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史与高中历史的区别篇1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市民参与日本经验保护理念

二战后，日本经历了经济高速成长阶段，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随之而来的是历史文化街区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的许多历史文化古城都得到了保护，古城中存在的历史文化街区和人文景观等也避免了被人为破坏。日本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街区的建筑风格和特点与中国相近，物质环境保护方面遇到的问题与中国相仿。因此作为历史街区保护较为成熟的国家，其经验可资借鉴。

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的发展过程

按照各个时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特点，可以将战后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兴起阶段，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时期日本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主要体现为市民自发地反对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运动。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得到推广，保护理念发生了改变，街区保护和新街区创建并重，开始重视街区居住的“宜居度”。第三阶段是成熟阶段，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一时期日本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有了质的飞跃，保护规模和范围扩大，保护观念深化，形成了成熟的、完善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机制。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兴起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正处于所谓的“高速经济成长期”，为了能够真正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都市改造运动。1963年日本制定了“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开始对现存城市的结构进行大规模改造。

巨大的开发狂潮席卷日本各地，日本的历史文化街区和自然环境等都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对于这种无视历史和环境的国造，各地市民纷纷开始抗议。1969年2月奈良县政府出台了在奈良的平成京遗址上建设近铁车库的计划。作为日本历史文化遗址代表的平城京甚至都有可能消失，这一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同年5月开始，以学者组成的“保护平城京会”为首的抗议运动在日本席卷开来。最终，平城京遗址被指定为特别历史文化遗址，由国家出资购买下来加以保护。随着京都、奈良和镰仓等古都的历史环境遭到破坏的危机加剧，更加引起来了广大市民的广泛关注。为了保护地域特有的自然、历史、文化和生活，当地的居民挺身而出，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的发展。

另外，在当时产生了很多保护历史街区的全国性居民团体组织，如1962年关东地区成立的“文化保护政策协会”、关西地区成立的“关西文化遗产保护协会”，1970年成立的日本全国历史风土保护联盟，以及1974年成立的“全国街区保护联盟”等。日本学者西村幸夫则指出，“如果说1970年设立的全国历史风土保护联盟是连结关心历史环境的个人的网络的话，那么1974年成立的街区保护联盟就是推动保护运动发展的团体间网络。”

这一时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的最大成果是有关古都历史风貌保护的特别措施法《古都保存法》（1966年）的出台。这部法规规定受保护地区仅限于被政令指定的“古都”，保护对象主要是带有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虽然并没有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村落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但是作为日本第一部由市民运动推动制定的法律，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历史街区保护运动在全国各地日渐兴起。1968年金泽市和仓敷市分别制定的“金泽市传统环境保存条例”、“仓敷市传统美景保存条例”标志着代表都市的历史街区景观的保护已成为地方政府施政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1970年举行的“京都・奈良传统文化保护研讨会”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讨会由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内委员会和文化厅主办，通过了“京都・奈良都市规划中历史区域保护和开发的建议”。以此为契机，“保护历史地域”的概念更加明确，更加深入人心。

从此，日本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逐步受到重视，开始形成了保护地区内新修建筑须申报，行政部门给予指导的制度法规。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兴起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经济高度繁荣，各地的自然、历史、景观以及住宅的宜居程度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观念在城市改造的政策中也有所反映。197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定居构想”为中心的“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这一计划指出，在各地进行开发时，历史环境的保护应站在提高其开发价值的认识上展开，充分挖掘历史环境的价值非常重要。

1978年大平内阁通过的“田园都市构想”这一政策，自治体和居民开始完善生活环境，重新挖掘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受此影响，各地的城市建造工作蓬勃开展起来，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代表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历史文化街区正是构成地方区域文化的重要要素之一，因此街区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如此，街区保护的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日本学者西村幸夫指出，这一时期街区保护运动的特点体现在出现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新街区创新并重这一崭新理念上。因此，人们除了越来越关心历史环境的保护之外，也更加重视历史文化街区居住的“宜居度”。所谓“宜居度”就是生活环境的舒适性。在西欧社会，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所拥有的价值很早就得到重视，“宜居度”的思想也得以确立。

1978年日本国土厅开始在16个城市实施传统文化都市保护计划和传统产业都市建设计划。受此计划的影响，从80年代开始各省厅开始实施突出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政策。日本国家及地方政府开始制定以历史街区保护和景观形成为目标的政策法规。这一时期，历史街区保护不仅仅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同时也是都市的社会问题，这种认识开始获得普遍认同。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认识的普及与城市居民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意识密不可分。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成熟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运动。日本建设省1990年将10月4日定为“都市景观日”，积极推动城市景观保护，特别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的开展。1991年开始设立“都市景观大奖”，旨在倡导市民的都市美化意识。从1993年开始建设省又实施了“街区环境修复计划”。除此之外，建设省还启动了“历史街区及修复综合援助计划”，制定了地区保护及再开发计划等都市保护的综合方案。

政府的保护措施也促进了地方保护街区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历史街区保护问题得到日本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以大都市为中心相继制定了都市景观条例，都道府县制定的保护条例也大幅增加。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表彰对优秀景观形成做出贡献的建筑和历史街区专门设立了“景观奖”，同时也将这些建筑、历史街区等作为当地美景的标志进行宣传，并采取特别措施来加以保护。这些历史街区和景观保护政策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逐步形成成熟的、完善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机制。

同时，日本扩大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规模和范围。由于国家、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市民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在日本全境获得全面推广，保护规模产生了质的飞跃。正如日本学者阵内秀信所言，“在日本，历史环境保护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通过历史街区保护运动的开展，保护、培育地域固有文化的思潮扩展至全国。就历史环境保护而言，20世纪90年代成为了飞跃时期。”

结语

通过追溯现代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的发展，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以下三点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提高市民的保护意识，重视市民的参与。如前所述，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运动的发展是市民自下而上推动的。而且，正是由于以市民为主体的保护使得街区保护运动具有可持续性。与日本相比，我国城市市民的历史街区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如何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需要进一步研究方法和对策。

第二，历史街区保护工作需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合作。从日本历史街区保护运动的发展可以看出，历史街区保护工作作为国家事业，仅靠国家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我国相关部门应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并据此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引导各级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参与街区保护工作。地方政府也应根据地方的特点制定相关政策推动街区保护工作的开展，形成国家和各级地方相结合的多重保护机制。

大学历史与高中历史的区别篇2

【关键词】中外分治四种模式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自然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科学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转贴于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发展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大学历史与高中历史的区别篇3

一、模型方法是研究复杂系统的捷径

20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认识进一步向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发展。就水利事业而言，主要依靠工程技术治水，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水利与社会，水利与经济、水利与环境的密切关系愈来愈强调灾害研究要扩展自己的视野。研究领域的扩展呼唤新的研究方法。为此，科学家纷纷深入传统学科的交叉地带，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当代科学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其中水利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交叉和融合进一步显现了科学研究的活力，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宏观论证方法，即“历史模型”的理论方法。

（一）物理和数学模型的优势与局限

最古老的科学方法之一是观察。它是在天然条件下对认识对象的直接研究，即所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但是，观察常受条件限制。当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逐渐掌握了通过仪器和设备，在人为设定的条件下获取科学认识的方法。其中模型实验提供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它既可以简化、激化或延缓客观过程，又可以重复再现和模拟客观过程，从而得到在天然条件下难以获得的科学认识。从原型出发，简化和抽象出模型；反过来，研究模型可以提供对原型的解释。水利科学常用的模型实验主要是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

模型实验能够近似地从本质上表现原型的结构、功能和种种内在和外部联系。因而，可以比较有效地得到对对象本质的理解。但是，模型实验在建模过程中，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得不忽略一些次要的因素，而着重强调某几项主要边界条件的作用。而那些被忽略的因素对总体效果的影响程度，有许多是我们迄今无法确切掌握的。因此，某些复杂问题的定量研究，有时也只能得出定性的结论。尤其是对中尺度的地学问题和宏观的灾害问题的研究，由于影响因素扩展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以往的模型难以准确反映原型。

（二）“历史模型”方法的提出

重视整体性和广泛联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里高津指出：现代科学的新趋势“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他呼吁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整合研究自在系统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科学思维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从灾害研究来看，不仅与灾害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各分支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它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因此，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不仅在自然科学各分支内部进行，而且也在社会科学和水利科学之间进行。因此如果我们把历史水灾及防洪实践（包括相关的自然地理变化）看作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原型上的实验，即几何比尺和时间比尺都是1:1的模型实验，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在考证、鉴别的基础上将水灾和治水史实构成一种抽象的思想模型，由此分析推演，无疑将能够对今人关心的有关问题给出解答。因此，我们将服务于当代水利和灾害研究的历史研究方法形象地称之为水利的“历史模型”。可见，“历史模型”开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新途径，从而增强了我们研究和解决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的某些宏观问题的能力。

利用历史文献解决现实问题的作法古已有之。早在2000年前，我国古代科学家已经根据日蚀、月蚀等天象记录来制定历法；利用历史物候资料来确定节气；依据历史灾害的统计规律来制定国家物资储备政策等卓越的科学实践。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对古代气候演变规律的研究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

如业内人士所知，长江1870年的洪峰流量10.5万m3／s和黄河1843年洪峰流量3.6万m3／s及其重现期的研究结论，已实际成为三峡和小浪底水利枢纽的设计依据。那么，它是物理模型研究的成果，抑或是数学模型研究成果？都不是，它是历史模型的成果，即通过对历史洪痕和文献记载来分析和建立模型，再通过水文水力学计算进行“实验”来确认。古代记载和现代技术的结合使原来只有100多年的水文实测资料，被延长了大约10倍。我国由于有大量的水文现象的历史记录，内容之丰富为各国所羡慕，直接应用本流域的水文历史记录，进行历史水文的复原和定量研究，它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认为：它是实际降水和实际河道的1∶1历史模型实验的结果。当然，它是在“历史模型”提出之前的成果，开历史模型应用之先河。

二、“历史模型”的应用及其优势

“历史模型”研究方法提出于1985年，此后，应用这一方法取得了多项公认的成果。“历史模型”的研究方法所擅长的领域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类是历史自然规律的研究（包括基本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演变，例如天文、气象、潮汐、地震等；也包括受人类社会干预的自然变迁，如环境、水灾等）；一类是历史治理经验的探讨。

（一）自然历史现象和规律的研究

如下是三个研究实例：

1.近2000年三峡大型岩崩滑坡的研究

三峡水库库区是岩崩滑坡的多发地区，由于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生机制目前仍难以清晰判断，历史模型研究在长江三峡大型岩崩和滑坡的研究中，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研究者系统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对宜昌至云阳区间的岩崩和滑坡地带进行了三次实地踏勘；并参考了有关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论证报告。报告阐述了此前2000年间三峡地区大型岩崩滑坡的基本情况，对本区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地质灾害，在地理分布、发生诱因、可能的规模和频率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参考，成为预测它们对工程施工、今后的运行以及城镇和航运安全影响的依据。“历史模型”取得了地质理论分析所难以做出的成果。

这项研究发挥了如下作用：第一，当1985年新滩大滑坡见诸报端，总理和部长办公室先后要国家防办迅速提出背景情况。主管长江防汛的总工程师依据本报告做出明确答复；第二，本报告的结论为地质专家重视，并被长江三峡论证专家组收入《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文集》；第三，地方主管部门根据本报告补充了地质钻探资料，并修改了秭归县城的搬迁位置（原规划新址在1368年楚王城滑坡体平台上）

2.岷江流域洪水风险分析

岷江流域有时序较长洪水灾害记载，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水灾史料更为翔实。我们首先筛选和鉴定资料，将文字资料转化为数据，然后建立量化模型，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水文学常用的频率分析法进行水灾频率分析，最终提出了岷江流域的洪水风险评估。这一历史模型与水文模型相结合的水灾风险分析方法避开了从研究洪水到研究水灾的迂回，直接切入水灾风险研究，对于流域范围的区域防洪规划和致灾因素复杂情况下的洪水风险评估是适用的，结论客观和可信度较高，研究成本也很低廉。

本成果作为风险图绘制的主要方法已被收入国家防办编制的《洪水风险图绘制纲要》。

3.荆江河床淤积研究

’98长江洪水量级小于1954年，尤其是在同一流量下，1998年比1954年各站水位分别提升0.5-1.5m的现象引人注目。那么，是否由于河道淤积导致水位升高呢？一种是否定的回答：据长期观测资料，长江干流的河槽没有淤高；一种是肯定的答复：根据来自沉淀在古建筑物上的、古文献中的、以至河相沉积层中的历史信息，显示近千年来荆江河床是有淤积的。举证如下：

第一，荆江大堤建成后，堤内滩面淤积基本停止，而堤外滩面仍在不断落淤，清初以来的350年左右，（堤外滩面）一般淤涨3～8m；

第二，荆江河漫滩上年代愈老的垸子，相对高程愈低，漫滩相的粘土、亚粘土愈薄；反之，年代愈新的垸子，高程愈高，粘土与亚粘土愈厚；

第三，对古墓葬、古建筑等的考察，认为近5000年来荆江洪水位上升达13.6m，其中荆江大堤建成后的800年间上升速率最快；

第四，荆州万寿塔400多年来被堤防填埋8m多。

历史研究计算了14-19世纪的600年间，荆江淤积速率约为每年0.7cm。虽然历史研究的定量计算精度不高，但所依据的资料却是坚实的。综合比较以上4项数据，可以看出，计算所得江道淤积速率相近，年代越近淤积速率也越大。

水文测验和历史考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无法怀疑水文测验的结果，但为使直接影响防洪规划的河床淤积问题的论证颠扑不破，，至少还应回答为什么古代有淤积，而当代没有淤积的问题。

以上研究实例说明，由于自然界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改变都处在运动之中，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表现为随时间推移矛盾激化、缓和、调整和再出现。在这里时间是关键要素，是用以阐发事物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坐标。因此研究事物的全过程，通过长时序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有助于认识规律性和预见未来。

（二）治水思想和水利法规的历史研究

古代水利技术已经过时，但是治水方略、水利规划思想的科学光芒没有消失；此外，灾害研究也需要通过历史考察，分析社会水利社会水利的互动作用下的规律和演变趋势，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现举出以下两例为证：

1.自然灾害的双重属性与防洪方略的历史研究

防洪方略的确定，首先要基于对洪水灾害实质的科学界定。直到目前，世界各国都把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由此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防洪工程能力提高了，水灾频率及其损失反而加大了。我们从历史研究得到的认识是，灾害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洪水是致灾因子，社会是承灾体（其负面影响也会成为另一种致灾因素）。只有过大的洪水如果没有侵犯生命和财产，并不足以构成灾害，因此，要减轻灾害损失，必须既针对灾害的自然属性，通过工程手段防止灾害发生，又要调整人类社会的发展去适应自然，才能有效达到减轻灾害目的。由此可见，将近几十年和前几十年相比较，既然洪水量级和发生概率相差不多，那么水灾损失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自然条件的改变，而是社会因素的变迁。历史的研究表明，减灾的努力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工程防洪能力；二是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中外水灾史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将洪水灾害放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来认识，并扩展了我们防范和减轻灾害的思路，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由此而得到了国家防办的重视，并合作完成“21世纪中国防洪减灾方略的初步研究”。

2.完善“防洪法”的建议

由于洪水灾害影响巨大，牵涉不同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划的安全和利益，它们之间有时在防洪调度上存在矛盾。因此，尤其需要以法来统一协调各方权益和维护整体利益的大局。在减灾社会化的推行中，要依法办事。《防洪法》于1998年颁行，当年即在长江和松花江防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修订时加以完善。例如，总则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但是，目前所划定的将近100个蓄滞洪区本来就是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和经济落后地区，开辟为蓄滞洪区，就是从整体防洪需要出发，在防洪规划中以牺牲局部不发达地区而保障更大范围的发达地区的措施。因此，为保障蓄滞洪区的有效利用，必须对蓄滞洪区内的经济开发和人口生育实施控制，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至于蓄滞洪区内现有居民如何脱贫致富，那是需要解决但又应以别种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违背蓄滞洪区的根本任务，舍大而就小。以在1954年大水中成功实现防洪调度，在保障江汉平原和武汉市安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荆江分洪区来说，由于此后忽视规范蓄滞区的建设和保护，区内安全建设缓慢，致使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背离了蓄滞洪区的基本要求。1954年区内人口仅17万，到1998年区内人口已增加到51万，现有社会固定资产已增加到50亿元。再发生大洪水时，由于区内外发展差别不大，使得荆江分洪区的应用变得十分困难，形成投鼠（分洪）忌器（启用蓄滞洪区）的局面。

又如《防洪法》第9条规定，“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当然，防洪是为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应当服从区域综合规划，但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是否也应照顾到防洪的需要呢？未见说明。否则，制订防洪规划可以服从综合规划，但洪水是否就当然地随之服从区域发展规划了呢？近些年大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条的缺陷。当然，制订规划时一定提出了保障规划实行的条件，其中关键性的条件恐怕是通过兴建工程提高防洪保证率。如前所述，利用工程手段防洪是可以达到减少灾害和灾害损失的目标，但要抑制灾害损失的增长，还必须通过调整社会以适应自然来达到。这是古今中外防洪减灾实践已经证明的事实。

由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本来似乎不相干的多种事物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研究对象与其影响因素往往构成一个大系统，因此，难于通过实验或计算直接求解。然而，历史上的水利和水灾既包括相关的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通过历史模型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有着独到的优势。三、“历史模型”的特点和应用前景

以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而著称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灵秀。”历史思维是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重要的思维训练。这种智慧的培育对于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模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发展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免学科单一的局限和依赖纯经验的判断。

“历史模型”和“物理模型”、“数学模型”都是科学研究的手段，都是根据已知的边界条件，把握其中主要的、本质的影响因素，模拟和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都可以取得定性和某种定量的结论，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区别：①“历史模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宏观问题，例如环境变迁、历史水灾、治水思想、管理体制、水利规划等；而“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则是微观研究的手段。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出自己的优势；②“历史模型”擅长复原以往千百年时间里的历史状况，便于揭露在长时序中所显现出来的事物运动的规律和特点；③在软科学领域，诸如减灾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由于历史是实际发生过的，并且所展现的是有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整体效果，因而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生动的说服力；④一般来说，“历史模型”的研究成本低廉。以历史水文研究为例，取得的前数百年的洪水极值资料，与当前为取得每一年的水文资料投入的经费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可见，和“数学模型”、“物理模型”一样，“历史模型”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对于选择和使用这些方法是重要的。

中国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尤其是明清以来多达8000多部的地方志，还有完整的政书、国家档案，提供了地域上几乎遍及全国，时间超过500年的资料系统。这些优越的条件为运用“历史模型”解决多因素复杂问题创造了条件，而某些成果精度也不会低于理论计算值。这是我们对灾害研究为什么需要“历史模型”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

今天，虽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古代不能企及的，但人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历史，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古老的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它又为历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比过去先进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和信息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没有止境。

主要参考资料

1、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

2、沈怡编著《黄河问题讨论集》，1971，台湾商务印书馆，34页。书中选载曾受聘两度来华考察的美国专家费礼门教授于1926年致沈怡的信：“昔人有言：失败者，成功之母也。……愈是有识之士，曾于有千余年历史之中国治河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者，必将愈为迟疑，不敢随意作批评。盖中国历史中有许多事实必须首先熟悉也。”

3、佐藤俊朗∶“我平素认为搞科学就得首先研究历史，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也许有一点可笑。但是，我们所搞的学科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中存在着历史的重要性。……象我们这样从事以大自然为对象的科学领域里，还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一切自然界所特有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过实践与没有经过实践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认为必须以历史为基础进行研究。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不能脱离历史。换言之，把历史与经验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引自《黄河の治水と利水》，载（日）水利科学，26(1)，1982。

4、高桥裕，关于水利史研究的通信，载《黄河史志资料》，1989年1期第32页。

5、周魁一，略论水利的历史模型，1986年，水利史研究室成立五十周年学术研究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第16-21页。

大学历史与高中历史的区别篇4

1．近代广东乡土教材的编写传统

晚清之际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剧烈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其中就有观念上从“天下”到“国家”、“臣民”到“国民”、“专制”到“民主”的转变，这种转变迫使处于此大变局下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教育的内容以及对现代国家观念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在这种“民族国家”和“国民”等观念意识兴起的前提下，清末为实现国民教育目标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强化乡土知识教育的举措，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关于历史科目要义就做出如下的规定：历史，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历史宜悬历代帝王统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自能记忆。一般而言，这种“养国民忠爱之本源”的乡土知识教育，其载体就是乡土教材。相对于国家统编教材而言，所谓的乡土教材关注的是乡土历史与文化，传递的是颇具地方特色的乡土知识。根据程美宝的研究，清末教育改革中，乡土教材的编纂责任是由个别学堂、教师和出版社承担的。不过，这种“国家”的“不在场”却为地方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地方文化观念言说的平台，那就是通过沟通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表达爱乡爱土爱国之情。

广东与全国一样，清末改革期间，特别是1906年至辛亥革命前，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乡土教材编写的热潮。当时的广东乡土教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大致根据传统方志体例编纂的“乡土志”，二是按照当时为适应教育改革而兴起的各类新式教科书的模式而编纂的“乡土教科书”，两者在形式、内容以及编纂动机上虽有所区别，但在内容以至概念和词汇的运用上却有着某种因缘关系。从反映的区域大小来看，当时的乡土教材可分省、府、县三级。如省级的有：黄佛颐编著的《广东乡土史教科书》（光绪三十二年粤城时中学校刊本）和黄晦闻编著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上海国学保存会印行，光绪三十四年）。府级的有：萧启冈、杨家鼐编的《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启新书局，宣统二年）、《首版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和林宴琼编著的《学宪审定潮州乡土教科书》等。大量出现的是县级的乡土教材：如张报和总纂的《始兴县乡土志》（清风桥文茂印局，出版时间不详，序于光绪三十三年），雷泽普编著的《新宁乡土地理》（出版地不详，宣统元年初版），蔡鹏云编著的《最新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罗献修辑的《兴宁县乡土志》（抄本，出版时地不详），伍梅等编辑的《广宁县乡土志》等。从作者的背景看，相当一部分乡土教科书的编者与传统地方志和乡土志的编者属同类的地方文人。这股编纂乡土教材的热潮虽属昙花一现，却反映了清末地方上的读书人如何运用一套新的话语，尝试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他们对新式教育的认识以及对现代国家观念的理解。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代地方文人所编撰的乡土教科书，为“国家”和“乡土”填充了编撰者认为应该填充的材料，而到了使用这些乡土教科书教育出来的一代以及他们的后辈，“国家”和“乡土”已经变成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客观存在的实体了。这种在教育中重视（或至少是提倡）乡土知识的传授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其目的更多是继承通过乡土知识教育达致爱乡爱土爱国之情的传统。然而，和过去比较，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从体制上似乎忽略了乡土历史地理知识的有效传递。

2．历史学科在当前广东地方教材体系中的地位

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由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组成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继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潮之后，地方课程的开发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地方课程主要是根据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实际，以及地域特点设计的课程，它是不同地方对国家课程的补充，反映了地方或社区社会发展的实际对学生素质发展的基本要求。地方教材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广东省中小学教材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是初审通过的地方教材限定在400个教学班2万名学生的范围内试验，试验一年后须送教育厅审定。地方（或乡土）教材，是相对国家统编教材而言的，它关注的重点是乡土的历史和文化。生物、地理、历史、美术等学科在课程资源的开发特别是地方教材开发中处在有利的地位。课程资源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和空间性的这一特性在乡土文化资源上体现得尤其突出。“乡土文化资源”主要指学校所在社区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方面的资源，包括乡土地理、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等。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和其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相比较，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能提高教育质量，更能为教育创造无穷的空间。例如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可以更多地通过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特别是遗迹资源和口碑资源。如果将这些加以开发和利用，运用在历史教学上，是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的。因此，地方教材的编纂大都集中在文科，尤其是在历史、地理两方面。

教育部颁发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中国历史在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可以自编地方乡土教材,补充教学。”这说明地方教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是一种重要补充，必须加以重视。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编写出版的地方教材（省级）有:《广东历史》《河南历史知识》《河北乡土历史》《上海乡土历史》《南京近代乡土历史》《四川历史》《广西乡土历史》等，在培养学生爱乡土、爱民族、爱国家的感情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从“广东省2006年中小学地方教材目录”看来，全省各地市（其中，由省教育厅直接组织编写的除外）基本上都开发了自己的地方教材，成为了地方教材开发的主体。单单从科目构成特点来看现行的广东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存在着以下情况：一是大部分集中在中学非会考科目，英语、语文仅占极少数。而且英语乡土教材开发也只是集中在小学阶段；二是多以人文学科为主，理科的仅有信息技术和生物科；三是小学多以综合实践活动形式出现；四是历史地理作为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科目编写乡土教材数量最多，仅以历史为例（包括以综合实践活动出现、包含历史文化在内的乡土教材），就有26项，占总数79种中的35％以上。可见，历史在乡土教材开发中所占分量之大。

3．当代广东地方历史教材概况

笔者从“广东省2006年中小学地方教材目录”中抽出属于乡土历史或包含乡土历史的综合实践活动乡土教材,分析发现（见附表）：

从开发的主体和使用范围看，首先是地方历史教材开发的主体仍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各地级市的教研室和科研部门，个人占据极少数。处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很少有参与研发的机会，或者是在教育部门的安排下进行开发，缺乏开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第二，区县和乡镇级开发地方历史教材数量较少。从表中看来，由区县级教育部门组织开发和使用的乡土教材只有原广州市芳村区的综合乡土教材（小学使用）、珠海市香洲区的综合乡土教材《爱我珠海》、梅州市蕉岭县的乡土历史《蕉岭历史》、深圳市南山区的综合乡土教材《深圳南山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学习卡》、佛山市顺德区的乡土历史《顺德历史》（八年级）、乡土地理《顺德地理――顺势发展、德耀中华》（初中）、广州市番禺区的乡土地理《珠江口上的明珠》（中学使用）等少数几种区县级地方教材。也就是说，从全省来看，以历史或地理为题材的地方教材开发主要集中在省级和省级以下的地级市一层。以区县一级为开发主体和使用范围的乡土历史教材开发仅有顺德和蕉岭两区县，区县乡镇乡土教材开发还有很大的潜力。

此外，继广东省教育部门组织开发和使用的地方历史教材《广东历史》后，从2007年秋季起，广东省各高中还将全面开设各类具有广东特色和学校特色的地方课程，各地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地方课程。其中，广东历史地理和岭南文化等内容将录入高中教材。岭南乡土教育一类教材对于发展学生的历史意识、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历史与高中历史的区别篇5

关键词：学习兴趣；高中生；历史学科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4－0349－06

1引言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第一位自觉地把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理论基础的Herbart(1901)十分重视兴趣，提出了以兴趣为基础的教学观，认为人有多方面的兴趣，而教育就应当以此为基础，教师应把引起和培养人的多方面兴趣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后来Thornedilke(1913)发展了兴趣理论，提出兴趣有助于学习，认为满意或愉快的刺激有助于学习，而烦人的和不愉快的刺激则有相反的效果。我国研究者也提出了兴趣的“信息－目标”理论，认为兴趣产生于信息获得过程中心理目标的激活(形成)及其发展变化，并且由于激活的心理目标对心理过程的引导作用，兴趣反过来又作用于认知过程、组织信息加工，以利进一步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将该心理目标所包含的可能运动或未来状态展开为现实(章凯，张必隐，1996，2000)。

在兴趣与学习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Lazarns和Kent(1983)发现兴趣比智能更能促进学生勤奋学习，并促使学生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章凯和张必隐(1996)发现大学生被试的兴趣对文章的理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兴趣水平高的读者对所读内容表现出更强的推理能力，并且在阅读中会表现出更高的元认知水平；Schiefele等(1992)证实了兴趣对理解文章有着独立于背景知识、一般智力、言语智力和短时记忆能力之外的作用；Brown等人(1986)发现初中生的学习效率明显的受学习兴趣的影响；陈毓芳等(1981)发现小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自信心与他们的学习兴趣存在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随着年级升高而递增。不过有研究表明学习兴趣存在性别差异(Jersild＆Tasch，1949)，也存在智力和人格特质差异(林崇德，1994；李洪玉等，1992)。

对于具体学科的学习兴趣，也有一些实证研究。Mitchell(1992)曾分析过中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结构，并建立了扩展式兴趣模型。就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研究，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和实际研究工作者也做过相关探讨(邓小星，2003；何勇，2000；李淼阶，2000；李莉姝，1999；刘青秀，1999；朱高琴，1999；赵泽进，2003)。

虽然在有关中学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研究方面，我国部分学者和历史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积极建议和观点，但从发展心理学研究角度，以实证的方法，就高中学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影响因素及培养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比较少，研究深度亦不够。文章希望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中学生历史学科兴趣的影响因素以及历史学科兴趣的发展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培养高中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方法与途径。

2研究方法

2.1被试

选取天津新华中学、天津海河中学、天津华宁中学三所学校高一至高三年级共577名学生*为被试。共发出问卷600份，收回577份，其中有效问卷567份(具体见表1)。

2.2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为自编的“历史学科学习兴趣调查表”。该量表在前述对学习兴趣的定义、特点以及影响兴趣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关系的基础上，参考Mitchell(1993)编制的数学学科学习兴趣量表，结合中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的实际情况，通过广泛调查，反复修改后形成。其内容包括5个维度，共44个问题。量表采用5点Likert量表，其中1为非常符合，2为比较符合，3为不确定，4为比较不符合，5为非常不符合。在44个正式测验项目中，正向题目25道，采用反向计分方法，即选择“1”计5分，选择“2”计4分，选择“3”计3分，选择“4”计2分，选择“5”计1分；反向题目19个，采用正向计分的方法。对于全量表和各分量表来说，分数越高，表明学生相应方面的历史学科学习兴趣水平越高。

5个维度的含义分别为：(1)个人兴趣：指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历史学科的主观兴趣，这也是每个个体原发性的兴趣调查；(2)情景兴趣：这个维度主要是指学生在什么环境中学习历史知识；(3)意义性：意义性是指学生对历史学科的社会价值的认可程度；(4)参与性：主要是指学生日常参与历史学习时的参与程度；(5)启动难题：启动难题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时所遇到的智力启动信息，例如教师在授课时，先提出一个问题，以启动学生的思维活动。

3结果

3.1问卷质量分析

3.1.1问卷的信度

问卷采用了Cronbachα系数作为信度指标(见表2)。根据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问卷信度分值大于0.7即可接受。该问卷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基本上都在0.7以上，而且全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3，这说明整个问卷以及各分量表的信度是较高的。

3.1.2问卷的效度

以总量表分为潜变量，各分量表的分数为观测变量(假定各分量表所代表的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使用LISREL8.03，对所构想的高中学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结构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X2／df=35.65。这是一种模型与观测数据的拟合度，其值越小表明拟合程度越高，较公认的标准为X2／df

3.2高中生历史课学习兴趣的特点

3.2.1个人兴趣

经问卷调查，不同特征学生的历史课学习个人兴趣维度的基本数据情况见表3。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在历史的个人兴趣维度上，年级、性别和学校类型的主效应都显著，F(2，5868)=6.659，p

3.2.2情境兴趣

经问卷调查，不同特征学生的历史课学习情境兴趣维度的基本数据情况见表4。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在历史的情境兴趣维度上，年级、性别和学校类型的主效应都显著，F(2，5868)=12.850，p

3.2.3意义性

经问卷调查，不同特征学生的历史课学习意义性维度的基本数据情况见表5。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在历史的意义性维度上，学校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5868)=6.288，p

3.2.4参与性

经问卷调查，不同特征学生的历史课学习参与性维度的基本数据情况见表6。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在历史的情境兴趣维度上，性别的主效应都显著，F(1，5868)=4.409，p

3.2.5启动难题

经问卷调查，不同特征学生的历史课学习启动难题维度的基本数据情况见表7。经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在历史的启动难题维度上，年级、性别和学校类型的主效应都显著，F(2，5868)=5.454，p

3.3历史学科学习兴趣各维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的关系

高一学生的历史成绩与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各维度上的得分都呈显著正相关；高二学生的历史成绩与历史学科的个人兴趣维度上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高三学生的历史成绩与历史学科的个人兴趣、情境兴趣、意义性、启动难题维度上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4讨论

4.1高中学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结构特点

兴趣是学生学习最直接的动力，“浓厚的学习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使其自觉主动的学习，学习起来必然比较轻松愉快，效率会大大提高；如果学生对学习无兴趣，则会产生厌学情绪，影响学习效率，又怎么会有好的学习成绩呢?”(尹鸿藻，毕华林，2000)高中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形成的因素，应该结合学习过程综合考虑，在这几个因素中，高中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学生对历史学科的“个人兴趣”，如果学生对历史学科的“个人兴趣”比较强烈，就有利于其他维度的学习兴趣的形成。

4.2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发展特点

4.2.1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性别差异

高中生在“历史的个人兴趣”、“情境兴趣”、“参与性”和“启动难题”四个维度上，性别的差异显著，男生在这几个维度上的分数显著高于女生。

许多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在学习中的差异是有先天遗传因素的影响的。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抽象思维。课程改革以来，高中历史学科要求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历史思维能力，如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综合等思维，形成立体知识结构。从这一角度讲，在一般情况下，男生相比女生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后天环境、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社会与家庭对男女两性的未来期望值和所树立的榜样不同：对男性的期望通常较高，希望他们从事富于冒险的、有进取心的、吸引人的职业，如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科研等领域的工作，一旦男孩对相关的学科感兴趣，就会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积极鼓励与较高的评价。历史就是这样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其学科特点使得男生本身就对历史学习的个人兴趣较强，因而易于被教学情境所激发，乐于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和深入地探索和思考有关问题。女性则不然，一般的期望和榜样多是从属性的，如料理家务或办公室、服务等工作。这些与男性相区别的对待方式降低了女性的能力信念并限制了她们的职业抱负，使女性往往以依赖性、无雄心和以情绪性的方式行事，在这种社会性别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必然会对女性学习心理产生影响，从而也影响到对历史学习的兴趣。

4.2.2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年级差异

在“个人兴趣”维度上，高二显著高于高一和高三。目前高中仍文、理分科学习，“重理轻文”的现象普遍存在。当然理科学生就业面广，机会多，相对待遇优厚，这使得高中生即使对历史学科感兴趣也多选择学习理科。高一学生选择学理的占多数，因而对历史学科的个人兴趣相对比选择学文的高二、高三学生低。但是高三学生的高考压力远远大于其它年级，其对历史的个人兴趣被“考入理想大学”的目的支配着，所以获取相对较高总分的目的冲淡了其对历史的个人兴趣。

在“情境兴趣”维度上，高一显著地高于高二和高三，高二显著高于高三。一般来说，低年级学生对学习环境因素的敏感性较强，高一学生是高中学段年龄最小的，其学习历史的兴趣更多地依赖于外界环境因素，尤其是课堂情境因素的影响，注意课堂上对知识的获得。如果学生喜欢他的历史教师，或者教师所采用的教学形式新颖、内容有趣，就会对历史学习感兴趣，反之，则不然。高二、高三学生则由于其年龄的增长或已选择了学习文科，因此其对历史学科的内在学习动机较强，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对减弱。而高三低于高二，则从侧面反映出由于高考在即，教学的功利性增强，教学情境设计的趣味性降低的情况。

4.2.3历史学科学习兴趣的学校类型差异

高中生在“个人兴趣”维度和“情境兴趣”维度上，市重点校与普通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市重点校高于普通校。有关研究表明，学生学业成绩优良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习目的性等诸多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市重点校的生源素质明显高于普通校学生，其对历史学科的个人兴趣相对是较高的；同时，市重点校重视教学硬件、软件建设，教学环境好，师资力量强，重视教法研究，教学水平较高，对这类学校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有进一步促进作用。

在“启动难题”维度上，市重点校与区重点和普通校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市重点校高于区重点和普通校。由于历史学科时空跨度大，具有过去性、具体性、综合性强的特点，学习中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往往要求学生具有较广泛的知识基础、较强的逻辑思维和知识迁移能力，这在理解或解决具有一定深度的历史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扎实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强烈的求知欲使得其有能力、也乐于思考有一定深度和难度的历史问题。

4.2.4历史学科学习兴趣各维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的关系

高中生各年级学生的历史学习成绩均与其“个人兴趣”显著相关，高二尤其明显。高三学生的历史成绩还与历史学科的“情境兴趣”、“意义性”、“启动难题”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首先，历史本身就是一门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学科，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与当今许多现实问题密切相连。其次，高二年级开始文理分科，选择学文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历史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第三，对于文科学生而言，历史处于“主科”的地位，无论是学校、家庭以及学生个人，其对历史学科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另外，高三学生的历史成绩还与历史学科的“情境兴趣”、“意义性”、“启动难题”3个维度上的得分相关显著。到高三年级时，学生对于历史学科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个人兴趣的层面，而对历史学科的意义性认识增强。从长远看，历史学科对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丰富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全面地、辩证地、深入地分析、认识问题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现实中看，历史作为高考科目，学习成绩直接影响其高考成绩；此外，高考是对学生中学阶段学习情况的总考查，试卷区分度高，综合性强，复习阶段要进行高强度的考前训练，教师会在课堂上就发现的学习问题及时讲评，因此，学生对课堂教学情境有一定的依赖性。学生在复习中，增强了其解决难题的能力，从而获得了成功的体验，因而也逐渐乐于解决具有一定难度的历史问题。

5总结

5.1影响高中生历史学科学习兴趣形成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兴趣”、“情境兴趣”、“意义性”、“参与性”和“启动难题”五个方面。

5.2高中生在历史学科的“个人兴趣”、“情境兴趣”、“参与性”和“启动难题”四个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显著大于女生。

5.3高中生在历史的“个人兴趣”、“情境兴趣”两个维度上，年级的差异显著：在历史的“个人兴趣”维度上，高二显著地高于高一和高三；在历史的“情境兴趣”维度上，高一显著地高于高二和高三，高二显著高于高三。

大学历史与高中历史的区别篇6

关键词：泉州乡土资源历史教学

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有丰富的、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资源。1982年就成为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元朝时，泉州港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同时，泉州还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华侨的足迹遍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是著名的侨乡。泉州被誉为"多元文化的宝库"。泉州风景名胜奇特，文物古迹众多，列入部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省级48出，市级的多大600多处。

泉州乡土教育资源虽在初中有所提及，但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还很不够。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各个学校为提高高考升学率，把工作重心放在高考学科教学上，而未开设校本课程；其次就是还没有找到一套把乡土资源与高中历史学科教学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关于这点，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德国、美国，还有我们的邻国日本，这些国家关于乡土资源的开发与教学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可见乡土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高中历史岳麓版教材中提及的泉州乡土文化资源却只有4处，分别是必修二《经济成长历程》第5课"陶瓷之路"子目中提到泉州的繁盛，第二十一课《对外开放》闽南三角地区中提到泉州；必修三《文化发展历程》第一课"老君岩"图片和第五课"李贽及其思想"。但通过深入的挖掘，笔者又发现，几乎每一课都有可与泉州乡土资源相结合的内容。如讲到必修Ⅱ中原人口南迁时可穿插介绍八姓入闽和晋江的由来，让学生对自己的姓氏来源有初步的了解和兴趣；再如讲到康熙时可穿插介绍晋江衙口的施琅将军故居及其事迹，拉近历史与学生的距离。当然，要实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效渗透乡土资源，首先应了解乡土资源与现行教材在内容上的关联。以必修Ⅲ第一单元为例，详见下表：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与中国古代思想与科技有关的泉州乡土资源极其丰富，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还应切记，不可漫无目的的结合乡土资源，这样不但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还无法发挥出乡土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辅助作用，反而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以乡土历史知识辅助高中历史教材的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有选择性的渗透乡土历史知识，既能保证教材的主体性，又能增进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掌握，还不会占用学生更多的课外时间。这种教学方式最为简单有效，可操作性也强，是当下进行乡土教育最好的方式之一。这种教学模式一般分为以下四个过程来实施：（1）备课时应先对乡土资源进行必要的甄别、分析、有选择性的使用。这是有效应用乡土资源的前提。泉州地区的乡土资源极其丰富，除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以外，更多的是一些地方性的史料，这些史料多出自"民间"，在史观、逻辑上难免存在缺陷，因此，甄别、分析史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2）用生动的乡土知识导入新课。好的导入是成功的一半，导入要有新意，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乡土历史知识对于学生而言，既熟悉、亲切又倍感新鲜，往往可起到较好的效果。笔者在讲到必修Ⅱ《经济成长历程》中的第22课《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时，课前三分钟用一首反映闽南人创业精神的《爱拼才会赢》导入，结果学生都不约而同的跟着唱起来，看到学生的反映，我适时点播："这首歌真切的反映了我们晋江人创业过程的艰辛与乐观向上的精神情怀，唱出了我们的爱拼敢赢，作为八、九十年代的那一辈创业者，他们用泪水和汗水谱写了他们生命的篇章。（3）讲授过程，用乡土历史知识突出重点，化解难点。在讲述必修Ⅲ《文化发展历程》第五课《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时，笔者认为有关"思想"高于高二学生的认知水平，单纯的讲解既抽象又枯燥无味。因此，笔者从李贽入手，先介绍其出身和家庭情况，学生马上就兴趣大增。接着介绍李贽的个人经历和性格，"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甚至不惜拿好友的哥哥耿定向开刀，揭露他得假道学实质是为了维护私人利益，置百姓死活不顾的本质。通过这一剖析，学生对李贽离经叛道、善于思考的性格印象深刻。接着让他们去看课本中李贽的思想观点，他们就觉得李贽会提出那样的观点合情合理，在高压的封建统治下，李贽的命运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4）巩固知识，用乡土历史知识检验学生。心理学研究证明，有意义的识记可以更有效的防止遗忘。如笔者在讲到必修Ⅰ第二十课《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后，结合当地有利的历史资源，布置一项活动，让学生参观位于晋江内坑的泉州革命历史博物馆，感受泉州地区的革命志士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终身的革命事迹，从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乡土资源的教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助于学生了解家乡的经济、文化地位，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泉州的历史地位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确立，那时的泉州作为世界贸易大港，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地。改革开放以来，泉州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福建省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地级市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有助于学生对高中历史教材的理解。泉州地区所用的高中历史教材为岳麓版，教材中提及的有关泉州的历史少之又少，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历史枯燥无味，原因之一就是历史距离他们太遥远。因此，在教材中适当渗透乡土历史，有助于缩短空间上的差距，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对于高中生而言，泉州地区丰富的乡土资源，有一些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第四，在历史教学中渗透乡土资源的教学，还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乡土资源方面的知识，并能比较通史与乡土史的联系与区别，这样就有助于历史教师提高教学教研水平。

参考文献

[1]泉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历史名城泉州》，海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