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王小学教我五年级语文的老师姓王，名登宝，仓北人。他身材敦实，四肢粗壮，面色黝黑，黑得像一块炭，连嘴唇都是黑的。平时我们习惯了他阴着脸瞪着眼的模样，偶尔笑一次，白牙齿露出来，我们反而觉得狰狞。他长得实在不像老师，更不像语文老师，全身不染半丝文化气息。

他每天早晨从仓北骑自行车到学校，有时比我们到校晚，他不来，早读课我们是没有人读书的。靠窗的男生最先看到他蹬着自行车过来了，喊一声：“来了，王登宝来了！”那时已经有胆大的男生敢连名带姓叫他的名字，当然是背着他。

王老师把自行车在教室外那棵大树下支好，黑着脸走到班门口，扫一眼，吼一声：“读书！”于是我们翻开语文书，扯着嗓子大声读书，一个个读得很卖力。

王老师在课堂上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记忆，唯有一件和课堂无关的小事却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那天早晨，我记不得是星期几了，王老师带领我们一众同学从管王出发，浩浩荡荡，步行前往仓北，到他家田里去帮他家拾棉花。被挑选出来的同学都倍感自豪，新鲜兴奋无比，一路叽叽喳喳。到了王老师家，他给我们摊了一锅饼，小面饼，里面有绿色的葱花，上面涂满黄黄的菜籽油，看起来特别诱人。王老师和在学校的样子判若两人，他满脸是笑，白牙齿一直露着，不停地招呼我们吃饼。我们用手撕饼，吃得满嘴都是油，味道确实好。

吃饱了，王老师带领我们穿过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巷，走到一片棉花田，满眼都是白绒绒的棉花。王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用蛇皮袋缝制的大口袋，让我们扎在自己腰间，开口朝上。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草帽，说：“戴好，太阳毒，你们皮肤嫩，容易晒伤。”

不远处有老农从棉花田里直起身来，朝我们这边张望。摘下头上的草帽扇扇，笑着对王老师说：“你今天带这么多虾兵蟹将，田里的棉花不够拾啊！”王老师哈哈朗笑：“放心，我家的拾好了，帮你家拾。”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分行散入棉花田，一个个争先恐后，比赛似的拾棉花。所谓拾者，其实是把棉桃里已经绽开的棉花采摘下来。干这农活我们都是熟练工，因为家家都有棉花田，我们从小都被父母驱赶到田里拾过棉花。平时在自家田里拾棉花，闷热又无趣，嘴巴撅起老高，一百个不情愿。今天完全不同，这么多人一起拾棉花，玩儿似的，多有趣啊！而且王老师就在我们旁边一起拾，谁不想在王老师面前好好表现自己？每个人都两手不停，上下翻飞。一会儿，腰间系的大口袋就鼓出来，沉起来，坠下去。

那次的拾棉花劳动之后，没过几天，我们的五年级就结束了。那时小学还是五年制，我们小学毕业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王老师，也从未听说过和他有关的消息。他只教了我一年，他肯定不会记得我，但是我却记得他摊的那锅小面饼，还有他和我们一起拾棉花的美好画面。

现在想来，那个年代的师生关系简单而纯粹。只有在那个朴素的年代，王老师才会带着一群孩子，丢开课本，坦然地让我们帮着拾棉花。

管王小学教我五年级数学的老师姓朱，他就是管王人，名字我忘记了，当时就没什么人敢叫朱老师的名字。他身材高大，站立如松，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花白，眼睛细长，面目慈祥。奇怪的是我们都有点惧他，可能是他的长者之风让我们不太敢亲近。

从五年级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偏科了，我对数学没啥兴趣，那些应用题让我头疼。所以我更畏惧朱老师，上课时永远坐得毕恭毕敬，假装聚精会神，生怕朱老师会突然叫我上黑板做题目。幸好一次也没有被喊过，而且因为我的装模作样，朱老师一直认为我是个认真勤奋的好孩子，经常表扬我。

在他的表扬里，我硬着头皮也要把数学。所以小学毕业考试，我的数学和语文成绩都挺好。数学没有拖后腿，这是要感谢朱老师的。

小学毕业之后我也没再遇见过朱老师。后来我师范毕业回到叶甸中学做了老师，叶甸街上有一家裁缝铺，做裁缝的那位女子长得眉清目秀，手艺特别好，我经常到她那里去做衣服。初次见面觉得她有点面熟，后来聊起来知道她姓朱，管王人。我才知道她就是朱老师的大女儿，她告诉我朱老师早就退休了，身体还挺硬朗，腰背一点也不驼。

后来我离开叶中到姜堰任教，转眼又过去了16年。朱老师还好吗？一直记得他高大的挺拔的身影。

后记：从1982年—1987年，五年的小学生活，我一共遇见了5位可敬的老师，他们各有特点，令人难忘。他们是那个纯真年代最好的注脚。

长天阔地，乡野淳朴，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