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国际化进程民营企业IP模型新兴市场跨国公司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国际化竞争中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涉及驱动因素、路径选择、战略模式、组织结构、产业结构演化、绩效研究等方面，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基本是用“中国企业”来进行整体性研究，将其放到东亚企业范围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和国内市场体系的完善相伴而发生，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不完全是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的独立个体，我国政府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对于民营企业从阻碍到支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不可避免的带有制度背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得出的主流理论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相比较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缺少了政策待遇的演变过程，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问题的解释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本文通过对国际化进程理论的回顾，从IP模型演进的视角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民营企业实施国际化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文献回顾

企业国际化是企业参与国际分工，逐渐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演变，从国内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过程。企业国际化进程的考察最早可追溯到1966年，Aharoni提出的厂商国际化连续性假说为后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提供了启示。20世纪70年代中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者Johanson和Vahlne以行为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通过对北欧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形成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且这一发展过程表现为企业对外国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形式，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心理距离”现象，企业会选择地理距离相近、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开始国际化的进程，然后再逐步推向更远、更大的国际市场。另外还指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不断卷入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可以描述总结为我们常说的四个阶段：一是直接出口；二是间接出口；三是建立海外销售渠道；四是海外建厂生产制造。

国际化阶段理论提出后，在国际企业研究领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1975年当年开始直至21世纪初，瑞典、美国、日本、芬兰及中国的学者，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模型。同时，Johanson和Vahlne在随后的10多年中，又对国际化的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引入了新的概念进一步完善其理论，使IP模型的解释力度得到加强。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是有经验显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是都表现为循序渐进，有些企业出现了跳跃式的国际化；其次，学者们通过检验，认为IP模型对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对于大型企业的解释力不强；另外，企业国际化本身的阶段也不是可以明确区分的，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以对外投资阶段为例，其本身就存在许多过渡阶段。

在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受到各方质疑的同时，全球化时代下新的经济现象：天生国际化企业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很多中小企业成立一开始就使用多国的资源并向多国销售的企业，不符合国际化阶段理论；针对传统阶段理论提出的“心理距离”，Jolly、Alahuhta和Jeannet（1992）指出小型高技术出口企业选择初始出口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市场的潜在有效性，如规模、竞争程度等；后来的学者还通过研究表明，天生国际化企业广泛存在于各国，与传统的IP理论的渐进式国际化不同，天生国际化企业是跳跃式发展的，它们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迅速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且国际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占了一定的比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企业开始了其国际化的步伐，到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学者们认识到传统的FDI理论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快速国际化现象的解释力有限。邓宁的OLI范式、Mathews（2006）提出的LLL理论框架、Luo和Tung（2007）提出的跳板学说，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传统IP模型将国际化做为一种战略目标，对推进国际化进程理论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上述研究梳理发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用传统跨国公司和新兴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而天生国际化理论只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的国际化，中国民营企业总体情况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因此本文仍然选择从IP模型传统的关注点来考察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初始能力如何？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原因有哪些，这些原因与IP模型相比是否存在国际化进程的不一致？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如何进行海外市场的区位选择？在选择上是否符合IP模型提出的“心理距离”？回答好这些问题，就可以回答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是否符合IP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IP模型来解释。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从定性研究的角度来看，案例研究有助于认识一般性理论在特定情境下的运用情况，其中，多案例研究方法遵循“复制法则”，因对于存在次级分析单位的问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而被广泛采用。对于案例研究的选取数目，社会学不同研究领域的最佳数从3-6个不等，综合案例研究设计质量的判断标准，本文选取3个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案例。在案例的筛选过程中，本着提高案例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原则，本文选取的案例涉及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地区。

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发生存在多种方式，如出口贸易、建立海外销售机构、海外上市、跨国并购、海外建立研发机构或建厂等，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基本判断是基于其任何一种市场进入形式的国际化行为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及目标市场进行的。本文通过在“高校财经数据库”、“中国海外上市网”、“凤凰网”、“新华网”等网络资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信息时报》等报刊资源及3家企业的首页中检索相关国际化信息，获取研究所需数据。通过外部公共数据分析企业的具体行为，对数据的获取提出了较高要求，本文在数据收集分析阶段，为了达到结构效度要求，通过备选案例的重复、复制进行了多案例研究。在案例研究的每一个步骤，采用重复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建立了案例研究数据库，以保证研究的信度。

案例分析

（一）案例企业情况

根据上文所述案例选取标准，选取的三个不同行业的3家企业，分别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简称“吉利”）、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一重工”），企业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初始能力

考察企业国际化的初始能力对于分析企业国际化战略有基础性的作用，企业在较成熟的条件下开展国际化能够给其走出去后的发展提供更多保障。IP模型注重企业管理者的经验知识对海外经营活动的影响，这与后来的天生国际化企业强调管理者个人能力的本质是一致的。表2为案例企业国际化的初始能力。

从表2中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在开始国际化道路时，其领导人都是中国著名的企业家、中国企业界标志性人物，曾获得国内、国外企业界各项殊荣。他们所取得的个人荣誉从时间上看，都相对集中于企业走入国际市场之后，说明案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虽然不像天生国际化企业的领导人个人知识经验优势明显，但企业管理者的经验知识与海外经营活动的辩证关系是必然存在的，验证了传统IP模型的本质。从表2中企业开始国际化时的企业业绩可以看出，1996年是华为至关重要的一年，其国内行业排名12，自主研发能力强，1995年其销售额还主要来自农村市场，1996年开始抓住机遇走向国际市场，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企业管理者的经验知识起到重要作用。吉利和三一重工走向国际市场时市场占有率并不高，而吉利2003年在港交所上市和三一重工进入非洲市场稳居第一的市场地位也充分说明企业具备了国际化的条件，企业管理者的经验知识对国际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推论1：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符合IP模型所强调的企业经验性知识与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的辩证关系，验证了企业管理者的经验知识对海外经营活动的积极影响，说明国际化经营是一个动态性、反馈性的学习过程。

（三）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力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企业国际化驱动力的研究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自身独特的优势，如市场垄断、产品差异化、高额高科技投资及优秀的企业家等。显然，中国企业国际化在投资规模、产品技术含量和品牌等方面不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回顾国内外学者有关企业国际化驱动力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概括得出4大类驱动因素，分别为市场寻求型、资源获取型（包括掌握技术和管理技能、获取外国市场信息、靠近关键的供给资源）、效率获取型（包括获得更高利润、靠近出口市场、分散金融风险）、战略资产获取型（包括母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国际品牌的塑造、根据母国发展战略为企业的其它业务发展创造条件、保护原有市场）。研究案例中的3个企业国际化行为，可以得出表3所示的企业国际化行为对比分析表。

表3中吉利与三一重工国际化的起始时间较接近，而华为国际化战略的关键转折点也在这一时期，华为的行业特点使得其“走出去”的较早。企业国际化行为的驱动因素存在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在我国政府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进行限制的历史阶段，也许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有走出去的能力，企业管理者也具有相当的经验，但国际化步伐却难以展开。

从现有研究对国际化阶段的划分来看，2001年被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三个时间分界点，此后战略资产获取与效率获取成为国际化的主要动因，案例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时间进程与动因关系印证了这一点。民营企业在1999年之后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纷纷走上了国际化快速发展的道路，民营企业家具有的全球化眼光和国际化知识，使得民营企业在这一阶段可以实现国际化数量和质量的共同发展。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理论对民营企业这一阶段的国际化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行业对企业国际化动因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华为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代表，其国际化路径已经演化为一种特有的方式，而其信息产业背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表面来看，这与IP模型提到的国际化阶段的连续性、渐进性存在不符，但究其实质，IP模型强调的是海外投资数量和质量的渐进性，而不是看是否连续完整的进行所有的阶段。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因素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验证IP模型。

推论2：民营企业国际化行为受国家政策影响严重，国际化的主要动因更偏向于市场寻求与获取资源。

（四）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

从表3可以看出，华为和吉利只经历了4-5种国际化行为方式，三一重工也跳过了一些低风险的贸易方式，说明在政策资源支持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已经积累的客观经验和不容易引起质疑的身份优势，迅速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国际化对他们而言更像一个可以获取战略资源、弥补国内市场缺陷的跳板，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实施一些国际化行为，如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优质资产，迅速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理解与民营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表现为市场寻求与资源获取存在一定的冲突，但IP模型强调文化差异对企业的海外投资有直接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长期受到非国民待遇，在国际市场又存在没有品牌知名度的问题。在“艰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具有应对恶劣环境的素质，面对国际市场的各种风险和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家抱着获取战略资源的目的，选择了跳跃式的国际化进入模式。

推论3：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容易实施跳跃式的进入模式。这就与传统理论所提出的渐进式国际化进程对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解释力产生不一致，但结合中国国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五）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区位战略

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由于缺乏间接的国际化经验和制度支持，他们在国际化的初期更愿意选择“心理距离”较近的地区。表4是案例企业国际化的区位市场的分布情况。

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首选目标区位一般是东南亚，其次就是非洲地区，从表4可以明显看出，案例企业验证了这一特点，从国际化的广度来看，所选案例企业均达到了一定的广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目标区位选择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立足东南亚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和战略需求全方位拓展国际市场获取国际资源。IP模型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分析，体现了财务管理风险、成本最小化，机会、收益最大化的理念，企业会选择一种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而这一理念体现最突出、集中的就是区位市场的选择。民营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对心理距离的依赖性表现突出，在国际化经验性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风险承受能力提高，而心理距离较近市场的获利能力也相对下降，必然导致目标区位的多元化。

推论4：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符合“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也表现出一定的广度。

研究启示

本研究立足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问题，对3家民营企业国际化行为进行比较，得出初始能力、驱动力、进入模式和区位选择的特点，并与IP模型的相关理论要点进行对比研究，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跨国化发展的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并对相关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第一，IP模型从提出到不断研究完善，已经得到很多企业国际实践的验证，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在某些方面与IP模型存在不一致，但从IP模型的本质来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丰富了IP模型。第二，对于作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应该在不同的时期，考虑自身优势和战略目标选择国际化路径，尝试更多的进入模式。同时，企业在选择不同的国际化行为前，应提高风险意识，建立风险规避机制，要充分认识到可能在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不利因素。第三，民营企业要充分利用争议较少的身份，结合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发挥跳跃式国际化进程的优势，加快学习和创新的步伐，在选择心理距离较近的区域获取市场与资源的同时，结合行业特点、自身资源情况考虑进入心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地区，以及早获取效率和战略性资产、谋求长远发展。第四，政府要尽可能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很难具备与国外竞争者较量的实力，所以政府在资金、税收和对外关系方面还要进一步给予民营企业支持和侧重。

参考文献：

1.谭力文，吴先明.国际企业管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鲁桐.企业的国际化：兼评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11）

3.王国顺，郑准，杨昆.企业国际化理论的演进[M].人民出版社，2009

4.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与传统跨国公司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0（5）

5.陈曦，胡左浩，赵平.我国的天生国际化企业特征与驱动力探寻—基于对江浙地区的四家中小型企业的跨案例比较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4）

6.张丽华，刘松博.案例研究：从跨案例的分析到拓展现有理论的解释力—中国第二届管理案例学术研讨会综述[J].管理世界，2007（12）

7.著罗伯特，主译周海涛.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8.熊会兵，邓新明.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驱动因素研究[J].经济管理，2010（7）

现代国际市场研究篇2

梁能和鲁桐等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企业走向世界的两条道路。他们认为企业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面对如何在本地市场迎接世界竞争的问题。因此，走向世界可以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类，或者说走向世界的外向道路和内向道路。外向国际化的形式主要指直接或间接出口、技术转让、国外各种合同安排、国外合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内向国际化活动主要包括进口、购买技术专利、三来一补、国内合资合营、成为外国公司的国内子公司或分公司。

国内学者在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企业国际化与其他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相比，是在两个特殊条件下展开的：一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在竞争优势、外国市场的进入方式和所有权方式等方面与先发展型跨国公司有明显不同；二是中国是一种过渡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逐渐转变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企业国际化的内外向联系模型符合中国零售企业的国际化特点和现实状况，是中国零售企业国际化的指导思想。

零售企业国际化理论是运用企业国际化理论，结合零售业的特点，研究零售业国际化中各个方面的问题。

一、国外学者关于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主要观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探讨零售业国际化的动因、模式、扩张等方面。

（一）零售业国际化动因

在众多成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Dawson和Alexander的研究成果。道森分析欧美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案例，归纳出了13条原因。这13条原因可以归纳为市场、企业家、资金三个方面：国内市场的局限——已饱和、开店限制、市场占有率限制；扩大市场的需求——分散风险、增强与厂商抗衡的力量、企业大型化和规模化、获取高额收益；海外市场的吸引——具有成长性、竞争结构和成本结构不同会带来收益、消除进入壁垒、侨胞需要；企业家精神——具有冒险心、意图引进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技术；资金因素——有闲置资金、海外投资成本低。阿尔克斯德德结论是：第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零售结构五个方面的国际化动因可分成推动原因和拉动原因两类；第二，拉动因素比推动因素更为重要——过去受重视的国内市场饱和与开店限制等并不重要，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对进入海外市场影响却很大；第三，国内市场饱和度和对国际化的适应程度共同决定进入的模式——两者都低，则固守本地化；适应度低而饱和度高则会采取被迫性进入模式；适应度高，而饱和度低，则会采取积极进入模式；两者都高，则会采取扩展性进入模式。

在日本，比较典型的是山冈隆夫和田口冬树的研究。山冈隆夫认为：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不断成熟，以及开店限制，大型零售企业不仅要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还应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海外开店是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田口冬树认为，日本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原因有四类：海外市场管制放松；海外市场潜力增加——因为各种原因，海外日本人增加，亚洲各国居民收入迅速提高；国内市场环境严峻——国内开店余地日渐减少，日益困难，成本较高；其它原因——日元升值降低了海外投资成本，泡沫经济的影响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欲望。

上述关于动因的研究都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分析都带有片面性，例如，道森等的研究主要抓住了宏观的环境因素，较少关注企业自身的微观因素。第二，忽略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缺乏对进入和进入后经营行为的对应分析。总的来说，动因的分析结果首先要体现出多样性，第二要体现出多因素系统的内在结构性。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于跨国化经营这一重大行动，更应该如此。

（二）零售企业国际化的进入模式

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同国外合作者进行交易的方式，是企业资源进行跨国转移的方式。

进入模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参与程度，决定企业资源的投入量和企业的操作方法。一旦决定后再行改变，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决策。

关于进入模式，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向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而从零售企业角度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却较少。

Treadgold（1991）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了一些零售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的实例，Burt（1993）对英国零售企业各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而Dawson（1993）与McGoldriek（1995）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成本与控制程度的高低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意味着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系统地研究零售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Dawson（1993）与McGoldrick（1995）认为，不同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对应不同的成本与控制水平。根据McGoldrick（1995）的分析，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主要有许可、租约或附属经营、特许、合资、收购以及自我进入六种类型。McGoldrick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成为零售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重要历史文献。其后又有许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对于零售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研究。如Phillip（1996）将其分为直接出口、兼并与收购、合资、小规模投资（Minorityinvestment）、战略联盟、特许、有机增长等类型。RudebeckChristensen（1999）将其分为出口、全部所有（wholeowned）、合资以及特许四大类。而全部所有又可以分为独资发展与收购两种形式，特许也分为主特许与直接特许两种。

二是对于进入方式本质与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表现在Doherty（1999）运用内部化理论、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对零售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本质与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内部化理论主要依赖的是交易成本的分析，因为内部化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可以视作是同一种理论。当交易成本高的时候，独资或合资的直接投资方式较之契约型方式（许可或特许）对零售商更有利。理论主要强调委托关系引发的成本问题。成本越大，就越应采用低成本，低控制的进入方式（如许可与特许）。这几种进入方式也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契约式方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Doherty（1999）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许多零售商通过收购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就是为了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一个重要的实例就是狄克逊向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扩张时，偏好于使用收购的进入方式，直接购买东道国具有完善机制的地方管理团队，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国内学者关于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取得了局部的成果，主要包括：首先，国内部分学者对于构建零售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市场进入行为的分析、进入模式内在特性的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毛蕴诗（1994）从公司内部要素、投资目标国环境、投资流出国环境及投资主体目标等方面建立了四维分析模型；田存志和熊性美（2001）应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契约理论，考察了跨国零售企业直接投资和契约投资两种进入模式；张玮（2002）从进入方式的特性对出口、转让资产和直接投资各自的风险性、灵活性和控制程度进行总结；许晖（2003）建立了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综合模型；邱立成和于李娜（2003）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作了定性分析。

现代国际市场研究篇3

新医改方案最后版本有望在近期公布,随之公布的还包括《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人们热议的新医疗改革方案中,药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医药出口情况并不乐观。

但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人享有保健医疗的战略目标的推动下,传统医药将纳入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同时,中药在抗击全球性重大疾病中的优秀表现为它在世界医疗领域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中药将赢得更多走进主流医药市场的机会。

当无毒副作用的纯天然药物逐渐成为新的需求浪潮之时,中国中药的出口与发展是否能乘此东风借势而上?上海市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樊敏伟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医学模式的转变,预防保健需求的增长,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为中医药提供了广阔而美好的发展前景。”

中药立法来临

近年来,中药现代化与国际化问题成为政府与产业界人士关注的热点,中药出口贸易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中药走向世界,面临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随着新的化学药物开发难度越来越大,一些化学药物存在的毒副作用、药源性疾患等不利因素难以克服。植物药物成为了世界各国创制新药的重要研究对象,成为人类新的医药宝库,中药国际市场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来到。”樊敏伟说。

“回归大自然”已成为潮流。纯天然药物(民族民间药和中药属天然药物类)因无明显毒副作用、在治疗局部疾病的同时能明显地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等优势,备受各国青睐,成为最具发展前景的药物。

然而,中国出口的中药产品在国外多被用于膳食补充剂、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等领域,这些领域与化学药品相比需求弹性相对较大,这也是目前中国中药海外市场面临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及地区纷纷对传统医药实施立法管理,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对中医药实行立法管理;澳大利亚率先立法承认了中医的合法地位;欧美对植物药实行了立法管理。

樊敏伟进一步分析说:“尽管欧盟是中药难以跨越的门槛,但是部分欧美国家也在对植物药进行立法管理,这些都是将来中药出口再现曙光的基础。”

现代化模式

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副会长乔宝明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中药要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必须与国际接轨,实现中药现代化,首先是研究与开发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建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及现代化剂型,建立中药质量标准规范,提高中药质量标准水平,加强中药药理、毒理研究,重视中药临床试验,制定中药生产管理规范。”

中药虽然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要取得世界更多国家的信任和支持并不容易。面对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推进中药现代化、国际化仍需进一步改善国内的发展环境。“国家应该加强对中医药的宣传普及力度,让国际市场对中医药的理论体系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样才有利于中医药抢滩国际市场。”乔宝明分析说。

中药现代化的实质是中药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结合,与现代学术思想的结合,与现代科学文化的结合,并借鉴国际上认可的标准和规范,让中药更符合现代人的需要,研究开发出安全、稳定、可控的中药。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徐顽强指出,中国有着丰富的中药人力资源,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药产业人力资源的质量普遍不高,客观上制约了中国中药产业走向国际化的进程。因此中国要通过积极培养中医药优秀人才,采取“以医带药”的方式,促进中药的国际化。

配方产权化

现代国际市场研究篇4

能够在强手如林的众多知名品牌中脱颖而出决非偶然，天士力早已是中国现代中药产业的领军企业，天士力的主打产品复方丹参滴丸、养血清脑颗粒、荆花胃康胶丸等均为专利技术产品，其中复方丹参滴丸连续四年位居中成药单品销量之首，成为现代中药第一品牌。

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一粒“滴丸”，能反映一个企业的整体科技水平。我们从现代中药复方丹参滴丸的开发、研制到现代化生产工艺流程及一系列质量保证体系的确立，到由此而构筑现代中药产品体系的进程中，不难看出成就现代中药驰名商标的奥秘。

“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中华医药之先河。”这是坐落于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城的世界之最浮雕巨制――《中华医药图的一段铭文，它精辟地点出了中医药的起始渊源。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正是依靠历代医家的不懈努力，才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可以说中医药学就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以身体为验证总结出来的实践科学。

我们是中医药大国，但在中医药产业上却不是强国。在国际医药市场上，天然药物已经占到30%份额，目前销售额达300亿美元，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而我国所占市场份额却不足5％。90%以上的现代中成药都是日本、韩国生产的，连传统的针灸针都被韩日生产的垄断了；相比之下，我们只能出口一些中药材原料，换取很少的初级利润，由此带来大量的中药资源流失。我国每年需进口数千万元的中成药，中成药国际贸易甚至出现过逆差；中国中草药专利被外国公司抢注的已近十项；大约90％以上的中药都没有申请专利；日、韩，甚至包括美、德等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对中药进行掠夺式开发。如银杏提取物的全部专利被德国人锁定，一种叫做“EGB761”的产品每吨高达2000美元，而其原料银杏叶70％从我国进口，价格仅为每吨五六百元人民币。

从传统中药到现代中药演变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祖先发明了中医药，但是素有“草药大国”之称的中国，在目前庞大的国际天然药物市场却仅有一席之地，实在令人痛心。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中药生产仍然固守着传统工艺，标准化程度低、生产技术落后、剂型落后、缺乏科学规范的质量标准和控制手段。

中医药要想走向复兴就必须走中药现代化的道路，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传统中药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原药材来源混乱、野生原药材枯竭、栽培药材农药残留量高、重金属含量超标、有效成份含量少、临床表现药效差、质量不稳定、栽培技术、手段落后；传统的炮制、加工技术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改进、提高；提取、分离技术尚须提高；剂型落后；药效成份不清楚、疗效不确切；药理学及毒理学基础研究不深入等等。

由此可见，中药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她的源头乃是中药材种植，只有借鉴西方的标准以及实验科学才能够将中医药逐步推向现代、走向世界。抓住这个要害，中药现代化才不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天士力看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从研制生产复方丹参滴丸入手，从种植中药材到提取中药有效成分到规范生产流程，走出了一条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现代化生产中成药的道路。

科技创新成就天士力和现代中药

天士力集团的前身是一个注册资本1200万元，年产能力只有800多万元的军队医院制药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崇尚天然药物，回归自然的世界潮流，为中药现代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与挑战。但同时也使医药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天士力在竞争中能否胜出，能否依靠创新发展，树立自己的品牌，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带动企业的发展，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身处医药市场第一线的天士力人，按照“大病种、大品种、系列化”的研发思路，认真思索。他们面对冠心病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的现实，把目光锁定在治疗冠心病的常用中成药复方丹参片上。该药临床应用广泛，但也存在着生产工艺落后、起效慢、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如果加以改进，将会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他们看准了这一潜在市场，确立了新思维、高科技、高起点、高速度的发展思路，立项研究新药复方丹参滴丸。没有资金，面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引进科研经费；没有设备，与科研院所合作完成药理试验等课题。1994年5月，254医院与天津中央药业共同出资1200万元，组建了天士力联合制药公司，从而走上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道路。

天士力在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上投入巨资，将接近销售收入10%的经费投入到研究开发和技术改造中，坚持走原始性创新之路。天士力围绕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开展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的基础科研、新产品开发、国际市场研究、药源基地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以“建立没有围墙的研究机构”的发展思路，吸引和聘请跨地区、跨国界、跨行业的高层科研人员，同时建立国内一流的博士后工作站，让知识参与分配，并以“不求所在，但求所用，成果所有，利益共享”的合作原则，通过对科研资源的优化、整合和合理布局，形成以现有的现代中药研究所、化学药品研究所、生物技术和生物制品研究开发中心、中药国际注册研究中心、食品研究所为核心，凝聚全球优秀科研机构和人才的开放式的、没有围墙研究院科研体系，与日本庆应大学、德国吕贝克大学、澳大利亚Baker实验室及Monash大学等世界知名科研机构建立起跨地域、跨行业合作、国际一流的研发平台，展开了全球科研合作。研究成果以取得自主知识产权为标志。靠不断的发展新技术和新产品获得更多的独立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发展自身的生存空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得天士力底气十足。

中药的质量控制向来是个难题，因为中药复方是个庞杂的系统，成分非常复杂，如果仅以一、两个有效成分作为定量、定性指标，远远不能全面反应药品的内在质量。要衡量一个药品的质量，必须有客观、有效的质量标准。我国中药行业现有的质量分析和评价手段相对落后，尤其是质量标准还不很完善，特别缺乏能够全面反映中药整体质量的检测方法。发展更为先进的质量检测方法，建立适用于中药特点的质量控制体系，已经成为保证中药安全、可控，实现中药现代化的关键。

中药指纹图谱技术则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中药化学信息以图形（图像）的方式进行表征，突破了传统的质控技术的缺陷，可以对各个生产环节的药品成分、质量进行全面跟踪检测，已经成为国内外广泛接受的中药质量评价模式，为揭示中药的科学内涵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也是目前让世界理解中药的最好的语言。指纹图谱质控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解决了定性定量控制中药内在质量、还促进中药生产工艺的完善，进而促进了中药质量检验标准的建立及新药的研发。

2003年，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就将中药指纹图谱分析质量控制技术定为内控方法，进一步提升了复方丹参滴丸全程质量控制体系。该技术在国内外首次对复方丹参滴丸主要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分析，鉴定出10种丹参水溶性成分和20种三七皂苷类成分，基本揭示了复方丹参滴丸化学物质基础。还首次提出多元化学指纹图谱技术概念、建立了复方丹参滴丸指纹图谱分析方法，同时开发创建了中药指纹图谱软件分析系统。使得产品在质量控制上利用现代分析技术和手段，系统、有效实现了中药多组分的质量可控性。

在进行国际市场部署的同时，就对可能的国外目标市场进行了相关出口产品的专利申请和商标申请。目前，天士力已申请PCT国际专利13件，与拳头产品复方丹参滴丸相关的PCT国际专利就有6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近30个。相关的商标也在相应的目标国家进行了国际注册。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产品进军国际市场铺平道路。

在强有力的科研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下，复方丹参滴丸连续四年位居中成药单品种年销售额排行榜首位。复方丹参滴丸及其系列研究先后被列入国家科技部“中药现代科技产业行动计划”重中之重项目、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工程项目，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天士力技术中心被批准为部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人事部在天士力设立了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以复方丹参滴丸为代表，包括养血清脑颗粒、藿香正气滴丸、柴胡滴丸、荆花胃康胶丸、芪参益气滴丸、穿心莲内酯滴丸的现代中药产品体系构成了天士力的核心竞争力，由此延伸出来的现代中药科研已经发展为心脑血管系统用药、肿瘤与免疫系统用药、胃肠肝胆系统用药和抗病毒药与感冒用药四个系列，三十多个品种。如今，天士力已发展成为以制药业为中心，天然植物研究、标准化生产、加工相配套的高科技集团。

从复方丹参滴丸的开发、研制到现代化生产的工艺流程及一系列质量保证体系的确立，到由此而构筑的中药产品体系，一幅现代中药国际化的发展蓝图已经跃然而出、越来越清晰。

现代中药的前景

天士力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中药要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市场，首先要向科技型、规模化的方向发展。仅仅十年，天士力从生产单一产品的制药企业，快速进化到以大健康产业为主线、以制药业为中心，涵盖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药、保健品、医药包装、物流配送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集团。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他们坚持以科技为核心，以创新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的一贯宗旨分不开的。

现代国际市场研究篇5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产业布局；国际分工；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30-05

上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从全新的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该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对产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贸易作为国际分工的表现形式，其内在的决定机制就是国际层面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因此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生产的国际区位选择和需求的国际分布密不可分。国际生产分割这一新型分工网络的出现，使全球的产业布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为新经济地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经济地理的重塑过程更加复杂。所有这些都是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和一国的国际分工定位的重要因素。鉴于此，用新经济地理框架分析产业聚集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文献不断涌现，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开放视角下，微观层面上产业生产定位选择与宏观层面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本文旨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生产分割为背景从市场规模和产业定位角度分别探讨一国贸易和生产能力的决定因素。

一、本土市场规模与出口竞争力：本土市场效应

本土市场效应最早由Krugman提出，其含义是，在一个较大规模市场上，市场需求份额增加将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增加，结果是众多产业因某一地区的需求规模优势而在该地区集聚起来。目前，很多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

(一)理论分析

对本土市场效应的理论分析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放松原有假设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本土市场效应模型的多国扩展。

1.本土市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农业部门和贸易成本的影响

Davis通过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假设同质产品也存在运输成本，从而了本土市场效应理论。yu假设农产品没有贸易，表明本土市场效应取决于差异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Head等分别对消费者效用函数形式、产品市场结构和产品差异层面三个方面对原有模型进行了改变，探讨了本土市场效应的成立条件。在本土市场效应中，贸易成本的增大将弱化本土市场效应，但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劳动工资的完全弹性。Head和Mayer考察了不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贸易成本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市场效应与贸易成本之间的单调递减关系只有在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才成立。Crozet和Trionfetti用国家产品差异部门替代原有模型中的完全竞争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贸易成本变化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

2.本土市场效应的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与跨国公司

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路径是将企业异质性融人本土市场效应研究框架。目前此类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以Melitz为代表的没有区位变化的自由进入模型，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包括Falvey、Helpman、Baldwin和Robert-Nicoud以及Baldwin和Forslid；二是以Baldwin和Okubo为代表的不能自由进入的区位变化模型。而跨国公司通过在国外设厂的方式在不发生贸易成本的情况下利用较高的国外需求，从而破坏了本土市场效应的运行机制。Toulemonde分别阐明了跨国公司生产定位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以及存在跨国公司情况下，本土市场效应的实现机制。

(二)实证检验

Head和Mayer指出，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必然面对模型差异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带来的三方面问题。首先，如何在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的同时剔除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其次，如何将多部门之间的关系模型化?最后，如何度量多国框架下的需求份额?此外，用什么数据才能衡量需求差异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在本土市场效应的实证检验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Davis和Weinstein构建超常需求指标衡量市场规模，考察了比较优势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对所考察国家生产和贸易结构的影响程度。Trionfet-ti与Brtilhart和Trionfetti引入了“本地偏向需求”(HomeBiasedDemand)这一概念，指出本地偏向的需求与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产出正相关，验证了本土市场效应。Schumacher将单位资本收入(即资本劳动比)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影响纳入到考虑范畴，考察了总需求和单位资本收入对贸易模式的影响。Hanson和Xiang通过设定倍差引力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gravityspecification)，在控制比较优势因素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考察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否存在本国市场效应。国内学者借鉴上述研究中的模型，对中国的本土市场效应问题进行了检验。张帆和潘佐红运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区域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张帆和潘佐红以及钱学锋和陈六傅分别借鉴Davis和Weinstei以及Schu-macher方法对中美贸易中的本土市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范剑勇和谢强强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运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验证了产业在我国沿海地区聚集过程中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以上研究都验证了本土市场效应对出口的显著作用。

综上所述，自从本土市场效应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其理论模型在多个方向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很多理论研究文献都发现了本土市场效应，说明经典的本土市场效应所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并非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许多模型也发现了不支持本土市场效应的理论证据，这表明本土市场效应的出现与否严重依赖模型的假设条件本身。与此同时，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本土市场效应，但研究结果受区域层级的影响较大。

二、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垂直关联产业的空间布局

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的垂直关联成为企业生产定位的重要印象因素。而比较优势作为影响生产成本的另一个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规模经济会让生产聚集，而比较优势会让生产分散，到底是聚集还是分散则取决于另一个因素，即贸易成本。因此，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垂

直关联产业的定位。在此领域有很多学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垂直关联企业生产定位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

1.封闭经济条件下垂直关联产业的布局

Venables1996年发表的文章是研究垂直关联产业定位的开创性文献。它构建了一个关于两个产业、两个地区理论模型，探讨了贸易成本下降是会带来上下游产业集聚还是分散的重要问题。研究的核心观点是聚集与贸易成本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Venables引入部门间要素密集度差异，并假设所有部门都是规模报酬不变且完全竞争的，考察了中间品贸易成本下降对国际生产分割的影响。Fujita和Hamaguchi通过构建包含需要中间投入品的制造业部门的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中间品贸易成本对城市结构的影响。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Kranich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垂直关联部门间协同一致的程度进行量化，结果表明中间品供应商的垄断竞争程度以及中间品在下游产业成本中的比例与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垂直关联强度正相关。

2.开放经济条件下垂直关联产业的布局

Krugman和venabIes所建立的国际专业化模型解释了贸易成本降低对制造业生产布局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福利影响。该模型与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模型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假定劳动力不可流动，因此适用于分析开放经济问题。Fujita等构建了垂直关联中心模型，与经典的中心～模型不同的是，它假设制造业将本部门的产品作为一种投入。在该模型中，垂直关联取代劳动力流动，成为形成聚集的新推动力。Fu]ita等通过将制造业部门分割成上下游两个部门构建了产业集群模型。此时每个部门生产所需投入的中间品，由此产生了产业内和产业间关联。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很多文献将比较优势因素纳入到NEG框架，探讨了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对产业定位的影响。在此领域，Gao和Amiti最具代表性，它们从理论角度剖析了垂直关联与比较优势权衡对垂直关联产业生产定位的影响。两个模型在两要素H-0模型中融入垂直关联因素，了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单一要素、国家在规模和生产技术等同的假设，使研究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制衡成为可能，并由此可以实现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深入分析。Akerman引入出口加工区，对标准的NEG垂直关联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考察了市场规模、垂直关联以及贸易成本对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影响。

(二)垂直产业关联与生产区位选择：基于FDI的经验研究

垂直产业关联作为重要的聚集力而成为跨国生产性企业选择生产区位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而FDI作为生产专业的重要载体则成为研究的切入点。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有关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Midelfart-Knarvik等考察了要素禀赋、垂直关联和运输成本对欧盟内部以及日本对泰国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表明要素禀赋、垂直关联以及市场规模都是吸引FDI在东道国聚集的重要因素。Amiti和Javorcki将重点放在了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问题上，表明新型分工网络下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获得中间品的便利性都是中国吸引FDI的重要因素。Alfaro和Chen则同时考察了比较优势、市场接近程度、外部性因素、垂直关联等因素对全球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得出了与前面研究非常近似的结论。可以看出，多数文献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布局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生产分割带来的产业垂直关联对FDI生产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上下游生产环节之间的垂直关联显著促进了FDI的生产聚集。而中国作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已日益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决定生产定位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在垂直关联专业化背景下，生产分割、专业化生产以及生产的地理集中已成为全球经济地理变革的重要特征。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以贸易和FDI为表现形式的资源国际配置，成为全球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力量。

三、国际分工与产业聚集：基于中国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和贸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大制造业生产国，必然有其特殊性。很多学者在国际生产分割背景下将FDI、贸易与产业聚集融合在一个框架下，分析开放条件下国际分工对中国产业聚集的影响。

Fujita和Hu考察了开放经济和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产业布局和地区间收入差异的影响。Wen在对我国产业聚集程度进行度量的基础上，探究了开放条件下规模经济对我国产业聚集的促进作用。葛瀛考察了对外贸易对我国产业聚集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接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Chen等表明市场规模、垂直关联、基础设施对产业聚集的促进作用。He掣引入地区保护主义这一制度因素，研究表明全球化和规模经济对产业聚集要很大影响，而地区保护主义阻碍了产业聚集。Ge考察了全球化与中国产业聚集的关系，验证了贸易和外资在沿海地区产业聚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钱学锋和陈勇兵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国际生产分割与我国产业聚集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其影响程度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依次衰减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下，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中国产业聚集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前瞻

现代国际市场研究篇6

关于“石油金融”(PetroleumFinance)，目前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能源金融教育与科研中心(CEFER)在其培养目标中指出，“能源和资本市场正面临巨大的变革，需要培养管理者理解、量化、监督和管理能源价格变动、汇率变动、利率变动带来的财务风险的能力。”这一解释指出了石油金融的三个微观市场，即石油价格市场、石油汇率市场和石油利率市场。按这一范围，我们将石油价格市场划分为石油价格形成市场和石油价格波动规律两类，从石油期货市场理论、石油价格波动规律及预测、石油美元理论和石油汇率理论四个方面展开文献综述。

一、石油期货市场理论研究现状

1978年11月，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推出了全球第一份石油期货——取暖油(Heatingoil)期货交易。经过30年的发展，石油期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目前世界主要的石油期货市场有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新加坡期货市场(SPM)和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我国的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和印度大宗商品交易所(MCX)在国际燃料油定价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石油期货市场作为国际基准油定价的载体，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一直以来，石油期货市场的研究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也是石油金融问题的核心之一。石油期货市场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信息传递效应和套期保值理论三个方面。

(一)石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研究

价格发现过程(PriceDiscovery)是指在一个市场中，新信息以随机方式产生，投资人观察到信息后，通过交易行为将信息反映到资产价格的过程。期货市场针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是期货市场的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之一，没有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和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功能就无法实现。

石油市场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研究结论不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是有效率的，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作用。Bopp&Sitzer(1987)认为取暖油期货市场是其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者。Gulen(1998)证明WTI期货价格是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Serletis&Banack(1990)使用NYMEX的2个月到期的原油、汽油和取暖油期货价格和与之对应的现货价格日交易数据，研究石油期货市场效率问题，证明这三个品种的石油期货具有价格发现作用。Schwartz&Szakmary(1994)采用协整理论研究原油、取暖油和无铅汽油三个石油期货品种的套利和价格发现作用，其结论是期货市场引导现货市场。Silvapulle&Moosa(1999)采用WTI日交易数据，研究原油期货和现货市场的线性和非线性因果关系，WTI期货价格引导现货价格，并且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WTI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对新的信息的反应是同步的。Ripple&Moosa(2005)运用G-S(Garbade-Silber，1983)模型检验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功能，得出期货价格的引导作用大于现货价格，具有60％的价格发现作用。Gulen(1999)采用1987-1997年的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石油期货市场，他认为1994-1996年国际石油价格市场更加趋于一致。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石油期货市场不具有价格发现功能。Quan(1992)采用两阶段测试研究石油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认为原油期货不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在石油价格市场中由现货价格引导期货价格。Moosa&Al-Loughani(1994)用协整的方法研究了WTI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月度数据，发现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预测既不是无偏也不是有效的。

(二)石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研究

套期保值(Hedge或Hedging)亦称套头交易或对冲，原意是指减少或绑定风险。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是指通过买卖期货合约，以消除现货或预期持有现货的价格风险。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是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石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理论，是指公司通过对同一种石油商品在石油期货市场上建立与现货市场部位相反的头寸，以规避石油价格波动的风险。石油期货套期保值研究主要集中在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比率的确定和套期保值效果的评价两个方面。

1.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比率的研究。套期保值比率(HedgeRatio)是指期货合约总价值与现货价值的比例，反映了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头寸间盈利与亏损的匹配和相关度。估算最佳套期保值比率(OHR)一直是金融工程理论研究的重要和前沿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许多确定方法。自凯恩斯(1923)提出简单的1∶1套期保值比后，Ederington(1979)提出了JSE方法，Adler&Dumas(1984)提出了Adler-Dumas方法，Herbst&Kare，etal.(1990)提出了HKM方法，等等。

石油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将金融工程领域成熟的理论模型结合石油经济实际情况，应用于石油金融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分析。如Ederington(1979)的JSE模型是将现货价格的变化对期货价格的变化进行回归，即ΔS[，t]=γ[，0]+γ[，1]ΔF[，t]+μ[，t]，μt～iid(0，δ)。其中，ΔS[，t]表示在套期保值期内，现货价格的变动，ΔF[，t]表示相应的期货价格变动，γ[，1]为最优套期保值比率。JSE模型假设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保持长期稳定和价格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但Wilson&Aggarwal(1996)研究表明石油期货合约常常因突发事件发生无条件波动，在1984-1992年期间，OPEC政策变化、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恶劣的天气环境改变等都导致三次石油市场异常波动，因此不适合采用JSE模型确定石油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Hamilton(1989)，Krolzig(1999)，Sarno&Valente(2000)认为MRS(MarkovRegimeSwitching)模型在解释相关关系方面优于JSE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Alizadeh&Nomikosetal.(2008)将MRS-GARCH模型应用于NYMEX石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比率的确定，连接了非均衡问题和石油价格高低波动机制的不确定性，在减少组合投资风险方面取得了效果。

2.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效果的研究。世界航空运输业利用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比较普遍，新加坡航空公司(SIA)每年将其航空煤油需求量的60％进行了保值，新西兰航空公司煤油的保值比例为40％，澳大利亚航空公司(Qantas)的保值比例为50％。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效果的理论研究对象主要是航空油料，Rao(1999)研究了美国主要的十家航空公司使用取暖油期货合约对航空燃料价格风险进行套期保值是否减少1988-1997年的税前季度收益的波动。研究结果说明，套期保值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航油价格上涨时，当航空公司因为进行了套期保值，可能在航油价格下降时增加机会成本。航油套期保值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航空公司的长期利润。此外，研究还指出套期保值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期货合约和选择套期保值交易的时间。Claessens(1995)认为转移短期石油价格波动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短期和稍长期的石油期货进行套期保值。Horsnell(1996)研究了原油期货套期保值的效果，对仿真的方法和传统的度量方法做了比较。

(三)石油期货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也称为市场间信息传递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共同信息和私有信息的溢出(Fleming&Kirby，etal.，1998)。共同信息溢出是指影响着各个市场的信息，当共同信息产生时，它同时影响着各个市场的预期，从而使得各市场都可能产生波动，即市场波动的同源性。私有信息溢出是指某一个市场的信息通过跨市投资者的投资交易，从而在另一个市场产生了信息作用。

许多学者已对NYMEX和IPE两个石油金融市场间的信息传递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Tse&Booth(1997)使用协整系统检验了纽约燃料油期货市场和伦敦汽油期货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作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回归和信息共享分析表明纽约燃料油期货市场是引导市场。Girma&Paulson(1999)发现原油、燃料油、无铅汽油价格序列之间存在一定协整关系，在原油和最终产品之间的价格基差是稳定的，可以用移动平均模型来测量基差大小。Brunetti&Gilbert(2000)采用FIGARCH研究了IPE和NYMEX之间的波动率协整关系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波动率的溢出方向是从NYMEX到IPE，NYMEX占支配地位。Lin&Tamvakis(2001)研究了NYMEX和IPE两个市场原油期货合约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他们认为IPE早盘开盘价格受前两个交易的NYMEX收盘价格信息影响，NYMEX是国际原油价格市场的主导者，IPE午盘交易受到NYMEX日交易的影响，市场间溢出效应显著。Hammoudeh&Li等(2003)通过分析NYMEXWTI原油价格、汽油价格、燃料油价格以及鹿特丹和新加坡等国际石油市场之间的价格传递性，认为NYMEX汽油市场具有主导作用。在国际汽油现货市场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美国市场与鹿特丹市场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国际汽油价格市场没有引导者，但是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在三个市场间相互传递。Lin&Tamvakis(2004)利用ACD模型比较了IPE与NYMEX的信息溢出，研究认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由NYMEX所主导，NYMEXWTI的期货价格反应速度相对于IPE布伦特原油价格更快，且前者对后者期货合约价格有重要影响。Hammoudeh&Li(2004)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改变NYMEX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主导地位，其他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价格趋同于NYM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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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学者们已对全球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信息传递效应和套期保值理论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未来石油期货市场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拐点时期的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变化、OPEC和IEA的市场干预政策的出台、美元汇率的变动等突发事件发生对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效率产生的影响。(2)研究产生石油价格波动信息溢出的原因。从共同信息溢出和私有信息溢出的角度，区分产生石油金融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的原因，深入了解信息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和内在机理。(3)研究石油价格波动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根据石油价格上涨、下跌等阶段分别检验石油期货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石油价格变动是否对其他石油金融市场产生非对称影响。

二、石油价格波动规律及预测研究现状

从石油工业兴起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世界石油工业和国际石油价格完全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国际油价长期处于1～2美元/桶的超低水平。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到1985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OPEC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国际油价出现了暴涨行情，从1978年的13美元/桶涨到1979年的29美元/桶，1980年达到了36美元/桶。从1986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到1999年，石油市场基本处于供大于求的形势，产油国与石油消费国双方对油价的态度趋向一致，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20美元/桶附近。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石油需求的猛增以及国际投机资本在国际原油市场的投机活动，推动了国际油价新一轮的暴涨。2008年，国际油价一度上涨到历史最高点140美元/桶。国际油价的波动规律及预测一直是石油金融理论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诸多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这里我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

(一)采用古典经济学的石油价格波动定性研究

Hotelling发表的《可耗竭资源经济学》(1931)标志着资源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能源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论文中他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理论求取石油价格最优路径，将资源当作一种埋藏在地下的资产，目标是如何寻找一种最优的定价方法使得净现值最大。这种模型得出的最优价结论是资源价格增长率与贴现值相等，即如果资源所有者开采资源资本所得的收益增长率低于利率，就偏向于把资源埋藏在地下；如果高于利率，则偏向于开采，以期得到更高的净现值。Hotelling模型认为资源市场的定价不仅受到资源所有者和消费者的影响，更受到市场结构、开采成本和交通等交易成本的影响。

Salant(1976)从市场结构出发，通过研究OPEC成员国和非OPEC成员国以及各消费国之间的动态博弈结构，分析石油市场价格趋势。他用纳什-古诺(Nash-Cournot)模型分析世界石油市场的结构。如果资源禀赋相同，非卡特尔将在不受任何约束条件下追求高利润，从而率先耗尽资源，但非卡特尔得到的贴现后利润率将会大于卡特尔成员。这种方法虽能解释石油市场的博弈关系，在长期趋势分析上与Hotelling模型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它并不适用于石油价格走势的定量分析。

沿着Hotelling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通过设定石油市场的不同结构和参与主体的不同行为优化的理论模型，引进相关参数来预测石油价格变动趋势。如Yang(2002)等考察了OPEC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以及相关的需求弹性，研究了原油市场的价格波动特征。Ye&Zyren(2005)根据石油储备、产量、进口量和石油需求等因素建立了每月原油现货价格预测模型，等等。

(二)采用传统时间序列计量方法的石油价格波动研究

石油价格波动的定量研究中常采用的计量模型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条件异方差(ARCH)系列模型和Granger协整理论等。Morana(2001)采用了GARCH半参数估计的方法，对Brent原油价格进行短期预测。Luis&Gil-Alana(2001)认为美国和英国的石油价格波动具有“长记忆性”，价格序列远距离观测值间有较明显的相关性。David&Moya(2003)采用ARMA模型对Brent石油现货价格进行预测研究。冯春山等(2003)利用ARCH模型研究了阿拉伯轻油价格的波动性，结果表明油价的波动既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又存在集聚性。Radchenko(2005)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GARCH模型等研究了WTI原油价格波动对汽油价格的不对称响应程度，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石油价格时间序列在上涨和下跌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在运行机制，采用一般的时间序列模型无法描述不同阶段的波动特征，一些文献在计量模型上进行了改进。Fong&See(2002)通过观测原油价格在各子阶段的切换概率，研究石油价格序列结构变化规律，建立了原油期货价格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MarkovRegimeSwitchingModel，MRS)。

(三)采用非线性动力学的石油价格波动研究

传统的时间序列计量预测模型试图对石油价格波动做精确的定量分析。这些方法对于短期定量预测石油价格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石油市场经常受到各种外生变量的影响，而且初始数据的扰动在中长期预测过程中将会造成很大的误差。20世纪末期，基于混沌和分形理论以及多主体经济仿真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石油价格波动及预测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突破。

非线性动力学方法将石油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动力学系统考虑，用分形、混沌等复杂性理论将其数量化，寻找其内在的规律并进行价格预测。Lichtenberg&Ujihara(1988)采用非线性蛛网模型发现美国原油价格存在低维混沌结构。Adrangietal.(2001)研究了从20世纪80年代(1986-1991)的NYMEX原油、取暖油和无铅汽油期货价格的低维度混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石油价格序列中存在非线性关系，但与混沌现象并非完全一致。Jose&Myriametetal.(2002)运用重标极差Hurst指数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市场的多重分形特征，研究表明原油市场存在长程记忆性，协相关分析表明原油价格系统Hurst指数存在多重分形结构，两个特征时间度量存在季节效应，原油市场仅一定期间内符合随机漫步假设。Jose&Myriamet等(2003)利用Zipf分析方法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动力学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原油价格动力学行为主要由投机商和消费者的行为所控制。Serletis&Andreadis(2004)利用分形理论对WTI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进行了动力学分析。

根据上述文献研究的现状回顾，以混沌和分形为主体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依然是未来石油价格波动和预测问题的主要研究方向，具体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石油价格序列的分形特征研究。金融市场理论假设是金融研究与石油价格预测的前提，目前石油价格收益率时间序列研究主要还集中在传统金融市场理论假设下，即投资者理性假设、有效资本市场假设(EMH)和价格随机游走假设。鉴于Fama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设的不完美性，Peters(1996)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设(FractalMarketHypothesis，FMH)。石油价格系统是否也具有分形特征，是研究石油价格波动规律的前提，也是石油价格波动理论研究的未来研究方向之一。(2)石油价格系统的记忆性研究。现有文献针对石油价格系统对历史信息是否具有长期记忆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石油价格系统的持久性、记忆性及非周期循环长度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掌握石油价格系统波动规律。(3)石油价格复杂性规律的优化研究。在以往的石油价格复杂性特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如在混沌特征量的确定和混沌存在性判断上，引入Cao算法、BDS检验方法、小数据量算法等，进一步深入研究石油价格的混沌特征。

三、石油美元理论研究现状

石油美元(Petrodollars)，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即OPEC成员国石油出口的美元收入加上其他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全部外汇收入，扣除进口必要的商品和劳务开支以及私人单方面转移净额后所余下的外汇。由于石油在国际市场上主要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因此也把产油国出口石油和相关技术所得的全部外汇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石油出口国的真实石油收入在2005年就接近8000亿美元，大大高于2002年的3300亿美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1998年至2005年，OPEC国家因油价上涨带来的额外石油出口收益超过了13000亿美元。考虑到OPEC国家的边际进口倾向仅有40％左右，本国金融系统又欠发达，再加上非OPEC产油国的石油美元盈余，国际资本市场上由此增加近万亿石油美元的资金。巨额石油美元资金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石油美元流向直接影响全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关系。

诸多学者(Smolyar，2006；Kearney，2008)认为石油美元的流向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的经常性项目流出阶段到后期的资本性项目流出阶段：第一阶段：经常性项目流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石油出口国用获得的石油出口收入增加进口，通过进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支持国内消费和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1973年到1981年期间，OPEC成员国石油出口收入边际进口倾向由0.14增加到0.42，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由0.08增加到0.25，俄罗斯由0.77增加到1.08。

第二阶段：资本性项目流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美元的流向主要是以资本性项目为主，即石油出口国用获得的石油出口收入购买外国资产、增持外汇储备、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等。1974-1976年和1979-1981年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各石油输出国对高油价导致的财富剧增缺少投资经验，他们把大部分石油美元投入了美国国债市场和为数不多的几家国际银行。1998年以后，石油美元在投资方式上有了重大改变，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趋于多样化，从原来单一的存款于国际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进行再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组合投资、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持有外汇资产等方式，IMF的相关研究表明，第一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各石油输出国主要持有的是储备资产和国外银行的存款。从1999年开始，OPEC各国的组合投资的比例上升到了28％，外汇储备的比例上升到了19％，而投资于国外银行的资金由1978-1982年的58％下降到了47％。未来石油美元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研究石油美元环流(PetrodollarsRecycling)。石油进口国家大量利用欧洲银行贷款来弥补因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贸易收支逆差，石油美元在产油国和非产油国之间不断循环，形成了石油美元环流。针对石油美元环流的形成机理、石油美元环流的流向路径、石油美元环流的结果等相关研究对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研究石油美元与中国经济。“9·11事件”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快、市场容量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社会政局稳定的特点，成了中东投资者多元化投资战略的重要选择之一。中东石油美元已经逐渐转向中国市场，包括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企业股权、石油化工等。因此，石油美元投资与中国经济相关问题的研究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热点。(3)研究“后石油美元”时代的经济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二者之间被画上了无形的等号，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必须要有足够的美元储备。但21世纪以来，国际油价无节制上涨，美元持续贬值，世界范围内的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去美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2008年初，伊朗提出在石油交易中完全停止使用美元结算。因此，研究中国如何面对未来“后石油美元”时代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四、石油汇率理论研究现状

石油汇率(PetroleumExchangeRates)，是指石油价格与汇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石油作为与金融联系最为密切的基础性能源，其价格的变动牵动着全球经济的脉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国贸易日益频繁，汇率问题也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诸多研究表明，石油价格和汇率之间并非是独立的，石油价格与汇率的变化息息相关。

早期关于石油价格和汇率的研究侧重于模型研究，通过建立石油价格对汇率的冲击模型来研究两者间的关系。Krugman(1981，1983，1987)最早展开此类模型研究，他假设系统中仅有美国、德国和OPEC组织三个成员构成，三者之间相互进行贸易和资产投资。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了三个成员之间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从而需要进行汇率调整以恢复收支均衡。通过建立均衡方程，Krugman研究了每个成员的收支平衡及汇率的动态行为。其结论是一国汇率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该国货币资产在OPEC风险资产中所占的份额α，二是该国出口商品在OPEC进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份额γ，三是从OPEC进口石油的份额σ。其中α和σ是在短期内导致实际汇率波动的因素，而σ和γ则是影响实际汇率的长期因素。Golub(1983)基于资产组合方式也建立了石油价格和汇率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讨论了石油的需求弹性的影响。Golub模型的研究结论与Krugman基本一致。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OPEC国家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

此后，大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考察石油价格波动和汇率间的关系。Pindyck&Rotemberg(1990)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的OLS回归表明，美元、英镑、德国马克、日元的贸易加权汇率指数与原油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的关系，即石油价格的上涨将导致本币的贬值；Lastrapes(1992)检验了生产率变动、石油价格变动等实际冲击以及货币政策等名义冲击对美国实际汇率的影响，发现实际冲击是导致美国实际汇率波动更加重要的原因，而名义冲击则只在短期内起作用。Enders&Lee(1997)采用不同时期的数据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Kausik(1998)和Chaudhuri&Daniel(1998)等利用月度数据研究了OECD16国汇率与石油价格的关系，显示两者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均衡关系，且存在由石油价格到汇率的单向因果联系；Zhou(1995)、Amano&Norden(1998a，b)等通过不同时间阶段石油现货和期货各品种价格与美国实际汇率的研究表明，石油价格是决定美国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因果性检验表明石油价格的变化导致了美元实际汇率的波动而不是相反；Perry(2000)对美国的研究也显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但同时还表明了汇率对石油价格的外在冲击作用，而并非是没有影响的；此外，也有学者对西班牙(Camarero，2002)、日本(Amano，1998)、G7国家(Chen&Chen，2007)、俄罗斯(Jouko，2004)、OPEC国家(Ayoub，2004)等进行了相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