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案篇1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权问题；话题转向和前沿趋势；海洋中国话语

【作者】赵婧D，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P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4-0074-007

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诞生初期弗思（Firth）对马来亚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①，[1]28-63而在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2]49-94研究态势开始日渐显现。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海洋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意义不言自明。

一、传统研究主题：渔业社区发展与人海关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渔业社区传统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际关系注定无法挣脱“被变迁”的命运。渔业社区的发展与良性人海关系的建立历来都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核心话题。

王嵩兴对宜兰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进行的民族志书写，[3]49-91阿伦贝皮文化变迁的考察，[4]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等早期出自人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海岛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延续这些传统讨论的同时，人类学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Breton延续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罗河流域的渔业社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所展现出对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回应，以及双边亲属制度（bilateralkinship）如何为适应性策略给予了巨大的弹性。[5]他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检视了两个渔业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结构，认为尽管这两个社区的工作组织与食物结构都类似，但一个社区与大型社会呈现出中间人式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直接与大型社会进行单线联系。[6]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与人类学经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讨了印度南部渔业种姓中的平均主义和等级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7]后者在历史脉络下分析了北欧渔民家庭与家户的关系，[8]obben从社会系统中紧密相关的社会分层、社会规模、社会等级着眼，解析了两个巴西渔业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9]

后来的研究者们扩展了其研究视野并拓宽了研究兴趣的范围，Volkman关注渔业社区中的性别话语问题，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东南沿海渔业社区中妇女在生计方式上的转变为例，强调文化弹性（culture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从“传统”织布机上抽身出来转投渔业贸易行当，并成为国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快速扩张获益者的原因。[10]Taway等人分析了人们对乌干达湖滨渔业社区艾滋病高发病率所产生的刻板印象，认为渔民往往给人以不负责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和健康支持，渔民和渔业社区应该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11]

然而，尽管海洋人类学对于渔业社区的研究已经逐渐多样化，但是对于渔业社区更急迫的现状仍然关注不足，难以顾及渔业社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保护海洋生态之间寻求制衡，为发生正在变迁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谋求长远发展的策略，关怀正在经历变迁的人们，帮助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为海洋生态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困境。Siri.u.S・reng尝试在保护资源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兼顾两者的方式，在对挪威近海的渔村进行考察后，他认为维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在于建立体察当地捕鱼技术与文化差异的多元法律途径。[12]渔业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生产技艺的传承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Smith关于印第安人独桅艇制作技艺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拉玛莱拉村所经历的遭遇是当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化挑战的典型个案。这是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南海岸的小型渔村，延续着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间用鱼叉捕捉附近海域鲸群的传统。但是，随着邻村频繁采用炸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渔，近海生态的破坏以及抹香鲸种群数量的减少，拉玛莱拉村已经面临无鲸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以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改变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为代价，拥抱现代科技可能成为该村①剩下的唯一指望。[14]

拉玛莱拉村是全球范围内众多发生剧烈社会变迁的渔业社区的其中之一，对渔村进行新闻式的报道显然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目标。在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实中寻找渔业社区的出路与建立良性互动人海关系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宗旨。当然，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的国际通行做法对渔业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渔业社区带来了食品安全、资源权力、雇佣、社区组织结构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赋予当地社区争取政治经济诉求的力量，但是获益的渔业社区和渔民只是少数而已。[15]

对海洋社会和渔业社区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人类学的方法与关怀去帮助架构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如何平衡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岛社会中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虽然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肩负渔业社区发展与良性互动人海关系建设的责任，但未来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远。

二、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作为海权问题之核心的产权问题

当今，海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基于海洋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各学科、各层面讨论的焦点。这些看似为围绕着争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捞权（fishingrights）、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权益（maritimerights）等核心展开的各方博弈，实则根源于海陆（ocean/land）不同的资源属性以及产权（propertyrights）这一关键概念本身的扑朔迷离。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产权问题从其概念本身再到产权的确认与属性的辨析就是不乏争议且令人困惑，其被视作一系列相关权利（bundleofrights）并涉及一套复杂区分系统。但是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认同在所有者享有的进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转让（alienation）、撤销（withdrawal）等基本权利中确认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16]13-41动性特点显然使得人们难以套用在陆上区分资源或财产属性的逻辑去轻易判断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属于公共资源还是私有财产并非一目了然，这也使得产权确认、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和区分问题陷入难解的循环论争中。

实际上，论争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无疆还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财产（commonproperty）与开放资源（openresources），还是设有准入限制和产权归属的私有资源（privateproperty）。换言之，各种丰厚的海事权益应是均享抑或专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海事权益相关者而言，产权问题①决定了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资源，对所有权一事置若罔闻，还是必须遵循海洋产权的划分和所有权的归属并对各自在海洋上的行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财产（property）无所不在，而产权则处于法律、经济、国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带，甚至涉及社会认可的经济权利（economic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据其在经济学和法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确认需要参照五个维度的新观点，即财产的客体与主体、财产的使用、强制权以及财产的流转。[17]人类学家主张，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从资源本身条件到技术水平、人口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尽管大部分文化中陆地与海洋都隐含了作为公有财产的预设，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资源变得稀缺，调节资源占有形式，转换资源公私属性的社会机制（socialpropertyregime）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存在人口增长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资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质的案例。因此，简单而仓促地对海洋作出公私属性的判断无疑武断而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18]

Acheson长期致力于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他早年坚持将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视为公共财产（commonproperty），但同时也承认陆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资源存在被过度开发或滥用的事实。Acheson认为私有资源由其所有者维护，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对资源的投资来获益，故而不会出现过度开发或滥用的情况。于是，被贴上公共财产标签的开放资源就陷入了只有无限制开发才符合逻辑的悖论中，[19]因为个体缺乏集体责任（collectiveresponsibility）动机而造成的公地悲剧一样。[20]对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和捕虾人进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点研究后，Acheson发现人们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的预设受到现实中各种划分地盘（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规矩的挑战，[21]逐渐意识到人们在海上的地盘之争是包含一系列冲突与策略的复杂博弈。[22]

Durrenberger与Pálsson在其联合研究中就捕捞领地与海洋资源的可进入性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也同样质疑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对于产权与海洋资源准入资格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难免显得有些简单。其实，Durrenberger与Pálsson也承认正是由于缺乏对产权、所有权（ownership）、可进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ofsea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统区分才导致了争论的延续。[23]

随着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资源管理机构从政府到社区再到私人的三级分层对资源在公私属性的转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4]Quires等人为在对跨国金枪鱼渔场进行了多点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后，提出产权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分离产权和使用权（userights），也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公共产权设置受限的准入权。[25]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图调和众人的说法也力求对这个令人纠结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做出一个“了断”。他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比较海陆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个案（casestudyofLandTenureandSeaTenure），系统阐述了产权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提出资源存在从公有到私有财产转化的可能，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维护资源的代价（defensecost）。[26]言下之意在于强调海上生计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资源的所有形式转化变得不那么简单。

然而，实际上包括Durrenberger与Acheson在内的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不过是验证了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海洋属性与产权问题的似是而非与模棱两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他们找到了影响资源属性转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断资源性质和进行产权确认的普适性标准。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试图冲破过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挣扎于界定产权的概念。扩宽思路后的海洋人类研究着力于分析人们争夺海洋资源背后的动因和行为逻辑，而不同于经济学家为了寻求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渔业管理政策，而对政府控制海洋准入资格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无力指责。[27]

Levine相信人类学关于产权的讨论已经从对人类领地的适应与不适（adaptionandmaladaptation）转移到控制进入空间和资源的消极/积极因素上来，在涉及地盘（territoriality）争夺的诸多变量中，产权问题应该跻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对三个以捕捞鳌虾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新西兰村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Levine归纳了准入控制（ControllingAccess）的三种类型并对这一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人们争夺海洋资源就像争夺地盘一样，准入控制代表正是渔民保护财产的方式。据此，他反对在渔业管理中对公共财产的无限制应用（unqualifiedapplication）。[28]

此外，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在争取资源和权益时的诉求与进行的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社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Taylor在对爱尔兰Donega郡辖下的一个沿海居民点Teelin进行的考察中讨论了捕捞大马哈鱼（salmon）与表达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捞大马哈鱼的行为并非旨在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为表达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方式，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起到将当地社区凝聚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功用。[29]

总的来说，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之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化的（convertible）。在人类学家看来，产权问题的复杂与可变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乃至认知体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脉络下理解产权问题，并分析资源以及产权对于当地社会的意义，才有最终可能厘清该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实际远比研究者的预设更为复杂。Gatewood观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围网捕捞技术（seiners）的大马哈鱼渔场，他发现渔场的性质以及渔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长期被忽略了：渔场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组织和信息分享单位，人与人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非简单的人群集合。[30]Vinck在对斯里兰卡北部长期受内战影响的渔村进行定点考察后发现，北斯里兰卡的捕渔权、产权纠纷以及渔场准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个人和渔会都善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多维度的权力斗争。[31]

在加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维度的研究与反思后，不免发现静态地就产权而论产权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产权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族社会就不乏争夺水资源分配权利的个案，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仪式作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区域联盟的产生。[32]现代意义下的产权制度只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态。按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资本可以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客观资本包括源于经济资源的经济资本，实质为信息资本的文化资本，以及作为资源与政治权力连接形式的政治资本，还有叠加于实际与潜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此外，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资本，各种客观资本都无法脱离隐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话说，“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33]119作为产权依托形式的经济权属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34]对具有再生产性的象征产权的重视而言，关于产权的人类学讨论还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三、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海洋治污与管辖权问题（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的压力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困于生产-污染的吊诡对立，海洋污染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是既牵涉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利益的疑难杂症。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污染问题就已经引起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中，关注海洋污染现状，分析污染原因，寻求污染解决办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线索。[35]在经历了前期以寻找污染源和划分污染类型为重点的研究阶段后，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从技术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此外，解决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国际合作，力求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处理海洋污染的办法。尽管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海洋污染已经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处理仍然亟待“直达病灶”的良方。《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渐成为裁决国际海洋争端、海洋资源问题、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管辖权的暧昧与模糊成为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障碍。因此，为了处理涉及具体国家与责任认定的污染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界定了海洋污染来源的类型，其中包括陆基来源（land-basedsources），国家管辖权内由海底行为（seabed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国家管辖权范围由海底行为引起的国际海域污染，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气或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但是，在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海洋生态问题上，面对具有不同诉求的主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洋污染的难度与壁垒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观察就说明，尽管人们明确海上商品运输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监管职责的履行（marinewatersguardianship）却未能配合当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ordering）。[38]

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社会乃至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危机。[39]面对复杂的海洋污染问题，难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或补救途径。“谁污染，谁清理，谁赔偿”的假定原则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这在试图寻求海洋污染解决办法的研究者们中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Levy在对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认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因为对污染责任方的简单责难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彻底禁止海事活动又难免对合法权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担心。[40]

事实上，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渔业社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海洋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在针对海洋污染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对海洋社会、渔业社区、人海关系进行深描，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并重点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变量的人类学研究却并不多见。人类学研究在该话题上的方兴未艾也许才是海洋污染问题“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参与攸关民生的社会议程讨论，以人类学理论指导社会应用实践是人类学发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构负责任的人类学（engagedanthropology）的基本准则。[41]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处理海洋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生计方式、地方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为受到海洋污染影响的社区谋求利益，[42]259-280提出社区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措施。[43]如何摆脱开发即污染的“诅咒”，在关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育的同时，以不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为变迁中的渔业社区寻求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海洋人类学话题转向下的机遇

海洋因其承载着人们有关食物、资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庇护所。[39]在从“海洋”出发又重返“海洋”的人类学研究大趋势下，[44]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势必可期。

然而，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危机，海洋社会与人海关系均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这使得人类学家们体认到从传统、经典的研究主题，转向旨在以推动解决当下实际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新话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强国梦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海洋”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维度，对于顺应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内陆农业社会来说，“流动”的海洋社会并非我国人类学界最为熟稔的研究对象。但是，只要系统梳理国际海洋人类学成果并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人类学研究将会为厘清当下海洋热点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将为理解我国传统海洋文明和传承海洋文化，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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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案篇2

06石景山区阅读下面文段，完成18-19小题。（共8分）①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海洋运输业发展迅猛。与之结伴而来的海上溢油污染愈演愈烈，一次又一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由船舶引起的油污染成为关注的焦点。②海洋油污染发生的次数约占所有海洋污染次数的80%！据有关资料统计，过去40年，全世界大型油轮搁浅漏油事件共有45次，的一次是1997年“大西洋皇后号”油轮在新西兰出事，最小的一次也漏油28吨。2003年底发生在西班牙海域的“威望号”油轮断裂事件，导致7.7万桶燃油泄漏，为此，仅西班牙一国为清理“威望号”漏油污染就已耗资10亿美元。这些事故，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③海洋油污染绝大部分来自人类活动，其中以船舶运输、海上油气开采，以及沿岸工业排污为主。由于石油产地与消费地分布不均，因此，世界年产石油的一半以上是通过油轮在海上运输的，这就给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带来了油污染的威胁，特别是油轮相撞、海洋油田泄漏等突发性石油污染，更是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④多达几十万吨的溢油，一旦进入海洋将形成大片油膜，这层油膜将大气与海水隔开，减弱了海面的风浪，妨碍空气中的氧溶解到海水中，使水中的氧减少，同时有相当部分的原油，将被海洋微生物消化分解成无机物，或者由海水中的氧进行氧化分解，这样，海水中的氧被大量消耗，使鱼类和其它生物难以生存。同时，燃油溶解的过程极易产生多种有毒化合物质。致命的是，海面浮油内的一些有毒物质会进入海洋生物的食物链。一方面毒害海洋生物本身，另一方面通过食物链最终富集在人体内，从而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最后剩下的油膜凝聚以后的残余物，包括海面漂浮的焦油球以及在沉积物中的残余物，虽然短期内不会对海洋生物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却破坏了海洋环境的自然景观。⑤目前，我国海上石油运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专家认为，我国海洋溢油的潜在威胁正日益增大。如何将海洋溢油造成的浪费和污染减少到最小，已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18．第③段指出“海洋油污染绝大部分来自人类活动”，结合上下文说出三条依据。（3分）19．阅读下面材料，结合文章，分析“蓬莱漏油事件”对我国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5分）【材料】美国康菲石油有限公司与中方合作，开发中国海上油田之一——蓬莱油田。今年6月连续发生溢油事故，截至9月中旬，溢油事故累计造成5500多平方公里海水污染。对此，康菲石油公司负责人却在媒体会上表示，目前漏油事件对环境影响如何尚未可知。答案：18．①海洋运输业迅猛发展，导致海上溢油污染愈演愈烈。②过去40年，大型油轮搁浅漏油事件频发，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③船舶运输、海上油气开采，以及沿岸工业排污等人类生产活动是主要污染源。评分：共3分，每个要点1分。19．①大片油膜，既使水中的氧减少，又在分解时大量消耗氧，使鱼类和其它生物难以生存。②燃油溶解过程中产生的多种有毒化合物质，进入海洋生物的食物链，毒害海洋生物，并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③油膜凝聚以后的残余物，破坏海洋环境的自然景观。评分：共5分，每个要点1分，表达2分。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案篇3

【关键词】海洋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1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主要内容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且已经对人类的发展和生存构成威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融入到海洋经济发展中。它强调的是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做到海洋环境的友好不污染，海洋资源的节约不浪费。其理念是强调海洋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破坏海洋生态平衡，以及不会对后人的生存发展环境造成危害。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如下：

1.1海洋经济与环境保护统筹发展。传统的海洋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味的粗放式超高速发展，会造成海洋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而海洋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的污染会阻碍海洋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环境没有污染之前，就要做好海洋经济和环境保护统筹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与其他发展不同的是，只有在环境和资源做到了有效的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传统的海洋经济发展由于科技的不发达而严重依赖于海洋资源的高消耗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种发展模式造成资源大量浪费且污染环境，已经不符合时展的绿色要求。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一流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来优化生产作业，从而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发展的新趋势。只有做到低消耗高产出才能够减轻环境与海洋资源的负担。

2实施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实施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的就是要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节约海洋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要基于海洋经济发展能够持续进行为前提，不能因为一味的强调海洋环境保护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的发展也要以环境所能承受的净化范围之内为原则，最大化的减少环境污染。做到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的统一而不是对立。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辅相成。以经济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同样，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又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只有做到统筹兼顾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好短期和长期的利益，才能解决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的矛盾。这对于促进我国成为海洋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大国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解决我国人口众多带来的海洋食品供需矛盾的重要举措。

3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紧迫性

海洋环境随着国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日益恶化，海洋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发展和生存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参照《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数据，我国2005年的海水未达标面积为13.9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些区域包括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以及锦州湾等，其中部分靠近大中小城市的水域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些环境污染不仅导致了海产品数量减少而且深受污染。这种受污染的海产品又被运到厨房上了餐桌，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此外，污染水域的海滩遭到废弃，相应的旅游业发展也受到了阻碍。面对日益污染的海洋环境所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传统的靠牺牲环境还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现实，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人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因此，实施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全球各国迫在眉睫的任务。

4行政干预等海洋环境管理手段对企业的好处

4.1消除企业在海洋贸易中的壁垒。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性各个国家敏感和高度重视的问题。各国的海洋环境管理也从以往的内部管理向外部管理发展。很多国家为了控制海洋环境的污染，制定了相关限制进口的措施。因此，未来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从过去的非关税壁垒发展为绿色壁垒。因此，只有强化海洋环境管理，才可以让企业在海洋经济贸易中争夺话语权，消除相应的绿色壁垒。

4.2促进企业实施绿色清洁生产。通过行政干预等海洋环境管理手段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实施绿色清洁生产，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改变以往的末端治理污染模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绿色清洁生产已经成为海洋环境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能够有效的解决涉海工程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4.3促进涉海工程企业治理环境污染水平的提高。治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涉海工程企业自身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企业在环境管理时，要自觉的通过方案设计、工艺流程检查以及评审等管理手段将海洋环境保护当作企业内部的一个管理目标。企业应从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进行自我约束，通过管理评审等企业内部管理办法来提高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能力。

5运用法律等海洋环境管理手段来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1优化对海洋资源和环境功能的划分。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并协调好各个方面的主导功能，从功能上对海洋区域进行划分。从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去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综合考虑勘探海洋资源的分布量以及海洋当前的环境状况和今后的发展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海洋区域进行功能上的划分，有效并恰当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5.2减少企业排污量，对违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相关的行政管理单位要对污染源直接排入海洋中的企业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调查。研究控制近海区域的环境净化能力以及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使得污染物的排放在海洋环境承受的能力范围之内。坚决抵制“先污染后治理”的想法，做到排污负责制，谁污染谁就要负责治理等。督促企业研发利用高新技术进行海上作业，引进一流技术专家及知名管理人才对生产线进行优化，做到资源循环再利用，最大化的减少的污染物的排放，对那些偷偷排放污染物或污染物治理不达标的企业坚决查封，做到一旦触碰底线和违反规定的要零容忍，从而在源头上控制污染源，实现海洋环境的保护。

5.3全方位检测海洋环境，建立相应的海洋自净区。我国海洋面积大，孕育着大量的生命，其在自然变化中，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作用对海洋中的废弃物可以进行稀释、氧化还原以及降解等自净活动，这是海洋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因此，可以建立相应的海洋自净区域用于控制污染物的乱排放和总排放量，实现定点监测。此外，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大海洋环境监测力度，全方位多角度的跟踪，对污染区域要及时发现并快速处理。做到在海洋自净能力范围内，有效的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4倡导科学海上作业，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发海洋资源。传统的海洋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海洋资源的粗放式利用，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的海洋资源被浪费从而污染了海洋环境。另一方面导致了海洋资源的过渡消耗从而出现资源枯竭活减少不能支撑海洋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意识，积极倡导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做到海洋资源循环再利用，最大化的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5.5建立健全相应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细化各个现有法律中的执法内容。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力度，让行政执法部门在海洋环境保护中做到有法可依以及执法必严等。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健全和细化，才可以有效的进一步规范涉海企业作业管理，减轻海洋生态负担，确保海洋的生态环境处于平衡状态。

6结论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海洋环境保护的同时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同样，海洋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以环境污染为前提。要统筹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从整体规划海洋长远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协调规划好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的统一发展。让海洋环境在得到保护和有效的改善后，能够有力的支撑起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可以促进环境保护的发展。从传统的对立状态转变为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的局面，促进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成为海洋大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纪明，程娜.可持续发展技术观下的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3，3：110-114.

[2]陈祖军，谭显英，韦鹤平.论我国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J].水资源保护，2001，1：7-10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案篇4

显然，不能独立地谈污染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律属性。解决了法律适用问题，才能确定污染损害是否属于限制性债权。如果能适用clc1969，则污染损害为限制性债权。

clc1969只适用于油轮之间的碰撞。第iv条：“如果两艘或者多艘船舶溢出或者排放油类，因而造成损害时，则所有有关船舶的所有人，除非依第iii条免责，都应对不能合理区分的损失负连带责任。”显然，clc1969在制定时，没有考虑非漏油船舶。clc1969的1992年议定书将该条修改为：“当发生涉及两艘或者更多船舶的事故并造成污染损害时，所有有关船舶的所有人，除按第iii条被豁免外，应对所有无法合理分开的此种损害负连带责任。”考虑到了非漏油船舶的赔偿责任。公约规定“船舶所有人”可以享受赔偿责任限制，非漏油船舶的所有人也属公约规定“船舶所有人”范畴，因而在符合公约在我国适用的条件下，对油污损害赔偿可以根据公约享受责任限制。

当存在涉外法律关系时，非油轮之间碰撞导致油污损害也不属于clc1969的调整范围，因而公约规定的油污责任限制不能适用。

我国参加的73/78marpol公约调整在海洋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船舶故意地、随便地或意外地排放油类和其他有害物质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显然其船舶不限于运输油轮的船舶，而包括水翼船、气垫船、潜水船、浮动船艇和固定的或浮动的工作平台。因此，涉外非油轮可适用73/78防污公约。但是，该公约是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不同于clc1969是民事赔偿责任公约，所以73/78marpol并无对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具体规定，而只是在有关“违章”的条款中规定“任何违反本公约要求的事件，不论其发生在何处，应根据有关船舶主管机关的法律，予以禁止，并给予制裁。如果该主管机关获悉是项违章事件，并确信有充分的证据对被声称的违章事件起诉，则应按照其法律使这种起诉尽速进行。”表明，公约要求内国法调整有关违章事件纠纷。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加入燃油公约，有涉外法律关系的非油轮污染损害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既然不能适用clc1969，是否就适用国内法？无法明确。

关于国内污染损害，我国没有专门的油污法，《海商法》也没有规定适用油污损害赔偿。不能认为非油轮或者沿海运输的船舶的污染损害属于《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三）的限制性债权，应适用《海商法》或者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中责任限制的规定。

《海商法》第一百一十条分别就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和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规定其赔偿限额的计算标准，并且表明是两种不同的责任限额，即当海事事故同时存在此两类赔偿责任时，若责任人申请设立基金，应分别设立两种基金。《海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针对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和油污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作出规定：“船舶所有人、承租人、经营人、救助人、保险人在发生海事事故后，依法申请责任限制的，可以向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及其责任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为取得法律规定的责任限制的权利，应当向海事法院设立油污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说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不同于油污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前者的有关法律规定见于《海商法》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表明《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只是限制人身伤亡赔偿请求和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责任，而不适用于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也就是说我国实体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从《海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可知，船舶造成油污损害，责任人要取得限制赔偿责任的权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那么，当“法律规定的责任限制的权利”的条件不具备，即法律没有规定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可以限制时，赔偿请求不属于限制性债权。

所以，在国家立法建立完整的油污赔偿制度之前，《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关于环境损害的规定实行严格责任，没有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

法律适用之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并有相应的判决。

之一：《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款对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作出了规定，使人有理由将油污损害归入第三人的财产损失。其实该条款来源于《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即1910年碰撞公约，但公约规定的是船上货物和其他财产，并不是泛泛地指第三人财产，显然，第三人财产的范围远远大于船上财产。于是，《海商法》的规定很容易令人理解成“第三人财产损失”是指船舶以外的财产损害。这是法律规定的不严密引发的争论，而且不能用沿革性解释否定该种理解。在油污损害中，有因污染而产生的财产损害、事故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此种损害而采取合理措施的费用、因采取此种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的灭失或损害，如水产品直接损失、渔业资源损失、清污费用、因采取清污措施而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这些因油污而造成的损害属于碰撞船舶以外的“第三人财产损失”。“闽燃供2”油轮与“东海209”油轮碰撞污染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提起的上诉，认为碰撞造成油污染损失属于“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故适用《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判决两碰撞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按照过错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之二：我国参加并生效的国际公约应是我国法律渊源之一，当国内法没有相关规定，即不存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不一致的情形，可以适用国际公约。因为法律对国际公约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的优先适用原则有一个前

提是国内法与国际公约规定不一致，如果国内法无规定，则不存在优先适用的问题。国内法没有关于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之规定，便适用国际公约关于责任人有权限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同时依照国内法关于一般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标准计算油污损害赔偿限额。如“闽燃供2”油轮与“东海209”油轮碰撞污染案，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属环境污染纠纷，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责任人即使没有过错也要对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污染是福建公司所属的‘闽燃供2’泄漏的180#柴油，污染环境的责任人是福建公司。‘闽燃供2’轮泄漏180#柴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造成了国家的天然渔业资源损失，上述损失是‘闽燃供2’轮泄漏180#柴油而造成的，故福建公司应对国家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台州公司所属的船舶并没有漏油，本案污染不是来自台州公司所属的船舶，台州公司与福建公司之间的船舶碰撞事故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另案处理，台州公司在本案中不直接对上述国家损失承担责任。因此，海洋水产厅请求台州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福建公司在本案中承担全部责任后，可另案向台州公司追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海洋水产厅是以‘闽然供2’和‘东海209’两轮发生碰撞，船载重油大量泄漏污染国家海洋渔业水域，损害渔业资源为由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的，因此，本案属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认定“福建公司和台州公司应按照船舶碰撞责任比例，赔偿海洋天然水产品直接经济损失和天然渔业资源损失，由海洋水产厅受偿后上交国库。海洋水产厅上诉请求除要求台州公司对本案损失负连带责任法律依据不充分外，其余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福建公司上诉理由全部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显然，广州海事法院适用《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clc1969的规定，认定由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责任，再发生追偿；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适用《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判决由两船舶所有人按过错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法院判决认定适用clc1969，国内船舶“闽燃供2”轮的船舶所有人有权限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却依《海商法》及交通部有关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计算标准认定其赔偿限额。这是没有涉外因素的案件。

与上述案件一样同为没有涉外因素的案件，法院判决认定其不适用clc1969.1994年8月16日，“烟救油2”轮在避15号台风过程中，因被风浪推至岸边搁浅，船底破裂，船载995吨货油大量泄漏，造成水产养殖重大损失。“烟救油2”轮船舶所有人烟台海上救助打捞局（下称打捞局）援用clc1969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青岛海事法院认为clc1969不适用国内航线、2000吨以下油轮，驳回其请求。打捞局不服上述判决，申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青岛海事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其申诉请求，打捞局不服上述判决，以原审判决不准许其享受责任限制与法律相悖，应予纠正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函示山东省高级法院对该案进行审查。1999年3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给打捞局发出（1997）鲁经监字第152-153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驳回其再审请求。

之三：2004年12月7日发生在珠江口的重大漏油污染案。在“现代促进”轮登记船东和光船租赁人申请设立非人身伤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案中，利害关系人广东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渔业局均提出异议，认为本案中，两船碰撞不但造成船体修理、货物等损失，而且造成油污损害，两申请人申请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仅适用于船舶碰撞造成上述船体或者货物等非人身伤亡损失赔偿，不应包括油污损害赔偿，同时，从《海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可知，船舶造成油污损害，责任人要取得限制赔偿责任的权利，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本案由于两船均非油轮，不能适用1969clc，而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油污损害责任人有权限制其赔偿责任。广东海事局认为，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基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授权采取的清污及防止污染措施是一种减少污染损害的行政强制措施，目前并无法律规定油污损害责任人对上述费用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相反，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权损害责任人也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油污事故发生后，清污是责任人的义务，海事局强制清污及防止污染，本质上属于代为履行债务，费用应当由油污责任人全额承担，没有限制责任之说。表明，本案中海事局就清污和防止污染费用向船舶所有人与光船租赁人及其责任保险人提出索赔，是非限制性债权。广东省海洋渔业局认为由于没有法律规定责任人可以限制油污染造成的国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责任，则渔业局就国家渔业资源提出索赔请求不属于限制性债权。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案篇5

关键词：港口；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前言：对于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主要是调查沿海一带的港口生态环境的状况，它是一项新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扩充了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领域。国家的相关法律也做出了要求，正如环保总局13号文件所规定的那样：对主要排放污染物使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必须要提交纸质报告给环保总局进行审核。关于怎样做出环境保护制定的措施等，国家尚未做出具体的要求，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样也无旧的方案来借鉴更新。近些年来，有许多调查工作者完成了港口建设环境保护验收的调查，研究出了一系列的验收方案，并且积极的运用在了实际的生活中，取得了大的进步。

1.港口建设在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1.1海洋生物种类的减少

在于港口的不断建设中，并不仅仅是人们所见到的陆地面积的减少，还有许多人们不能直观见到的，那就是海洋生物种类多样性的减少，因为它也在修建港口的时候也占用了一部分的海洋，从而导致了海洋生物生存的环境面积减少，港道的挖掘，港口运行时产生的污染都在影响着生物们的生存，严重者可以促使海洋生物的灭绝。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港口的建设必须着重关注海洋生物的保护。

1.2建设中海洋环境的污染

关于海洋环境的污染主要包括了港口附近海水的污染以及港口附近海底淤泥的污染。然而海洋环境污染的来源主要是由于港口的污染物的排放，生活污水的污染以及一些紧急突发状况也有可能导致，这些意外都可能导致。

1.3港口建设导致的水土流失

在港口建设中重点导致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建设中的挖掘土和一些废气土的丢弃，所以港口建设要重点考虑水土流失这个问题，它是需要重点研究的。

1.4港口建设导致的景观问题

港口的建设是人类创造的，所以它具有人文色彩和海洋景观的相结合，沿海一带的港口有了一些新的建筑物，增添了不少新景观，使得沿海的景色不在单调，有了些许的人文生机。这一点也是港口建设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优势。

2.港口竣工调查的重点内容

2.1港口基本情况的调查

主要包括了生态环境因素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对于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方面技术方面都是其中重要的一些。而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则是注重于相关保护的要求制定，还有一些保护措施的建议等等。

2.2港口生态环境的调查

生态环境的调查是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方法探讨要要研究的重点内容。它也包含了许多调查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港口所选海岸带的自然环境优势；港口海岸带的生态环境的现状调查分析；港口建设对于海洋中的海洋生物的影响严重程度；港口的建设对于海水水质的影响程度；海底淤泥的污染研究，重点是废弃的挖掘土；关于港口建设的水土流失问题的研究调查；港口建设的景观研究；港口建设的附近环境污染的研究；公众意见的调查分析。

2.3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重点要做到就是分析环境保护的实施情况如何，分析与评价的有效度。它的调查内容也包括多方面。环境的评论和批判措施对于提出一些解决方案都十分的重要，它的评价有效度是港口建设所要关注的重点，也同样是港口建设前必须分析的重点，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环境保护和批复提出的相关的一系列的生态保护的内容要求，环境保护的落实的情况，它的环境实施是否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采取的措施有没有按照环境保护的规定来，并在这些已经有的措施上继续填补一些新的东西，好的方法措施；对于污染的治理调查，它的重点要求还是水土流失的问题在加上海底淤泥的问题；想关于生态环境的治理管理计划要求，这就需要工作人员的认真验收，积极做好调查工作。

3.港口建设项目的验收调查技术方法

3.1对于港口建设的技术路线

对于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的技术路线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现场的初步调查：重点研究港口建设的实际情况分析，是否符合实际要求；对方案进行优良的编制：如果想要使得港口的建设项目积极有效的完成就必须制定有效的方案，它也包括了确定的调查范围，因果关系的问题，还有重点的目标要求，设置定点的专题项目，确定方案，确定明确的实施调查方案措施；调查方案审核以及审定：有了相应的调查方案之后不能就直接的将其运用在实际的项目当中，这样是不可取的，还应该将提出的方案进行讨论，然后寻找出最有效的；现场的环境监测与调查：好的方案运用了也并不能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技术路线，还应该在实施中进行实地监测勘察；编写调查报告：在所有步骤都差不多结束后就应该进行下面的环节了，调查报告的编写就是整合数据，然后分析数据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找出落实的有效性；调查报告的审核签发：所有的程序都结束了，就只剩下审核了，让做好的报告数据交给相关审核单位通过即可。

3.2对于港口建设的技术方法

列清单法：所有的建设都需要明确的目的，也应该明确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必须要列出方案的清单，才能够使得方案正确，也同时使得方案简单明了；文件资料审核：资料准备就绪，并不代表就能实际操作，因为那毕竟是理论的东西，所以要进行资料审核；现场的勘察：它要求收集当地港口建设的实际资料，环境保护的实施方案，方案的报告数据以及批复等的数据报告，同时也少不了明确的一些要求，紧接着也要得到些许的感性认识，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得出所要的目标准则；在环境监测方面也是多方面的，包含了以下五个重点：监测海水的质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海水的污染是港口建设直接影响的内容，所以海水的PH、DO、SS等是必须监测的；海水的生物监测：由于港口的建设项目导致了海地面积的减少，从而也影响了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因此要对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海底淤泥的监测：由于港口的建设使得污染物以及生活污水的排放，导致海水中有许多的污染物最后沉积在海底的淤泥中使得海洋底层突然严重受损，所以要对淤泥进行监测；公众意见的调查：所有的一切准备工作实际实施都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必须要通过人们自己的审核，要进行公众意见的调查。

结语：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是以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调查为主的一项新工作，通过全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港口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的验收调查研究有许多的问题，也找到了它的解决方法，可以很好的运用于实际。同时，我们也明确了它的步骤，条例清楚的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要掌握的技术方法等。对于港口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有很多，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港口建设，所以人们应该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它的事项，并且结合本文中所讲的问题方案进行考虑以及审核相关事宜，最后制定出完美方案，完成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海洋污染的解决方案篇6

关键词：跨界水污染；制度缺失；防治制度

1引言

目前杭州湾水质是全国12个主要河口、海湾中最差的一个。受到污染的水质影响了沿岸地区的工农业供水数量和质量，降低了生物多样性，对杭州湾的航道资源、滩涂资源、旅游资源以及潮汐能资源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为减少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对沿岸地区的负面影响，保护海域水环境，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综合的海域污染防治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状况

杭州湾地处浙江省北部，上海市南部，东临舟山群岛，西有钱塘江、曹娥江等注入。其沿岸的杭州、宁波、绍兴、嘉兴4市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扩大，两岸陆源污染不断加剧。而大面积的湿地围垦，使得有着特殊喇叭状地形水文特征的杭州湾对陆源污染物的自净功能大大退化。

2001年以来，杭州湾水质整体劣于国家海水标准中第四类海水标准。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质较差。其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其中，威胁最大的是无机氮。杭州湾水污染还呈现近岸海水污染重于离岸，内湾污染重于外湾的特征。据2009年《浙江省海洋环境公报》显示，重点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处于极差和差的比例分别达到4.7%和25%，较我国其他主要海湾河口，杭州湾位居最差之列。

3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失灵及原因

3.1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及其失灵表现

目前，杭州湾沿岸各地为治理跨界海域水污染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按排污现状每年削减一定比例进行任务分配和污染物总量控制。二是建立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政策，对于没有报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不予报批立项。三是自2008年9月1日起浙江省施行《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监测和保护办法》，以此加强河流交接断面的水质监测和保护管理。四是启动并实施了《2010年“浙海网”工作计划》和《2010年“浙海网”数据共享计划》，初步构建“浙海网”数据共享技术平台，推进海洋环境监测与观测信息共享政策。五是出台《杭州湾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实施办法》，规定了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具体方式。

但这些实施办法很多都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杭州湾海域中的嘉兴市，作为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先行者，于2007年开设了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中心。但这个实践处在让原先零散的、个别的排污权交易向制度化、规模化转变的初期阶段。其他地区虽有排污权交易的实例，不过都是在环保局撮合下，企业间点对点的交易，因而缺乏大规模的排污权交易平台。

3.2政策失灵的原因分析

3.2.1跨区域合作制度不健全

杭州湾沿岸城市中，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上海为直辖市。在水污染治理的协调和组织方面，各种研究大多要考虑各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政府官员以短期的GDP为升迁考核标准，因而忽视治理水污染。在行政区划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下，各城市对流域内水资源的利用，往往只考虑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不考虑整个流域对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在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防治领域，两岸五城市并未形成有效的水污染防治海陆统筹制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两省市五城市的杭州湾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

3.2.2部门协调管理问题难度大

在部门协调方面，杭州湾水环境管理制度上存在着职责不明、机构薄弱等多个问题。虽然浙江省设有海洋渔业局、环保厅、钱塘江管理局、海事局等多个行政机关来管理杭州湾水环境，但部门之间缺乏联合工作机制，且真正具有行动力的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排放标准的动力和机制。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难下海，许多跨部门海洋环境问题难以及时解决。从市级部门来看，杭州湾沿岸五城市各自将水污染防治工作分解到不同部门，这些部门大多缺乏海洋环境专业人才，每年的海洋环境公报是有偿委托宁波一家专业部门完成的，这样的机构设置无法担当起杭州湾及钱塘江河口环境管理的重任。

3.2.3海域污染物评价指标缺乏

各地对水污染排放没有形成完整的技术规范和标准。由于浙江省沿海城市的城市化推进速度不断增加及农业集约化生产的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增加。而尾水排海标准低于排河标准实际上市诱导了各地在杭州湾岸边增设污水处理厂。目前使用的《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是1998年实施的国家标准，缺乏对有毒有机物等特殊污染物的评价指标及标准。“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将化学需氧量作为杭州湾陆源污染物的监管和考核重点，而忽视杭州湾地区主要的污染物氮和磷，导致杭州湾水环境治理中的事倍功半。另一方面，近岸海域生态没有一个完整的综合评价体系，目前的监测体系只反映不同要素质量状况，不能科学地表述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总体质量。

3.2.4监管力度不足

一方面，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和应急能力不足。杭州湾监测站点和监测项目偏少，缺乏对重点污染源排放状况的在线监测，更缺乏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的能力。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自动监测系统仍处空白，难以反映杭州湾不同海域的环境质量和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我国没有赋予公众监督治理水污染的各种权利和途径，没有形成水污染损害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形成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环境诉讼制度，去限制政府或企业对于水环境的不当行为。

4以波罗的海为例的经验借鉴

波罗的海位于欧洲北部，海岸线曲折，与外海的通道又浅又窄，属于欧洲北部的内海。二战后，随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城市规模扩张，加上波罗的海水体交换缓慢，大片的海底区域没有生命迹象。氮负荷过大被认为是波罗的海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这也最终造成其近岸海域基本没有纳污容量，生态环境极其恶劣。

波罗的海与9个国家接壤，这些国家对波罗的海水体的富营养化都有责任。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努力不足以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这意味着，有效和高效的氮还原需要他们联合行动。针对上述情况，1974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欧盟领导下，签署了《赫尔辛基公约》，该公约是针对陆域污染源制定的第一个区域性条约。到20世纪80年代后，波罗的海水质和生态环境逐渐得以改善。波罗的海的水污染治理是跨国合作治理海域污染的典型，其主要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4.1制定区域性条约，预防跨界损害

保护跨界水资源首先意味着跨界地区需要履行预防损害的义务，而不是事后对损害进行赔偿、补救的义务。因为在造成损害之后再补偿，往往无法恢复之前的状态。环境影响评价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它结合了预防原则和预防环境损害原则，也考虑到了公众的参与。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步骤，监测也是防止、减轻损害的关键步骤。1974年波罗的海国家签署的《赫尔辛基公约》联系了近20个不同的科学或行政团体处理波罗的海事务，如国际海洋研究协会、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经济互助会等，以及若干个双边和多边的机构。根据公约第十一条规定，沿岸国应当制订和实施监测跨界水体环境，包括洪水和跨界影响的联合方案，并制订和实施有关监测方案、测量程序等的统一标准。

4.2加强援助与合作，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对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长期污染问题，与波罗的海接壤的国家限制污染物的跨国流动，通过支持北欧环境金融公司（NEFCO）建设，由该公司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收费，同时对减少污染物排放提供税收刺激。各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了不同类型企业和设备的最大污染物允许排放标准，实施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同时加强农业面源治理，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在污水处理厂中配套建设污泥处理、沼气发电装置，既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又避免了污泥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5基于制度创新视角的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防治制度

针对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的制度成因，借鉴波罗的海水污染防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从改进型水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全方位水污染综合调控制度、排污权交易创新制度3方面设计杭州湾海域水污染综合防治的新制度。

5.1改进水污染总量控制制度

中国现行有关水污染的标准制定参照了欧美20世纪的排放标准，以控制排放浓度为主，难以适应总量控制的要求。如果按照排放标准进行浓度控制，而不考虑水体纳污能力，即使达标排放，水污染程度也会加重。因此，对允许在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排放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核定是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

实施改进型水污染总量控制制度要求以地处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的五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达标为控制目标，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作为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通过明确污染控制重点海域的功能定位，调查沿岸地区污染物排放量，掌握跨界海域的环境容量。根据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将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五城市各排污单位。对水污染物达标排放量仍不能达到规定的区域，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超出容量部分的进行削减或通过生态修复等措施，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总量控制实施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并定期公布考核结果。

5.2完善源头减排管理制度

影响海洋环境的污染物和营养物质很大一部分来自陆源，加快制定完善以陆源污染防治为重点，兼顾海源污染控制的减排政策。首先，按照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要求，根据水体功能的水质要求及其自净能力，核定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总量，并倒推至排污口，采取相应削减措施。

从源头上控制水污染，严格环境准入。按照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和专家评审、公众评议“两评结合”的环境准入制度，严守生态红线，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根据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重新规划生产力布局。同时规定，凡不符合环境功能区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审批。

2014年11月绿色科技第11期5.3健全末端治理监管制度

制定与完善末端治理监管制度，按照海陆统筹、专司管理、资源共享的原则，通过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实现水质的实时和远程监测，监督总量控制制度落实情况、排放达标情况，及时预警重大水质污染事故。提升海陆统筹环境综合监测能力，保护杭州湾海域环境质量。

统一污染物排海标准与排内河标准。控制重点污染物氨氮和总磷，纠正因污水排海标准低于内河而产生的沿岸污水处理厂增设过多的趋势。严格限制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的工业废水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对污染严重的重点行业采取更高的排污标准。同时，设立执法监督小组赴各地监督，通过集中执法，专项检查等形式，坚决依法打击、公开曝光和处罚环境违法行为。

优化杭州湾两岸入海排污口布局。首先，全面排查入海排污口数量，掌握入海排污口情况。根据海洋功能区划调整、取缔，重新设置入海排污口。其次，优化整个海湾尤其是跨区域入海的排污口布局，着重推进杭州湾沿岸5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同时，加强对入海口已有湿地的保护，增强河口湿地的清污能力。

5.4创新排污权交易制度

目前，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环境污染严重。水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水排污权的二次分配手段，发展空间巨大。杭州湾沿岸5城市应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按照市场原则公开交易水权。同时，建立各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广域网，形成排污权交易信息平台和可供网上查询的信息网站，及时提供排污权交易的信息、交易规则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也要为排污权交易提供价款结算服务。沿岸各市应确立跨城市交易的价格比例机制。政府部门采取激励机制以促使买卖双方参与交易，引导成立各类中介组织并激发其作用，以此降低交易费用，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交易。

为了解决了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应要求新建和扩建的企业必须向现存的企业购买污染物削减信用，新企业购买污染物削减信用的资金可以用来治理现存企业的污染。其次，允许将一个工厂内部的多个排放点或者一个公司下属的多个工厂看作一个整体，允许一些排放点增加排放，而另一些排放点则要更多地削减排放量，这样，排放量从整体看是减少的。最后，应建立银行储存制度以避免交易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污染物削减信用可以存入经认可的银行，银行方面负责之后的储存、使用和流通。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浙江省海洋环境公报（2009～2013）[R].杭州：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2013.

[2]嘉兴市环境保护局.嘉兴市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R].嘉兴：嘉兴市环境保护局，2011.

[3]施祖麟，毕亮亮.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研究――以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