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范文篇1

关键词：正名；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61－05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到现在已经历90多年。90多年来，我党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十分重视，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事业广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当前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问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良好氛围，是摆在我党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伟大任务。因此，科学地挖掘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

随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于2005年的设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相继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政治教育又成为了热门话题，似有成为某种特别的“显学”的倾向。然而，在这种貌似学术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这样一种陷阱。即某些研究者急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进行淡化处理。或试图以某种价值中立的名义来祛除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的政治色彩。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地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即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问题，“名正”方能“言顺”，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都应该依据于某种恰当的理论逻辑起点与深层的概念内涵。唯有特定的理论梳理与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实效性”与“长效性”方可得到逐步的解决。而为了求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真实意蕴，我们首先需考察学术界对何为“思想政治教育”都作了哪些定义。

通过我们对国内十二种文献综合比较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展开论述：有以功能角度而言，如陆庆壬、王勤、苏振芳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特定目标的实现。思想品德的转变与指导实践行为”为核心；有以内容的角度而言，如陈秉公、邱伟光与教育部思政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有以目的的角度而言，如袁礼周认为“解决问题，提高能力，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以主客体价值关系而言，如张耀灿、仓道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于主客体需要的满足；有以目的与内容相结合的角度而言。如孙其昂认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育新人，动员大家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议题。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从多维度展开了争鸣，没有形成绝对一致的意见，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领域研究的弱化。恰恰相反，多样化的探索正说明学者们对基本概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的充分兴趣。正所谓“名正言顺”——展开对这个学科的本质内涵的探究，离不开概念的逻辑起点。

二、“思想”与“政治”的“教育”抑或“思想”的“政治教育”?

我们党在开始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之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和成型的过程，就一般而言，我们将之归纳为：政治工作(教育)一思想工作(教育)一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一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四个主要阶段或环节。

早在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开始以“政治教育”或“政治工作”作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之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都有了阶级觉悟”。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开，会上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说明“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重要理论教育手段，已是比较成熟了。列宁曾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都是首要的工作任务，这个概念的提出与运用，对于从事党的理论教育与实际工作带来的极大的方便。但同时，当政治教育与政治工作被广泛地运用于一般性的场合和领域时，其概念的明确性与范围的确定性，则显示出其比较局限的一面：思想政治工作，首要的和主要的是一种思想教育与思想工作。

鉴于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和思想工作是作为对前者的补充而提出来的，是对前者的深化与推进，因为政治教育的首要方面是思想方面的教育，正如朱德所说：“要以思想教育为主”，而列宁也认为：“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政治斗争，不忘记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依据的是思想的教育，因此，思想工作对于完成政治任务具有中心环节的作用。但是，政治思想工作在实际的运用中所存在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另一方面也由于特定概念具有“包打天下”的雄心。将政治与思想的关系作一个调整，即将思想放在政治之前而成“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一概念，原来作为一个词的政治思想，现在则成了两个词：思想与政治，而我们以为，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并不能宽泛地界定：“由于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在内容上有交叉，就使之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概念，从而增加了所能概括的内容范围。因此，不仅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包含了政治工作之外的思想工作，而且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非思想工作，并且突出了思想工作的政治性。”这个解说，将凡属于思想教育范畴与政治教育范畴的内容皆涵括在内，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家族的日益庞大与繁杂。从过去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扩展到纪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甚至当人的心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又欲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其中，这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内涵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也在于对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的任务过于庞杂所致。但是，不管实践中我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充满多少的期待，或是基于其过于庞杂而导致实效性的可能缺失的认知，进一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存在着诸多争议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即是思想政教育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其价值规定与根本指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基础的、根本的意义。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其“政治性”，即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立场。

要认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基于其“政治”的属性，就首先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来源及其含义，孙其昂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性：首先，政治观念是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理论与价值观。统治阶级思想在社会思想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精神内涵。在这样的社会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是思想意识，也就是政治价值观决定和支配的行为。其次，政治关系体现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作为上层建筑构成要件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即是统治阶级思想与被统治阶级思想、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调节政治思想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协调发展贡献精神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属于社会实践活动，倚重于政治关系。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导向其成为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政治制度又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作为我党理论建设的一个文化传统，是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延伸与具体体现。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倚重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具有真理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双重力量，是政治权力的教育领域的延伸。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本质属性在于“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禀赋，就其根本意义上而言，在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必须保持与党的中心任务、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层面的政治与教育的结合，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教育活动，是观念世界的政治灌输与改造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思想”与“政治”的教育，而是“思想”的“政治教育”，换句话说，也就是“思想”的特定“意识形态教育”。我们以这种构词方式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多此一举，或是概念上的倒退回“政治教育”的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认为，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思想”层面的教育活动，在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根本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心灵世界的，而不是外在物质世界，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传达，而不是“物质”的给予，虽然，“精神”的能动作用能够引起“物质”的变化，但这并非“精神”与“观念”的自有属性。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分包容，将是导致其实效性、长效性在逐步丧失的重要原因，因为，不同范畴的教育内容。具有不同的教育手段与教育规律，强扭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一种模式的教育，必然导致针对性的下降乃至最终丧失。“思想”的“政治教育”既保证教育对象的单纯性：“思想世界”，也保障教育的价值判断的“政治性”，是根本性与价值性的有效统合。

最后，“思想”的“政治教育”为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建构提供了正当与合理的出口，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正本清源”，也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创新发展，保障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思想”的“政治性”教化是“意识形态”构建的首要任务。

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

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要准确地理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首先需要明晰何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在19世纪初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detracy)提出的，用以指称“观念的科学”。特拉西认为，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任务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程度。除了理论上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外，特拉西还赋予了意识形态学说以实践的意义：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意识形态是负有社会使命的，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基于这一主旨，特拉西和他的信徒们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后，西方社会首先开始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阐述，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撰写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阐述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含义、类型进行了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方式”，并将“意识形态”区分为两种情形：即“特殊的”(特别的)意识形态和“整体的”(总体的)意识形态。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明确界定“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没有专门解释过这个概念，即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阐释意识形态的专著里也没有概念式的注解，只是在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出“虚假的意识”的说法：“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

而就一般的西方学者而言。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把握主要分成两种用法。

其一，是以“中性化”的态度来概括意识形态含义。如：《布莱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哈里·约翰逊认为，意识形态被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定义，是指构成一种社会政治纲领的整套主张、理论和目标。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对意识形态作了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是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从上述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信条系

统或信念体系，是一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体系。其二，是以“否定”和“贬义”的方式来解释意识形态概念。如：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并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维持或摧毁、维护或批判一种社会所采取行动的依据。”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以组系统的僵硬的教条和信条，人们根据这些教条和信条试图了解世界，并试图保存或改变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出现了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观，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论”之争一直持续不断。在“终结论”的争论中，就包含着对意识形态含义的不同认识，正如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指出的：“大体上说，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分析是否正确的激烈论战，是围绕‘意识形态’一词的不同含义展开的。”从法国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54年)一文，到美国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一书，再到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等，他们总体上声称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是“虚假的观念和意识”等。

1964年埃利希·哈恩在《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含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它被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p·c·罗兹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这二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都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否定性，是为“虚假的意识”，可以说是非常切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义，因为恩格斯在弗·梅林的信中就曾直接地道出“虚假意识”的说法。从否定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主旨。

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运用的“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他们是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虚假性揭示的前提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以真实世界的实践学说为基础。反映人类生产活动与思想认识发展的科学规律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真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意识形态作为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是不能普泛至马克思主义范畴，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制造的所谓“意识形态与科学分界”，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真实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以此，著名学者邢贲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中的一部分，并属于社会意识中层次较深的具有理论形态的这一部分。俞吾金也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

此外，宋惠昌、刘建飞、朱兆中、李英田等多位学者与上述两位一样，都比较一致地认为，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特定目的、特定团体的某种社会制度、阶级理论与观念系统的综合物体。他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政治性”话语方式的独特路径。但是，当我们进行中西比较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实际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相当于与物质世界对应的精神世界或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另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为某一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需要而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思想和主张。从狭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它实际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提出来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这种狭义主张，实际就特定的“政治性”话语的掌控方式，而且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特有宣传手段。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著名的理论家葛兰西通过区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或

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后者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在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教育关系，是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说到：“这种批判使旧的意识形态已拥有的重要影响的分化和变化的过程成为可能。先前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或甚至是附带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主要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复合体。”正是通过教化的落实转化了新旧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进而完成政治领导权的夺取。葛兰西依据政权建立的过程。区分两种领导权，但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是无法分离这两种领导权的。因此，“政治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看来，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统合二者，也就是“思想”的“政治教育”，而这种教育即依据“政治领导权”的必然出发点。

思想政治教育从产生于“政治工作”的历史，就注定了其最高宗旨不是致力于获取知识世界的境界。思想政治教育从显在层次的意识到潜在层次的意识都渗透着“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空气，那种以为可以脱离特定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幼稚、荒谬，而且需要全面地批判。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范文

一、文化的内涵研究概述

文化，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对其研究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文化是社会科学中演变历史最长、定义最复杂的概念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本意指耕作、培训、教育、发展、尊重等，其他含义均由此引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而并没有提出一个精确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美国人类学家克虏伯和鲁柯亨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就列举了1871—1951年理论界有关文化的164种定义。理论研究学者们对文化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从国内外研究的动态和广义与狭义静态陈述，两维视角、“立体式”研究文化的内涵。

第一，从国内外研究动态纵观思维概述文化内涵。以王仕民教授与柳恩铭学者为代表，对文化内涵研究是从国内外研究动态来阐述的。

国内中国语境中的文化。“文化”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并非是舶来品，从《易经》开始，一脉相承至今。所谓文化，在汉语中按字面意义讲，就是文而化之。《易经》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面就已经蕴含了“文化”的意思，且与现代语境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最早提及“文化”一词是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篇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晋人束惜在《补亡诗·由仪》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可以看出，在古汉语系统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与“武力”、“武功”相对，指以文德教化天下，都是一种统治手段。大抵在古人眼里，文化是用“文”的内容和方式来“教化”百姓的统治方法，就是人文教化，重点是道德教化。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传人，国内学者对文化的概念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指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则认为：“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

蔡元培在《何为文化》中提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

陈独秀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力主：“文化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任继愈在《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中认为：文化是“专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

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司马云杰，以极大地理论勇气给下了定义：“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而且，他在书中对其下的定义有几点解释：一是人类创造的；二是人类创造的特质；三是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四是不同形态的特质。

国外西方语境里的文化。在西方，文化更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的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一位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在《文化概念》一书中研究了文化概念的产生和起源，他指出：“关于文化概念的探讨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思想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原始的和基本的关系。”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既表现在人类文化生活的实践中，也表现在文化学者对文化概念的阐述。在文化理论研究中，理论性成就最高的当属世界各国百科全书上的文化定义：

前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将文化概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作为广义的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而狭义的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迈尔百科全书》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类，并认为文化概念常指精神文化。它说：文化即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

英国。《大英百科全书》赞同将文化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定义，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第二类是“多元的相对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源于历史和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成员共有”，它包含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

法国。《法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一切其它规范和习惯”。

第二，从广狭义静态思维概述文化内涵。

以吕会霖、胡维革专家学者为代表，对文化内涵的研究是从广狭义静态的视角来阐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的界定理论界逐步统一为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与自然对立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和；“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取得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比较认同的看法认为“文化是人类通过创造性的活动而获得并积淀在特定民族中，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情感、信仰、习俗等行为方式和规范模式，以及观念意识等生存样式的系统”“文化是一定社会群体习得且共有的一切观念和行为”。

近几年，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又给文化下了许多定义。总的来说，他们似乎不满足于以往关于文化概念的“物质”和“精神”的两分法，进而提出了“三分法”。究竟如何分，又是各不相同。

有的在广狭两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义”或“中义”文化，即指“饮食文化、衣着服饰文化、游乐文化等等，还包括体现在人与人交往—各式各样伦理关系中的文化”。

有的将文化规定为人的“实践能力、实践方式、实践结果”三个方面。

但是，就文化内涵是达成了许多共识，表现为：其一、文化是“习得”的；其二、文化具有一定的形态并负载意义；其三、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在文化中具有主导性作用。

第三，文化内涵的厘定。

对于文化概念的定义，本文在此比较认同胡维革教授在《中国文化论纲》中给出的界定。他认为：“文化是人的群体或类的内在精神和这种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是人的群体或类借以相互区别或与他类区别的依据”。他给文化下的定义包括两层涵义，对此作了解释：一是“人的群体或类的内在精神”，即“隐文化”或“软文化”，包括哲学、思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时尚等，一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即“显文化”或“硬文化”，包括教育、科技、出版、体育、卫生等各项文化事业和文化设施。总而言之，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后天习得的和创造的，是为一定社会群体所共有的复杂地整合体。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研究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研究，理论界遵循的是先探讨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发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过程。在此，就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研究进行一个初步梳理综述。

探讨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目前理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形成，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文化的形态。随着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与教育、文化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联姻”的倾向已越来越明显。所有主要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分在内。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中，有许多学者谈到了文化的构成问题，其中亦不乏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地列为精神文化范畴者。

第二，动态的文化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从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历程来说，两者几乎是同时产生。早期的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分得。而文化是为一定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只有个人拥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尚不能称之为文化。在出现了文化上的萌芽后，需经由传播这样一个过程为社会群体所掌握，才能算是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先产生某些文化上的潜在要素，然后经由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潜文化的传递、教授而为社会群体掌握，才能构成文化，成为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文化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可以说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也必须以文化为前提。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整个文化发展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我们知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文化，主要包括思想文化、科学文化和艺术文化，而且“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宗旨正是为了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培养健康向上的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整个文化发展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不等同于简单的文化知识传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情感愿望、主观意识等密切相关。在此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为基础，去对待那些本身并非很理性化的对象，就容易变得情绪化、意向化、随意化，从而偏离先进文化建设的轨道。但是，克服过去那种思想宣传和政治教育单兵出击的不足，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文化含量，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而是要追求科学的“真”、人文的“善”和艺术的“美”。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初步的下一个界定。王仕民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综合利用文化资源，特别是精神文化、运用文化方式，进行自觉育德、自主育人的文化。

本人高度赞同王仕民教授在《德育文化论》中对其界定的文化，同时也认可其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涵的探讨：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应包含的文化资源。王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主要指能够被思想政治教育综合利用的现有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内容，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当代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成果。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传输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怎样将自己的文化内容传输到学生，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和目的的，这就是我们要谈得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方式要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传输方式有自己的传承方式、感染熏陶方式、辐射渗透方式、自觉创造方式。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本质就是自觉育德、自主育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内在地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育人过程之中。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的研究，专家学者还涉猎到以下内容：

第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征，王仕民教授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生本特征、渗透性特征、人文特征、超前性特征。

第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性质。柳恩铭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性质主要包括文化的联系性、文化超前性、文化民族性和文化开放性。。王仕民教授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阶级性、思想性、方向性、价值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属性。

第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功能。柳恩铭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文化选择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创新功能。王仕民教授总结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

第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价值。柳恩铭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文化认同价值、文化导向价值、文化动力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9-0261-03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视阈，利用社会科学出现的新工具、新视角展开研究，例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位等，这些研究对于丰富现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耗费人财物资源的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系统分析，由此就出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趋向——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研究。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可以发现，题目涉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的论文共有26篇，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绩效内涵、绩效特点、绩效评价等三个方面，整体上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略显不足，开展此方面的研究正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可以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研究已经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并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践的不断深入，会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和焦点。目前，学术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较少。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和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机制，以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机制研究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绩效体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运作状态及其目标实现程度。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的取得体现出较强的过程性，这种过程性通常会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外环境的多重影响，既表现为积极的、基础性的方面，也表现为消极的、制约性的方面，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绩效实现过程体现出复杂多元的特征。消除和弱化消极层面的影响，提高和增强积极层面的作用，需要构建一定的机制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的管理。在全面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背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机制研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1.有利于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取得的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取得过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过程，内外环境因素不同程度地产生作用和影响，这些因素与绩效取得过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本质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绩效取得的规律。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绩效取得过程涉及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形式、类型和内容复杂多变，使得绩效取得规律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如何有效把握绩效取得规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绩效最优化，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认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机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过程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取得的规律。

2.有利于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过程的内容。各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过程的环境因素都可以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过程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既是组成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过程的基础和条件，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目标和任务的依据。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机制研究，能够更好地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过程的内容，明确绩效过程内容各层面之间的内在关系，增强对绩效过程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利用水平。

3.有利于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评价的体系。现有的绩效评价研究主要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结果的评价，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略显忽视。实际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更多地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的影响。这就需要突出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过程的管理，通过构建教育绩效管理机制，有利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绩效评价体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水平。

4.有利于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理论的视阈。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已成为高素质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科。近年来，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例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研究、系统论研究、有效性研究等，这些研究对于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现有的研究仍然不能够适应和满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势的发展需要，这就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而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机制研究正好契合了现有形势的要求。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绩效管理机制的概念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