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发展范文篇1

关键词：科技活动社会伦理冲突

生活在当今社会，无论你过着怎样的物质生活，你都必须承认：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史无前例地依赖于现代科技。科学技术就像一个全能的保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衣食住行。人类文明的现代进程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历程正是同一轨迹。而今，现代科技像一双梦幻的翅膀，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然而，尽管科技是我们崇尚的第一生产力，是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的文明成果，可它也像人类信仰的其他美好事物一样，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甚至是极大的挑战。关于这一点，最显著的问题之一就是科技的发展对社会伦理的冲击。

所谓社会伦理，就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既包括道德意识现象、道德活动现象，也包括道德规范现象。现代科技作为现代文明最直接的推力，对社会伦理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科技的革命性进步，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伦理的变革，但对科技成果的滥用，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罪恶。所以，如何让伦理更好的引导科技的发展，并最终真正服务于全人类，是本文力图深入讨论的话题。

关于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理论，古今中外，莫衷一是。有一种观点认为：科技与伦理等同。苏格拉底说“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普遍的善，属于知识的范畴，所以，知识就是道德，道德就是知识，科技进步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就是社会伦理的进步。知识使人摆脱愚昧，拓宽人的认知，提升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反之，愚昧和无知则是恶行的主要根源之一。另一种观点认为：科技与伦理相悖。老子有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改变命运，但也败坏人的淳朴天性。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科技的进步和伦理的崩溃从未曾有如此的鸿沟，如此的撕裂。国人可以把一个女子送入太空，也可以强行堕掉另一个乡村女子七个月的胎儿。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科技与伦理无关。科技与伦理分属不同的范畴，各有其研究对象和社会功能，就像两条平行线，各行其道，是不会发生冲突的。康德曾指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重叠的。维根斯坦也说过，科技没有善恶之别，道德没有真伪之分。

科技与伦理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笔者以为，科技与伦理不等同，非无关，亦非排斥的关系，而是既相区别却又紧密联系的。可以说，科技与伦理苦乐相随，善恶并进。诚然，人类从科技而受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是，对科技的滥用或不慎使用可能会带给人类无法弥补的灾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要力量之一，道德作为人类活动的普遍规范和准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是保障正常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石。科技发展决定着社会伦理发展的趋势，并促成新的伦理规范的形成，进而影响甚至更新整个时代的伦理观念。因此，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作用，只有在二者取得最佳合力的情况下，才是最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

当前，科技的发展面临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技进步引发的伦理冲突直接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科技的发展最直观的成果就是缩小了社会生活的空间距离，信息的数字化传播以及虚拟网络的盛行，将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大量颠覆。人们情感的表达载体在不断增加，但情感的交流程度却越来越疏浅。那种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方式，逐渐成了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高成本的方式。因此，人类对科技的无限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疏离。当MSN、QQ、FACEBOOK以及微博、微信等现代通讯手段强势崛起的时候，多情又无情就不得不成为一种人人面临的真实状态了。

第二，科技进步引发的伦理冲突越发重大、广泛、深刻和尖锐。比如，生命科学的长足进步引发的对克隆人的争论；基因技术的应用引发的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慌；高科技应用和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坏境污染；核能以及核武的和平使用带来的安全威胁和伦理挑战等等问题，无一不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大难题。它们一旦成为现实的灾难，其涉及的就不只是社会伦理的问题，甚至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解决科技发展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比如何更快的发展科技本身更为重要和紧迫。让伦理为科技领路，让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是人类当前的一种义务。

首先，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科技的研究和应用。法律作为社会实践的最低行为准则和最高权威规范，同时也是公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对人类活动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科技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引导，尤其是在科技发展面临伦理冲突的时候，更应得到来自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具体而言，应从三个层面进行立法规范。一是对科研活动的规范。对于严重违背社会伦理、违背人类基本权益的科研活动应该明确禁止。二是对于科技工作者的职业行为的规范。根据具体的行为特征，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和职业规范，并形成固定的行业机制，限制和预防从业者利用职务的便利滥用、泄露科研成果或科技知识。三是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法律责任。从法制的层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力度，减少并杜绝因科技研发、应用等而导致的社会伦理问题。

其次，强化职业伦理道德，减少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遵守职业伦理道德是一个从业者应该肩负的基本责任。科技的研发多由国家、企业、民间组织或个人资助，其研发目的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广义的科技从业者（包括科技研发者和科技产品生产者以及科研资助者）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角色，不仅要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服务，更主要的是要为社会大众服务。一个健康的科研活动要以造福民众为前提。所以，科技从业者的职业行为既要服从于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又要担负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科技从业者，应该坦诚地估计一项新的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对于科研活动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并竭力减小甚至避免负面影响。应该肯定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科技从业者，必然会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必然会把民众的福祉放在最高的位置。强化科技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就是要把科技发展的积极成果最大程度的投入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去，最大程度的减少科技发展存在的负面效应。

再次，树立以人为本、持续发展的人文理念，为促进科技研发和应用提供有利条件。科技发展的本质是人类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科技活动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一桩极其伟大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科技活动却处于一种远离普通民众的境况。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关心大多数最新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一定程度上，科技活动和民众生活处于割裂的状态。无论这样的局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都无法改变这本身是一种极其狭隘的科技发展理念的事实。在现今的人类文明中，以人为本已经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无论什么活动，如果背离这样的价值选择，无疑是极不明智的选择。科技活动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生产力，必须将以人为本、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到整个科技实践中去，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科学，热爱科学，服务科学，科技的发展才会减少和社会伦理的冲突，才会更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

总之，科技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福音，对科技发展的期待和规制必定不会以牺牲民众的福祉为条件。虽然，当前科技的发展和社会伦理之间的问题还很严峻，而且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未必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科技这把双刃剑的剑柄毕竟是握在人类手中的，就像罗尔斯曾说的那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的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我相信，科技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过程，若与正义同行，科技发展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就会和人类在其他实践中曾遇到的问题一样，都是应该而且可以得到克服的。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1

现代科技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科技发展隧道技术带动展望

1前言我国是多山区，多高原地貌，运输交通不方便，信息的交流也存在着特别大的障碍，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我国也应该发展隧道技术。

随着我国各个领域的先进化，我国的隧道技术也有了特别大的进步，也发明了不少的先进手段（如TBM掘进技术、盾构法技术、新奥法技术的应用），这些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我国的隧道技术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我国隧道发展的部位，这些部位集中在长大深埋隧道、过江过海隧道、引水隧洞、城市地铁等不同用途的隧道及地下工程不断修建。

我们都再说20世界，桥梁，铁路的发展占据了我国运输业的很大的比重，那么21世纪我国的发展就是隧道工程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也逐渐的向地下发展。因此，隧道及地下工程修建技术将不断发展更新，也将更优质的服务于人类的需要。

2隧道修建技术发展简述

2.1隧道修建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在是局限于运输一个方面，已经逐渐向多样化，复杂化传递，在20世纪以前，我国的隧道技术与使用过于单一，在二十世纪后，城市的地下运输隧道逐渐得到饱和之后，隧道技术又逐渐的向军用化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化学科研机构也在不断的使用隧道来进行工作。

2.2勘察设计向一体化、现代化方向发展隧道工程深埋地下，修筑在岩土体之中。这种施工方法已经不是单一的人力作业可以满足的，就算人力可以进行作业，如果没有技术层面的支持，不能正确的分析岩石土层的性质，单纯的土工掘进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也就说明了，是科技推动着工程的发展。

当前隧道工程勘察设计一体化与综合地质勘探技术、遥感技术的应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隧道的技术逐渐的向科学化，智能化发展，这样的先进手段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隧道的运行好坏也就直接被人工智能的机器来控制。

2.3新奥法施工技术的应用，新奥法隧道技术的出现，是隧道技术的一个划时代的代名词，相比于传统爆破掘进的方式来看，这种方法可以更加的随心所欲的应用，在一些断面层，碎石层，岩土层的地貌时，爆破技术需要极其精确的控制才能不导致隧道坍塌，但是，新奥法就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随着岩石力学理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化施工与新奥法的结合施工，完全的取代了传统的钻爆法施工，这样的新颖的施工方法省去了不少的不必要的麻烦。当前我国的施工理论就是控制爆破机械施工，遵循“少扰动、早喷锚、勤量测、紧封闭”施工工艺的理念，并且相比于以前，我国的的技术发展逐渐的向全断面，半段面发展，技术也逐渐的成熟。

2.4隧道施工机械化装备水平向现代化发展具体表现在：

（1）机械化装备能力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无论是钻爆法施工，还是新奥法施工都离不开这些机器的使用，这样的施工环境也造就了成熟的隧道技术，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是科学技术带动了隧道技术的发展。

（2）出现了隧道掘进机，盾构机。以前的传统方法就是利用化学，物理方法来改变岩石的结构来进行施工，现在可以利用挖掘机进行土工作业。

（3）在目前这种机械化施工的前提下，不管是辅助作业机器，还是主要施工机器都是由电力提供能源，所以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这样的能源消耗问题也应该被解决。

2.5隧道风险评估与管理机制的建立，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机制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目前我国这方面最先进的设备就是，地质成貌仪。这种机器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做出比人为更科学的预测。所以，在施工以前，这个机制的现场勘探可以正确的进行预测，这种地面是否适合作业，可以有效的减少支出，预防施工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情况。实践证明预测监管虽然不能全部准确，但是大方面的估测还是准确的，往往这种大方面的预测是可以避免工程事故的发生的，减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3几点体会综上所述，得出以下几点体会：

3.1隧道工程的重点问题就是管理者，与设计者的技术问题，在施工以前我们要注重隧道所依据的地形地貌，这种问题的有效解决是隧道能否继续建设下去的主要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3.2科学规划施工场地和充分利用有效资源隧道施工。隧道内的空间是否可以满足正常的运行，施工过承重，是否可以提供有效的资源，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场地的有效规划是一个重点问题，必须统筹规划、周密安排，做到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增强吞吐能力。

3.3施工方案和施工方法，必须符合“技术可行、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是隧道建设的根本理论基础，人文化，是隧道建设的根本目的，我们要解决不断发展所带来的根本问题。实践证明，科学方案都是经过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探讨才能最终定下来的一项方案。

3.4利用科学手段控制隧道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保证工做人员和乘客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而且，我们还要保证，隧道内的排水给水系统，防火防灾系统是否安全科学，是否可以保证正常的运行。

3.5发动科学手段，不断的在隧道技术中融入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手段，保证隧道的质量与方便，先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进钻爆法技术，TBM掘进技术、盾构法技术，多功能管棚钻机、TSP、地质雷达等器械与技术是我国最近最优秀的工程手段，这种手段已经逐渐的被满足被应用于科学发展隧道技术。

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单单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目前隧道技术界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力量不够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那么这样一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就变得非常的有必要了，只有国家的科学技术手段上升才能解决隧道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是科学技术推动着隧道技术的发展。

结语

为了我国的隧道行业能够发展的更高更，走的更远，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上来，这样一来我国的科技水平带动我国的隧道技术，不断的融合带动，我国的隧道行业就能得到最持续的能源。

[1]毛建安.秦岭特长隧道施工地质超前预报技术的应用.世界隧道.第4期.1998年.

[2]刘为民，毛建安.综合地质勘探在秦岭特长隧道中的应用效果.世界隧道.第4期.1998年.

现代科技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sincetheendofthe16thcentury,wester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systematicallytransmittedintochina.inthiscountry,thecontents,methodsofscientificresearchaswellastheroleofscienceinsocietyfellintothreesuccessivephasesofdevelopment:choiceofscientificknowledge,choiceofmilitarytechnology,choiceofscientificandtechnicalsystem,reformofscientificandtechnicalsystem.theauthorofthisarticlewilldiscuss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choiceofstrategie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differentphasesbeforetheculturalrevolution,andanalyzewhatinfluencedthestrategicchoiceandhowthestrategiesinfluencedthedevelop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thedevelopment,scienceandtechnology,thechoiceofstrategies,modernchina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訢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p.374

[2]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pp.329-350

[3]田淼.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pp.134-181

[4]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pp.178-184

[5]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6]路甬祥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006

[7]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