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学一般规律篇1

关键词：高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学校伤害事故一直影响着学校教育的顺利开展。在学校伤害事故中尤以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出现的频率最高，因此，一直以来法律界、体育界围绕着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确认、赔偿实现争论不休。由于人们对问题认识的模糊，相关的法律法规又存在着诸多盲点，导致实践中的司法处理呈现许多分歧。事实上，体育伤害事故本身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因为伤害事故的频频出现导致了学校体育工作健身性、趣味性大大降低，从而失去体育课的本质意义。2002年9月1日，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正式实施，使学校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有了有力的政策依据，但是体育伤害发生时赔偿主体的确立仍然是难以清晰明确的问题，这也严重制约了高校体育活动的开展。那么究竟学校在此事件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本文就此展开讨论与论证。

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范围

1.1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

高校体育中学生伤害事故属于学生伤害事故的一个特殊类型，它是指在高校体育教学、体育课外活动、体育运动训练和体育竞赛中发生的致使学生死亡、伤残、组织器官损伤等人身后果。它具有多样性、突发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1.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范围

2002年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了学生伤害事故的范围: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规定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也适用这一范围。

2体育伤害事故之“校方责任”确立的法理分析

2.1适用于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三种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否都适用与解释体育伤害事故呢?有的学者认为三种归责原则均有适用的余地;有的学者认为应适用过错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后者的观点也就是我国法律界目前处理校园体育伤害事故时普遍使用的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又称衡平责任，是指当事人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现代各国的侵权行为法大多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存，而公平责任原则是产生于这两个归责原则之后的另一个归责原则，已经逐渐被各国立法所采用。

目前就公平原则的适用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与困境。首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只有国家机关侵权责任、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责任、污染环境等几种情形，其中并没有学校伤害事故责任LZ。因此，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学校在体育伤害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没有法律依据。此外，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存在着巨大的弊端，也不符合国际上一般做法，因而存在着法律漏洞和适法困境，必须进行全面考察，合理规范。也就是说，学校不应当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其次，从各国立法情况看，公平责任原则虽然与无过错责任一样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承担责任的条件，但公平责任原则又是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过错责任原则是一般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只适用于法律特别有规定的情况，而公平责任原则只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又显失公平的案件。可见，公平责任原则的设定，弥补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缺陷，更有利于受害者。作为高校体育伤害事件的受害人—学生而言，在整个事件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在适用公平责任时，法官所要考虑的因素不是当事人的行为，而是当事人的损害程度和负担能力。在学校一般比个人有更强的赔付能力的情况下，即使学校没有责任也应根据公平原则承担一部分赔偿。然而，在应用公平责任原则时，往往会造成学校有无过错都要赔付的局面，从而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其实际效果是对学校的不公平。因此，在当前我国处理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适用公平原则。那么随着专项法的产生，是否仍然要使用公平原则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一般来说，我国在处理校园体育伤害事件都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同样，美国也将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性质界定为过错责任，法院并不是对每一起学生伤害事故去追究学校的责任，而仅仅追究由于学校的故意或者过失而导致学生受伤害的责任川。简单的说，构成过错责任的必要条件只能是过错，而不是损害的结果:有过错就有责任，无过错就无责任;过错的大小与责任的范围相一致。

当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后，如何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成为最棘手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责任的确立也为后续的赔偿奠定了法律依据。在责任确立的过程中既要遵循《民法》中有关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同时还涉及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司法解释还有许多分歧的情况下，确定主体的责任大小仍是个难题。

2.2高校体育伤害事故之侵权行为的确立

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了原则性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伤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由此可见，我国在处理未成年学生在校人身伤害事件中是按照一般侵权行为追究学校责任的。但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与中小学生显然在法律上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样做一是对学校的责任规定明显过轻，不能使受害人获得完整的赔偿，有违侵权行为法的公平原则川:另外，高校的有完全行为能力人受到的伤害或是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时学校应负的责任没有做出规定，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屡屡突破该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所以在确定侵权行为后，就应该根据具体的事故发生情况来进行责任与赔偿确定。

2.3确定责任之明确高等学校的性质

无论应用哪一种归责原则，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就是当前我国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承担过多的责任和行使过多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权利的大小决定了责任的大小，学校作为从事教育活动的公益机构，其民事权利能力是要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的。比如在一些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学校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不得作为保证人，其财产也不得抵押，其目的就是保护这些公益机构的稳定性CsC。因此，如果一所高校因为体育意外伤害事故不断的赔偿，势必会给体育教学带来不小的影响，而且在《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体育法》关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民事责任只字不提，对是否承担其他法律责任也未及一笔。显然是为了保护学校这样的公益性教育机构。所以，以此为出发点，在学校无过错的前提下，体育伤害事故中公平原则的适用显然是充满矛盾的。

2.4确定责任之明确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的场所，其基本职能是实施教育管理，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因此，学校的法律地位较其他法人、单位、机构特殊，这是它鲜明的公益性决定的。所以，高校与学生只能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校应当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教育教学设施，促进学生在体质、品德方面的和谐发展。高校作为教育机构，既要有责任使在校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又要保护学生在活动中的人身安全和健康，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在学校有人员管理的场所，比如运动会、体育课中受到伤害，学校有过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一般的说，以享受闲暇时光作为一种兴趣参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与学校之间不产生基于合同法上的特别关系。因此若出现伤害时，就要根据我国民法中的过错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确定赔偿主体。当然，还有许多J情况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如学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时受伤，就需要事前签定合同，从而产生基于合同法上的特别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高校与学生还应该是合同关系，合同一旦生效将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s7，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教育与被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引发的民事责任中，存在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竟合关系。日本的《民法》是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经济索赔时依据的主要法律之一。其《民法》第415条是关于债务不履行责任，其中规定:“债务者未能按照其本旨履行债务，债权者可以要求其赔偿损失。关于这一条文，不少日木学者认为，校方相当于债务者，学生相当于债权者川。因此学校负有保证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健康、生命安全以及对物、人、环境完备的义务，学生在学校中发生包括体育伤害事故在内的事故，说明学校没有完全履行义务，应当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因此，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处理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主体的前提条件。2.5确定责任之明确高校事故中承担的责任

在高校体育伤害事故中一般都是根据《民法》的规则进行处理，将伤害事故定为一般侵权责任事故，之后的责任认定原则与赔偿也都是按照侵权责任来进行。对于一般的体育伤害事故而言多数适用于侵权行为解释，但是在判断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时还应有其他法律责任，那就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a}。刑事责任适用于情节严重，事故后果影响比较大，带有故意人身伤害的事件，具体的司法定义与处理有待于法院的判定。对于行政责任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行政责任就是有过错的学校及教师对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就是高校及其教师因违反《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不履行行政义务而承担的法律责任。这种行政责任的追究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过错的判断就是看高校及其教师是否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履行了义务。其中学校有过错的，对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2.6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分类与责任承担

2.6.1高校体育的特点

高校体育具有群众性、对抗性、人身危险性和开放性。此外，高校体育伤害事故相当部分都是意外发生，因此根据其特点高校在承担责任时分为直接责任、间接责任与无责任事故。

2.6.2高校直接责任事故

学校的过失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学校承担责任的客观依据。对于这类事故，学校要承担主要甚至全部的责任:(1)学校有关人员，致使运动场馆倒塌;(2)体育教师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3)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校未能落实安全保护措施，或教师违反教学大纲、教学常规:<4l在学校组织的课外社会体育实践活动中，指导教师实施了错误的指导:<5)学校体育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或处置不当;<6)在正常体育教学时间内，教育人员撤离工作岗位。

2.6.3高校间接责任事故

这类事故一般不在学校内发生，而是在学生之间，或学生本人，或其他一些非学校因素等，但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学校由于某些过错或措施不利，客观上为事故的发生或伤害程度的加重提供了条件，对于这类事故主要由肇事方承担责任，学校可以视具体情况承担责任。此种情况有:(1)学校或有关人员在教育过程中有某些过失，但不直接导致学生伤害:(2)在正常的体育教学时间内，教师让学生随意离开;(3)在学校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中，事故的直接责任为校外部门，但是学校组织管理措施有不完善之处;<4)有关人员对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和场馆管理不善，导致学生受到伤害。

2.6.4学校无责任事故

有些情况之下学校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承担任何责任:(1)活动中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情况;(2)学生体质特殊或疾病复发，学校事先又未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通知;(3)学生在教学场地内自伤、自杀;(4)学生在往返活动场所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5)无论是学校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还是教学，在学校与教师完全尽到管理监护的条件下，由于校外人员造成学生伤害。

3安全对策

在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缺乏其他社会救济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再让无过错的学校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应该树立这样的意识:社会是有风险的，体育运动由于特殊性所具有的风险更大，只能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但不能消灭风险。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就是保险，要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体育伤害事故所带来的风险C97

学校体育的安全性包括很多方面:体育场地、设施、器材的安全检查;教师对学生身体健康状况的了解;教师对授课内容的充分掌握;体育教学要遵循体育、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等，要定期对涉及学校体育的教学以及活动的场地器材做安全性的检查，教师要避免主观错误带来的伤害事故，同时尽量减少客观造成的风险，引导学生活动时采用正确的活动操作方法。

体育教学一般规律篇2

近年来，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合同这一新生事物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横向教育关系通过教育合同来确定和规范，实践中大量出现了培训合同、委托培养合同、联合办学合同等新型合同关系。教育合同对培养大批人才、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将其纳入法制的轨道、实现法律对它的有效调整，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试从法律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

一、教育合同产生的必然性

教育合同这种法律现象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1.市场经济提供了教育合同存在的土壤。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产品和服务均由市场进行配置，并通过契约这一法律形式来实现。教育作为一种服务，自然也要在市场原则下与外界进行公平交易与协作。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与追求最优效益的目标还要求市场主体不断重组横向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教育领域亦不例外，各种教育协作正是打破原有的地区和部门封锁的“诸侯教育”而形成的广泛的教育横向联合，这也要求采用契约即合同形式来实现。同时，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也促使订立教育合同成为培养大批社会急需人才的有效形式。

2.教育体制改革成果为教育合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宽松的外部环境。长期以来，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使教育机构完全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近些年来，中央提出扩大教育机构自，赋予了教育机构诸方面的权能；更有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改变了教育机构的附属地位。如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的实施，即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机构的独立性；多渠道、多途径筹措教育经费，也使教育机构由纯粹的“财政输血”供养状况转变为具有一定“造血功能”的民事主体；加上政府职能转变，使得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减少，教育行政机关主要通过宏观决策和建立教育评估、督导制度实施间接干预，从而使教育机构具备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所有这一切既为适用教育合同提供了必要条件，也直接促使教育合同的发展。

3.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为教育合同提供了法律依据。首先，我国《民法通则》赋予了事业单位法人地位，从而也就从法律上确认了教育机构成为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地位；其次，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一般原则和规范，使教育合同得以参照执行；再次，一系列教育法律、行政法规，特别是我国《教育法》，全方位规定了多种教育关系。这些均为教育合同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

二、教育合同概念的界定及其法律属性

由教育关系的复杂性决定，我国目前适用的教育合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因而如何界定“教育合同”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通常人们所说的教育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一切知识与技能的传授程序与方法，根据主体不同分为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等。而教育学上所称教育多取其狭义即专指学校教育。教育概念的界定直接影响“教育合同”的界定。与广义教育相对应的教育合同是指为了实现教育目的用以明确教育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议。广义上的教育合同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呈现多元性，教育者不限于学校教师，还包括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及其他社会上的人；2.内容具有广泛性，除国家规定的教育内容之外还包括各种民间技艺甚至处世、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如生活中传授手工艺而形成的师傅带徒弟的关系等；3.所设定的教育程序具有随意性，除正规教育外，很难纳入统一的体系。并且，非正规教育即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属于自发的民间教育，其教育主体的职能不固定，教育内容和程序带有随意性，教育目标模糊，教育效果也难以评价，因此民间教育领域内的教育关系相当一部分不具有合同的显著特点。我们这里所讲的教育合同特指适用于正规教育即一方当事人为专门教育机构的教育合同，即狭义教育合同。

教育合同均是为某种教育目的而设立，故其权利义务必须包含教育方面的特定内容。所谓“特定内容”，是指提供某种教育教学行为或教育协作行为。因此，应划清教育合同与其他相关合同的界限：1.应区分教育合同与教育机构同外界进行一般民事交往的民事合同。教育机构为满足自身需要购买资料设备、进行技术交易以及基建对外发包等所签订的合同不应属于教育合同，因其既非为教育目的也不具有特定的教育内容。2.应区分教育合同与教师聘任合同。两者的区别同样在于内容上的差异。聘任合同是教育机构为完成其教育职能而与教师签订的有关录用、报酬、辞聘等方面内容的协议，并不涉及教育过程本身即不具有教育特定内容，因此也不属于教育合同，这类合同应属劳动合同或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合同。3.应区分教育合同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旧称“公法契约”，是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或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以发生所谓公法上的关系（即行政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合意行为，如官吏的任命、计划生育的保证协议等即是，它同教育合同明显差异表现为主体与目的不同，教育合同为平等的教育主体间以发生教育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而签订的合同；行政合同则是国家或国家机关等行政主体为发生行政关系之目的而签订的合同。

因此，教育合同概念可表述为：教育合同是教育机构与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或教育机构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签订的有关实施教育教学行为或提供教育协作行为的协议。

我们认为，教育合同具有一般的民法合同性质。它表现在：

1.教育合同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教育机构在合同中是以民事主体而非以行政主体出现，即使存在事实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在教育合同中上级机关也不能因其职权而凌驾于其相对人之上。合同内容也须兼顾双方利益，法律禁止签订“霸王合同”。虽然教育合同中有时规定一方主体必须服从另一方的管理，如自费培养合同、培训合同中通常有对受教育者的纪律约束条款，但此种规定仍是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一个内容，体现了当事人的自主意志。

2.教育合同是教育主体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即双方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选择相对人，决定是否签约，经过充分协商就主要内容取得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方告成立。虽然教育合同有时是根据一方规定的固定格式和内容签订（如委培合同），但这并不妨碍当事人意思自由，因其仍享有选择权与决定权。意思表示一致还应表现为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单方面意志强加对方，禁止强迫命令。

3.教育合同也必须贯彻民法的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一方既享有权利亦须履行义务，并应为合同目的顺利实现创造条件。虽然教育合同的内容不具有明显的价值上的可估性，但仍应服从市场规律，体现对价关系，具有相对等价性。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的，即应承担相应责任。

教育合同作为特殊的民法合同，除具有合同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性：

1.目的的公益性。所谓公益性即非以营利为目的。这是教育合同与其他民法合同最主要的区别。教育合同不直接介入商品流通领域，对国家宏观经济平衡不产生直接影响，其直接目的不是创造物质财富，而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目前我国除少数私立学校外，教育机构主要仍由国家兴办管理。作为事业单位，教育机构未被赋予专门的经营功能，相反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当然教育机构的公益性并不排斥教育机构法人基于教育目的从事教育外的非公益性活动。《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公益法人性质。

2.主体的特定性。即教育合同必有一方主体为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如科学院、研究所）。我国《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机构并不包括教育行政机关，故教育行政机关不是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一般为法人，但也存在非法人的形式，如厂矿幼儿园。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或关系人（即受教育者）有时也应具有某种特定条件，如自费生、委培生入学前须接受正规统一考试合乎规定录取条件方可入学。

3.标的的智能性。教育合同为实施一定的教育教学行为或教育协作行为而签订，其标的为特定的行为。这是一种传授知识或技能的行为而并非一般劳务。

4.形式的附合性。即教育合同多为标准合同或格式合同，合同条款由国家行政机关或一方当事人单方制定，对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只有接受与否的选择权，而无对其中固定条款进行协议的自由，这是适应国家加强对教育的宏观调控或教育机构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活动所必需的。实践中自费培养合同、委托培养合同及培训合同往往一方当事人众多，不必要也不可能逐一协商确定合同条款，采用格式合同不但可以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发生争议后及时处理。当然，并非所有教育合同都采用格式合同形式。教育合同采取标准合同形式也不排斥部分特约条款，如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条款。

5.违约责任的特殊性。教育合同的目的决定了其违约责任的特殊性，公益目的导致普通民法合同的一些民事责任形式如返还财产、修理、重作、更换、价格制裁、信贷制裁等均不适用。教育合同违约行为表现为对合同规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违反，其后果一般不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但这并不排斥违约方承担支付违约金和赔偿金的责任。针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应强调继续履行、实际履行。当继续履行、实际履行不可能时，应采取补救措施。在法定或约定条件下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如在自费培养、委托定向培养合同中，受教育者应依约置于教育机构管理之下，当受教育者或委托方违约时，教育机构可单方依法或依约采取一定措施，如取消学籍、拒发毕业证、取消毕业分配资格等等。当然教育合同上述违约的民事责任并不排斥依法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及在情节严重条件下的刑事责任。

三、教育合同的构成要素

教育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仍由主体、内容、客体三个方面要素构成。

教育合同的主体是指教育合同的当事人即在教育合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承受者。具体包括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等。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具体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专门机构，是教育合同重要主体之一。我国《教育法》第三章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作出了专门规定。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且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1.符合国家教育发展规划；2.有组织机构和章程；3.有合格的教师；4.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5.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备案手续。

作为教育合同主体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既包括全日制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含职业高中），也包括各种形式的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自修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函授中专等，还包括从事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科研院所、职业培训机构；既包括公立学校，也包括私立学校，还包括公私合办、共同管理的合作制教育机构。但是，并非所有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都能够成为教育合同主体。如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主要是依《义务教育法》规定专门承担对适龄儿童、少年实施教育的法定义务，学生与学校的关系直接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实施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多地反映了国家意志，而非出自当事人的自主协商。

教育合同的另一大主体是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组织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所针对的自然人。依我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受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等条件的限制，均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未成年人作为受教育者，能否成为教育合同主体？我们认为，对此应依情况而定。具体而言，首先是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不能成为教育合同主体，已如前述，因为义务教育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教育，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教育是国家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法定义务而非约定的义务，因此一般不能发生合同关系；其次是在未成年人完成法定的义务教育以后，进入非义务教育阶段而尚未成年时（主要是高中及中专阶段），他们一般在15周岁以上，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因此可以成为教育合同主体，为保护其合法权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作为他们订立教育合同的人，并通过支付他们的培养教育费来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其三是在受教育者年满18周岁以后，他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可成为教育合同主体。但在此阶段（主要是大学及研究生阶段），因为许多受教育者并无独立生活来源，仍由其父母承担教育费及生活费，这是法律规定的父母对尚未独立生活子女的应尽义务。在此场合，父母如果要作合同主体看，也不过是担当了类似委培合同主体的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在委托培养合同中，受教育者处于什么地位？是否合同主体？我们认为受教育者不是委培合同主体，而是委培合同关系人。因为如果我们把受教育者视为一种特殊的“产品”，那么委培合同与其他委托加工合同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主体只能是委托者和加工者，“产品”本身不能成为合同主体。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产品”的特殊性（即为有思维能力的人）以及这种“加工”的特殊性（即培养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因而在“加工”过程中也离不开作为“产品”的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配合，为了保证较好地实现预定的教育目的，客观上就要求委培合同赋予受教育者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者正是基于此而成为委培合同关系人。

在教育合同主体中，除前述两种主要主体之外还有其他单位和个人。这是指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我国《教育法》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同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管理”。在其他单位和个人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平等主体身份进行上述活动时，即可成为教育合同主体。

教育合同的内容是指教育合同主体基于教育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教育合同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合同条款来确定，由于教育合同种类较多，各种教育合同条款所体现的内容又各不相同。这里仅从有关法律和一些标准合同规定的合同主体的义务角度，对教育合同一般内容进行分析。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义务是：1.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标准，保证教育质量；2.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培养教育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3.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或其所在单位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4.依约定为合作单位的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技术服务等提供便利。受教育者的主要义务是：1.依照有关规定缴纳培养教育费用；2.遵守法律法规和所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章制度；3.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完成规定的学习、培训计划；4.服从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主要义务是：1.向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交纳本单位委托培养人员的培养教育费用；2.协助、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和管理；3.依约定为有合作关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组织的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等活动提供便利。

教育合同的客体即教育合同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它包括：1.物。主要是用于支持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建设发展的资金、设备、设施、图书资料及其他物资。2.行为。主要是教育机构针对受教育者组织的教育教学行为以及教育机构与其他单位之间的教育协作行为。作为以提供知识和传授技能为目的的教育合同，教育教学行为是其客体主要表现。3.智力成果。主要是用于支持其他单位和个人生产发展的技术成果。

四、我国教育合同制度的现状及法律对策

教育合同就其现状来看，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趋势。伴随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新的教育资金筹措体制在法律上的确立，教育合同在各种教育主体之间被广泛地采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但由于人们法制观念的淡薄，加上我国教育合同立法仍不系统、不完善，特别是由于缺乏一部适用于各种教育合同的专门法规作统率，导致在实践中各地各自为政的情况较为突出；并且由于单行法规的局限性致使相当一部分教育合同关系仍无法可依，这就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损害了教育合同的严肃性，妨碍教育教学秩序的稳定。

体育教学一般规律篇3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体育教学一般规律篇4

关键词：高校管理；大学生权利；法律思考

高等学校管理是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学校生活良性运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条件。然而，近几年来，高校在其管理中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法律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如何依法治校，保护大学生合法权利，成为一个亟待锵决的问题。

一当前高校在依法治校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问题一：高校与大学生的关系定位：民事关系抑或行政关系?

在我国，随着高校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状告母校的事件自1996年刘燕文起诉北大拒发博士学位开始，已逐年增多。重庆某学院发生的“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引起国内外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多数观点都对高校处分学生权利的正当性提出质疑。那么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是民事关系还是行政关系?当前学者的几种观点：(1)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选择某一高校，意味着他接受了该校一系列学生管理规则的契约，包括对学校依据所制定的规则对其行使处分权的认可。当然学校也必须遵守这种契约，不得随意剥夺学生的学籍。确实需要剥夺学籍时，要设置一定的救济途径，包括司法程序救济。(2)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教育行政法律关系，许多事情并不是可以通过民事方法解决的。(3)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有行政法律关系也有民事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校与大学生关系是一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特殊法律关系。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既非双方权利义务平等的民事关系，又非上下级之间的行政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从教育具有“公务”性质意义上分析，可以把这种法律关系称为准行政法律关系。其次，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方面，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大学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与大学生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为高校和大学生享有其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高校是一种组织管理系统，学生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就是说，高校是组织者，学生是被组织者，因而高校和学生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同时，法律也规定大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

问题二：高校处分权的合法合理界限在睇里?

在讨论澄清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即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就是说高校拥有一定的公权力，可以对学生行使处分权。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管理中如何体现和尊重学生的权利呢?在法律上高校的处分权应被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笔者认为：对于高校的处分权应把握以下三点：(1)应当依法进行，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处分权。高校内部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既“小法”必须符合地方、教育工作者行政部门的“中法”和国家的“大法”，不能仅从学校自身利益出发，擅自出台一些与上级规章或国家法律法规及其精神相悖的规定。(2)高校在行使处分权时应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在涉及到学生的根本性权利时，法律上应有一定的渠道加以救济。(3)高校处分权的行使必须既合法又合理。此间，“合法合理”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其一，主体与权限要合法，处分必须以高校的名义作出，而不能以其院、系名义作出；其二，内容要合法，即处分所依据的事实、证据要真实，充分，并且还得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处分条件、处分种类与处分幅度。在一般情况下，原则上应“就低不就高”，尽量别往勒令退学、开除学籍上靠。其三，目的要合法，处分学生必须是为了教育学生、维护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等公共目的，而不能纯粹是为了学校本身的利益。其四，要有程序保障，高校在处分学生时要告诉学生处分所依据的事实、法律依据、听取学生的意见与申辩。在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情况下，还应举行听证会，提供行政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

问题三：高校行使处分权应否遵循正当程序?

从目前发生的高校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件来看，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学生普遍认为学校作出的处分是武断的．既没有告诉学生处分的理由与依据，也没有认真听取学生的申辩。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提倡的“程序公正”的观念与实践相背．高校的处分权是否要接受正当程序的限制呢?笔者认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越来越重视程序正当性。高校行使处分权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首先是告之相对人作出处分决定的理由与根据，听取其申辩，在作出重大处分时举行听证会，允许相对人进行抗辩、质证，最后是送达书面处分决定，并告之可以申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处分都要按照这种程序走一遍，这里还存在一个成本的问题，正当程序要与处分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对给予警告或记过这样的内部处分是一般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但是，如果作出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时学校与学生之间就转化为一种准外部关系，应该举行听证会和为学生提供复议、诉讼等途径。

问题四：高校的处分权应否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正当程序与司法审查，应该是检验依法治校的试金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生状告母校的现象逐渐增多，但学生在以学籍管理为核心的案件中能否直接状告高校，现在法律规定得并不明确。目前，学生就自己与高校之间的纠纷，一般是向学校所在地的教委申诉，但教委一般都是维护学校利益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把学生推到弱势地位上去了，这种做法必须改变。对此，笔者认为：一是要建立一些中介机构来处理学生的申诉，以确保学校处分的公正性；二是要允许学生对学校的处分提出异议仍至最后向法院起诉，把学校的处分权置于司法监督之下，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二当前高校管理中对学生侵权的突出表现

体育教学一般规律篇5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法律体系下，高校作为法人组织应有的固有权利和具有国家公共管理职权性质的行政权力，都被作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笼统地规定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导致人们对高校权力”认识的http://混淆与误解。高校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性的权力，却一直未能纳入严格的行政法规制。

一、行政法规制高校行政权力的法理依据

高校依据以《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为主的公法而设立，履行以提供高等教育为内容的公共服务职权，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高等教育权的实现，具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为了保障高校提供高等教育职能的实现，法律授予其在招生和日常的教育和管理活动中，享有优越于教师、学生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的权力。这些权力到底是什么法律属性？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公报的形式指出，由于其（高校）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1]。2004年更是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将专门就高等教育领域的行政诉讼问题出台司法解释，但反复征求意见后至今尚未出台，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界定高校行政权力，以及哪些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高校行政权力是指高校因法律、法规授权，依法以自己名义行使对公共事务管理职权的权力。行政权力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相对于其它国家权力而言，行政权力具有裁量性、主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相对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而言，它则有强制性、单方性和优益性等特点。www.133229.Com[2]高校所承担的某些具有国家公共管理职权性质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职能和权力的具体反映，其权力内容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如《教育法》第28条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等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单方面意志属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

一般认为，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招生录取，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等，是高校具有一定社会公益职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表现，因而所行使的权力是行政权力。[3]行政法学中存在一种主张控制行政权力的观念或学说。要加强对高校行政权力运行的控制，这是由行政权力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第一，权力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无论行政权力怎么发展，这条规律是不会变的；第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行政权力不仅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强度差异悬殊，而且非常容易直接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从现代行政来看，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必须加强对其控制，高校行政权力也不例外。

二、高校行政权力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自上世纪末以来，教育诉讼案件频繁出现，引发了学者对高校法律地位、高校行为性质的大讨论，其中较多的是从教育管理的视角进行研究，而从行政法视角对高校行政权力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审视的相对较少。

（一）权力设定：高校行政权力与法人权利相混淆

虽然学界基本承认高校行使的部分权力是通过法律、法规授权给高校行使的公共职权，但目前《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学校的法律性质、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以及高校权力的属性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高校权力在源头上没能解决权力性质的问题，导致了高校法律地位云遮雾罩，高校行使的权力属性不清晰，高校行政权力与高校作为法人组织的固有权利都因为办学自主权”的笼统规定而相混淆。

目前，立法上尚未真正解决高校法律地位的问题，更没有解决高校哪些权力应属行政权力的问题。虽然一般认为高校是因法律、法规授权”获得行政主体资格，可以行使部分行政权力，但法律法规怎样的规定可以认为是授权行为？高校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享有的诸多权力中，到底哪些权力是授权获得，哪些是高校作为法人组织本身应该就有？哪些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权力，哪些又根本不具有行政权力特性？这些疑惑的存在都使法律、法规授权”在解释授权”现象时显得模棱两可。

（二）权力运行：高校行政权力在行政法制外游离

凡行政权，其核心即为自由裁量权，它是国家赋予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和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定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高校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要求有一个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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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校作为行政主体，需要拥有比一般行政主体更大的自主权。但任何权都可以被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更是如此。孟德斯鸠早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高校管理由于其专业技术性，法律法规往往只做一些笼统原则的规定，很多具体的操作性规定都需要学校通过管理细则的形式予以明http://确。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原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4]高校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哪些事项可以制定更高标准的规则，哪些又不能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缺失导致高校行政权力界限模糊。

（三）权力监督：高校行政权力相应权利救济体系缺失

法律、法规对高校法律地位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仅使学生在寻求权利救济时不知道该选择何种途径，甚至裁判机构在受理此类案件时也会难以判定。任何合法权益的存在，都要求提供救济途径。虽然《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学生享有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但校内申诉制度的设计作为一个教育部门设计的内部权利救济制度，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显然不及外部监督。

既然高校部分权力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法制的基本要求，就应设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为之提供救济。然而，目前行政复议制度在处理高校行政案件时还处于空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只字未提行政复议”，而只是笼统规定可以提出申诉”。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这是非常模糊且不严谨的。同样是《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字面上只能理解为只有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诉讼，而且这种诉讼的性质也是模糊不清的，这也一直被大家所诟病。

三、完善高校行政权力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再完善的行政法都无法把所有行政性的权力都纳于其规制之中，行政法制发展相对于行政权力扩张总是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但当某一领域的行政权力弊端日渐暴露，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所突破后，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规范这种权力才是理性的选择。

（一）以法律法规明确高校行政权力的合法来源

法律、法规要在高校行政权力设定阶段加强控制，即规范授权现象。法律、法规要对高校权力属性进行清晰界定，至少要在立法中将行政权力从高校一般权力中析出。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高校行政权力客观存在，就要明确对这种权力的安排并设定权力界限。特别是要解决法律法规何为授权、如何授权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通过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的法律性质，确认其部分权力的行政性，从而确定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同时，要加快《学校教育法》的立法工作，系统地规定教育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使高校行政权力的来源更加明确，范围更加清晰。转贴于http://

（二）以部门规章完善高校行政权力运行体系

规章相对法律法规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高校往往都是直接依据规章行使行政权力，因此依托部门规章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高校行政http://权力运行体系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行的。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以授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高校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作出具体规定。这种规定的核心内容包括：（1）强化高校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行政法原理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的行使一定要遵从严格的程序规范，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诉、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2）进一步完善教育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一项维护学生、教师合法权益的内部救济制度，这种校内申诉制度在解决教育纠纷的问题上，具有便利性、专业性等优势。《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经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具体的申诉程序与办法，还有待《学生申诉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3）探索切实可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建议将《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中的提出书面申诉”明确修改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如此规定，不仅为教育系统的行政复议制度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也将有利于与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

体育教学一般规律篇6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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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