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教育思潮范文篇1

关键词受众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价值作用

要实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不仅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科学的体制机制、基本方法途径，而且需要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知识，切实加强具体方法研究，以增强引领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受众理论”出发，探讨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中的价值和作用。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方法研究的分析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主导和引领地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是我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为“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国家机器”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人们提供理想目标和价值准则。

但是，在多元文化和多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和激烈竞争的社会背景下，在我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势下，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和影响，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社会思潮、统一思想，尤其是在多样化社会思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甚至民族认同感的严峻形势面前，这是整个社会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应当给予特别关注和认真加以研究的时代课题。就笔者视野所及，许多研究者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具有先进性特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新途径新方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体制机制等。这些研究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引导人们进一步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构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体制机制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思潮的内在相关性问题上，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和辩证统一，亦即从具体方法层面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研究成果不多，一些文章仅停留于一般性表述上，缺乏科学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对待引领对象的研究方面，把引领对象当成了单一、被动的接受者，忽视了引领对象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提出的建议和对策难免有凌空蹈虚之感。

针对上述研究倾向，笔者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引领社会思潮进行具体探讨，以期达成两者之间的积极互动和辩证统一，目的有三：一是可以弥补就事论事的局限；二是通过受众理论、社会思潮传播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贯通研究，努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三是有助于增强研究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引领的有效性。

二、“受众理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中的价值和作用

（一）受众理论及其意义

受众理论的早期研究认为，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威力，各种各样的思想、情感、知识或动机，均可以通过大众媒介灌输到受众的头脑里，进而改变他们的态度，影响他们的行为。当时的研究忽视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受众就是被动、消极的，大众传播过程就是“主体媒体客体（受众）”，只要是传播的信息就会被受众全盘接受，由此产生了“刺激—反应”理论（枪弹论）。③

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者认识到，受众面对大众传播活动时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是在主动地选择自己所需要或偏爱的媒介内容和信息，而且不同的受众还可以通过同一媒介信息来满足不同的需要，达到不同的目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是传播媒介在操纵受众，而是受众在主动使用传播媒介；传播活动的主动权是由受众而不是由传播者所掌握的。

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对谣言流传的研究表明：受众在无数信息的“轰炸”面前，特别听得进去的是有利于加强和保护自己原有观点的信息，而无视或忘记那些与自己的观点不同或相反的信息。这就是“选择性心理”。④

传播学研究表明，除选择性心理外，受众的逆反心理也值得重视。受众对外来的威胁自己态度体系的信息有一种抑制心理，通常表现为五种形式：①对外来威胁到自己态度体系的信息不予理睬；②驳斥外来的论点；③歪曲或从相反的方面理解外来信息的内容；④贬损信息来源；⑤寻求支持自己的社会态度体系。

大众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逆反心理，有时会使传播效果为零，甚至引起反作用。对传播者而言，应该对受众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等进行研究，以便提供客观、公正、符合受众需要、形式多样的信息，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从而增强传播效果。这些结论对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同样适用，简单地说，就是既要充分考虑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又要理性对待和充分考虑受众的合理需要以及可能出现的逆反心理，进而采取符合实际、有针对性的引领策略。

总之，受众作为信息接收的主体、信息再加工的传播者和传播活动的反馈源，具有主观能动作用，在传播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离开了受众，传播活动就如无的放矢，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二）受众理论在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的运用

社会思潮的传播机制符合一般信息的传播特点和传播规律。把握社会思潮的传播机制，是实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键环节。正因为如此，受众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思潮传播机制的认识，进而在引领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受众理论”对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借鉴意义是多方面的，以下几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不能认为受众是被动的。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也表明，受众具有主观能动性，对于信息是有选择的，只有使信息入心入脑，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二是不能把社会思潮当成是被动、静止的。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和传播都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潮也在发展变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不能简单化，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和社会思潮的新特点，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三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是一项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中，运用“受众理论”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做到受众权利清晰化。受众享有参与和借助传媒来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等方面的权利。现代社会的受众认识到了自己在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希望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传播信息，成为大众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传播机构应当公平地对待并保障受众使用媒介及享有服务的权利。因此，在引领过程中，我们要认可并且尊重受众的权利，而不是简单认为受众处于附庸、附属、被动的地位。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引领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二，尽量做到语言生动活泼，力戒僵化刻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要求尽可能运用生动活泼、具有时代气息的语言，力戒标语口号式或教条化的宣传说教。单调、空洞的语言以及官样文章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很容易使人拒之千里之外。因此，积极吸收反映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容，特别是在信息社会中群众喜闻乐见、广泛使用的新语言，既能准确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又生动活泼，富有时代气息。

第三，既要尊重受众权利，又要坚定引领的信心。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势必造成人们思想活动的空前活跃，形成传统思想观念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各种社会思潮等多元思想的同时并存、相互交织、深刻碰撞。在这一背景下，要有效地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思潮。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尊重受众权利、讲究引领方法的同时，“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⑤

第四，坚持开放引领与科学管理相统一，让受众参与引领过程。大众传播媒介应在坚持科学管理的前提下，认真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在传播中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尽可能照顾到受众积极参与、表达的愿望和要求，以更好地发挥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传播效果。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转变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方式，切实加强受众的参与和互动。

三、受众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启示

（一）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实现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有效地发挥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与整合作用，关键在于其科学性、先进性。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⑦当前，面对国内外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引领社会思潮的新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立足时展前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脉搏，针对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价值观念的新标准等及时作出科学回答，并从各种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时代性，永葆先进性。同时要对各种消极落后思潮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中的消极因素进行深刻批判。

（二）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被受众接受并发挥好思想引领作用，一方面要看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及其魅力，另一方面要看它如何对受众进行引领，进而内化为受众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教育传播的过程中，如果教育者和传播者高高在上，不虚心听取受众的意见和要求，不尊重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不调动他们积极参与，不积极与其进行沟通，教育和传播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根据时代特点和受众实际需要，尊重个性差异，切实改进和创新引领和传播的方式方法。概括地说，就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三）加强交流互动，增强引领效果。

在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同时，还要积极组织引导教育客体参与教育引领全过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互动与沟通，积极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并在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感受、意见和要求，积极吸收他们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切实改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以增强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思潮，正面宣传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味的强势宣传教育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排斥心理。开展隐性教育，可以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隐性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就大学来说，可以依靠教育者和传播者的专业知识传授、人文影响、文艺创作、工作和生活交流、文化娱乐活动、关爱困难师生、弘扬传统文化、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等等影响受众，在主流宣传阵地等方面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涵。归结起来，就是根据具体条件选择合适的隐性教育方式，以弥补显性教育的不足。

（五）坚持多管齐下、多种措施并举，形成教育和引领合力。

有效引领当今各种社会思潮，必须努力实现多管齐下，着力形成引领合力。具体地说，一要加强各类媒体宣传，营造舆论强势。其中，既充分发挥好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宣传引领作用，也要发挥好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新兴传播媒体的优势。二要坚持学校、家庭、社会有机结合，形成强大合力，避免顾此失彼。三是抓住社会热点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加大专题宣传和引领力度。如通过组织权威专家编著热点问题解读或理论普及读物、开展骨干培训、加强理论宣讲、在主流媒体开辟专题专栏等方式，增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四要通过开展文艺创作、打造媒体专栏、制作专题节目等方式，以纪录片、政论片、文学作品、文艺活动等方式，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教育和熏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事关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要加强和完善党对社会思潮引领工作的领导，确保引领工作深入持久、科学有效地进行。

注释

①⑥⑦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陈秉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③段鹏：《传播学基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新传统教育思潮范文篇2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影响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鸦片战争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科学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碎，唯我独尊的“天朝”时代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华夷”共处之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欧风东渐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显。而这又与现行的科举制度相悖。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在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之后，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认为我国并非没有聪明才力之士，实因士大夫大多耽搁于章句贴括而不知寻求至富至强之术，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指出“西人学求实际……”[4](P.868)而中土人才则大多空谈学问。因此，相互间应该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可见，李鸿章主张兴西学，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兴学强国的思想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特别在官僚阶层）的共识，并直接成为其支持并创办近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近代社会思潮及其对浙江教育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中主要的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一不对教育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中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则影响更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已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们年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学术（即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6](P.971)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立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即是代表。

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充分体现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论著《劝学篇》等，无不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较之张之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科学教育的因素。从表面上看，随着“戊戍维新”的失败，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也随之破产了；而事实上，其重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人才，积聚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会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在民族危亡之机，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而且若是只从现象来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国思想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从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则张之洞们的教育思想在摆脱我国传统教育定势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摆脱落后、走向发展上，显然是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的。而教育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也决定了该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民力，进而达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7](P.586)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是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59)于是他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剧，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企业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国”论者，因为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自然地合二为一了。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无疑给浙江的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兴学育才的热潮。“广立学堂，储为时用。”[9](P.963)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而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惊醒“当道”，兴学自强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现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机构。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机构及其特点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办学“上谕”，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0](P.4719)虽然“中外政治艺学”仍以辅之，但毕竟已被纳入课堂而合法化。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学校制度；1905年，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设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及教育会、宣讲所。

1897年，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试图在浙江兴办新学。后因顽固官绅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举对兴办新学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启，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济寺首创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招生30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并延聘士绅名流为教习，讲求实用之学，学制五年。开设国文、英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后又添设选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养正书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与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从此风气大开，如孙诒让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1905——1908年间，温处两府创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吴锦堂在慈溪创办的初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锦堂师范）；陈屺怀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全省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竟如雨后春笋。（见下表）

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省的学务统计，其情况如下表：

统计学务

学堂数

职员数

教员数

学生数

注：小学堂

包括高等、两等及初等小学堂。

专门学堂

4

26

38

762

实业学堂

13

27

79

968

优级师范

1

25

30

393

初级师范

18

44

102

1288

传习所等

2

4

9

153

中学堂

30

136

276

2256

小学堂

1451

1793

4365

50831

合计

1519

2055

4899

56633

（资料来源：《浙江教育官报·报告一页89，第15期。》

纵观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的重点在以普及文化为主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学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基础教育的优劣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有更紧密的联系。②新式学堂多为邑绅主动兴办，创办小学堂相对于创办其它更高层次类型的学堂，其所需资费少。囿于个人实力，只能取前者。当时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沪或京师留学之风，故社会上举办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强烈。

第二，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大多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缩短了士人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互相砥砺影响的机会，利于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

第三，在体制上参酌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学习年限和学习目标。在教育的组织和内容上，改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也即已经更多地世俗化。教学方法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

第四，注意学生的出路。传统上，各类士子都十分注意将来的前途，这是其为学的根本动力。近代新式教育机构能否给他们带来同样辉煌的前程，直接影响着旧式士子对西学的接受与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样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机构很是注意与科举“正途”者的结合，使西学者（无论在国内、国外）享受与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有利于西学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大开了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如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前，浙江的知识分子多居家攻读，足不出里。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许多有志之士则远离家乡，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学，固守之习为之一变。

第六，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和教育内容的改变，扩大了青年学生的知识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家庭式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三则学生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镇，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影响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扩大的新式人才队伍，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初步形成以国内毕业生为基干，留学生、开明人士和外籍人员为引导和补充的近代化人才体系。

总之，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①杭州贞文女校创办人、校长惠兴女士,在贞文女校开学典礼上,割臂肉痛陈：“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以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这女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终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几次停课。惠兴便以身殉学。在遗书上她写道：“愿将一死，以动当道。”——《惠兴女士殉学记》.《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090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24页.

[2]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四（1985）年五月再版.第128页.

[3]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咸丰东华续录十[M].光绪二十五年仿泰西法石印.第3页.

[4]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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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之洞.劝学篇·序.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第963页.

[10]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总4719页.

TheinfluencefactorsoftheeducationalmodernizationofZhejiangandthecharacteristicsofeducationinmoderntimesinZhejiangProvince

BaiJinbiao

新传统教育思潮范文篇3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社会意识形态；职业教育；影响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窃取后，文化教育界掀起了"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针对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文化逆流，一场以反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思想，引入和倡导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教育界兴起了教育救国思潮、职业教育思潮、个性解放等思想，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新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政治背景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20年代初，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紧和军阀混战、政治动乱，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得到空前的解放，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传入中国，于是"改造中国"的呼声充满了理论界。那些不满现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纷纷提出改良中国的主张。政治思想理论界再次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纷纷出现。

（二）思想背景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向民主共和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新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时期，正经历着从迷信、封闭到科学、开放；从"以礼治国"到"中体西用"、"以体为主"、"体用结合"迈进和过渡。这种迈进和过渡，是一种大变动时代的由旧质向新质的迈进和过渡。虽然不免带有西方文化渗透的殖民势力侵略与压迫的痕迹，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背景下进行的，充满了血与恨。但无论如何，这种变动却表现了中国近代社会不可阻挡的近代化和文明化程度不断发展的大趋势，它所反映的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的潮流。

二、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

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封建旧学、旧伦理、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把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放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他们以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向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发起了正面猛攻。

（一）"民主与科学"思想

"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德先生：指民主即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赛先生：指科学即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辛亥革命完成了赶走皇帝的任务，确立了资产阶级法统。但在思想上反封建的任务却远远没有完成。正是感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人们思想上反封建的任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掀起了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力图唤起下层民众的觉醒。这场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对下层社会群众思想观念的变迁是卓有成效的。

（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思想

"旧道德"主要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这是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新道德"是指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资产阶级的道德行为规范，它同封建伦理纲常截然相反，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对封建旧学、旧伦理、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2]激进民主主义者把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放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他们以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向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发起了正面猛攻，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三）"教育救国"思潮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徒具虚名，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仍然左右着国家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在教育领域，复古主义也甚嚣尘上，"尊孔读经"成为一时之风。面对这种状况，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复古主义运动，进而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解决当时中国政治黑暗腐败、国家发展滞后问题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开启民智，将民众的思想从专制中解脱出来，以摆脱愚昧的禁锢，由此兴起"教育救国"思潮。前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促使新教育运动与旧教育影响的矛盾日益深化。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空前广泛的深入批判封建教育的高潮，与这种批判高潮相适应，则形成了一个介绍和宣传西方教育理论、学说的热潮。人们出于对旧学校、旧教育的不满和对新人才缺乏的忧虑，广泛探讨中国教育的出路问题，于是资产阶级教育学说、教育观点和形形的西方教育思潮纷纷出台，各种教育社团也纷纷建立。

（四）职业教育思潮

职业教育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中高扬民主、张扬人性、倡导以人为本价值观念在教育改革中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时期职业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工读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相继出现。其中，平民教育思潮对职业教育思潮的渗透最为明显。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使得职业教育主要关注于弱势群体，把角色定位于平民大众，试图通过职业教育使平民大众享有受教育权利，获得文化知识，有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以上种种均表明职业教育思潮的努力作用及重要的社会地位，已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职业教育作为民国时期一股强劲教育思潮的持续发展势头。

三、社会意识形态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1917年到1927年是我国职业教育起步、变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职业教育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取代了实业教育，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3]更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1922年到1927年，职业教育涵盖的范围更宽更广，最终黄炎培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职业教育经历了多次改革，在前进的路上探索着曲折发展，其间成就与失败共存，经验与教训同在。

（一）职业教育思潮推进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7年5月6日，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伊始既有蔡元培等学界泰斗参与，也有邹韬奋等业界才子加盟，还有陈嘉庚等华侨领袖的赞助和聂云台等新兴商界巨子的支持。[4]在这样一批社会贤达的支持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立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以及由此开展的职业教育实践，开创了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

该社以宣传、推动、改进职业教育为目的。其主要活动有两项：一是通过调查、讲演、出版、通讯等方式宣传和研究职业教育；二是进行办理和改进职业教育的试验，如1918年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在职业教育社的推动下，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以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在普通学校中兼施职业教育、农村改进及职业指导等几个环节相互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结构。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较快，并纳入了当时的学制改革内容，成为学校系统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主与科学"思想加速了"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演进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再加上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被教育界广泛认同，于是，对学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开始产生。1922年的"壬戌学制"用"职业教育"这一名称取代了原有的实业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壬戌学制"是中国教育制度划时代的进步，体现了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对教育的要求，渗透了要求职业教育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和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和生计的精神，是中国职业教育由近代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实业教育是以发展国家的实业为目的；而职业教育则主要是以学生的谋生就业为目的。实业教育是以社会为本位，兼顾个体发展；职业教育则是以人为本；兼顾服务于社会。职业教育的提出是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科学的呼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教育改革的产物，增强了人们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对个性化教育的倡导。职业教育倡导教育为个人生计服务，而生计、生存权又是民主的最基本保障。

（三）"教育救国"思潮促进了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给中国职业教育提出了培养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新任务与新使命。职业教育体系从建立到逐渐完善。在层次上，借鉴了当时日本和欧美的许多做法，以初、中级为主；在类别上，分农、工、商、商船、家事、师范等，仍以农、工、商为主；在阶段上，职业启蒙、职业准备和职业继续教育齐全；在形式上，是学校教育制和学徒制；在分布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较之调整前有了很大改观。[5]职业教育体系结构的连接方式为职业学校制、学徒制和综合中学制。

（四）"个性解放"思想反映了职业教育对人的个性发展的注重

职业教育注重个性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民主"与"个性解放"的主旋律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出教育作为社会文化建设与国民素质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必然受到现时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创始人黄炎培将"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结合在一起，认为职业教育可以使人获得一技之长、自求知识的能力、坚定的意志和优美的感情，从而成为"健全优良之分子"。

（五）道德观念的变迁推动了女子职业学校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平等思想渐入人心，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不断扩大，以及职业教育思潮的推动和影响，兴办女子职业学校的呼声愈来愈强，女子职业教育得到较快发展。自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随着其对女子职业教育的极力倡导，接受女子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生数量较两年前有了一定的增加。据教育部第五次教育统计，1917年7月，全国女子学校学生数已达1866人，其中湖南1005人，云南260人，江苏207人，浙江136人，福建97人，山东91人，黑龙江70人。[6]此后伴随着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和逐渐高涨，女子职业教育也受到政府、实业界特别是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女子职业学校日渐发展。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教育观念，通过接受女子职业学校的教育，她们获得了一技之长，成为职业女性；由职业生活，改变了受束缚的角色。在这些独立的新知识女性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深受传统思想束缚的女子冲破封建礼教的提防，步出闺阁，走向社会，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女子的自立和独立，也极大地促进了妇女解放。

四、结语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近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也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思想解放，思想文化空前开放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无论是统治阶级、少数思想家、社会名流等上层人物言行中的思想和观念，还是广大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普通市民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意识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向变迁的趋势，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可阻挡的。新思潮的传播加速了中华民族对自由与平等，个性解放等的认识，在各种思潮的融合下，对中国的职业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36-158.

[3]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86-97.

[4]职教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教育与职业（1期），1917-10.

[5]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98-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