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理解篇1

但也有人指出，这种融合新闻教育模式只停留在浅层次的技术或技能融合层面，与媒介融合时代传播业界的实际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①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新闻传播技能教育，着重于多媒体新闻信息产品的策划、制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它不失为媒介融合下新闻教育改革的一种可贵的探索，但能否成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值得商榷。有学者提出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在新的传媒业语境之下转型为“传媒教育”或“传媒业教育”，②确实有一定道理。那么，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素养与能力结构？新闻传播教育是否仅为新闻媒体培养专业人才？等等。本文拟从高校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以下统称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转型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抛砖引玉。

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化”还是“大众化”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壁垒已经模糊，新闻传播教育的定位如何转变，“专业化”还是“大众化”？建国以来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但我国高校新闻教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适应新闻宣传体制的需要，主要是为各类传统媒体培养专门化的新闻宣传人才，搞报纸的不懂电视，搞电视的不懂互联网，新闻人才培养模式过于专门与单一。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需要从面向传统媒体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向适应社会需求培养专业化复合型传播人才转变，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以社会与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新闻传播专业培养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要求，培养复合型的“多面手”。新闻传播学科的课程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使各个专业方向都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不过培养复合型人才并不是简单地培养技术复合型人才，而是知识结构的复合、能力的复合，包括对专业知识领域的深入了解，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③

新闻传播教育在知识体系与能力的建构上应处理好“一专”与“多能”的平衡，做到突出专长，兼顾其他，不能只重视“多能”而忽视“一专”的培养。为适应媒介变化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培养专家型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2级本科生专业教育采取“2+2”的模式，要求学生在大学4年中通过紧凑的学习安排，系统掌握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两门学科本科专业知识。④媒介融合是“合”与“分”两种发展倾向的对立统一：一方面是“合”，即各种传播媒介多功能一体化整合趋势，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媒介产品的融合、组织结构和产权等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媒介融合带来受众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传媒市场呈现出分众化或专业化的特点，即媒体的多元化、信息的广泛性和技术的交互性导致的传播小众化、专业化趋势。所以媒介融合时代还需要在某个领域、某个学科有较深造诣的专才，这样媒体才能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群提供贴近性的精细化信息服务。⑤媒体竞争的日益激烈、传媒市场的日渐细分，媒介产品的生产与质量控制、市场分析、价格策略、营销策略、广告、销售渠道和终端的建立，以及媒体内部的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等，都需要专业人士来运作。

媒介融合时代人人都可能是记者，那么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著名新闻教育家、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丁淦林曾对新闻专业技能即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综合能力作了精辟的概括：一是沟通能力，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同各种人打交道，并获得新闻信息；二是分析判断能力，能够把纷繁复杂的情况梳理清晰，分清主次，辨明是非；三是组织能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整合人力物力，开展活动；四是表达能力，能够运用文字，或语言，或图像，或其他方式，进行报道与评论。⑥这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同样适用。简而言之，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就是对于信息的搜集选择、组织整理、判断分析到最后的呈现等能力。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整合资讯，生产和管理知识的能力，不管是应用型人才、经营型人才，还是基础研究人才，这种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媒介融合时代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新闻传播教育不应也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为媒体培养人才的狭窄定位。如前所述，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人才，表面上看是新闻传播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则是适应知识社会需求的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记者、编辑面临着角色的转换，即不再是单纯地生产信息，而应具备极强的信息选择与解读能力，有极强的鉴别知识的能力和合理传播知识的能力，洞察所的信息的深刻联系和意义，从而帮助受众迅速将信息转化为知识。⑦

媒介融合导致信息传播的媒介与渠道越来越多，而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则成为稀缺资源。整合资讯，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生产出知识等，越来越重要，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对于信息的分析整合能力，不仅各种新闻媒体需要，企业或组织机构同样需要，新闻传播教育就是培养能够处理信息、生产知识等的人才，所以为媒体培养人才已经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唯一目标。

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于是出现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断扩招与传媒人才需求渐趋饱和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国内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约70%以上的毕业生走到了非媒体岗位，在企业、社会、政府部门找到职业归宿。即使是到传媒单位，也未必就是在采编岗位，而是面向媒体传播业务全流程的不同环节。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基于为单一媒体培养人才的定位与就业指向过于狭隘，过分强调专业对口，束缚了学生在就业、创业方面的想象力，在一定的程度上不利于业界相关需求的满足，从而阻碍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⑧

在媒介融合和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也就是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新闻传播教育也应相应地调整课程设置，一方面加强专业化教育，即传统的采写编评等专业技能，同时打通不同专业课程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培养面向传媒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信息处理能力等，以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化复合型传播人才。

从专业的新闻职业伦理教育向面向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变

媒介融合改变了新闻业务操作方式，对新闻传媒业的职业要求、道德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往适用于传统媒体的新闻道德已显滞后。如网络空间的隐私权问题、著作权问题及虚假信息问题等。新闻教育者有责任在教会学生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教会他们遵守网络的道德规范，使他们肩负起网络中的社会责任，学会对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评判，并帮助其树立适用于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道德观。如对于网上五花八门的信息资源，网络记者怎样对其真实性作出正确判断，并能有效、符合道德地使用这些资源；如何避开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等等。⑨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具有比公众更高的媒介素养，因为他们不仅要尽环境守望之责，更要扮演社会领航者的角色，如何坚守伦理底线，如何在有效驾驭媒介融合技术的同时又不沦为媒介的奴隶，关系到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媒介融合进一步加速了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程度，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人们通过媒介接受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普遍方式”。⑩在人人都可能是记者的时代，职业新闻传播者的地位降低了，但对新闻传播伦理的要求反而提高了，或者说对传播者的素质要求更高了。一些专业媒体从业者及媒体机构面对滔滔而至的网络舆论，放松甚至放弃对新闻伦理的坚守，新闻传播界出现低俗化、庸俗化趋势。比如网络“艾滋女”事件中，别有用心之徒利用网络诽谤中伤他人，网民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鉴别力，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泛滥，而部分报刊等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未经核实就跟风传播，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社会都造成恶劣的影响，足以说明包括专业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存在严重缺失。

媒介素养教育本身就包含了对新闻传播者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从专业的新闻职业道德、伦理教育向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新闻传播专业对培养新闻记者、编辑等的职业伦理道德一直比较重视，但这种职业道德教育主要是面向专业记者、编辑的，而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在媒介融合时代显然是不够的。

普通公众借助新媒体都有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可能，但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新闻传播方面的训练，带来了信息鱼龙混杂、真伪莫辨等一系列问题。非职业的新闻传播者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需要与职业新闻工作者一样遵守新闻伦理、法规等。媒介素养教育通常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学会判断媒介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学会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与技巧，了解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增强对信息的鉴别和过滤能力。

美国学者瑞妮·霍布斯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一是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二是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⑾

当下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走入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使新闻传播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⑿加强新闻传播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是避免新闻传播教育落入纯技术教学陷阱，克服实用主义、世俗化倾向和浮躁之风，以及提升大学生专业能力、完善和提高其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高校的大学生包括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普遍不高，比如对媒介道德的认识不足，对媒介功能认知比较模糊，对媒介信息缺少正确的解读和批判能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可以通过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类的课程，系统地讲授媒体的本质，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对传媒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制作能力等，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也为新闻传播队伍职业道德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⒀

媒介素养教育还应与新闻传播专业业务技能课程的教学结合起来，比如培养学生识别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区别，辨别网络信息真伪，提高他们在纷杂环境下的信息鉴别和筛选能力，等等，因为业务技能课程的培训和学习本身就贯穿了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媒介素养教育。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在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加强新闻传播专业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并以大学生为典型示范带动全社会媒介素养的提升，成为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当务之急。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2012年度创新项目《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传播学研究》（编号：12YS190）以及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学研究项目《民办高校新媒体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AAM12041）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⑤田龙过：《媒体融合趋势下的传媒教育改革谨防再陷误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4期

②杜骏飞：《新闻传播教育向何处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1期

③万萍：《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探究》，《新闻知识》，2011年第11期

④《文汇报》2012年9月12日第11版

⑥丁淦林：《新闻系学生要有专业技能》，《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8期

⑦张宏树：《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知识体系重构》，《求索》，2011年第6期

⑧张昆：《媒介转型对新闻教育的挑战》，《今传媒》，2010年第9期

⑨王蕾：《网络时代的新闻教育》，《新闻传播与研究》，2002年第2期

⑩陈正良：《冲突与整合：德育环境的系统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⑾郑保卫：《事业性、产业性：转型期中国传媒业双重属性解读》，《今传媒》，2006年第8期

⑿夏颖：《媒介整合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认知误区》，《南方电视学刊》，2011年第4期

新闻传播学的理解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闻传播学的理解篇3

【摘要】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新闻谈话节目在国内出现，该类型节目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弊端。本文通过对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者的特点分析、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信息流的构成以及电视受众对新闻谈话节目话语的认知与理解，解读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效应，并提出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的对策。

关键词谈话节目话语传播传播效应

“一切形式的传播都是紧紧交织于人类传播系统的结构之中，而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彼此独立存在。每当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和发展的时候，它就会长年累月地和不同程度地影响一切其它现存形式的发展”。从1993年上海电视台《东方直播室》的推出，至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的正式开播，国外“脱口秀”节目本土化传播序幕拉开。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一批较为成熟的谈话节目，如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CCTV-1）、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的时事述评栏目《今日关注》等活跃在电视荧屏上。

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是电视人采用“谈话”形式，围绕“新闻主题”阐述新闻信息和理念的一种电视传播手段，以新近发生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为关注点，通过新闻当事人、特约嘉宾、主持人等的诉说，发掘新闻当中人性和新闻性的双重魅力。将电视话语研究和电视新闻研究相结合，有助于考察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的传播机制、效应和社会意义。在电视媒体传播的大背景下，对其话语传播过程进行辩证分析，通过话语传播分析来探究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策略。

一、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中的传者特点分析

建构模式是传播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基于对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的关注，笔者也尝试提出一个传播过程的模式来阐释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过程的结构和性质（图1）。

如图1所示，当前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传者有主持人、新闻当事人或嘉宾、现场观众及场外传播元素四部分构成。前三者构成一个“谈话场”，它是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的主渠道信源。场外传播元素是由电视媒介提供的资料组成的“复合”内容，它为“谈话场”传递附加信息。

1、主持人———“谈话场”的组织者与协调人

主持人担负着四重角色，既要和新闻当事人或嘉宾、现场观众、场外传播元素进行沟通，又要与电视新闻谈话节目受众进行虚拟互动。在“谈话场”，主持人通过和其它传播者话语交流，根据节目主题，把握“谈话场”话语传播过程，及时调整谈话内容，发挥“起承转合”的话语接替机能。

2、新闻当事人或嘉宾———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主体

传播学者尹鸿在《媒介竞争与电视传播观念的嬗变》中阐述：“立体传播意味着要延伸信息的广度和深度，要为信息提供纵横的参照，要对信息提供解释和预示，要在知识性和洞见性两方面超越其他媒介的传播效果”。电视新闻谈话节目通过新闻当事人或嘉宾向电视受众传达新闻的价值，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当事人或观察者无疑发挥着传播主体的作用。其对电视的参与不仅是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注入，对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从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发挥着信息引导、预示等功能，实现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新闻价值和理念的传递。

3、现场观众———“谈话场”中的第三种参与者

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的现场观众包含一般发言观众和“辅嘉宾”式观众，他们是“谈话场”的“第三种声音”，其话语可以补充、辅证新闻当事人或嘉宾的述说，并且传达着所代表的电视受众群体的“声音”。观众的发言有时也很给力，观众在与主持人、新闻当事人或嘉宾现场话语交流和思想碰撞之时，反馈部分电视机前受众的意愿，为整个“谈话场”汇入一些“意外话语”。4、场外传播元素———“谈话场”的辅助信源

场外传播元素（由电视媒体人制作的资料宣传片、背景短片、节目导视片、动画演示、资料模型、数字图表等）可以增加“谈话场”的话语信息容量，加强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的形象性，还可以调整各个传播主体的思维，缓解“谈话疲惫”，使“话场休息”得以实现，同时丰富了电视画面，起到语言符号之外的辅助作用。

二、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信息流的传播机制分析

“谈话场”出现的话语信息流汇集了多种样式的话语信息符号，通过媒介渠道流向了受众。

1、语言符号———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的主流

节目中的语言是电视媒体最基本的符号体系之一，包含在电视新闻传播手段的各种形式中。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中的语言既包含主持人的语言、新闻当事人或嘉宾的语言、现场观众的语言，又包括来自电视媒体方（背景片、资料片、字幕、导视、图表、模型等）的文字符号和配音语言。其本身是真实的、严谨的、逻辑的，体现着“谈话场”传播主体的人情味与个性。为了保证受众对节目的理解，在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中，还要适度附加多角度、多层面、多维度主流信息之外的冗余信息，冗余信息在受众观看时看似“多余”，其实则是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语言中不可缺失的“柔顺剂”与“润滑剂”。

2、非语言符号———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信息的支流

非语言符号一般分三种：副语言—语言符号的伴生符，比如“谈话场”中新闻当事人或嘉宾声音的大小、音质的好坏、语速的快慢等；体态符号，例如节目主持人、观众、嘉宾等表现出来的手势、姿势、表情、视线、动作等；程式化、活动化、物化的符号，像“谈话场”中主持人、新闻当事人或嘉宾的发型、衣着、习惯等。非语言符号信息的融入一定程度丰富了电视画面的内容，强化了对电视受众信息接收系统的信息刺激。假使受众虚拟参与现场谈话，促使受众虚拟”融入到“谈话场，参与“其人际交流传播互动”，从而加强观众对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内容的认识和理解。非语言符号强化语言符号的传达功能，其价值不可替代，它传递着语言符号之外的意思。在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谈话场”传播中，非语言符号旨在通过多种形式增强新闻述说者自我表达信息的效应，对形成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特有的传播情境具有重要作用。

除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之外，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中短片、动画、图片、模型、图表之类的第三类象征符号的引入，能较好地凸显电视传播画面的形象性，对于阐述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主题、解释新闻事件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的效应与对策

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是一种新闻信息的交互传播，受众对节目话语的选择、解读与反馈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运用多层次、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形式对于加强与受众的沟通和强化节目的新闻主题十分必要。概括来说，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着力点：

1、加强节目话语传播的交流性、互动性

电视传媒是受众感官的延伸，“谈话场”内人际传播新闻话题精彩与否，将决定着整个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效果，因此增强“谈话场”的虚拟互动与交流显得尤为必要。要充分发掘语言符号之中的冗余信息、非语言符号和其它第三类象征符号的传播能力，要准确及时地收集、归纳、传达受众的反馈，在“谈话场”的人际交流中引入电视受众的想法、意愿等话语内容，既可以增强“谈话场”的交流感，还能扩大“谈话场”话语的信息来源渠道，促进电视新闻谈话节目的传受互动，从而不断提升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效应。

2、保持节目“谈话场”的“原生状态”

电视新闻谈话节目内容是否吸引受众及传播效应的好坏，除受制于节目话题、内容、嘉宾魅力等条件，还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谈话场”的“原生状态”是否得当。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不仅要给电视受众传播新闻事实、新闻价值、新闻理念等信息，还要展现电视新闻的人情味，给电视受众一种人文的感受与关怀。当电视新闻谈话节目剥离掉这些信息的裹挟，传达给电视受众的将是人性化的内核，会使节目提升到高水平的传播境地。

3、提升节目主持人的话语构建与传播能力

主持人要充分了解节目中新闻话题的相关背景知识，在现场有效的与嘉宾、新闻当事人进行话语沟通，恰当地驾驭“谈话场”的话语人际传播，使电视受众理解和接受“谈话场”传播的新闻信息、理念。主持人在“谈话场”面对的是一种多层次、交叉性、多信源的传播情境，他们要融入到和电视受众“面对面”的拟态传播情境中，还须强化在“谈话场”人际传播情境中的话语交流能力。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主持人还应具备对非语言符号传递新闻信息和理念运用自如的素质。

4、重视电视受众对节目话语的理解和认知

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主要由嘉宾或新闻当事人论述新闻事实。节目话题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节目有时比较“专业”、“新鲜”。客观地讲，主持人与所面对的交流对象———广大节目受众，在社会认知模式、新闻理解能力等基础层面会有一些差距或差异。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整体传播中，传受双方不对等、不均衡，受众容易产生新闻信息和理念认知上的障碍和瓶颈，受众处于传播弱势。和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传播的大背景下，改进“谈话场”话语传播形式、内容、手段、方法等，提升电视受众解读和接纳话语信息的效应尤显重要。

电视新闻谈话节目既要从中观、微观的实践层面研究话语问题，也要从宏观角度考量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的社会交流、社会文化、社会认知等因素，既要注意节目“话语”传播因素，又要关注“谈话场”的信源与电视受众社会认知、理解的传播机制。换言之，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不仅要传播新闻信息和理念，而且要考虑如何完成与受众与社会的互动，并产生意义。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要研究受众如何使用电视新闻媒介，要分析受众在电视新闻谈话节目话语理解之中，信息获得及修正等方面的机制，通过这些研究才能进一步认清电视新闻谈话节目传播的本原，实现其话语的文化和社会角色。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SQ124004）；2012年度河北科技大学校立基金（XL201289）】

参考文献

①[荷]托伊恩·A·梵·迪克，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M].华夏出版社，2003

②翁佳：《名牌电视访谈节目研究报告》[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③陈振，杨浩：《主持人节目驾驭艺术》[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④邱春安，《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话语分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⑤徐雷，《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质及元素分析》[J].《南京邮电学院学报》,2004（3）

新闻传播学的理解篇4

关键词科技传播;新闻传播;评价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4）125-0012-03

科技新闻是一种重要的新闻形式，有其鲜明特色，较其他类型新闻专业性更强、要求更高。本文拟基于现有研究基础，辨析科技新闻内涵以及科技新闻传播和科技传播的关系，并尝试从科技传播角度提出科技新闻传播的评价维度。

1科技新闻定义与分类

鉴于科技在经济社会中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特性，对科技新闻难以全面概括，定义较为困难，学界就科技新闻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一些学者尝试对科技新闻进行定义：

辜晓进认为“科技新闻是对科学技术和自然现象及其人类相互关系中新鲜事实的报道”[1]。

孙宝寅认为“科技新闻是关于科技发明和自然奥秘的最新报道”[2]。

刘建明认为“科技新闻是指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成果、新发现、新动态的报道，是科学技术领域或自然界新近发生的、具有认识价值的事实”[3]。

程道才认为“科技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科技事实、科技现象所进行的科学性、知识性的报道”[4]。

彭祝斌认为“科技新闻是科学技术领域或自然界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5]。

郭姜宁认为“科技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有特色的科技事实的报道”[6]。

上述定义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报道对象是科技，二是时效上要求新，指新近发生或是最新报道。然而，只具备这两点尚不充分。正如科技全方位渗入经济社会，科技新闻与经济、社会等其他新闻也存在诸多交叉，界限并不清晰。如果科技新闻只限于科技领域的新鲜事，则易将部分具有科技内涵的信息排除在科技新闻之外。因此，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发生的事件中，只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就应算为科技新闻，否则则是经济新闻或是社会新闻[7]。应该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科技新闻更加容易亦更为清晰。

笔者认为，明确科技新闻的分类比研究科技新闻的定义更具实际意义。但相对于后者，国内对科技新闻分类的研究更为缺乏，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亦不统一。胡钰将科技新闻分为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新闻三类[8]。赵炎龙则认为科技新闻包括政策类科技新闻、建设类科技新闻（指科技队伍、科技工作理论方面的建设）、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指对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气候等自然界发生的事件进行科学解释或观察性的报道）、批评类科技新闻（对科技系统的新闻监督）等六类[9]。赵炎龙的分类完全包含了胡钰的分类，不但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表述的内涵比科技成果类新闻、科技人物类新闻、科技政策类更宽，而且还区分出了建设类、自然事件类和批评类三类科技新闻，更为全面地反映了科技新闻的全貌。

然而，赵炎龙的分类仍存在明显的瑕疵。一是自然事件类科技新闻过于狭窄。如2003年SARS疫情发生时，在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中，涉及防治和诊疗技术研究进展的，无疑可以列入成果类科技新闻，但是更多的关于SARS发病原因、发病条件、疫情地区、防治要求等方面具有科技内涵的新闻，因不属自然事件，难以归类。其实，现实中后一类新闻越来越多。二是分类对象重叠。建设类科技新闻和批评类科技新闻的对象均为科技管理或是科技工作，而且我国批评类科技新闻数量很少，单独归类实际意义有限。

因此，笔者认为，科技新闻除了包括意义明确的政策类科技新闻、成果类科技新闻、人物类科技新闻外，还应包括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和管理类科技新闻两类。其中，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指事件具有深厚的科技背景，如嫦娥三号登月探测器和玉兔号月球车在月情况等类的新闻，或是需要通过科技阐释事件发生背景、预测发展趋势，如2004年对印度洋发生海啸的报道等，以及揭示事件背后科技现状的，如《华盛顿邮报》2014年4月在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失联事件报道中指出“全球航空业的数据通信、数据备份技术实在太落伍，今天的航空业仍在使用上世纪70年代的落后技术”[10]等。这类新闻与成果类新闻区别明显，应单成一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科技角度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管理类科技新闻指反映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推动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举措或阶段性成果的新闻，包括科技工作进展、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等，如召开重大科技会议、科技规划、科技人才选聘等情况。

2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

科技传播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国内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同时强调“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科技传播作为科技知识扩散的方式，对推动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科技传播在学界受到高度关注，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与科技新闻一样，学界对于科技传播也是未形成公认的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有：孙宝寅认为，“科技传播是科技信息运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实现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共享”[2]。翟杰全认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11]即为科技传播。

需要说明的是，在科技传播研究中，一般有“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两种表述。由于“在科学传播的语境下，科学被认为包括了纯科学、数学、统计学、工程学、技术、医学及相关领域”[12]，实际研究中，此两种表述一般不加区分。

就科技传播与科技新闻传播的关系而言，各种研究对其并不明确。从修辞上来说，不能确定“科技新闻传播”属于“科技传播”，就像“成人职业教育”属于“成人教育”，而“工商行政管理”却与“工商管理”没有关系。从学术上来说，很多学者在对科技传播研究中没有涉及科技新闻传播。

对于科技传播的构成，学者们多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类。

吴国盛认为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以及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包括学科同行间的交流与跨学科交流，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是指科学与其它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是科学传播狭义的指称，既继承传统科普的科学向公众传播，又强调公众向科学传播[13]。

翟杰全认为科技传播既包括科学的传播，也包括技术的传播，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传播是科技传播的四个基本渠道，其中技术传播指的是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交流与共享活动[14]。

凌小萍、谢慎兰把科技传播分为学术交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15]。

分析上述分类，总体而言，是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三个层次。

学（技）术交流，指在科技专业人员之间传播、交流科技信息的过程和行为。开展学（技）术交流避免了科研活动中的重复劳动，使学术研究由个体劳动成为集体劳动，有利于肯定学术成就、纠正学术错误、拓展学术交流的范围，有助于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大大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吴国盛的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翟杰全的专业交流、技术传播，凌小萍、谢慎兰的学术交流，都可归于此类。

科技教育，是指通过传授科技知识、研究方法，传承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来培养科技人才。科学教育培养了科技专业人员队伍，使得科技劳动成果的创造、传承与扩散得以延续，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科技传播方式。吴国盛的分类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科技教育，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即使他提出的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在广义方面似乎包括科技教育的一丝味道，那也颇为勉强。

科学普及，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一直被认为是科技传播最基本的含义。科学普及拉近了科技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公众理解和支持科学。正如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所说，“科学技术正是通过普及的途径和手段变为生产力的。”吴国盛将科学普及拓展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强调了公众向科学传播和科普者与公众的平等关系[13]。

上述三个层次的分类，也不是没有问题。当前，科技传播的范畴已经比以往包含了更多的因素，由于科技信息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很多日常普通的信息（如新闻、广告等）或多或少含有科技传播成分[16]。因此，不能忽略科技新闻对科技传播的作用。

一些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刘华杰认为“科学传播”在中国有“科普”和“科技新闻”两大传统，很多科技新闻报道都是“标准的科普工作”[17]。吴国盛也强调了新闻媒体对科普的重要作用[13]。徐孝枫、李云娣则按照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将科技传播分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向其他领域专业人员的传播、教育机构内部面向学生的传播、科技公共传播等四个不同阶段，并认为科技新闻是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18]。尽管如此，刘华杰、吴国盛提及科技新闻是为了强调新闻媒体的科普功能。徐孝枫、李云娣虽将科技新闻作为科技公共传播的主要形式，但所说的科技公共传播还是在科普意义上的扩展，其他三类还是没有脱出上述分类的

窠臼。

结合前文所述，科技新闻除大多有科普的作用外，其所蕴含的新闻价值也常常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一些引人瞩目的事件背景类科技新闻、管理类科技新闻有时甚至并不具有直接的科普价值，如SARS疫区的划分、科技规划等。但是这些科技新闻由于可以满足人们希望了解科技的需求，吸引人们关注科技，讲述了科技事实，符合科技传播中科技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要求。科技新闻传播具备了科技传播的基本内涵，毫无疑义属于科技传播的范畴。由于科技新闻的科普作用并不能涵盖其在科技传播中的意义，因此，将科技传播划分为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科技新闻四个层次更为合理。

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学（技）术交流、科技教育有相对固定的传播对象、明确的传播内容、清晰的效果评价标准，分别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合作研究、专利许可，以及专业教育、培训等方式进行。科学普及、科技新闻有共性也存差异。共性在于传播对象均为全体社会成员，都无明确的传播内容要求和效果评价标准，传播形式上需要依靠大众传媒，传播内容都具有“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作用。差异在于，前者目的明确，不讲求时效，重复性、长期性特征突出，更多强调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和素质的提高;后者时效性强，属一次性消费，目的是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

在四个层次的科技传播活动中，知识的专业性依次降低，受众的范围依次扩大，社会的参与度依次提高，传播的社会性依次增强。广泛性多意味着基础性。科技新闻传播作为最广泛的社会科技传播活动，对其他形式的科技传播活动起着基础作用。从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省区的实际情况来看，科技传播活动活跃的地方，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科技新闻传播发达的地方，科技传播活动的水平亦高，效果显著。因此，实现科技新闻的高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3从科技传播视角衡量科技新闻传播效果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态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在积极构建服务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建设高效的科技新闻传播体系是科技传播在新时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新闻传播的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明确方向，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科技新闻传播作为面向大众的科技传播活动，对其效果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新闻传播，还需兼顾科技传播方面。因此，科技新闻传播的高效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的形式、方式、手段不断完善和范围、内容不断深化上，体现在科技知识和新闻信息的大规模的、多向互动的、快速的扩散上，还要体现在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伦理道德的有效传播上。具体来说，科技新闻高效传播评价应涉及以下几个维度。

一是传播形式。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不但科技新闻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而且一切经济新闻的背后也似乎总能找到科学技术的影子[19]。因此，科技新闻传播不仅是科技专业媒体的任务，其他主流媒体也要全面介入;科技新闻不仅继续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也应成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新媒体传播的重要内容。科技新闻报道的形式要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更好地吸引社会的关注。随着现代传播观念的深入，科技新闻报道不再仅是科学向公众的单向灌输，还要成为公众理解科学的双向活动[20]。

二是传播速度。科技新闻能够快速响应、快速传播。从新闻线索的发现，到新闻产品的生产，再到新闻产品的扩散和接受，时间效率都要大幅度提升。科技新闻同其他社会关注的新闻一样，能够准确及时迅速公开，乃至实现实时化传播。如玉兔号月球车通过微博，拟人化实时了第二次月夜休眠前遇到故障的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各种社会新闻热点所蕴含的科技新闻点也应被迅速挖掘，满足公众的需要。

三是传播规模。科技新闻的受众不仅限于与科技活动有关的群体，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科技新闻如果总体上达不到较大的规模，即使传播的效率和效力再好，也难以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如果对重大事件不能集中资源，形成足够密度的报道，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科技新闻实现高效传播需要自身上规模、成气候。如国内媒体对神舟飞船和载人航天工程的组合式密集报道，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成为科技新闻高效传播的范例。

四是科技新闻价值。科技新闻报道不仅让公众知道科技方面的新进展、新成果，而且有责任保证所提供的科技信息客观、真实、准确。科技新闻报道的内容除了科技自身产生的新闻事件外，还需扩展到其他新闻事件背后的科技内涵。这些科技新闻内容通过媒体的深入挖掘、精心呈现，要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充分实现其新闻价值。

五是科技传播价值。科技新闻要有足够的科技“含量”，实现科技传播价值。通过新闻工作者高超的“翻译”和“解释”技巧，把新闻中的科技知识、科学思想“平民化”、通俗化，更好地传播给公众。通过科技新闻传播，引导全社会对科技成就、科技知识、科技政策、科技人物等进行关注，对提高社会公众科学素养发挥有益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拓展民生视角的科技报道，更加关注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更多融入道德和人文精神，进一步彰显人类创造科技、科技造福人类的科技伦理，并成为一切科技活动价值指向[21]，实现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辜晓进.现代科技新闻概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2]孙宝寅.科技传播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3]刘建明.科技新闻理论与写作[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26.

[4]程道才.专业新闻写作概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5]彭祝斌.科技新闻传播效益论[J].求索，2004（4）：30-32.

[6]郭姜宁.试论科技新闻的基本概念[J].甘肃科技，2008，3（5）：69-70.

[7]刘建明.论科技新闻的特征[J].新闻爱好者，1996（5）：13-15.

[8]胡钰.科技新闻传播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9]赵炎龙.谈谈科技新闻的分类[J].甘肃科技纵横，2003（3）：103-104.

[10]马航失联事件暴露航空科技漏洞：仍使用70年代技术.凤凰网，http：///travel/news/airline/detail_2014_04/04/35469233_0.shtml.

[11]翟杰全.论科技传播[N].光明日报，1998-9-4（5）.

[12]T.W.伯恩斯.D.J.奥康纳.S.M.斯托克迈耶，李曦译.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J].科普研究，2007（6）：19-33.

[13]吴国盛.科学走向传播[J].科学中国人，2004（1）：10-11.

[14]翟杰全.国内科技传播研究：三大方向与三大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8（8）：68-71.

[15]凌小萍，谢慎兰.科技传播的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J].理论月刊，2008（1）：85-89.

[16]郑保章，杨理光.我国科技传播生态现状及管理[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5）：142-146.

[17]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02（10）：15-20.

[18]徐孝枫，李云娣.以受众为核心提高科技公共传播效力[J].活力，2010（1）：152.

[19]叶晓滨.纽约时报的科技报道评析[J].新闻知识，2009（1）：49.

新闻传播学的理解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新闻传播规律

2011年6月10日，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和新闻记者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经验与历程：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媒体的50多名学者及业内人士会聚一堂，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新闻思想的发展历程，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经验，探讨当下新闻传播改革的焦点问题。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黄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记协主席范以锦教授，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张扣林在致辞中指出，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经历发展变迁逐渐趋向成熟是基本共识，新时期新闻传播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探索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领导新闻传播创新与变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

正本清源：

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的梳理与反思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不断总结和丰富自己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汇聚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认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历经90年的风风雨雨，大致走过了三个重要阶段——在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风浪中逐渐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苦奋斗中曲折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升华。下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去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为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科学体系打好基础，实现我国新闻事业的更大繁荣与更快发展。

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规律不断有新的探索和认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和认知大致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新闻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二是就新闻传播过程中使用的事实进行探索；三是就新闻与传播对象的关系进行探索；四是从新闻作品制作的层面探索新闻传播规律。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和认知则主要涉及新闻与经济基础、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新闻报道与题材内容的关系，舆论的运行及其作用，新闻的时效性，新闻传播规律与领导的关系，改进新闻文风等方面。当下在领导和管理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党尤其要重视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和认知。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整体上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科学理论和开放的思想体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广安、崔维维对梁启超关于报刊的性质和功能与我党的“喉舌论”，梁启超的党报理论与我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梁启超对记者提出的“五本”、“八德”?要求与党的新闻工作者作风修养进行了比较，认为党的新闻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新闻观点，充分呈现了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管理和经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认为，对党报如何进行管理，甚至还在报刊的创立期间，中共的缔造者们已经为此提出重要原则，即报刊不仅是党的宣传工具，也是党的组织工具，接受党组织的领导。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董小玉、刘成文从《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外宣媒体的地位与意义出发，分析了其1942年整风期间改版所蕴含的深意。《新华日报》改版在党的外宣媒体工作中实现了与《解放日报》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在国统区的产物。经过改版，宣告了外宣媒体的党性回归与坚守，确立了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党性原则。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前，欧美国家人士掀起了两次访问“红色中国”的高潮。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芮必峰、李家嘉总结了两次高潮的历史过程，指出正是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失实报道激起了西方人士的探访欲望，而中共向西方人士敞开“红色中国”的大门、积极宣扬民主自由的理念、努力亲近西方国家的姿态，给西方来访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新闻观念的历史变迁说明，时代是成就新闻观念的重要背景，它可能造就新闻观念的具体形态，也可能塑造各个国家独特的新闻文化。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樊昌志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报道“不闻”观念的三种典型表述:一是“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毛泽东）；二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压则压，有些还要注意内外有别”（胡耀邦）；三是“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江泽民）。新闻报道“不闻”观念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实践中，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实践规则。“文风”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文章的问题，而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党风问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王梅芳、涂明华以历史的衍变为脉络，通过分析考察党内历次有关“文风”问题讨论的话语，分析其出现在不同时代下内涵的变迁。历史的经验证明，以运动的形式解决文风问题，只能在短时期内奏效。“文风”问题的内涵既有变，又有不变。不同历史阶段，整顿文风，实质要面临的问题均有不同，但尊重传播规律，尊重读者，尊重写作技巧，这是不变的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历程和经验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供了比较新颖的视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黄卫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开创的“霸权”理论框架下，全面考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试图全面厘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文化思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戴元光在发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产生吸收了梁启超等中国资产阶级报人的办报主张、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念，继承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但在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不少坎坷，主要表现为曾经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从现实语境出发，从价值观的培育入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这是构建新思想维度的当代选择。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许正林批评了一些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过分实用化、功利化的现象，提醒人们不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为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是新鲜灵动的思想之源，而非空洞的教条和说教。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对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进行了再考察，针对新闻从业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围绕何谓“新型记者”、如何造就、呈现何种特征等问题，从身份意识、业务操作以及开门办报三个方面考察，尽力展现《解放日报》及其办报者在改版中是如何改变观念，积极参与实践，终至明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转身为“新型记者”，从而共同创造并完成了党报的“延安范式”建构。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可以领会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的经过，而且对于理解当今的中共党报及其整个从业群体的精神气质，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聚焦当代：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三贴近”，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实行政府、党务信息公开，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重视互联网建设和网络舆论，关注世界新闻传播格局等诸多重要新闻观念正在逐步落实和加强。与会学者针对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新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新闻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不断深入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王雪竹认为，胡锦涛的新闻思想以坚持党性为原则、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重点、以统筹兼顾为方法、以队伍建设为关键，是科学发展观在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体现、延伸和展开，不仅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思想内容，并且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论品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对中国共产党“党管报纸”制度构建与演革历程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这一制度的确立受到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形成较全面的规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调了党政分离，突出了以干部配置为重点的报纸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思路逐渐清晰。总的来看，党管报纸的基本制度将坚持下去，但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挑战下，党管报纸的空间将不断缩减，党管报纸的途径及手段也将实行必要的、大力度的改革。比如，党委主要着眼于对报刊的方针政策及意识形态的监管，对报社领导干部的配置，同时通过政府主管机构对包括党报在内的一切报纸实行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行政管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党委新闻工作需要加以完善的问题。首先，要稳步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工作，真正实现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其次，要加强指导、统筹协调、形成党政新闻的合力。党委新闻工作进一步推进要注意三点：一是要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党委新闻发言人信息权限问题。二是统筹协调机制如何设置的问题。三是要切实解决好“重复、多头、交叉、信息不一、口径不一”的缺憾。他认为，党委新闻人要比政府新闻发言人更具备专业化，甚至是“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更要有新闻性、故事性，更要有说服传播的能力与技巧。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土壤，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重点。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亚平、刘静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的全面考察，认为从强调“舆论宣传”，到强调“舆论导向”，再到强调“舆论引导”，基本上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当下更多地强调舆论引导，凸显党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主体性的认识与尊重。针对国际舆论格局呈现的“西强我弱”态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认为，对外舆论宣传的要务是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历史和国情的逻辑中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传播内容上，宏观方面可以多务虚，将着力点放在传播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上，多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具体开展国际传播时要微观、具体，加强对各个国家研究。在国际传播路径上应有主导性、前瞻性的思路，加强党委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努力打破西方媒体的“冷战思维”。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李本乾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为个案，探讨了党报对外传播模式的创新，认为其有三个主要特点：通过建立国际学术平台，探讨全球话题，建立了党报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渠道；发挥名人效应影响国际传媒议程，间接提升了党报国际议程能力；有效利用西方话语体系表达我国诉求。

党报，是我国传媒业的政治核心和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但由于“耳目喉舌”的功能定位，使得党报在改革中受到的制约也是最多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党报？他认为，一份“好”的党报应包含如下特征：首先是办给尽可能多数的人看，这是党报作为执政党代言人的政治基础；其次要好看，有亲和力，这是吸引读者向党报靠拢的第一步；再次兼顾政策解读和民生关怀；另外，权威性也是党报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嘉兴日报总编辑蔡伟达介绍了《嘉兴日报》以“努力办好红船旁的党报”为宗旨的改革，该报以视觉创新为突破点、以内容创新为攻坚点，为党报创新由点及面的推开，尝试了一条具有实践操作示范意义的路径，其创新改革的经验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冯帆、马艺认为，网络的发展带给党报巨大冲击，现时应着重借助网络互动性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发挥党报群众性办报传统，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自身的突破。

新闻传播学的理解篇6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大数据和互联网背景的冲击下，当今时代出现极大的变革。现如今，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日益提高，传统媒体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媒体已成功代替传统媒体。新媒体时代不仅带给人们全新的体验，同时还要求新闻传播人才拥有全方位的技能。

二、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新媒体时代要求我们要更加重视新闻传播工作。当前媒体市场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信息交流分享越来越便捷，同时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新闻传播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高校学生选择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数越来越多，其在新闻制作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这进一步突显了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工作的重要性。目前，我国一些高校纷纷开设了新媒体专业，从招生到就业，新媒体专业表现异常火爆，是排名前十的热门专业。新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提出严峻的考验，大力鼓励发展创新。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需要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从而推动国内新闻走向市场化、国际化。

三、运用SWOT分析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未来发展的作用

本文通过运用SWOT分析新媒体时代带给新闻传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提出更适合当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法，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能力，发展全方位的综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一）优势

1.多元化的传播渠道。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的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从传统媒体的单一渠道到现在新媒体时代的多渠道传播方式，面向的受众群体也越来越多。现如今，人们能够从多个方面了解新闻、选择新闻，展现了新闻传播的多样性。不同的新闻，其受众群体也会不同，比如90后、00后一般喜欢娱乐新闻，70后喜欢政治方面的新闻，可以在不同的电子软件、热搜榜等软件、途径看见同一个新闻，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的传播渠道多元化的特点。比如，一旦有重大的新闻报道，同一时间段内人们会在各大网站、媒体，比如腾讯新闻、百度热搜、微信等，看到同样的报道。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还使人们对新闻有了不同层次的追求，使整体的宣传曝光面更大。2.新闻的时效性。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新闻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随时随地就能看见相应的新闻报道，也突破了具体形式的限制。以前传统媒体运用报刊、户外、广播、电视传播渠道，大多数新闻事件都是在第二天早上被人们看到。而如今，新媒体新闻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新新闻会在事件发生的30分钟内上传到各个网络渠道。3.受众的互动性。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当前的新闻相比传统媒体形式有相同也有不同，新闻更具有趣味性。传统媒体新闻传播只能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传播渠道，人们也只能单向地接收新闻，新闻的选择性弱，并且不全面。新媒体时代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新闻受众可以与新闻深入互动，不仅可以和新闻者互动，还可以和受众围绕这一个新闻一起讨论。在互动性上，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让目标客户和受众更具有参与感，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共同讨论的模式，对进一步推动新闻事件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们对新闻的兴趣也会大大增加。

（二）劣势

1.调查不实。为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博得头条，提高知名度，一些媒体没有调查出事实真相就擅自新闻。这类事件多发生于娱乐新闻。以微博为例，因为微博不设置门槛，正面、负面甚至不实的信息都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微博上，被网民无限放大，消息的真假不能得到保障，会对当事人造成很大困扰。2.匿名性和把关力度不够。随着网络的发展和信息的快速传播，网上新闻可以匿名，有的可以根据别人的新闻或帖子随意复制粘贴，盗用别人的内容，有关部门对网络信息传播方面的把控不严谨，导致出现虚假新闻，失去了新闻的真实性。

（三）机遇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给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平台，同时也推动商业发展。一方面，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原本只是从事单一文字报道的记者，现在也可担任电视台和网站的摄像记者，以及作家和网络编辑等，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也给商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商业竞争不仅体现在同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还有影响力和企业信誉。比如，每逢佳节一些具有宣传性的带动画、特效的广告视频、宣传海报等，形成一种多种方式综合的竞争手段。

（四）挑战

根据调查显示，青年是使用新媒体的主力军，同时他们对新媒体的信赖度也是最高的，大多数青年将新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青年大多从小生活在新媒体时代，处于信息杂乱的环境中，网络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相关部门对信息的缺乏一定的监管。信息虽多却真假难分，这些信息一方面给青年带来更加广阔的人生视野，增强自主意识；另一方面，青少年缺乏一定的信息辨别能力，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不足，如果受到大量消极、悲观、黑暗信息的影响，极容易发生思想观念的扭曲，无法区分对错，这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四、如何培养新闻传播人才

通过上述新媒体时代带给新闻传播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分析，当前需要培养具备编辑技能和复合管理能力的全能型记者。高校培养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首先应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素质，素质的提升对学校往后的教育也有推动作用。

（一）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素质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根据时展的要求，培养具备全方面综合能力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高校培养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首先应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素质，素质的提升对学校往后的教育也有推动作用，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素质有如下几方面：1.客观性。客观性是新闻传播的基本属性之一，同时也是新闻传播者的基本素质之一。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信息呈爆炸状态，鱼龙混杂。记者应还原新闻的真实面貌，不能因个人因素而破坏新闻的真实性。2.扎实的职业技能。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职业技能包括信息搜集、分析和传递的基本能力，应准确把握新闻，保证报道的新闻真实、可靠。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信息传播方式多样、传播速度加快，人人都能够传播新闻。另外，新闻传播者还应与被采访者建立良好的联系，以更好地搜集信息。3.良好的互联网技术。随着网络的快递发展，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不仅要通过第一线采访的方式获取信息，［1］还要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搜集有效的新闻资料，在互联网中寻找新闻线索和见证人，这样的信息更加全面，也确保了新闻的时效性。4.思想政治素质。新闻传播者应本着维护正义、公平的法治的精神，树立优良的品质作风，传播正能量。同时，新闻传播者还要有坚定的信念，遇到恐吓、威胁不退缩，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报道真实新闻，［2］让更多的人了解新闻发生的始末。5.职业道德素质。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时刻关注社会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持续跟踪新闻事件的发展动态，尽可能为大众带来最新鲜的第一手资料，在提高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度的同时，提高新闻的公信力。同时，新闻记者应具有卓越的沟通能力、大量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一线新闻传播者只有做到以人为本，提升亲和力，才能获得所需要的素材，真正地传达民意。

（二）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方法

现如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新闻传播专业是当下热门专业，也是各大高校重点培养院系，报选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非常多，在高涨的人气的对比下，教学水平略显逊色。学校应按照实际情况，对应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制作一套合适的教学方法，培养出更适合当代社会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教学方法有如下几方面：1.强化以新媒体为核心的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可以从学校加强开展校内校外的实践活动两个方面分析。加强校内实践教学，可以从与校外知名企业的合作入手。学校应该加强与知名企业的合作，校企合作与以往有相似之处，区别在于利用名企的编辑助理职位，在假期内选拔一些优秀的学生参加实训学习，将书本上的知识融入实践。学生实训结束后，学校可以成立兴趣实训班，由参加过实训的学生作为老师，每个人对每一个知识点的讲解、理解都是不同的，学生有自己的学习知识的技巧和方法，将自己的技巧和方法教给其他同学，学生讲的未必没有老师好。这种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能力，而且可以更快地接受新事物。2.加强新闻传播教学体系的辅助手段建设。高校要建设优秀的教学团队，首先从师资编制出发。现如今的教学还停留于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学校应吸纳创新型的老师。学校应组织老师去企业参加实训，对教学人员做好相应的培训工作，老师只有切身参加实训，才能更好地因材施教。其次，加强院系之间的合作，通过组织院系之间老师的互动学习活动，取长补短，提升师资力量。最后，学校还可以聘请专业领域退休人员作为学科教师，将自身扎实的专业技术和实战经验传授给学生，更好地促进学生对新媒体新闻传播的学习，提高自身能力。3.采用互动式教学。现在主动开口问老师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多数学生秉持“别人不问，我也不问”的理念，学生与老师缺乏沟通。高校可以利用网络渠道，［3］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线上线下进行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以留言或线上询问等方式寻求解答，［4］使学生的日常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随着网络的发展，通过灵活运用微信、网站等，可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联系。高校老师不只是单纯地在课堂上讲解，还可以利用网络直播讲解课程，并实时共享最新的教学内容。打破传统的教条化的教育，高校老师可以更好地因材施教，而不是每天流程化地学习，激发学生对课堂学习的积极性，［5］促进综合能力提高。4.培养学生对新媒体的感知能力。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高校不仅要与时俱进地培养学生全方位的技巧和能力，还要培养学生对新媒体的感知能力。当代社会下，人们对新闻新鲜事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应培养学生对外界事物的敏感度，这就需要教师提升学生对新媒体的感知能力，通过模拟军人应变能力方式，不定时地对学生开展强化训练，使其积极吸收知识并运用在实践中，更快地了解事物发生的过程，使学生自身的知识储备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从而更好地报道新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