公共物品质量的前提之下，要尽可能的提高政府各项职能的活动效率。在目前的阶段来看，平衡政策下还是存在着税负偏高的现象，因此改革税负水平是一个关键措施。把大量的预算之外的资金等纳入到正常的税收之中，逐步的减少财政基础项目的投入，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这也是应对措施之一。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较多的复杂收入还是制约着税负的计算，并且其收入范围变化较大。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维持在50%左右，但是这其中涵盖了养老保险基金以及个人医疗等费用。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各项保险措施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在社会的初次分配以及后续分配过程中征收的数量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但是这种标准也不是唯一的，还需要我们综合考量，及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发展的阶段也是不相同的，因此要综合分析。

二、平衡财政下优化税负的政策分析

1.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提高财政效率

对于目前的税负水平分析，一直以来学术界各有争议。诸多学者认为目前的很多政策还是没有摆脱政府主导的机制。因此在税负改革的过程中，要逐步的取消过度的依赖，提供各类服务性管理费用，把各项支出等纳入统一的预算安排。在实际推行税负改革的时候，还要将政府资源合理安排，统筹规划，合理的确定各项支出，争取将支出透明化，继续追踪和控制各类资金的安排，加强财政监督功能的发挥。还要积极的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在安排税负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国库集中支付的模式，在改革的过程中，要秉承着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把控各项指标，防范事件的发生。

2.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种运行机制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从总体来看，还是需要对税收制度做一个整体考虑，包括税收的地位以及税收种类之间的各种关系。各个税种之间还是有着一些关系，所以可以适当的合并一些税种，对于一些税种的设置进行再次的论证，权衡更方面的优劣之后，把税收纳入到一个合理化的轨道之中。与此同时还可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在社会保障税收方面，可以放大幅度，提升社会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的收入。

3.适度的减税政策

与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税收占比GDP并不是很大，在整个税收体制中，流转税还是占比较大，但是税收占比较大的流转税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税收，刺激性不是很强。我国的企业所得税还是偏高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承担的税收压力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减税政策在国家财政政策中还是一个比较立竿见影的措施，对于生产和消费行业的作用都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减税方面增加关注度。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平衡财政政策是良性市场发展的必备，也是改革合理税负水平的必备。而且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的发展中是一个较为稳健的措施，而税收政策在生产和消费中影响巨大，因此平衡政策中税收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也是经济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黄钢平.降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6.3.

[2]新华社.28年政府工作报告.28年全国两会专题.新华网.28.3.5.

[3]国家统计局.2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8.2.28.

[4]新华社.党的十七大报告.新华社特别专题.新华网，27.1.15.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7.9.

[6]中国财政年鉴编委会.中国财政年鉴26[M].北京：中国财政杂志社，27.1.

宏观政策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整理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