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的商业价值范文篇1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沿海小产业集群影响

可预测的产权、契约和独立的司法能为经济系统的持续增长提供稳定的环境。而特定区域的文化传统、价值观、社会关系等具有历史继承性的非正式制度同样会影响经济。信任、社会网络以及文化传统等各类非正式制度因素已经逐渐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的焦点。产业集群嵌入风俗、文化、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中，这种嵌入能促进集群内部企业合作的效率，从而使集群成为一种具有扩散功能的“粘性区域”。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的企业积聚形成“外部经济”，产生“集体效率”，从而成为产业集群模式的核心特征。本文将梳理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进展，剖析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的促进机制，并试图建立非正式制度变量，通过对产业集群在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的表现，来讨论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绩效的影响。

产业集群中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进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企业聚集在特定地方提高了效率，在运输途径、原料成本、加工环节等方面促进企业节约，高度合作的“产业空气”促成了相互的信任。传统的产业区理论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归结为外部经济性（Marshal，1920）、运输成本节约（Weber，1909）以及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等（Krugman，1999）。这些联系是集群在经济学方面表现出的特征，但是对于集群内在的、无形的社会联系，却没有引起重视。新产业空间理论的代表人斯科特认为，交易费用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互惠的交易惯例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交易规则、社会邻近等集体制度安排可以克服市场失效。“新产业区”理论强调企业嵌入社区和社会文化的联系，指出社会关系、规则、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决策，进而影响经济行为。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在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发达的社会中，正式制度也只是起着部分的约束作用，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中，控制结构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等非制式制度来确定的（张继焦，1999）。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群集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ClaudiaR.Williamson（2009）检测并理解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认为非正式制度是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非正式制度并不是由政府强制设计执行的，非正式制度在各产业集群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诺斯认为，大部分非正规约束无法明确说明，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检验也极其困难，但它们却是十分重要的。

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群绩效的作用机制

基于个人社会联系的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之间信任、合作。以默契的口头契约为主的非正式制度强化了产业集群关系行为的信任度，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绩效。产业集群中，影响价值体系的非正式制度掺杂在有人情的关系网中，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约束改变着企业家的行为。关系成为产业集群文化的一部分，建立共享的人际信任，可以有效地进行权力配置，关系网络成为企业非正式制度的载体。通过默契的非正式制度，产业集群协调社会关系，加强人际间的互惠和信任，将个人社会利益转化在产业集群的社会关系中，形成一个以自我利益实现为中心的社会型产业群。惯例、习俗中的信任将非正式的“不言自喻”的关系状态带入到有机的世界（刘燕，2006）。形成信任合作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增加了交易者的可预期性，节省了契约的谈判成本。信任合作是产业集群绩效衡量的指标之一。

产业集群中具有共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和历史遗留的习俗可以促进地域内的生产综合体的形成，产业区内的企业以文化、习俗为主要内容的互动可以有效地开展专业分工。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默契的价值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合作中的利益冲突。有共同社会背景的非正式制度是企业集聚的粘合剂。非正式制度成为产业集群关系主体行为的潜意识规范，违反这种潜意识规范，将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监督。包括在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基本行为规范可以有效地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减少交易费用。

李胜兰（2008）认为产业集群集中的博弈可以通过集体惩罚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如果集群中的企业并不是短期的短视行为，群内的企业合作博弈就可能使无限重复博弈过程。如果企业违约，将面临其他企业严重的集体惩罚，该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沉淀成本”，使企业损失巨大。

假设bit代表企业i在t期的非正式制度影响的行为，企业在各阶段只有两种行为合作和违约。则xit（bt）是企业i在t期的利润，当企业合作时，每个企业的利润为x0，当一个企业违约、其他企业合作时，该企业利润为x1，当其他企业对违约企业采取惩罚时，该企业利润为x2，x2

（1）

其中，δ是贴现因子，0

（2）

即：

（3）

如果企业选择合作，则所得利润为：

（4）

比较（3）式和（4）式，因为x2

非正式制度的自我实施效应规范行为者的交换原则，逐步的内化为行为者的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在习俗的影响下惯性发展，理者重复博弈进行长期的合作，遏制了机会主义行为。非正式制度面对行为主体的利益，需要平衡重复博弈的展望，避免出现机会成本，最终达到较低的交易费用，从而延续非正式制度的目标。这种制度实施机制降低了制度成本，使复杂交易成为可能。意识形态被反复灌输形成一套价值观，从而对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非正式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并非屈从于外在的权威，非正式制度内在化制约着行为主体的策略，使博弈路径均衡、固定。

非正式制度对我国沿海产业集群的影响

企业集群内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因素，促使企业间形成一致同意和共同的价值观。本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企业集群内的规则、秩序搭载于人际间的网络联系中，习俗促进社会自发实现秩序，反映主流价值的意识形态可以促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理性化。诺斯认为无论在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

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测量产业集群中的非正式制度：第一部分是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如区域内的历史传统、习俗、信仰体系；第二部分是促进产业集群成长的社会网络关系，如集群中的亲缘、地缘和文化价值观等；第三部分是约束集群成员之间的治理制度，如道德、惯例、默契、承诺等。用习俗、价值观、道德、文化、信仰来衡量非正式制度，习俗、信仰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文化和道德体现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价值观体现了集群成长中的社会关系的认同度。为了衡量集群内部的绩效，本文设定商机变量，用该变量体现网络链接能力、体现促进集群内部社会关系的绩效。

通过商格里拉产业群网（）提供的产业集群调查资料以及通过对各企业的联系，本文选择河北、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的产业集群作为调研对象，通过电话调查、电子邮箱发放、QQ访谈，共回收有效问卷229份。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区的小产业集群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企业在地域上形成的生产综合体，产业内企业间的互动由社会文化支持。我国的产业集群起源于乡镇地区，形成了纺织、制鞋、皮革、电器、金属产品等传统制造业，技术的影响不具有支配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是家族联系、社区意识、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信仰体系、风俗习惯等会对这些产业集群产生影响。

根据问卷的结果，进行问卷项赋值，得到的各产业集群的问卷分值如图1、图2所示。图1、图2横轴按照产业集群企业数量进行排队，从苏州刺绣产业集群到平安丝网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量依次增加。从各变量的赋值情况看，信仰变量的赋值在逐渐减小，说明信仰对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是反向作用，信仰在问卷中赋值数出现负值，说明不同产业集群对信仰促进产业集群的看法存在分歧，也可能不同的产业集群中对信仰的依赖程度不同。道德和文化变量总体随集群内企业数量的增加有上升的趋势。习俗变量的波动并没有体现趋势性，这说明沿海各集群的习俗背景差异不大。

为了避免各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的情况，需要将各变量之间与被解释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相关性分析显示信仰和商机相关性强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商机和非正式制度的习俗、价值观和道德相关性较弱。而文化和商机之间的相关性最弱，具有相关性不显著。各变量之间，习俗和文化的相关性很强，习俗和文化在衡量的量表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衡量的结果却又有很高的相关性，说明文化和习俗具有共生性。

为了体现不同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产业集群商机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四个模型，如表2所示。模型1用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信仰和习俗）和社会关系因素（价值观）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商机的影响。模型2用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道德和文化）和社会关系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商机的影响。模型3用非正式制度的制度因素和治理机制刻画集群的商机情况。模型4综合三方面的因素，考察商机受到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情况。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和社会关系因素能很好地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商机，判定系数0.455，说明回归的效果有代表性。模型1在没有治理机制因素的作用下，能很好的进行解释因变量，说明制度因素在产业集群的网络链接中占据核心地位。

模型2回归的结果并不理想，在缺少制度因素（信仰和习俗）的情况下，回归的判定系数为-0.074，说明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很难全面解释产业集群的商机。产业集群商业化的文化与非正式制度的传统文化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化变量的选项中，强调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精神理念，在企业内部强调传统文化的伦理人情，这样的选项考察当代企业的文化底蕴，问卷的选项结果赋值均值为24.38，显示产业集群较认可这些选项。而回归中文化、道德变量解释力度不强，说明与商机变量的变化并不一致。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道德和文化在不同产业集群的表现不规则，但均值偏高，说明商机的大小与道德和文化的影响联系弱化。这也反映了现代商业环境中传统文化在逐步弱化。

模型3回归的结果较理想，价值观是社会关系共同持续的基础，在缺失价值观变量的情况下，模型回归较理想，回归判定系数为0.507。价值观问卷的赋值均值为-6.92，说明各产业集群对价值观促进作用持否定态度，在缺失价值观变量的情况下，回归仍然能够有很高的拟合度，说明价值观变量并没有发挥关键的影响作用。价值观结构促进企业之间的互动往来，是企业合作的客观环境，价值观并没有不同的社会起源和政治的异质性。这样一个共性的变量很难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差异很大，所以该变量对商机的基础影响大，但是变动的影响就较小。

模型4对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描述，回归结果较为理想，相对于模型3，回归的拟合优度下降，说明价值观变量造成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下降。模型中道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为负值，因为在设定道德变量的选项时，采用了和道德相反的测试项，集群测试的结果同传统的行业道德观和职业道德观相差不大。文化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文化变量的变动方向与产业集群商机的变动方向相反，文化变量并没有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反映出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机制在各产业集群中呈现下降的趋势。

非正式制度对集群作用的局限性

尽管非正式制度在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僵化的非正式制度同样具有阻碍集群发展的作用。例如，非正式制度难以扩展到局域网络之外时，排外的特性使交易难以匿名扩展，分工及重复博弈也难以开展。外在表现为血缘、地缘的非正式制度更加不平等的对待局域网络外的交易导致“爱有差等”。从社会网络关系的缺陷性出发，仇保兴认为，集群最初的交易活动局限在特定空间范围，由于非正式规范的作用，集群内部不能平等对待每个人。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可以很好地促进制度绩效，但是过多的非正式制度约束妨碍关系行为的创新，反而会降低制度绩效。非正式制度可以降低关系行为的不确定性，随着非正式制度约束力的增强，关系行为的确定性在增加。习惯、惯例、默契、承诺构成了非正式制度的信任机制，约束集群的交易活动，防范机会主义发生。非正式制度是区域内成员一代代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逐渐性成并深深嵌入集群网络中，形成集群成员的共同的认知模式，集群内的非正式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使产业集群形成了对集群外部信息和知识传播的壁垒。当外部环境发生变迁时，非正式制度结构性嵌入会把产业集群的成长锁定在原有的产业类型和低效率的技术水平上。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可能使集群进入锁定阶段，失去了集群的嵌入性依赖，并使企业之间的创新行为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下降，导致集群进入功能性锁定和认知性锁定。

结论

本文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绩效的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沿海各产业集群内部用来收集和分配市场信息的非正式制度大量存在，这些集群的市场交换部分依赖于社会关系，以习俗为核心的变量引导产业集群形成可交易的制度框架。绩效变化的源泉是非正式制度变量中的制度因素（信仰和习俗），这样一个非正式制度框架符合诺斯的观点：如果制度制约对经济活动所确立的一系列补偿规则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经济绩效将会增加。

参考文献：

1.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1999（1）

2.ClaudiaR.Williamson.Informalinstitutionsrul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ndeconomicperformance.Publicchoice，2009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4.刘燕.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及合作价值[J].东北财政大学学报，2006（6）

5.李胜兰.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社群的商业价值范文篇2

Abstract：Circularconsumptionisanimportantformofexpressionofcirculareconomyinthefieldofcirculation，andcircularconsumptioncanmakevintageandproductsrealizecirculationandturnoveragainincirculation，circularconsumptioncanmakepeople，resourcesandenvironmentattaincoordinateddevelopment.Communitystoreisakindofrecycleconsumptionmodelwhichcanbeimplementedactivelyinourcountry.Atpresent，communitystoresofourcountrycanbemainlydividedintotwokinds：charitystoresandintermediarystores.Therearesomeproblemsindevelopmentofcommunitystores，suchassupplyanddemandwithoutdocking，managerslacking，notperfectmanagementsystem，weneedplanandmanagecommunitystoresfromthesethreeaspects.

关键词：循环消费；社区商店；旧货流通

Keywords：circularconsumption；communitystores；vintagecirculation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3-0313-03

0引言

循环消费是指对一切已通过生产、流通、交换环节但处于静止状态的生活消费品和尚可利用的“废弃品”的使用与再利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旧物循环使用，二是垃圾处理资源化[1]。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费行业和消费环境面临的挑战比较大，循环消费可以更好地实现旧物价值、减少废弃物、垃圾处理的资源化、树立环保科学的消费理念。除了旧货市场和企业回收方式外，以居民社区为基础设立的社区商店在循环消费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旧物循环利用的角度来研究循环消费中的社区商店模式。

1我国循环消费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旧物循环消费主要有两类形式。第一类也是主要的流通方式是通过旧货市场进行交易，在我国，旧货从拥有者转移给给旧货的需要者的过程中，旧货商的角色不容忽视，旧货拥有者把旧货卖给旧货商而不是扔掉，可以以获得较高回报的方式处理旧货，旧货价值得以实现，可以把旧货拥有者手中的实物资产换成货币资产。旧货商对旧货进行一系列加工修理估价后使得旧货状态和功能得以完善，这些加工劳动增加了旧货价值，最后，在把加工修理好的旧货再次出售给需求者的时候的时候，旧货原有的价值和新增的价值都得到了实现。

旧货的另一种主要处置方式是被生产企业或专业的回收企业回收或以旧换新等方式，通过拆零、再加工制造出新的产品进行销售[2]，企业回收的方式与法国的行业促进模式中行业协会要求企业处理自产垃圾和废弃物非常相似，回收过程和拆零再加工过程中也创造了新价值，同时使旧货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生产企业或工业垃圾回收企业在这种流通方式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作用，生产企业和回收企业开展此类业务需要具备一定资质并要符合政府部门的各种规定，防止在此过程中出现不合规行为。

2社区商店模式研究

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开展社区商店是循环消费模式中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要进行社区商店运营时也要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各地已经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或社区街道的组织下开始尝试以各种方式推行社区商店。社区商店在促进循环消费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的社区商店和国外的慈善商店模式有不同之处。

我国目前现有的社区商店一般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社区商店。这类社区商店是我国社区商店中的主要经营方式。小区居民、爱心商家、公益组织或志愿者群体、民政部门等把物资捐赠给社区商店，捐赠的物资有居民家中的旧货，也有一些商家或其他组织购买的新品，社区商店按照程序或制度把这些物品分发给需要的人群如低收入者、无业者、生活有困难、身体有障碍的人群等，或者是低价出售给需要的居民，出售所获得收入用以维持社区商店的运营，购买困难群体需要的物品，这种社区商店多由民政部门或爱心人士发起，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生活困难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对于在社区商店里买东西的居民来说，一方面可以在社区商店买到低价格的商品，另外一方面，也为慈善做出了贡献，这种消费理念和方法是非常环保和可持续的低碳消费理念。慈善型社区商店的经营方式如图1。

另一种是带有中介性质的社区商店，社区商店充当物流中心的作用，居民可把闲置品拿到社区商店，获取自己所需的物品，也可以到社区商店里购买自己需要的旧货，既可以使商品发挥其价值，又可以促进邻里关系，这种方式的社区商店主要是一种信息和交流形式的商店。社区商店主要充当平台作用，多有社区组织，居民可以在社区商店交换有无，也可以捐赠一些不用的旧物给社区商店，凭捐助证可以换回或低价购买到社区商店里的其他物品，社区商店经营所得用以支付社区商店的管理费用。中介型社区商店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居民之间交换或处置旧物，以服务功能为主，在一些城市，社区会在社区的某一固定场所定期举行居民间的置换大集或者交换会。中介型社区商店经营方式如图2。

3我国社区商店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社区商店大都是由民政部门开办的慈善性社区商店，可以看作是非盈利组织形式。但由于这种模式在我国出现比较晚，再加上本身的服务和慈善特性，除了社区商店的数量少、规模小等需要政府部门的协调和规划才能解决的问题外，社区商店在其自身经营过程中也存在几大突出难题。

3.1商品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社区商店的物品一方面来自爱心居民捐赠的旧物，捐赠的物品必须完好具备基本的使用价值，都要清洁消毒后才可送到旧货商店，但由于有些物品的尺码、用途比较特殊，功能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商品到了社区商店后也是处于一种闲置状态，也有一些爱心商家捐赠的新品，但由于数量有限而需求量大，并不能完全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而大米、食用油、棉被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却长期紧缺。另外，社区居民都希望在社区商店里能换到自己家需要的商品，但真正交换成功的不多，所以有的社区商店几乎成了旧货仓库。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不对称现象在社区商店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3.2缺乏专职管理人员社区商店在旧货的循环消费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社区商店多由社区或民政部门发起，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社区商店的管理工作由社区工作人员兼任，而每个社工又同时负责其他的本职工作，分身乏术，导致一些爱心超市不能及时满足需求，使一些社区商店的营业时间波动性比较大，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一些城市的社区商店经常可见门锁紧闭。社区商店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有专职的管理人员。

3.3管理制度的缺失社区商店作为循环消费的一种模式，可以使旧货的价值在社区内和城市内得到实现和合理配置，但是受助对象如何确定？如何对受助对象进行审核？领取或优惠价购买商品应依据什么凭证？如何保证社区商店的物资供应？如何规范管理社区商店的运营？货物捐助和发放如何进行？一些社区商店是靠民政部门的资金扶持得以运营下去，在社区商店管理中，如何积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创新社区商店的管理模式，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依靠爱心的传递和邻里关系的融洽让社区商店红火起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社区商店经营对策探索

社区商店作为贴近居民生活的循环消费方式，在经营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探索更好的发展思路和对策。针对如前描述的几大问题，提出如下对策。

4.1多途径实现供需对接目前社区商店的物品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来自居民的捐赠的旧物。主要是服装、鞋、帽、家居用品、旧家电等，这些捐赠的物品必须具备基本的使用价值，且需要经过清洗整理、登记接收、分类标分、编贴条码后上架陈列。另一类是民政部门或爱心商家拨款或捐赠的新品。针对供需不对接的问题，有几种解决方案，一是可以建立社区商店的主页在线需求信息，使社区主页称为商品交换的一个好平台，或者利用城市或社区的其他信息交流平台比如城市论坛、社区公告板等信息。二是可由社区商店工作人员对需要救助的群体进行需求登记，这样捐赠或帮助也会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调查走访，每月或每一季度列一张需求表，将困难群众的需求告诉大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用需求去引导帮助，防止社区商店里一些旧货的长期积压。

4.2善于利用群众力量管理社区商店很多社区商店的管理都落在社工肩上，从保证物资来源到调查居民需求，从救助对象审核到收支明细入账等等，每项工作都要做好并非易事。社区员工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管理爱心超市让社区员工力不从心。社区商店可以尝试让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或志愿者来管理爱心超市，社区的角色则转变为监督协助。

借助群众力量管理社区商店有几大益处，一是这些热心居民大多是退休职工，有热心、有时间，他们可以深入每户人家进行需求调查，以便更真实地掌握居民的需求。其次，他们都是社区里的老居民，对社区情况了如指掌。谁家有困难需要帮助，他们总是第一时间知道，也就能及时送上帮助。

4.3完善社区商店经营制度首先，要建立一套规范化的程序，包括货物的受捐登记、货物的摆放、货物的发放程序等，可以依靠先进的管理软件对日常工作实行信息化管理，保证社区商店运营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其次，可以把社区商店建成多种形式结合的操作模式，融合实物捐赠、义卖基金、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的操作模式。社区商店可以通过一些媒体或网络号召居民或爱心商家捐赠物品给商店，扩大社区商店的商品来源；社区商店也可进行一些社区商店内产品的义卖或新品的义卖，曾经捐助过商品给社区商店的居民可以凭借捐助证优惠购买，义卖所得用来购置一些贫困群体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进行贫困群体的救助；通过号召志愿者，可以使得志愿者与需要帮扶的人群结成帮扶对子，利用社区商店的平台更好地开展关爱老人、关爱活动，比如帮老人或困难群体购买生活必需品、帮他们打扫卫生、倾听需求等。

再次，要对社区商店的管理进行监督和审核，防止一些不合规行为的出现，保证商品捐赠和发放过程的透明，保证社区商店销售收入的管理和使用的公正性。社区商店要定期开展工作总结，部署下一步工作，要勇于接受居民的监督和考验，使社区商店真正成为居民之家和温暖之家。

参考文献：

[1]付丽娜，龚志民.循环消费与构建和谐社会[J].消费经济，2006-12-01.

社群的商业价值范文篇3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的进阶中，流量、中介与web开始失效，场景、APP、去中心化开始生成，更直接、更多元、更平等的连接产生，零边际成本社会特征开始出现，社群商业开始影响和改变社会经济形态，逐渐成为主体。

这里的社群指的是互联网意义的社群，基于互联网产生，与互联网发展休戚相关。

传统意义上的社群与地域相关，但互联网的发展早已突破地域限制；互联网意义的社群，具备克莱·舍基在《无组织的组织》中描述的特征：

共同的目标，或者是纲领，人群通过纲领能实现有效聚集；

高效率的协同工具(如微博、微信)；

一致行动。

可以看出，社群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群而言，他们有共同目标、高效协同、一致行动，它的核心是“人”。互联网使跨地域、共同兴趣的人群发现与聚合成为可能。社群在互联网上由来已久，比如豆瓣、QQ空间、微博等社交化平台所孕育的兴趣组聚合形态。

早期，受限于经济、网络、智能终端等各种限制，这些平台都缺乏足够的生态反馈补给机制，仅限于自娱自乐的兴趣聚合，在商业变现上，规模远远不够，而更多表现为较浅层面的营销。比如：QQ时代，人们借助各种QQ群营销广告信息，拉动流量，实现商业目的(这个现象，也被延续到了初期的微信群)；博客时代出现一批意见领袖，内容与流量成为焦点；微博时代，各种粉丝营销、培训、大V层出不穷，直到微信时代，这种现象还在延续(比如互联网思维的各种培训)；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流量、营销与广告。

博客、微博、QQ群、微信群，只是一种沟通工具与媒介，更多是起到了营销传播的作用，并没有深入影响到组织架构的变化、形成共同的目标、产生一致的行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社群。

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社群，在2014年开始出现，并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态越来越深入影响和改变社会经济。

社群商业的本质是“人”，与传统商业模式最大的区别是：真正拥有用户。表现为变流量为场景，变信息为人本，变眼球经济为价值创造，重塑组织、产品、用户、生态链的一切关联。

这就产生一种作用力，使得传统简单粗暴的广告、营销等泡沫逐渐消亡，真实性、价值性、人本开始回归。

二、原因：连接变革与互联网社群形成

社群基于互联网生成。互联网本质是连接，连接的多元、直接、平等，催生了社群商业出现的必然。

1、连接的多元化：场景即社群

PC互联网单一的、大一统的web连接，开始被去中心化的、多场景的、多关系交织的多元连接替代，大众逐渐消失，场景化的社群出现。

(1)从流量到场景

PC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进阶中，大一统的Web形态开始分散，变成一个个场景下独立垂直的APP；硬件也开始分散，变成一个个可穿戴设备(如手机开始分散为智能眼镜、手表等，而2023年即将出现500亿传感器，将进一步分散连接)，连接变得多元。

流量模式失效，场景模式生效，去中心化形成；用户成为一个个确定的人，包括地理位置、时间、环境等要素。用户的需求、喜好、消费习惯等，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变得清楚明确。互联网社群的出现有了实现基础，基于共同目标(喜好、调性)的聚合变得更为可行。

(2)新的生态链形成

互联网开始下沉，向实体产业渗透。重新定义人与一切的关系，包括企业与用户、用户与产品的关系等，连接变得多元。新的生态链开始形成，消费者参与创造，交易成为服务的起点。企业组织架构正变为基于互联网的社群，以更新更多元的连接生存发展。

(3)用户本能

连接的多元化，催生了场景的出现；越来越快的节奏与海量的信息，使得用户只能对当下的、场景化的信息作出反馈，场景即社群。

2、连接的直接化：真实即社群

真实性是社群的灵魂，连接的直接化催化了真实性，社群的生成和维护更为可行。

一方面，中介消失，生产者可直接与用户发生连接，更具真实性；当连接变得充裕，用户也更追求真实性；另一方面，互联网向线下渗透，寻求更大的价值空间，O2O兴起，垂直服务成为可能。

任何企业、组织乃至个体能直接和用户产生连接，真实性、价值性、人情味开始回归；大众商业开始解体为一个个小而美的围绕特定需求、垂直服务的社群。

3、连接的平等性：价值即社群

连接的充裕与平等使个体崛起、围绕个体的社群成为可能。

一方面，用户处于产业链尾端被动接受的状态被改变，进而参与到生产过程，地位更为平等；另一方面，微信等移动互联网实时工具使协同变得更为容易，基于更平等更便利的连接，个体具备崛起的基础，围绕个体的社群开始生成。

以微信为例，“再小的个体，也具有自己的品牌”，微信催生了更多社群的产生，而更多社群也借助“公众帐号+微信群”，更好的运营(如罗辑思维，形成了公众帐号+近2000个微信群的新的社群生态)。

公众帐号是社群内容创造与的源头，而微信群则是社群组织的有效工具，两者在社群运营上相互补充。而优酷、微商等平台，帮助个体更好的发挥自身价值，而个体也能借助这些平台，实现同类调性人群的聚合，形成一个个小而美的社群。

三、趋势：互联网社群颠覆未来

连接的多元、直接、平等催生了社群的场景、真实、价值性；前文的原因与特征分析，已经暗含趋势，此节再稍作梳理。

未来3-5年，乃至未来10年，社群经济会深入影响经济社会生活。阿里、淘宝、京东、携程类的大流量平台成为绝唱，具有场景性、真实性、价值性的社群成为商业主体。

1、全新的产业形态出现

从大处讲，社群商业向场景变革，流量被场景替代，京东携程成为传统流量模式的终极版——购物逻辑发生改变，用户越来越愿意为特定的场景解决方案买单，而不只是价格敏感的商场式购物。

比如，出行服务被更为垂直便利的“航班管家+商务租车”取代，而不是传统的旅游服务平台；月饼、年货可能不再用传统电商，而是在特定的微商店铺。因为他们满足了消费者某种特定场景的需求(出行、过节等)，更为便利、及时、充满情感。

需求即产品、产品即场景、场景即社群。用户生活中的某个环节某种生活方式某种特定需求，都可能造就一个特定场景，产生较强黏性。用户需求的社群化使企业的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发生变革，企业组织、生态链、客户关系等都将转为社群化管理。

正如前文分析，社群商业将重新定义人与一切的关系，包括企业与用户、用户与产品的关系等，从而促使产品向人本和产业价值回归，更多有趣的社群产业形态将出现。

未来3-5年，越来越多的行业，比如旅游、教育等，将出现新的有趣的社群形态，催生更多的新的经济模式、产业模式，生态内组织模式和组织关系的场景创新将带来整个经济体系的大变革。

2、小而美的个体社群生存

从小处讲，社群商业向真实性、价值性回归，小而美的个体社群成为常态。

(1)表现形态上，越来越多线下店铺、专业匠人的社群生态形成。其特点是小团队、专业垂直的领域、专业垂直的服务、稳定的用户群。这包括餐饮类、书店、电影院；作家、摄影师、手工艺人等。

KK的1000个铁杆粉丝理论在此生效。特别指出的是，互联网对线下场景的发展不是取代，而是促成。

一是促成体验更好、更有品质场所形成；

二是基于人性对存在感、真实性的需要，过多的线上交流，促使用户向线下体验回归；

三是移动互联网工具，能为线下社群提供很好的发现聚合方式。

(2)运营方式上，线上线下的交流成为常态，更深入的情感沟通成为必需。

社群会因为需求、兴趣、场景变得越来越垂直细分，信任成为关键，线上线下的交流互动、实时的反馈，将促进信任和真实性形成，也有利于社群进行价值筛选，沉淀真实用户，成为维系社群生存的纽带。

线上线下的交流互动包括运营类互动，如分享会、High聊会、户外活动等；也包括技术类互动，如借助iBeacon等感知设备对人群的发现组织与聚合。擅长O2O运营的社群具备较强黏性，比如旅行、餐饮，这将催生更多的社群创新，颠覆传统模式。

(3)价值创造上，原创和场景性对话将获得越来越长久的生命力，抄袭和硬广将逐渐消退。

用户对信息产生疲惫，信息的场景性和价值性凸现。坚持内容UGC、PGC的社群，以及善于运用场景对话的社群，将获得长久生命力；依靠抄袭、转载、营销类的社群，将随着广告价值的消退而将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