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篇1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中特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06-02

“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旧唯物主义，而是对旧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是对旧唯物主义的一种扬弃。

一、“新唯物主义”的提出

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第10条的内容是：“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概念，“新唯物主义”是相对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而言的，突出的表现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以往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它具有一个和以往所有哲学不同的思路即实践的观点。

（一）“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了和以往的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接受的哲学思想有关。

1.马克思角色的转变。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早年曾经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力量。后来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了唯物主义，但费尔巴哈的“新哲学”是把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成哲学唯一的最高对象，肯定自然先于精神，否定人和自然界之外有独立的精神存在。马克思不认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无视社会实践等观点，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观点，1888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这个笔记，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作为《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包括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基本观点，奠定了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在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揭示了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通过各自的探索，实现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在现实实践和革命斗争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全人类的解放，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2.原有理论缺陷已突出。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存在着合理的部分但也存在许多缺陷。马克思曾谈道过:“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旧唯物主义将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直观的纯客体的理解，其缺陷就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一种纯主体的理解。而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没有看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关系，忽视了实践的作用以及实践的存在和意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那初期开始的哲学思想是潜在的、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

（二）“新唯物主义”的“新”道理

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新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实践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旧唯物主义的全部观点，而是指出了旧唯物主义错误的观点。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要求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做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

二、“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强调了他的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的根本的不同，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感性物质活动，确立了哲学出发点上的变革，同时也就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新原则、新路线，建立起崭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在唯物论方面，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要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中去把握物质和规定物质。在辩证法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物质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批判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既要以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历史，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也要求人们用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也就是辩证看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的创造活动的相互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完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是具有客观性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且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法律、哲学、宗教等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促进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阻碍作用。”

（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

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中是中心和线索。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感性的客观物质活动。首先，马克思科学地概括了实践的基本特征是客观物质性、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的基本形式有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以及以观察和实验为内容的科学活动。再次，马克思指出了实践在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和重大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科学地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意义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好的解释和定义，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一）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它唯物辩证地看问题，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达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的有机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的历史的统一，实现了哲学史的革命性变革。

（二）以彻底的批判性为标志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正确地规定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哲学和一般科学的关系，如实地反映了世界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和不断发展的学说，是以实践为基础和首要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包括它自己必然随实践变化而变化，它否认能达到认识的顶峰和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从不认为自己结束了真理，而是进一步开辟了探索真理的大道，这种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的科学性，使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哲学体系，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它从实践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看到高度重视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就在社会作用上表现了它的科学性，使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以实践为特征的新唯物主义是顺应时代要求而生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客观实际相符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哲学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视野，指导着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不断斗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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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篇3

论文摘要：高扬人的精神能动本质的主体性原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这份重要遗声，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重建了科学的主体性原则，从而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吏上实现了重大的变革。当代西方许多哲学家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主体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贬为机械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今天，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则，对于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主体性意识的获得标志着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发展过程的真正开始。主体性原则在近代的形成和确立，则标志着传统西方哲学步人了成熟的形态。主体性原则在经历了近代的辉煌之后，在2l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中继续凯歌行进。尽管在西方哲学的当展中，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大多对主体性原则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这种批判和反思在一定意义上说有其合理性，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来看，并不意味着传统主体性原则将被彻底否定和抛弃。相反，有着悠久传统和辉煌过去的主体性原则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矫正和新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属现代哲学。由于它产生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沃土，与西方传统哲学有着批判继承的关系，因此，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如何扬弃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主体性原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则的理论价值和在当代的实践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西方哲学主体性原则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认为，不是外部存在物，而是人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万物只有在与自我的联系中才能获得意义，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这一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传统西方哲学向一个新的思想向度——主体性向度迈进，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苏格拉底沿着主体性向度继续将传统西方哲学推向前进。他的贡献在于使哲学从面对自然转而面对人，在哲学研究对象问题上实现了革新。“认识你自己”这一名言便是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精华的体现。当然，在苏格拉底那里，主体性原则还是一个初步萌芽。主体性原则的成熟和确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带来了自我意识的一次大觉醒，为主体性原则在近代的重新确立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崛起。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原则使得主体性原则在近代哲学中彻底扎根．也造就了笛卡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德国古典哲学则使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学说真正形成和成熟。

主体性原则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哲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在于高扬了人的精神的、自由的、能动的本质，以哲学的观念把握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其最大的缺陷则在于对主体范畴做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使得主体性原则、人的能动性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被抽象地发展了。

对于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这一重要的遗产，并不是像现代西方许多哲学家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了对传统主体性原则的批判继承，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机械论。相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通过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主体性原则的扬弃，从而在哲学史上对主体性原则做出科学揭示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体观，对主体是什么做了科学的规定。主体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回答主体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做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无所不包的万能的“主体”，而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不过是理念的化身，或者说是实现这种理念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能思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是“类的存在物”即社会历史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如果人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他就成了封闭的、无生命表现的实体，就不可能成为改造和驾驭周围感性世界的主体。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才能现实地确立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才能现实地确立人对感性世界的主体地位，才能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社会存任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所以，人的主体件正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和把握的主体，就不再是唯心主义哲学所讲的思维、理性、观念、自我意识的化身，也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讲的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一种包含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能动创造属性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在自然世界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现实地塑造属人的自然、属人的社会历史的实践创造者。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揭示与现实的人彼此相关的感性世界的本质，从而建立了全新的客体理论。由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因而也就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自满自足的对象性活动，进而把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感性世界看作是外化的自我意识，认为“对象不过是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创立物相”。这样，在黑格尔那里，感性世界成了观念主体的精神创造物，成了一种思想客体。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由于把人理解为包含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能动创造属性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理解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因而人与他周围的世界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设定的关系，亦即对象性的关系。人是以他之外的对象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而周围的对象之所以是他的对象，则是以作为对象的人的存在以及人被赋予了对象性本质为条件的。因此，人周围的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既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纯粹的人的观念的外化，它是现实的人一方面根据外部世界的物质条件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按照人自己的需要、目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一个属人的对象性世界。对作为对象性地实践创造着的对象存在物来说，对象的人和人的对象是相关性地统一起来的。这种观点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的和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相关性，既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体理论，又科学地确立了“感性世界”这一客体的理论。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主体和客体作出科学规定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实践观，一方面继承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又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主体能动性的缺点；另一方面汲取了西方传统主体性学说合理性的内容，又大力批判了这种学说的唯心主义基础，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成就了唯物主义主体性原则的辩证统一，对主体性原则作科学的揭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显然，这里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把客观事物作为外在于主体人、与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关系的直观对象，只是把人看成是直观者，没有从主体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客观世界、理解人、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懂得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和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和意义，亦即不懂得主体的能动性，因而“直观性”是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提纲》第九条中直截了当地称旧唯物主义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深刻地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与旧唯物主义上述缺点相反，唯心主义却片面、抽象地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唯心主义把精神和思维的东西看成是主体，并认为这种主体是万能的，外部世界只是人的思维或某种精神主体的产物或表现形式：这样，在唯心主义那里，主体的能动性被夸大为脱离物质、脱离现实的造物主的能动性，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而不是人从事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所以，唯心主义实际上把主体的能动性归结为意识的能动性、精神的能动性。这是对主体能动性的片面、抽象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批评唯心主义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评不难看出，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条从实践出发去考察、理解自然、社会、人以及人的认识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如上所述，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仅仅把自然界、人类社会看成是直观的对象，仅仅把人看成是直观者，不懂得实践在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不懂得主体的能动性，所以没有从主体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客观世界；批评唯心主义虽然重视主体的能动性，但却把主体的能动性归结为意识的能动性、精神的能动性，因而片面、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告诉我们，他要建立的哲学是一种既要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义要克服唯心主义片面性、抽象性的新哲学。要克服唯心主义在主体性问题上的片面性、抽象性，就要从主体人从事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主体的能动性，这样才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视和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要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就不仅仅要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不仅仅要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人们认识的对象、直观的对象，不仅仅把人看成是直观者，还应该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人们实践的对象、实践改造过的结果和实践的过程，把人看成是能动的实践存在物，强调人们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去认和把握客观世界。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主体人的物质实践出发去理解、考察自然、社会、人以及人的认识。这是一条不同于仅仅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世界、人和认识的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也不同于从精神的主体活动出发去理解世界、人和认识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而是一条崭新的唯物主义路线，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扬弃。由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高扬主体人的实践能动性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就是实践原则，即主体人在实践活动中能动地把握和改造客体的原则。其宗旨是要在断发展的主体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正确和合理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达到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人类学的自然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扬弃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l、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重心转移。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再像许多旧哲学那样主要以包罗万象的宇宙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指出，我们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以及它与人的感性世界的区别，承认它对人、对属人的对象世界的本体论意义，但是对那个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探讨已不是我们研究的重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所思考、所研究的重心，是与主体人息息相关的感性世界，所要揭示的是这个感性世界生成、发展的现实本质及现实基础，以及认识和把握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对人所生活的感性世界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以属人的感性世界以及主体人的实践活动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则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贯彻和体现，其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实现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变革。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把对世界的理解由“客体原则”推进到“主体性原则”，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实现了革命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自然界的客观性是无疑的，但人类周围感性世界是经过人的实践改造过的世界，冈此，只有实践才是把自然世界和属人的感性世界统一起来的基础，是把人和物统一起来的必由之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主体人的实践为内在灵魂和本质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从而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篇4

关键词：接受认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为两种基本路向交叉行进，一种是在认同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根据中国自身的现实和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呈现为两种基本模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

对苏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模式，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向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苏俄逐渐成为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中国由此形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标志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经典内容，作为20世纪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对我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首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是1961年出版的，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教科书的基本结构与苏联教科书的模式大致相同，总体上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构成，具体的由唯物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小块构成，基本内容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新的理论，如哲学思想。尽管这本教科书在内容上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不够完善，甚至不确切等问题。但这一体系化的哲学教科书浅显易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使普通民众能够较快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宣传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是对近代一切体系哲学的基本精神的超越，是对近代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和历史主义原则没有得到体现，造成了认识中历史主义和实践思维方式的缺乏。

尽管如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一直沿用这一体系，只是个别内容有所变动，基本的框架结构及解读思维模式并没有根本的变动。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大力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紧扣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联系，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从唯物史观理解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蔡和森、杨明斋等。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新的历史转变，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处于社会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急需完全不同于古老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来指导、探索中国历史变革的方向。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仁人志士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认为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走出黑暗的思想武器。因此，他们不仅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而且大力宣扬和传播唯物史观，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

陈博贤是第一个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在1919年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以“渊泉”的名字连续刊载了他的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篇译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这一时期，如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新青年》等众多的报刊，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和研究、应用唯物史观的文章。这些文章节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大体过程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学理的应用。《晨报》还连载了陈博贤译著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都自觉地阐述关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并用唯物史观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如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认为不是思想、道德、文化造成的，而是经济基础变动的原因；陈独秀则用唯物史观解释了“民主”，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主体的新民主的思想，并阐述了民主、阶级、革命、国家等政治问题。总之，当时唯物史观让中国知识分子以全新的视角认识中国现实、剖析中国问题，并且由于唯物史观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得他们的分析更准确和深刻，更能揭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有利于指导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热点是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是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瞿秋白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源于他在苏联的工作经历，他亲历了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高度赞扬列宁以辩证唯物主义对俄国问题的解答。所以当他回国后，就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义和论文等，在中国宣扬辩证唯物主义，并自觉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和问题。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既是方法，又是革命的理论。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当时的国民革命，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关系，分析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为国民革命既不由，又不由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共产党联合领导的。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成分复杂，既有革命的动机，一部分无产者中又充斥流氓习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既可以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自身更要联合农民。瞿秋白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与唯物史观的不同，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仅限于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打开了思维视野，同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开启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时展、资料的限制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有局限的，由于缺乏实践观，无法正确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其他唯物主义的关系，在面对中国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时，不能作出较为准确和全面的分析，这也是他在后来革命实践中造成“左倾”思想路线错误的原因之一。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通过论战，艾思奇开启了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思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将唯物辩证法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三者统一的整体，他在《大众哲学》中阐述了他的思想、观点，自1935年来，12年间《大众哲学》出版了32次，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强调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人的活动和实践的意义，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来阐述实践的，这一点对的影响是深远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浅显易懂，开辟了哲学大众化、通俗化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探索。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非同凡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鼻祖。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述不够准确、严谨和深刻，对某些观点的论述不够充分，理论层次不够高，理论范围还不够宽，有些理论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等等，但这些都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巨大贡献和深远的影响。

李达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倡导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是功勋卓著。他在艾思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唯物论”，用“实践唯物论”概括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大进步，它既强调唯物辩证法，又突出实践在唯物论中的地位。李达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来理解实践的，但他更为强调实践在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唯物辩证法，当做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和自然观”[1]61。这个观点深深地影响他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对实践概念的解读。李达的“实践唯物论”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认识有局限和不完善的地方，但他开启了以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并且他的理论被中国革命实践家，如接受并运用指导于中国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是从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其中也穿插了应运政治批判需要的讨论热点，如异化、人道主义、文化理论思考、生产力标准讨，等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认识的思维模式。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是蓬勃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邓小平是突出的代表。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标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转向，在《实践论》中充分体现；而邓小平倡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则是再次掀起了认识论发展的高潮。认为，认识论、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所在，只有掌握了认识论、方法论，才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他始终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将认识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揭示它们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揭示人的认识是无限的接近真理的过程。他还揭示了著名的认识的发展公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的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297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核心思想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结束后，1978年5月，中国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278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取得了极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作为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仍存在某些误解，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历史”概念都是从认识论来理解的，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没有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切都是认识的开始和结果，哲学所面对的是认识的结果，即表象，现存世界是不证自明的存在。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在反思这一解读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进了以“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和发展，认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式，无论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发展的要求来看，还是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来看，都应当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就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大力发展工业，这些都诉诸人的主体性，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的。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以实践为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人们试图从各种视角解读马克思哲学，如人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确定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李达.李达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篇5

关于马克思是不是一位生态学的思想家,不外三种观点:约翰?克拉克(JohnClark)和某些“褐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是反生态学的;詹森?W?莫尔(Jason?W?Moore)和海伦娜?西汉(HelenaSheehan)等另一派观点认为,马克思对环境问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观察,但这些观察只是作为辅助工具,而不是作为他思想的本质特征;迈克尔?皮尔曼(MichaelPerelman)和约翰?福斯特(JohnFoster)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纬度(ecologicaldimension)是占主要地位的。

一、什么是生态唯物主义

福斯特创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清理唯物主义概念入手的。根据英国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RoyBhaskar)在《唯物主义》中的观点,他把唯物主义概念分为三类: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三种唯物主义研究的问题和观点是不同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也就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这就反对了终极目的论。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即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本质作用。①在这三种唯物主义中,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都属于自然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仅应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而且应该在实践(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构建。

福斯特用“生态唯物主义”来表达他对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的重构,表明了他对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的理解。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主要表现为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来论述唯物主义对生态学思想的意义。这四条规则是: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②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意味着新的历史观,它要求考察的不只是自然的进化或社会的进化,而是自然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因为从生态唯物主义看来,自然和社会处在斗争与和谐辩证统一的、进化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中。

二、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基础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这方面的关键作用――在于它发展并改造了伊壁鸠鲁关于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原有传统,而这些思想对于现代科学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伊壁鸠鲁与现代科学与理性革命。从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牛顿都受到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特别是机械唯物主义更是明显地带有伊壁鸠鲁原子论的痕迹。康德把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者们称为“古希腊思想家中最杰出的自然哲学家。”③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伊壁鸠鲁是经验自然科学、经验心理学的创始人。”青年黑格尔派坚持认为伊壁鸠鲁学派从特殊意义上已经预示了欧洲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如马克思所完全认识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共同基础都是伊壁鸠鲁的哲学。

第二,伊壁鸠鲁与宗教神学。“伊璧鸠鲁一般地否认概念和普遍的东西是本质。一切产生都是偶然的结合,这些结合又都偶然地分解。因为那被分割开的东西是第一性的、真实地存在的东西;而偶然性则是这种结合的法则。而偶然既是支配一切的东西,因此一切目的性以至世界的整个最终目的也就一起消失了。”④由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有限性、暂时性,一切目的论的观点――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解释自然的观点――受到沉重打击。(对目的论的致命打击来自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不足以彻底摧毁目的论的根基。)正是在反目的论这点上,唯物主义与科学取得了一致。马克思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对宗教和启蒙哲学的贡献。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声明:“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他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他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神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第三,伊壁鸠鲁哲学的生态基础。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把“守恒原则”――“从虚无中决不能产生万象,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归于乌有。”①――作为其出发点,把自然的存在作为人的自由存在的基础,因此具有生态世界观的倾向。这一点,在卢克莱修――伊壁鸠鲁哲学的最佳诠释者――的著作中表象的相当明显。卢克莱修提到了空气污染是因为采矿,提到收成的减产是由于土壤的退化,还提到森林的消失;同时他也论述到人类和动物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福斯特认为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中的前两条和最后一条是伊壁鸠鲁物理学的主要原则,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第一卷中已经强调过这些原则。根据康芒纳的解释,“自然知晓最多”更好的理解应为“进化知晓最多”。也就是,通过进化过程――包含着无数偶然性的过程――所有物种,包括人类,都经过亿万年各种先天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而逐渐适应了环境。②

综上所述,福斯特认为是伊壁鸠鲁哲学激发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并以此构造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包含着许多为马克思后来所发展和确定下来的生态思想萌芽,其中,最主要的是伊壁鸠鲁哲学中反目的论的思想及对偶然性、人类自由的强调和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思想。这样,福斯特从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纬度建构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基础。

三、生态唯物主义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基础来自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达尔文的基本理论是: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超级繁殖能力”,或者说,具有生产出超过能够生存数量的后代的倾向。这些后代相互之间并不尽相同,它们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原始的形态,这种变化部分的传给了未来几代......既然不是所有的后代都能存活,那末,在大量的后代当中必然存在着生存竞争。据统计,那些通过内在的变异机制使之最能够适应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有限的当地环境条件的后代,总是具有一个较高的存活率,因而把这些变化(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传给它们的后代。这些有利的变异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的积累可以导致物种的进化――或者说是有所修正的演化。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与地球在整个物质进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上帝也不复存在。“这是唯物主义,达尔文知道这一点;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它将自然的每一点都人性化,就像将人自然化一样。”马克思接受了这一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阐述道:“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至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但是自然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达尔文深知这一点――却令达尔文深深苦恼,以至于他把《物种起源》推迟20年发表,原因在于达尔文不像伊壁鸠鲁,他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是由他的自然神学理论背景所决定的。③(福斯特由此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更多来自于伊壁鸠鲁)但瑕不掩瑜,达尔文的自然进化思想构成了现代生态学的基础。今天,很少有人会否认进化论的观点。蕾切尔?卡逊告诫我们:必须与其它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控制自然”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生态中心主义依据进化论更是提出“所有物种一律平等”的激进思想。

福斯特通过考察后得出结论:对马克思来说,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著作”(马克思语)导致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人类劳动与人类进化之间关系的确切理论――劳动进化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两个脚注中简明而系统的阐述了达尔文的理论与他自己通过不断变化的生产和技术而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进行的分析之间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他们躯体的四肢。”而人类工具是通过社会生产而产生的,它是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器官,是人类的外部延伸,即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人类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自然史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制造工具只是属于人类的“特征”,抓住了劳动工具就抓住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自然、历史基础与达尔文相关联。

福斯特通过大量的研究文献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共同进化的观点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本质,即劳动规定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态地位。这点对生态认识理性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必然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只有在达尔文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够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术语来定义劳动过程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形成了生态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理论。

四、生态唯物主义的社会基础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篇6

本章复习的重点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假象；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统一；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实践标准；真理和价值，党的思想路线及意义。

本章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三个：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二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特别是感性认识要有理性认识的指导的原理，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切歪理邪说的一个重复特点就是夸大感性，拒绝理性。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本章与当前实际联系紧密，如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都是历年来哲学命题的重要内容。如2000年理科多项选择题第17、18题，辨析题第30题，2001年文、理科论述题第34题，2002年理科第2、16、31题，2003年选择题第3题，2004年分析题第34题，全部考的认识论的内容。从近几年试卷来看，这部分常考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辨析题和论述题。特别是关于本章的论述题，五年中，理科考过三次，即1998年第27题，1999年第33题，2001年第34题，文科考过一次，即2001年的第34题。

本章2005年大纲新增知识点：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