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刘舒.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徐惠.社会转型视域中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范晓雪.儒家修身思想与高校文化育人关系的研究.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吴南.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儒家文化研究篇2

中国的新儒家学者，同样加入了对文明的讨论。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对《望东方周刊》说：“相对于西方的关键词‘终结’，中国学者的关键词是‘融新’。”

他认为，新儒学的人文主义观念，有利于不同与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新世界秩序建构。

新儒家的理论话语显然并不是孤立提出的。方汉文认为，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金砖国家经济体为代表的21世纪新模式，是不同于20世纪后30年亚洲四小龙的“东亚现代化”的新阶段，是民族文明传统的复兴，以经济快速发展、多元文明的“融新”为代表。

2014年11月28日，方汉文受邀在中央民族大学作了主题为“‘一带一路’：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新’之道”的讲演。演讲结束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文明融新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当代新儒家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文明融新”的观念促成当代新儒学的转型？

方汉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的重要理论观念往往是在应对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中自然形成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复兴必然要与世界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所以文明关系成为当代新儒学研究的中心，是一种与现实的结合转型。

新儒学与西方关于文明关系的对话很早就已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兴起之后，有儒学背景的文明传统就引起国际关注。

过去20余年来，中国当代新儒学的视域经历了反复审视，基本建构起“儒学与世界文明的融合与创新”（简称“文明融新”）。著名学者汤一介曾指出，世界文明体系之间存在差异，“和而不同”是原则，但不是止境，还要在世界文明的磨合、融合中创新，建立和谐的文明生态――这就是“文明融新”。

“文明融新”成为当代新儒学话语，是时代使然。

《望东方周刊》：“融新”是一个新概念，能否解读一下？

方汉文：新概念并不是新词。“融新”来自于中国经典中常见的“融合创新”思想，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强调创造新文明。

比如，中国文明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明，自从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文明与中国传统融合创新，出现了“儒释道合流”的主体文明，这就是融新，就是中国的新文明。中国文明是不断融新的，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提出“一带一路”，为世界文明融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促使了传统文明的创新。而且在新世纪中，世界文明将会继续“融新”。

《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是中国传统文明与世界文明“融新”的历史与未来之道？

方汉文：首先，“一带一路”将中国的陆地与海洋、西部与南部、经济合作与文明交流传统两大路线与地域政治经济体结合为一，形成一种体系化的文明战略。这是对2000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与5000多年的中外文明交流史的高度概括，也是一种研究与实践方式的大转型。

其次，将历史文明、文化遗产与现实经济融为一体的一种指向，走出西方的“世界经济体”现代化模式，开辟了21世纪以“文明融新”为主体、以“中国文明复兴”与金砖国家经济为代表的新时代的理论。这是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新理论体系建构，指导21世纪多元文明创新，其意义非常重大。

儒学人文主义

《望东方周刊》：你刚刚提到的，很重要的部分是经济环节。儒学中很少谈及经济，它怎样成为推动文化复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方汉文：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复兴为新儒学带来传播机会，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传统儒学在亚洲的传播，就没有这种经济腾飞。

中国经济发展是引起世界关注儒学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研究儒学，会发现在儒学中其实最少谈到经济。为什么这样一种学说会成为当代的重要价值观？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并不重要，根本在于儒学的人文主义。重要的是它将人的信仰而不是一神教的神，置于人类精神的中心。

《望东方周刊》：那么，当代儒学研究与传统儒学研究有哪些主要的不同？

方汉文：当代新儒学是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学术，表现在研究课题方面有三大主题。

一是21世纪新国际秩序中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与欧美、拉美、亚非等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二是偏重社会经济的，即现代化问题。用当代格鲁兹奖获得者，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特的话来说是“多元现代化”。20世纪有儒学文化背景的“亚洲四小龙”兴起，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文明传统能否为世界的未来贡献智慧，推进了人类文明走向引发广泛讨论。

三是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明融新。我曾将易经逻辑“同异交得”作为中心阐释全球化中包括西方、东亚与金砖国家在内的多元文明融新发展，从文明逻辑角度补充了新儒学。

《望东方周刊》：按照你的解释，新儒学研究的领域与中心发生了重要改变。

方汉文：对。传统的信仰与道德观念如仁义礼智信、宗族社会伦理的天地君师亲，个体修养如修齐治平、“心性本体”等方面不再居于中心。代之以三个方面：确立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原则，是儒学“协同万邦”的理想，有利于建立新型世界秩序。以孔子的“仁学”来实现新型“全球伦理”。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有利于建立世界生态文明。

《望东方周刊》：从传统到现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学经历了太多的演变;在你看来，儒学走向不同文明世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方汉文：儒学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儒学的封建道德就有缺陷。此外儒学关于不同社会阶层历史地位的理论都与现代社会有相违背之处。因此，它与任何与人文学说一样，必须“融新”。

复兴不是复古，中国儒学走向世界最大障碍是自我中心与封闭保守，排斥改革。如果儒学要“独尊”，要“罢黜百家”，拒绝与世界多元文明之间的融新，它就无法走向世界。不一定非要所有人用同一种方法研究儒学，新儒学也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

多元文明儒学研究

《望东方周刊》：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刚刚在中国出版了他的《儒学与全球化》，怎么理解秘鲁儒学以及如何评价西方儒学的研究？

方汉文：世界农业史上有两大梯田耕地，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秘鲁的山地梯田。作为一个重要的农业文明民族与新兴经济体，关注儒学与中国是必然的，而秘鲁的儒学研究在拉美也是一直领先的。

《儒学与全球化》是一部很有见地的著作，作者所指出的“中国现象”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评价。对于中国“性格”的分析，以及这种性格与汉字思维方式的来源，处处可见其独到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对中国读者与学者都具有启发性。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多元文明的儒学研究的建构正成为现实。从儒学的宣传到学术的主动接受，包括西方的研究机构、智库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像具有传统的哈佛东亚研究、波士顿新兴的研究，德国、法国的儒学研究各具特色，可以说部分超越了我们。

《望东方周刊》：关于欧洲，近来学界谈得较多的是法国朱利安的争论。

方汉文：欧洲是历史悠久的汉学研究重镇。朱利安是当下法国儒学研究领域标志性的人物。朱利安的争论是朱利安与瑞典汉学家毕莱德、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德国汉学家顾彬等学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与争辩，是从儒学思想观念入手，讨论不同文明差异。

对欧洲新儒学的研究我们不必忙于下结论，但无可怀疑的是，欧洲善于将当代新理论引入儒学研究，这是其特色之一。不同于谢和耐等老一代汉学家，更不同于伯希和等汉学家的考据性传统学术研究，欧洲当代新儒学观念具有全球化时代的特色。

《望东方周刊》：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我国内地、香港之后发展丰富中国哲学的第三块基地，美国有哪些比较知名的儒家研究学派？

方汉文：美国的儒学研究主要有三个中心成就斐然。第一是杜维明多年主持的哈佛燕京学术讨论会，主要是进行文明对话，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等观念。第二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主持的东西哲学比较研究，主要用解释学观念来研究儒学。还有田辰山、安乐哲与郝大为等学者，理论深化的本体诠释学方法研究是其特色。第三是波士顿学派的神学学者，主要是波士顿神学院院长南乐山与副院长约翰・白诗朗，主要研究新儒学的中心观念，自我与礼乐教化等问题。提出将原罪与人性结合，提倡“居敬穷理”等。

此外如余英时等人对儒学也有论述，只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有传承关系的学派。

《望东方周刊》：还有没有其他有代表性的外国儒家学者或学派？

方汉文：俄罗斯儒学研究以学养深厚著称。翻译《论语》的贝列罗莫夫、翻译《四书》的嵇辽拉都是资深汉学家与儒学研究者。

嵇辽拉翻译的《四书》2004年被普京当作国礼赠送给，称赞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儒学思想的理想，认为21世纪中国文明传统将发挥更大作用。

儒家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现代价值。

0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如工作分析法、360度考核法等。然而实践表明，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常常是流于形式，实际的管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我认为人力资源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文化，有它自身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继承性。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由西方科学文化奠定基础的，而中国儒家文化在对人的管理上，是与西方不完全相同的。

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仅依靠西方的理性管理难以解决所有问题，要解决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就需要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融入中国的伦理哲学和观念，脱离中华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1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在中国，认为人贵于万物的认识古已有之，把对人的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中心的思想源远流长，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HRM-5P模型：识人（perception）、选人（pick）、用人（placement）、育人（professional）、留人（preservation）的基本思想在儒家文化中早已见端倪。

1.1识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孔子认为“仁者爱人”“、爱人能仁”。孟子继之提出了“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人本管理思想。儒家一方面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如果不行“仁政”，不尊重人，忽视人，就必然导致衰弱败亡；另一方面又提出得国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儒家认为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客体都是人。

那么，怎样认识人？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孔子指出：“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孔子此五仪九征鉴人法，为中国历代识人用人提供了最基本的标准。此后，无数智者对之进行了不同视觉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如诸葛亮鉴人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患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从更多视觉的更深层次为我们认识人提供了帮助。

1.2选人儒家在选贤任能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即是说，选用公允正直、有真才实学的人作管理者，不但老百姓会心悦诚服，就连邪曲小人也会逐渐变得正直起来。孔子强调选拔人才要看主流，看大节，不可求全责备。孟子强调，要把那些群众威信高，经得起考验的人选拔上来，委以重任；荀子提出选用人才要注重其能力，而不要受外在关系的影响，对外不回避仇人，对内不回避亲戚，唯才是举，唯贤是举。

1.3用人孔子强调一定要用人所长，量才使用。孔子在论及其诸弟子的从政才能时，《论语》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又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再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他们对于治理政事会有什么困难呢？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如子路、冉求不是“大臣”，是“具臣”，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每个弟子的品行特点、从政能力、各人所长被孔子非常生动、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如此用人，方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

1.4育人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一名成功的管理者要想管理好别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人人所具有的天性是差不多的，一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距离，不再相近了。人由先天所遗传下来的本性，初生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就像一张白纸，可以任由后天的环境、教育塑染。对于孔子来说，当然希望塑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正是他的仁学思想立论的依据和根本目的。如何抑恶扬善，教人为善就成了儒家人性论的共同特色。

在教化的范围及教化效果方面，儒家的认识同样带有多样性特色。一方面，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即任何人（无论君子或小人）均有权接受教育。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君子”和“小人”在教化目的和结果上有本质的不同。

1.5留人“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儒家所谓信不仅只作为真理意义上的理想、信仰来解释，更是道德意义上的诚实守信。只有敬事而信，兢兢业业、努力做事，这样的人才能长期为组织所用。

“信”是留人的基础，“和”则是留人的原则。儒家认为，人际和谐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具有兼容并包，和既尊重了个人的意志，又能相互合作。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就能协调好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样既有利于组织的和谐稳定，也有利于组织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和外睦、互利协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达成与利益相关者共赢的战略格局。

2儒家文化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启发儒家伦理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本主义，主要思想是以民为本，强调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个体存在的权利和意志的表达。武则天广开仁门、尽揽贤才；打破门阀、唯才是用；广听劝谏、爱惜人才；严于考课、奖惩人才，其选才，用才，惜才，爱才之举人皆知之。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尽快发现和选用人才，曾连下《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一时间贤才竞进，集于帐下。现代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要注重认识人已有的能力，并发现人的潜能，选好组织需要的合适人选，安排适合的岗位，注重对人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人的诚信意识等，使组织能够长期留用既忠诚而又有发展潜力的人，实现和谐发展。现代管理者应学习儒家尊重人、认识人、教育人的思想，肯定人的价值，公正地对待人，进行富有人情味的管理，为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提供长期的人力资源支持。

2.1识人在招聘甄别中的运用与借鉴古代儒家观人之术，其实质是一种经验积累，是对历代看人经验的总结。对之研究，可以建立一套招聘甄别模式。具体到招聘的过程中，就可以如此的运用：按照这些理论，先确定组织自己的属性，然后在应聘人员中找到相适应的人群，再进行专业理论的测评，在面谈中，观察分析应聘人员的个性、能力和潜质，选择与组织需求相匹配的人。招聘组织的招聘组需要学习一定的与组织要求相匹配的观人方法，知人之长短、知人之特征、知人之潜力，了解了被试者的品性能力与潜力，就为选择组织所需人选提供了最初的保障。

2.2选人在人才配置中的运用与借鉴因人而用，可以避免组织在管理中出现各种资源损失和浪费。中国古代对一名官员的考核，除了看个人的能力、政绩和民众关系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荐才。看你这个人在为官的过程中，给国家选拔和推荐了多少有识之士。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思想家们多有论述。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汉代王符对德薄能鲜者身居高位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说明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能力与职务不适应，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古代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既坚持中正之道，又敢于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的思想很值得学习。

2.3用人在绩效管理中的运用与借鉴司马光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古代用人要看能，即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能力，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量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责备，提倡用人所长，“隐恶而扬善”。

隐恶不是做了坏事加以隐瞒，而是说看人要看他的主流，不要老是揪住他过去的一些缺点不放，要多表扬少批评，多鼓励少处罚，多看优点少看缺陷，这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正面激励不谋而合。古代用人还提倡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这是对人的充分信任，也是对人的精神激励，这样能够增强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与向心力，也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劳动热情。

2.4育人在培训和开发中的运用与借鉴儒家非常重视人的教育培养，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其创始人孔子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保证人的本性和人性的完美，在方法上，孔子善于因材施教，采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育，大力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在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儒家重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今天能够用以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的对人力资源重管理轻开发的现象。一个人的潜质有待开发，人只有开发好，才能讲管理、求效益。然而，我们许多的组织却盲目地强调向管理要效益，有着只管理，不开发的倾向，结果导致许多的工作无法展开。

儒家的教育思想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具有激发员工自我培训的欲望，使员工富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引导员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组织发展的需要来制定职业发展规划，鼓励员工发掘自身的潜能，增强自身的素质（包括技术和管理等），使他们能自我训练成复合型人才。同时，组织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日常工作中要注意配合，为员工成才提供条件，如在培训过程中，注意培养员工的自学能力；在员工调配上，要安排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让员工在工作中获得能力的提高、信心的增强。在组织文化建设中，要注意引入自强不息的精神，充分发挥组织文化的引导、凝聚、协调、激励等功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自主性，使员工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新知识，不断改进自身的缺点，促进整个组织的学习进化机制。

2.5留人在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运用与借鉴人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环境是文化环境，组织要留人就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俗话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以心换心，将心比心，不要玩手段，人都是聪明的，早晚他会知道，只不过是晚一点，所以还不如把真正的诚恳作为手段。诚信可大大减少合作风险、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成员幸福满足感，是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因素。在组织信则群体和谐，监控成本减低，效率提升，满意度增加；不信则使各种管理制度和体系功能全面弱化，工作效能下降，甚至崩溃。组织留人除了要有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外，还要有正确的激励措施。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难点和重点，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具有文化特色、组织特征和个体特点的部分之一。儒家文化中，有关激励的论述极为丰富，孔子认为只有满足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博施于民而济众”，“惠则足以使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管理者的表率激励作用；“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的正负激励；儒家高度重视人的成就需要，确定了“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标准，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激励思想，倡导通过满足贤能者的成就需要，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由此可见，西方学者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和强化理论、公平理论和挫折理论等激励理论在儒家典籍中早有论述，它对建立现代的激励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3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

现代组织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现代化的人才观要求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任人唯亲、忌贤妒能以及把安分守己、稳重听话作为选拔人的标准的狭隘的人才观，要求广泛挖掘各方面、各层次的人才资源，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这就要求现代组织要具有深邃的视力、多维的视角，在识人、选人、用人、育人、留人上，唯才是举，使组织充满生机与活力。

怎样看待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呢？

3.1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消极的一面。与西方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和谐视为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挖掘儒家文化宝藏，发挥其合理内核的作用，对构建包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意义重大。

3.2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客观的说，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具有许多明显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对此我认为，既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继承，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和古为今用的方针。汲精取华，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使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时代的精神”。

儒家文化研究篇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儒家文化研究篇5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玩物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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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沂蒙精神;沂蒙地域文化特质

发源于沂蒙革命老区，长成于齐鲁大地的沂蒙精神，虽然具有地域特色，但它绝不是一种封闭的、落后的、单纯地域性的精神文化形态。它虽然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和积淀，但本质上又是与民族精神和党的一系列精神一样具有开放的性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既面向现实，又面向未来，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博怀和开阔视野。沂蒙精神虽然产生和发展于沂蒙地区，但它并不紧紧属于沂蒙;沂蒙精神虽然孕育和诞生于战争年代，但它并不仅仅代表过去。它作为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远远超越了产生它的地域范围，成为可以可跨越时代和地域的集体精神。沂蒙精神秉承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根植于山东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沃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开放兼容的理论特质和强大的实践功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的内涵的生动诠释和具体体现。

一、理论来源

沂蒙精神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加革命文化。沂蒙山区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在战争年代分属于鲁中区、滨海区、鲁南区。而这三个区是构成沂蒙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是山东党政军所在地。虽然“沂蒙”这一区域概念出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红色文化产物，但是就其专属区域而言，却是具有相对独立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区域。这里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区，春秋战国时期深受鲁文化、齐文化、楚文化影响。沂蒙精神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加改革文化。沂蒙地区毗孔孟之乡，据考证，孔子72高徒中就有13人就在临沂。

沂蒙地区的民风民俗无不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朴实、忠厚、仁义、孝悌、正义、勇敢、勤劳、善良是沂蒙人民的显著特性。沂蒙精神所体现出的大忠、大义、大爱、大智、大信、大勇等精神品格，无不打上了、区域文化的烙印。因此说，沂蒙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区域民风特质，离开了这片土地和人民就很难产生出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忠是对国家民族的忠，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信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信，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义是人间正义。沂蒙人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取舍，表现出舍己为公、舍生取义、无私奉献、正义凛然的正义感和道义感，总能感人至深，使人引发强烈共鸣。

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也孕育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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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沂蒙精神和山东精神。东夷文化好仁尚德的精神品质，儒家文化、鲁文化的敦厚重礼、仁爱诚信，齐文化的开放进取、求真务实，催生了齐鲁儿女忠诚厚道、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变革图强的精神品质。“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人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是说，也要将“仁”推己及物，这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和高尚的品德。因此，仁者应在满足血缘亲情之后，将爱心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地外推。这就是“亲亲而仁民”。《大学》里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讲的是使人天赋的善良美德到达最完美的境界，讲的是“善”，讲的是“仁爱”。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人与人之间相爱是人际和谐、团结、协作的前提，也是社会、团体、组织和谐的前提，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仁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人是社会化的生物人不能够孤立地生活，必须与他人相互合作、相互交往、相互联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山东精神和沂蒙精神中所包含的“忠诚守信”“开放包容”“爱党爱军”，即是“仁爱”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

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出来的新型道德规范，其形成、发展与特定的地域、人群和社会历史相联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本质同一、内涵一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沂蒙人民取儒家文化重道义、崇气节、颂正直、贵信实、求和气之优良精华，并使之不断得到完善和升华，形成了纯朴、善良、诚实、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等优秀品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口粮食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爱国爱军，为建立新中国，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英雄事迹。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立足世界的标志性文化。沂蒙精神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某种意义上讲，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沂蒙地区的升华与体现，也是沂蒙人民理想、价值和信念的追求，因此具有强烈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思维活跃，求知欲望强烈，精力旺盛，但面对各种文化的激荡，侵蚀和选择，常常良莠难辨。沂蒙精神继承和融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震撼力和感召力。它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所需的营养及丰富的精神食粮，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基础素质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具体措施

作为由单一师范类院校转变而成的综合性本科高校，临沂大学围绕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学校提出了培养“具有沂蒙精神特质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

1.构建红色育人工程的重要载体。一是做强“三馆”，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增设了红色文献收藏和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二是建立了红色影视教育基地。揭牌成立了国内第一个3D影视学院、孙子兵法学院，在音乐厅和大剧院创作、排演了大型交响乐《沂蒙畅想》和大型红色歌舞《蒙山沂水》;三是在临沂市“一个中心，八个组团”红色文化聚集区加挂了临沂大学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2.加强红色文化开放研究。一是揭牌成立了山东省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研究基地、山东沂蒙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个市级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全省唯一的山东省高校反腐倡廉优良传统教育基地，成立了沂蒙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二是成立校级的沂蒙文化研究院，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部设立了沂蒙红山文化与沂蒙精神教研部开设了《沂蒙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课程等。

3.把新生军训作为红色育人的重要环节组织实施。2015年，临沂大学联系“沂蒙旅”派出70名教官，对新生开展了整建制的军训，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培养学生爱党爱军的特殊感情、过硬的身体素质、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崇高精神品格。

4.周密组织实施大学生红色运动会。临沂大学创造性的将体育与德育、现代体育运动与传统文化元素、体育项目与学生素质拓展有效结合起来，研发了艰苦长征路、红军过草地、鸡毛信、六姐妹保军需、女子火线桥、攻上孟良崮、战地通信兵等竞赛项目。

5.加强了沂蒙精神在教育教学过程的“三个融入”。一是将沂蒙精神融入办学思想。临沂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目标、战旅步骤、三大战略、三大重点等顶层设计，全部融入、凝聚了沂蒙精神，凸显了老区大学定位。二是将沂蒙精神融入校园精神。在校园精神培养方面，我们把沂蒙精神的精髓与沂蒙优秀地域文化的元素有机结合，确定了“实”的校风，凝练了“明义、锐思、弘毅、致远”的校训，并且把“和为贵”写入了校歌，教育大学生深明大义、刻苦努力、胸怀宽广、勇于担当，发挥了重要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我们还对校园建筑、道路、广场进行了重新规划命名，提升了校园文化底蕴。三是将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和沂蒙精神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沂蒙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以此为抓手，认真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要求，用沂蒙人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培养学生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着力打造人才培养特色。2015年开展了“弘扬沂蒙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走进社会课堂，汲取实践力量，亲身感受和体会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经受心理洗礼，砥砺思想品格。

临沂大学为了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观.价值观。提出要全面实施红色育人工程，培养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合格大学生。红色育人工程是途径，是从学校角度规划的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的路径;沂蒙精神特质是目标，是临沂大学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沂蒙精神经历岁月淘洗从不褪色，历尽千难万险从不动摇，其精神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沂蒙山的范围，成为可以穿越时空的伟大民族精神。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社会管理形式复杂多变。面对当前的新形式新任务，当代大学生尤其需要用沂蒙精神铺陈的基本底色和红色基因廓清思想，砥砺品质、凝聚力量、铸成正气、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进一步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传承沂蒙人民特有的价值理念、学习精神与创业精神，自觉做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胡翔，张潭.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状分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5）：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