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篇1

中华传统文化幼儿教育兴趣互动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受到外来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变的冷漠起来：我们的孩子爱吃的是“麦当劳”“肯德基”；手里的玩具大多是芭比娃娃、机器猫、奥特曼；他们都知道“圣诞节”，但很少知道“端午节”“中秋节”，孩子们对身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继承和发扬了。因而，作为幼儿教师，我们应该对幼儿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让他们从小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而自豪，做有根的人，为他们形成优雅的人生打下基础。

一、培养幼儿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

（一）尊重幼儿的学习特点

在玩中学习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经典，如民间的语言游戏像童谣、故事、古诗；民间游戏、民间风俗、传统艺术通俗易懂、趣味性很强，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欲望，很受孩子的喜欢。其实，幼儿进行活动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伟大的、直接的目标。他们就是玩，因为玩符合他们的兴趣、符合他们的内在需要。他们在玩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获得知识、技能，养成一定的品质。因此，幼儿主要的活动是游戏，他们以玩的方式进行游戏，在游戏过程中，从尝试对物体的实际操作发展到表现事物的意义。我在组织幼儿游戏时，有意识地把民间游戏渗透在幼儿的游戏中。

（二）尊重幼儿的学习规律

在生活中学习传统经典。幼儿的学习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一日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是他们学习的途径和内容，生活即学习。因此，幼儿教育不应只注重静态知识的传授，而更应注重幼儿情感态度和探究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我们根据幼儿学习的规律，把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在一日活动各个环节中，让他们获得各种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体地位，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生活的主人。

（三）尊重幼儿的学习过程

每年的春天，我们都会在清明节来临之前和孩子一起制作风筝，我们提供许多材料，引导孩子制作风筝，或者和家长合作，引导他们讨论什么材料适合做风筝，怎样让风筝飞得又高又稳。在探究过程中，孩子通过发现问题，自己尝试解决，他们知道了平衡的概念，也总结了放风筝的方法。到清明节时我们都会和孩子还有家长一起踏青、放风筝，放飞心情。我们引导孩子在探究中学习，引导孩子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美，体验中国人的伟大智慧，从而为中华民族而自豪，为做中国人而自豪。在活动中也学习了与同伴合作的方法。

（四）尊重幼儿学习的主体性

在互动中感知民风、民俗。民风民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天地万物，融会贯通了乡土、乡情、乡音、乡风等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审美追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我们民族独特深层的精神价值观及相关活动、礼仪、与相应的食品，渗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许多民俗民风是和中国的传统节日联系在一起的，如元宵节、重阳节、端午节等一些传统节日，在城市的小家庭中，已经很少重视过这样的小节日，最多买几个汤圆、几只粽子和几块重阳糕吃吃。我们以“互动式”的教育理念开展活动，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孩子充分的和环境、家长、同伴、老师进行互动。所以，每当这些节日到来之际，我们都会以主题活动的形式和大家一起过节，有时还邀请家长参加，使这些传统节日重现在孩子的生活中。我们和孩子聚集在一起动手制作传统的食品，端午节邀请奶奶来幼儿园和孩子一起包粽子、元宵节邀请妈妈来幼儿园搓汤圆等，清明节和家长一起放风筝、元宵节一起闹花灯，重现一些传统习俗。融融的亲情，良好的氛围影响着孩子。我们让孩子与老师、同伴、家长的互动中感知和了解民俗风情，唤醒他们对祖国博大精深、灿烂文化的热爱；从小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激起他们的民族自尊自豪感，最终让我们的孩子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承中华的传统美德。

二、家长的配合教育

在幼儿教育中，父母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母亲教子成才的故事，相夫教子也成为中国古代妇女的典型形象。吕祖谦曾就此作了进―步解释。他认为，“教小儿当以正”，因为幼儿分析、辨别能力低，又喜欢模仿，所以接触到的入以身作则，躬行正道，可以有效地发挥教育作用，否则就容易受到坏的影响。坚持正面教育，为幼儿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教育者包括父母在内都应以身作则，成为为人处事的楷模。

三、传统文化与正常教育的兼容

在幼儿教育中，应该做到创新内容、兼容并济，实现将传统文化与正常教育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胸怀实现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具发展的生机，兼容精神是文化科学的重要精神。这一点在我们的教育中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与幼儿的交流中，多以创新的形式让幼儿接触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同现在教学内容相结合，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途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学方式，但是每个人又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应该多借鉴别人的优秀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

四、提高幼儿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

幼儿园教师对幼儿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成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幼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幼师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应体现在：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熟识、理解；在教育过程中对孩子渗透方式的多样化；关心和耐心照顾每个幼儿，尊重幼儿，对待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师德等方面。

五、教育部门的大力倡导

如何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这需要教育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把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合理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培养目标，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保护力度，鼓励人们去学习传统文化，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社会环境。我想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中华民族的灵魂才能永存。

六、结束语

尊重孩子的学习特点，尊重孩子的个性，让孩子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主动地探索、自主地学习，在互动中感知中国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我们伟大而文明的国家，也为了我们自己！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新一代的国人将以“君当如兰、温润如玉”的高贵品质和面向世界的广阔胸怀，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1]武珊珊.谈幼儿教育中传统文化的融入..

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篇2

1遣方用药从“和”立法

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作用以祛除病邪的一种治法。张仲景首开和法之先河，《伤寒论》一书多数方药为表里双解、寒热并施、虚实相兼、升降同行、散敛相济、阴阳互调的和法，尤以小柴胡汤汤为最。后世医家根据丰富的临床实践引申其义，扩大了和法的应用范围。如戴北山提出:“寒热并用谓之和，补泻合用谓之和，表里双解谓之和，平其亢厉谓之和。”指出了和法的精髓及中医治疗疾病的最终目的。明•张景岳道:“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谓义广矣。亦尤土兼四气，其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可以说，“和法”广义上涵盖了调整阴阳、调和气血、调和营卫、调整脏腑、调摄精神等所有治法的宗旨。根据临床表现，UC病位虽在大肠，但病机根本在脾，且与肝、脾、肺三脏相关;病机多以脾胃虚弱为本，寒湿热毒邪为标，瘀血痰浊阻滞肠络为病理表现，其中脾胃虚弱贯穿疾病的始终。病程迁延者多属本虚标实之证，兼有寒热错杂、气血失调、升降失常的表现。因此遣方用药需注重补脾、运脾，兼顾补肺、宣肺，疏肝、清肝，补肾、固肾;既要清热化湿，又要调气血，化瘀滞，除毒邪，这些更加彰显了治疗当“以和为贵”的法则。临床遣方用药需考虑以下几点:(1)寒热并用。UC患者常见面色萎黄，大便溏薄，畏寒，舌淡等症，同时又见大便夹有红白黏冻之上寒下热、寒热错杂之象。前人曾称之为“腑阳有热，脏阴有寒”，此乃寒热错杂之象。而根据阴阳互根、寒热转化之理，寒热并用，不仅是寒热兼顾，其中亦寓有寒热相激的效应。临床可用黄连、黄芩配干姜、附子，地榆、黄连配炮姜等。(2)气血双调。遵循“病初在气，久病在血”的发展规律和“赤痢属血，白痢属气”的辨证特点，临床可用补气之品黄芪配伍凉血止血之地榆，收敛止血之白及，化瘀止血之三七。(3)通涩并用。通即通利，涩即收涩。UC患者，每见痛泻交作，里急后重，病机多为本虚标实，本虚多脾气亏虚，标实多气滞，湿热下注于肠。治疗单以理气，可能增加大便次数，纯用收涩，恐以碍邪，甚则引起便秘腹痛。故临床可用木香、槟榔合石榴皮、肉豆蔻、诃子组合，收涩并用，再以健脾补气，清肠祛风之品，标本兼治，可以通不耗气，涩不留邪，对改善痛泻并作、里急后重等症状，收效良好。(4)升降并调。UC患者久泻脾胃气虚、中气下陷，同时肠中又有湿热积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前者宜补气升清举陷，后者应通下积滞。临床可用柴胡、葛根、荷叶、羌活、黄芪、党参，与木香、槟榔、制大黄、枳壳等相合，收效良好。(5)消补兼施。UC病经迁延，多见病邪内蕴与正气消伐并存，属本虚标实，故补气健脾药常与清肠祛风、活血通络药一起使用。(6)脾肾同治。UC患者病变日久，常由脾及肾，导致脾肾阳虚，临床可见泄泻不止，甚至完谷不化、滑脱不禁、形寒肢冷等，应脾肾同治。

补脾药常用“五君子汤”，补肾药常用补骨脂、肉豆蔻、补骨脂、淫羊藿等。阳虚严重者加附子、肉桂、干姜;泄泻次数较多者，加赤石脂、禹余粮、乌梅炭、五倍子等。仲景“和法”经方治疗UC疗效确切，具体有:(1)乌梅丸。乌梅丸由乌梅、细辛、干姜、黄连、当归、附子、蜀椒、桂枝、人参、黄柏组成，《伤寒论》原方主治蛔厥。症见脘腹阵痛，烦闷呕吐，时发时止，得食则吐，甚至吐蛔，手足厥冷，或久痢不止，反胃呕吐，脉沉细或弦紧。其中治疗久痢不止为后世医家发挥，近代更用来治疗UC之寒热错杂之证，见下痢稀薄，夹有黏冻，反复发作;舌质红，苔薄黄。方中体现了寒热并用、气血双调的和法治则。闫曙光等基于循证医学系统分析乌梅丸加减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结果提示乌梅丸加减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与对照药相比，在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复发率方面均有一定优势，且无明显不良反应。(2)半夏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由半夏、黄芩、干姜、人参、炙甘草、黄连、大枣组成，可寒热平调，消痞散结。《伤寒论》原方治疗寒热错杂、升降失常之呕利。后世取其“辛开苦降”法，用于寒热错杂、虚实夹杂、胃肠同病的UC治疗。王氏用半夏泻心汤加减配合中药保留灌肠治疗UC，疗效优于SASP配合甲硝唑灌肠，且在腹泻、脓血便、里急后重这些症状方面尤甚［10］。而导师唐志鹏教授以“和”立法，自拟健脾清肠方治疗UC，用药如下:党参、黄芪、白术、马齿苋、生地榆、炮姜、白及、参三七、枳壳、木香、黄连。诸药共奏健脾益气、理气止痛、散瘀止血的功效，“和法”亦彰［11］。

2“志意和”、“寒温和”、“天人和”防治UC

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包括人的生命过程)能够保持和谐状态，就能生生不息，万古流长，健康也不例外。中医学历来重视精神活动在维护人体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形神相得是健康长寿的保障，形神相失是疾病与死亡的根源。“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人体的生理活动随着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适应外界寒温环境，与自然的和谐也是维系人体健康的保证。UC患者由于疾病反复发作，治疗费用较大，药物不良反应等问题，大所数患者都有持续的负面情绪。特别是长期患者，更容易抱怨腹痛、腹泻、里急后重这些症状持续存在。有些患者由于疾病，影响到自身学习、就业甚至家庭，正是在这种疾病、心理、社会、经济各种因素的交替作用下，少数患者更易对医疗服务、社会服务等产生不满情绪，继而产生厌世、愤世嫉俗的情绪。另一方面，现代研究发现，精神心理因素与UC的发病与缓解有关，其中焦虑和抑郁情绪是影响治疗恢复的最大障碍，并且其心理紊乱的程度与疾病的严重性相关。一般来说，精神因素通过脑———肠轴上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节，影响UC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可能引起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的生理变化，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及肠神经系统来调节消化系统的运动、分泌功能。因此，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有利于UC患者控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具体做法如下:(1)认识疾病。患者可以通过求医、书本、网络等多种途径了解UC的病因、临床表现、治疗措施及预后等知识，酌减消除恐惧、紧张、焦虑、抑郁的情绪，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2)自我放松。感到焦虑烦躁的患者可应用各种松弛疗法，如练习书法、栽培花草、听轻音乐以及其他有规律的适度的运动，使其情绪得到缓解，思想得到放松;有悲观抑郁的患者，可以试图向亲属、朋友、医师等说出内心的痛苦，使其得以宣泄，求得心理的平衡。(3)与UC“和平共处”，回归正常生活。患者经过治疗一段时间，症状得以缓解、病情得以控制后，还是要使自己回归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要总是想着自己是个病人，该学习时就学习，该工作时就工作，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正能量!当然，帮助UC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离不开家属协作，医护指导，密切配合。

孙思邈说:“人欲劳于形，百病不能成。”但“人体欲得动摇，但不当使极尔”，强调劳动是适度，无论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不能过于疲劳，否则，便会生病。过于疲劳、饮食不慎、起居无常也是UC复发的原因。因此，UC患者既要学会与疾病和谐相处，又要学会适时的完成一个社会人的工作。此外，应四时而起居、慎饮食也很重要。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学会“忙中偷闲”。忙中偷闲并不是说不认真对待工作，而是要学会在工作中见缝插针的休息。有句话说得好，只有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2)顺应四时养身。例如春季应注意防止风邪倾袭，注意不要汗出当风，或汗身凉浴;夏季不要食凉，夜露，或湿地濡衣损伤阳气，切勿恣食生冷瓜果，或误食腐败食物;秋季干燥，少食辛辣之品，衣着不宜太厚;冬季防寒保暖，在室内活动为妥，预防风寒外感，在冬季风和日丽之际，晒太阳以取暖，以补体阳。(3)适度的锻炼及适时的自我保健。对于UC患者个体来说，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才是最好的，如散步、太极拳、八段锦、气功等;此外，平时还可以做一些自我按摩，如按摩腹部天枢、中脘穴等或者足底按摩等。

3结语

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篇3

论文摘要：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谙思想，把它与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文化进行对比。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公民文化比较强调“分”、法理及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而东方历史背景下的和谐文化更倾于强调“合”、情理及对政治的普遮冷漠。公民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必将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运筹帷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

有关和谐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渊源。在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等都论及过有关和谐的思想。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如《礼记》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所主张的以仁待人、以仁待物，以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庄子·齐物篇》)等都是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和为贵”。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董仲舒提出“夫德莫大于和”，孟子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主张“下不失地利，中得仁和，则百事不废”(《荀子·王霸》)，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如《尚书·尧典》主张“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倡以德服人，兼容并包等等。此外，古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则是他们心目中和谐社会的理想模板。《礼记·礼运》中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谈到小康社会时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这些诸子百家的学说、主张和理想都充分表明了和谐思想的深厚根基和伟大生命力，也表明了和谐理想是古代圣贤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可以说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文化基础。

概括来说，依托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和谐思想中包含了很多值得今人借鉴的优秀思想和智慧，如强调人的道德修养(修身来达到内心和谐)，并把它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重视家庭生活的和谐(强调“孝”与“礼”的观念，重视四世同堂，儿孙满堂家和万事兴等)，强调人的现世情怀和世俗生活(如孔子提出的“不知生，焉知死”，不问鬼神的态度等)，强调华夏与周边四夷的融合与和睦相处(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来源于此)。在生产力十分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我们的先人也创造出“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美好时代，创造了人类在农业文明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巅峰和极致局面。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追求，历代先贤也曾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和谐思想也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如过度强调礼治与德治，忽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过度强调人的依附与顺从(具体表现在宣扬“三纲五常”的思想上)，广大百姓的臣民意识、顺民意识严重，再加上封建统治的愚民政策，使广大百姓要么默默无闻、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要么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成为所谓的“逆民”、“暴民”，但就是没有公民意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缺憾。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主流。同时和谐社会也应当具有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制度，鼓励和包容人的自由、平等与独立精神，积极推动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李慎之先生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诞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观念和公民社会理念有其独特和精华之处，其中也不乏带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对其进行比较和鉴别可以更好地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公民”这一词源于古希腊时代，它的产生与古希腊城邦制度有着深刻的关联，由于爱琴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古希腊世界形成了很多城邦，城邦(polis)邦的公共事务，是指公民对城邦事务共同决定的过程。古罗马人也继承了这一理念，他们用“公民的”一词来表达政治的本质，古希腊罗马政治，可以说都是一种“公民政治”。公民政治最著名的是雅典。

这些城邦虽然政体有所不同，但都孕育出了深厚的公民意识与公民文化，都设有专门参与议事的公民大会、议事会等机构，尤其在雅典，为方便公民议事，甚至发放津贴，雅典的“广场政治”和直接民主的政治实践更是促进了古希腊公民文化的发展壮大。法庭辩论、会饮时明智的对话、投票、竞技和悲剧竞赛等各种公共活动都推动了公民文化的发展。公民成为一种身份，一种作为城邦认可的构成成员的身份符号。不过，在当时，享有公民权的人主要是本邦的贵族和自由人，外邦人、奴隶和妇女都不享有公民权。如在雅典虽然有30万人，但真正享有公民权的只有5万人左右。总起来说，在古希腊，人的本质只能在共同体中体现和界定，“在政治学中，城邦的善只能通过公民的善来实现，因为城邦政治学归根到底是公民政治学。

到了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兴起，行会的发展和宗教思想的传播，西方各国家内部逐渐成长起来一个市民阶层，随着这个阶层不断发展和强大，一个崭新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并成为与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组织相抗衡的重要力量。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确立。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日趋完善，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开始确立。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琼·柯亨和安德鲁·阿拉托所说，公民社会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结社)、社运动等形式组成。可以说，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是独立的个人为追求自身正当利益所组成的联合体。它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法治精神以及宽容、独立、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特别是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有助于形成自主与团结互助的精神，可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以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为支撑，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依托而形成的，融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为一体的一个整体性、综合性概念。是西方社会历史文化长期演进的产物，这其中既有西方社会文明演进所积累的精华，又不乏普遍性的价值因素存在。

比较一下二者可以看出:

第一，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公民文化比较强调“分”，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和国家之间的分离与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可以保证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自由和理性，也便于它更好地发挥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当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做出贪污腐败、侵害百姓和公共利益之时，强大的公民社会的作用就会立竿见影的显现，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如在西方有许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各类协会，其资金来源和运作等都不依靠政府，就是为了保持一份超脱和相对独立。而东方历史背景下的和谐文化更倾向于强调“合”，孔子曰:“君子不党”，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强调以农为本，反对大力发展工商业，乐于见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景。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强调个人更好地融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等集体之中，强调和平、和解、和谐。从好处说，这可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避免矛盾与冲突的爆发，但是，为了这种所谓的其乐融融、和睦相处，广大百姓不惜选择忍让、退缩、得过且过等消极避世策略。对于政府和国家事务没有任何建言献策的权利，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更不敢进行结社活动，中国百姓的忍耐精神更是举世闻名。这种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掩盖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它极易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甚至形成更加飞扬跋肩、鱼肉百姓、胡作非为的强势的、专制的政府。而百姓则普遍缺乏独立和参与意识，不敢、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政府国家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矛盾表现突出。社会和谐怎能实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其所用，何也?曰:群也”。由此可见，加强组织与协调，壮大公民组织力量，强化公民文化建设对于和谐社会能否实现意义重大。

第二，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情理”之上，而公民文化的传统是建立在“法理”之上。许多政治学者都把中国的传统社会称为“人治型”，把西方国家的社会称为“法治型”。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重视人情往来与社会交往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孝敬父母、诚实守信、热情待客、礼尚往来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从负面效果看，过度的重视人际交往，尤其是把它建立在各种情感与伦理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传统的“人治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交往中更加重视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为因素，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理念像一张大网把每一个人都编人其中，各种社会交往都被千丝万缕的情感所掺杂其间，一个重视人伦及情感交流的大网覆盖全社会，上至统治者强调“为政在德”、“施仁政”，下至黎民百姓熟悉的讲面子、托关系、跑路子等无不是人情社会的生动写照，恰恰相反，那些“黑脸包公”，不讲情面、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人则常常被斥责为“六亲不认”、不近人情等，并且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都不被理解，遭人排挤、嘲笑，郁郁不得志，而且下场都很不如意。孔子曰:“听讼，吾犹众人也?”(《论语·为政》)连他都如此，普通百姓更是对打官司退避三舍，那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啊。因此，整个社会成员在正常交往中，明明可以照章办事，却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交易成本，这不仅扭曲了社会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助长了权势人物的嚣张气焰，使得“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深人人心，显规则流于形式，潜规则大行其道，社会制度与法律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政府效率极大降低，社会发展进步受到阻碍。

而公民文化则注重法治。古希腊就有悠久的自然法传统，古罗马法律之发达更是举世闻名。尤其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等相继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定民主的原则、内容及程序;广大公民的人身、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逐渐有了制度的保障;不仅建立了一整套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法定选举的民主制度，而且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与司法体制。这不仅保障了广大公民的各项权利，而且使广大公民的参与热情有了法制保障，监督权力有了法律依靠，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强大的公民社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篇4

一、“中和”境界———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主流和未来趋势

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致力于“和”的中华一体、民族融合,国家一统是过去、今天和未来中国民族和国家发展的主流和趋势。首先,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8]。夏、商、周时期华夏之外相继出现了许多民族,这些民族自立为王,并与华夏发生着多领域、多层次的联系。当时将北方的民族称为“狄”,南方的民族称为“蛮”,东方的民族称为“夷”,西方的民族称为“戎”,逐渐形成了东南西北中“五方之民”共称的“天下”,称为“四海之内”。可见,当时“五方之民”虽有“不同”,但大家“和而不同”,共同在“天下”生活,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在统一国家中因俗而治,‘五方’构成整体格局的政治理想和地理观念,表明华夷一体已形成为历史的大趋势”[9]。在民族关系上,“和”是所有的人追求的境界,才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也才会有秦统一中国的历史必然。自秦以后,中国的民族成分更加多样,民族关系更加复杂。从秦汉到隋唐,我国民族关系始终朝着“和”的方向在演进,其间各民族虽有领土、利益的争斗,民族同化和分裂时有出现,但每个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想要“逐鹿中原”,继而得到“中华正统”,以征服天下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可见,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大家对“和”的境界的追求手段虽然多有不同,比如大部分都是武力的、战争的方式,但是“和”的理想在所有中华儿女心中从未改变过。在这上千年的时间里,各个民族都开创了辉煌的历史业绩,每个历史上的民族都对中华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到了隋唐时代,中国空前统一,国力也大大增强,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在更高的层次上朝着“和”的理想在演进。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的理念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实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元朝和清朝都是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诸如契丹人之“辽”,女真人之“金”,党项人之“西夏”,也是强大的少数民族区域政权。尽管“元朝人将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的民族藩篱,(但)并没有能改变中华民族形成互动新整合的历史潮流,……满族人虽然‘君临天下’,但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形成互动的方向”[10]。“中华一体”永远是大家的共识,在民族关系上,“和”比“离”更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和历史趋势。“中华民族古典的爱国主义的高度发扬……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意识的萌发”[9],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因此,学者们认为,近代以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其文化的推动力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的思想。1840年开始的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使得中华民族“自觉”联合,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在民族关系上,“和”的因素进一步增大,对外对内的革命斗争,将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才使得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新中国的成立有了可能。在1924年“新三民主义”提出之前,“五族共和”的主张虽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粉碎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阴谋,促进了各民族的“和”,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系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纲领和主张,将中国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深刻地揭示出来。193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提出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这一主张“和”而反对“分”的特殊的民族政治模式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成效。在近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对外国际关系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对外的国家意识逐渐转化为自我的民族意识”[11]。中国各民族人民经过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等具有深刻国际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中华一体的观念进一步得到加强。传统文化中“和”的因素不断发挥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12]改革开放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真正的民族平等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13]1990年,江泽民在视察新疆时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4]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型民族关系。2005年,胡锦涛提出:“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6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是“中和”思想在我国民族关系上的时代体现。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在回答万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时,提出“和实生物”,这里的“和”就是“以他平他”,即“平等”的意思,也就是说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平等的、平衡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吃了”谁,这样“平等”地“杂合”才能生成万物。同样,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是人口占大多数的民族,其他民族是少数民族,大家首先地位是平等的,这样才可以“和实生物”,发展演变成今日之“中华民族”。所以说,这里的“平等”,就是“和”,没有平等,也就是说没有了“和”,更不用说有良好的民族关系了,团结、互助更是无从谈起,也就达不到“和谐”了。而“和谐”更是“和而不同”之意,即各民族在存在特点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实现,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得到协调发展,各民族的特点和文化受到尊重,各民族相处和睦,关系融洽。

二、“中庸之道”———协调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和”境界的民族关系当然是大家都期盼的,共享和谐社会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声。但是如何达到“中和”,共享和谐呢?中华传统“和”文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那就是“中庸之道”。即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民族关系之目的。如何做到“中庸”呢?中庸常被人误解,认为是碌碌无为、折中主义,其实中华传统“和”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并非如此。中庸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要把握好度,既不能不到位,也不能太过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交往历史悠久,民族关系复杂多样。如何协调民族关系,历来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过去还是当前,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实事求是、不偏不倚、慎重稳进,把握合适的度,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古为今用,赋予其新的时代特色,是协调我国民族关系的必然选择。毛泽东说:“(中庸哲学)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解释一番。”[15]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凡是在处理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方面把握好度,工作到位,也不过分,坚持“中庸之道”,那么那个时期就是政通人和、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时期,反之,则百弊丛生、民族分裂、国家衰亡。比如唐朝初期,唐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唐王朝面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方面,总结了秦汉以来,尤其是隋朝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主张,这些政策都是“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唐朝第一个皇帝李渊首先思考和总结了隋朝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表示要‘追革前弊’,接受隋因黩武而亡的历史教训”[16]173。随后,唐朝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提出了诸如怀柔政策、和亲政策、剿抚政策、贸易互利政策、文化交流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更加开明、宽松和包容,把握了良好的度,既不过分,也不软弱,最终成就了强大的唐王朝。再比如清朝后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制定的“民族政策是反动的高压政策”[16]173。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晚清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朝统治者对外丧失中华民族的利益,一味地崇洋媚外;对内继续执行所谓的“祖宗家法”,顽固地“崇满抑汉”,残酷地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统治者没有很好地把握民族关系协调过程中的度,没有做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虽然后期有所局部调整,但是最后“这种(民族)政策的推行,更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最后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16]497。协调民族关系,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首先,中庸之道要求尊重个体的多元,在多样性的世界中去寻求统一,寻找大家的共同点。我们考察民族和民族关系时,必须要承认中国56个民族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个客观事实。从民族数量看,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家认定的民族有56个,其中,少数民族有55个(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少,故名之);从民族分布看,西部12省(市、区)聚居和散居着全国70%的少数民族,9个边疆省(区)聚居和散居着全国60%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资源富集,地位重要;从民族起源看,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是我国民族起源的3个基本特点。千百年来各民族通过迁徙、杂居、通婚、交流、融合,有存有亡,时至今日,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形成的。这些都是中国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客观实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正视这些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各民族才能“和而不同”,民族关系上才能“和为贵”。如果这样处理民族关系,就是“中庸之道”所要求的,从多元中去寻求统一,共同走向共赢,达到“中和”境界。其次,中庸之道要求我们在协调民族关系时要有忍让意识,处理好彼此的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里,在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产生误会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摩擦和问题呢?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必须要以“守柔谦和”的中庸之道来应对。实现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前提是解决民族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民族问题就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事实上的不平等,突出表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发展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的原因和自然发展条件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解决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这正是中庸思想的体现,是在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中,柔和谦让,互相忍让,关注彼此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的典范。正如周恩来强调的:“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17]309“对少

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篇5

【关键词】文化；审美；传统窗式

中国古建筑是和古代埃及建筑、古代西亚建筑、古代印度建筑、古代爱琴海建筑、古代美洲建筑并列的世界六大古老建筑之一。梁思成把中国古建筑称为“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可见中国古代建筑是艺术与文化的结合体，是文化与艺术的具体体现。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说道：“凿户牖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作为建筑的主要构件之一，窗的形成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窗被不断地完善演变，不可或缺，与建筑本身一样，窗式的发展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影响。东汉的刘熙在《释名·释宫室》中是这样描述窗的：“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窗不仅具有采光的实用功能，同时还是人们通过视线进行内外交流的渠道，观物纳景，是视觉的中心点。窗式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产生了各种精美绝伦的窗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各种式样的窗式大部分都是明清时期的。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1.自然条件

早期华夏民族居住在中原等黄土地区，木材较丰富，土木结合的原始建筑非常适合就地取材，适应当地环境等条件。所以中国古建筑多为木构架的结构，它的建筑形式受到木材本身的影响。梁思成称其为“凡一座建筑物皆因其材料而产生其结构，更因此结构而产生其形式上特征”，这是与世界上其他的石材建筑所不同的。木构架的建筑的一个相当有利的因素就是承重结构与周围围护结构分离，这种“墙倒房不塌”的建筑形式，使得墙体解放出来。不再需要考虑墙体承重的问题，窗可以更多的从采光、隔断和审美上发展。如安徽宏村和西递的古民居建筑，其中木雕隔扇，花窗都十分精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上的革新，让窗式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一些实用性功能，装饰性越来越强。原先为了遮挡风雨御寒，窗格会做得比较密集，或者用鱼鳞片状透明的物质来遮挡。玻璃出现之后，窗格间距越来越疏，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采光、借景、保暖的需求。

2.地域性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产生了不同的气候条件，冬季，大陆内地受到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较大，寒冷而干燥；夏季，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带来丰富的降水，温暖湿润，气候的差异同时也产生了南北各异的鲜明个性。如在浙江、潮汕地区、安徽等地，气候比较暖和，湿度大，所以室内外空间尽量通透，采用较大的门和窗来采光，通风、借景，整个建筑和窗式精巧而富于变化；较之南方夏季的温暖多雨，北方的冬季寒冷而漫长，采光保暖尤为重要，所以门窗的面积相对小，而且窗格较密集，整体风格厚重而华丽；沿海地区的窗式多以油漆饰面，不仅美观还能够防潮防腐。

二、封建礼制的影响

1.等级伦理观

建筑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在中国还具有一种社会功能，在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之后，建筑也产生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史·舆服志四》中这样写道：一品二品厅堂九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颜色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主要建筑的殿身，墙身都用红色，次要建筑的木构架可用绿色，民居园林杂用红、绿、棕、黑等色。一般的住宅采用中性色彩，普通大户人家也只用些朴素的色彩，门第显耀的人家才会用红、褐、黑、深黄等色彩来装饰窗户。这样的等级制度使得建筑有了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人们对房屋的审美就通过窗式这样的小木作表现出来，才有了今天所看到的各种式样的窗式和纹样。如板棂窗、隔扇、隔断、落地明造、槛窗、支摘窗、遮羞窗等等。

而中国式的家庭等级伦理观更是明显的表现于建筑之上。长辈和家长的住房一般在正上方，而妇女的居室被放在幽深封闭的后院。有陌生人来访，家里未婚的女性只能通过窗格远远地观望，不可抛头露面。

2、人文表达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君臣、父子、夫妇和孝悌观是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理念，而传统窗饰很多就是以儒家的思想为教化题材，来教化世人。如安徽塔川村积余堂窗栏板，有四块描绘了从寒窗苦读到考取功名的过程。古人把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这三种植物即使在冬天也不畏严寒，傲立风雪，表现出一种在逆境中不屈服的崇高气节，用来比喻人保持节操的情志。如此教化类的题材还有很多，如岳母刺字，或以狗来寓意不侍二主之忠，羊羔跪乳之孝等等。

除了教化类，更多的是吉祥类题材。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吉祥文化是中国人文化宝藏中一颗闪亮的明珠，它凝结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含蓄表达。我们的先祖采用借喻、比拟、谐音、象征等创作手法，将中国宏大幽深的哲理和自然融合的审美融入窗式的装饰图案之中。如福（蝠）禄（鹿）寿，年年有鱼（余）。还有一些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故事，如牛郎织女、八仙过海等。

三、哲学思想的影响

1.天人合一

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相通的，称为“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天人统一于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发展的一种支配力量和文化底蕴，直接影响到人、自然环境和建筑之间的关系，传统窗式正是天地人相互交融的具体体现。李渔认为“开窗莫妙于借景”。把窗口当做取景画框，步移景换，景随人动，形成一幅幅生动不一，意境幽远的画面，所以才生出许多的佳句。如冯延巳《忆秦娥》：风渐渐，夜雨连云黑，滴滴，窗下芭蕉灯下客……视觉，听觉，触觉都融于这一幅小小的窗景之中，让“天人合一”的空间观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通过窗的联系，人、建筑与外面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昼夜轮回之美，四季变化之妙。

2.有无相生的空间观

在《老子》看来建筑是“有”和“无”的辩证统一，“凿户牖为室，当其无，有空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空间本是虚无，正是因为有了建筑外墙这个实体，才有我们居住的空间。建筑实体构建出来的大小不一的空间，构成了室外空间，也构成了室内空间，而窗将这二者统一于一个空间中，使之能够交流、延伸。延伸是空间的生命所在，所以古人想出了许多的分割空间的方法，让空间有了似分似隔，似隔非隔的空间关系，而各种窗式则是最好的分割手法之一。如隔扇窗，可以用来对室内不同的功能区进行巧妙的分割。

四、总结

中国的建筑以及建筑装饰都是中国人思想的一种物化结果的表达，中国文明是一种充满务实精神的农耕文明，中国古人的思想也是通过封建礼制，文人文化，和孔子和老子的哲学思想代代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影响着传统窗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窗式对中国文化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其实用性、具象性、综合性，更加在于它的高度形式性、意象性和符号化。而它的精美绝伦的装饰功能，对于不定性空间的创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借景寄情、意境创造等也能给现代空间设计的发展一些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叶柏风，牖以为室：窗式，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篇6

[关键词]天人合一重义轻利以和为贵形神合一和谐之美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在华夏文化的孕育中发展起来的。母体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赋予了传统体育文化重要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其形成了“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崇德尊礼、贵中尚和”“重义轻利、诚信守诺”和“形神相亲、表里相济”的观念，这种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之美，在当今全民努力实现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很高人文价值。

一、“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提倡身心修炼与自然和谐同步，谋求人同自然在和谐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进而实现人体机能的整体优化。传统武术项目太极拳向我们鲜活地展示了“天人合一”思想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太极”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哲学术语，《易传》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宋学大师朱熹将“太极”解释为：“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以“太极”命名的太极拳，其本意就是以人的具体修炼动作来体现道家的哲学观念：“天地分太极，万物分天地，人资天地真元一气之中，以生成长养。观乎人，则天地之体见矣。”其意是说：“人体聚集了天地的真气，看到人的太极练习，就可以看到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无独有偶.太极拳创始人之一王宗岳在其《太极拳谱》中开门见山地说道：“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儿，阴阳之母也。”太极拳追求的意境就是用人的肢体运动来体现宇宙的生化，领悟其中的规律，努力实现“人与天合”。

古代养生也主张人们把身心修养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联系起来，《黄帝内经》日：“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人的生存依赖于天地之灵气人们只有遵照自然界生长收藏的变化规律来调摄身心才能实现整体的平衡。《吕氏春秋》则更为完美地阐明了个体身心健康与客观自然规律的关系：“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意思是自然万物的变化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它对人造成的影响取决于这个人对自然变化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只有在客观规律允许的条件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才能保持人体的身心健康。

二、“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人与自身的和谐之美

动以养形，静以养神，动静相兼与形神共养是道家养生思想的重要法则。《西升经集注》中说：“形不得神，不能自生；身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即人的形体和精神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形体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形体的统帅；无形则神无以附，无神则形不可活；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因此形神必须保持协调统一，这是维持健康长寿的基本保证。道家养生体育实践中，始终强调形神相依，既注意锻炼身形，又注意精神的健康，反对形神分离的做法。南北朝时期齐梁的著名道教理论家陶弘景说：“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要做到形神共养，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动静相兼。

中国古代养生、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体现出来的“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反映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注重从身心二元角度追求人体自身的和谐发展。

三、重义轻利、诚信守诺——人与人的和谐之美

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武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诚信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我国传统道德中最为重要的规范之一，孔子把它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诚信守诺是华夏文化推崇的优良美德和价值标准，同时也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著名武术家佟忠义在其著作《武术须知》中谈到：“信义为立身之本，进德之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义轻利、诚信守诺”的价值取向，表达了它希望通过“义”“信”等道德准则来规约人们的体育行为，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进而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四、“中庸之道、以和为贵”——人与社会的和谐意蕴

传统的农耕社会使中国人形成了注重节制、追求和谐的文化性格。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中国哲学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传统文化中，把协调人际关系放在首位，“礼之用，和为贵”。儒家的“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成为对中国人的具体要求。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归结到对个人人格的具体要求，则是要为人庄重、谨慎，节制个人的情感、欲望，反对固执一端的偏激片面，以达到处世通达圆融。与儒家的中庸思想相对应，道家所提倡的守雌、处下、不争、无为的中道观对中国人文化品格的养成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贯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孔子指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使得中国体育文化更多强调整体和谐，淡化体育的竞技性，竞技的胜负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对御不争第一筹”，“胜亦可喜，败则无忧”。即使是较为激烈的武术竞技中，也只能是“点到为止”，讲究“和为贵”。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传统体育文化追求“天人合一”、“重义轻利”、“形神合一”以及“以和为贵”的和谐价值观，由此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身心和谐的理念，在当今人类大力追求健康、实现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倡导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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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40-41.

[4]王宗岳.太极拳谱[M].沈寿点，校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3-4.

[5]黄帝内经·素问[M].[唐]王冰，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37-138.

[6]曾世华.中华武术的“德技并重”与“内外兼修”[J].体育文化导刊，2004，（4）：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