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变(6篇)
高等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变篇1
化学发展的历史,是反映化学科学孕育、产生和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也是科学思想取得胜利的历史。在化学发展史上,有许多科学家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感人事迹,也有一些由于疏忽、失误而与真理失之交臂的遗憾和教训。如果教师在基础知识的教学中,适当穿插一些与之相关的有教育意义的化学史知识,运用历史的方法,从发展的观点去追踪化学概念或理论的演化过程,把静态的知识变成动态的,不仅便于学生更好地领会和掌握化学基础知识,而且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使学生在化学教学中吸取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是大有裨益的。其实,正确应用好化学史知识,不仅可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与热情,而且有利于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同时也可教会学生学习化学和研究化学的方法。正如我国著名化学家傅鹰所说:“化学可以给人们以知识,而化学史可以给人以智慧。”
一、化学史教育的作用
1.化学史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学化学教材的很多内容是一些结论性的知识,特别是一些概念和理论,显得抽象而枯燥,我们如果只是机械的灌输,让学生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学生就会逐渐失去学习化学的兴趣。如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一节,学生看到的都是一些教条的规律和静止的符号,但如若我们把这部分内容与元素周期律的初探、发现和不断完善的化学史实结合起来,让学生参与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学生一定会兴趣十足,有了兴趣这个最好的老师,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也就自然而然。
2.化学史教育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
从化学教学角度来看,有目的地给学生讲些化学史,可以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各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一部历史,化学也不例外。有很多重大的化学理论和定律的发现,都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有的还在演变中)。如对元素周期律理论的认识,从1789年拉瓦锡的第一张元素表问世,到1869年门捷列夫的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出现的八十年间,就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理论问题。自1869年以来,这一理论的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又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周期表又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至今日,还有众多的研究者正对它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想象、推测和预言。像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要是学生只单纯地懂得了它的今天,而不了解它的昨天,也不去想它的明天,就不可能做到对整个理论的深刻理解。
3.化学史教育可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学科素质
通过讲解化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及一些概念、理论的提出以及不断地完善的过程,可以使学生自觉养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启发学生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还可使学生正确处理化学实验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养成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态度。而一些著名的化学家的事迹,如候氏制碱法的成功和凯库勒对苯结构的研究,有利于培养学生百折不挠、愈挫愈坚的勇气和为化学献身的精神。
4.化学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通过教材中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作,炼铁炼钢技术的使用,及有关造纸、火药的发现等知识的介绍,可使学生感受到中国古老文化的辉煌,增强民族自豪感;通过现代化学史上的成果,如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及我国现代化学上取得的成就,可以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通过我国现阶段化学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可以激励学生奋发图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学习的拼搏精神。
5.化学史教育有利于开展素质教育,符合当前新课改的精神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现有的知识,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最后也充其量培养一群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根本谈不上科技创新能力。如果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根据具体内容的特点,如相关概念、原理的发展过程,元素的发现及物质合成历程,创设情境,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探究,通过化学实验加以研究,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这样的教学方式一定会深受学生的欢迎,一定会事半功倍。同时,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必将在此过程中得到培养和提高。
二、化学史教育的方式
现代中学教材中,化学史的内容不多,而且比较分散,教师应在深入钻研教材、研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挖掘和整理,再融入到具体的课堂教学内容之中。
当然,不同的化学史知识具有不同的特点,选择的教学方式也是有所区别的。一般来说,有集中讲解方式和分散讲解方式。如氧化还原概念的研究与发展,候氏制碱法的研究和运用,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和不断完善等,比较适宜采用相对集中的方式;而原子学说及分子学说,某些物质的合成,放射性元素的发现等,则宜采用较为分散的形式。在时间安排上,有些内容适宜在课堂上讲解,而有些内容适宜在课后处理,与课堂教学主干知识密切相关的内容,应以教师为主导,利用课堂教学向学生讲授,而一些非重点知识,却可成为课外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提供相关资料让学生撰写人物传记,提供实验用品让学生进行探究等等。
高等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变篇2
[关键词]高校历史课堂课堂教学教学现状
高等学校历史学科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培养高层次史学人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高校历史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革课堂教学现状,从而优化高校历史课堂教学。
一、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不理想现状
纵观目前的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有很多制约历史课发展的不理想现状,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在教学观点上,偏重“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
2.教学模式深受前苏联经验的影响,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缺乏跨学科相关课程的设置,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思维单一化、定向化,难以从事跨学科综合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弱,职业适应性差。
3.教学方法呆板,“填鸭式”教学仍占主导地位,教学手段陈旧,基本上还是“一张嘴、一本书、一根粉笔”的格局,不能激发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4.在考核方法上,侧重考查认知性、记忆性知识,忽视工具性知识(自我获取知识的知识)、创新和创新能力的考查,以概念性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学生的主要标准。因此倾向于死记硬背,而不是主动求知和创新。
5.在教学活动中片面追求形式,而不注意实效。在教学实践中出现了摈弃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新的教学方式又没有很好把握的尴尬局面,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成了一种形式,简单地认为这种方式就是学生围坐在一起,“合作”就是小组讨论,至于学生是否运用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学生合作的程度如何,是否每节课都需要这种形式,却关心得较少。
二、如何优化高校历史课堂教学
高校历史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视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教学内容脱离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需要,死记硬背的考试方式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力。高校历史教师应该针对目前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富有成效的措施,优化高校历史课堂教学。
1.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高校的历史课堂教学必须摒弃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将着力点放在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上。历史课堂教学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主要包括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的训练,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发散思维的训练上。作为高校历史教师,首先必须弄清本课学生应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历史知识和基本技能,哪些内容需精讲,哪些可让学生自学,哪些可组织提问,哪些可组织课堂讨论等,在此基础上,经过精心构思和设计,将发散思维的训练巧妙地安排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针对某个历史问题,让学生急骤联想,并要求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毫不迟疑地抛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不去考虑质量的好坏或数量的多少,结束后教师再进行评价。这种让学生自由联想和快速反应的训练,对提高学生思维的质量和培养思维的流畅性有很大作用;教师也可以在教学中从同一历史问题出发,让学生寻找多种手段和途径去解答问题,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不仅表现在发散思维的训练上,而且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还要训练学生的集中思维。教师可针对教材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史料,引导学生去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以形成历史概念;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一些思维的规则和方法,逐渐形成集中思维能力。
2.改进教法,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
在历史教学中,应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最根本的就是在教学中实现学生的“主体参与”。要实现学生的主体参与,教师和学生必须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作为历史教师,必须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以“导师”“服务者”的身份有效地组织历史课堂教学活动,并随学生和课堂教学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从根本上讲,教师不是“导演”,他不能完全按照设计好的一切进行程序化教学,而抹煞历史课堂教学的丰富性,压制学生的创造性。教师也不是“演员”,而让学生成为被动的观众。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在于让学生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使学生具有求知的自信心和学习方法,养成独立思考和与他人合作的习惯,并具有善于获取信息并加工创造的能力。作为学生,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学习”。学生在学习中应积极与教师配合,多开动脑筋想问题,把学习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充分发挥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地完成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3.加强建设,提高教学手段现代化水平
首先,要加强软件建设,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对高校教师(软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教师备课的内容增加了。除深入钻研历史教材外,还必须认真准备和熟悉有关各种电化教学软件的内容。二是教师的技能要求更多了。除能绘制各种历史图表外,还要学会制作历史幻灯软件、学会操作幻灯机、录音机、电影机、录像机、电子计算机等教学设备。另外,随着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历史课堂教学的结构、组织形式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为此,学校必须提高教师的能力素质,加强对历史教师的技能培训。如怎样使用幻灯机,如何使用多功能教室和微格教室,如何将传统教育媒体与现代教学设备恰当地结合并有效地传递教学信息,提高教学质量等。这些能力训练是历史教师熟练使用现代教学设备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虽然,许多教师都知道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可提高教学效率,但有的教师就不愿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手段的改革中去。为此,要大力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大力提倡奉献精神,同时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他们乐于投身教学手段的改革。
其次,要加强硬件建设,更新教学设备(硬件),实现教学设备的现代化。学校本身对现代教学设备的投入不够,也是制约高校历史课堂教学手段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学校应积极挖掘潜力,创造条件,加大资金投入,除广泛添置一般性的电教设备,还应该建立高规格的电教室、语音室、实验室以及多功能教室、微格教室等,加速教学设备更新,为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提供基础条件。同时,学校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广大教师使用现代教学手段。这样,才能使现代教学手段真正走进课堂,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总之,我们只有以全新的教学理念进行高校历史课教学,善于根据学生实际灵活的采取富有成效的的教法,才能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高校历史课教学日趋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富春.《谈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改革》[J].《历史教学》,1998,9.
高等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变篇3
关键词:数学史;思维
数学史选讲是高中选修课,教师和学生都不甚重视,且各学校具有较高数学史素养的教师也为数不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数学史的教育功能没有彻底弄清以致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数学史教育缺乏科学的策略以致于缺乏教与学的动机与兴趣。笔者结合自己对数学史的理解,结合教学实际及对数学史教育与数学思维培养的肤浅认识,愿和同仁对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数学史有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
数学家庞加莱指出:“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未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所学知识,适当的途径是了解和学习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在谈到数学史对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所学知识的意义时,丹麦数学家h.g.zouthon更进一步地指出:“学生不仅获得了一种历史感,而且通过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学科,他们将对数学产生更敏锐的理解能力和鉴赏力。”数学史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数学知识。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掌握人类最基本的数学知识,而不是数学的偏题、难题、怪题,应该知道数学史上起转折作用的数学知识。数学是以概念为起点,以公理、定理为依托,用各种思维方法总结出来的一个学科体系。一个概念只有在与其历史背景联系时,才能容易被人所理解、所接受。为了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数学课本中的概念,经过人们多次加工,那些刀斧的痕迹随处可见。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告诉我们,学生只有利用已有的知识重新组合,来理解现在的新知识,才能达到最深刻的主体建构,才能真正地理解。教师只有把课本的内容放到历史的背景上考察,才能求得自己的理解,然后,才有可能帮助学生理解。数学史可以提供各种数学历史背景,让学生理解数学的原始思考,来龙去脉,获得真正的理解。数学史知识有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数学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主要数学知识本身的理解,认识其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体会到数学发明创造过程中的思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而且通过数学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把握数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从而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岸,鸟瞰所学知识在数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和把握,组织起结构良好的知识网络。在传统的数学教学中,由于学生缺乏数学史知识,虽然学了许多知识,但却不知所学知识有何用,不知所学知识在数学学科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可悲的,也是不应该的
二、数学史学习有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数学和哲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数学的人不懂或不太愿意去了解数学哲学问题,这对数学和数学教学是不利的,对哲学、对正确世界观的形成也是不利的。通过数学史、数学哲学的学习和分析,会使我们看到数学和哲学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数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几乎都是哲学的范畴,对立与统一、一般与特殊、归纳与演绎等比比皆是,通过对历史上毕达哥拉斯、芝诺疑难、亚里斯多德、笛卡尔、莱不尼兹、希尔伯特和罗素等的数学成就和哲学思想分析,则能从更高角度来理解时、空、点、线、面、测度、连续、离散、无限小、无穷大和微积分等概念。在整个数学发展史中,处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力,而数学也正因为辩证法的这个灵魂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辩证法这个灵魂也只有在具体的学科内部才能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如通过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的艰难演变、微积分产生的历史思想渊源的分析,通过希尔伯特公理化、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意义的分析,对直觉主义、形式主义、逻辑主义学派的分析,通过对悖论意义的分析等等,就能生动、具体、有效地树立和培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三、数学史有利于学生数学思想形成
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说过:假如你对数学史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很多学生可能缺乏数学思想方法的背景知识,通过
数学史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可以使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学生学习数学时发生思想障碍和混乱的地方,往往正是前人在相应历史阶段思想波动和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了解了前人的困难的思想方法更加利于学生思想方法的形成。数学史教育正日益受到广大的中小学数学教师的重视。但是我们发现大多数数学教师在进行数学史教育中,只是简单的讲解数学家的故事,很少涉及渗透数学史中数学思想方法的知识。这实际上忽视了数学史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即数学史是反映数学思想方法的历史。通过数学史渗透数学思想,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品质,提高学生数学能力。“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还原“数学史”这一“数学思想方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和实践价值,挖掘数学思想方法,展现数学思想方法的魅力,有利于促进学生数学思想方法的形成。
四、数学史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形成
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产生悖论是不可避免的,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数学中悖论的一切努力必将失败;但同时,人的认识又是发展的,所以人类每一次消除悖论、解决危机,都带给数学极大的繁荣和发展。“……古往今来,为数众多的悖论为逻辑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食粮。”维特根斯坦对于危机曾指出“意义在于使用”的思想,他说:“矛盾都是在概念没有用的时候出现的,而在使用中则没有矛盾和危机,对矛盾的过分惊奇则表示概念处在混乱中。”通过数学史教学,将数学产生、发展、变化的科学演化过程暴露在学生面前,使学生懂得数学是一个动的成长的科学,数学概念和理论是通过克服一系列矛盾、挫折而形成的,从而理解数学这个工具是怎样造成的,并且可以修理。能促进学生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及批判性审视。
参考文献:
高等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变篇4
一、以“缩放法”灵活分析阶段特征
“以阶段特征来理解史实,以史实印证阶段特征”是高考命题的常见思路。有鉴于此,大多数历史教师在二轮复习中会以通史形式组织教学,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阶段分析实现模块知识整合。这不失为知识重组和查漏补缺的良策,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难免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上,从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角度看,也容易养成教条主义的分析习惯。要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深化历史的理解、有效提升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必须更灵活地分析阶段特征。
1.从历史趋势着眼分析“长时段”特征
“缩放法”中的“放”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事件、人物、制度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是宏观分析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这种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在分析一些历史现象时有特殊意义,如2007年宁夏高考文综卷:
中国古代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种观念的经济和思想基础是什么?
参考答案: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儒家思想)
此题就是要求运用秦汉以后几千年的经济和思想特点分析“家齐而后国治”的观念。由于长时段的历史所涉及内容纷繁复杂,从具体事件、制度中概括阶段特征比较困难,因此,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看趋势。如2011年浙江文综卷第38题: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趋势。
本题涉及的时间范围是“近代以来”,要求考生答出时间跨度超过150年的政治变革的趋势: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沦丧到国家独立。这一趋势事实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如果教师没有在近现代史的阶段复习中分析这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学生就难以全面地分析出这三个变革趋势。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长时段的阶段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提高调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首先要学会分辨历史事件是否反映历史趋势。例如,近代中国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日本全面侵华,有“”,但这些事件不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势,因而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的阶段特征。其次,要善于在比较中分析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2011年浙江卷第38题要求“分析说明周秦政治制度的主要差别”: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机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制度,君主集权的官僚取代贵族政治。
在周秦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从重大事件入手分析“中时段”特征
历史复习教学中的“中时段”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史中可能指一个朝代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近现代史中则一般指几年、十来年的时段。与长时段的阶段特征着眼于历史趋势不同,中时段的阶段特征应该从本时段中的重大事件入手。一般可以通过“界定历史阶段——罗列重大事件——概括阶段特征”三个步骤来完成。只有详尽罗列史实,才能做到特征概括的准确全面。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外交,主要事件是参加“一战”、参加巴黎和会、参加华盛顿会议,三个事件反映的特征是不同的,如果漏列了其中一项,就会影响对当时中国外交的理解。又如五四时期思想领域的特征,如果只看到必修三的“新文化运动”,就只能看到“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这样的阶段特征,但如果联系必修一的“”,就能认识到当时另一种重要思潮是“爱国主义成为时代强音”。
阶段特征的把握还应注意不同史观的综合运用和史学新成果的引入。仍以五四时期为例,要看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征(革命史范式),又应看到“共和制度逐渐巩固,北洋军阀统治下,专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文明史范式)。要看到“中国仍是被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仍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一面,也要看到“开始参与国际事务,走出半殖民地的最低谷”的一面。
3.从历史背景切入分析“短时段”特征
这里说的“短时段”是将阶段特征缩到某一个时间点。给出一个时间点,要求分析它所体现的阶段特点,或者给出某种典型的历史情境,要求判断相应的时间点,是高考命题的常用手法。如2011年浙江卷第18题:
在西北小山村的土坯墙上,写着醒目的黑字标语:“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红军万岁!”这一历史场景最早出现在
A.九一八事变前后B.一·二八事变以前
C.西安事变前后D.八一三事变以后
给出的历史情境提供的信息是: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红军尚没有改编,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形成,但又没有最终形成。根据这一阶段特征可以判定最早可能出现在“西安事变前后”。这种短时段的阶段特征,一般可以从历史背景切入,将之纳入“中时段”中进行分析。如2011年浙江卷第21题:
迄今所知,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编译的《大同学》,其中称:“其以百工领袖着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由此可见
①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自己的领袖
②当时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身份是“工人领袖”
③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④当时的介绍者连马克思是哪国
人都没有搞清楚
A.①③B.②④C.①②③D.②③④
将1899年这一时间点纳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时段”中,就可以发现:当时思想界的特征是维新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兴起,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而排除错误的选项(本题还涉及史料的证明力问题,此处不展开论述)。
二、以“辐射法”深度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是叙述历史的细胞和单位,掌握历史概念不仅是历史学习的基本功,也是深化历史理解的关键。复习中可以用“辐射法”全面分析概念的产生、特征、影响等要素,从而深度理解历史。
1.步步为营,逐节梳理
就高考而言,有些历史概念要全面掌握其定义、时间、性质、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等方方面面,有些概念则不需要说出具体定义,只要能够理解其大致含义、主要特征,并能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可以了。所以概念复习的第一步是根据“教学指导意见”和考纲要求将教材中出现的历史概念逐一排查掌握。以必修一专题一为例,宗法制、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明内阁制、军机处等概念属于前一类,要求掌握得比较“细”。而血缘政治、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等概念则属于后一类,只要“观其大略”就可以了,要求掌握得比较“高”。
2.变换角度,全面掌握
无论哪一类历史概念,在掌握时切忌片面地、僵化地理解,而要善于变换角度,通过“移步换形”认识历史概念的多个侧面,形成对概念的多重理解。例如,对于“斯大林模式”,一般会从其政治经济特征入手,肯定它在推进苏联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给前苏联政治、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端。但这种常规的理解尚不足以应对高考的挑战。试看2009年浙江高考调测卷第39题:
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斯大林模式”,并分析其对苏德战争的影响。(材料略)
本题不但要求考生知道“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要求变换角度分析“斯大林模式”对苏德战争的影响。这类对历史概念的“换位”审视在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多做变换角度的训练,不仅能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有效地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3.纵横联系,形成网络
历史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复习中要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官僚政治”这一概念出现于必修一专题一:“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教材[,!]中可以说是鳞爪偶现,但它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有着重要意义。复习中就应该引导学生纵横联系,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它:
从时间上看,它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特征上看,它不是以血缘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僚由统治者任免并有一定任期的垂直管理体制;从具体的表现形式看,体现为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郡县制等制度;从政治发展史上的作用看,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重要环节;从官僚的产生办法看,在否定了以血缘为依据的世官制后,先后形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制度。如果将官僚政治纳入整个古代政治体制中,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图:
通过上述纵横联系,学生就可能对官僚政治有深入、全面的理解,从而实现历史知识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三、以“问题法”多向梳理专题线索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框架是专题式,由于很多教师在一轮复习中遵照教材体系,所以在后阶段复习中可能会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专题线索的梳理在第一轮已经完成了,不再重视;二是仍然遵照教材的专题框架,大而泛。其实,从2010年和2011年浙江历史高考的命题情况看,拉线索的小专题形式在浙江历史卷中已悄然出现,如2010年高考卷第38题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小专题;2011年第38题中国政治变革的小专题,而第39题也带有苏联史的小专题色彩,这是2009年高考卷中所没有的新变化。因此,以小专题形式梳理历史线索在后阶段复习中绝不能忽视。
1.灵活选择专题
后阶段的专题复习要摆脱教材框架的束缚,做到依托教材、以问题为中心多向梳理。问题的选择可大可小,以经济发展的线索为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是“大线索”,从中国古代“市”的发展到近现代城市化进程则是“小线索”,各有其不同的复习价值。要抓住重点问题,在调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多向的线索体系,以达到“围绕历史问题,梳理历史知识,理解历史趋势,形成历史认识”的复习目标。
问题可以是围绕现实热点的历史挖掘。例如,2011年初和年末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讨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可以将文化和教育问题作为线索。如教育问题的线索:从先秦“学在官府”到“私学”出现,从汉代太学到唐宋明清时期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教育,从西学东渐和近代教育出现到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这样的线索梳理不仅可以深化历史理解,也可以变换复习视角,扫除二轮复习中容易出现的“腻味感”。
问题也可以是史学热点的教学运用。2009年、2010年的浙江卷中连续出现民国史试题就反映了民国史研究这一史学热点;2011年苏联史的试题则既是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念性时事热点,也反映了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热点。备考中教师要适当关注学术热点,作为问题选择的依据。例如,社会生活史是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新课程中也增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复习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切入点梳理线索,如从服饰演变看历史:从古代葛、麻、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到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从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到近现代中西融合、平等、多元的服饰趋向。这样,通过“服饰演变”的小专题梳理,运用和调动了经济、政治史知识,实现了知识整合和理解的深化。
2.多向梳理线索
问题中心的线索梳理还应该注意“多向性”。例如,自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引起的经济震荡至今没有过去,“应对危机”是近几年来经济史考查的重点,也可以梳理出很多线索:
一是从生产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前苏联和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通过计划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政府干预经济模式;在几次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下新兴产业的不断崛起则改变了产业结构。生产的“计划、干预、升级”三种路径互为补充、相互借鉴,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是从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工业革命前后通过殖民扩张和“炮舰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到通过自由贸易制度的拓展世界市场,不仅可以梳理近代欧洲殖民体系建立和瓦解的历史线索,也可以梳理从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到世界贸易组织诞生的历史线索。
三是从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国内市场的角度应对危机的线索。从19世纪欧洲国家相继出台的工厂法和劳动法,到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紧急救济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颁布,再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建立福利国家。
3.问题提升能力
小专题的复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线索梳理,而是要通过问题设计,提高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专题知识的“题型化”掌握。下面以教育发展问题的线索为例,来说明“问题法”梳理专题线索的路径。首先提供材料:
材料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材料二: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新教育之意见》中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五大内容之一,并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材料三:1949-2008年全国各级类学校招生数统计:
高等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变篇5
[关键词]多媒体技术;历史教学;努力做到;发挥整合的优势
一、多媒体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随着现代化教育信息技术空间的日益拓展,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教育的主流。现在好了,有了现代教学手段的多媒体教学,改变了过去只依靠图表、地图、图片以及粉笔的换色等直观教具,虽说它们在对学生形成历史表象、历史概念等方面起积极的作用,但是比起多媒体课件来说,就逊色多了。所以,谁能把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教育工作之中,谁就能抢占现代教育的“制高点”和“突破口”,谁就能大大增强教育的综合实力。因此,利用多媒体教学比通过教师的语言描述来“再现历史”的效果要强得多,同时也有利于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师生的双边活动。这是教育教学发展的趋势。
第一、多媒体教育为教师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料。
通过多媒体手段可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输送包括有正文、录像、动画、声乐、高质量的图表等综合内容。这就能帮助教师开拓思维,改变他在课堂上传统的角色和方法,适当的时候可以强调自己是学习的推动者而不是资料输送中心。教师可利用新科技,设计鼓励学生学习探索的学习任务,自己旁观聆听,争取深入了解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思维的发展。此外,CAI还能为教师提供测验结果和有关学生成绩倾向性信息,为师生教学作出决策,引导他们更好地完成教学目的。
第二、运用多媒体技术,有利于教师突破教学难点。
教材中的某些内容比较抽象或复杂,年代久远或地域空间概念强,学生感到陌生,教师也难以用语言讲清,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很难突破这些难点。而运用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共同作用以强化感知,或帮助其建立起地域空间想象能力,解决了过去许多教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衷。
如讲“三国鼎立的形成”内容时,对于赤壁之战交战双方进退路线学生难以形成正确的时空概念,我在课堂上使用自制的多媒体课件进行演示,并配以声音讲解,这一难点就迎刃而解了。学生看了演示动画后效果很好,从而突破学生难以树立空间概念这一难点。
第三,运用多面体教学,使历史教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也出现新取向。
我们初中历史是“副科”、是“豆芽科”,在人们的心目中好象可有可无,但是,对于我们历史教师来讲,就不能用这种观念来指导教学。要还历史学科在教育中的本来面目,就得靠我们广大的历史教育工作者去拼,去奋斗。我们在教学中应该给学生灌输:①介绍历史方法,鼓励他们问“我们怎样知道?”以及教他们评价史料。②让学生接触多种体例——社会史、政治史、地方史,专题学习及发展史等。③应该开拓学生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以及对第二层次概念如史料、解释、变迁与连贯等的理解。目前,好些国家历史教师都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是历史教学在内容和方法上出现的新取向。我们初中历史教师应该主动地把初高中历史教学连接起来,为学生的成长和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更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任何一个优秀的教师,他必须是一个善于激起自己课程兴趣、确立自己课程吸引力的教师。只有对所学知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和高涨的学习热情,发挥自觉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而多媒体逼真的图像,鲜艳的色彩、动态的画面,为教师提供了新式有效的教学手段,形成新的教学环境,使“激趣”不再成为难题。
我们农村的学生,对多媒体教学有很大的好奇心,为了使这好奇心能够转化为浓厚的学习兴趣,我是这样设计课件的:为了使板书的文字出现活泼的动感,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历史课件中运用了动画效果。如标题的出现,我用飞入效果、用驶入效果;“动脑筋”用回旋效果;图片的插入用收缩或溶解效果,等等。为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插入或喜或悲的乐曲、生动的画面,把学生带入到一个诗情画意的情境中,从而让学生在情境中感受历史,回顾历史,品味历史。
多媒体教学它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走进课堂,采用录像、录音、投影、幻灯、电视、电脑等多种教学媒体组合,极大地丰富了学习内容,扩大了知识领域,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师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提供事实材料、可显示演变过程、可举例验证、可提供示范,亦可设难置疑,这对理解课文重点,突破难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多媒体教学创设了能激发学习情绪的学习情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那些潜在的、肤浅的需要,变为正在“活动”的、实实在在的需求,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知识。
第五、更易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王雄在《历史教学心理学》中指出:历史思维是在历史教学背景中,思维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历史思维的对象或材料就是人脑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历史信息。作为历史思维过程,它!体现在个体对各种历史信息进行选择、确定等加工的过程上,这是其动态的一面;作为历史思维结果,它体现为各种历史信息的加工结果,即历史史实、历史规律或历史知识,这是其静态的一面。作为动态的历史思维可以看成是思维技能应用……作为静态的历史思维,则表现为以历史的语言进行表述的一般性历史知识(经研究确认的历史事实)与特殊性历史知识(历史理论观念)这两个方面。多媒体课件让无声的书面语言和有声的口头语与形象直观的画面结合起来,使语言教学真正成为音、形、义、景的统一体,使学生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归纳。多媒体教学方法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生理特点出发,通过图像、声音、文字可全方位地刺激学生的脑、眼、耳、手,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触觉、听觉感官共同参与认识,由此获得综合感受,从而达到快速掌握知识,强化巩固学习效果的目的,这种教学方式是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学生接受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教学手段,可使人脑得到延伸。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能根据教学大纲内容以图像的形式,动态地加以分解、组合,生动
地再现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有利于突破重点、难点,也可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如对左宗棠的评价。教师先不引导解决问题的方向,根据电脑所显示的材料,让他们自己思考。有些同学认为左宗棠是个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镇压人民,统治人民,不是什么好人。有些同学则认为左宗棠是思想较先进的地主阶级,因为他参加了洋务运动,能够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建立船政局,维护清朝统治,是个效忠国家的官员。有部分同学却说他是个英雄,他能在腐朽的清廷中站出来,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收复新疆。这维护了中国的和领土的完整,作了重大的贡献……最后,教师再作个小结,看问题要全面,而且自己所持的观点能自圆其说即可,没必要统一的答案。这激起了学生的极大的兴趣,久而久之,便形成一定的分析归纳历史问题的能力和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
二、在运用多媒体课件时,要努力做到。
①分析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教师在制作课件或选用课件时,要对所确定的课题进行分析,了解该课题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教学重点、难点,及在教学过程中,用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是难于解决或解决不理想的部分。由此多媒体辅助课件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明确,并考虑通过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来达到这样的效果,从而使课件定义的教学目标与使用者定义的教学目标相一致。
②选择教学媒体,创设教学情境。当课件的总体设计思路一经确定,课件的脚本也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准备多媒体素材,怎样使文本、图像、动画、声音、视频等达到最理想的结合,使学生的主体性得到最好的发挥。
③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组织协作活动。根据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来设计多媒体教学的组织形式,在进行探究式教学中,是用小组合作还是个人讨论等,使课件所需要求程度与学生的知识水平相适应。本文来自[教育资源库]
④确定教学要素关系,完成教学过程活动。不管是传统教学手段还是现代教学手段,都要遵循“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原则,不要出现教学手段先进,而教师思想还停留在旧的水平上。
高等教育概念的历史演变篇6
一。引论:主导未来中国教育的基本力量文字的历史似乎表明,人类文明自(孔子、释伽、苏格拉底提出‘启蒙’问题的)‘轴心时代’以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无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及自己的世界观开启蒙昧和施行教育。农业时代行农业的教育,工业时代行工业的教育;保守的社会张扬传统价值,变革的社会鼓吹观念创新;先进扩张的社会敢为‘坚船利炮’提供社会达尔文主义道德观,落后挨打的社会尝以‘科技至上’试图救民族于危亡。真如德里达所感叹:“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Egea-Kuehne,1996)。于是,教育不能不体现特定社会对自己特定生存状况的理解和把握,此即教育的‘殊相’。另一方面,道枢所指,人文所及,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教育都贯穿了‘人’之为‘类’所分享着的同一种精神,即对自然的尊敬和对自由的追求。前者是‘天命’,是‘必然’,是‘神意’;后者是‘问天’,是‘欲求’,是‘人性’。于是,出于‘类’的性质,教育便非要同时在两个方面开启人性:(1)格物以知天命,(2)正心以安身性。前者是康德所论的‘Verstand’(可译做‘认知’或‘认知理性’,cognitiverationality,又可译做‘理解’或‘工具理性’,参见汪丁丁,2000a),后者是康德所论的‘Vernunft’(可译做‘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又对应于‘知性’,或可依王国维译做‘理由’或‘智性’)。此即教育的‘共相’。今天,中国的教育及其改革是面向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教育和改革,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这是中国当下教育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它的‘时代特征’。二十一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我愿意用两个特征来概括:(1)技术的迅速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2)全球的西方化(海德格尔所谓“地球的欧洲化”),或曰“全球资本主义”(参见汪丁丁,1999)。这两个特征表明,一百多年以来的‘西力东渐’运动仍在继续,并且要将二十一世纪纳入它的余绪。福柯在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时指出:“…[这一学派]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始于16世纪的,与历史性地和地理性地被界定为‘西方的’那种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的诸种后果。而西方人若不假以此种强权的理性,则永远无法获得今天这样的经济与文化成就”(Foucault,1978)。事实上,当鲍德里亚和福山宣告‘历史终结’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源自希腊的‘逻各斯’精神最终实现了全球化扩张,无处可去亦无以自拔(汪丁丁,2000b;Fukuyama,1989,1993;Baudrillard,1992)。面对这样的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我曾反复论述过的(汪丁丁,1995,1996),中国社会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1)中国社会是‘发展经济(developingeconomy)’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将‘过剩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得以维持和改善未来‘稳态人口(steady-statepopulation)’社会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根本问题’其实起源于社会的‘人口生育率变迁(demographictransition)’,而后者则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知识积累过程的效果之一。由于发展问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发展便成了‘硬道理’,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领域中占了优先位置;(2)中国社会是‘制度转型’的社会(transitionalsociety),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内,既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和行为规范、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都以较以往时代快得多的速率发生变化。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转型期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诸种行为都表现出‘短期化’倾向,或者‘末世情结’;(3)中国社会是正在经历‘文化危机’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这一危机缘起于百年以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撞。就内因而言,这一古老文明渐渐地,连续地,从它的鼎盛期(‘子学时代’),经过‘中兴’(大致可谓‘经学时代’),进入‘停滞期’,以致黑格尔意识到“中国似乎永远停留在历史以外”(《历史哲学》)。但是‘停滞’绝非静止,文化传统的‘多元性’(thepluralityoftradition)在例如伽达墨尔看来是文化传统的绝对特征(Gadamer,1975)。只要传统保持着多元的特征,传统的生命就不会完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一方面是“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又可译做“知识就是权力”),是尼采和福柯揭示出来的‘求知意志(willtoknowledge)’掩盖下的‘权力意志(willtopower)’,将‘自然’的达尔文主义转变为‘自由意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是自由了的意志对‘无根’的自由状况的反省,是原本艺术的多元文化的人生对‘单相度’的技术人生与一元文化的世界观念的奋起反抗。‘知识’与‘价值’,由这两方面的冲突所构成的‘张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从根本上主导中国教育及其改革。二。作为‘过程’的教育及其内在困境教育是一个‘过程’。在考察了各主要学派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理论之后,我觉得作为过程的‘教育’概念是与各种理论相容的一个出发点。从这一出发点可以导出如下两点理解:(1)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方法’、‘内容’,这三者构成‘同一’的不同侧面。换句话说,‘目的’,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阐释的那个为运动(过程)所趋向的静止不变的‘善(Good)’,不再具有柏拉图体系中‘理念(Idea)’所占据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过程的教育不应当按照先定的‘目的’来铺设其‘内容’,再根据‘内容’寻找‘方法’。作为过程,教育的‘目的’是在教育过程的参与者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action)’当中逐渐明确和演变的。(2)教育过程是教育的参与者之间就每个参与者,不仅是‘受教育者’的,而且是教育者的认知发展(cognitivedevelopment)与道德发展(moraldevelopment),所展开的对话和不断阐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内容---以基本概念的集合为主体,教育的方法---以人的不同特征为根据,教育的目的---对特定教育过程所应当实现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度’的界定,教育的参与者对教育的这三个方面的理解以及产生了这些不同理解的不同认知传统与道德传统的不同‘视界’之间的融合(thefusionofhorizons),所有这些方面的演变都以社会交往为实践基础。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中,教育的内容,例如,几何学的‘点’概念,就不应当由“不包含任何局部”(《几何原本》卷一)来定义,而应当由与‘点’的体验有关的一系列对话与阐释来‘定义’。于是与其它概念一样,‘点’这一概念有了自己的‘历史’---认识主体对概念的理解过程,而历史中的‘概念’是有独立生命的概念,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和停留在历史之外的概念。借用康格海姆的科学史思想:处于‘历史’过程中的科学概念与‘科学’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预设了概念在未来的可变性,从而预设了创新和批判性思考的语境(Canguilhem,1988)。如果数学概念的演变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话,那么经巴什拉(GastonBachelard)阐述的物理学概念的演变史充分说明了批判性思考(critcalthinking)所要求的‘历史’语境的重要性(Lecourt,1975)。事实上,至少一项权威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人类‘概念体系’中绝大多数概念是通过与其它概念相‘类比(metaphor)’获得局部理解的,从而绝大多数概念只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被充分理解(LakoffandJohnson,1980,第12章)。同样清楚的是,在上述理解框架中,教育的方法,例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建立,便难以像本质主义教育学派(essentialism)所设计的那样,首先确立教师的权威,然后向学生灌输‘正确的’经典理念。类似地,斯科纳(B。F。Skinner)倡导的行为主义学派(behaviorism)和杜威倡导的渐进主义学派(progressivism)的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也部分地变得可疑,因为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价值观念,典型如康德所定义的‘道德’或者詹姆士研究过的‘宗教观念’,其建立过程往往不依赖于‘激励-反应’行为链条,也不依赖于‘兴趣’诱导过程。最后,教育的‘目的’,同样是演变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教育过程的参与者对他们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博弈达到均衡时的结果的预期。就理想境界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开启每个人的潜在能力(cognitivedevelopment)和潜在价值(moraldevelopment)。而这一终极目的意味着具体教育过程的目的设定必须以教育参与者的‘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谓“有教无类”,所谓“个性化教学(individualizededucation)”,所谓“多智能开发”(multiple-intelligencedevelopment,Gardner,2000),所谓“自然教学法”(naturallearning,Abbott,1999a)或者“去正规教育”(de-formaleducation,TheEducation2000Trust,1997)。但是,另一方面,以个性差异为前提所设定的教育的终极目的,在教育过程由以发生的那个具体生存状况中,总是受到教育成本的限制(见下节的讨论“教育的经济学问题”)。正规教育以及教育的其它形式的‘标准化’节约了教育成本,从而可以部分地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从而教育的目的才变得现实可行。美国的渐进主义实验学校的失败在于使标准服从个性的渐进从而为懒惰和失职提供借口(Gardner,1991,页195-199)。如果教育过程可以被划分为阶段,例如‘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那么,作为‘社会交往过程’的教育也可以按照交往的侧重面不同而划分为不同阶段。例如对‘学校教育’来说,比物质生产实践更加主要的教育部分是‘符号交往(symbolicinteraction)’的实践,虽然符号交往也是生产过程的观念创新的主要形式(参见汪丁丁,2000c)。与物质生产的交往实践相比,教室里的符号交往实践的特征在于它基本上是围绕‘文本(text)’展开的社会交往行为,而符号交往的语境便是上面论述过的文本的观念史。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们从自身生存状况出发对符号的意义加以阐述并从其他人的阐述中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视界融合)。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的教育理论(existentialism)比其它诸种理论更加贴近符号交往的现实语境,更加有可能激发教育参与者的热情,所谓“投入的理解(committedunderstanding)”或者“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understanding)”。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命定的自由选择,“doomedtobefree”),因为它不相信任何‘他者’替‘我’作出的选择(由于‘理解的艰难’或者由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就这一点而言,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固执着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包括‘perennialism’)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后者固执着人类作为‘类’而分享的核心价值(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核心能力(感觉、语言、理解力)的开启所‘必须经历’的那些教育过程。于是,表现在教案设计(curriculumdesign)理论中,前者强调教案的灵活性,后者强调教案的经典性。上述存在主义教育哲学与古典主义教育哲学的矛盾恰恰表明了我所理解的作为过程的教育的内在困境---autonomyv。s。authority,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应当指出,自主性与权威性之间的冲突在其它教育理论中没有在“作为过程的教育”理论中来得尖锐,因为,例如对古典主义的教育理论来说,其经典著作和经典著作阐释者的权威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又例如对存在主义教育理论来说,生存的个人的自主性是教育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只有当教育参与者的自主性与教育者的权威性同时被教育过程本身决定时,才会发生上述的基本的内在困境。受教育者的‘自我(self)’意识,不论从发生心理学角度还是从进化认识论角度看,只要是不断演进的,就意味着‘自主性’的确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存在主义的教育方式,例如‘契约教育制度’,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在与老师订立教学契约之前,学生应当独立选择学什么和怎样学,可是学生的选择往往受到老师和家长意见的影响。德里达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文化认同不应当被[多元化运动]肢解。另一方面,文化[生命]又不能被局限于任何权威所定义的核心里面”(Egea-Kuehne,1996)。德里达所描述的困境也是教育的权威性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里,教育者和文化的权威阐释者,一方面,为了维护文化传统,必须坚持培养学生对既有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为了开启文化的生命力,又必须鼓励学生对既有文化做批判性的思考、重新阐释、和观念创新。因此,在作为过程的教育中,自主性与权威性这两个演进过程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这使得学生和老师在‘符号交往’中的关系变为艺术的,而非机械的和可以预先确定的。也因此,上述的教育的内在紧张又同时是推动教育过程演变的内在动力。
三。教育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教育的经济学问题导源于上一节指出的在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教育所受到的生存状况的制约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表述为如下的教育经济学基本问题:“就特定的教育参与者群体而言,以最小成本实现每个参与者的个性的最大程度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在这一‘教育经济学基本问题’中,“个性的最大程度的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这一目的同时也界定了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作为教育的内容而包含在‘认知发展’中的若干重要范畴是:(1)知识,尽管当代各国教育改革的实践都强调了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过程,强调了当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而不是储存已有知识的能力(《中国教育报》2000年10月13日;Ritchhart,2000;郑金洲,2000a,2000b,2000c;Abbott,1999b)。但‘知识’仍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学生通过知识基本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而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Paul,2000),并且,如第一节所论,时代特征和发展的紧迫感往往使得当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学习的首要内容;(2)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的培养。教育的这一职能已经成为英美教育改革的共识(Paul,1992),也正在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李建平,2000)。不论是规范化地还是个性化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都要求建立一些外在的可观测标准,例如思考的逻辑性,清晰程度,精确性,深刻程度,以及思路的开阔程度等等,当然,这些准则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们本身必须是可以改变的,演进的(ElderandPaul,2000);(3)使用各种人际交往手段的能力。如我在其它论文里论述过的,人际交往是观念创新的社会场所,没有这一场所,没有社会舞台为个人提供的表演和反思的机会,个体的思考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Habermas,1992;汪丁丁,2000e,2000f)。因此,阅读和写作能力、听和表达的能力、绘画和表演能力、表情以及身体语言的开发、计算机语言和互联网交往手段的利用,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都与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开发密切相关。在教育的目的中,作为教育的内容而包含在‘道德发展’中的若干重要范畴是:(1)社会实践能力,即康德所论的‘实践理性’。“不知礼,无以立也。”从‘小学’知‘洒扫进退’,至‘大学’知‘明明德’。家庭、社区、学校,三者结合起来,提供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环境;(2)品味修养。此即康德所论的‘判断力’及‘美感’,又与叔本华之‘意志’的磨炼有密切关系。例如,幽默感的培养有助于增强学生承受苦难的能力,而壮美的感召常常激发出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所谓“诗言志”,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品味修养使教育不仅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生产性投入’,而且成为人生幸福或‘效用函数’的‘参数’,当参数改变的时候,即便投入没有变化,效用(幸福程度)也会极大地增加;(3)终极关怀,或可谓‘神召’、‘天道’、‘浩然之气’。没有这种宗教情怀,便难有“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古往今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视为成就大学问家的第一层境界。以上便是从教育的终极目的引申出来的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一个极为庞大的基本概念的集合,而且其中的每个概念又必须被放在观念史的讨论和阐释中去理解。这些‘文本’知识再加上述的诸种道德实践的内容,要求学生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掌握。由此便导出教育的目的如何实现,这样一个教育经济学问题。人力资本理论家们根据大量的反复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在多数社会中都大大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意味着教育投资长期低于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水平。于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问题转化为?quot;是什么因素使得教育投资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经济学家对上面的问题给出了不少回答,可能的原因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利他主义精神不足“,”教育贷款市场不完备“,”劳动力市场关于能力的信息不对称“。这些研究为各国政府的教育与劳动政策提供了政策基础。教育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投资的增长所能够改变的,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状况。这一生产过程内部的转换效率则是教育经济学必须研究的课题。教育作为‘生产过程’,包含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配置学生的有限的注意力使得教育的目的所涵盖的各种教学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被理解?首先是对认知主体的注意力资源的增长(或消耗)和注意力配置方式的经济学描述,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图景(见汪丁丁,2000d)。其次,需要描述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符号交往关系,例如老师的权威性与学生的自主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后是对教学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描述。只有基于对所有这些复杂关系的理解,教育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为教案设计理论和教学标准设置提供经济分析的基础。在理想情况下(完备信息假设),从学生注意力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描述出发,由社会博弈的均衡给出学生愿意配置在特定的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注意力总量(参见汪丁丁,2000d)。以此为根据,教案设计和标准设置的任务是:按照学生注意力沿时间的配置方案,在给定的教育投资(技术、师资、设施、等等条件的)制约下,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使得学生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发展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一般而言,给定了学生的注意力配置方案,教学的内容越密集,所需的其它投入的密度也越大,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同样,以个性化教育与规模经济效益之间的权衡为基础,标准的设置越严格,教育的成本就越高。在完备信息假设下,总可以找到均衡的内容与标准使得教育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成本限制下的‘最优’。必须假定存在着关于这一动态优化问题的最优解,所谓‘标准’的有效性或‘效率损失’才是可以定义的。因为,由最优解决定了一套最优的标准,从而任何现实标准对最优标准的偏离都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在现实中,已如前述,除了社会博弈的均衡格局完全无法预先确定外,学生注意力沿时间的配置方案也无法预先确定。因此,教案设计与标准设置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演变的复杂的‘自适应过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是一种艺术,而把握这一艺术的人便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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