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消费论文篇1

关键词：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倾向（MPC)

作者简介：朱明宣（1979-），男，山东泰安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中心讲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12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28-03

消费理论是研究一个经济体所有影响消费的相关因素如何影响消费水平的经济学理论。对消费理论的研究，西方始于凯恩斯（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IncomeHypothesis,AIH）。凯恩斯是第一个把收入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他的绝对收入假说对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以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方面出现了几个重要理论，包括由杜森贝里（J.S.Duesenberry，1968）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由弗里德曼(Friedman,1957)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由莫迪格利亚尼（Mo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由霍尔（Hall,1978）提出的随即游走假说。

消费理论的线性化分析即研究能够正确表达该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代数表达式。消费函数是分析一个经济体中所有消费部门在一定条件下消费行为的一般函数，即反映消费与其各个决定因素之间的一般函数关系。凯恩斯消费理论提出了影响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为收入水平，并建立了基于绝对收入水平的消费函数。本文主要研究分析凯恩斯消费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的线性化形式重新修正，最后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取值及政策意义做一些探讨。

一、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的提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曾对其消费理论进行了详细说明，他是这样严谨地描述了他的消费理论：“我们把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和Cw之间的函数关系x”①，“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②根据上述凯恩斯对其消费理论的相关论断，他认为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如下公式所描述的稳定的函数关系：

Ct=x(Yt),x'?酆0

其中Ct和Yt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x(Yt)表示消费函数表现形式，x'?酆0是为了保证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而增加。下面这段话的描述也是凯恩斯消费理论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具有很大的信心来使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该规律为：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③。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凯恩斯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两个重要结论：

（1）对于每一个消费期而言本期消费与本期收入正相关；

（2）随着本期收入的每一单位的增加，本期消费的增长量小于本期收入的增长量，即满足条件0?刍x'?刍1。

在这两个结论下，再加上平均消费倾向（APC）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这一假设，现有的有关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消费理论的研究均采用了下式作为绝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

Ct=a+bYt（1）

其中Ct和Yt分别表示第t期的本期消费和本期可支配收入，a和b是两个外生变量，a?酆0，表示自发性消费，而0?刍b?刍1，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C），（a/Yt+b）则表示平均消费倾向（APC）。而对于Ct=a+bYt的出处可参考加德纳・阿克利的《宏观经济学》④。但是通过对（1）式的分析可以发现，上式虽然能够直接反映消费作为收入的一个函数，但不能够解释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一是在如上式所示的凯恩斯消费函数中，边际消费倾向（MPC）b被假设为一个0?刍b?刍1的常数，并不能反映出其随收入Yt的递增而递减；

二是通过（1）式我们只能得到边际消费倾向b在任何收入值条件下始终小于平均消费倾向（a/Yt+b），通过平均消费倾向a/Yt+b可以得到这一结论：消费在收入中所占到的比重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但这一变化是自发性消费a占收入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引起的，因此我们只能得到平均消费倾向递减，并不能说明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就是（1）式的缺陷，所以用这一表达式来反映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不准确的，它没有表达出凯恩斯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假设―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是绝对收入假说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相关消费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依据。

二、对凯恩斯消费函数中边际消费倾向的修正

上面的论述主要分析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理论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用Ct=a+bYt来表达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消费理论的局限。结合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其他一些分析，本文将对提出凯恩斯消费函数的修正表达式。

通过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对比分析，（1）式最大的不足是将边际消费倾向b看作是一个0?刍b?刍1的常量，并不是一个随收入Yt变化的变量，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不能用常量b来表示。无论是根据凯恩斯本人的观点还是从经验上来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表达式中应明确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考虑用效用U(Ct)函数的一阶导数U'(Ct)代替b来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这一变量。根据效用函数的定义，我们可以用U'(Ct)表示边际效用。众所周知，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即如果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则说明总消费是增加的。同时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随总消费的增加是递减的，因此可以借助边际效用来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当然需要在边际效用的前面加个系数。这样，凯恩斯消费函数可以近似表示为：

Ct=?琢+?茁U'(Ct)Yt（2）

其中Ct和Yt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琢和?茁是两个常数，?琢?酆0表示本期自发性消费，?茁?酆0为一个常量，?茁U'(Ct)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C，引入?茁的目的是将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效用相区别），[?琢/Yt+?茁U'(Ct)]表示平均消费倾向（APC）。从（2）式来看，边际消费倾向依赖于效用函数U(Ct)和常数?茁的变化而变化，具体形式依效用函数的形式而定；同时，平均消费倾向收到两个因素而递减：自发性消费随收入上升而下降以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比如，我们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采用最常用的对数形式，即令U(Ct)=lnCt，则U'(Ct)=1/Ct。代入上式可得凯恩斯消费函数为：Ct=?琢+■Yt，求解可得：Ct=■+■=■+■×Yt，此时边际消费倾向为■，这是一个随收入Yt增加而递减的变量，满足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平均消费倾向为■+■，也是一个随收入增长而递减的变量。这说明这个函数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所论述的消费理论：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的快。

三、对凯恩斯线性消费函数的再探讨

根据凯恩斯的表述，其消费理论中关于边际消费倾向不稳定的假设，尤其是边际消费倾向取值为0?仔MPC?仔1的假设，凯恩斯也曾在其论著中明确指出“并不是绝对准确的，而是受到限制条件的约束……下列的命题，即：?驻Cw和?驻Yw具有相同的符号，但?驻Yw?酆?驻Cw；在这里，Cw为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消费”⑤，“它甚至会使消费超过收人”⑥，“有时也存在着使消费超过收入的动机”⑦，“它可以使边际消费倾向暂时离开正常值，然后逐渐回到正常值”⑧。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必然客观存在MPC?叟1和MPC?燮0的可能性，MPC的取值应如下所示：

1、当时0?燮Yt?燮?琢，Ct=?琢?酆0，即在收入Yt比较低时，消费者也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生活消费，不足部分?琢-Yt可以靠援助、政府补贴和借贷来实现。此时，?驻Ct=0，MPC=0，消费曲线为水平直线Ct=?琢。

2、当Yt?酆?琢时，此时的消费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收入和消费的变化方向和幅度的不同，理论上来说边际消费倾向可以取值MPC?刍0、MPC=0、0?刍MPC?刍1、MPC?叟1或MPC=∝。但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只有两种情况：一是0?燮Yt?燮?琢时，MPC=0；二是Yt?酆?琢时，0

以上是对凯恩斯消费理论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一些分析，并用一个特例来说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具体形式，最后对消费函数曲线的一般形式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更加准确理解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更加明确地用消费函数反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由于存在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于既定的社会总收入来说，分配越均匀社会总消费水平就越高，这也是所有国家不断采用收入分配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的理论依据。我国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仅造成我国现阶段社会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即总消费严重不足或总消费在国民产出所占比例过低，而且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经济增长，人为扩大了经济对外依存度，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同时加上国内经济投资需求旺盛，形成对内经济膨胀且对外经济双顺差的内外经济失衡局面。因此，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基础上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不仅可以降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而且也是改善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96;101;101～102;118～119;103;112～114;127.

④加德纳・阿克利.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263～265.

参考文献：

[1]吴克烈、李汇简.消费函数中的边际消费倾向[J].社会科学研究,2004,(02).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

理性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消费”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同时，居民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微观基础，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成立，则货币政策在微观基础的层面上是有效性。但自凯恩斯主义以后，以理性预期学派为基础，经过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消费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也是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不断降低的重点原因。为深入探讨居民消费行为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本文在综合梳理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些建议。

消费理论的研究长期被直接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内，新古典主义以后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永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跨期最优选择理论、随机游走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

一、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绝对收入水平，而且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根据凯恩斯的描述，居民消费主要受所得数量、客观因素和主要因素等三大因素影响。所得数量即收入；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变动、时间贴现率和收入预期等；主观因素则包括影响储蓄动机的因素如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等，以及影响消费动机的因素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等。

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短期内变动不会太大，或者不同方向的变动存在抵销作用，所以最能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就是收入水平，消费是真实所得的较稳定的函数：

式中Ct为即期消费；α为刚性的基本消费，也叫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绝对收入；βYt为引致消费。由该式可知居民即期消费为自发消费与引致消费之和。

边际消费倾向（MPC）与平均消费倾向（APC）都介于0与1之间，都存在递减的趋势，而且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即MPC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詹姆斯・杜森贝里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也受本人历史最高收入水平和其他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据以提出了消费的“不可逆性”和“示范效应”。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水平；Y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b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的“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受到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特别是高收入集团对低收入集团的影响。消费的不可逆性是指消费受收入变动而变动的方向性不同。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会随之增加，但当收入减少时消费却可能不会明显地减少。因此消费者的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对消费的下降起着明显的阻滞作用，所以不可逆性也叫“棘轮效应”。

根据相对收入理论，货币政策制订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的波动性与差异性，尤其是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的情况下，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导致居民消费的波动，且与货币政策意图相关性下降。如果再考虑“棘轮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是通过不断提高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来稳定地提高消费，这一点也是当前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依据。

三、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其永久收入（也称持久收入或恒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永久收入是指消费者能够预计的比较固定的长期收入，一般可用连续多期收入（含当期收入）的均值表示。其消费函数为：

其中，C为持久消费；Yp为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从消费函数可推导出当前收入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表明在短期内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多，消费者却不能确信收入的增加会一直持续下去，故而不会立即增加消费；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减少时也不会马上减少消费。只有消费者能够判定收入变动是持久的，其消费才会调整到与变化后的收入相对应的水平上。

根据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如果想要刺激消费，货币政策就应该长期稳定地增加居民的收入，也就是提高永久收入，而不是“相机抉择”，这样才能在提高消费的同时避免消费波动引起经济周期。当然，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除表明货币政策只可能引起经济波动这个观点外，也隐含了一个观点就是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四、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消费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消费者或者家庭都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支出，以实现一生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于他预期一生的平均消费”。由于收入总是在生命周期的鼎盛期达到最高，因此消费者往往通过借贷将鼎盛期的收入前移，并通过储蓄将鼎盛期的收入后移，这样就能够大体上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其消费函数公式如下：

式中WR为实际财富；a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c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公众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从社会整体看就是要考虑人口结构。当经济体系中年青人较多时，借贷压力较大，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比较有效；中年人较多时，社会的个人投资量较大，货币政策的金融资产传导渠道作用较大；老年人较多时，货币政策可以更多地运用调节储蓄规模的利率政策。当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所以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通过金融资产渠道来调节居民的消费与储蓄。

五、跨期消费选择理论

消费的跨期选择是消费者试图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一个重要行为。当存在明显的收入约束条件时，消费的选择服从无差异曲线；而当存在跨期的收入约束时，消费者则会在自身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考虑利率等要素的变动，来进行消费的最优跨期选择。一般情况下，当即期消费对跨期消费的相对价格等于跨期边际替代率时，消费的跨期安排达到最优，而相对价格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率。因此，当利率变动时，消费者都会重新进行跨期消费的选择。比如利率上升时，当期消费的价格相对跨期消费的价格而言上升了，亦即跨期替代弹性较大，那么消费者受跨期激励效应的影响，会减少当期消费，并通过储蓄来增加未来消费。

跨期消费选择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基本范式，当前消费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个范式。根据该理论，即使是风险厌恶者，也会在跨期替代弹性较大时减少当期消费，利率的跨期替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货币政策在调节产出和消费的方向性和效应上都会存在差异，单一的利率政策往往会使产出的变动相对消费的变动出现更大的滞后性。如果再考虑消费的收入效应，则需要其他相关政策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

六、随机游走消费理论

霍尔（Hall，1978）等人在“卢卡斯批判”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融入到永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理论。该理论在假定效用函数为二次型的条件下，考察消费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发现人们的消费支出在长期趋势上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特征，个人收入的变动率与消费的变动率无关，因而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这样就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理论中，并对其后的理论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该理论，货币政策实际上只改变了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通过调整收入水平并不能直接调节消费，即使是新信息的出现，也会使消费在总体均值上下波动。

七、流动性约束理论

弗莱明（Flavin，1981）等人在对随机游走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居民消费对于预期收入明显正相关，而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前者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后者即消费的“过度平滑性”，两者合称“迪顿悖论”。对于过度敏感性的研究形成了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一般被定义为消费者获得贷款以满足消费时所受到的限制。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觉得消费比较昂贵，当期消费就会下降，储蓄就会增加，这样当期消费对可预测收入的变化就会产生过度敏感性。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由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会是多期的，而且过度敏感性可能使消费者的非理性特征更加突出，所以信贷政策尤其是消费信贷政策的重点不是限制的力度，而应该是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八、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

扎德斯（Zeldes，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同样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预防性储蓄能更好地解释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消费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储蓄实质上是对不确定性事件所进行的保险。未来不确定性主要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收入可预测，则存在过度敏感性，如果不可预测，则表现为过度平滑，即消费者必须通过预防性储蓄来防范风险。与流动性约束理论带给货币政策的启示相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样强调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样可以尽可能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消费理论的演变基本上遵循三条发展路径：研究对象由当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假设条件由较宽松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的预算约束；主观因素由消费的确定性扩展到多要素的不确定性。当前消费理论的研究重点基本上就是这三大发展的综合，即在严格预算约束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跨期消费选择的最优化问题。

从货币政策层面上来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影响居民消费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分别是资产结构调整效应、财富效应、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和告示效应。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就是对居民跨期最优选择行为的表述；财富效应则包含了示范效应、棘轮效应和预防性储蓄的内容；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则着重表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告示效应则可能加剧示范效应，也可能形成信息瀑布，导致居民消费的非理性，使社会消费总量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因此，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主要应以消除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为重点。如果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引发K-P博弈，则货币政策可能低效甚至无效，反之当居民的不确定性较小时，货币政策也会是稳定的甚至是“单一”规则的。

理性消费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政治理论课；消费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达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作为这一表征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反映，主要指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被大众媒体刺激起来的欲望，并以此作为自我社会价值的符号。消费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前“物质丰裕”还未成为现实，但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使我们逐步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消费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诱导人们从“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变，从而为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消费主义的传播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在理想信念层面上诱导物质主义，在生活方式上催生享乐主义，在行为方式上肖融主体意识，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政治理论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重要环节。通过政治理论教学的改革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不但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具体举措。完成这一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我们认为主要应从教学资源的利用、教学主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人手。

一、有效利用“三种资源”

第一，科学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责任，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必须充分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伟大功能。近年来，各高校在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包含着科学的消费观。消费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等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消费，首先是适度的消费，消费水平必须和国情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然资源状况相适应；其次是和谐的消费，主要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统一，个人消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个人物质、精神消费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和谐统一；再次，是以人为本的消费，消费要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其中包含着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理念，同时也包含着对当代人在消费领域中深刻的人文关怀。消费主义的消费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所产生的压抑、无自我、无价值感在消费中的非理性释放，它限制了人对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性思考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加剧了“人为物役”与道德滑坡的趋向。“以人为本”的消费观，倡导人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统一、眼前利益消费与未来发展消费的统一、感性娱乐消费与理性思考消费的统一、自身需要消费和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从而唤醒人们培育健康向上、和谐友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育一个独立自主且有尊严的生命，一个健全的身心，努力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对消费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是我们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强大精神武器。科学消费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必须在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中认真贯彻。

第二，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人文基础和扩展课程，它应该在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不同程度地提出“尚俭黜奢”的思想，并且把“俭”作为道德原则和人生观准则基本要求之一。孔子倡导“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俭”是其中一个基本要素。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节俭美德是“仁”的保证。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节俭可以致富，奢侈能沦入贫穷。墨家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倡“节用”、“节葬”。老子把“俭”看做人生三宝之一，凸显了消费道德的人生观意义。在儒家思想中，节俭和节欲是密切联系的，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要求把欲望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达到高尚的人生境界。孟子把欲望与善恶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实现正当欲望的同时，必须对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即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诸葛亮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的“淡泊”、“宁静”-tg是“尚俭节欲”，并且具有端正学风和提高个人修养的意义。古代圣贤倡导节俭，反对奢侈浪费，鼓励正当欲望满足，要求克制不正当欲望，并将此作为人生观准则、道德原则和良好学风，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与消费主义那种通过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来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感官欲望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是治疗消费主义病症的一剂良药。虽然随着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伦理正得到日益丰富和完善，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国情、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和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古代思想家“尚俭黜奢”思想并没有失去其合理性。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求我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必须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色加以发扬光大。

第三，国际背景资源。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消费主义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绿色消费运动蓬勃兴起。在一些觉醒的环保人士带领下，哪里有消费主义，哪里就有绿色消费运动。无论是像绿党这样的与政府有一定联系的组织，还是像大自然保护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都参与了绿色消费运动。国际上绿色消费运动的蓬勃兴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促使人们自觉反省自己的消费方式，重新树立适度消费的新消费方式，养成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针对消费主义的理论反思成果不断涌现，如美国学者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清算消费主义伦理的力作；日本社会学家田宗介的《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视角批判消费主义；日本经济学家堤清二的《消费社会批判》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内在关联，这些著作中不乏发聋振聩的理论强音。在自然观领域，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在经济学领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GDP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伦理学领域中，消费伦理当代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和谐消费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社会学领域中，超越消费主义物质贪欲，构建当代合理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主张引人瞩目；在哲学领域，消除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异化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诉求日益为社会所重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的背景资源，纳入政治理论教学的视野。

二、积极培育“三个视野”

第一，意识形态视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真正认清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消费主义思潮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入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造成了相对生产过剩，最终引发了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作为现实的理论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抛弃发展主义而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凭借资本、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不断向非西方国家推销消费主义文化。他们把消费主义描绘为“普世价值”，大肆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第一”，把发达国家消费生活作为“美好天堂图画”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从而试图消解各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美国学者麦克基本(BillMckibben)指出：“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脱我们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过去西方有人认为，当我们的青年都吃肯德基、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西部牛仔，看好莱坞大片，向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距离西化的目标就不远了。我们许多人不以为然。实际上，消费主义思潮所蕴涵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以及理想的陨落等价值取向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

第二，整体理论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超越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专业分立的思维习惯，历史地、辩证地和实践地看问题，即树立整体理论视野。从西方思潮的传播角度看，消费主义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同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潮有着相互纠葛的共谋关系。在全球主义或普世价值论看来，“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分权制、多党制、议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和文化同质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等)，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西化”图谋的揭露，离不开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批判的语境。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神圣的和万能的，消费作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或其他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对消费进行干预的，因此如果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就不可能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另外，消费主义所蕴涵的理想陨落、主体之死、平面化无深度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本能的宣泄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消费主义批判又离不开后现代语境分析。总之，只有在对西方思潮的整体把握中才能真正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关于消费的整体理论视野。毋庸置疑，消费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在经济学的视野中，生产和消费是互为条件的：生产为消费提供物质产品，消费为生产提供市场和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仅仅从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视野看问题，消费主义不仅不需要受到批判而且还有存在的理由。而从整体理论视野来看，经济学从来都是和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众多学科紧密联系的。消费的正当性、合理性不能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道德责任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费的原则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学提供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这应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第三，批判性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的影响，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这方面，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具有深刻启示意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物的依赖性社会，所谓“拜物教”就是把某种人造物偶像化，赋予它本身并不具有但又凌驾于社会的能力，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各种能力都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但在表面上，这些能力都成为它们固有的东西，而与劳动不相干。不仅如此，商品似乎能够左右生产者命运，货币更天然具有决定人们命运的魔力，资本被看做是一个物，它天然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从马克思的批判视野看，消费主义具有拜物教的性质，对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有深刻的论述。消费的目的在于满足生活需要，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最大占有被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象征和标示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符号，从而造成人依赖于物；货币本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由于其作为物质财富“通约性”代表而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和“符号权威”，从而诱发拜金主义。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物教不但使人遵从物的逻辑，消融其主体性，而且制造种种幻象：“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平等、自由、人权等幻象都通过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变幻出来。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的神奇之处在于，让人们在市场的现象世界里尽情享受和体验他的魔术表演，而让人们对魔术真相与魔法一无所知。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魔术背后的统治逻辑——资本的逻辑控制。以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审视消费主义，它不仅是“虚假的意识”，不仅是对现实幻觉性的再现，而且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消费主义的流行“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其实，无论是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媚俗消费，还是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等，无不遵从资本的逻辑控制，无不是资本增值和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需要。意识形态视野的意义在于揭示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批判性视野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是意识形态视野的深化。

三、创新三种“教学方式”

第一，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教学方式。心理疏导，主要是让学生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矛盾舒缓下来，减轻其二元张力形成的紧张。马尔库塞用“痛苦中的安乐”、“不幸中的幸福感”来描述消费主义思潮中人的心理矛盾。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处于多重矛盾的痛苦纠葛之中。例如，物质资料实际占有和占有欲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消费感官娱乐和日常理性认知的矛盾形成的焦虑；社会上的物质主义和自身精神理想追求的矛盾所带来的困惑等等，这些矛盾造成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现代人“烦”的心态。在“烦”的心态下，部分大学生不仅感到政治理论课“太复杂、太抽象”，“学起来太累”，而且认为政治理论教学和现实是“两张皮”。政治理论教学的心理疏导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就政治理论教学来说，一个可行的思路是读书疗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但阅读不能局限于教科书，也不限于泛泛浏览课外书籍，而是要引导学生针对自己的心理症结有选择地进行阅读，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心理治疗的作用。孟德斯鸠认为，读书是驱散生活中不愉快的最好手段。大量事实证明，通过阅读调适心理是可行的，中国自古就有杜诗除疾的传说，在法国有所谓“患者图书馆”，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倡导诗歌疗法，达到益身心、除忧虑的作用。学生在阅读中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在“同高尚的人谈话”中产生共鸣，一方面宣泄现实中感觉压抑的痛苦，另一方面享受伴随而来的兴奋和愉悦，还可以领会伟大作品所蕴涵的心路探索历程、道德与人生观感悟，所有这一切都是缓解大学生心理矛盾的精神良药。书疗的好处是经济、简便、及时、花钱少，同时又不会泄露任何隐私，没有精神压力，不会伤害自尊。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的学生，要教育他们“富贵不能淫”，在消费主义思潮冲击下不玩物丧志或随波逐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贫寒的学生，要鼓励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使艰苦奋斗教育更加贴近实际。人文关怀的核心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不被物所支配，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

第二，社会实践的教学方式。近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其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还存在增强其针对性和升华为价值理念的问题。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必须有针对性地深入边远地区、农村欠发达地区和灾区的重建，使其在亲身所见所感中真正领悟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切身体会消费主义鼓吹的奢侈浪费和骄奢淫逸是一种“犯罪”；要引导大学生真正看到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高消费群体与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人群之间在物质消费和各种资源占有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都是对于消费主义狂热的清醒剂。但是，社会实践不能简单局限于感性观察，而更重在实际行动。要引导大学生尽自己所力，所学为社会、为落后地区和灾区人民服务，通过“科技下乡”、“支教帮教”、“医疗服务”、“心理康复”以及“服务官兵”等主题活动，培养大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热爱人民的情感和服务社会的责任，以及抵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自觉性。价值观的升华是社会实践的目的，在实践活动中和实践活动结束后，都要引导大学生进行反思和总结，利用写心得体会、感悟，举行讲演会、报告会等形式，形成理性认识，传播价值理念，真正提高大学生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促进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这样，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实践，从感性体验到主体活动，再从主体活动到价值理念升华，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要求和原则。

理性消费论文篇4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函数；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8；F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065-0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很多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物价上涨压力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在此情况下，广大学者提出以扩大内需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切实加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消费是国民经济生产与再生产运行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消费既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落脚点。农村居民是我国人口构成的主要部分，其消费行为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利用消费函数理论和模型进行农村居民消费数量经济研究对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与改革、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

消费函数理论是建立在消费者行为假设基础之上、阐述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系列假说。凯恩斯（1936）提出绝对收入假设，开创了消费函数理论的先河。杜森贝里（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设，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假说，霍尔（1978）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促进了传统消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这些假说以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共同构建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框架体系。

（一）绝对收入假说

凯恩斯（1936）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首先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他指出，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消费水平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即为绝对收入假说。该假说的基本思想为：当期消费水平随绝对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2]。数学表达式如下：

Ct=b0+b1Yt+ut

其中，Ct表示当前消费支出；Yt表示当前收入；b0表示自发消费；b1表示边际消费倾向（0

（二）相对收入假说

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49）在《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取决于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他假设消费者的偏好是互相影响的，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不可逆的。示范效应说明人们的消费行为存在相互影响，棘轮效应解释了平均消费倾向具有长期稳定性[3]。其数学形式如下：

Ct=b0+b1Yt+b2Ct-1

其中，Ct表示当期消费支出，Ct-1表示上一期的消费支出，Yt表示当期收入，b0表示自发消费，b1表示边际消费倾向，b2表示本期与上一期的消费比例。

（三）持久收入假说

弗里德曼（Friedman，1957）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并非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主要由其持久收入决定。持久收入是人们可预计到的长期收入，是其一生中可得收入的均值。该假说的基本观点是：将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分为暂时性、偶然性和长期性，消费者的长期性收入决定其消费水平[4]。

（四）随机游走假说

霍尔（Hall，1978）在借鉴卢卡斯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他认为，按PIH寻求效用最大化、具有理性消费预期的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不能通过任何变量进行下期消费的预测。随机游走假说的提出推动消费函数理论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该假说引入了理性预期，将马尔科夫过程应用于消费函数的研究中，使消费问题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研究成为可能[5]。其数学形式为：

Ct-1=Ct+εt

其中，Ct+1和Ct表示下期和当期消费，εt为不可预测的误差。

（五）预防性储蓄假说

预防性储蓄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在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消费者跨期优化选择行为，拓展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里兰德（Leland，1968）首次分析了产生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条件[6]。迪顿（Deaton，1989）指出，美国战后消费路径的实际斜率显著高于由随机游走假说得到的理论估计值，而预防性储蓄假设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即消费的过度平滑性。弗莱文（Flavin，1981）提出的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虽与“过度平滑性”看似矛盾，但都可被预防性储蓄假说解释。

（六）流动性约束假说

扎德斯（Zeldes，1989）、迪顿（Deaton，1991）提出了流动性约束假说。他们认为，流动性约束可能导致消费者当期消费对可预测收入变化的过度敏感性，较高的消费信贷利率使得消费者放弃消费信贷以平滑消费[7]。具体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如下决定：

Max；st.Ct+（At+1-At）=Wt+rAt；At≥0

其中，P表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或者主管贴现率，At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所有的财富，Wt表示劳动收入，r表示利率。

二、我国消费函数理论与模型的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居民消费行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此形势下，对于我国居民消费函数理论与模型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学者也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目前，针对我国农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应用现有西方消费函数理论与模型对我国农民消费行为进行检验；二是借鉴西方消费理论，根据我国农村实际特点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理论与模型，以此来解释农民消费行为。

（一）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的研究

臧旭恒（1994）从中国改革前后的两个时期，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群体验证了确定性条件的消费函数模型，其数学形式如下：

Ct=β0+βtYt+μt

其中，Ct表示居民消费，Yt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β0为自发性消费，βt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可以解释我国1978年以前的消费模式，但对之后的居民消费进行解释时并不合适。王宏伟（2000）通过对我国农村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两阶段论。

刘建国（1999）对《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相违背。而王检贵（2000）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农村居民。杨天宇和文焕瑾（2008）也证实了我国农村消费不存在特殊性。

（二）相对收入假说理论的检验

臧旭恒（1994）对1981—1991年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群体进行实证计量研究时发现，相对收入假说可以更好地解释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许允彬和赵卫亚（2007）把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进行了整合，建立了更符合我国农民消费实际的模型，提出城镇消费给农村消费带来的示范效应会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

（三）LC-PIH理论的研究

厉以宁（1992）研究后发现，LC-PIH假说不能合理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时期的数据。王信、赵志君（1996，1998）检验后发现，通过该模型得出的理论值与中国实际值拟合度不够理想。然而，臧旭恒（1994）分别采用时间序列总量数据和家庭预算抽样数据两类数据进行分析，都证明该模型可较好地解释我国居民消费行为。高梦滔等（2008）利用1995—2002年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与LC-PIH的预期较好吻合。艾春荣和汪伟（2010）发现LC-PIH假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得到了证实。

（四）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函数理论研究

臧旭恒（1994）通过对1978—1991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后发现，随机游走假说不能适用于我国居民的消费实际。万广华等（2001）利用农业部的农户家庭调查面板资料分析影响农民储蓄的因素，发现我国农民的确存有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朱信凯（200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民消费行为表现出较强的过度敏感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性及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周建（2005）使用变参数模型构造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1979—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系数。田青和高铁梅（2009）检验了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收入水平具有不同的过度敏感性，收入越低其消费敏感性越强[8]。

三、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整理了1985—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且都经过历年农村生活消费物价总指数平减，然后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检验，以消除可能存在的虚假回归现象。

（一）ADF检验

通过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XFt和人均纯收入SRt是否具有平稳性，同时确定它们的单整阶数。令SR为人均纯收入，XF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由表1可得，从1985—2011年末，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5.15%，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95%，收入的增长率略大于消费的增长率。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7%，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1.1%，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额是农村居民的3.3倍，城乡消费差距水平较大。

由于XF和SR序列数值较大且增长呈非线性趋势，本文采用lnXF和lnSR序列，对两者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可知，lnSR的ADFTestStatistic=-0.846913，大于其1%—10%的临界值，表明lnSR是非稳定的。通过一次差分变换，t值通过检验，说明lnSR是一阶单整序列。

从上可知，lnXF的ADFTestStatistic=2.768517，大于其1%—10%的临界值，表明lnXF是非稳定的。通过一次差分变换，t值通过检验，说明lnXF是一阶单整序列。

建立lnXF与lnSR的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LNXF=0.924309002113*LNSR-0.0605431215967

R-squared=0.992811，Durbin-Watsonstat=0.323611，

F-statistic=3452.632

由于DW=0.323611，说明模型中参数项有较强的一阶自相关性，通过在模型中加入滞后项，生成滞后模型，并进行检验，如下所示：

DW=1.728149044040314、F=3273.920均通过，修正后的R2=0.997765，拟合度很高。滞后模型如下所示：

LNXF=0.856477*LNXF（-1）+0.845806*LNSR-0.707902*LNSR（-1）-0.039426

通过以上步骤，便消除了lnXF与lnSR的自相关性，由此可初步认为lnXF与lnSR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然后对lnXF与lnSR进行协整检验，生成et=resid序列，并对其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et=-0.898275et-1

t=-4.583098R2=0.465758DW=2.100848

ADFTestStatistic=-4.583098，小于其1%—10%的临界值，表明lnXF与lnSR存在（1，1）阶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稳定性关系。

（二）建立ECM模型并检验

以上步骤建立了lnXF与lnSR的长期稳定关系模型，然而，我们还要对其短期稳定性关系进行检验，同样以1988—2010年数据为依据，建立并分析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量ΔlnXF和纯收入增量ΔlnSR之间的关系模型。此处以DLNXF表示，以DLNSR表示，建立模型，如下：

DLNXF=0.845806*DLSR+0.137904*LNSR（-1）-0.143523*LNXF（-1）-0.039426

即：Δlnxft=0.845806*Δlnsrt+0.137904*lnsrt-1-0.143523*

lnxft-1-0.039426

ECM模型形式如下：

Δlnxft=0.845806*Δlnsrt-0.143523*（lnxft-1-0.27467-0.96084lnsrt-1）

R-squared=0.799916Durbin-Watsonstat=1.728149

此回归模型显示在1985—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量与其人均纯收入增量存在稳定关系，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量的0.845806倍用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同时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量还受到之后一期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量和生活消费支出增量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太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ECM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较强。而郑璋鑫（2009）通过相同方法测算我国城镇居民的长期消费倾向为0.7537，并指出库兹涅茨等认为美国的长期消费倾向接近0.84-0.89[9]。该模型实证结果符合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低，所以农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比较高。当然，采用不同的模型和来源不同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差较大。不过，大多数学者研究后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的确较高，如王检贵（2000）、杨天宇和文焕瑾（2008）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倾向已经非常困难。农村居民是我国人口的主体部分，与城镇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的较大差距严重阻碍了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进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整体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势头的根本途径，而拉动内需的首要条件是居民持有充足财富、拥有消费信心，因此，切实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之举。同时，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为农民提高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为农村居民的增收打好基础；

2.加快打破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完善农产品定价机制，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性；

3.加大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投资力度，逐步健全农村医疗体系，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以增强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进而促进消费支出；

4.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保证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水平，并立法以保障农村就业人口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莫迪利安尼.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一对横截面资料的一个解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2]刘维奇.西方消费函数理论评析[J].生产力研究，2006，（3）.

[3]王学军.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新发展[J].工业技术经济，2010，（6）.

[4]史玉伟.消费函数理论主要假说述评[J].经济经纬，2005，（3）.

[5]HallR.《StochasticImplicationsofthelifeCyele-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TheoryandEvide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1978，（86）。

[6]孙艳，蔡杰.我国消费函数理论研究综述[J].统计与决策，2004，（3）.

[7]朱信凯，骆晨.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

理性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消费理论；持久性收入；李嘉图等价定理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04-02

现阶段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费需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是靠消费带动，消费需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一国总需求中消费大约占比重到达70%，消费需求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经济学理论表明，消费者一生的消费与他们一生的收入水平有紧密的联系，其中与他们当年的收入之间关系不大。消费者不同的消费边际倾向决定了消费者不同的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主要代表理论是早期凯恩斯主义时期的经验性心理法则，即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较大。另外，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是以基于理性消费者决策的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理论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阿尼提出了以生命周期为主的消费函数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面临的消费需求不仅取决于现在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一生的收入。理性的消费者在计划一生的消费和储蓄时会按照自己一生的收入和财富，针对自身进行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

（二）生命周期理论解释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并不依赖于理性经验法则的单一数值的边际消费倾向，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生命周期理论意味着一生中的持久收入、暂时性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的消费倾向并不相同。大多数人会选择稳定的生活方式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关键假定，即在各个时期消费者会进行相似水平的消费，假定每年消费者面临的消费相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函数为C=WL/NL×YL，WL代表消费者工作年数，NL代表生活年数，YL代表消费者每年工作的劳动收入，C代表每年的消费数量。消费函数表明整个人生中消费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在工作期限中消费者通过付出劳动，积累资产和财富。当消费者退休后，利用积累的财富进项消费，在生命结束时，消费者通过一生积累的财富恰恰消耗完变为零。

二、持久消费生命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关于持久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该理论指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与当前的收入无关。持久性收入是指个人期望为获得收入持续地工作。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持久性消费理论表明，在保持个人财富完整性的同时，工作获得收入和积累财富，其中消费在收入现值中占有固定的比例。持久性消费理论就是个人为维持在有生之年消费比率，依赖于现有财富水平和现在及未来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其中，消费函数为：C=cYP，其中YP为个人持久性收入，个人产生的持久性的收入将分配到以后的许多年份，面临的消费水平应该比获得收入更加稳定。

三、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

（一）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来源

结合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持久性消费理论，提出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即LC-PIT。现阶段消费者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收入进行的消费行为将分配到许多年份中，当收入发生较大的波动时，消费者会利用以往积累的财富熨平收入波动带来的影响，所以个人消费比收入水平更加稳定。

（二）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解释

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设理论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个人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且消费还会与现期的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暂时性收入用于消费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较低，即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接近于零。来自持久性的收入引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接近于1。政府如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时，暂时性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的计划效果并不显著。持久性的税收会使消费者获得持久性收入，此时消费者面临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更高，更有利刺激经济的发展。

四、“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政策意义

（一）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定义

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此基础上，巴罗作为新古典主义学者以理性预期为依据重新论述了这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政府财政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通过征税和发行公债所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

（二）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思路

在出初始时期政府预算是保持平衡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政府为激励消费者进行资金支出和投资，会采取减税的积极性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减税会增加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理论，当收入增加时，使得个人财富积累，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提高。因此，减税作为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鼓励个人和公共部门的投入的增加，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实行减税的财政政策会造成财政赤字的发生，为了保持预算平衡，政府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不得不增加税收用于支付债券和积累的利息。理性的消费者会预期政府今天借债，意味着将来政府会提高税收，来弥补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以保持财政的预算平衡。政府通过债权融资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减少税收负担，这种政策只是重新安排了政府税收的时间。因此，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因暂时的减税增加消费开支，进而这种政策的实施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政策意义

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表明政府因实施减税措施而发行的公债会被人们作为潜在的税收考虑到整个预算约束中。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发行的公债和未来潜在的税收的现值是等价的，因此，两种政策的变化前后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是一致的，从而暂时的减税并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支出。李嘉图等价定理向我们解释了政府通过税收和债权进行融资所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当政府发行债权进行融资时，居民购买政府债券，一段时间后获取来自政府的利息支付，政府进行利息支付会造成财政赤字，为了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在未来，政府会提高税收，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由利息支付造成的财政赤字。当人们意识到两种政策的效果时，消费者在获得政府利息支付时并不会增加消费支出，会将所得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未来支付政府更高的税收，因此现阶段人们所支配的财富和征税的财富数量相同。

参考文献：

理性消费论文篇6

文化研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领域，它与一系列社会理论有联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当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可追溯至1950年代，与Hoggart、Williams等人的作品有关。这些早期的著作探讨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Hoggart于1964年在伯明翰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创造了一个得到承认的学术领域:文化研究。在七十年代，文化研究被女性主义和种族问题所“干扰”。女性主义迫使文化研究去“重新思考主体性、政治、性别和欲望等观念”。最近，文化研究开始转向后现代，关注快乐、消费和自我认同构建。McGuigan认为，这种转向产生了一种“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populism)。实际上，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是非常复杂的，文化研究领域的界定也很困难。但是，文化研究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共同之处。第一，每一位研究者认为，文化的定义几乎“无所不包”。Bennett把文化定义为“所有通过实践、制度和分类体系向大众灌输的特定价值、信念、能力、生活规范以及习惯行为方式”。在人类学的基础上，Williams强调，文化不仅通过艺术和学习表达了出来，而且“也存在于制度和日常行为之中”。因此，文化分析不应仅简单的解读作品，而且“包括生活方式中的元素分析(这些在其他定义中根本算不上‘文化’):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结构———这些表达或管治着社会关系和社会成员交流的特有形式。”Williams的界定，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后，文化的定义得到极大地扩充，不仅包含“高雅”文化，而且包括“大众’文化。第二，文化与权力是交叉结合在一起的。例如，Nelson等人认为，不论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多么不同，但“都会从文化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审视文化实践”。文化研究也主要是从政治而非美学的视角来探讨文化。换言之，人们研究文化，是从其在建构和复制权力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开始的，目的是揭露权力关系并探索这些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文化实践。最后达到一致的是，文化成为政治抵制的平台。Rojek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与生俱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霸权从来就具普适性，它的矛盾无法全部由于中产阶段来减轻或掩盖。所以霸权必须理解为不同力量之间永恒的争斗。”而文化是权力不断谈判的领域，是争夺和建立霸权的土壤。

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消费教育

在重视审视消费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消费是如何与文化研究挂钩的。根据Storey的研究，消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目标。在文化研究领域，随着大众消费的兴起和消费社会的发展，研究者开始探讨亚文化群体的消费活动。最近，研究者重点探讨的是性别、权力和消费的交叉关系。文化研究中的消费也运用了不同的理论。例如，Hebdige的研究结合了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和符号论。Hebdige关注的是青年亚文化如何通过消费行为抵制霸权，以及亚文化如何被用业表达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后现代主义中的文化研究，则把消费研究的重点转向身份认为的形成和成为特殊生活方式表征的购物。尽管有关消费的理论各持一端，但有一些观点达成了一致。第一，大部分人同意文化产品不一定非要带上支持霸权意识形态的内涵。第二，消费者不一定是霸权秩序的被动盲从者，而是意义的积极制造者。总之，文化研究中的消费，已从分析文化产品本乌转向分析产品的使用者，看其如何建构意义。那么，文化研究中的消费，将如何帮助我们建构一个不同的消费教育呢?首先，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把消费教育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在传统的消费教育中，消费指“商品和服务的获得、使用和转让”，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消费，则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使消费者融入到特定的社会体系中，并使他们忠于特定的社会观念。换言之，消费不是由其性质造成，而是由文化产生”。Bocock扩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消费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活动，不只是简单的经济活动，它包含文化价值，是学习得来的:现代消费与其本性毫无关系;它是掌握和学习得来的;它使一些人的欲望社会化……因此，现代消费主义依赖于其一套特定的价值在足够的人群中变得可以接受和理解，唯有如此，消费产品才能得以出售。这种消费本位的价值，必须包括那些允许或积极鼓励人们购买商品的思想。这也涉及到发展一种机能来理解和反映围绕在现代消费中的符号。其次，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消费，天生就具有政治性(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具政治性)。文化视野中的消费“代表了这样一种场域———权力、意识形态、性别和社会阶级相互循环、相互影响。文化产品的消费，可以授权、贬损、剥夺、解放、提炼和刻板”。最后，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洞察发生在消费领域中的抵制与斗争。由于文化被视为“冲突和争议的土壤”，因此把成人教育置于文化研究中，将会别有洞天。这正如Heam和Roseneil所解释道:“消费和文化的场域，正如权力和抵抗的场域以及其他竞技场(社区、工作、阶级、国家等)。同样，通过审视权力和抵抗的相关性，消费和文化的研究变得更加生动。消费可以是一种抵制形式，就如消费也被抵制一样。消费再也不是清白的了。”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消费教育可视为成人学习消费的一种场域。如果消费是文化的，而文化是政治的，消费教育可以重构为一种政治场域，其中，成人学习一种与消费文化和消费资本主义有关的特定方式。继而，消费教育成为这样一种场域———消费者可被训练成对消费和消费主义有特定的反应态度。接下来，笔者将探讨三种不同内容的消费教育下的消费者对消费文化的态度。这三种态度大体与Mezirow的三个学习范畴一致———工具性学习、对话性学习和反思性学习。态度一:支持消费。这种消费教育致力于让消费者明白，消费的世界是美好的。绝大多数传统的消费教育都属于这一范畴，学习者被教知如何理智地做出消费决策。换言之，他们被传授的是技术性知识，属于工具性学习。这也正是传统消费教育的目的所在。事实上，现在有消费教育课程关注的是“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单方面关系，培训消费者使其做出理性的决定，有效的管理资源，以及维护个人与消费相关的权利”。支持消费的消费者认为，消费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McGregor认为，传统的消费教育通过对个人消费权利的关注，使他们的“消费角色”社会化了，并融入到经济体系之中。态度二:个人质疑消费。另外一种类型的消费者关注消费和消费文化对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这种消费教育较少的传授技巧，相反，它鼓励学习者思考消费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反思消费社会的道理与伦理内涵。这种消费教育大致符合Mezirow对话性学习的范畴。这种消费教育致力于使消费者思考消费文化，但其消费对资本主义思考是一种个人方式。消费者往往会主张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并从事诸如下列活动:回收、少购买消费品、使用公共交通等，意在求得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平衡，以找到生活的真谛和完满。需指出的是，这一类型的消费者虽然意识到消费给环境、精神、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只是通过个人方式呈现出来，其救治之法也是通过个人方式表达出来。这种对消费世界的自由的、个人式的态度，与成人教育一贯秉持的对人性的关注有共鸣之处。态度三:集体性消费。这科类型的消费教育致力于对抗消费主义的霸权，使理所当然的消费文化变得成问题。这种消费教育制造一种“反消费者”(an－concumers)，使其认识到“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全面渗透的到公共、个人及精神领域，我们的生活经验日益被市场所塑和控制。”这种消费教育属于Mezizow反思性学习的范畴，鼓励消费者去思考那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消费教育往往表现为社会运动的形式，它由那些关注环境、劳工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活动分子所成。大多数参与者要么在政治上极左，要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反消费者对现存的秩序已经放下了中立的态度，他们开始置疑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反消费活动分子把文化视为一种抵抗场域，并使用颠覆性的策略“堵塞”(jam)消费文化。文化堵塞者视文化为一种主动的、双向的过程———他们拒绝成为企业文化的被动接收者，他们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堵塞者深谙官方的游戏规则，他们会从中钻空子来嘲弄、颠覆这些规则，以使他们得到自由。

三、对成人教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