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篇1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S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篇2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36-02

近些年来，马克思的经济学一直被边缘化，而西方经济学大受追捧。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一直被大众甚至学界一些人误解，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缺乏市场理论，不涉及市场供求，不谈资源配置，因此不能解释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足导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均衡价格理论是其基石，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劳动价值论是其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同样包含资源配置思想，西方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学通过对经济运行本质的研究解释经济现象。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经济运行问题的本质，从本质规律上寻找改革的方向。

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体现在对价值的准确定义，以及对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上。马克思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因此抽象出了价值范畴，因为在商品交换中要用到价格，还要说明一下价格的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的实质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现象形态。而西方经济学对价值的研究只停留在交换价值层面，并且忽视对价值形态的研究，所以对价格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价格本身，比如什么影响价格，什么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曾经有过“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古典经济学派的配第最早提出这个观点，他认为开采金银的劳动或者农业劳动产生价值，但也仅仅是这些劳动产生价值。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决定，他比配第进步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无差别的一般的社会劳动。但他曾经又说过价值来自于工资、地租和利润。李嘉图批判性地继承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商品价值来自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错误的。他指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李嘉图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代表了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最高成就，但他以及配第和斯密对价值的研究最多只停留在交换价值的层面，因为他们没有抽象出“价值”，以至于“劳动决定价值”这个理论体系无法解释经济领域的很多问题。边际革命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完全摒弃了价值论，只讲供求价格论。

二、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市场经济思想体现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运行；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由此可知，本质高于现象，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应高于对事物现象的研究。对现象进行研究的目的偏重于即时实用性，而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事物运行的长远时期的本质规律。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试图揭示经济运行中各种现象的数量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对经济运行本质的研究，揭示了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而不是停留在对经济现象和数量关系的分析上。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高级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的分析可明确地说明这一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摆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1，4--8.]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是社会的生产，而不是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是脱离社会的个人的生产。其次，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隔离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生产也就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1，9--22

]]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经济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第189页]]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研究物，但与物相联系。

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商品和货币，及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资本运动即资本循环与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理论，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与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与地租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共同点表现在：都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起点和出发点；都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研究商品经济中价值、价格和交换的行为；都研究货币，金融和信用；都研究生产中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或者说研究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了经济学研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体构成的；而西方经济学则着重于物的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接涉及经济的性质问题，着重于定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以经济运行的技术问题，数量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

第三，马克思经济学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研究物质生产中的规律和人与人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则从人的欲望的满足出发，来研究人们的满足程度和资源配置问题。

第四，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在一定的程度上，割离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上

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方面

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

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内在联系的真正本质，重商主义者只是描述各种现象的表面的和偶然的联系。斯密和李嘉图曾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但他们常常把这种内在联系与外部现象混淆或等同起来。马克思认识到，一切社会，如果要为其人口的生存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就必须执行四种基本的经济职能：生产、消费、交换、分配。马克思把它们规定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在四个环节中，生产是最基本的，只有物即生产的成果才能满足人的需要，才能实现消费、交换和分配。一个社会就是一群人选择在其中生产的一种形态，但又不存在普遍的生产形态。虽然一切社会都在生产，他们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如何制约着它的经济过程的？马克思认为所有权是关键，所有权是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拥有生产条件的权利。通过这种权利，人才能占有和生产，社会经济生活才能够进行。以生产所处的所有权条件为界限，劳动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形态。劳动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说劳动本身转化为一种商品。

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一个发展过程

只有考虑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客观联系及其运动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认识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的运动揭示出来。价值是“自行运动的实体”纯粹属于“历史概念”，价值规律以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为中介表现为不同方式。它只是在历史发展的特定尺度上，才产生出资本主义关系。即使是在一个社会形态范围内，价值规律也经历着质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竞争和垄断的相互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客观对象发展的阶段特点与它所固有的规律起作用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积累的劳动才能成为资本，因为在劳动中并不包含着某种压缩形式的资本主义，只是包含着产生它的可能性，只有产生它的那种条件成为现实时才有这种可能性。商品经济的作用和职能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着质的变化。马克思否定一种社会结构的趋势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社会结构，他断言：“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达到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2.]。

㈢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程中量变与质变

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一般”，只存在着特定历史时代的质上不同的生产类型。资本主义生产也被看成是特殊的、质上变化着的过程。在分析商品这一基本经济范畴时，马克思就开始寻找商品彼此在量上相当的质的基础，并且在对立物――没有质的差别的抽象劳动中找到了。所有以后的范畴，都有一定特殊性，它们按照质量互变规律发生变化。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有在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达到一定量的水平上，才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时一种落入剥削关系的商品――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进入市场。质的联系和量的联系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买卖行为中，阶级的质的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买主所支配的或多或少的货币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又形成质的差别。这样就有了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分”[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反过来，对象的量的属性和质的属性的相互作用包含有质对量的反作用，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与资本的质的区别中，工资和剩余价值的作用质的区别中，产生了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分割，这种量的分割反过来又导致质的区别的后果。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对质变的直接影响是暂时地支持该对象（《资本论》中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存在的度的保持，然后又动摇和突破它。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发生着已与资本主义质的规定性发生剧烈冲突的那些现象的量的积累，这种量的变化加速着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历史性的质的飞跃。这就是《资本论》显示出的深刻革命内容。

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进程中矛盾的辨证运动

事物通过它内部所固有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实现事物的发展的规律构成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内容。《资本论》是研究现实对象――资本主义形态中对立面的统一斗争的经典式范例。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当作“处于过程中的矛盾”来认识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具特征、最基本、最一般的矛盾，彻底阐明了这一矛盾运动的完全过程。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整个矛盾链条的起始环节，在商品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就如同在胚胎中一样，蕴涵着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发展阶段上变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部可能性，即这种经济的社会性质与它所固有的所有制关系的私人性质之间的矛盾。建立在这一基本矛盾基础上的现实经济运动的直接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对抗，因为商品的二重性变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方面之间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同时发生的是劳动和商品的矛盾转变为社会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为这个矛盾的两极。所有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解决表现为一病态的过程：经济危机用破坏性的方式去克服资本主义自身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从而导致在更大规模上恢复同样的障碍。以此表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质，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预言，资本主义按其本质所固有的一切矛盾，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人类生活的价值与它的异化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将由共产主义来解决。《资本论》为这个观点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元培.经济学比较[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2]吕卫东.《资本论》研究方法体系的哲学基础――行动中的唯物辩证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人民出版社.197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篇4

摘要: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关键词:土地利用;城乡劳动力流动;农地利用

abstract:farmlabormigrationisaninevitablephenomenonduringtheperiodfromagriculturalsocietytoindustrialsociety.currently,withtheincreasingofpeasantworker’swageandimpro-vingofpoliciesaboutpeasantworkerflow,farmlaboropportunitycostisincreasinginchina,whichwillaffectlaborrural-to-urbanmigrationandeventuallyaffectthefarmland-usechange.thispaperreviewsmajorlines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onfarmlabormigration.sev-eralcontributionspointoutthatresearchperspectiveismoremicrocosmic,non-economicdrivingfactorsoflabormigrationarewidelyconsideredandimpactsofdifferentialindividualsandsettingsonfarmlabormovingoutaretakenintoaccoun.tmeanwhile,itreviewsresearchadvancesinim-pactsoffarmlabormigrationonfarmlanduse.duetocomplexityofinfluencingmechanisms,therearenogeneralizationresultsaboutthisissueye.thence,itneedsfurtherstudytheeffectsoffarmlabormigrationonfarmlanduse.

keywords:landuse;laborrural-to-urbanmigration;farmlanduse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土地资源正经受着沉重的压力。WWW.133229.cOM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对土地需求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样[2-4],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过程[5];且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6],使得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低端劳动力正由相对过剩向相对短缺转变[7]。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短缺机制的认识存在分歧[8-10],但劳动力的短缺无疑会使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上升。

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的析出会直接造成农地利用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的短缺造成某种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经济优势而退耕或转为他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也会间接影响农地利用,例如农户或农场因此调整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使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或生产率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会通过退耕或集约度的升降影响到土地利用对于生态的压力。

总之,有必要将劳动力流动与农地利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把握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乃至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脉络,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旨在认识城乡劳动力流动或农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综述劳动力流出对于农业发展和农地利用影响相关研究的进展。

1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脉络

1·1早期劳动力流动的经验假说英国统计学家ravenstein被认为是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学者[11],并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12-13]。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也可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如根据他的理论,农村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更容易流动。

后来,lee在ravenstein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14]。虽然lee的理论是基于区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lee的理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两种不同力的影响,一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即推力,另一个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即阻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和个体特征。在以上四类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解释为:①每一个既定区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较多,净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间的条件差别不大,农业劳动力流动率低;②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口需求的行业有关,后者决定能否克服流动过程中的困难;③劳动力流动过程具有人口选择特性,一般来说高素质和年轻劳动力更容易流动。lee的理论和假设直观、简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且在政策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从时间上看,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提出是在二战以前。二战以后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理论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则,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最为著名,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别;且在维持生计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投资,并且以固定工资吸引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随着投资的增加,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主义部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①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7];②不能解释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时农村劳动力仍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5];③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竞争和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影响;④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和工业扩张的唯一动力,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⑤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针对上述缺陷,ranis和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18]。他们在接受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和人口增长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工资率固定不变阶段;二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刘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资率开始提升的阶段,即出现“第一转折点”;三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相当的阶段,农业和工业开始竞争劳动力的阶段,即出现“第二转折点”。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lewis-ranis-fei二元经济模型,简称lrf模型。

lrf模型虽然考虑了刘易斯所忽略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仍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与现实不相符;农业工资是常数的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工资变动的情况[19];认为城市工资水平由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现实情况却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上升的[20-21]。

另外,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de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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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篇5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科学时代,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溶合正在广泛地发生和发展。这种交叉和溶合是由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向我们提出了挑战的结果。本文从劳动科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论述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和溶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劳动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的特点

劳动问题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人们日益发现,在经济生活中,除了要协调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之外,非经济因素往往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经济关系的逐步明确与理顺,非经济因素干扰逐步明晰化,并且,在有些案例中成为巫待解决的主要间题。比如,企业在大锅饭被打破之后,平均主义并没有消失,“中锅饭”、“小锅饭”又相继出现,而且始终难以打破,劳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似乎成了企业改革的痛疾,,难以消除。起初,劳动经济学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平均主义作出深入的分析,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终因其中所包含的广泛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而难以理清。因此,在经济体制革改的大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有关企业劳动间题的改革措施出台前所必需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准备,以及出台后由此项措施的实施所引起的心理和社会间题的反映,都不是我们单纯地用劳动经济学所能解决得了的。其次,从理论上看,’劳动从它产生的伊始就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则可以看出劳动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劳动过程一方面创造价值,生产产品,另一方面又是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过程,体现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过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组织中各阶层人员之间社会关系的本质。因此,劳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的这种双重性赋予了劳动对象研究的方法论上的特殊性,而采用劳动经济学单一学科研究劳动问题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劳动科学理论和改革实际的需要。

二、从单一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问题的缺陷

经济科学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它无论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面都比较成熟,尤其是在定量分析的数学模型研究方面成桌更为诱人,经济过程的计算机模拟早已不再是神话。因此,有的学者评价:经济学理论,从作为一门技术理论的意义来说,至今为止是行为科学中最发达的。

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上,经济学也曾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拍世纪,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这就充分地表明了最初的经济学与政治的重要关联关系。从重商主义的国家经济,到亚当•斯密的减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到马克思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到凯恩斯的国家是经济的平衡器等等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可以看出经济与社会的难以割舍性,以及经济学家欲将自己的学说把非经济因素包罗进去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诸多纷繁复杂的非经济因素,经济学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一)尽可能将非经济因素包罗理论模型,但由于非经济因素的非限性关系,从而使经济学模型大大复杂化,甚至往往超过了当代的分析和数据处理能力。(二)尽量简化非经济因素指标,使理论模型建立在可操作的基础之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选择了后一者。在理论模型的建立过程中,经济学家采取了基本假定的方法。如凯恩斯的均衡理论,就是假定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既定不变,设备、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的偏好、人们对工作的态度、社会结构等某些经济和非经济的相关因素都既定不变,在这种基本假定的情况下来研究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而当基本假定发生变化,则消费倾向和资本的边际效率就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

基本假定的运用给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带来了建模的便利,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实践依据。但是,也正是基本假定的运用,使得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忍痛割爱,也就使得经济学落入了纯经济的研究领域,离社会学的结合部越走越远。

在劳动科学研究中,经济理性这个重要的假定对劳动科学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经济理性的中心内容是:如果一个人处于一种经济情境中需要选择时,他必定作出获取经济利益最大的选择。也就是说,经济理性是人的意识结构中的一种主流意识,人都是“经济的人”。随着人们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深入研究,而发现在劳动科学中使用“经济人”的假定,在研究的前提上就把人变成了“经济动物”。同时,人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客休,具有各种欲望。即使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分层理论来看,人的最低欲望就是温饱要求,然后是各种对社会目标的追求。因此单纯地把人看成经济人,那就抹杀了人的各种人生追求,以及把人对社会的各种欲望,以及社会对人的诸多规定割裂开来,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经济理性的假定也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著名的“霍桑实验”早已充分地证明了“经济人”假设的不正确。但是,主流经济学仍倾向于这一基本假定的研究方法。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就可以发现这种局限性之所在。一般的劳动问题主要有工资、就业和职业技能、失业、劳资关系和工作计划等四个方而构成。(1)工资问题。工资是劳动力的报酬,而不是劳动的报酬,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力不是商品,但工资仍然不能把人们所付出的所有劳动货币化。如:由于工作关系所结成的非正式组织中的企业职工,往往出于维护小团体的集体利益,宁可拿一个团体奖金的平均数,、而不愿抛开小团体独自追求高额奖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2)就业和职业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最原始的冲动往往是来自对家庭经济安全的保护。如果他不就业,家庭就难以保证一定的经济收入,就难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所川说劳动者就业既是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的(家庭的安全感)需要。在就业过程中,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一方面注意工资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又不受工资的约束。比如,环卫工人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的评价是很低的,即使现在环卫工作的条件大大改善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不肯选择这个职业,以免被人瞧不起。

还比如,煤矿工人的工资较高,但欠安全,因此,人们也较少选择这个职业。同时,人们在选择职业中还比较注意就业后劳动是否连续这一问题,因为劳动不连续,就失去了工作中的安全感。因此,择业的理性既是经济的,又是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把全民就业作为一项社会指标来实现,但居民就业毕竟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失业的发生与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密切相关,失业并不等于劳动力资源绝对过剩,而是经济运行系统中的其他经济要素如固定资产、产业结构、价格等许多因素未与劳动力资源达到适当匹配的结果。因此,解决失业问题往往要从经济和社会的两个方面入手,使经济指标(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指标(就业率)得到同步的增长。

总之,承认劳动者个人经济利益这一客观事实,是我们解开劳动问题的钥匙之一,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所以从客观实际出发,我们要在理论的高度上充分探索和明确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独立性及其意义,但是也要避免我们的理论在“经济人”•假定下重蹈复辙。正确理解和分析社会组织与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行为和文化联系,才能使个人与社会组织的整合过程能顺利地进行。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上也可以发现单一学科研究劳动间题的局限性。比如,1986年劳动合同制的出台,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具有充分的理论正确性和实施必要性。但是实施结果不尽人意,合同工制不但没有使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成为现实,而且,合同工成了跟固定工一样固定的固定工。这说明在研究合同制的过程中,对其实施所必须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心理上都缺乏研究以至它失去了可操作性。今天回过来分析合同工制运行过程中的其他社会条件的配置情况就会发现,首先合同工制的实施时,经济生活中尚缺乏一个吸纳劳动力的劳务市场,使得劳动者缺少了一个在企业间流动的媒介。其次,缺乏一个劳动者在劳务市场滞留期间给其提供生活和精神方面安全的社会保障系统。其三,’企业领导人缺乏一个排除上级或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行政或社会干预的防预系统,使得企业领导人在考虑对某一个劳动者的去留间题时,还必须考虑一大堆社会关系的影响。其四,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以至合同不能顺利履行。同时,由于企业领导人的行政调配,使得企业职工也觉得自己缺乏对企业领导人的约束力,而劳动合向又不能对他们产生约束力。当劳动者对企业有意见时,只能用消极怠工的形式表示他们的不满。其五,人们在心理上还缺乏对失业的充分认识,还不能接受进入劳务市场的客观现实。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深化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同时拓展劳动科学的研究方法已迫在眉睫。

三、拓展劳动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经济学家来说,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但是它又是从社会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功能子系统,所以它又必须具备它所从属的社会大系统的功能的全部属性,即一个共同的价值系统、体制结构和统一模式维持过程。在这个共同的价值系统之下,经济如所有的社会系统一样,,需要超越自身的界限与其环境进行投入与产出的交换,从而形成了同非社会环境即自。然环境以及与人类的各种要求和欲望的相互关系,使得具体的经济过程通常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所以在同一价值体系下综合经济与非经济因素进行研究是可行的。其次,经济学理论是一般杜会系统理论的一个特例,所以可以从行为科学的共性入手找出劳动科学综合研究的立脚点。比如,从研究对象而言,劳动科学与企业管理科学有十分相似的方面,它们都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企业管理学的X理论一一Y理论,不论它有什么不完备的地方,它们都已经突破了“经济人”的局限,它强调企业的劳动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又是社会的人,它既有对经济报酬的追求,又有把个人放到社会的价值系统中体现个人对社会贡献价值的欲望。因此,在企业的管理中可以强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的原则,而且只有贯彻这个原则才能把人的各种本性较好的综合起来。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管理科学中的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理论的宗旨在于研究企业的价值系统,寻找企业所代表的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每一个企业的经济与社会属性上。因此,劳动科学既然是一种行为科学,它也必然会在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中找到自己的共同立脚点。

四、在建一立劳动科学综合研究休系时,首先需要完善与劳动相关的其他学科

在改革的现实问题面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往往让人无所适从。这一方面是人们对新情况的出现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则与劳动有关的其它相关学科发展进程不尽人意有关。目前贩待完善的是劳动社会学。

1、工资改革所面临的主要社会学问题:(1)拉开职工工资档次,对职工产生心理压•力。拉开职工工资档次是当前扭转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体现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中心措施。然而,在现实的企业工资改革中,职工工资的档次始终拉不开,同工种、同一年龄档次的职工,不论劳动效果如何,90肠以上的职工工资相差不到5元。难道是大家的劳动热情普遍高涨。劳动效率都很高?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难道是职工不拥护工资拉开档次的措施,从中进行人为的干扰?实际情况也显然不是如此。据笔者去年的企业调查表明,只有19.7肠的人认为工资不要拉开档次,而80.23肠的人认为必须拉开工资档次,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职工工资档次拉不开的症结还出在职工对工资档次拉开的心理承受能力上。在调查中发现,许多职工认为,多劳多得是对的,但是凭什么把企业职工弄得一拨人的工资比另一拨人的工资高,高1一2倍,甚至高出2一3你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体现在何处呢,我们实在想不通,也难以容忍这种现象存在。(‘2)不同企业、不同产业的工资差别所形成的攀比行为。同类企业其生产经营效果不一样,其工资应有一个差别,不同产业也是如此。目前服务行业如高级酒店、饭店的服务人员的工资高于一般的工业企业工人的工资就是例证。同样,许多企业和职工也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许多企业在工资问题上努力向同类企业中的工资标准高的企业看齐,特别是当它们的工资固定部分不能满足企业职工的需要时,就采取工资外的形式,多发奖金和实物。似乎是这样做了,除了职工在收入方面获益外,还能达到本企业职工与其他企业职工之间的心理平衡。(3)工资对职工择业的诱导行为。目前企业工资改革正逐步在向岗位技能工资的方向过渡。岗位技能工资有效地把工作岗位与职工的技能结合起来了。但是,对某些职工来说,就出现了一个工作岗位选择间题。是选择工作程序简单,但工作量较大的岗位,还是选择工作技巧性要求较高,而工作量较小的岗位呢?假如这两者的工资都相差不大,那么必然会有人选择前者而有人选择后者。而这种选择完全是由职工个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和职工个人所估算出的岗位经济成本所共同决定的。(:)职工对工资约束行为的反弹。在目前企业实行的工资总额指标层层承包的办法对职工的积极性的调动是极为有利的,对某些职工的一些自由散漫行为也有一定的约束。但是,一种经济的约束办法到底能在职工心中产生多久的约束力,当这种约束力渐渐被消蚀之后,职工又会产生多大的行为反弹呢?诸如此类间题在现实的生活中还有许多,这要求我们在工资改革中,除了认真把握经济学的界限,还必须认真把握社会学的界限。

2、劳动制度改革所而临的主要社会学问题。(1)合理保护女性劳动力的问题。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女性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一般都要碰到“五期”问题,这就使得一部分企业中,使用女性劳动力的成木高于男性劳动力。如果光从经济角度出发,女性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将要碰到一系列难题,如就业难、就业后的待遇低等问题。因此在劳动制度改革中,在考虑经济利益协调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在社会其它因素方面的合理性,否则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2)非正式组擎}问题。在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生产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的作川。一作正式组织是由工作联系较为紧密的职工结成的非正式小团体,当他们的利益目标与企业保持一致时,会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益,而当他们的利益目标与企业不一致时,则会对企业生产产生干扰行为。如在劳动定额管理中,许多企业职工为了大家日子好过,通过非正式组织的行为,把劳动定额压得偏低,使整个企业的生产产量不高。

又如,在企业劳动优化组合过程中,许多非正式组织为了维护小团体的整体性,而不让本团体中的成员流动到他处,也不愿他处的其他人员流动到小团体的圈子里来,这给企业优化劳动组合带来的干扰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我们能在劳动制度的改革中,认真研究非正式组织的特性及其规律,就可以正确引导非正式组织的利益目标与企业利益目标保持一致。

3、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主要社会学问题。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主要社会学问题是改变人们的保险观念,让从来不在就业、医厅、养老等问题上承担过风险的企业职工承担一部分风险。这对职业职_〔来说,既是一个保险观念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对风险概念逐渐的心理适应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及时地为企业职_〔提供社会的心理疏导。同时,还要求我们掌握好个人承担风险的度,个人承担的风险小了,则达不到风险的震荡作用,而个人承担的风险大了,又会超过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这都是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行的。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篇6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