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合作对策篇1

摘要：吸引教育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和社会民主化实践基础上的现代教育理论，此种理论较适用于____这个城乡结合部学校，本文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吸引教育在____实施的具体策略进行了分析。即以“发现、发展、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为基本办学思想，以“一个中心、一个重点、多个出口”的办学思路为重要补充，从校园文化策略、民主施教策略、自主学习策略、家校合作策略等多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吸引教育____实施策略

一、____现状分析

____是一所比较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学校，具有城乡结合部学校所共有的特点。同时，由于距离成都人才劳动力市场、城东客运中心很近，且周边地区拆迁工作正在进行中，又为其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使其具有一些典型性特点。

从校园文化来看。物质文化方面：____周边环境复杂、校园建筑面积小、校舍较陈旧、校园建筑不合理，各种体育活动、文娱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开展受到场地、环境等多种限制；现代化教具较缺乏，教学设备相对落后，课堂教学吸引学生难度增大。

制度文化方面：学校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与结构、规章制度和课程设置正不断完善，但与先进学校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学校校本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制定规范指导、组织、引领教师的研究；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间的人际关系模式还未成型，亟需建立具体的制度来约束。

精神文化方面：学校建校时间较长，历史底蕴较深，但积弊亦多，如：道德观、价值观相对陈旧，思维方式比较落后，学校师生行为习惯差等。虽然在年轻校长的带领下，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先进，校风明显改善，但这些积弊的去除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经历不断反复的过程。

从师资力量来看。学校师资缺乏、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由于师资缺乏，教师工作量大、跨专业教学时有出现，导致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课堂教学设计、反思和教育教学研究活动中，亦使教师陷于日常杂务中，日渐习惯于只行动不思考的教学方式，得过且过的心态在他们的心中慢慢滋生，甚至教育教学活动成为了毫无生成性的简单机械运动。由于教师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教师专业教育程度低、教学观念相对陈旧，课堂效率较低，科研意识和发展意识淡薄，对学生尊重意识不足，教育教学智慧不够，民主施教意识缺乏，要使之将民主施教策略付诸实践更是难上加难，而这些教师又不同程度影响着其他的教师。

从生源情况看。学校80％以上的生源是当地农村学生或农民工子女，生源差异较大，构成复杂：一是本地农村家庭的学生（此类学生大都家庭待拆迁或已经拆迁）；二是来自城中家庭的学生；三是留守儿童；四是身体或智力有一定缺陷的学生（如侏儒、智障学生）；五是单亲家庭的学生；六是父或母早亡家庭的学生；七是无论是学习还是行为习惯上都存在问题的“双差异生”。在行为习惯上，多数学生在卫生、学习、语言、交际、文明、劳动、纪律、思维等方面的习惯较差；在道德品质上，多数学生的集休主义意识不强，对长辈不够尊敬，缺乏爱心，自私自利的思想较为严重；在性格情感上，不少学生的性格较为孤僻，情感较为脆弱。学生没有科学的学习方法，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科最基础的知识掌握不够；学习上缺乏毅力与意志力，没有学习的自觉性，缺乏拼搏意识；作业习惯较差，或者不能按时完成，或者是敷衍了事，没有改错的习惯；在课堂上不爱思考问题，没有掌握思维的方法，没有主动学习的习惯。因此，学生没有取得预期的学习效果，导致学生对学习丧失了兴趣。

从家长情况看。学生家长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城市家庭多属社会弱势群体，家长常唉声叹气，发牢骚，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经济不稳定，流动性大，家长一心挣钱，对社会漠不关心，疏于对孩子身心、学业的关心；都市村庄家庭多靠村福利补贴、城市发展用地赔偿金或房租生活，物质生活丰裕，家长对子女学业、精神状态很少关注。而这些家长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迷信教师，把所有对孩子的教育责任全推到教师的身上，孩子学得好，他们对教师千恩万谢，但只会对自己的孩子更加不理不问；孩子学得不好，他们也从不找自身的原因，反而一味怪罪教师。二是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方法落后，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轻心理教育、重物质轻精神教诲、滥用奖赏、过度体罚或乱发脾气等。三是处世态度庸俗，无法作为孩子的表率，不能以身作则。

总而言之，____学校环境较差，师资力量亟待加强，学生学习兴

趣需要激发，家校联系亟待建立。综观现在的各种教育理论，以“将学校建成令人向往的‘最吸引人的场所’和在所有人类值得努力的领域激发并实现人们的潜能”为中心的吸引教育理论最适合____的实际。二、吸引教育及其一般性有效策略

（一）吸引教育

吸引教育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和社会民主化实践的基础上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念，指一种研究和探索如何将学校建成令人向往的“最吸引人的场所”的教育理论，即通过热忱地吸引或召唤，在所有人类值得努力的领域激发并实现人们的潜能。

吸引教育的核心观念有：1.人是有能力、有价值和负责任的，并应该被相应地对待；2.教育应该是合作、配合的过程；3.在所有人类可努力的领域，人都具有未开发的潜能；4.人的潜能能够因特别设计的教育场所、教育政策、教育程序以及有目的的吸引者而得到最佳的实现。

吸引教育的实践要素有：信任、尊重、乐观、意图等。即施教者应该信任和尊重受教育者，以乐观的心态看待受教育者，认认为他将通过教育不断发展向上，在此基础上，明确教育意图，尽全力吸引学生参与教育过程。

（二）吸引教育的一般性有效策略

开展吸引教育的一般性有效策略有：校园文化策略、民主施教策略、主体学习策略等。

校园文化的表现形态来看，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校容校貌、环境文化、教育教学设备设施文化，以及师生员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文化等，它们是教育教学及其管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包括学校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与结构、规章制度和课程、教材和人际关系的模式等，它们是学校发挥育人职能的制度保障；精神文化包括办学指导思想、教育观、道德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校风、行为习惯等，是校园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是学校组织发展精神动力，吸引教育理论促使教育者营造积极向上、丰富多彩、活泼健康的校园文化。

民主施教策略强调，教与学这一双边活动过程所固有的合作、配合的性质，意味着只有教师、学生一起干才能取得实效；而学生能否有效行使学习的自，关健在于教师能否以信任、尊重、乐观、礼貌的民主方式吸引、召唤他们。民主施教，第一，要充分关注学生的主体性；第二，要努力建立情感化的师生关系；第三，要特别强调个性化的自我评价。

主体学习策略强调学校应有目的地提供条件，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观念，唤醒学生的内在潜能从而激发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其主要策略有：第一，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包括三个子过程：自我监控、自我指导、自我强化。第二，合作学习。指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第三，探究学习。即从学科领域或现实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在教学中创设一种类似于学术（或科学）研究的情境，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使其独立发现问题，进行实验、操作、调查、收集与处理信息、表达与交流等探索活动，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展，获得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发展，尤其是获得探究学习的方式、方法和明确探究学习的过程。

三、吸引教育在____实施的有效策略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坚持吸引教育的核心观点，____以“发现、发展、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为基本办学思想，以“一个中心、一个重点、多个出口”的办学思路为重要补充，通过校园文化策略、民主施教策略、主体学习策略等策略，实现学校的大发展。“中心”，即以德育建设为中心。“重点”，即以培养普高生源为重点。“多出口”，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本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即着力培养中专、职高、各级各类体育艺术培训基地和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班的学生生源。具体实施策略如下：

（一）校园文化策略：

1、积极营造信任、尊重、友爱的校园氛围。组织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让全体教职工充分了解信任、尊重学生的深远意义，发动全体教职工积极爱学生、信任学生、尊重学生并以等待的心情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由校长办公室牵头，政教处、团委会联合各年级组利用校园广播站、画廊等宣传窗口，从网络、杂志或从本校师生活动实际中选取有教育意义的教师间、同学间、师生间信任、尊重、理解、关爱等内容的典型事例进行宣传，积极营造互助友爱、尊重信任的校园氛围。

2、搞好校园物质文化建设。通过“教师美化大比拼”、“我为校舍添光彩”等活动，广泛发动全校师生为美化校园物质环境出谋划策，并据此制定《美化校园物质环境实施方案》并大力实行。

3、狠抓学校制度建设。努力完善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如《教师绩效工资制度》、《行政班子管理制度》、《学生自主发展管理制度》、《新教师培训制度》等。要把学校做了的或是在做的工作都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利于各项工作的执行与顺利开展，利于我校制度文化的继承发展，亦利于我校“胜色”精神文化内核的形成。

4、切实加强学校组织机构建设。学校组织机构的建设重点应放在学生自治组织的建设上。我校至今未形成组织完善、职责分明的学生自治组织，如学生会、团委会。要把学校建设成为有吸引力的地方，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就必须尽快完成学生会、团委会的筹建工作，完善少先队的组织管理制度。另外，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机构建设，制定具体的《领导班子责任制度》、《行政机构职责细则》等具体规章制度，使行政机构办事与考核有章可循，增强行政机构办事效率，提高行政机构的执行力。

5、积极促进“胜色”校园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如上所述，以制度建设促进“胜色”校园精神文化内核的形成发展；另一方面，以行政班子、班主任、新教师精神风貌建设为抓手，通过开展“文明礼貌从我做起”、“信任尊重在小事中体现”、“快乐上班、倾心奉献”等活动，以行政班子、班主任、新教师的良好精神风貌带动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促成“胜色”校园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

（二）民主施教策略：

1、加强教师培训。教师素质是民主施教的实施基础，要充分利用区新苗赛、新苗培训的有利时机，扎实做好新教师培训工作，为学校持续发展注入活力，为吸引教育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每年举办“优质课大赛”、“说课比赛”、“教案设计比赛”等，努力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评选“最有爱心奖”、“民主管理奖”、“合作学习奖”等，倡导教师爱学生、

信任学生、尊重学生，与学生合作学习等，呼唤教师的职业责任心，提高教师的民主意识、责任意识，使其具有博爱胸怀。2、关注学生主体性。要注重学生差异性，以调查问卷、访问谈心等方式，开展学生兴趣、理想等方面情况的普查，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特长及他们树立理想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激发其兴趣、发挥其特长和引导其树立正确合理理想的各种具体实施方案。要加强学校对学生的引导作用，根据普查情况将学生大致分为普高生源和职高及其他生源，对普高生源实行以德育、智育教育为主，兼以特长发展和个性发展；对职高及其他生源实行以德育、特长个性发展为主，以智育教育为重要衡量标准的发展方向。要坚持学生在课堂和个性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发展、兴趣发展。

3、建立情感化师生关系。一是以师生共同活动的开展促进情感化师生关系的建立。开展师生趣味运动会、师生角色互换活动、师生乒乓球、篮球、羽毛球、足球比赛等活动，使全体师生在活动中消除隔阂与界沟，增进彼此友谊。二是以师生的双向沟通促进情感化师生关系的建立。制作“师生对话簿”，推行“课后谈心一分钟”、每周“师生交流半小时”等，增进师生的了解，使其相互理解，建立深厚的友情。三是以关注细节促进情感化师生关系的建立。关注细节表现在各个方面，通过倡导师生互相关怀与关注而实现，如：互记生日送礼物、发现生病送药品等。

4、强调个性化的自主评价。每个学生建立个性化自主评价档案，每周分别从德、智、体、美、劳等多个方面对自己做出评价并存入档案，并据此制定下周学习、活动计划。除每周必做的自主评价外，学生亦可以随时就任何事情对自己作出好的或坏的评价并存入档案。通过自主评价档案的建立，培养学生的自主评价能力，使学生学会评价自己、反省自己，并不断修正、完善自己。

（三）主体学习策略

1、大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一是加强学生课堂自主学习能力。通过“设问激趣”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想法，注重实践和实验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二是加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能力。设置课外自学作业，通过激发自学兴趣、传授自学方法、监控自学过程、检验自学结果等一系列措施，对学生自学进行有效引导和监控，不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切实加强学生合作学习能力。一是培养学生课堂合作学习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课堂小组分任务讨论发言、作业互批、问题互帮等方面，注重发挥小组合作学习优势，注意指导小组合作学习方向。二是培养学生课外合作学习能力。开展小组学习竞赛、小组优势互补、小组学习互帮、小组课外知识大检寻等活动，增强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培养学生合作学习能力。三是通过特长发展组，培养学生合作学习能力。根据学生培养方向（普高、职高及其他生源）的不同、特长兴趣的差异，成立学生自由组合的特长发展组，大力支持各组的活动，给予各组充分的自，使学生在组内活动中合作学习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3、努力发展学生探究学习能力。一是充分激发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兴趣，大力支持学生自主探究活动，努力发展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二是充分发挥合作学习小组和特长发展小组的作用，鼓励各个小组自主学习、自发探究，大力培养小组成员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能力。

家校合作对策篇2

关键词：农村；学校撤并；地方政府；学生家长；利益；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7-0272-05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其中以农村中小学为改革的主要对象，撤并农村中小学为主要的手段，目的是优化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办学规模、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但由于中国尚未有一个科学规范的法律标准，一些地方盲目和过度撤并农村学校，对于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采取“一刀切”，导致各撤并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矛盾冲突不断产生。历年来，农村学校撤并中政府、家庭、学校三者的利益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周晓红（2013）根据地方政府、农民的不同目标追求系统地分阶段分析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博弈过程，得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把握好“度”，加大农村师资力量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结论[1]；王丰（2010）认为一旦涉及农村学校撤并主体的利益时，学生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就会发生博弈行为，在效率和公平中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2]；张洪华（2011）基于对苏镇个案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中央、地方和农民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教育的目标取向及行动，阐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及由此导致的各个时期学校布局的特点，得出农村学校撤并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结论[3]。本文基于项目前期对安徽省农村学校撤并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学校撤并主体在不同撤并阶段的利益取向，采用博弈分析法分析局中人采取的博弈策略及行为逻辑，并据此得出一些政策建议。

在对安徽省部分县、乡镇农村学校撤并的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县级教育主管部门从全局、长远利益出发，期望利用行政手段对原来不合理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农村教育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趋势性选择。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攀比政绩，大规模扩大学校规模，盲目创建教育园区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学校、教师的教学压力增大，办学效率降低，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农民家长们更注重个人利益诉求，他们在乎的是政策的实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担忧的是学校撤并后由于上学距离的增加而导致的上学成本增多以及孩子在上学距离增加后的安全问题等。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框架中，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乡政府的利益诉求一致，学校大体上也与它们利益趋同，但会从教育本位出发，考虑学生家长方面的问题。而村委会既是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通讯员”，又是为村民当家做主的“脊梁柱”，它的行为逻辑复杂多变，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只对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建立博弈模型。

一、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博弈中的局中人

1.局中人

局中人是指参加博弈的直接当事人，能够独立决策，采取行动并能承担决策结果的主体，即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理性决策人，在本博弈模型中，局中人有：

（1）学生家长

由于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学生对农村学校撤并的行为选择、意愿通常由学生家长来体现。随着农村学校的重新布局，导致一部分学生上学路途远、上学难、家庭教育投入逐渐增大、家长负担加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学生家长成为这些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其行为在农村学校撤并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2）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包括县、乡两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地方政府既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宣传者，又是当地农村学校布局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撤并过程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本所在。

2.局中人的行动选择

（1）学生家长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学生家长的行动可以简化为支持和不支持两种，这完全由撤并带来的效用水平（U）大小决定，而效用水平又取决于撤并对家庭带来的收益（R）、成本（C）的比较（如表1所示）。当学校撤并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大于支付的成本，学生家长支持撤并；如果村民的收益、成本差距太大，收益弥补不了成本，学校布局调整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降反升，学生家长就会固守自己的利益，反对学校布局调整，使调整工作难以实施。

表1农村学校撤并后家庭收益、成本列表

（2）地方政府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县级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上级政府政策的引导，而教育主管部门代表着县级政府的利益，由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经费是教育经费中的一部分，直接与县财政收入挂钩，所以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带着明显的宏观性、经济性。教育主管部门、乡级政府在执行学校撤并时，行动只有执行与不执行两种，当农民普遍支持撤并时，地方政府为了整合教育资源，进行撤点并校，支出主要是对新校舍进行扩容、新建；当农民不支持撤并时，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因满足学生家长的要求而付出的额外的投入，以及由于不能按计划进行撤并学校而导致的对原有学校的追加投入。

（二）利益双方的博弈策略

博弈策略是指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这往往能体现出博弈方在不同的博弈阶段的价值取向和意志追求。博弈主体的行为是建立在价值取向和个人意志基础上的外在表现，理性人行为策略与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会产生效率决策。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随着学校布局规划的推进，处于不同博弈阶段的局中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从而采用不同的行动，最终导致不同的均衡结果。下面对博弈双方的博弈策略与行为逻辑过程进行分析。

1.学生家长的策略

学校布局调整引发博弈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首先考虑的是提高教育的质量与经济效率，降低教育成本。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家长，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用尽量少的教育投入完成子女的基础教育阶段，而现实的学校撤并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学生家长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采取一定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温和的阻碍：上访、以“权威”应对“权威”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期，当学生家长结合分析学校撤并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后，认为因学校布局调整的不合理对子女就学带来不便和家庭教育支出增多时，他们会采取温和的方法阻碍学校的撤并。调查发现，上访是此阶段学生家长采取的主要博弈策略。村民在找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后，首先会对因本村学校规模过小而撤并这一规划表达不满，对学校撤并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然后会阐述家庭因撤并导致的教育投入的增加额，计算出教育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直接影响到家庭基本生活质量，更有甚者会表达出因上学路途遥远对孩子上学安全、寄宿等问题的影响；最后肯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意图通过上访的方式拖延学校撤并的开展。

但学生家长的拖延策略并非是良策，在最初的上访过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都会拿出国家的方针政策来劝说，期间也不乏强硬的态度。当学生家长发现单纯的“诉苦”和“以情动人”没有效果时，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手段。据调查显示，现阶段中、小学家长基本上是“70后”、“80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能大胆地利用政策甚至法律应对政府的“权威”。

（2）极端的干预：为权益背水一战

当上访无果，地方政府不顾群众反对意见，强行进行农村学校撤并时，信息不对称的学生家长由于上访的消极经验会驱使他们采用比较粗暴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心声。在没有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群众通常不愿意从政策、法规中得到支持，相对而言，情理方式的求诉更适合于被农民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学生家长集体行动分为两种：集体制止和公共诉求。集体制止是指学生家长在农村学校的撤并过程中，以集体的呼声压制不合理的撤并行为。而公共诉求是指农民群众在自我压制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集体形式向报社、新闻媒体、社会申诉，给地方政府制造舆论压力，以此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维权的目的。

（3）利益补偿：无奈的诉求

小规模学校的撤并是大势所趋，很多时候一丁点的反对呼声并不能阻止学校撤并的步伐。然而，学校撤并的完成并不等于问题的终结，笔者在安徽省某县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家长在学校撤并完成后，多次上教育局找领导反映问题，甚至联合村民一起，写申请书要求解决该村小孩上学远的问题。笔者了解到，在申请书中，多次出现了“每天上学来回要走十余里，家长负担加重”等词语，这些学生家长不断上访诉说苦衷，以坚定的毅力和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4）辍学：不得已的选择

学生辍学是农村学校撤并中最坏的结果，也是博弈过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不得已的选择，它折射出的是农民群体与政府在利益周旋中的心酸与无奈。并不是所有学生家长的利益诉求都有实现的可能，在遭到拒绝时，有些学生家长不愿也无法与政府或者学校费过多的口舌来交流，辍学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地方政府的策略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其考虑的是如何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地方政府在与学生家长利益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博弈策略比较单一，主要有以下两种。

（1）信息垄断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信息垄断贯穿始终，原因是政府对于学校撤并的信心不足，也是对学生家长可能出现的行动的防范。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是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对于什么样的学校该撤，什么样的学校不该撤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设计布局调整规划时，并没有进行实地调研，充分反映民意，也没有向群众宣传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两方面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布局调整过程中信心不足，虽然能预料到会有群众反对的声音出现，但他们并不希望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因此，信息垄断成为他们的盾牌，按照规划走一步算一步，没有问题最好，有问题见招拆招[4]。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将撤并后的学校校产的处理以及对新学校的扩容、新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公布于众，这种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学生家长对地方政府的猜疑和对布局调整政策的不支持。

（2）逐级施压、分化瓦解

无论是温和的阻碍还是极端的干预，学生家长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集体行动成员数量多，利益诉求多，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地方政府重视这些问题。所以，当学生家长集体表达对农村学校撤并不满时，地方政府会采取逐级施压，分化瓦解的策略。例如，当学生家长集体到教育主管部分去反映情况时，工作人员会把他们分开带往不同的休息室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好言相劝，一方面利用政策镇压，让他们了解到学校撤并的必要性和阻碍政策执行的严重性。这种方法对一部分人有用，但是对于那些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群众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时候教育主管部门会让他们去找乡政府，因为具体规划是乡镇府报上来的。

（三）利益双方博弈行为过程

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博弈交锋始于后者的公开抵制。由于在不同博弈阶段的利益诉求不同，学生家长采用不同的博弈策略。在撤并规划阶段，如果撤并行为对家庭有益，农民会支持撤并行为，博弈结束；但一旦学生家长意料到利益受损，他们企图通过“温和的阻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延缓撤并进程的开展，比如采用上访、政策应对等博弈策略。在实施阶段，他们会采用直接、极端的“干预”行动，而且这种直接干预会演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对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当前两种策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的时候，无奈的学生家长的目标只能在撤并完成后转变为“利益补偿”，力争和地方政府取得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求助无果，学生家长会采取“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辍学，至此，学生家长已经完全没有退路。而相对于学生家长，地方政府在整个博弈过程中策略单一，也是“非程序化”的，主要有信息垄断和分化瓦解两种。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学生家长的反对意见，学生家长会一直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制止学校撤并的顺利开展，博弈重新开始；若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学生家长的策略，以至于让学生家长妥协，博弈结束；若学生家长不妥协，那么此博弈会回到最开始，重复进行。

在此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生家长各自占据自己的策略空间，根据自己手中的筹码和对方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显而易见，强势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学生家长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根据学生家长抵制程度的激烈与否，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但是，由于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能采取丰富的行为策略，而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策略单一，双方行动逻辑的不断变化使这种强弱之势并没有形成绝对的博弈优势。一旦博弈陷入僵局，学校的加入会使博弈产生均衡结果（见下页图1）。

（四）学校的参与促进博弈均衡产生

学校是农村学校撤并中的一个重要利益主体，调查发现，近90%的学校对学校布局调整表示赞同，归根结底是因为学校跟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利益趋同。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划拨和教师工资、编制的管理由县级政府统一规划，农村学校撤并不会影响教师的工资薪酬；另一方面，从村小转移到中心学校，教师工作、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此外，全县教师的任免由教育局统一负责，如果因为不配合而影响了学校布局调整进度，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会偏向于地方政府的一切做法，当撤并行为的确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时，学校和教师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家长的反对声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看作“无理取闹”，地方政府无论采用劝说还是强制性要求都只有一个出发点：让家长支持撤并。但是，作为学校布局调整的直接参与者和布局调整后教育的直接承担着，学校的“话”政府不能不认真斟酌。不仅仅在学校撤并阶段，撤并后，以学校为主体的利益补偿申请也往往比村民更有效。与学生家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针锋相对”比较，学校利益所受到的影响微弱，但它与地方政府不同的是，更在乎学生及家长对学校教学的评价。因此，本文并不将学校作为学校布局调整博弃中的一个“局中人”来分析，而是作为一位“博弈协调者”，它对博弈均衡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二、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与结论

农村学校撤并政策的发起者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是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学生家长和学生。当农村学校撤并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家长的利益诉求方式是上访或其他非常规手段，而博弈对象是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几乎单枪匹马，没有形成或依赖其他组织，就算十几或几十人形成“反抗集体”，也终究被“分化瓦解”，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规模。而他们一手推举出的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也“无能为力”。

税费改革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弱化使得村干部正在失去其过去依靠的统治基础，从“人”到“边缘人”的角色转变[5]。而在没有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持，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使学生家长更依赖于向县级政府反映问题。虽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跟政府官员不对等，“打马虎眼”、“安抚”、“震慑”必定是地方政府面对群众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同样明白跟政府打场“持久战”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与强势的政府博弈中若想占据优势，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以政策应对政策”、“发动群众优势”、“公共申诉”等。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做出的决策是非正式的，利益表达方式是在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地方政府作为上级农村学校撤并的执行者，必然要符合政策的总体要求，在正确的政策导向下行使权利。但由于国家税费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减免，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削减，导致大部分农村学校教育经费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减少学校数量以较低办学成本，这使得掌握正式权力但政策执行信心不足的政府在面对“非正式”行动的学生家长时也不得不采用“非正式”应对策略。综上所述，从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权利的弱化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形成矛盾。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既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又不能直接与上级政府直接“谈判”，使得学生家长利益表达困难重重。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群体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中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反而成为一个摆设。

第二：地方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选择性解读中央政策，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盲目对农村学校“一刀切”，忽视了农村学生受教育平等与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均衡协调性，使其面对农民的反对意见时“非制度性”策略成为一种路径依赖。

三、政策建议

农村学校撤并在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降低办学成本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地方政府在执行撤点并校过程中，过分强调效率而忽略教育公平，直接危害了学生、家庭的切身利益。为了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科学有效推进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建立农村学校撤并标准评价体系。采用多维度、全方位的量化指标决定学校撤并，在结合拟撤并学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将学生家长、村集体、学校的意见纳入评价体系内，避免学校撤并随意化和撤并主体利益冲突的产生；第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广泛征集群众意见，与政府充分对话、沟通，减少政府的决策失误，保障农民的权益在政策的落实之前。地方政府应加强村委会工作监督与管理，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去，对农村基层反馈意见要足够重视，并以此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第三，健全村民利益表达机制。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要建立在制度框架范围内，采取程序化决策方式与措施，在完善上访制度的基础上，大力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清除利益表达障碍，理顺不同渠道和不同环节的关系，让利益表达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享有足够的利益表达空间；第四，农村学校撤并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教育归根结底是人的教育，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在追求教育公平的同时需满足社会满意度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周晓红，李红艳.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5）：21-23.

[2]王丰，张春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12）：112-113.

[3]张红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基于苏镇个案的实地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家校合作对策篇3

一、国外有关家校合作问题的研究

1.关于家校合作的内涵

家校合作的内涵是什么？关于家校合作的内涵，比较宽泛，对其界定也模糊不清，这从家校合作名称的不同说法就可见一斑。在西方，关于“家校合作”的说法比较常见的有：“家长参与”（involvingparent或parentinvolvement）、“家长参与决策”（parentparticipation）、“教育介入”（educationintervention）、“家校合作”（home-schoolcooperation）、“家长――教师合作”（parent-teachercooperation）等。其中，“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最有代表性的提法。那么何谓“家长参与学校教育”？Greenwood&Hickman认为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指在家庭及学校中动员家长，使家长、孩子和学校所在社区获益的过程；Comer&Haynes认为家长专注于如何改善学校教育环境，以创造一个积极、正向的关系来支持孩子的全面发展即为家长参与；美国从事问题学生研究的著名专家范德格里夫特和格林则提出家长参与的两个重要因素，即内在的积极态度（如家长会的期望）和外在的行为特征。

在国外，“家校合作”虽然仍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被广泛接纳的定义，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一种双向活动，是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与教育工作者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过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家校合作的过程就是“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的过程，也就是家长通过法定机构、途径，在学校管理事务中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或对学校政策、学校工作发生影响的活动过程。

2.关于家校合作的意义与价值

一是学校教育何以需要家长参与？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能否吸引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已经成为学校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人们不仅充分肯定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并通过政府报告和立法予以确保。如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教育部报告不仅肯定了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并号召家长“要做学校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强调校长应该“尽最大努力并善于争取家长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美国许多州把建立学校、家庭、社会有机整合的学校结构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极大推动了学校与家庭关系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和许多州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政策和法规，为美国中小学家校合作顺利运行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许多中小学也纷纷采取措施建立和健全学校家庭联系制度，吸引家长参与和支持学校工作。在英国，政府不仅肯定家长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学校与家长的合作，而且通过制定法律予以保障。

二是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有何作用和意义？美国学者哈德森（Henderson）等的调查研究表明，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而且对整个学校的教育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学生可以获得更高的学校等级和更好的学业成绩、学生出勤率高、参加补习的学生逐渐减少、学生在校态度更加积极、学校拥有更高的毕业率和升学率等。对英国家校合作的研究认为，通过建立家长――学校组织，可以使家长更好地了解儿童的学习以及学会如何帮助儿童成长；可以使家长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可以向家长解释教师的教学策略和教学实践；便于了解家长对学校目前存在的问题、学校改革的看法和意见，使家长组织对学校事务的咨询功能和决策功能日益凸显等。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西方国家现阶段讨论的主要议题，不是学校与家庭要不要合作、家长要不要参与学校教育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加强这种参与的问题。可见，西方国家普遍认可家校合作的价值。

3.关于家校合作的内容

那么，学校与家庭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合作呢？美国著名的家校合作研究机构――“家庭、学校及社区合作伙伴中心”主持人、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乔伊斯・爱波斯坦（Epstein）认为家校合作主要有六大领域：（1）家长教育；（2）家校交流；（3）在家学习，即帮助家长在家学习；（4）家长志愿者，即家长无偿参与学校义务工作；（5）参与决策；（6）吸纳社区。这六大领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类：从校方讲主要内容有家长教育、家校交流、请家长参与决策、组建家长委员会等；从家长讲主要内容有做志愿者为学校筹资、捐款捐物、配合教师的教学与教育工作、义务服务以及主动参与决策、组织家长委员会的活动等。

家长教育培训是家校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如美国通过“工作坊（workshop）”和“研讨班（seminar）”等培训形式来对家长进行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如何与孩子进行交流，以及与辅导孩子学习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等。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家校合作的又一重要内容。在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具体包括：参与学校活动，如家长会；参与学校教学，利用和发挥家长的教育资源为学校教学服务；参与学校管理，主要表现为参与学校的一般事务管理和参与学校的决策过程。在家校合作中，参与学校管理是家校合作中比较高的层面。由于文化传统、管理体制、教育环境、管理民主化程度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家长在参与学校管理上呈现出不同态势。如在美、英、澳大利亚等国，中小学家长依据各自国家的教育法规几乎参与到了学校管理的各个领域，如人事、财务、课程设置及内容、工作评价、改革计划认可、政策制定等；但以色列、日本等国在学校管理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参与，如日本不仅规定甚至禁止家长与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Association，PTA）对学校人事及其他管理事务进行“干涉”及对教育的“不当支配”。

4.关于家校合作的形式

在家校合作中，家长和学校是通过何种形式合作的呢？在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有两大类：一类是家本参与（home-basedinvolvement），即为了学生的发展，家长基于家庭的实际而在家庭中围绕着与学校相关的活动与孩子之间进行的双向互动活动，在活动中家长一般是作为支持者、学习者而发挥作用，如对孩子教育进行的直接资源投资；另一类是校本参与（school-basedinvolvement），即家长为了学生的发展基于学校的实际而在学校中参与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指家长参与学校决策以及学校管理的活动。其中，校本参与是家校合作的主要途径，校本参与的主要方式有：（1）对家校之间信息传递活动的参与。方式包括家访、家长会、开放日、学生作业展览、家庭学校手册、成绩报告卡、学校信息卡、学校家长公约等。（2）对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的参与。方式有家长志愿者帮助学校活动、为维护学生学习和合法人身权益而进行的参与活动。（3）对学校管理活动的参与。方式包括家长通过地方学校理事会（或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家长教师联合会（PAT）等来参与学校管理。在澳大利亚，学校一方面为家长提供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会来了解学生在校的进步，主要方式包括学生表现报告、学校年度报告、时事通讯、信函、私人会面、家长――教师之夜、学校――家长杂志、教育补充资料订阅等；另一方面学校通过一系列组织和活动，促使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之中，方式包括学校活动（如运动、音乐等课外业余活动）、学校理事会、家长和市民协会、校内商店（由家长志愿者充当商店职员）等。在英国，根据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层次分别采取不同方式：（1）低层次参与，家校合作方式有家长访问学校、参加家长会、开放日、学生作业展览、家长联系薄、家长小报、家庭通讯等；（2）高层次参与，合作方式有经常性的家访、家长参与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帮助制作教具、为学校募集资金等；（3）正式组织上的参与，如家长咨询委员会等。此外，还有近年来一种新形式――“学习支持助手”（LearningSupportingAssistant），即从家长中招聘受过专门培训的学生家长协助教师课堂教学工作。

5.关于家长在家校合作中的角色定位

家长在家校合作中扮演何种角色呢？美国学者大卫・威廉姆斯研究发现，家长在学校中渴望扮演不同的角色，按家长在家校合作中担任的角色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家长作为学习支持者，学校得到家长支持，家长在相互交流的活动中学习有关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实现和加强对子女的科学教育。以这种角色和身份参与孩子教育是家长参与的最常见模式，往往受到教师、家长和学校管理者的偏爱。以这一层次角色参与的家校合作，内容多限于孩子的教育问题，而与学校整体教育工作无关，而且多由学校组织，家长一般处于被动。第二个层次是家长作为学校教育的自愿参与者，家长不仅关注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学校的整体教育也成为家长参与的一部分，自愿为学校提供无偿服务或赞助。以这一层次角色参与的家校合作，家长不仅参与学校教学，参与策划、协助组织全校性大型活动，而且还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甚至帮助学校筹措资金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第三个层次是家长作为学校教育的决策参与者，家长参与学校决策的全过程，包括决策形成、决策执行和决策监督等。

二、几点启示

西方学者从家校合作的内涵、合作的意义与价值、合作的内容、合作的形式以及家长在家校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和观点。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1.应充分认识到家长作为教育资源的重要价值

在当今时代，社会参与学校教育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与学校之间的联系。而在社会参与力量中，家庭的参与是一支重要力量，家长是否有效地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教育，直接决定着学校教育的效果。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教育界普遍达成一种共识：即能否吸引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已经成为学校是否成功的关键。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家长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实惠而有效的“教育资源”。在国外，无论是学界还是教育界，之所以重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基于家校合作中一种共同的责任意识，即学校和家庭双方对于孩子的成长都要认真承担各自的责任。

在我国，家长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观念有关。一方面崇尚权威的价值取向使不少家长认为只有教师才是教育儿童的权威代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对教师权威的僭越；另一方面教育管理体制的集权化、封闭性使学校领导者和教师认为，家长作为“局外人”，参与学校教育不仅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和干扰，甚至会干预学校日常运作和决策。因此，要改变目前现状，首先应提高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家长对家校合作重要性的认识，消除学校与家庭在教育思想观念上的分歧，加强共育的责任意识，同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赋予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利，真正发挥家长教育资源的重要价值。

2.加强立法为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世界上不少国家，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参与学校教育是家长的权利与义务。在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制订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政策或法律，由于缺乏相关立法，不仅使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也使家长在监督、参与学校的教育管理、教育教学活动时也无法可依，同时也淡化了家长对教育的参与意识、弱化了家长自我教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意识。由于家校合作缺乏法律保障，在我国家校合作中因家长与学校责任机制不明确所致的家校双方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从国外家校合作的成功经验来看，健全的政策法规是家校合作正常运行的保障。因此，在我国的有条件地区应该加快制订并颁布家校合作的法律法规，建立家校合作的相关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国家、学校及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权利及义务，使家长有权利对学校教育提出意见及建议，有权利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尤其是学校的教学及管理，充分利用宝贵的家长资源，使家庭及学校、家长及教师真正成为儿童教育的平等合作伙伴。

3.健全组织机构为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提供组织保障

家校合作的国家法律制度及地方法规的落实和实施还需要组织的保障。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都设有各个层次的家长教师协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家长通过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及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充分发挥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因此，针对我国现状及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我国应该逐步建立自上而下的家校合作组织，以保障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4.努力提升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层次

在国外，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渴望扮演的角色包括：学习者、支持者、主动参与者和决策者。其中，家长作为学习者、支持者的参与是低层次参与，而作为主动参与者、决策者的参与是高层次的参与。低层次的参与家长仅仅享有知情权，而高层次的参与家长享有决策权，可以协助学校运作，参与学校决策。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家校合作实践来看，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多为参与学校日常事务的运作，属于高层次的参与，体现了一个“局内人”的身份与角色。在我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主要限于校外的较低层次参与，如学生课余学习的辅导、配合学校的家长会等，而对于校内部分的学校课程开发、学校经济活动、管理活动的参与则相对较少。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权必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管理必将更多地征求来自家长的意见，家长参与未来学校的管理是一种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应多开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途径，多提供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机会，扩大和加强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广度与深度，从根本上提升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层次。

总之，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在学习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和先进经验基础上，我们应充分认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通过政府立法明确学校与家庭的责任，健全家校合作的组织机制，提升家校合作的层次与水平，发挥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成为参与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李进忠．走进共同责任的家校合作――国外的经验和我们的实践．基础教育参考，2004（7）．

[2]周月朗．近年来美国家校合作的研究与实践．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4）．

[3]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外国家长教育》课题组．英国家校合作探微．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10）．

[4]陈娟．美国家校合作的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教学与管理，2010（6）．

[5]贾莉莉．美国家长怎样参与学校教育．上海教育科研，2007（3）．

[6]王艳玲．英国家校合作的新形式――家长担任“教学助手”现象述评．比较教育研究，2004（7）．

家校合作对策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政府主导；行业引导；校企合作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6）33-0175-02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教育发展规划相关纲要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在加强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在职业教育中全面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鲁昕认为在新时期推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应该坚持校企一体化教育、集团化教育以及订单培养等多种教学模式，促使职业教育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实现全面革新。基于此，各地区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办学实践中加强对政府主导和行业指导的重视，希望能够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行业指导的作用推进校企合作，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1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政策困境

从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政策支持方面看，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创建和应用存在一定的政策困境，政府政策缺陷问题严重限制了校企合作模式的优化应用，对校企合作办学效果产生不良影响。

1.1尚未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

虽然近几年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校企合作办学的重视，并在不同地区设置了相应的试点工程，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但是现阶段政府部门针对高职院校提出的校企合作政策一般都是宏观指导性的，可操作性相对较低，也没有针对校企合作的发展需求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奖励和惩戒制度建立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政府部门无法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实施科学的管理，校企合作办学发展遇到困境[1]。

1.2尚未建立健全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具体结合行业需求对运行机制加以完善，进而合理协调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之间的关系，构建科学的合作机制，但是从当前我国国家政策方面看，国家支持职业院校构建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希望能够提升企业参与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但是实质上国家的支持并未对企业参与过程和相关影响因素等加以明确，导致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建设成效不理想。

1.3尚未形成系统的宏观管理体制框架

在当前高职院校教育管理工作中，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统筹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职业教育管理主体的统筹流于形式，严重限制了职业教育宏观管理体系的发展，对联席会议制度的贯彻落实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1.4校企合作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校企合作评价体系也是高职院校推进校企合作办学的重要条件，但是在当前校企合作办学中，政府部门尚未组织建立相关组织和机构发挥第三方监督评价作用，对校企合作办学工作的顺利推进产生不良影响。

2政府在推进校企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推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中扮演着支持者和统筹者的角色。一方面，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只有在政府的政策牵引下行业企业才能够与高职院校形成良好的合作，进而转变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单一发展的局面，构建高职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促使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另一方面，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推进也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需要政府制定科学的校企合作法规政策，对行业企业实施科学的引导，促使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能够在法律的规范下执行，接受第三方监督，实现持续稳定发展[3]。

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在推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中发挥着一定的主导作用，政府制定教育政策并保证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并且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调动社会上的教育资源，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为校企合作办学的合理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主导校企合作办学的优化开展。

3政府主导行业指导破解高职校企合作困境的政策性策略

在政府主导和行业指导下为高职校企合作办学提供一定的支持，促使高职院校摆脱校企合作发展困境，相关政策性策略的制定可以从政府主导和行业指导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3.1政府主导政策性策略

政府主导政策性策略的制定主要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下面就结合主要内容进行细化分析：

其一，对财税信贷政策加以完善，为高职校企合作提供相应的财政政策支持。财政政策的支持是政府主导高职校企合作工作的重要政策性策略，对高职校企合作办学的优化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在财政预算中设置相应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专项发展资金，为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办学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并且政府应该注意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对专项资金量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政府财政支持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使职教校企合作办学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4]。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从税收优惠层面鼓励企业加强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为吸纳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支持，如减免与职业院校实施合作办学企业的土地税、针对合作企业制定专门的税收方案等，借助税收政策支持促使校企合作办学取得良好的发展。此外，金融政策也是政府为校企合作办学提供政策支持的重要方面，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金融政策，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对自身金融服务加以改进，设置专门服务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信贷服务，推动高职校企合作办学的发展。

其二，对顶层设计加以完善，加强对校企合作的管理。在顶层设计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对高职校企合作办学的管理，支持校企合作办学的开展。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应该积极组织建立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全面主导职业教育工作中校企合作的开展。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实施行政管理的基础上，各地区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构建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从国家层面对校企合作组织机构加以完善，加强对高职校企合作的管理。其次，积极构建决策工作体系，统筹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中各方利益关系。政府部门承担着统筹校企合作工作的重要责任，因此为了实现校企合作模式中各方利益的均衡，就应该加强产业部门、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联合，构建决策工作体系，对各部门管理职能加以规范，为校企合作办学协调发展创造条件[5]。最后，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与产业行业协商工作机制，协调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之间对话，加强职业院校与行业和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信息交流，为校企合作办学的优化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效提供相应的保障。

3.2行业指导方面的政策性策略

在加强政府主导的基础上，还应该重视行业引导策略，借助行业指导策略促使高职校企合作办学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一般来说，行业指导方面政策性策略的制定应该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其一，加大资金投入，促使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得到逐步的改善。具体来说各地区政府应该加强对行业指导工作的重视，积极鼓励行业加大资金投入，为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办学资金的获取创造条件，促使职业院校可以自主选择采用民间融资、吸引外资或银行借贷等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支持校企合作办学的开展。其二，行业应该指导学校重视骨干教师的培养，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使学校在行业指导的支持下能够实现对双师型队伍的构建，为校企合作办学提供相应的师资保障[6]。其三，行业指导教学管理，促使教学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相关行业可以积极配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联合高职院校设置相应的竞赛、评比项目，为校企合作办学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支持，为受教育者职业竞争意识的培养创造条件。其四，联合学校加强就业指导，提升学校校企合作办学声誉。针对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困境，在行业指导下学生可以结合行业支持打造专业的人才培养和输出基地，对学生实施全方位的就业指导，为学生顺利就业提供便利。

以某地区职业院校为例，该高职院校隶属苏州地区，面对苏州经济的转型发展，其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结合行业主导，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校企合作模式加以创新，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设置、专业设置以及课程体系建设方面进行合理调整，形成了双主体的办学模式[7]。具体来说，在校企合作办学方面，该校从2009年到2013年逐渐与苏州创展模具有限公司、苏州奕光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大智精密有限公司等进行联合办学，校企合作办学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且在近几年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的发展目标。从该校在行业指导下取得的校企合作办学成果可以看出，在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下，不仅高职院校教学质量能够得到整体性的提升，社会相关行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极大推动了职业教育改革深化发展。

4结语

在政府主导和行业指导的支持下，高职院校能够逐步冲破现有校企合作办学的困境，促使校企合作办学在新时期获得新发展，在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同时，也增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契合性，促使高职院校结合企业需求加强人才的培养工作，逐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人才供给提供一定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蒋永业，吴艳.高职校企合作困境的经济学解读与对策[J].东方企业文化，2015（5）：213，215.

[2]夏伟.校企合作中的民办高职院校教育困境与对策[J].中国商贸，2014

（7）：157-158.

[3]胡茂波，吴思.博弈论视野下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困境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2（23）：11-13.

[4]赵永军.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的困境与探索[J].成人教育，

2011，31（8）：93-94.

[5]龙俊.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办学困境与对策[J].江西教育，2016（21）：

10-11.

[6]赵世均.高职计算机类专业校企合作的困境与发展对策[J].人才资源开发，2015（6）：199-200.

家校合作对策篇5

一、智库与高校智库的内涵

（一）智库

当前，委托智库对重大国策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成为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智库是国家的“大脑集中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智库是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对战略性问题和公共政策进行研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最佳理论、策略和方案，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专业研究机构。显然，为了进一步完善政策决策机制，提高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质量，加强国际影响力，则必然要求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嵌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中。诚然，受制于人们之间存在利益共识上的不可通约性，智库的决策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它能够为调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歧提供平台。通过扩大服务范围和对象，智库可以为社会和个人提供决策及咨询，实现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从而减少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

（二）高校智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种类型。其中，高校智库设立于高校内部，是独立于传统院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组织，由高校单独或与其他机构、组织协同创建，通过生产政策知识和政策思想，培养政策研究人才，构建知识运用与政策制定之间的桥梁，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明确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由于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学术研究成为了决策咨询研究的坚实后盾，通过理论的转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策制定者，使其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

作为组织机构的一种形式，高校智库必须具备三方面的要素：（1）人员要素，包括以学者为主的研究者，以扩大影响力维护信息传播的媒体工作者，以及进行多渠道争取资源和促进政校交流的公关人员。（2）技术要素，具体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实训室等“硬件”成分，以及高校社会网络关系、跨学科关联等等“软件”成分。（3）价值要素，高校智库要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目标导向。作为智库的一种类型，高校智库具有非盈利性、专业性和政治性等共性。与官方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在确定研究重点和研究内容方面独立性较强，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弱；与民间智库相比，高校智库的组织机构相对规范，资源较为丰富。总体上看，高校智库具有学科领先、精英集中、资源庞大且综合性强等优势。

二、高校智库的功能

尽管高校内部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充满各种争议并积极参与讨论，但决策者对争议的内容和过程并不感兴趣，在后者看来，争议应该在学术团体内部解决，高校智库提供给他们的应该是统一和及时的结论[1]ADDINNE.Ref.{C6B7C7E6-F1E9-42E1-9D52-66187998BE82}。高校虽处在资源高地，但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整合，在研究和预测事物未来发展上占据有限地位，无法像高校智库能够凝聚尽可能多的力量服务咨政、启迪民智、发出中国声音。如果说高校教师是知识管理的前端――生产和更新，那么高校智库则是知识管理的末端――转化和传播，构建了知识和行动之间的桥梁，真正打破了“象牙塔”封闭状态。

从功能上看，高校智库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应用研究型，这类智库主要集中在综合性大学内，侧重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另一类为理论研究型，这类智库主要集中在专业性大学内，侧重于长期的理论研究。无论哪种类型的智库，对于高校自身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高校智库不可能完全独立，另一方面，高校智库的发展为突破自身瓶颈提供了动力。以高校教育智库为例，相比国家政府层面的统筹规划，高校教育智库在研究问题上具有针对性，更贴近教育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国家干预带来的负面作用。近年高校积极建设智库机构，根本动力在于越来越意识到：（1）高校智库能够激励和引领其他类型的智库。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不仅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度，高校智库咨政模式的发展有助于激?l民间智库探索其生存和发展，当越来越多的民间智库能够发挥咨政作用时，社会就越民主和谐。（2）高校智库有助于高校真正走出象牙塔。如果说高校和社会之间普遍存在“结构洞”，那么高校智库便是连接两者的桥梁。（3）高校智库能够将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政策的制定基于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科学执政有了科学制政的前提，将有助于改变以往低公信度的局面。

三、高校智库建设面临的困境

目前，大部分高校智库主要对政府决策作进一步阐释，完全由高校智库独立提出的新概念、新战略很少，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智库转型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专业影响力排名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专业领域均排名第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专业领域排名第五；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在社会发展领域专业排名第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大国与周边关系专业领域排名第四。在综合影响力排名前十名智库中高校智库占四席，其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位列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九。可见，高校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较大。但是从《全球智库报告2015》来看，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中，中国进入名单的6所智库机构中仅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一所高校智库，这种反差值得我们思考。

（一）独立性不强

组织机构的独立性是获得公信力的基础，高校现有的智库大多依附于政府或相关部门，缺乏相对的自主性，对出台的相关政策缺乏批判的勇气和责任。高校智库缺乏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机构设置上，没有像胡佛研究所那样在独立的基础上共享高校资源，与一般的研究机构无异，大多数高校智库隶属于高校而存在，不具备法人地位，无法凸显高校智库的地位和重要性，使得一些高校智库身兼数职，从而被边缘化。（2）资金来源上，主要靠政府拨款生存，通过市场和捐赠等途径获取活动经费较少。（3）选题动机上，受前两项的制约，高校智库在选题上也难以实现独立，往往找“对口”的项目进行研究，难以突破高校原本的知识发展机制。一旦高校智库献言献策后，决策方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有选择性地挑选高校智库研究成果，以证明某项政策的合理性，同时过滤那些?⒒岵档顾?选政策的研究成果。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决策方和谏言方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高校智库的研究基于真理和科学的追求，而政策的制定基于权力和秩序的维护，这一矛盾导致高校智库难以真正服务于政策制定[1]ADDINNE.Ref.{44A81BF2-5A30-4FDD-9816-8F64FD2AB733}。

（二）信息不流畅

高校专家发表的学术论文难以转化为在现实社会中被充分理解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正确理解政策运作程序上存在偏差。相对于决策者，高校研究人员对时间的敏感性较弱，不能及时给出对策，即便提出最佳解决办法，但拟解决的问题和政策条件往往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延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影响。根据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进行的一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测评结果显示，从中央部门到县级政府平均得分无一超过60分（百分制），这一调查反映了在《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七年后，中国政府整体透明度状况仍不理想。例如，在217个测评对象中，无法打开网站或官方网站上找不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有37个，占总数的17%。在剩余的180个测评对象中，有72个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公开指南中没有包含条例所要求的全部信息，占总数的2/5[2]ADDINNE.Ref.{28C6AD51-BCB4-4582-8165-A358B6948348}。决策咨询研究必须以占有翔实的信息数据为基础，但是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难以从政府那里获取第一手信息数据，即便等到数据公开时，已过了研究的前沿期，缺乏及时、全面的官方数据，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自然难以保证。事实上，智库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检测和预警的使命也强烈要求具备信息获取的便利条件，在智库系统较为完善的国家，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封闭空间，将更大范围精英的智慧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渗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

（三）咨政意识不高

高校人才队伍庞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4年全国共有153.5万高校专任教师；同时，高校可以调动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非常多，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主力军，高校每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占全国研究生总数的97%以上。以2014年为例，研究生在校人数为1847689人，其士研究生在校生有312676人；此外，高校能够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协同互动，形成学术研究共同体，这是其他研究机构和企业所不具备的人才资源优势。另外，在高校研究人员的学历结构中，24.17%和36.87%的研究员分别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其他研究机构中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研究员分别为14.58%和29.46%，而在企业中相关数据分别为1.07%和7.33%[3]ADDINNE.Ref.{0209CD40-B601-4B76-94FC-5338F18141ED}，这一组数据突出反映高校处在人才聚集的高地。

事实上，高校智库并未因为人才的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力量强大但相对分散，当面对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研究时，呈现出明显的机构合力不足、学科合力不足、人员合力不足、研究合力不足，导致研究中各种力量和问题的碎片化现象严重，数量庞大而质量欠佳导致高校智库的影响力远低于应有的程度。如在《全球智库报告2015》世界最佳大学智库排名中，前十名里有6所属于美国，中国仅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排名。第二，通过统计智库中国网上的数据，列入高校智库的机构共有146所，大多集中设立在重点高校内，其中，北京大学有17个，清华大学16个，复旦大学有13个，中国人民大学有11个，浙江大学有8个，五所高校拥有的智库机构占榜上名单的45%[4]ADDINNE.Ref.{0209CD40-B601-4B76-94FC-5338F18141ED}，其余高校智库也大多分布在重点高校内。整体上中国高校智库作用发挥非常不充分，尤其是普通高校在高校智库建设的意识上还比较欠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课题完成情况和数量，高校学术研究的路径依赖导致高校教师的研究兴趣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大都是在自己划定的研究领域“闭门造车”，社会问题研究意识比较淡漠[5]ADDINNE.Ref.{256D6F84-F2B5-4C25-935E-A0B1CFA8F388}。

（四）成果转化不佳

根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的数据统计结果可知，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庞大，几乎每年都超过三十万，如图1所示。尽管人员众多，但是成果转化率偏低。2014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方面出版著作数为27522部，数为322274篇，其中在国外学术刊物上10903篇；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与咨询报告为10659份，其中有5138份被采纳。如果将提交给政府部门的咨询报告作为成果产出的能力指标，那么，咨政能力=10903/（27522+322274）*100%≈3.1%，如果将被政府采纳的决策建议作为成果转化的质量指标，那么，影响政策能力=5138/（27522+322274）*100%≈1.5%，极低的成果产出率和转化率反映了高校在发挥智库的作用方面十分不理想。

高校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理论范式研究，后者是现实模型研究，二者在思维和研究范式间存在鸿沟，高校智库的研究重在文献综述、比较研究和模型分析上，应该采用田野调查法，考察实际问题，而不是借助思想实验探究理论，缺乏实践维度与实证性会阻碍高校智库的成果转化。与国外普遍存在“旋转门”现象不同，中国高校教师对政府部门决策运作机制了解不深，不熟悉地方行政机构的工作方式，缺少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缺乏向政府决策机构转化研究成果的桥梁，这些因素制约着教育智库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

四、多维度提升高校智库建设质量

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国已经有435家智库机构，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尽管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其总体活跃程度相对较低，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排名100强榜单中，中国智库仅4家上榜。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2014年中??智库报告》中将活跃智库描述为：常规性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享有一定的国际、国内影响力。高校作为学术界的主梁，成为智库的重要成员是建设中国一流智库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者既有构筑学术象牙塔的本职之责，又有在十字街头摇旗呐喊的社会之任[6]，因此必须将人才培养与咨政服务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应从资源、市场、评价和影响等方面入手。

（一）多层面进行资源协同

资源协同是指资源之间的有序相干，体现了资源在整体运行中协调与合作的能力。各类资源相互协作拉动事物共同前进，产生1+1>2的效应。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必须协同物力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社会资源。

物力资源协同是基础。（1）高校具备一定数量的科研机构，以武汉大学为例，目前已经成立重点实验室、中心、研究站、研究基地、校建平台等科研机构105所[7]ADDINNE.Ref.{D65F08F7-848B-40D0-9CE9-68AADE5E90C6}。协同各科研机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各类设备和数据资源，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资源，走数据共享的绿色科研道路，从而降低资源的浪费和避免项目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和分析信息，建立决策模拟系统，建立社会科学数据库和实验室，更大范围共建共享资源，达到通过先进的方法和丰富的数据来提高咨政服务质量的目的。（2）高校内建立的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是传播文献信息资源的枢纽，高校图书馆通过与国内外多所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建立文献交换关系，增强了其文献保障能力，尤其是日益更新的数字化文献信息资源包含了及时反映最新学术成果的图书、会议论文、专利等产品，极大地缩小了信息的传播成本，为高校智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协同是关键。国外成功的智库具有一个共同点――智库专家大多具备多学科背景、多种工作经历、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和决策程序。建设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交互式高校智库，促进专家的流动，一方面让各领域专家、交叉学科科研工作者以及政府和企业人员自由平等地展开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创新[8]ADDINNE.Ref.{45118900-171A-456B-8836-64D88334A668}。国际上一流的智库通常采用开放式用人办法，协同管理高校专家与非高校专家。建立高校智库人才网络信息平台，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知名度，促进智库间的传播与对话，有利于研究者进行相关的统计和研究工作，进一步积累和提升知识。在人才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上，根据业务进行标准化分类，一类专门进行资金募集工作，使智库专家从繁琐的申请课题和筹措经费中脱身。另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对观点进行整合与汇编，针对性地提交给政策制定方[9]ADDINNE.Ref.{14FB1031-692D-4970-988B-82B879D88775}。

社会资源协同是保障。建设一流高校智库要改变传统高校“象牙塔”模式，走开放互动的发展道路，通过校际联盟、与世界顶级智库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深化资源结构改革和提高利用效率。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是高校智库联盟的重要代表，作为一个跨校间的合作性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北大学等七所美国非常知名的大学[10]ADDINNE.Ref.{4EC4121F-C8C5-4747-ABF9-00A82D77B512}。一些院校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积极吸引政府官员加入智库队伍，了解体制内的运作过程，缩短了捕捉最新政策决策动向的时间，政府官员可以利用人际关系调动相关资源，突破智库初创时发展资源的瓶颈。

（二）以竞争激活思想市场

智库无论从事“对政策的研究”还是“为政策的研究”，其立足点都是非赢利性的。具体的说，智库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不排除它能够获得实际利益。尽管智库是非赢利性组织，但是资金的实力也影响到智库的生存与发展。在资金筹措方面，应按照高校智库成果转化率进行资金分配，形成竞争性的思想市场。第一，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按能力分配资源，对于能力越强、被采纳决策越有效的高校智库，国家拨款越倾斜，以此激发思想市场的活力。第二，建立社会力量捐赠机制，鼓励基金会、企业、个人向高校智库捐助，向社会传播智库的重要性，提升智库的社会地位。高校智库之间展开思想竞争，脱颖而出的决策建议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和共识，较为充分地保障了决策的正当性，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

（三）制定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体系

任何机构没有科学的管理就没有健康的发展，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能够为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一方面，在评价高校智库专家时，除考核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著作的质和量以外，应将成果的转化率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还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力，例如，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次数，与公众进行的对话程度等，对于高校智库学术成果的评价不能局限于高校内部，要让其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接受考验。另一方面，在评价高校时，将其参与智库发展，提升智库水平，发挥咨政作用大小纳入大学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从资源的利用率、成果转化率以及国内、国际影响力方面考察高校实力。对于咨政服务，不能止于提交给政府部门的咨政决策，而要重视对咨政决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和长期跟踪，研究“智果”在实施中的规律，从而提升智库咨政能力。

（四）扩大高校智库影响范围

首先，扩大服务范围。主席在访问德国时，提出将“智库外交”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的智库报告于2013年1月2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文版，英文版随后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及时将的智库报告翻译成多种语言，将思想传播到全球。高校智库“转知成智”，要发挥高校的语言优势，尽早将智库报告翻译成多种语言，到网络上。

其次，高校智库与媒体协同。一流的高校智库除了具有雄厚实力以外，媒体的力量功不可没。利用媒体联络机构、网上平台、创办刊物、建立公众号等方式，研究报告，与公众碰撞智慧，收集数据，引发新的研究议题和方向，并为智库赢得广泛影响力和更多优质资源。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复旦发展研究院等智库已经建立了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公众号。另外，将媒体力量吸收到高校智库中也是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以胡佛研究所智库专家的任职经历为例，97.6%有大学工作经历，45.7%曾在政府部门工作，16.6%具有商业组织身份，22.1%是媒体工作者[11]。

最后，将人才培养纳入智库建设体系中，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招募60名左右志愿者或实习生，占工作人员总数的1/3，这样既培养了人才，又节省了开支。全球著名的兰德公司不仅有各类人才和专家，而且还成立了生产智库的机构――研究生院，培养年轻一代的智库力量，这些做法都值得中国高校借鉴。

家校合作对策篇6

【关键词】广东;农村中小学教育;家校合作教育

中共“十六大”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策，对农村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由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家校合作教育①在中国远未臻至完善。因此，探讨农村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1四会市江谷镇农村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的现状特点

四会市江谷镇位于广东省肇庆市东部，属于珠江三角洲西部边缘区，其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居全省中游水平。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学校、个别采访，以及对教师、学生和家长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等形式，对该镇农村家校合作教育展开调研，共获得调查问卷500份。其中，学生问卷300份，男生占56.99%;家长问卷150份，男性占46.21%，主要是31-40岁年龄段的家长;教师问卷50份，64.00%为男教师，70.00%的教师学历达到本科水平。

综合各种调研材料，江谷镇农村中小学家庭与学校合作教育呈现出以下特点:

1.1基础型、松散型和学校主导型并存

1.1.1基础型:在基础型家校合作教育中，家长和学校或老师之间存在低层次的沟通和交流，其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在校和在家的表现，通常着眼于一些常见的鸡毛蒜皮的事务。如教师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情况、了解学生校外情况的分别占28%和41%(见图1)，家长向教师反映学生在家表现、了解学生在校情况的分别占26%和43%(见图2)。

这种这种类型的家校合作教育在当地最具普遍性，虽然时效性好，对于维持基本教学秩序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计划性和前瞻性差，其合作仅停留在低层次。

1.1.2松散型:在松散型家校合作教育中，各合作主体没有明确的合作意愿和意向。家庭与学校双方彼此缺乏经常性的沟通，家长和教师的合作具有偶然性。并且，这种偶然的交流范围狭窄，除非一些重大、突发的非常规性事务，双方很少走到一起。如除了教师问卷反映有54%的教师会经常主动与学生家长交流外，其余学生和家长问卷显示，教师与家长并不经常主动进行交流(见表1)。

1.1.3学校主导型:在学校主导型家校合作教育中，学校、教师是主导，要求家庭、家长积极配合，家校合作教育的目的性、计划性、系统性都较强。但是，这种做法不是一般农村学校所能企及的。因此，虽然这种类型的合作较为理想，但并不是所有学生家长都有条件、有心情予以配合，故不易广而行之。况且，学校主导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家长这两个参与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从而造成家庭、家长对学校、教师的另一种依赖。

1.2各合作主体的主动性不平衡:在上述三种家校合作教育类型中，各合作主体的主动性都表现出以下共同特征:

1.2.1学校、教师最为主动:在家校合作中，学校是各主体中最为主动的一方。学校负责制定一切的教育计划、方式，学生及家长只能被动接受。而居于主动、主导地位，就意味着学校和教师承担主要责任，这样的合作，极易沦为单方面一手包办。换言之，就是不平等合作，其效果可想而知。

1.2.2学生表面上主动，实际上最为被动:学生在家校合作中，既是桥梁，也是合作效果的承载者。多数家校合作的信息都是学校、教师通过学生向家长进行传输;家校合作的活动也是学校、教师在与家长的相互配合下作用于学生的。尽管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学生(占51.97%)认为自己在家校合作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见表2)，但实际上学生对于家校合作的方式、内容、评价等几乎没有发言权。显然，学生在家校合作中表面上主动，实际上是最为被动的一方。如此的合作现实，自然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对培养学生的主动性、主人翁精神也非常不利。

1.2.3家庭、家长较为被动:家长由于自身的意识、素养，难得主动，再加上目前的教育体制，在家校合作中成为较为被动的一方。没有主动性，积极性便无从谈起。根据调查，对学校活动很重视，基本每次都抽时间参加的家长不超过半数，只占43.37%;大部分家长对学校活动并不积极(见表3)。家长在家校合作中的主动性低下，这其中不仅受农村社会生活实际、家长自身素养等原因的影响，学校一手包办对学生的教育也为家长主动性的低下找到了借口。

1.3合作形式单一，“以一对多”:

江谷镇家校合作的形式单一。不论是教师问卷还是学生家长问卷，位居前三位的家校合作的形式选项都是传统的家长会、家访、电话这“三板斧”(见表4)。

这种“三板斧”式的交流方式时间短、次数少、概括性较强。教师只能对全体学生的总体表现、平均水平等较为整体、笼统的资料进行表述;家长则只能根据学生所在班级的平均水准与自己心中对子女的了解进行比对，做出评价。

江谷镇家校合作的形式不仅单一，而且“以一对多”。一名教师需要同时面对数十名学生及其家长，由此造成每当学生遇到困难时，本应作为首选求助对象的教师往往发挥不出其应有的作用。根据调查，遇到困难时首选向同学、朋友求助的学生占38.71%，居第一位;而首选向教师求助的只有34.41%，位居第二(见表5)。由此可知，“以一对多”的大班教学不仅给老师带来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而且也影响了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关系，减弱了教师、学校在家校合作教育中的指导作用。

2四会市江谷镇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2.1农村生活环境不佳:中国农村生活环境仍然处于贫困和落后阶段，生产与交通的长期滞后影响着家校合作教育。虽然近年国家减免了农业税，并且对农村基础教育实行“两免一补”，但是现在农村经济的主体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效益差;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受自身素质约束，也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太忙成为家长不能参与家校合作教育的首位因素，占41%(见图3)。

2.2农村家长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图3还显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也是影响家校合作教育的重要原因(占19%，居第二位)。调查中，53%的家长仅有初中学历，拥有高中或以上学历的仅占15.9%。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显得力不从心，加上不善于与人沟通，与学校、教师的联系少之又少，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仅能满足子女物质的要求;对子女学业方面的辅导缺乏必要的技巧和能力;将子女的一切培养都推给学校等等。

2.3农村家长观念落后:现今农村“读书无用论”等旧观念仍然存在，特别是对于生活较为窘迫、子女较多的家庭，送子女上学的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是，在子女还未成为劳动力之前让其有个去处。只要子女年纪稍长，就辍学打工以养家糊口。同时，农村养儿防老、生女赔钱等旧观念依旧盛行，超生、重男轻女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如在调查中，家中只有1个小孩的家庭只占29.55%。这些落后的观念使许多家长无法同时顾及多个子女的家校合作教育问题。

2.4农村教师整体素质不尽人意: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教师素质有所提高，正如调查显示，70.00%的老师的学历达到本科水平，46.00%的教师教龄达到6-10年，38.00%教师教龄11-20年。但不能否认，由于农村教育的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等问题，使得部分教师对现代教育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对教师职业的归属感、对教书育人工作的热情和投入仍相当欠缺，从而使农村家校合作教育难以开展，不能落到实处。

2.5教育评价机制单一僵化:现今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并不完善。教育评价多以教师对学生学业成就进行一种量性的、结果性的评价，学生并没有参与对自己的评价。而随着以学生考试分数的量化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家长同样只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前述家校合作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单一，便是这种单一僵化评价机制的产物。

2.6教师负担过重:目前农村教师的负担普遍过重，大班教学或一师多班的现象屡见不鲜。常规的教学之外，无休止的检查、评估、竞赛以及所谓的继续教育，也令教师不堪重负。教师在繁重的班级管理、教学业务之余，能够花费于与家长进行联系、沟通的时间、精力并不多。甚至会导致有部分教师在负担重压之下，从而对家校合作没有兴致和热情，消极怠工。

2.7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基于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有必要使其成为学校和社会的一项常规性的工作，一种制度。而要成为制度，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家校合作关联到社会系统中学校和家庭两个方面，它们的合作需要来自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尤其是教育主管单位的管理。可惜这些目前都缺位，因此农村家校合作的组织机构松散、机制不完善，多数学校没有统一、正规的家校合作组织以及有效的评价机制，而农村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家校合作活动也没有明确的、完善的规定和政策制度的保障，从而使家校合作的现状不容乐观。

3改善四会市江谷镇中小学家校合作教育的对策

3.1制定政策法规，建立评价机制:健全的法规政策是家校合作的重要保障，是家校合作的重要支柱，也是维系和促进家校合作的重要手段。政策和法规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家校合作的正规化、系统化，也有利于提高家校合作的效率。

3.2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超生，导致人口规模庞大，家长负担过重，无力教育子女，削弱家庭教育的效果。学童人数增加，势必分薄教育机会、资源，影响学校教育质量。因此，切实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才能够逐步减少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压力，家校合作才能走上坦途。

3.3提高农村家长的素质:提高家长素质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笔者认为兴办家长学校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和途径。定期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训家长，不仅提高他们的素质，加强对家校合作的认识，还可以密切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加强沟通，培育良好的合作基础，可谓一举多得。

3.4建立家校合作的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家校合作活动的重要载体。家校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可以避免合作过程中的组织松散、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出现。各农村地区和学校可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设立如村教育委员会、家长教育委员会、家长学校等地方性家校合作组织，以利于保持教育目标、内容、方法、途径、评价等方面的同步性、一致性，形成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合力。

3.5切实减轻农村教师的工作负担，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一方面，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改善农村教师的工作条件，除了常规的教学活动之外，停止无谓的检查、评估、竞赛活动，使教师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家长联系，增加沟通;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也应少而精，讲求实效，而不是走过场，流于形式，更不应以这种方式鱼肉教师。

另一方面，应提高农村教师生活条待遇，以此吸引、留住优秀的师资，提高教师推动广大农村地区教育工作发展的热情。于此同时，还应密切关注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的待遇、编制等问题，为广大农村教师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综上所述，家校合作教育对于家庭和学校不仅是一种目标，更是一个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师与家长应该逐渐培养合作关系:从默契的伙伴关系到相互学习与支持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培养不仅需要教师与家长的积极参与，还需要学生的参与，更需要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合作关系随着各方沟通的深入而逐渐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达到预期目标。

参考文献

[1]扈中平，李方，张俊洪.现代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邝丽湛，王卫平，谢绍熺，何亮.思想政治(品德)新课程教学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马忠虎.家校合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岳瑛.我国家校合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J].天津市教科院学，2002(3):49-52

[5]马忠虎.对家校合作中几个问题的认识[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3):27-33

[6]刘晓.基础教育“家校合作”的探析[D].华中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