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1

关键词：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遗传学；

作者简介：刘向东(1965-)，男，农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水稻生殖发育遗传和分子细胞学研究。

遗传学是生物科学中一门最具活力、发展最迅速的理论科学，对探索生命起源和本质，以及推动整个生物科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又是一门紧密联系生产实际的基础应用科学，对动植物新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和遗传性疫病防治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该课程也就成为生物类、农学类和医学类学生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国内外的相关大学都十分重视遗传学的教学工作，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改革等。就拿我国来讲，不同版本的遗传学教材不下10种，且多数是由遗传学的名家主编；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新型教学模式也层出不穷。[1，2，3，4，5，6，7，8]华南农业大学是遗传学教学改革比较早的学校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农科类专业的遗传学教学方法进行过多种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是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四种改革：一是1997年至2001年间，改变原有单一粉笔教学的模式，利用电脑制作CAI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从1997年开始编写基于PPT的CAI课件，1999年试用PPT的多媒体教学，2000年在农学类专业中全面推行以PPT为主的课堂教学，取得一定的成绩。遗传学课程的主讲教师刘向东也因此于2000年获得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讲坛新秀)”称号。二是进行“基于web-quest遗传学教改试验”，即“基于网上资源遗传学自主性学习教改试验”。于2001年至2003年间制作并完成了遗传学教改试验网站——《遗传学》网站，2003年成功地应用于教学，以后结合所获得的广东省教育厅“151工程”项目开展“基于web-quest遗传学教改试验”，取得良好的效果。[4]作为该项改革的原创性教学资源网站——《遗传学》网站于2007年获得第二届全国百佳网站(十佳学术类网站)，其改革成果也于2008年1月获广东省教育厅“151工程”项目课程改革奖(三等奖)。2001年至2004年期间还开展遗传学综合性实验和双语教学。[3]三是2003年至2006年间开展研究性、探索性的教改试验。四是2006年至今在原来以单一或数种教改方法简单结合的基础上，提出较适合农科类学生的“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遗传学教改试验。

一、“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遗传学教改试验的教学理念和总体设计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教学上的广泛应用，原有单一的多媒体教学已难以适应诸如遗传学等迅速发展学科的教学需要了。为此，国外提出“混合式学习”概念(Blending-Learning)，[2]我国的浙江大学于2007年也提出“信息化环境下遗传学课程混合教学模式”。[2]“混合式学习”是把传统课堂教学的优势和利用信息技术学习(E-Learning)的优势相结合，从而达到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以及培养学生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目的。于2005年在农科类专业的遗传学教学中引入混合式学习的方式，2006年在农科类专业的遗传学教学中全面采用“混合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法，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对该教学方法以及之前的教学改革方法进行全面的总结，提出适合华南农业大学农科类专业的遗传学教学的“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遗传学教学改革法。该法的教学理念体现在创新和“混合”两个方面：创新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教师应该根据学生情况的发展进行教学改革，具体来讲，体现以人为本和科学改革；“混合”则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采用上，不是采用单一的模式或几种简单方法的结合，而是灵活地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基于web-quest(网上资源)自主性教与学”、研究性、探索性教学、教与学角色互换、综合性实验和双语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并把这些方法整合成有机的整体，特别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教法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形成适应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的教与学模式。

二、“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遗传学教改试验的实施步骤

根据“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遗传学教改试验的总体设计，主要按照六个步骤(方式)进行：

第一步。框架式引导教学。在介绍框架前，首先让学生了解什么是遗传学？遗传学研究什么？学习遗传学有什么用？然后介绍遗传学课程内容的框架，即包括哪些章节等。为了便于学生了解掌握，我们把遗传学分成7个单元，即：遗传学的细胞学基础，经典遗传学(即遗传学三大规律)，细胞遗传学基础(即染色体结构和数目变异)，微生物遗传学基础(细菌和病毒的遗传)，分子遗传学基础(基因概念的发展、基因组结构特征、DNA分子标记及应用、基因组学、后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基础)，细胞质遗传学基础，数量和群体遗传学基础。这样，学生对遗传学的结构就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学习也就有了方向性。

第二步。教师以问题为中心，讲授课程重点内容。先是提出问题，然后着重介绍有关的重要名词、基本原理、实(试)验推导、解释、验证和应用等。比如在讲授孟德尔遗传规律时，先提出性状是如何遗传的问题，然后介绍孟德尔著名的遗传试验、所获的结果、结果假设、分析、解释和进行合乎性验证等，最后归纳为杂交试验、结果分析和验证三部曲等。对于一些发展较快的知识(领域)，如分子遗传等适当地采用双语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有关的英语名词，帮助他们能自己查阅一些有关的英文文献。

第三步。教与学角色的互换，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性、自主性学习。具体做法是讲完每个单元，要求学生自己出试题考察学习效果，出题的形式不拘一格。学生所出的试题交给老师汇总后，选择其中的一些题目作为期中考试和期未考试试卷的部分内容。期中考试的题目全部选自学生自己出的题，考试采用三种方式：一是抽样混合试题，即每个学生出的题目抽1-2题，集中成一份试卷，全部学生参加考核；二是交换题目彼此考查，一个学生用另一个学生出的考题考核；三是自考，学生自己出题自己考。这种教与学角色互换的方法得到学生的充分肯定。调查发现，90%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出题比纯粹由教师出题难，学习效果更好，如果没有真正掌握有关的内容是出不了好题目的。通过出题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入主动学习，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习的兴趣，而且使学生善于提炼问题和进行举一反三的思考，拓宽了思路。当然为了让学生出好题，教师开始需要做一些引导，告诉他们出题的技巧。另外，也要鼓励他们出有创意(新)的题目，通过出创意(新)题目，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培养了其应变能力。为了更好地通过考试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对期末考试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比如出一些让学生分析遗传学现象、总结和阐述遗传规律的主观性题目，培养其透过自然界的现象探寻生命的遗传本质的能力。

第四步。选择性开展Web-quest的自主性学习。根据之前改革已取得的经验，主要是选择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些遗传学内容(如基因工程等)开展基于Web-quest的自主性学习。基本做法是以已制作的《遗传学》网站为依托，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1)教师引导学习，教授遗传学章(节)重点内容(框架)；(2)学生利用《遗传学》网站进行网上自主学习和讨论；(3)教师提问；(4)教师讲解重要问题(包括疑难问题)；(5)学生开展网上测试、延伸自主学习和论坛活动；(6)学生展示延伸学习的成果和体会；(7)教师总结。期间为了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查阅文献时，如果找到一些有关遗传学最新进展和动态的资料，鼓励学生浓缩写成快讯在《遗传学》网站交流，使他们有成就感，进一步增加主动和自主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第五步。自愿性的研究性学习。主要采用三种方式：一是结合研究生的研究工作，选择一些与遗传学课程内容关系较密切的内容，让学生分组在研究生指导下开展小实验。比如，实验室每年都有多个研究生开展DNA分子标记研究，鼓励有兴趣的学生与研究生一起开展有关的实验，包括DNA提取、PCR扩增和电泳等。通过短期的研究，一方面加深学生对遗传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由于这种方式所需的时间相对较短，结果容易得到，与一般的实验教学相比，前者较为灵活、有创意、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学生普遍较欢迎。二是采用通常的研究性教学，即让学生根据兴趣，分组选择一个与遗传学相关的研究小课题，独立组织和开展研究工作，应该说，这个方式效果很好，[9][10]但往往在遗传学上课期间难以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效果。三是结合毕业论文工作开展研究性的学习。[11]具体做法是在学习遗传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后，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选择一个与遗传学内容有关的题目作为毕业论文。为了有效地进行此项的研究性学习，抓住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毕业论文开始的时间安排在遗传学课程修读期间。遗传学课程修读的时间一般是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也把毕业论文开始时间安排在该学期，这样就可以让学生通过边学遗传学课程边发现与遗传学有关的问题。课程结束前，在教师的引导下，选择一个与遗传学知识有关，而学生本人又有兴趣的题目，开展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由于毕业论文一直要做到四年级下学期，历时2年时间，所以，可以深入开展一些与遗传学有关的研究工作。二是处理好遗传学主讲教师和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关系。其中最佳方案遗传学主讲教师既是遗传学课程的教师，同时又是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这样不但可以达到研究性教学的目的，也可以保证毕业论文能顺利完成。如果两者不一致，就需要遗传学的主讲教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进行协调商讨确定。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性学习，结合研究性同时开展相关的综合性实验。

第六步。采用融会贯通式、生动活泼的课程大总结。一是理论总结，通过以“可遗传变异的类型、创造方法、基本原理、应用和意义”为主脉把所有单元的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该课程的系统性；另外是以“遗传与健康(疾病)”为专题讲座进行形象生动的总结，通过“遗传病”提出一条主线，把遗传学各章节的内容串在一起。二是实践总结，主要是利用我们拥有的部级重点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和广东省植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的100多亩校内实验基地，在每学期课程学习结束后带学生到该基地进行参观和实习。由于该基地每年种植(早晚两季)的材料很丰富，包括有20多个野生稻种、2000多份不同类型的野生稻居群、各种突变体、杂种后代和特殊的遗传材料(如单片段代换系等)等，可以让学生对遗传学研究的物质实体和研究内容有较好的直观认识，并在实际中进行总结。比如，通过参观各种野生稻和栽培稻，让学生认识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关系，以及遗传的多样性；通过观察各种分离世代的材料，让学生认识三大遗传规律；通过参观同源四倍体水稻，让学生认识染色体数目变异的遗传效应；通过参观水稻单片段代换系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后代，让学生深入认识分子遗传学的有关知识；通过参观三系和二系杂交稻，让学生认识细胞质遗传学和生殖遗传学的有关问题。通过参观田间不同世代材料，让学生认识许多数量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的问题。实践证明，采用以上方法的总结，不但让学生对遗传学有了直观、生动的认识，而且使学生接近自然、接近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丰富了教学的内容，达到了既教书又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思想和兴趣的目的，深受学生的欢迎。

三、“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遗传学教改试验的成效分析

为了评估“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遗传学教改试验的效果，2006和2007年先后对其中180名参加试验改革的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发现92.87%的学生认为“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教学改革”可激发其学习兴趣，提高主动性；91.69%的学生认为可提高自学能力；93.37%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基本知识的理解和应用；93.66%的学生认为扩大了知识面；91.95%的学生认为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91.55%的学生认为知识收集、加工、处理能力得到提高；92.14%的学生认为提高了综合能力；91.12%的学生认为充分运用了计算机等信息技术；90.53%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学习者相互学习。与之前采用单一模式或简单几种方法的效果相比较，“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在以上每项指标的得分均比之前的方法高出10%左右。除了以上量化的结果外，还得到参试学生的书面评价，其中绝大多数的学生给予高度评价，比如有学生认为，“创新型混合教学模式”“使原本深奥的遗传学变得简单，使同学们在活跃的氛围中掌握了遗传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综合和创新能力得到提高”；“能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习遗传学的兴趣、增强探索的欲望”；等等。这些结果充分说明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有进一步推广的价值。

遗传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2

遗传病的预防”的教学内容为上海市高中《生命科学（试用本）》第三册第八章第四节人类遗传病和遗传病的预防”的第2课时，学习要求为C级。在中学生命科学学科育人价值中，培养科学素养占据首要地位，这不仅是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生命科学知识，还需要学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除了需要掌握遗传病预防的方法，还要能够应用所学知识避免遗传病的发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唤醒生命意识。教材中列举了禁止近亲结婚等五种预防措施，学生学习后往往能够说出这些措施的具体名称，但对于这些举措背后的遗传学原理却难以解释，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然而本节课恰是与学生的未来生活密切相关的，笔者对教材内容进行挖掘，采用情景教学法设计了一对青年男女王小姐和王先生从准备结婚到生育子女的故事，以人生旅途结婚申请———婚检———遗传咨询———产前检查”为线索串联五种预防措施，营造具有活力的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感受生命与成长，体会学习生命科学的意义，实现生命科学的学科育人价值。

2教学目标

2.1知识与技能目标

能够推断直系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可以根据遗传病的特点，遵循遗传咨询的步骤提出预防措施；说出预防遗传病的五种措施。

2.2过程与方法目标

在遗传咨询的活动中，学习遗传系谱图的绘制和遗传病概率的计算方法；通过情景故事的学习，解释预防遗传病发生的原因。

2.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比较近亲结婚的遗传病发病比例，体会禁止近亲结婚对优生优育的重要性；认识遗传学对预防遗传病发生的作用，培养生命科学素养，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

3教学设计及过程

3.1创设生活情景，巧解近亲关系

禁止近亲结婚是教学中的第一项预防措施，教师在本节课的开篇采用学生未来人生会遇见的场景创设生活化教学情景。情景一：有一对青年男女王小姐和王先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恋爱之后，准备走上婚姻的殿堂。他们在预约登记结婚时签署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上面写着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我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王小姐和王先生是否属于近亲，近亲结婚有何危害？在由恋爱走向婚姻的教学情境中，让学生了解结婚登记的流程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增加其生活经验。教师利用此情景设计了学生活动：找一找系谱图中我”的直系和旁系血亲有哪些？学生观察系谱图，判断我”的直系和旁系血亲，在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结合对比教材隐性遗传病发病率表格中数据，让学生感受近亲结婚遗的危害，体会科学研究需要数据的论证，并且独立思考其背后的遗传学原理，建立前后章节的联系。

3.2关注新闻事实，树立科学观念

情景二的设计围绕婚前检查的预防措施现状展开：王小姐和王先生排除了近亲关系，按要求预约登记结婚后，民政局工作人员给了双方自愿免费婚前体检单。王先生提出，我们应该先去做婚检后，再领结婚证；而王小姐却说，我们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很麻烦，免了吧！你支持男方，还是女方？教师通过故事引发目前对婚前体检的不同态度，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展现2015年关于婚前检查对于预防遗传病发生的数据，让学生清楚婚前检查的重要性，科学地看待婚前体检的积极意义，影响其今后的生活选择。

3.3体验遗传咨询，活用遗传知识

对遗传咨询的预防措施的学习，采用学生角色扮演的活动形式，设置情景三：在王先生的坚持下，他们来到了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在对病史的询问时，发现王先生曾经患有多指症，但在幼年时通过手术矫正了。王先生主诉男方母亲家族都没有多指症，但父亲家族有多指症病逝，男方的父亲、祖父、祖母都患有多指症，只有一个姑姑没有患病。他们担心这个结果可能对后代产生影响，于是向医生进行了咨询。学生以4人小组进行角色扮演，2人为夫妇，2人为专家，根据学习单提示完成遗传咨询活动。教师设计了以下3个问题：（1）遗传咨询由哪四个步骤组成？（2）多指症属于哪种类型的遗传病？（3）孩子的发病率是多少？如果王小姐怀孕是否需要终止妊娠？在回答问题的同时，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进入情境中学习遗传咨询的过程，体会遗传咨询对于避免遗传病发生的重要性，运用遗传学的知识画出系谱图，计算后代患病概率，将生命科学知识在生活中学以致用。

3.4认识产前检查，贯彻生命教育

情景四围绕预防措施产前检查展开：当王小姐和王先生经过医生的指导后，知道孩子会有50%的概率患有多指症，但这并不属于严重畸形，可以通过手术矫正。他们消除了顾虑，登记结婚了。一年之后，他们有了爱的结晶。怀孕了的王小姐在产前B超检查时询问医生孩子是否患多指症，医生表示多指症不属于严重畸形，是不检查的，避免准妈妈以此为由终止妊娠，即便患有多指症，出生后2岁内通过手术矫正即可。在此情境下，教师简要介绍B超检查的目的，对基础医学知识进行普及，避免学生产生认识误区，科学正确的对待产前检查，同时贯彻生命教育，尊重未出生孩子的生命。

3.5结合生育政策，提倡优生优育

结合现阶段的二孩”政策，设置情景五：经过了40周的妊娠，王小姐生下了一个多指症宝宝，通过及时手术治疗治愈了。几年后，身为独身女的王小姐和王先生商量后怀了第二胎，在产前检查时，医生告知王小姐，她的年龄超过了35岁，推荐进行羊水检查，检查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王小姐非常不理解，表示家里并没有人患过唐氏综合征，王小姐是否该进行羊水检查呢？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图表唐氏综合征患儿发病率和母亲年龄的曲线，关注生育年龄与遗传病的关系，在图表的阅读中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得出适龄生育可以减少遗传病的发生的结论。在教学时，教师对羊水检查的过程和目的做简要介绍，使感受科学技术对预防遗传病发生的积极作用。情景六以健康孩子的出生为结束：妊娠16周时，王小姐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对胎儿进行了羊水检查，经染色体分析推断胎儿染色体正常，最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王小姐在生产后鼓励其他朋友应该适龄生育，以减少遗传病发生的概率。

4教学反思

遗传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3

“档案式保护”是非遗保护的基础手段之一。在传统的非遗保护观点里，它指相关保护单位对非遗项目、传承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具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直接收集、整理、立档、保存、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务的各项工作的总称。早在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提出了为无形文化财建档的要求，在该法律第三章第二部分中明确规定了“重要无形文化财及重要无形文化财之外的无形文化财的指定及其保持者或保持团体的认定、保存展示、记录档案的制作及经费等内容”。在此之后，各国也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档案式保护”。

在我国，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是非遗“档案式保护”工作的主体。它们对非遗虽然起到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时代下，这类传统的主体保护方式对非遗的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的作用并不太突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非遗作为一种“活态”遗产，不仅仅是为了简单保存而归档，而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才归档，并且保护和传承绝不是固守的。[1]因此，它们必须要走进广大民众的视野，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一、“互联网+”时代下非遗“档案式保护”的新特点

1.保护内容的变化：由显性到隐性

在传统的观点里，“档案式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非遗活动中产生的一系列实物、道具、资料、非遗项目档案、传承人档案等。随着我国非遗项目的增加，“申遗”档案、学术论文、会议报告文件、课程资料、图书出版物等开始进入档案工作者和相关学者专家的视野。非遗主要体现在口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传统手工艺等方面，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隐性知识”。例如张小泉锻制技艺、郫县豆瓣传统制作技艺、中医正骨疗法等等，在过去，它们主要是依靠家族代代相传，因此，对于家族而言这些技艺是他们的隐性知识。[2]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技艺仍然发挥着造福人类的作用。因此，档案工作者们有意识地收集、整理这些隐性知识，通过档案化处理，将其变成显性化知识，从而可以达到为人类广泛享用的目的。

早在2007年，著名学者冯骥才先生就指出，“非遗档案不仅包括纸质的、数据库多媒体的东西，活的东西也是档案，甚至活的空间也是档案”[3]。今天的资料也许就是明天的档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档案的价值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要重视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非遗衍生品作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成果表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以“夏布制作技艺”为例，重庆壹秋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通过独特的创意设计来激活夏布的美，以此传播传统的非遗，目前已经开发出包括围巾、布包、桌旗、团扇、笔记本、钱夹等500多种夏布衍生品。从这个角度来看，非遗衍生品的设计、制作、销售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资料都可以成为档案；因为它们发挥了档案的教育、保存、研究等功能。

2.保护载体的变化：由物质到虚拟

过去，我们对非遗的档案主要采用纸质记载、录音、影像记录等方式保存。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非遗档案开始实现数字化，通过扫描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3D虚拟交互技术、VR、AR、MR等高新技术，将非遗档案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档案信息。例如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建立了非遗在线百科全书，通过信息技术、多媒体平台记录非遗资源，各非遗团体、个人可以及时提供非遗动态并且更有效地把信息传播给公众。[4]此外，美国、加拿大、英国、匈牙利、印度等国家都在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数字化建档工作。

早在2006年，文化部就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立了“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网站，从国家层面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保护。随后，江苏省、河北省、太原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等省市地区也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建设。此外，很多保护单位开始尝试建立非遗“大数据”中心，统计非遗及传承人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基于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地了解同类非遗在不同地区、不同传承人手中的传承状态，从而挖掘其传播价值，建立良性的传播生态圈。非遗共享性保护原则要求我们在对其实现数字化保护的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利用非遗档案资源。

3.保护主体的变化：由单一到多元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定义，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基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认为非遗的传承主体可以是群体、团体或个人，而从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或非遗传承主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利用集体的力量和“公众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对非遗档案的保护工作亦然。

近年来，随着“申遗”的进行，非遗“档案式保护”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益性档案保护主体开始向商业性保护主体过渡，形成了包括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各种研究团体、政府文化机构、公司、民间个人等在内的保护管理体系。[5]因此，对非遗的档案式保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记忆”工程、日本“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以及台湾“兰屿媒体与文化数字典藏”计划的经验，开展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模式，争取最大范围地收集档案资源。[6]此外，高校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开展非遗档案保护，如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成立数字档案馆，利用高科技手段，积极参与非遗档案建设工作，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保护成果，传承本国文化。

我国幅员辽阔，还有很多非遗档案资料分散在民间。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档案工作人员应该抓住机会，借助网络力量多方互动，展开对它的收集整理工作。非遗传承人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需要政府从顶层设计着手，制定相关的政策，规范传承人的网络传承行为。

档案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建立非遗专门网站，并设置一个网络接口，非遗传承人、研究者等可以通过注册形式上传相关资料，从而可以不分时间、空间收集档案资料，不断完善内容，保持档案内容的持续更新。这种方式可以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当然资料内容会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就需要对档案进行仔细甄别查验，保证档案资源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3.加强对档案的宣传推广工作

非遗的保护工作机制应当是“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咨询机制与执行机制、督查机制等的有机结合”。[11]其中，“决策机制”是保护工作的基础，档案资料不仅依靠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政府部门对收集整理好的档案进行编研，并在此基础上策划一系列档案宣传活动，让档案真正实现普及，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由贵州省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的“黔姿百态?D贵州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展”，充分运用了500多件档案文献、照片和实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贵州省最具代表性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

尽管“文件生命周期”①理论告诉我们，处于非现行期的非线性文件需要进入档案馆永久保存，可是非遗是靠传承者“身体”传承的，所形成的档案需要回归传承生态环境。因此，档案主管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主题展览活动、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通过策划这些活动来扩大受众对象，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强化档案保护意识。此外，开展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新观点可以集结成书并公开出版，从而扩大档案的传播范围。

有学者提出“固态活化”理论，即“对非遗档案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开发出蕴藏在非遗档案中的精髓和灵魂，将固态的非遗还原为活态非遗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发展”。[13]按此理论并结合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档案相关部门还可以开发非遗相关辅助教材、学习课程，与大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网络学习的方式进一步发挥档案的教育文化功能。

4.建立非遗专题档案数据库

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数据库技术。它主要是指对数据进行存储、处理、管理和维护的一种现代信息技术。非遗档案数据库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非遗档案资源进行分类、记录、保存，建立科学有效的存储空间的一种技术保护手段。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实现非遗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宣传推广非遗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已建成中国荣昌陶艺文献专题数据库、楚雄彝族文献专题数据库、伏羲文化文献专题数据库、山西戏剧文物文献数据库等。[14]这些地方特色数据库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然而，我国还有很多的非遗档案资源分布零散，并且官方和民间资料都比较少，没有形成统一的档案分类标准。尤其是一些濒危非遗项目更需要及时采用数据库进行保护，如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麦西热甫、中国活字印刷术、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等等。因此，档案保护单位可以参照《中国档案分类法》，统一制定分类标准，分级进行编码保存，并根据地域特色，建立专题档案数据库。

5.加强档案的立法保护

“档案式保护”是国际法确立的保护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以国际文件或立法形式强调档案式保护的重要性。从1972年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到1989年的《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再到2003年的《公约》，[15]这些文件法规拓宽了非遗档案保护的立法空间。

以非遗档案的所有权为例，群体、团体或个人是非遗的传承者、创造者、享用者，他们在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在行使非遗传承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充分享受非遗带来的经济收益。然而在我国，很多集体创造的非遗资源，由于所有权关系尚未明确，传承者本身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因此，需要加快制定法律，还原传承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

此外，非遗档案中涉及的内容可能包含个人的商业秘密，如传统手工技艺或饮食医药配方。系统的档案材料一旦通过网络泄露了，不仅对传承人造成损失，很有可能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造成伤害。因此，通过对商标的预防式注册和申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侵权行为。

遗传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4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简介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考古证明，远在4000多年前大理就有古人类活动，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和稻作文明，秦汉时期商道就通往内地和东南亚，成为祖国西南边疆开发和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大理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南诏、大理国的故地。元、明、清时期生产生活水平与中原同步发展，各种文化与之交汇，被称之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是云南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彝族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汉武帝时期，在大理设置了郡县，唐宋时期先后建立的“南诏国”、“大理国”地方政权延续数百年，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理不仅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全国历史文化特别丰富的地区之一。大理现有8个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有9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5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大理州已经有白族绕三灵、白族扎染技艺、彝族打歌、彝族跳菜、白剧、白族民居彩绘、石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弥渡花灯等9个项目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张仕绅、赵丕鼎、李云义、茶春梅、鲁朝金等5位民族民间艺人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关系

地方高校院校人才培养类型和定位的应用型取向，不仅仅是教育理论界的呼吁，更是政府政策宏观指引的结果。大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应当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推广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的文化多元：加强本土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注重民族文化的启蒙教育。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应落实到学科创新发展和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中。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应把自己的己任落实到学科创新发展和课程建设中。地方高校应当积极创建地方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急需的新学科，为地方提供文化遗产信息，尤其是作为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研信息，积极协助支持地方及政府制定适合域情和文化发展的文化政策和操作模式，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学者、企业与民族群众、特别是地方高校要密切协作，增强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意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游，不断完善旅游开发的保障体系，要围绕打造精品文化产业的要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需人才的实际，围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要，有计划、有目标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入地方高校教学改革教育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塑造民族性格、开放民族胸怀、提升民族理想、推动民族文化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文化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学者、企业与民族群众、特别是地方高校要密切协作，增强文化遗产的长远保护意识，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保障体系，要围绕打造精品文化产业的要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需人才的实际，围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要，有计划、有目标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入地方高校教学改革。大理学院是一所建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综合性地方院校，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地方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应积极出台相关举措。

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大理地区作为地方高校教育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民族宗教、民间歌舞、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工艺、民族节庆、民族旅游和民族饮食文化等。目前可以围绕白族绕三灵、白族扎染技艺、彝族打歌、彝族跳莱、白剧、白族民居彩绘、石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弥渡花灯9个国务院公布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张仕绅、赵丕鼎、李云义、茶春梅、鲁朝金等5位民族民间艺人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相关内容开展。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方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课程问题，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类课程，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综合素质。大理学院可以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培养教育、研究、创作、传承人才。可以围绕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容，邀请或聘任被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民族民间艺人为学校的客座教师，进校为学生开课。

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内容体系，大力开发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编写具有南诏大理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选择、整理，注入课程体系，这是实现大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目标的重要一环。可以围绕南诏大理民间文学、民族宗教、民间歌舞、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工艺、民族节庆、民族体育、民族旅游和民族饮食文化等编写教材。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教学团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传承人聘为传习课程专业师资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同台授课的方式，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教师队伍。3.5鼓励、组织大学生走出校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进行参观、调研，把非物质文化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大学生社会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大理学院可以利用寒暑假，组织大学生“三下乡”志愿者服务团队、学生社团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社会实践和调研，通过实地走访、个例调查、统计对比、录音采声、实地摄像记录等多种形式进行非物质文化的发掘保护工作。同时，大理学院可以将这些传承基地定为学校的社会实践基地，长期组织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研、保护工作。

遗传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5

内容摘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包括文化实体的保护,也应包括文化空间的保护。文化空间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延续的文化“土壤”,强调对文化空间的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完整性。本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试验区,提出了相应的分级保护策略,以期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并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分级保护

2003年10月,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掀起了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高潮。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王文章,2006)。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旅游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为了迎合旅游开发的需要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破坏性开发定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而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保护应引起学者的重视,需要相关理论研究的跟进。

文化空间及其内涵

“文化空间”是当前学术研究中频繁使用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它主要来源于法国都市理论研究专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等人有关“空间”的理论,他认为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文化场所)是构成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空间)。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郑培凯,2006)”。在1998年10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次大会上,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strongconcentration)”。“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根据我国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附件中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文化空间被定义为与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场所,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否应该包括文化空间,国内学者存在较大的分歧。张春丽、李星月(2007)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缘起及其内涵和外延作了仔细的阐述,并提出认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注重“非遗”评审及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忽视了概念本身的精确性,认为将文化空间定义为“非遗”有些欠妥。齐爱民(2007)认为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列举的种类中并不包括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我国2005年所颁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十大类,其中也不包括任何的物质实体,由此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中应当不包括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具有非物质形态,但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土壤”;离开一定文化空间片面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作为其存在、发展、传承与表现的空间,理应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之列。

文化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文化空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环境因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核心的保护对象其实是人(包括传承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田特平,2007)。人是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又是最基本的载体和传承者。离开对人的核心地位与中心作用的认识,就无法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点,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理论和有效途径。如果传统技艺的持有者没有了原材料来源、消费者,表演类遗产没有了观众,这样的遗产也就无法再传承下去。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人是核心但不是全部,我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整个文化生境。而文化空间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土壤。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空间里,才能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文化空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创造了条件。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源自于民间、存在于民间,并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这些文化渊源与所在的地方、环境有着内在的固有联系。故遗产资产一旦脱离其本土环境,其真实性即可能受到损害(张博,2007)。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失去其文化空间只是降低了或者失去了凝结于该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历史价值,并不影响其本身目前的存在;但对于那些具有活态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如果失去了它们的文化空间,就会因此而失去他们赖以存在的土壤,即使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技术方式、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态文化得到传承,但其始终如《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划分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本土性、整体性、避免商业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它是伴随着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的,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现有的生产力状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要人们再回到或者生活在当时的生产力状态之下,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再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就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几乎都提出以旅游开发的方式。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讲有利也有弊,开发措施不得当极有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毁灭性打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维系人类的文化基因、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守望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可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不能以经济学是否赚钱的理念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白玉宝,胡荣梅,2008)。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应控制在特定的文化空间内,以不危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为前提,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行分级保护很有必要。

自然保护区在空间上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并提出了分级保护的要求。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核心区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借鉴这一理论,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按照此类划分成为保护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见表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分级保护构想

文化空间的分级保护区中核心区和缓冲区是紧密连在一起,即在一些民间文化的发源地划定一定的范围作为缓冲区,而实验区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可选择在缓冲区的,也可根据适当的情况自行变化。

文化空间的核心区――最原始的历史回眸。核心区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历史封存的一种保存和展示,尽量恢复到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原样,呈现各种文化最原始的起源。核心区里面不修建任何现代化的设施设备。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以及各自的特点,民俗、曲艺、传统戏剧、民间音乐、民间文学这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环境氛围的依赖性比较大,他们因环境而生,因环境而传,因环境而变,因环境而衰,脱离了相关的环境就如无水之鱼,保护和传承的难度就会加大。这四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适合采用核心区的保护方式。

文化空间的缓冲区――连接历史的纽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主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承人,诸如中医技术的传承、表演艺术的传承、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等等,主要靠他们来进行;后者,主要指处于状态的那些社会群体,如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商界人士,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苑利,2007)。在文化空间的缓冲区,则主要是以培养传承人和科学研究为主,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区。一些学者的科学试验、文化交流都可在里面进行,同时在里面修建大型的训练馆,试验区的一些商业演出都在此训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杂技与竞技、传统医药这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技艺的培养,对原生态的环境依托并不是很强,可在此区进行保护。在该区强调的是开放性保护,即对这种技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培训。

文化空间的实验区――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在实验区一般是以旅游开发为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核为依托,注入现代元素,一方面可兴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公园,将其打造成具有一定挑战性,表演性和参与性强,休闲功能大,有助于游客思想境界、文化人格提升的休闲旅游产品。另一方面可开发修学系列的旅游产品。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文化诉求日益强烈,渴望亲历文化认知、文化实践、文化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修学旅游寓教于游,游教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机会。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艺出版社,2006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A].包亚民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A].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J].江西社会科学,2005(1)

5.张春丽,李星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研究述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7(2)

6.齐爱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构成要件[J].电子知识产权,2007(4)

7.田特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以人为本[J].艺海,2007(2)

8.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J].青海社会科学,2007(1)

遗传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篇6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就地保护；可持续使用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58―09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等多项举措，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分三批公布了合计1219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省级政府陆续公布了8566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地（市）、县级政府公布了18186项地（市）级非遗名录项目、53776项县级非遗名录项目；各级非遗名录项目总计达到81747项。2012年12月20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498名，加上此前已公布的前三批名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到1986人。至此，全国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总数超过11550名。如果按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统计的话，数量将更加庞大。以安徽省为例，列入部级非遗项目名录的有60项，涵盖非遗项目的10大类别；省级非遗名录有273项，市级非遗名录641项，县（区）级非遗名录1728项，合计达2702项。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3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09人。

此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项举措，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命名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象山）、晋中文化、陕北文化、潍水文化、大理白族文化、迪庆民族文化等12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通过比照非遗保护的国际建议和国际公约中的相关理念、思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要求，针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探讨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更加广泛的非遗保护路径的可能性。

一、国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回溯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了。而这个概念的形成，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还是有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出现过民俗（folklore）、传统文化与民问传承（traditionalcultureand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heritage）、口传遗产（oralheritage）、口传和非物质遗产（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等名称与概念，最后在2003年的国际公约中采用了“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CH）这一总括性术语。这一概念由日语翻译成英语，最初出自1950年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法》。简要回顾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个领域保护思想的产生初衷及其保护理念流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完整地分析国内非遗保护实践中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关保护对策。

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的认同过程可谓举步维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第一章关于UNESCO使命中即有“保存和保护世界遗产，包括图书、艺术品、历史和科学的纪念物”的阐述。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召开的数次政府问文化政策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才开始要求UNESCO在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方面提供支持。1976年11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规划项目》，旨在促进对文化特性，包括不同传统、生活方式、语言等的正确评价和尊重。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提议在《世界版权公约》中增加对于民间文学艺术及文化资产保护的条款，1975年UNESCO提出一份起草于1971年的《建立保护民间传承国际准则的可能性》的文件。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UNESCO共同通过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使用和其他损毁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法条》。此后，经过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会议等形式的长期研讨和观点论战，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9年9月，UNESCO大会正式通过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国际文件：《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的建议》（以下简称《国际建议》）①。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认可并通过了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会上缔约国还签署了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该公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为主要目标（第一条）。传统知识作为遗传资源的构成内容在第8条第10项有明文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相关的知识、创造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由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其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而获得的惠益。”

此后，UNESCO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努力，试图参照《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这些行动和努力体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报告》、《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实施计划》（2002）以及2002年《联合国文化遗产年宣言》等多项国际文件和报告之中。

1995年，UNESCO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提出了处理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并在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CreativeDiversity）的报告中呼吁：对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型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应当正式承认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质遗产和财富。1998年，UNESCO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计划。2003年10月，UNESCO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国际公约》），2005年，UNESCO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的基础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7年，WIPO所属专门委员会通过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的表现形式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传统知识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等决议草案。（参见，表1）

通过以上简要的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遗保护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活动，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保护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全球行动的组成部分。从《生物多样性公约》注意到传统生活方式、民间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联性，延伸到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再到呼吁保护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其中，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mirror）和“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traditionalculturalexpressions）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公约以及其后的文化多样性公约制定，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二、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TK）解释为经由数世纪形成、适应当地文化和当地环境、来自实践积累、经由身口相传的知识、技能、创造和经验。该公约基于这样的理解：传统活动、土地和资源的使用可以稳定和保护生态系统，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尊重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样一来，维持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条件，作为民族文化、地方传统、民间习俗及审美的具体体现，它们依托于本地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记忆为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为主要延续方式，也是“活”的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正如《世界文化报告》（2000）所指出的：“可以预期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持续性活力。……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和更新，却面临新的挑战。……全球化正在为文化交流创造新的机遇，新的容忍形式和新的入侵形式也正在出现。”而这其中的巨大悖论又在于，“虽然人类是一种物种，但是基因突变给了他们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代代相传的能力，这种突变，解释了人类成功地扩散到地球各处的历史。不幸的是，这种能力正在导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其后果难以预料。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应被看作是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过程。”

各类文化遗产与其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历史环境状况、文化环境背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影响巨大。极具地方特色且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空间、场所环境，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构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而早在1995年《我们创造的多样性》报告中，就把文化的繁荣视为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别强调“就地保护”（in―situconservation）的方式，即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以及维护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考虑到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的直接联系，应当优先采取在非遗产生和成长的原生态环境中保持它的生命力的“就地保护”（in―situpreservation）。正如1989年《国际建议》所确认的：“民间传承（或传统的大众文化）是指基于文化社区传统的全部创造，由某一群体或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反映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艺、建筑及其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是深深扎根于该地原住民的生态、文化与社会环境中，若为了追求发展而脱离滋养它的土壤，将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活切割开来，那么原本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与动机，转眼间反而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生活经验的结晶，与当地的地理生态、历史文化和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存在，但是若忽略了它的真正本性，即容易脱离‘生活’，而变成为了发展旅游或是城市行销的展示名片，转变成为了畸形的‘表演’取向，而被商品化了。”

反观国内一些地方，多采取将非遗项目集中于博物馆、博览园区展示观赏，而在原生态、原环境中保护传承、保育培育的实践案例则相当稀少。非遗项目旅游开发，表演性、节庆游览活动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方面，“重集中展示、轻社区传承”的现象十分突出（参见表2）。对传统项目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保持、采用或改进传统生产工艺、流线等）将一些传统手工艺、技艺或有生产性的项目组织起来，使之得以利用、传承或再生、活用。它的前提是传统的生产性方式的保护传承，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性开发。但在现实中，部分非遗项目成为了企业商业开发的包装或产品的标志，也有部分项目其现代生产工艺技术与传统工艺、手段等没有任何关系。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培养传承人，传承传统的生产技术、手工艺和其他技能，不应以追求产业化和规模效益为目标。

摆在非遗保护实践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势不可挡、规模巨大的旧城改造使城乡环境、自然生态、地域风貌、乡土景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为了经济利益和旅游市场需求，“假古董”的大量建设和人造景观快速的开发，也对真实的历史环境与多样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和不当的负面干扰。2011年9月6日，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前任总理曾尖锐地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三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伴随古村落和现代农村的消失、农民失去土地，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的冲击。农村地区聚落的消失和村庄“空洞化”问题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影响最大，大量非遗项目存在于农村地区，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剧减，文化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三、完善保护制度与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即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也就是文献化（documentation）保护。文献化也是保存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对于那些濒危的遗产或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继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保存方式，也是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清单名录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在它产生的原生态和原环境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1989年《国际建议》主要着重于对遗产的记录和研究，而2003年《保护公约》侧重鼓励后一种方式，强调创造和再创造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人群和社区的重要作用，指出应当优先考虑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原始氛围中促进它们的再生。2003年《保护公约》第二条对“保护”的定义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防护、促进、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涉及遗产各方面的振兴。

下面对各项保护措施的含义做些简要的说明。确认（identification），指对特定项目的专业性描述、分析以及技术性判断、鉴别；立档（documentation），即通过文献化方式对项目进行客观记录、建立资料档案，包括数字化处理；研究（research），指与遗产项目及其保护相关的文献调查、田野调研和科学分析探索等；保存（preservation），是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得以维持的方式；防护（protection），指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不遭受损害；促进（promotion），是指采取积极的方式引起社会公众对遗产保护的广泛关注；弘扬（enhancement），即改善其生存环境的状况并增进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关联性；传承（transmission），是指通过获取文献资料、指导或其他方式向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传播社会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观念；振兴（revitalization），指促进某些衰退或消亡中的非遗项目再生的过程或措施，作为保护政策也指通过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促进遗产所在地社区的整体复兴。

我国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传播制度以及相关保障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明确了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在面对建设性破坏的紧急局面下，各地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重申报，轻保存”等不尽合理的现象和问题。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保护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泛化和扩大化倾向，一些地方已完全消失的项目，已经不存在传承可能性的项目，或是多地申报、不同级别名录重复登录的项目，可能也不在少数。2012年9月4日，文化部了《关于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105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撤销的决定》，对105个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调整、整改和资格撤销，标志着文化部在对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动态管理方面有了实质性开端，也是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举措。

非遗清单登录制度，不只是收集资料数据、整理形成项目名录的简单过程，而且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针对相关传统实践和民间传承项目的状况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与保存数量、状况、稀缺性、濒危状况以及环境生境变化等因素，实事求是地确定保护名录，并制定适当的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此外，在非遗学术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的基础研究，如非遗项目发生史，传播演变过程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目前针对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大多沿用民俗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调查方法，从文化遗产保护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明显不足。以2006年列入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的“傩戏”为例（项目编号为Ⅳ-89），公布时包括武安傩戏、池州傩戏、侗族傩戏、沅陵辰州傩戏、德江傩堂戏等项目；2008年6月，将万载开口傩、仡佬族傩戏、鹤峰傩戏、恩施傩戏作为扩展项目列入；2011年5月，在公布第三批部级非遗名录时，又将任庄扇鼓傩戏、德安潘公戏、梅山傩戏、荔波布依族傩戏扩展进来，项目涉及多个省份和地区。而这些地域分布相当广泛的各种类型的傩戏，其产生、传播和演变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又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四、尊重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

在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的非遗保护活动中，地方居民和社区团体参与较弱是其中的一大缺憾。正如重庆文理学院谭宏教授所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呈现‘两头热’现象，一头是政府为了发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价值，使之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而摇旗呐喊；另一头是学界为了挖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经济、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而相互争鸣。而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力军的广大民众却认识不足，参与不多。”

前文的分析已经阐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应是在现代生活背景下自然发生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外部干预应尽可能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就地保护”、“活态传承”的最好方式应当是以非遗项目原有的形态，在原生环境中相对自然地流布、传播和传承，尽可能少地实施外部干预。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少非遗项目在公布之时，可能已经处于濒危状况之中，其存在的生态环境已失去平衡，甚至遭到了破坏，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就有可能彻底消失。因此，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抢救保护，但政府主导的干预和技术管理等要做到适度和适当。政府的有效管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保障，在这方面，亚洲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地域民俗活动等非遗项目的管理，是需要认真研究分析并科学决策的，因为政府管理的影响可能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在韩国和日本的保护实践中，政府的有效管理作为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制度保障必不可少。而民众的自主参与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保障，一个民俗活动如果失去了民众的自主参与，失去了精神和信仰的传承，脱离了生长和发育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走向枯萎甚至消亡。

韩国安东河回村是一个传统的小村落，六百多年形成的河回村历史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存、保护，在2010年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山水环境、村落格局和历史建筑外，这里还是韩国假面文化的发源地，即“河回别神祭神面具舞”保护传承之地。近年来，当地建立了假面博物馆，设计制造出新的面具纪念品。在表演方面，韩国安东市开始举办国际假面舞节，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假面舞表演团体来这里演出，自然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百万的游客到这里旅游观光。河回村的传统面具舞与中国的傩戏类似，但无论是池州傩戏，还是安顺地戏，在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和可持续使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与韩国安东相比差距还是不小。

非遗保护与传承首先要尊重社区、个人和团体的意愿及他们的文化权利。人类的一切创造物都处于不断消失的进程之中，UNESCO文化部国际标准司司长林德尔・普罗特（LyndelPrott）认为，“不能因为保护那些已经不在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文化因素而破坏社会进程”，“保护遗产的意愿应是：让传统文化的掌握者能够继续为竞争型生活方式的造就者们提供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不同的‘成功’标准”。非遗保护应当考虑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产生新的发展模式，以此来满足当地的差异性需求。以承认“传统文化”价值、增进尊重与了解为前提，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决策需要更透明、更具包容性（但不应排除专家参与）。有时为了保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有必要舍弃招商引资模式的开发计划，有时候甚至要放弃某些基金的资助。例如，城市港口地区的码头号子，由于生产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已经基本脱离了现实环境，只能通过舞台化表演等形式来展示。而在巴东县神龙溪景区，据说是应游客要求还原恢复了“拉纤”表演，这种所谓的原生态拉纤完全是为适应旅游观光活动而产生的，恐怕已经涉及到人权保护等问题。

非遗保护还要切实关注文化生态保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注重对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WIPO在该领域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WIPO所属的“关于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的政府间委员会”（IGC）第七次大会上形成了保护传统知识的目标与原则的相关文件。其保护政策目标涉及承认价值、增进尊重、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防止对传统文化的不正当占有等多项内容。相关文件中提出了两项关键要求：第一是要求承认传统知识持有人拥有传统知识的相应权利，第二是要求第三方高度关注未经授权获得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的行为。为此，制定并实行了两种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保护措施：（1）积极的保护：给传统知识持有人以权利，使其能够针对滥用传统知识的某些形式采取行动或寻求补救办法；（2）防御性保护：防止他人通过不合法手段得到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

在国内，已经出现过非遗保护的知识产权之争。2011年5月底，被称为“中国非遗保护第一案”的安顺市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人案败诉一事成为新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的“安顺地戏，，（项目编号为Ⅳ-90），为傩戏的一种，形成于明代初叶。据史料记载，其产生与明初来自安徽、江苏、江西等地的安顺屯军有关，因随军流动，经常选取野外的低洼旷地进行演出，表演者所戴面具靠头部前额并略向上倾斜成为其造型的主要特征，故名“地戏”。2004年张艺谋在云南丽江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曾邀请安顺市詹家屯的詹学彦等8位地戏传人前往丽江参与演出，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但在影片中却称此为“云南面具戏”。

2010年，安顺文化局状告张艺谋等三人，为非遗讨署名权，经过一年多的诉讼，北京西城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影片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虚构，并不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并驳回了文化局的。表面上看，《千里走单骑》拍摄于2004年11月，上映于2005年12月，而安顺地戏在2006年5月才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安顺文化局无权主张署名权。但这一事件还是说明了当年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传统文化缺乏保护意识，而像张艺谋这样的著名导演，作为艺术家也没有注意在文化艺术品的生产过程中传播正确的传统文化信息。即便该作品在主观上并不存在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意和过失，也未对安顺地戏产生法律所禁止的歪曲、贬损等行为，但由于电影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还是对广大观众造成了安顺地戏相关信息的误导与混淆，也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项目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保护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即便是出于对非遗及相关法规的尊重，当事人也应当做出道歉声明。

五、结语

文化生态本身即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与自然条件、技术、经济、历史等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技术和方式进行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应当纳入文化大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早在1980年代，UNESCO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计划中就有“作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文化遗产赋予每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可识别的特征，是人类经验的宝库。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应是任何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石”的指导意见。2011年11月，UNESCO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城市保护的新国际建议――《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建议再次强调了历史城市整体保护的重要性，指出，“在全球环境变化中，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是提升城市地区宜居性、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资源。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对资源的有效规划和管理，因而保护就成为了一种战略，旨在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