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方向篇1

关键词：主体间性数字传承人文化遗产事项

当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数字化是这些浪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照搬和简单重现，而是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解读和表述。区别于传统方法，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全新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构和再现，而载体的转移必然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使文化遗产内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中，一类新的传承主体呼之欲出——他们掌握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共享和传播。在这个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的过程中，文化遗产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共享和传播，即使是原本唯一、不可共享和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变成了无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的介入使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观念和传承都发生了若干变化，用波斯曼的话说就是，“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传承人是文化遗产传播和生存中的又一类新型主体。他是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技术和表述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实施者、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中各个环节的一个交会点，与各个因素密切作用。具体来说，纪录片创作者、数码摄影者、网站策划制作人、影视动画编导、拿起DV的村民和学生……无论其具体目的、做法，只要是在这类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客观上进行了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的主体，均可纳入本文所论的数字传承人的概念范围。

主体间性的提出

20世纪美学发展中有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从客体性（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主体间性”是英语“intersubjectivity”的直译。学者多认为，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超越，突出地表现在认识和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模式上。主体性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简化为“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单向模式。主体间性理论则提出了“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主体”的认识模式。把主体性置于主体间平等、融合、一致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单向思维模式的局限，使人类的认识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主体间性的提出让美学家脱离了从反映论到主体论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局限，关注到存在的更本质的方面——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生存的自由本质的问题，也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②。主体间性理论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所以主体间性不是反主体性，而是注重和强调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既然如此，与主体自我相对的他者就被赋予了与主体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地位。

美学是艺术的抽象，传播是行为的抽象。主体间性的提出也让我们在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研究中看到了这种更深层次的解决：主体间性的引入，使原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它们同样不再是字面上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而是传播活动中两个共生、平等和交流的主体，在传播中对话与互动，主体间性是对二者关系在新的基础上的修正，是对主体性的一种现代修正③。主体间性的引入也使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意义。

数字传承人既可以是遗产地民众的成员掌握了数字技术而成，也可能来自外族（事实上目前大部分专业的数字传承人是来自外族的），比如媒体从业人员、比如具有一定资金背景和相应立场的课题组、比如商业公司策划创作人员。一般而言，目前出现的数字传承人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二是电视台等媒体的工作者，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连续的过程都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中；三是商业公司中的策划和创作人员；四是遗产地民众，包括掌握了一定数字化技术和技巧的村民和学生。这些人原本可能对某一文化遗产有一些初步的兴趣或认识的需要，也可能是全无认识，相同的是他们在与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才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该文化遗产的图式，并不断丰富、完善之，进而产生“不吐不快”的表述的冲动，开始了数字传承活动。

数字传承人往往以其见多识广和对遗产的研究理解之深透，而得到遗产地民众甚至各级地方政府的“拥戴”和仰视，他们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很多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都深有体会。所谓“你比普洱人更了解普洱”、“你比会泽人还会泽人”，说的就是这些数字传承人在遗产地得到当地人的肯定与褒奖，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遗产事项本身在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发生了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会得到文化遗产持有者的赞同。

数字传承人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在深刻理解遗产含义和当地人愿望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发掘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长点。一项文化遗产在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它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如果还存在密切联系，它就具有强烈生命力，如果已经有了更好或是更经济的替代，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不是它就就此作别了呢，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作用时还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物质界是死不能复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和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又复活。”④这“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需要”就极有可能是文化遗产的另一次生命的绽放。当前文化遗产的“旅游化生存”，其形成与数字传承人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纪录片、DC影像的创作者以自己善于发现的数字眼睛看到了美妙绝伦的文化遗产，把他们介绍给了更多的眼睛，把当地人眼中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和场景拿去满足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提升当地GDP的功能。

祁庆富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⑤。数字传承人要完成一部杰出的文化遗产作品，不仅要深谙自己看家的数字媒体技术和技巧，更要全面掌握所要表现的文化遗产内容、遗产地民众的心理和认知，不仅要关注遗产事项，还要像当地人一样去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从《三里塚》系列的纪录电影开始确立的两个创作原则（第一，长期驻扎拍摄的方式，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第二，“支持者”理论，摄影机要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可以说是这种关注的杰出典范——13年的乡村生活，“在山形县上山市的岁月里，小川生活得像个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和老乡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讨论乡村事务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会认真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摄制组的成员插秧时，蜻蜓居然能停在他们身上久久不去，这是很有经验的农民身上才出现的现象。”⑥优秀的数字传承人应该是充分掌握遗产技术技巧和技能的人。特别在大众传播媒体逐步数字化的时代，媒体和优秀的数字传承人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影响力更是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

文化遗产也不是铁板一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它一方面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艺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产保护法》）⑦，是具有相对稳定内涵和外延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产生于特定历史的特定民众生活之中，因此，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打上了特定时代和历史阶段的文化烙印。正如克莱德·伍兹所言，“在所有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变迁是一个常数。”⑧而变迁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除了遗产自身的特质以外，民众生活方式、看待问题（包括遗产）的视角的转变，甚至数字技术的推广，如网络的普及，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在当时代的变化。

于是，主体间性的提出，成为文化遗产与数字传承人在当代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文化遗产事项的主体性

在主体间性研究的视域中，对象（特别是作为自然物的对象）的主体性至今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文化遗产与纯粹的自然物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具有人和自然物之间的过渡性，带有两方面的特征，因而探讨其主体性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

文化遗产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存在，是人类生活的场所、工具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但它又不是纯粹被动的、客体性的存在，借用崔保国教授对媒介的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一条鱼”，是有着自身生命规律的一个活的系统⑨，也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生存与发展，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要求和特定的生态发展规律，与其发展环境——包括人类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的特征，如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略特所比喻的，文化像是一棵树，“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精心地加以照料，等待它届时长大成树；当它长成之时，如果你发现，一棵橡子长成了橡树而不是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⑩文化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架机器，不是设计制造的结果。文化遗产亦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它具有内在的基因谱系和生命能力，又与外在的条件相关联和对话。

作为“人”的数字传承人在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中无疑有着其主体性的一面，诸如自觉、自主、能动、创造等特性，在此不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在与媒介的关系中既受到自身资质、组织、环境、公众等条件的制约，又受到与媒介有关的诸如对媒介的印象、媒介符号的特性、媒介技术的掌握程度、媒介内容的制约、媒介的公众形象等条件的限制，在这种关系中他并不是手持枪弹的士兵或指挥者，而是既引导又遵从，既主动又不唯我的一个角色。

而数字平台的出现，把文化遗产的这种主体性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让对话和交流得以流畅地实现。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事项正是这种关系中的两个互主体。

这样，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事项本身的主体性。就像小川绅介说的那样：“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你拍摄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要“感觉到劳动者心灵的呼吸”。有人总结说，“三里塚8年，牧野13年，长期的住宿拍摄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今后很难再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这其实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的高度。

主体间性的实践化

文化遗产的传承（包括数字传承）中发生着一个主体间性实践化的过程。一方面，数字传承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对传播中的众多遗产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本身又以自己的特点和生命特征而约束和限制着数字传承人的行为，影响着其传播效果。

学者彭兆荣说，“遗产其实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和目的性宣传的产物”，这中间就包含了包括数字传承人在内的主体对遗产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把关。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各级主体层层把关的最直观的结果。某一项遗产上不上名录、上何种级别的名录，以何种方式何种面目登上名录，都经历了毫不亚于新闻素材选择的若干“把关人”和“把关”的环节。数字传承人主要涉及文化遗产数字表述中选择和呈现的环节。

我们面前的文化遗产多如过江之鲫，特别是非遗的活态化特性使其存在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能够进入高级别的名录就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一系列“GDP化”后续行为，所以在进行上文所述之“划分”、“描述”、“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主体的“选择”、“主观”、“经验”和“目的”就成为把关的标准，而数字传承人则在此标准下力争使自己手下的数字化作品成为实现这种“选择”和“目的”的有力推手。于是，来自大众媒体的数字传承人要“好看”（这与收视率和票房密切相关），来自研究课题组的数字传承人要“完备”（这是研究的需要），而村民和学生则更多的是凭直觉（“我喜欢”与“你喜欢”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在数字化的不同阶段，比如拍摄和编辑等不同阶段，这个标准还会发生一些具体的变化。数字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以自身的教育背景、能力特长、兴趣爱好，带着先见（或者说偏见），对遗产事项进行着选取和呈现，使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视听语言、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个人对遗产事项的理解和阐释，担任了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把关人角色。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化遗产事项亦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与样态，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去生存和发展，是有着其自身相对独立与特殊的生态发展规律的，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而且不同的文化遗产事项有着不同的特征，特别是活动和视觉的特征。这使得文化遗产事项本身又在各类数字化设备、手段、方式，甚至数字传承人的选择上，充当了另一个主体。

正如著名女导演彭小莲所说，“很多时候，为了准确表达影像，我会从设备开始考虑”，数字摄影、摄像、计算机图形图像、网络……各类数字设备、手段和方式在其技术、符号、市场诸方面均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各类别的文化遗产表现和再现能力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甚至在一定要求下，在数字化已成为趋势和潮流的今天，一些非数字化的手段，如胶片摄影，还保留着自己的空间，对此，数字传承人的主体性等因素固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文化遗产事项本身主体性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定题材与特定数字传承人之间的明显联系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哈尼族题材与孟家宗、比如马帮片和郝跃骏。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创作电视剧《哈尼姑娘》以后，孟家宗先后策划、创作了电影《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红河》和22集专题片《雕刻大山的民族》，40集电视剧《天下一碗》（合作）等一批以少数民族特别是哈尼族题材为主的作品。孟家宗生长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初中就开始从事创作活动，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深深的眷恋，他说，“我对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地，从年轻时开始，我就把红河作为我的生活基地，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特别是哈尼族和彝族学习并进行研究。我的作品中要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神，而不是形。”

结语

数字传承人与文化遗产事项之间，并不完全如我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保护与被保护、传承与被传承的主客关系，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过程中，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又相互把关，在交流、对话与把关中践行了主体间性的内涵。

在主体间性的语境中，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互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本身的主体性。提升遗产事项和民众作为主体的话语权，是民族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在文化遗产事业中普及数字技术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②③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第262页。

④方李莉：《景德镇民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⑥程晓筠、支菲娜：《在场者的诗意记录追忆日本导演小川绅介》，http：//ent.sina.com.cn/m/f/2008-04-03/12131973316.shtml，2010-08-14.

⑦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2008（1）。

⑧克莱德·伍兹［美］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⑨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327，2008-04-28.

⑩T·S·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基督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彭小莲：《理想主义的困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第157页，第189页。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遗传学方向篇2

犹记前不久，身处病榻上的先生，还拉着我的手，殷切地询问：“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说：“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将工作做好。”先生竖起大拇指，说：“好！”然而，这却成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先生的一生，治学严谨，兢兢业业，却屡遭阻碍，但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守工作第一线，只为了医学遗传学事业。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生命。

医学遗传学之梦

1963年，张孝骞主任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遗传学教研组，鉴于先生对医学遗传学领域研究较深，便委任先生负责该组发展。然而，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滞后，这一学科备受排挤，工作开展艰难。“”初期，该组被迫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甘肃。

1979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基础医学研究所（下称“基础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医学遗传学教研室（下称“遗传室”），先生被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调到基础所，担任主任。临床、科研、教学相结合的遗传室设计构想，就是由他首先提出的。这一遗传室很特殊，既归属基础医学又承担临床工作。1980年，遗传室在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开设了遗传咨询门诊。

1987年，原卫生部在全国进行出生缺陷调查，发现出生缺陷率较高，亟需建立一支队伍，解决遗传病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建立了全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同时建立了三个国家遗传医学中心，其中北方中心设立在北京协和医院，由基础所和北京协和医院共同组成。

当时，中国遗传学会设有人类和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但主研基础学科方向。先生希望在中华医学会中设立一个专门的医学遗传学分会，由中华医学会和中国遗传学会双重领导。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同在1987年，中国遗传学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三大”时，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分会举行成立大会。但由于会务疏忽，会标上未印有“中国遗传学会”字样，结果令中国遗传学会会长谈家桢先生误认为先生要“另立山头”。在1990年郑州召开的中国遗传学会“四大”上，人类和医学遗传专业委员会被取消，先生也被“革出教门”。这件事对先生打击甚大。

后来，由于原卫生部有关部门领导换届，新领导认为遗传病复杂且少见，对医学遗传学不再重视，导致该学科的发展受阻。遗传医学中心也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先生设法将遗传医学中心转移到医院。在先生看来，希望医学遗传学科设在医院，以此解决患者的遗传病诊疗问题。不然，由于人们对遗传病学的不了解，导致一家生有多名患有遗传病的孩子，患儿本人及家庭都痛苦。2004年，遗传医学中心更名为麦库西克-张孝骞遗传医学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保存下来。

直至4年前，医学遗传学发展仍然受阻碍。85岁高龄的先生谏书给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催问源起2004年的建立临床遗传学动议，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医学遗传学的投入力度。但最终由于经办人员担心重蹈疼痛医学专科设置的覆辙，在上报专家组讨论形成的《医疗机构设置独立临床遗传科试行方案》时，将“试行方案”改成《医疗机构设置独立临床遗传科会议纪要》。从此，这一动议杳无音讯。

前不久，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临床遗传学实验室，我们用轮椅推着先生去看。他很高兴，希望我们坚持下去。我对他承诺：“先生，您放心，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完成您的心愿。”

未了师生情

有人曾问我：“一生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先生。

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既文质彬彬，又一表人才。我是先生的第一名医学遗传学研究生，是先生将我指引到这一行业中的。

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时称中国医科大学），受“”影响，被分配到基层工作，没有受过正规医院的临床训练。“”后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希望能考回母校。但由于没有在正规医院的工作经历，不能报考临床专业，我便报考基础学院。当年，我们这些毕业于原北京协和医学院、又考过研究生分数线的学生，组成了研究生班。

先生读大学时，化学成绩非常优秀。或许他也是看中我生化成绩较好的这一特点，在我完成理论课程后分派导师时，先生选中了我。当我得知被先生挑上时，还在想，谁是罗会元？

先生为人很低调。我与先生在日常交流中谈论的多是专业，生活方面的接触不多。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都是我后来在公开资料中得知的。先生的一生都在经历挫折，谨慎地过日子。也许因为他的抗打击能力很强，总是将事情憋在肚子里不吭气，坚持埋头干活。

我所研究的方向是地中海贫血。但我们没有涉足过基因分析这一领域，也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怎么办？先生就让我先尝试研究异常血红蛋白，我开始向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的医生请教，进行异常血红蛋白的调查，后来进行化学结构分析，有所发现，完成了硕士论文。

后来，先生认为异常血红蛋白做完后应该进行分子实验，便准备送我出国，进一步研究地中海贫血。但当时有人反对送我出国深造，认为我不可靠，出国后就不再回来了。于是先生找到了我，很直接地对我说：“黄尚志，有人反对你出国，认为你出去就不回来了。”

终究，先生还是送我出国了，因为他信任我。我在国外时，他总在电话里跟我说：“黄尚志啊，你赶快回来，家里还有好几名研究生等你指导呢。”

先生的处事方式有时过耿。我总是劝他：“先生，您如果觉得有些人不对，船的方向不对，我们不要站在岸上说，您上船去，做个水手，点一篙子，船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但他却始终未回应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是非一定要分明，没有中间地带。

也许很少有人了解，先生是与钱学森同时期回国的专家，然而路不同，周遭天壤。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一直是我们后辈的奋斗目标。无论前路有多少荆棘磨难，我们都会沿着他的足迹，坚持下去。

遗传学方向篇3

关键词：遗传学；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S-01文献标识码：ADOI：10.19754/j.nyyjs.20220815066

收稿日期：2022-06-25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9XYB378，2019XYB372）；吉林大学本科创新示范课程项目（项目编号：2019XSF055）

作者简介：胡军，男，博士。研究方向：遗传学和玉米遗传育种方面的教学和科研；通信作者都兴林，男，博士，教授，院长。研究方向：水稻遗传育种方面的教学和科研。

引言

遗传学是研究生命的遗传与变异的科学，生物体性状的传递和变异，基因的组织与表达，群体基因的结构与分子进化等无数让人感兴趣的科学问题的聚合，构成了一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学科——遗传学[1]。同时，遗传学还是一门与生产实际紧密联系的基础科学，遗传学理论可以指导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育种工作，加速育种进程，提高育种工作的成效。遗传学与医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展人类遗传性疾病的调查研究，探索癌细胞的遗传机理，可为保健工作提出有效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措施，因此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生产实践，遗传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

近20a来，步入“功能基因组时代”的遗传学展现了巨大的新的生命力，利用结构基因组所提供的信息和产物，系统全面地分析基因的生物学功能，使人们对于遗传与变异的认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遗传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与其它学科的结合与渗透，呈现交叉与前沿化的趋势，而学科固有的知识体系框架亟待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教学的组织形式与评价等方面亟待创新[3]。近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逐步推进，大部分高等院校都采用大类招生的模式，对于植物生产大类农学、植物保护、园艺等专业而言，生源质量和就业前景有下滑的趋势。为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在遗传学的教学过程中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培养具有卓越创新能力和优良专业素质的高质量人才，是适应遗传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4]。

1遗传学課程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

遗传学是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面向植物生产大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内容涉及面广，包括经典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群体和数量遗传学等若干板块。概念抽象，知识体系繁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经典遗传学的3大基本遗传规律是以遗传传递概率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具有严谨的逻辑推理过程，孟德尔首先提出了遗传因子的概念，遗传因子可以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彼此之间互不融合与干扰，颗粒遗传相对当时达尔文泛生论所支持的融合遗传而言，是创造性的思维[5]。另外，孟德尔所获得的特定遗传分类比例都需要观测较大的样本数量，而样本量较小时，遗传比例易受随机因素的影响产生较大地波动，进一步引导学生在进行生物试验研究时，应具备科学的数理统计方法。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全基因组的高通量测序所获得的海量基因信息，没有适当的数理统计方法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将会寸步难行。

DNA分子结构模型理论提出以后，促使遗传学学科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遗传学研究也从揭示个体性状遗传和变异的奥秘，进一步深入分子水平研究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基因的作用与性状的表达之间的分子机理。进入分子时代以后，DNA重组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PCR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等为代表的众多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突破，使得分子遗传学成为遗传学科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强劲增长点[6]。群体遗传学侧重孟德尔群体中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等遗传参数的变化规律研究，与农业生产实践关系密切。如，玉米是一种产量很高的粮食作物，也可为饲料加工和新能源生产提供原料，玉米种质资源种类丰富，科研人员对全球范围内75份野生、地方特有及遗传改良的玉米品系进行分子水平遗传多样性研究，揭示各个品系之间存在广泛地染色体结构变异，还发现数百个具有强烈人工驯化和选择信号的基因，这对于玉米新品种培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

2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改革探索2.1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与习常性思维相对应的，按现有的程序、现有的模式、现有的经验进行思维不能称之为创新思维。思维活动是由思维结构所决定的，在长期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所形成的观点和经验构成了思维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逐步累积于大脑之中的，这种思维结构有其稳固性和延续性，往往导致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势[8]。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启发学生思维活动的批判性，对传统的思维模式或传统的理论体系不断地进行反思与批判，反思前人设定的界限，突破旧有的或现有的知识框架，才能有所创新，创新思维的养成是一个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不断开拓前进的学习过程，即教导学生学会用怀疑的、批判的视角去审视前人的研究成果[9]。通过联想、想象和类比等发散性思维方式，找寻事物之间原以为不存在的联系，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克服事物属性的差异，让思维在不同类属事物间自由跨越。如，基因突变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类现象，前苏联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提出了遗传变异的同源系列法则，该学说认为了解到一个作物内具有的变异类型，可以预见在近缘的其它作物中也存在相似的变异类型，该学说现在得到了基因组学分子层面的证实，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引导学生在更高的认知层次对基因突变的特征进行再认识。

2.2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

传统形式上的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范围是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本位的，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教学过程应该是教与学双方的一个积极互动，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0]。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的教学，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教师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学生思维活跃、畅所欲言，充分发挥学生创造精神的课堂氛围，启迪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教师和学生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积极独立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性想象力的训练价值是巨大的[11]。就遗传学课程的教学而言，不以教授遗传学知识点的数量多少为优劣，对遗传学的学习不再只停留在概念的记忆和原理的理解层面，采用案例式教学等方法将多个知识点整合成一个案例，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遗传学问题的能力[12]。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科学史或遗传学领域的名人传记等素材，了解前人做出重大科学贡献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科研环境，在继承前人的知识基础之上，学习和领悟前辈科学家思考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的方式，进而储备挑战未知科学问题的创新能力[13]。

2.3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如果创新活动有趣且让学生感兴趣，那么学生一定会积极地参与进来，并且能抽出课余时间来完成各项试验项目。动机和情感是保障学生持续进行创新性学习的必要条件，其可以保证学生以一种富有意义的方式来获取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14]。根据教育心理学原理，教师应该关注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或研究的内在动机，动机的重要性在于其涉及学生在专业领域的自我认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追求个人兴趣和能力提升时會产生一种寻求并克服创新挑战的本能倾向，进而激励学生去做那些本来不一定要做的事情[15]。教师创设与课程知识点相关的问题情景，如，在介绍细胞的遗传学基础章节时，正常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是将遗传物质均等地分配到子细胞中，2个子细胞均获得与亲细胞相同的遗传信息拷贝。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细胞的有丝分裂会出现异常，如果蝇幼虫唾腺细胞中的染色体不分裂导致多线染色体的产生，细胞有丝分裂检查点的功能缺陷与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就上述问题更深一层次的机制机理可让学生课后分组查询相关文献，进行延伸阅读，学生间、师生间相互讨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科学问题的独特视角，互相启发会将彼此的思维导向一个新的领域，在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满足学生学习过程的情感需要，收获友谊感与成就感。

2.4在科研实践中提升创新能力

实践出真知，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吉林大学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工作一般在6月中下旬完成，与大二年级学生遗传学课程春季授课时间相符，在课堂上引导和鼓励学生主动投入到科研实践中去，积极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同时也会针对项目申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课间或课后与同学进行交流，如研究方向的确定、学术文献的检索、方案的设计、实验的开展、数据的处理、项目的规划与实施等。笔者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科研工作，在课堂上也会介绍课题组的科研进展，科研过程中的收获与经验。如，在讲述近交与杂交的遗传效应时，玉米杂交种自交会使后代基因分离，群体性状分化，出现自交衰退，带领学生进入玉米育种试验地考察玉米自交早代分离群体的性状表现；在交流的过程中，对玉米遗传育种感兴趣并意愿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指导其申报学校与玉米遗传育种相关的大学生创新项目。如，作为指导教师带领2014级农学专业的5位学生进行玉米数量性状的遗传效应分析与配合力测定试验，相关试验结果发表在《中国农学通报》[16，17]和《黑龙江农业科学》[18]等专业期刊上。如，在植物雄性不育性的利用及物种的形成方式等具体章节内容的教学过程中，针对授课学生的专业性质，以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院士为例，介绍其科研成就，勉励学生向本专业领域的榜样学习，在科研实践的广阔舞台上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磨砺品行，增长才干，做出成绩。

2.5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

鼓励学生创新，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及课程的考试也应该进行相应调整。不应该沿袭以往的卷面成绩占总评成绩大部分比例的考核方式，闭卷考试的成绩比重应在50%左右，提高平时成绩和实验成绩的占比。平时成绩可以参考出勤情况、章节的作业考评、查阅最新外文文献并综述形成小论文的成绩、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等专题讨论时的课堂表现等。当然，教师也应充分理解学生凭借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在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乃至错误，从不足和错误中学习有时还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期末的卷面考试中降低选择、判断等客观题的占比，不让学生形成应付期末考试时死记硬背标准答案的思维习惯，而且以为标准答案就是唯一的、最佳的，在教育中充满必然的结论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扼制[19]。提高无标准答案主观题的占比，如论述3大遗传学规律的实质，并谈谈孟德尔和摩尔根发现遗传学的规律给予的启发；再如芭芭拉·迈克林托克发表玉米“跳跃基因”的研究论文时，不被当时主流遗传学家接受，认为简直是天方夜谈，请谈淡其所发现的转座因子的科研价值以及其事迹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启迪等。实验课的成绩考评除了参考实验报告以外，要更加重视实验操作者的过程性和规范性，以及在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中的综合表现。

遗传学方向篇4

[关键词]遗传学实验；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上海大学2019年度课程思政专业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周京晶（1982—），女，辽宁沈阳人，工学博士，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师，研究方向为神经生物学；万嗣宝（1979—），男，

山东济南人，工学博士，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分子生物学。

[中图分类号]G642.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2）30-0369-02[收稿日期]2022-01-11

遗传学是高等学校生命科学类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伴随着遗传学的快速发展，遗传学基础知识的地位日趋重要，与之配套的遗传学实验课程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1]。遗传学实验课程对于遗传学的教学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遗传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并通过实验加深对遗传学基本规律的理解。在实验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动手操作，从而加深对遗传学原理的掌握，培养学生的遗传学基本实验操作技能，使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传统的遗传学实验教学中，由于遗传学实验步骤固定、内容复杂，学生自由度低，主动性也不是很强，往往无法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现就遗传学实验课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一、结合理论课程，合理安排实验顺序

遗传学是一门知识内容广泛，实验方法多样的学科[2]，通过对遗传学实验课程内容的设计，结合理论课的教学进度，使学生及时对所学遗传学理论知识进行复习巩固。目前遗传学实验课程内容主要包括①动物遗传分析技术（包括果蝇的饲养和生活史观察、果蝇的性别鉴定和性状观察、果蝇的杂交实验；果蝇唾液腺染色体标本的制备及观察；人类性染色质小体的制备与观察等）；②植物遗传分析技术（包括植物基因组DNA的提取技术等）；③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人类指纹的分析；人类性状的遗传分析；概率和统计原理在遗传研究中的应用。在安排实验顺序时，注意遗传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度，让学生在初步掌握遗传学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相关配套实验，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各个实验之间也要注意实验顺序，有关联的实验邻近安排，有难度的实验先易后难。比如，实验材料均为果蝇的相关实验，需邻近安排，但是要注意结合其生长周期，保证上课时实验材料的完备。而“果蝇唾液腺染色体标本的制备实验”主要的难点是取唾液腺，故后续染色过程最好熟练掌握，不要发生取出的唾液腺在后续染色过程中丢失或者损坏，所以将“人类性染色质小体的制备与观察实验”安排在此次实验的前一周，使得学生熟练掌握染色过程后再进行此次实验，增加实验操作成功率。另外由于此实验取唾液腺有一定难度，对于初次实验的学生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故提前准备成品切片供学生观察，一方面可帮助学生确认自己所取组织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如果多次实验后仍然不成功，可以通过观察切片达到了解实验结果的目的。

二、体现学生主体性，优化实验步骤

学习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一个人对学习的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与情绪状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3]。为了全面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务必使学生对遗传学实验产生兴趣。在教学方法上，要改变一直以来先由教师讲解演示，再由学生动手操作的教学模式，避免学生机械化地按照实验指导或教师给定的实验步骤进行实验，导致学生对每一步实验操作的目的和原理理解不透彻，甚至实验结果不理想时不知道失败可能的原因，也不会分析、解决问题。经典遗传学中有许多验证性实验，可以对实验步骤进行优化，赋予一定的探索性。比如概率论实验，从简单重复的抛硬币几百次，变成让学生课前思考如何可以减少抛硬币的次数，如何才能“偷懒”，使得学生在课前已经对上课时的方式方法进行可行性研究，上课时，在教师讲解了实验的基本原理之后，由学生互相探讨、验证方式方法的可行性，教师进行启发式的引导，既增加了趣味性，又学到了知识。利用这种方式对实验步骤进行改革，可以使学生对实验产生更大兴趣。只有激发学生兴趣、把学生放于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参与到实验的设计中去、理解每一步操作背后的目的和原理，才是教学改革的重点，才能起到对学生基本能力的提升。

三、开展创新性实验，辅助学生全面发展

创新性实验是一种改变传统实验教学方式，实验从头至尾全部由学生完成[4]。这种实验教学方式可以有效的将学生放到课程的中心，改变以往由教师准备、学生按步骤操作的教学形式。在本遗传学实验中，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在实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自己在理论课程中遇到的感兴趣的内容和教师进行沟通，从给定的范围中选择或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拟题目进行实验。①充分发挥每一位学生的兴趣与特长，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对已掌握的知识灵活运用，促进学生自主探索能力。②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寻找解决方法并加以实施，有利于学生提升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③学生自由组队，自主选择喜欢的实验内容，以小组的形式共同研究探讨，锻炼团队协作能力。④提升课程内容的自由度，避免了实验内容固定陈旧的现象。⑤感受學术氛围，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所选择的实验内容，为后续进入实验室做科研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遗传学方向篇5

我们正处于预防疾病、战胜疾病的基因革命中。基因组计划想要连接起人类基因构造的每一个部分，它将引致的后果简直令人不敢想像。科学家们每天都破译更多的决定生命和健康的遗传密码。他们甚至分离出了长生不死的遗传基因。

在未来几年里，人类极有可能重新编排自己的基因构造序列。你将会看到，保持高健商，你就有了抵御工具、甚至战胜引起疾病或健康问题的遗传倾向。

第一、生命蓝图――DNA与遗传密码

生命蓝图是由所有遗传物质编排而成的。奇妙的是，一个直径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一毫米的细胞，却能储存大量与人类遗传和生命攸关的基因信息。

现在我们知道DNA（脱氧核糖核酸）是遗传特征的载体。它由两条物质链相互盘旋成螺旋形，构成双螺旋体，这就是基因。它所携带的每个密码子都能被细胞内部的成分解读，并转化为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之一。不同的蛋白质是排列顺序不同的氨基酸，对细胞非常重要。实际上，它维持着生命的各种生理反应。

第二、遗传、衰老与长寿

人们通常误认为人的寿命在出生前大抵已在遗传基因结构中安排好了。同一家庭的多个成员年老以后，性格可能会变得相似，但不能因此推论它是遗传基因在衰老过程中起的唯一作用。你不会因为父辈祖辈活多长自己就活多长。家庭成员的相似性通常与共同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像饮食习惯、锻炼方式；决定体形胖瘦的遗传倾向与家庭成员相似性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密切。

无论你在母腹里继承了什么样的遗传基因，如何顺利度过老年期大部分是由你掌握的。遗传因素与人生经历的影响之间的平衡决定了你能做些什么。

在消极方面，基因可能会使人有生病倾向，或引致寿命缩短。例如，高胆固醇可能会在家族中流行并最终导致心脏病。但这只代表一个方面。即使你有严重的疾病家族史，环境和生活方式仍然对你是否得病有决定性影响。众所周知，锻炼、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以及其他方法可以推迟或完全阻止那些所谓遗传性疾病的发生。据估计，这些方法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超过遗传倾向造成的消极影响。

第三、疾病的遗传基础

患遗传性疾病的人是基因变异的牺牲品。基因突变在生活中很常见，它是基因复制过程中“出错”造成的遗传变异。我们知道在健康的组织和患病的组织中各存在哪些基因后，就能确定哪些是正常组织功能所需的蛋白质。这些信息可以使我们开发出新诊断试验来诊断不同的疾病，试验新药，改变受影响的基因或蛋白质的活性。

分子遗传学大大增进了我们对疾病发展过程的了解，比如以（胰腺）囊性纤维化为例的单一遗传基因缺损。发现相关的遗传基因及其功能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疾病的形成，而且使基因治疗成为可能。由个别基因引起的生理失调，例如糖尿病，也许不久也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开秘密。另外一个例子，引起肥胖的遗传基因已被确认，这是遗传基因导致部分人肥胖的确切证据。

近期的研究进展表明，遗传倾向不仅在普遍认识的先天性缺陷或遗传性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后天的常见病，例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某些癌症和常见的精神障碍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必须意识到遗传倾向会使这些疾病提前发生。例如，老年性痴呆最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de），就能在家族中遗传，该病至少与四种不同的遗传基因有关。也许基因技术很快就能确定哪些人会有被遗传的威胁。

在典型的发达国家，先天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是婴儿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仅次于产前因素；也是一至四岁儿童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仅次于意外事故。这些疾病很多是可以避免的，可以采取措施预防的。女性可尽些努力，争取生育健康的婴儿。比如，确保在孕期内有充足的营养（例如，吃些含丰富维生素、叶酸和碘的食品）。避免患上性传播疾病。接种麻疹和肝炎疫苗。在妊娠初期应请合格的医疗保健人员解答自己的疑问。

第四、遗传基因与慢性病

潜在的遗传因素可能会使某些常见病例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和精神障碍等在成年期提前发病。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些疾病。

癌症

现在还不能肯定癌症是否都会遗传，但是多达10％至25％的乳腺癌和结肠癌病例显示与遗传因素有关。大量被怀疑对癌症易感的基因正在得到研究确认，因而普遍改善了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例如，现在已能为乳腺癌进行DNA筛查试验。最终将会有预防癌症的建议，指导不同类型有癌症遗传倾向的家庭。

心脏病

不久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冠心病只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但最近，对家族史的研究揭示了冠心病有遗传的倾向。确定人类基因组与发病的关系将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心脏病的遗传因素。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是心脏病的主要诱因，两者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把查找危险所在、生活方式咨询、改变行为和药物治疗等方法全部结合起来，你就能对遗传因素进行反击。

糖尿病

在发达国家中，大约85％的糖尿病病例是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Ⅱ型糖尿病），这种糖尿病有很强的家族遗传倾向。但饮食、身体锻炼和控制体重同样有助于预防和推迟这一疾病的发生。

精神障碍

对家庭和双胎的研究证实了一些常见的精神性疾病有遗传的倾向。最近发现了一些遗传基因的功能异常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为制药业进行药物研制找到了重要的分子学研究对象。只有发现这一类遗传基因，人们才能进行生物医学研究来对付引起人类衰老的原因。研究最终还会使人们研制出预防或延缓这类疾病发生的有效药物。

遗传学方向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仫佬族民歌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已经形成了不少保护模式，例如博物馆保护模式、活态保护模式、生态圈保护模式、档案式保护模式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是“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文字或形成图像的手段将其保留下来，并按照特定的管理方式存档”，是“无形变有形的创造并将创造结果进行保存利用”的行为。[1]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就反复提到档案机构、档案人员的参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提到了“建档保护”措施。我国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十三条则更明确地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的实质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记录保存起来，使无形的文化遗产能够以物质形式得到再现，即所谓“外化物质再现”。[2]这种“外化物质再现”并非一种静态的再现，而是使非物质文化物化为一种可见的物质形态后，成为能够承载、传播人文精神的载体和平台。静态的档案式保护侧重“保管-保存”，将物化的非物化文化遗产存放在档案馆博物馆；活态的档案式保护则强调“承载”和“传播”人文精神的功能，通过“活态档案”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承。仫佬族民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宝库中一束艳丽的鲜花，本文以仫佬族民歌档案式保护为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如何从静态走向活态做一个概要论述。

一、收集整理仫佬族民歌档案

少数民族民歌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档案、传承人档案、申报与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档案三大部分。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档案是指记录和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过程与结果的文字、录像等材料。传承人档案是指记录和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自然状况、文化背景，说明传承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状况、传承状况等。本体档案记录和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完整历史过程，传承人档案则最能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档案和传承人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主要对象。

仫佬族民歌档案式保护的第一步是依托和借鉴档案工作方法，对有关仫佬族民歌档案资料进行全方位收集、整理、保管，为保护传承仫佬族民歌提供翔实的历史资料。其中主要收集整理仫佬族民歌本体档案和传承人档案，包括：1.仫佬族民歌文本资料。仫佬族民歌文本资料主要包括仫佬族民歌的文字记载。如《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中国歌谣集成》、《仫佬族文学史》、《仫佬族古歌》、《罗城歌谣集》、《仫佬族民间音乐》、《民间歌曲集成》等正式出版物和油印品。在此基础上还应继续田野工作，全面采集流传在民间的仫佬民歌，征集仫佬民歌手抄本等等。2.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现代技术发展促进了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保护，来自田野采录的音响资料更为真实、生动，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厚重，能避免因时过境迁带来的人为破坏和曲解。限于当时的条件，现在收集整理的仫佬族民歌，基本上是纸质文本，以歌词为主，少量曲谱。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还不太多，应加大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采录力度。3.仫佬族民歌相关民俗事象资料。仫佬族民歌扎根于仫佬民族传统文化，对仫佬族民歌进行档案式保护要求我们既要全面记录仫佬族民歌，也应包含对仫佬族民歌原有生存环境的描述，完整记录与仫佬族民歌相关的民俗事象。通过声像资料呈现有声有色的历史和滋衍仫佬族民歌生存发展的环境。4.仫佬族民歌传承人资料。民族民间艺术是珍贵的文化资源，传承人则是我们的“活宝贝”。正是传承人（传承群体）将民族民间文化精粹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且使文化得到创新和发展。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是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民众，除了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由生活在这一文化空间的民众共同传承的。因此，仫佬族民歌传承人资料不仅包括代表性传承人和歌王的个体资料，还应注意记录典型传承群体传承仫佬族民歌的群体活动资料。

二、建设仫佬族民歌档案多媒体数据库

多媒体数据库是一种能够管理视频、音频等大量多媒体资源的数据库。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它往往是一段舞蹈、一道工序、一段序曲、一类腔调等，较之静态的档案，多媒体数据库包括文字、图像、音像、录像等记录形式，这些经格式转换和处理后建立的多媒体数据库可以形象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记录下来，避免单一、抽象的文字记录可能带来的信息失真、难以理解等问题。

建立多媒体数据库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宗旨。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它记录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人情、文化理念等重要特征，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多媒体数据库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场景以影像的方式再现，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保存的需求。其次，多媒体数据库可以有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传递和传播，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和网络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

建设多媒体数据库的关键是要扎实做好信息采集工作，即运用扫描、模拟转换等各种技术手段将保存的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录音、视频档案等各种介质的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信息资源，在数字化处理过程中，除了进行一般转化以外，尤其要注意采用先进的可视化数字技术和逼真的三维动态技术，以便于更生动直观地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内容。

建设仫佬族民歌档案多媒体数据库，要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仫佬族民歌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做好仫佬族民歌档案信息采集工作。根据仫佬族民歌档案内容和记录信息方式，分别做好文字档案、图形档案、声像档案（照片、录音、录像、影片）等各种介质档案的数字化处理。其中，仫佬族民歌文本资料主要以文字档案为主，包括用文字记载仫佬族民歌的正式出版物、油印品和手抄本等。仫佬族民歌音响资料以声像档案为主，主要包括邀请仫佬族民歌传承人、歌王以及村寨里的歌者演唱，录音录像。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利用现代科技，把人类祖先创造的千姿百态的声音遗产，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刻不容缓。”[3]因此，以录音、录像档案为主的仫佬族民歌音响档案是多媒体数据库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仫佬族民歌相关民俗事象资料则包含文字档案、声像档案等。如用文字、照片、影像生动记录仫佬族地区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通过声像资料呈现有声有色的历史和滋衍仫佬族民歌生存发展的环境。又如用文字、照片、影像记录与仫佬族民歌中“依饭”歌谣紧密相关的仫佬族宗教节日依饭节，记录与仫佬族民歌中“走坡歌”密切相关的仫佬族古老习俗“走坡”等等。仫佬族民歌传承人资料主要用文字记录传承人（传承群体）的自然状况、文化背景，用照片、录音、录像记录传承人（传承群体）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状况等。

三、建立仫佬族民歌活态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不仅需要强调过程，更需要理解档案式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化的“承载”和“传播”，从静态走向动态，通过“活态档案”实现文化精神的传承。建立仫佬族民歌活态档案是在多媒体数据库基础上，进一步剪接编辑仫佬族民歌档案，挖掘仫佬族民歌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呈现其内在文化基因。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形成了不少保护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重形轻神”的做法，只从表面形态和存在样态上重现和存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思想观念、精神品质等文化因素的理解和继承延续，造成诸多尴尬、无奈。突出表现在生活在同一文化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政府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相当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但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的当事者却感觉无关紧要，要么为名利争争吵吵，要么毫不在乎，主动丢弃。从本质上讲，文化应该是精神的。[4]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模式同样应该重视和突出对文化精神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能仅当作以备查考和研究的“凝固的历史”，而要成为被广大民众了解和接受的“活态档案”，进而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

建立仫佬族民歌活态档案，进一步剪接编辑仫佬族民歌档案，需要突出仫佬族民歌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呈现其内在文化基因。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都是存在于整个民族文化系统当中，尽量记录每一项非物质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呈现其内在文化基因的系统状态，可以让我们了解祖先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入理解一直延续下来的生活习俗、心理特征、等民族文化基因，实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因此对仫佬族民歌档案进行“活态”处理，根据社会需要和传播渠道编辑纪录片、宣传片、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短片、教学光碟、乡土教材、LED影音、车载视频等材料过程中，应该把介绍、说明、阐释仫佬族民歌的内容与仫佬族民歌原始记录材料融为一体。介绍、说明、阐释仫佬族民歌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仫佬族民歌研究材料，包括仫佬族民歌的起源、生成和发展，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和用途，仫佬族民歌与特定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与族群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关系，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仫佬族民歌对于我们当代生活的影响，对民族和谐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等等。这些内容，对于更好地认识理解仫佬族民歌、理解仫佬族民歌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是极其重要的。

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从静态走向动态，主要包括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多媒体数据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档案三部分工作，并且挖掘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精神渗透整个档案式保护过程。

参考文献：

[1]覃美娟.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7.

[2]覃凤琴.从“非物质”到“外化物质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及其价值考察[J].档案与建设，2007，（10）：20.

[3]传承：拯救濒危声音遗产的关键[EB/OL].（2006-11-22）.http：//.cn/o/2006-11-22/055010564127s.shtml.

[4]杨善民，韩锋.文化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