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1

[关键词]证券法律责任制度基本原则、强化监管、催生发展、强调民事责任、强化个人责任

行之有效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是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快速成长的根本保障。我国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监管无力，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发生。如何使我们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设计能够在现行的经济体下有效运行，成了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健全和完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是一项浩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但科学、务实的指导原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以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基本理念，以我国的具体实践为基础，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现行证券法律责任制度必须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严格责任、强化监管的原则。

严格责任、强化监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第一，基于市场主体各方利益协调平衡的公正原则，对于应当强制性要求承担的责任，必须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设置，并有效实施监管，以保证法律责任制度有效实施；第二，对于设置责任过轻，侵权行为大量发生的，应当加重责任以有效平衡，并加强监管；第三，对于责任设置公平，但基于执法资源有限、执法不严、究责率低而造成实际利益不平衡的，应当通过加强执法、提高究责率，或者进一步加重责任设置以达到公平和平衡，并加强监管。

强调严格责任、强化监管原则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有序、规范发展不容置疑的选择：

1、严格责任、强化监管，是现实市场缺陷对强化政府干预的必然要求。市场缺陷包括理论市场缺陷和现实市场缺陷。理论市场缺陷理论是完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该种理论支持了政府适当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现实市场缺陷，是现实的市场存在的缺陷，它不仅包括理论市场存在的缺陷，而且还包括现实市场不完全所存在的缺陷。我国的现

实，正是处于这种理论市场缺陷和现实市场缺陷并存，现实市场缺陷还很严重的状态之中，市场中的卖方和买方之间力量不均衡、卖方的数量还不足以形成竞争、卖方和买方的素质还不足以自律，等等，使我国证券市场既不可能在自由中有序，也不可能在自由中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不能象英美等国从前的证券市场发展一样，可以在一个漫长的年代里自由式地发展；第二，不具备英美等国今天证券市场雄厚的基础条件，即发达的公司和富有的投资者群体。第三，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能够建设得象英美等发达证券市场一样规范有序地发展。正是这种二难的处境和要求，中国证券市场没有大量的高质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大量理性的、高素质的、富有资金的中产阶级投资者，中国没有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和大量高素质的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工作队伍，中国没有长期证券市场发展和实践的经验，没有健全完善的金融、证券法制等，这些条件的约束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能由各要素自由地去撞击，而必须能动地协调各要素，强化政府监管，在不具备自然有序的条件下，实现能动地有序。正是现实市场缺陷与现实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使政府干预具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使严格责任、强化监管成为谋求发展的必然要求。

2、严格责任、强化监管，是违法违规现象普遍的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现实状况的必然选择。中国上市公司违法违规呈现上升趋势，1996年，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违法违规案件达100多起，是1992年至1995年的5倍以上。进入1999年以来，查处的违法违规案件与日俱增，东方锅炉、大庆联谊、蓝田股份欺诈骗取上市资格；飞龙实业、中国高科、ST金帝、棱光实业年报中虚假陈述；ST琼华侨拒绝披露息露；成都联谊违规操作配股；北海银河故意拖延重大信息披露；中国轻骑、宁波华联、北大车行内幕交易非法获利等（1）。配股人见人怕，大股东圈钱，重配股不重效率，实配率越来越底，1999年实配率仅为46.44%，在130家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中，只有13家配股数量募足，最低实配率为6%（2）。这些众多的违法违规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对这些违法违规事件的处罚，如以往的琼民源、红光实业等事件中一样，在东方锅炉和大庆联谊事件中，除几个重要的涉案人员被绳之以法外，其他均以警告和罚款了结。而罚款的区区几万对于那些收入丰厚的违规违法者来说，不足以伤筋动骨，更何况有一些人是接了罚单，到公司即报销了。而对于公司的罚款，是广大股东的钱，更不会有人去心疼。

美国正是在1929年由证券市场引发的大萧条之后，才进入了证券监管的时代。当时的美国也是虚假陈述盛行，从发行公司到金融评论家，包括各种媒体和投资咨询公司等，都在欺诈投机、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普遍；银行资金大量违规进入市场，致使投机盛行，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导致了美国1933年《证券法》等一系列监管立法的颂布。

违法违规行为的大量发生，与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究责率底和责任轻是直接相关的。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是与其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正是违法违规有利可图，才有人敢于和愿意违法违规。而证券市场是个信心市场、前景市场，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的信心。证券市场中充满了欺诈、虚假和操纵，没有公平和公正，证券市场的信心和前景就丧失了。因此，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严格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加强监管，是现实要求我们的唯一选择。

3、严格责任，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监管，也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包括美、英、法、日等国的证券市场都比较发达，近几年来，各发达国家为了能够更多地吸引资金，激活经济，都不同程度地修改了证券方面的立法或制订新法。而这些修改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强化监管。如美国1996年修订了主要的证券法律，并制订了《1996年全国证券市场促进法》、日本在1996年对证券法律的改革等，都反映出了一种严格责任、强化监管，而放松管制、减少限制、降低成本的大趋势（3）。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孤立存在，因此处于一种没有发达国家基础条件，但还不得不考虑当代世界证券市场发展模式和趋势的二难之中。我们不但要强调证券市场内涵和外延、容量和质量的发展，还必须大力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促进股份公司的发展，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人民收入促进社会中产阶级的发展；既要要求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证券公司服务水平的提高，还要促进投资者投资素质的提高和发展，等等。不仅是一种基础设施先进、从业人员素质提高等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全方位、系统性的亟待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强调严格责任、强调政府依法监管与调控，从而有效促进协调、健康发展。

二、规范的催生相结合的原则。

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根本上是为了促进我国整个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结构全面合理的调整和优化，为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和健康发展服务。而且就我国目前资金市场上银行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市场比例的严重失调，使我国银行业的压力和困难重重，也给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极大的压力。快速健康地发展我国证券市场，逐步扩大我国直接融资比例，为有效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小银行压力，化解金融风险，盘活国有企业的大量的存量资产，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现实的二难条件，设计一种能够适应发展需要而又现实可行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必须避免一种因为相关的方面还不发达或制度还不健全就放弃努力的倾向；同时，必须正确认识，成熟的证券市场也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虽然，有一些因素直接决定着证券市场的成长，但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确定的先与后、因与果的关系，一方面的因素的良性发展和提高会促进其他方面因素的发展和提高。二难条件的环境从另一面成为促进我们的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从各方面、多侧面地同步、协调发展的压力。而且，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其流通容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非常小，不到7%，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较小，有充分的空间和承受力允许在发展上可以比较大胆地试走新路。

因此，在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始终贯彻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全方位的催生发展的原则。每一项具体制度的设计，每一项法律责任的规定，都要充分考虑激活资本流动、健全资本市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催化证券市场创新、发展证券市场容量、提高证券市场质量。从基础设施、人员素质、专业人员的培养、投资者素质的提高、法律责任和法律程序的建设、专业服务机构质量的提高、信息披露与管理、税收减免、政策调整、纠纷解决等全方位地，为降低证券投资成本、提高证券投资效率、树立证券市场信用创造条件，从而积极有效地催化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公正与发展协调的原则。

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是现代各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公正成为市场中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协调市场行为中卖方与买方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公正，也就谈不上市场。但是，公正的观念和具体内容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内容，它必须与一个确定的现实条件相适应。在证券市场上，公正原则要求的最基本内容，就是证券卖方与证券买方，即证券发行人和证券投资者之间的在法律权利义务设置上的对等和利益保护上的无倾向性。但是，由于证券市场过程中，卖方与买方二者势力发展总是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而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却是二者相互依赖，因此，必然要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的不同，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必须在利益的保护上有所倾向，从而有效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最终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样有这种公正与发展原则之间的协调问题。这种协调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也可看得很清楚：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政策倾于卖方市场；而现在买方利益频频受损，市场信心不足、前景难测，则必须强化买方利益保护。而且公正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因为没有发展，对双方利益都将是不利的。因此，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必须坚持公正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四。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原则。

实体与程序并重，是一个常识性、但又必须强调和坚持的原则。因为我国在证券法律责任立法方面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无程序即无实体。没有明确、适当的法律程序的规定，实体上规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只能是一纸空文。没有法律程序的规定，就无法执行，而得不到执行的法律，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降低法律的威信。如果法律对一种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而无一定的、适当程序予以执行上的保证，法律责任就变成了空话。可执行的法律才是好法律，而没有程序保证的法律责任根本不可能有效执行。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首席律师邓尔邦曾说：我认为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执行法律并适当地追究法律责任。这些法律都是为了规范市场的运作与其参与者，如果法律执行妥当，市场运作与参与者的行为便会自然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我国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必须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原则，以保证实体责任制度的设计能够有效而妥当地执行。尤其是加强监管程序立法，对于证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有重要意义。

五、强调民事责任原则。

强调民事责任原则，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执法违法情形比较严重、执法资源紧缺的我国证券市场现实的要求。因为民事责任保护的权利主体是市民社会的市民，他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使民事侵权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最高。因此，民事责任的健全对违法行为的减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公平有效地设置民事责任，才能调动投资者自身的积极性，去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才能调动广大投资者的积极监督，检举违法行为，发动证券市场上的人民战争，从形成证券市场上真正有人诉、有人赔，诉得起、赔得起（4）的高效、有力的执法局面，从而有效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投资者在美国证券市场中被称之为私人检察长。私人诉讼是美国证交会执法方面的关健。由于证交会财力人力有限，侦查和调查证券违法事例，经常仰赖私人提起诉讼。通过允许私人就其所受的侵害在法院提起诉讼，联邦法律和法规得以强制执行，又不必花费证交会或司法部起诉所需花费的大笔费用。美国1994年证交会提起的行政案件是268件，民事和刑事案件总和是229件，而全国各地由私人提出的联邦和州证券诉讼案件每年大约300件，比联邦行政诉讼或者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案件的件数还多（5）。这反映了投资者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维护，也有效解决无人诉的起诉主体缺位和证券市场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够、究责率低、执法资源缺乏的问题。我国证券法律责任立法方面最为薄弱的应属民事责任，使真正的权利主体缺位，使整个法律责任机制不能高效运行，发挥预防和矫正作用。

实践已经表明，我国证券立法中民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使实践中许多违法行为中被侵害的广大投资者利不能得有效的保护。红光实业、琼民源、苏三山等事件无不如此。因此，必须强调民事责任立法，而且必须充分考虑证券市场上侵权行为发现难度大，侵权行为人确定困难，市场广阔造成投资者对有关信息获取困难等因素，对民事救济程序、举证责任、归责原则、救济成本承担等加以分析和研究，从而保证民事责任的规定能真正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六、强化个人责任原则。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也不需要法律。法律责任制度设计，不能把人人都当作是天使。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欲望，是自利的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忠诚的关注者，具有效用最大化的特性；而且，不是一切的人都是可以完全信赖的，总有一些人可能是不诚实的，他们可能会掩盖偏好、歪曲数据、故意混淆是非，欺诈性地追求自我利益，这被制度经济学称之为机会主义。由于机会主义者和非机会主义者在事前区分的成本很高，而且人的有限理性甚至使这种区分不可能，因此，为了避免机会主义的风险，市场主体只能一概地视他人都为机会主义者。同时，实际中一切的决策都是以个人决策为基础的，一切行为实际上都是个人的行为，一切的组织，诸如政党、社会、国家、人民、企业、等都不再被认为是象一个人一样地行动的集体，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其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为开始，这被制度经济学称之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原则。

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特征和实际决策过程中的个人主义观点的科学性决定，对任何行为的分析，都必须坚持从行为主体中所包含的最小的决策单元，即具体的人去分析和把握，从主体行为中所内含的利益驱动去分析和把握。法律责任的分析，尤其是对非自然人主体行为的分析，必须从主体行为决策人的利益驱动机制上去考察，引导有益的利益机制，消除有害的利益机制。主要可采用三种做法：（1）对于违背应当遵守的一般的职业决策规则进行决策，给所代表的非自然人主体内部的非决策第三人导致利益损失的，由决策人赔偿或补偿；（2）对于决策给外部第三人造成损失的，如果这种损失不是因为决策者违背基本的职业判断规则，而是因为主观上的重大过失或故意而造成的，则由被人对外承担责任后，由被人根据决策者的过错对被人赔偿或补偿；并且，被人内部的任何其他非决策人都有权代替被人行使上述权利；被人的任何债权人，在债权不能有效得到清偿时，亦可行使上述权利。如果有必要加强对第三人的保护，则规定决策人与被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三，对于有共同利益的共同决策人之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举证无过错而推卸责任，从而促成共同决策人之间既在合法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合作，又在非法行为决策上的相互制约。

实践说明，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建设方面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法律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其中，一方面是因为执法不严和处罚过轻的原因（6），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到中介机构，以及投资者，都普遍存在着产权主体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而处罚却往往只对机构不对个人，既便对个人有处罚，往往也只是轻描淡写，甚至以党纪、行政处分代替国法，接了罚单予以公款报销，有的处罚甚至只是调往彼处继续担任同级职务，责任旁货极为严重，这种状况必然造成大量的大胆违法违规者的产生，因此，研究和完善我国证券法律责任，强调化个人责任原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注释：

（1）《1999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南方周末》，1999年12月10日14版。

（2）《配股为什么人见人怕》，《南方周末》，2000年3月10日22版。

（3）于绪刚：《美国：＜1996年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魏君贤：《日本：放松管制、加强监管》，《金融法苑＜证券法专刊＞》总12、13期合刊，法律出版社。

（4）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研究生邱海洋在北京大学证券法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2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是证券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是证券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最能反映证券法的特性，因而它们是证券市场法治的精髓。“三公原则”有一个共同的定语：“公”，表明了证券市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也表明了“三公原则”不是体现个体本位的民法原则，而属于体现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原则。

（一）公开原则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证券发行人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即证券发行人应及时、真实、充分和完整地向社会公开能够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一切信息资料；(2)管理者的监视标准公开，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信息公开原则的基础。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其基本信念是信息公开主义，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完全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前有机会判断投资的价值，发行人的责任到公开为止。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业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义务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及到证券店头市场（注：参见诸葛霖等编译：《证券与证券交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08页。）。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信息公开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它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原则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政府不相信证券发行人的公正性和投资者的能力。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只能实行核准制，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其法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确实力量不均衡，需要政府加以规制。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作了完整的规定：(1)规定了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13、17、24、39、161、175、177、202条；《公司法》第88、140、166、206、207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证券发行人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规定了公司上市信息公开制度。股票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公司应当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法律规定的上市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注：参见《证券法》第47、48、53、54条。）(3)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在第3章第3节专门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详细、严明地规定了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时间、内容和条件。并在第11章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4)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79、80、83、93条。）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多的虚假信息，其中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上市公司对其信息的操纵。这种信息操纵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高层或上市公司与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大股东、证券咨询机构等联合起来，以虚假的或严重失实的报表、公告公之于众，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案”、“红光事件”影响极坏。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上市公司在披露重大信息事件之前，很少有不发生股价异动的情况。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主要就是解决好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三个方面。《证券法》对信息披露只是作了框架性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大量具体规范主要落在中国证监会身上。

但是，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也是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括着纵的行为和横的行为，即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横的行为；监管行为——纵的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等，其信息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其直接受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我国《证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72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二）公正原则

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所确认的标准和规则公正，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进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在同一次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对所有的投资者的条件、机会都是相同的，不得因人而异。其二是管理行为公正，证券管理监督人员对任何证券发行、交易当事人都要一视同仁，执行同一规则，禁止一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公正交易行为的发生。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与公开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因为公开原则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公开则谈何公正可言？公正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目的都是实现公平原则。

规则公正是前提和基础。规则公正是法律正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没有规则公正，就无行为公正可言。但我国《证券法》在规则公正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如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的界定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对证券监管部门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救济制度；又如对法律责任的规范方面，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淡化民事责任，而且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不恰当。这对执法公正造成了不利影响，1999年，大庆联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一些人被重判，也有人被警告、罚款了事，而上市公司被罚高达百万，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股股东本来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还要分摊罚款，真是雪上加霜。该罚的应该是具体责任人，因具体责任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管理行为公正主要是针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而言。证券监管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我国证券管理行为也存在有失公正的地方，由于我国过分强调股市融资的功能，导致政府通过二级市场升温逆向拉动一级市场扩容。政府不仅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二级市场，而且在必要时直接干预，如《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等。政府的频繁干预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要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必须将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管理者必须服从法律，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同时赋予被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如异议权、申诉权、建议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按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公平对待给付，不得利用其优势压制对方，损害对方利益，公平原则是商品交易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

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侧重点不同，平等原则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立足于个人的身份，属于机会平等，在交易中只要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尽管不符合不等价交换原则，但如果双方均满意，就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平等原则，没有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就谈不上公平。但公平原则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公”有公共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之含义。公平原则侧重于从社会一般角度判断某项交易行为的价值要求和合理性，符合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也就符合价值规律，它兼顾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资者与发行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私人行为，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扩散效应，单纯强调交易者的地位平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市场很可能被那些具有资金、信息方面优势的人操纵。法律应从社会一般角度消除交易双方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如禁止某些交易行为，判定某些交易行为无效。

证券法的公平原则的天平应向投资者一方倾斜，因为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两条重要途径。民事责任制度是公平原则的重要法宝。但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涉及到证券商的欺诈行为和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注：参见《证券法》第192、198条。），诸如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法律并未规定行为者的民事责任，这就造成了符合民事责任的要件但不追究民事责任的结果，这种现象对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操纵市场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价格的民事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假象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者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的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注：参见钟明霞：《证券商行为规范及法律责任探讨》，《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4页。）在内幕交易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反前项规定（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应就信息未公开之前其买入或者卖出该股票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

二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国家（政府）型监管主导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主导体制。前者是国家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后者是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自我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是指通过国家证券立法，由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对全国证券市场履行监督管理职权，统一监督和管理。证券业自律管理就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管理规章和业务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自律组织代表的首先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要通过自律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矗立于市场之上的政府代表的是公众利益，是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增强公众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维持市场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率。

政府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奉行不干预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政府的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对市场竞争再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因为这时市场力量是不均衡的，极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非垄断者和消费者很显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必须站出来，对市场竞争进行调控和监管。证券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垄断性远高于其他市场，而且证券市场参与者多，投机性强、敏感度高，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市场，且其风险又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广、传导速度快的特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必须实行调控和监管。但政府监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自律组织残缺不全，自律规则和功能不完整，或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对抗态势，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并不十分熟悉，在这方面滥用权力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会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从市场的实际出发，证券业自律具有某种不可代替性，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证券市场的技术操作，证券业自律组织中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专家，他们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容易察觉违法者利用虚假信息操纵市场以及利用现有法律空隙逃避监管，因此，自律组织在执法检查、自律监控方面要比政府更有效率，更具有灵活性和预防性。这里，值得谈一谈英国的证券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型监管为主导，自我管理由英国证券交易所、收购与合并委员会、证券业协会负责。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检查上市说明书、监督上市公司的持续公开行为；收购和兼并委员会作为研究性的机构，制定了《收购和兼并手册》及《大量购买股份规则》专门用于调整公司股份收购中的一系列行为；证券协会是由有关专业协会代表组成的自愿性组织，其职能是制定、解释与执行条例。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效率和安全的优点：一是它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二是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而且模范地遵守这些规则；三是自律机构对违法行为调查和处罚往往有充分的准备，反映迅速。

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条件、投资者的素质和证券立法决定了我国不是自律主导型监管模式，我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注：1999年，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国务院证券委取消，合并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法制定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活动进行监管，依法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为了及时地掌握违法活动的事实和证据，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证券法还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了必要的调查权和检查权，对当事人、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询问，对有关资料和文件有权查阅、复制和封存，对非法转移和隐匿资金和证券的行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如前所述，政府专门监管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应当吸收和借鉴自律监管的某些有效成分。美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监管体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政府主管机关，但又适度引入英国证券监管体系的某些有效成份，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及证券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便成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的全国证券商协会一方面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证券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章制度，负责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考试，并设立、管理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实行不同的上市标准，相互之间开展平等、有序竞争，同时对会员单位依法实行管理，较好地处理了竞争与自律的关系。（注：参见宋玉勤、杨亮：《加强自律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1998年3月31日。）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属于场内证券交易的自律组织，《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章程，具体规定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和转让等问题，详细规定证券交易所成员违法或违反章程时的责任，还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业余规则和上市规则等，规范证券交易所成员的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在场内交易的监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足的是，《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并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但没有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这是立法的一个失误。我国《证券法》专章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设立、地位和职责等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组织，但依照该规定的实质内容，证券业协会不具有真正的权威，它的功能主要是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我国《证券法》没有确立场外交易的法律地位，而在国外，证券业协会主要对场外交易实施自律监管。笔者认为，场外交易确有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弥补场内交易的不足之处，使一些不够场内交易条件的有价证券也可以合法流通。对场外交易，笔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专门法规，确立其法律地位，并赋予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证券法》中。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在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律实践上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监管上市公司和对违规证券交易行为的处理等等。中国证券业协会应负起自律监管特别是场外监管的责任，履行规则制定、仲裁、协调和监督各交易场所的职责。但是，自律组织往往过于追求私人利益，大公司领导人入选证券业协会理事会的机会较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偏袒本公司利益；证券交易所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可能放松对会员公司的监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规范的监管体系就是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自律监管必须处于政府法定监管的调控之下，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惩戒程序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家统一监管和证券业自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完备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监管，才能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

三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我国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职能、业务范围是不同的。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的股票业务，也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注：参见《商业银行法》第43条。）《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我国《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为证券期货交易资金清算透支或者为新股申购透支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商业银行直接负责的高级人员给予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其次，就证券业本身来说，也存在一个分类管理问题。《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参见《证券法》第119、132、200条。）

分业经营和分类管理的法理基础是国家宏观调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证券市场的具体运用。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证券是真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证券权利是一种假想的权利，它可以脱离真实资本的运动而表现为证券市场的行情，由于没有有形物的可察觉性和可控制性，证券权利价值的市场波动直接与货币资金的对流有关。因此，证券权利包含着巨大的风险，金融业是以经营货币资本为主的行业，货币资本一旦与证券资本发生直接关联，风险极大，尤其是银行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和居民的存款，银行巨额资金一旦进入证券市场，如果发生亏损，其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存款人，这对存款人显然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不发达的市场，证券市场和证券业风险比成熟的证券市场要大得多，如果允许各机构混合经营，就有可能造成大量银行、保险和信托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不仅对规范较小的证券市场带来很大冲击，而且有可能造成存款人、投保人和信托人资金遭受损失。在宏观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带来对于货币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当实体经济呈高速增长势态，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当大量的企业纷纷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往往会因资金紧张而抛售所持证券，结果就可能造成证券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信用链断裂，20世纪的众多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验证了这个规律。事实上，我国银行信贷资金曾在1992、1993、1996年大量流入股市，造成股市的疯狂滥涨，市价严重的偏离其内在价值，政府责令银行资金撤出股市，又造成股市的暴跌，这对投资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再从国际市场上来看，1929年大危机之前，美国市场上的投资、包销、经纪活动空前高涨，银行家们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中横冲直撞。大量银行直接经营证券业务，或者通过组建证券子公司而控制经营证券业务。由于银行巨额资金的加入，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得了“股票市场疯狂症”，1921年股票交易额为1.7亿股，股票指数平均为66.24点，到1929年交易额达到21亿股，股票价格指数在该年9月达到569.49点，但泡沫泛起最耀眼的亮光时，正是破灭之始。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票市场狂跌的浪潮阵阵涌来，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从1929年末到1933年末，美国商业银行由23695家减少到14352家。从1929年到193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值从897亿美元，暴跌到156亿美元。（注：参见贝多广、吴清、肖远企著：《证券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03-104页。）1933年3月，罗斯福出任总统，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如《国民银行法》、《格拉斯—特加尔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联邦住房放款银行法》和《1934年国民住房放款法》。其中《格拉斯—斯特加尔法》就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要与投资银行分开，商业银行不准经营证券发行、证券包销、证券经纪等业务；而投资银行也不能在经营上述证券业务的同时经营支票存款、存单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的证券贷款实行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的人员不得在投资银行兼职；银行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这部法律被称作“格拉斯—斯特加尔墙”，标志着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野格局的形成。

证券市场又是个高度垄断的市场，证券发行人、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商是市场的强者，而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我们一般称证券市场为证券交易市场，在这里，证券商（在我国称证券公司）处于主导地位，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证券买卖和投资咨询都以证券商为中心，如果证券商与银行一旦结盟，形成巨大的“金融寡头”，就更增加了证券市场的力量不平衡，证券市场的垄断者可以很便利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的行为，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在我国，证券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证券专营商，即专门从事与证券经营有关的各项业务的证券公司；另一类是证券兼营商，是指那些除了经营其他金融业务之外，还经营证券业务的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咨询公司、综合性商业银行等。专门经营证券业务的又可分为综合性的证券公司和经纪性的证券公司。综合性证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代销、自营或证券买卖、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支付业务，还包括证券代保管、证券贴现和证券抵押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由于证券业务的综合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问题。英国著名法学家派林顿说：“当一个人作为另一个的代表行事时，如果在他接受委托时，或在事后他担任了第三人的代表或与之有重大的个人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存在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危险，即他可能不为他所代表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处在一种利益冲突的位置”。（注：转引自焦津洪：《论管制知情交易的自律机制》，《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第40页。）当综合类证券经营服务机构在为客户处理一笔业务时，就面对着两种选择，其一是为了客户的利益，其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利益冲突的机率加大，如当证券公司向客户推荐购买由本公司负责发行承销的股票时，就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又如当证券公司掌握证券内幕信息时，要不要告诉自己的客户呢？假如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自营业务混合操作，谁敢保证证券公司不欺诈客户和不挪用客户的资金或股票呢？90年代初期，我国经常发生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给证券市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从防范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规定证券经营机构分业经营，对它们进行分类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侧重于对证券经营者的规制，而对一般投资者则不过问，这是不是违反了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的原理？不是，这是经济法原则的一个特性，经济法原则没有民法原则的高度抽象性，经济法原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保护市场弱者的利益，是经济法的目的之一，经济法原则的实现是平衡市场中力量的差距，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一般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弱者，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一般不是他们所为，对他们主要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而证券经营者是证券市场的强者，掌握着信息、资金和人才优势，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大多是它们所为，对它们除了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之外，同时还适用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限制手段之一。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3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殊背景，决定了，政府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是依靠市场自身的逐步演进，而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来推进的，这使得中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所以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度的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

证券市场如何监管，监管的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握证券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度，这涉及到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正当性的问题。证券监管的适度把握应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一、国外证券监管适度性探讨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边界的变迁，也折射出其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证券监管限度的变化过程。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英、德三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简单的比较，重点放在各国在适度监管上的做法，以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美国。美国一向自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是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证券监管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从各州开始，第一部全面的证券法是由堪萨斯州在1911年颁布的。堪萨斯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不智的投资者免受证券推销人的欺骗，这些推销人把毫无价值的一夜之间消失的公司和金矿企业的股票卖给公众，结果这些股票的背后什么财产都没有，只剩下堪萨斯的蓝天，由此各州的证券法都被简称为“蓝天法”美国早期的证券监管就是以蓝天法为基础，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

美国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

美国证券监管的最新一轮重大行动是2002年制定的《萨班斯奥克利法》，该法是对2002年一连串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从安然到凯马特，从世界通信到施乐)的回应。制定该法的目的是：第一，强化政府监管，以便市场更有效率。第二，恢复投资者信心和资本市场的公众诚信。本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审计，加重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公布的会计报告的责任，加重了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责任，强化了对公司财务的外部监督。使得证券监管的基渊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厉了。因此，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乱世出重典”。

(二)英国。在英国，传统上证券行业的自律系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自律组织包括英国证券交易所协会、英国证券业理事会、收购与合并问题专门小组等等。这些组织制定的规则常常比议会立法更起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以前。之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上述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三)德国。在德国，商业银行拥有进行证券业务的权利，银行业与证券业呈现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局面。因此，其证券业便通过中央银行对参与证券业务的商业银行的管理来实现监督，并没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同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一个规定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解释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实体。关于上市公司及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规定，见于《公司法》、《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条例》和《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但德国于1993年底制定了《内幕交易法》和《持股信息新规则》，并于1994年成立了德国证监会，也反映趋向集中立法体制的迹象。从上述的比较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从美、英、德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固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第二，一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在于正确设定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的位置，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管理，将政府监管置于监管体系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自律管理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国家和证券监管体制都必须依赖自律机构完成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活、迅捷反应的一线监管活动，以弥补政府监管监管成本过高和监管失灵而造成的效率低下。但自律管理应被纳入政府集中监管的框架之中，才能有效消除自律机构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混乱。总之，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分工合理、协调配合的有机统一体。

二、我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首先应适应我国国情。我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建设，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再加上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的经验，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具有自己的特征。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度”的把握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在借鉴国外发达证券市场监管经验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同我国国情相适应。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抛弃纷繁复杂的细节，对比成熟证券市场的特征，我们发现我国证券市场有以下特点：

1、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一个证券市场的规模必须大到能让希望在本市场中筹资的企业能正常地实现其融资目标，而不受市场规模的过分制约，这是成熟市场的首要特征。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为各类型企业融资服务的目标。

2、监管机制还不完备。成熟市场的监管原则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监管机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有关的法律和规则覆盖证券市场的各个基本层面，实施细则都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不同监管主体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衔接性、配套性、层次性良好。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市场化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成熟市场的市场化是很充分的，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乃至金融创新都已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准则来运作。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的拓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我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于新股的发行我们已不采额度的限制，而是由市场自行调节。

4、行为主体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上基本的行为主体是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各类中介机构等。如果其行为主体不具备经济人的特征，那么这样的证券市场即使硬件设施再完善、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一个扭曲的市场，证券监管也很难落到实处。我国证券市场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领域界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基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监管的范围应首先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自行调节好的经济活动，政府就没必要干预。所以，政府监管应严格局限于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展现其功效或功能发挥微弱的领域，而不能随意逾越这个范围。否则，“政府失灵”就会显现，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解决了证券监管的领域界定问题只是把握住了“监管适度性”的一个方面，还应在此基础上从监管的强度上更深层次地透视它的内涵。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有适当的弹性，即对于同一监管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干预力度应有强有弱。换句话说，是加强还是弱化政府的监管职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具体酌定。这也正是由证券市场独有的高风险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

(三)具体的应对措施。正如中国的资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一样，我国证券市场也是“国家培育下的拔苗助长”的产物，没有经历自然的生长发展过程。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考虑这一特殊国情，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有的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构建系统、权威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监管体制的基础。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活动对自由市场的干预程度应当以法治做为标尺”。同时，必须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内容的衔接性。首先，应围绕《证券法》的准则与内容，协调不同层次立法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一致性，进一步减少法律规范的过渡性与冲突性。其次，法律规范应具有前瞻性，应配合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发展、证券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4

关键词：入世证券监管理念创新制度设计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这圆了我国l5年来“复关”坎坷求索之梦，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正发生着一场新的变迁，而且更带来了一场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制革命。具体针对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而言，意味着驶入了国际证券市场的快速直通道，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更加复杂化(如有“洋面孔”的出现)，证券交易品种、方式更加多样化，证券市场更加多层次化(二板市场、网上交易等等)，这些都对未来证券市场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无疑，国际化证券市场的创新迫切需要证券监管的理念创新，证券立法上的制度创新。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一、从WTO的规则精神看，应升华出“公正、高效、透明、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监管理念，来引领、指导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及制度安排。

在证券监管体制或行为活动中，证券监管的理念是其灵魂。国际上一些证监会每年都要出一个年度报告阐释其理念。在香港，对每个进证监会工作的人都要作一个关于“理念”的报告。所谓理念，又叫“观念”，最早为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创立此范畴，原指永恒不变而为现实世界之根源的独立存在的非物质实体。引申至今，理念即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在法律措辞上，则相当于宗旨、目标或原则之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理念者，事物(制度)最高价值与终极宗旨之谓也。它是以纯文化、纯精神的角度对事物(制度)本质所作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之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运用法律之原理。理念为理性之原理。

面对日益国际化的证券市场的监管，外国中介机构进人中国证券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外国证券在中国证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外国资金进人中国证券市场投资等一系列新业务，如何确立一个科学的理念呢?我们知道，WI’O不仅是一个多边贸易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一部“基本法”—即《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两项“程序法”—即《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三大“协定”—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及16项协议(特别是《金融服务协议》)所构成的规模宏大的法律体系。因此，我国加人WTO与其说是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全面接轨，不如说是中国的一套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际规则的接轨。其中，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证券监管来说，重中之重是将WTO规则的精髓、宗旨吸纳为自己的理念、指导纲领。诸如国民待遇(平等)原则、非歧视(公正)原则、透明度(公开)原则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原则，理应成为我国证券监管的至上理念的组成部分，以满足人世后我国证券市场活动日益国际化的监管需要，亦利于积极参与国际证券监管的合作。对此，1998年9月在证监会国际组织的内罗毕会议上通过一份报告《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中就明确提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和透明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为各国证券监管的共同奋斗目标。

而且，我们注意到，中美达成的人世协议中，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33％)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业务；证券管理层亦正积极研究国外的“合格外国投资者制度”(QFII)，有限度地允许外国投资者进人中国市场，三资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已得到批准，境外企业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迟早也会成为现实，如此这些制度的设计、举措的出台，均应有一明确的“公正、高效、透明”的证券监管理念来指导，才能对证券市场活动的中外监管相对人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广大投资者(包括未来外国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使之更能凸现出《证券法》所确立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与“证券发行、交易活动中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等规定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相得益彰。

二、就证券市场监管的制度安排而言。证券立法上应有创新与完善

厉以宁曾指出，“中国的证券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阶段性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相信，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完善与发展，形势发展与条件成熟后，连《宪法》都需要修改，何况《证券法》?”，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应有质的飞跃，作为带有明显阶段性成果的规范和调整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理应有创新、发展。因此，应该通过修订证券法及配套规章、规则，在注意借鉴引进发达国家证券立法成果同时，结合本国实际，因地制宜，予以消化、吸收，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来进行证券法律制度创新的设计与安排。其中主要内容有：第一，必须置换掉那些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宜的条文、规范。譬如我国证券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禁止证券从业人员在任期或法定期限内持有和买卖股票。”而从国际上看，从未见有禁止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的立法先例；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正，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对证券从业人员规定更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律义务均为必要，但不得以剥夺其享有证券投资权这一民事权利为代价，其实“不得内幕交易”、“不得短线交易”、“证券持有披露制度”等法律设定足以达到约束证券从业人员之目的。第二，应该拓宽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前瞻性地考虑出台规范新的证券交易品种的规范，如制订股票指数期货、中国存款凭证(CDR)等交易规则，以满足中外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金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使境外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早日成为现实。我国证券法曾在1994年6月28日的八届人大第八次常委会审议时，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厉以宁教授说：“证券法(草案)规定的证券范围包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其它企业、工业和社团法人债券、股票、认购权证书、投资基金券和经主管机关认定的其它证券”。但有一些委员、专家有不同意见，主张只对发展数量大的两个主要品种即股票和公司债券作出规范，国债可在国债法专门规定，其它各种衍生券种，形式复杂，有待以后规定。后来几经反复，最终采用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证券法第二条所表述的，“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不仅是立法技术上的处理，更反映了当时证券法出台的时代背景——出于防范亚洲金融危机、抑制衍生工具风险的需要，以及立法者的“价值偏好”——政府行政主导型的立法模式。其实，在美国，证券法调整范围最宽如1933年证券法规定的种类有23种之多，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的也多。我国在加入wT0后，新的证券品种(股票期货指数、CDR)为满足中外投资者证券交易国际化之需求，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届时证券法理应有相应完善。第三，应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拓展、完善统一的分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如尽快推出二板市场，OTC柜台交易，从而使证券市场引导资金流向、分散投资者风险、资源优化配置等诸功能得到更充分发挥，亦利于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促进中华民族高科技企业成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应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第四，应加快涉外证券立法，包括制定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外国合格投资者管理办法、境外证券融资综合法规，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兼收并蓄，使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法可依；第五，应当对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法律冲突、司法协助等问题制订研究对策，加强立法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应注意证券立法设计时贯彻好立法程序上的透明化、公开化。香港在出台重大规章、法规时，往往都有经预先咨询，这样，社会可以评论，因为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会优化这个制度，法律本身的动力在于各界的监督、各界的运用，在实践中寻找到优化的道路，还会赋予制度本身动力。

三、从法社会学的实现的原理看。应秉行“张力主义”。确立、完善一种本土化的证券监管机制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根本上说，证券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是证券市场管理问题”。好法是不足以自行的，好的法的实现必须有赖于有效执法的中坚力量，才能生成法治秩序的现实，否则，“理念”、“制度”只能是“书本上法的幻想”。因此，证券监管机制的良性运行是证券法治秩序保障的一大基石。

加入WTO后，证券监管会更趋国际化、复杂化。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来看，80、90年代以来：“放松监管”(Deregulation)成了证券市场国际化潮流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首先是1986年英国出现了“金融大爆炸”(BigBang)，取消了对外国筹资者与投资者的种种限制，从而使伦敦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远胜于纽约。在此压力下，美国为适应证券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潮流，开始修改《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等一揽子法律、法规，1996年国会通过了《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旨在放松监管，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与竞争力；促进共同基金的有效管理，保护投资者；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减轻监管负担，取消、限制州的证券监管权限等等，最终推动证券市场更加自由化。在日本，自1996年底也开始了在自由、公平、全球化的理念指导下的金融体系的综合改革，被称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JapnaeseVersionofFinnacialBigBnag)。其改革主题之一即是放松规制、搞活市场；其中一大举措是银行、证券、保险与金融业务均可相互以子公司方式参入，因应了美国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所确立的证券、银行分业经营之“防火墙”制度有所放弃的最新趋势。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5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从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算起，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历经了10余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奠基阶段”、“市场化阶段”和“国际化阶段”，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第一个10年里，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奠基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中国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上构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证券市场，并为将来的市场化、国际化打下了基础。

但在整个“奠基阶段”里，由于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手段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从而直接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制度架构中带有较为浓厚的非市场特征，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直接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为了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内在规律，提高中国证券市场迎接国际化挑战的能力，我们需要在“奠基阶段”之后的“市场化阶段”中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大力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以消除过去形成的种种非市场化色彩，这一阶段大约要持续5年左右时间。

只有在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将步入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从而才能更好地进入“国际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证券市场将与国际资本市场充分接轨。只有完成了这一国际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才真正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伴随中国加入WTO组织法律程序的基本完成，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将大大提前，这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将在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之下开始，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十年奠基阶段，我们主要取得了如下成就：

（1）初步构建了以《公司法》、《证券法》

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制度架构。

（2）市场发展初具规模。截至2001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达1152家，市价总值为43742.14亿元，流通市值为14560.16亿元，这一市场规模表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3）培育了一支规模较大、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投资者队伍。截至2001年10月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达到6577.05万户，有44只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部分商业保险资金可以通过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投资于股市，开放式基金已经推出。虽然投资者队伍还需进一步发展，并有待成熟，但是不可否认，整个社会的金融投资意识已经大大加强。

（4）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相对独立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公正、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公正市场秩序的内在要求。经过十年努力，信息披露规则已经建立。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都能在这个规则框架内及时披露其相关信息，从而使交易市场具有一个基本的规范。

（5）建立了一个科技含量较高、富有效率的证券交易体系。沪、深证券交易所从起步阶段就注重发挥后发优势，整个交易、清算、登记、过户系统是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交易体系之一。经过10年的不断改进，我国的证券交易体系运行稳定、效率较高。

（6）证券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对风险的防范、控制水平显著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是市场规范发展、防范风险的前提。只有监管的理念、水平有了切实的提高，创新化的市场行为才不会成为新的“风险源”。

在充分肯定我国证券市场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规模小，尚处于不完善阶段。总的说来，这个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市场的结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只有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尚未建立，风险投资制度也不完善。（2）现有的主板市场容量小，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机构投资者比重小，市场投机氛围浓厚。（3）市场监管落后，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配合及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监管经验极为缺乏。（4）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5）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如国有股、法人股的不可流通问题，A、B市场的分割势态等，这些遗留问题都为市场的未来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证券市场已成为我国整个金融市场体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它的成熟和发展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证券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需要持以高度谨慎态度。

加入WTO对证券市场的挑战

我国证券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我国证券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我们刚完成市场的“奠基阶段”，正在进行“市场化阶段”；二是我国证券市场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将使我国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带来的数量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其投机性和迅捷的流动性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严重的话还可能干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清醒地看清楚了过快开放本国证券市场的风险。虽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因而享有开放市场的很多缓冲手段，但是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国内证券市场必然将更加开放。因而加入WTO将给我国这样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WTO的22个协定中，涉及金融业开放最主要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共有29个条款和8个附件，其中两个是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阐明了定义、范围等，与正文一样具有法定约束力。此外，1997年12月13日WTO成员国在日内瓦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在三条可协商的原则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开放所持的立场是：

（1）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中国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之前，外资全面进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会全面开放市场，使得外资能从事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一切业务。

（2）对于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我国所做的承诺主要有：确保在华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证券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华设立机构并有开业权；确保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我境内提供本国暂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务。

（3）对于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所作的承诺主要有：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我境内证券组织成员资格，进入任何形式的证券市场享有与本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余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市场的开放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1）对各缔约方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

（2）允许缔约国在国内建立证券服务公司并按公平竞争原则运行；

（3）缔约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

（4）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

（5）允许缔约国资本在国内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

上面这些要求，尤其是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实际上将所有缔约国的金融市场都连成一体，伴随着未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中国完全开放证券市场是必然趋势。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现实基础，不成熟、不完善、在相对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市场的过快开放必将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和民族证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表现在：

首先，国际资本的流动将给我国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在证券市场完全开放后，如果国内外资产的价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或者本国市场存在明显的盈利空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将不可避免。频繁而大量的资本流动将可能严重地干扰本国金融市场正常发展，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如果本国市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市场的流动性也不充分，那么一定规模的外资流入或流出都会十分明显地影响本国市场的价格走势，加剧市场的波动。我国证券市场产生的时间短，发展水平低，尤其是市场规模小，很容易被大资金所控制。到2001年10月底我国资本市场流通市值仅14560.16亿元，而国外一只大的基金管理的资产即有上千亿美元。中国证券市场的个股规模就显得更为袖珍。从资金量上来说，操纵和控制中国股市易如反掌，这将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与本国金融机构开展全方位的竞争将给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带来极大的挑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会有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出现更多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甚至外国独资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市场占有率、技术、金融服务、人才等方面开展激烈的竞争。这些金融机构大多历史悠久，在长期的、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经历了多次考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非常严密、成熟的业务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管理制度，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竞争策略、竞争手段和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比较高，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软硬件设备先进，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都很庞大，资产质量优良，不仅金融技术手段先进、发达，服务品种多样化，而且创新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非常强，产品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服务品种多而且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非常高。外资金融机构这种整体上的竞争优势，将在短期内对国内证券业的业务经营活动形成较大的冲击，打破我国金融体系原有的均衡，使中资机构的经营环境恶化，生存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一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导致其部分业务和客户的丧失，市场份额的下降，对于那些目前经营状况已经不佳的机构的冲击就更大，甚至有可能引起这些机构出现动荡和危机，以至于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以资本规模上的比较为例，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发展的时间都不长，资本积累尚很不充分。《证券法》实施后虽然出现了新一轮增资扩股，但目前最大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也不过45亿元，总资产只有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客户账户的资金），所有证券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还不到2000亿人民币，而目前仅仅一个美林证券的总资产就超过3280亿美元，并且其总资产尚不包括客户账户上的资金，就客户账户的资金而言，1997年美林证券客户账户的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两者相比较，规模与实力相差实在太远。资本规模太小限制了我国券商扩大规模、发展核心竞争力，使整个行业处在低水平过度竞争状态，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本无法参与国际竞争。更为重要的是1999年11月美国正式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投资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广泛。

最后，证券市场的开放将给我国的市场监管带来巨大挑战。证券市场的开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本身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金融监管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无法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那就可能使证券市场的风险越积越多，甚至酿成金融危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开放，一方面使得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这就对国际监管提出了要求。但在实际中这种国际性的监管还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本国监管当局无法有效监管外国金融机构在母国的业务，另一方面，监管当局也无法对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

证券市场基本原则篇6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从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算起，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历经了10余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奠基阶段”、“市场化阶段”和“国际化阶段”，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第一个10年里，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奠基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中国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上构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证券市场，并为将来的市场化、国际化打下了基础。

但在整个“奠基阶段”里，由于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手段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从而直接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制度架构中带有较为浓厚的非市场特征，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直接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为了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内在规律，提高中国证券市场迎接国际化挑战的能力，我们需要在“奠基阶段”之后的“市场化阶段”中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大力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以消除过去形成的种种非市场化色彩，这一阶段大约要持续5年左右时间。

只有在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将步入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从而才能更好地进入“国际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证券市场将与国际资本市场充分接轨。只有完成了这一国际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才真正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伴随中国加入WTO组织法律程序的基本完成，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将大大提前，这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将在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之下开始，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十年奠基阶段，我们主要取得了如下成就：

（1）初步构建了以《公司法》、《证券法》

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制度架构。

（2）市场发展初具规模。截至2001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达1152家，市价总值为43742.14亿元，流通市值为14560.16亿元，这一市场规模表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3）培育了一支规模较大、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投资者队伍。截至2001年10月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达到6577.05万户，有44只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部分商业保险资金可以通过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投资于股市，开放式基金已经推出。虽然投资者队伍还需进一步发展，并有待成熟，但是不可否认，整个社会的金融投资意识已经大大加强。

（4）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相对独立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公正、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公正市场秩序的内在要求。经过十年努力，信息披露规则已经建立。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都能在这个规则框架内及时披露其相关信息，从而使交易市场具有一个基本的规范。

（5）建立了一个科技含量较高、富有效率的证券交易体系。沪、深证券交易所从起步阶段就注重发挥后发优势，整个交易、清算、登记、过户系统是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交易体系之一。经过10年的不断改进，我国的证券交易体系运行稳定、效率较高。

（6）证券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对风险的防范、控制水平显著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是市场规范发展、防范风险的前提。只有监管的理念、水平有了切实的提高，创新化的市场行为才不会成为新的“风险源”。

在充分肯定我国证券市场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规模小，尚处于不完善阶段。总的说来，这个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市场的结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只有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尚未建立，风险投资制度也不完善。（2）现有的主板市场容量小，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机构投资者比重小，市场投机氛围浓厚。（3）市场监管落后，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配合及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监管经验极为缺乏。（4）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5）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如国有股、法人股的不可流通问题，A、B市场的分割势态等，这些遗留问题都为市场的未来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证券市场已成为我国整个金融市场体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它的成熟和发展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证券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需要持以高度谨慎态度。

加入WTO对证券市场的挑战

我国证券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我国证券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我们刚完成市场的“奠基阶段”，正在进行“市场化阶段”；二是我国证券市场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将使我国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带来的数量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其投机性和迅捷的流动性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严重的话还可能干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清醒地看清楚了过快开放本国证券市场的风险。虽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因而享有开放市场的很多缓冲手段，但是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国内证券市场必然将更加开放。因而加入WTO将给我国这样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WTO的22个协定中，涉及金融业开放最主要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共有29个条款和8个附件，其中两个是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阐明了定义、范围等，与正文一样具有法定约束力。此外，1997年12月13日WTO成员国在日内瓦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在三条可协商的原则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开放所持的立场是：

（1）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中国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之前，外资全面进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会全面开放市场，使得外资能从事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一切业务。

（2）对于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我国所做的承诺主要有：确保在华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证券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华设立机构并有开业权；确保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我境内提供本国暂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务。

（3）对于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所作的承诺主要有：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我境内证券组织成员资格，进入任何形式的证券市场享有与本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余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市场的开放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1）对各缔约方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

（2）允许缔约国在国内建立证券服务公司并按公平竞争原则运行；

（3）缔约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

（4）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

（5）允许缔约国资本在国内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

上面这些要求，尤其是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实际上将所有缔约国的金融市场都连成一体，伴随着未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中国完全开放证券市场是必然趋势。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现实基础，不成熟、不完善、在相对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市场的过快开放必将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和民族证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表现在：

首先，国际资本的流动将给我国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在证券市场完全开放后，如果国内外资产的价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或者本国市场存在明显的盈利空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将不可避免。频繁而大量的资本流动将可能严重地干扰本国金融市场正常发展，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如果本国市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市场的流动性也不充分，那么一定规模的外资流入或流出都会十分明显地影响本国市场的价格走势，加剧市场的波动。我国证券市场产生的时间短，发展水平低，尤其是市场规模小，很容易被大资金所控制。到2001年10月底我国资本市场流通市值仅14560.16亿元，而国外一只大的基金管理的资产即有上千亿美元。中国证券市场的个股规模就显得更为袖珍。从资金量上来说，操纵和控制中国股市易如反掌，这将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与本国金融机构开展全方位的竞争将给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带来极大的挑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会有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出现更多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甚至外国独资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市场占有率、技术、金融服务、人才等方面开展激烈的竞争。这些金融机构大多历史悠久，在长期的、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经历了多次考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非常严密、成熟的业务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管理制度，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竞争策略、竞争手段和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比较高，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软硬件设备先进，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都很庞大，资产质量优良，不仅金融技术手段先进、发达，服务品种多样化，而且创新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非常强，产品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服务品种多而且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非常高。外资金融机构这种整体上的竞争优势，将在短期内对国内证券业的业务经营活动形成较大的冲击，打破我国金融体系原有的均衡，使中资机构的经营环境恶化，生存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一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导致其部分业务和客户的丧失，市场份额的下降，对于那些目前经营状况已经不佳的机构的冲击就更大，甚至有可能引起这些机构出现动荡和危机，以至于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以资本规模上的比较为例，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发展的时间都不长，资本积累尚很不充分。《证券法》实施后虽然出现了新一轮增资扩股，但目前最大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也不过45亿元，总资产只有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客户账户的资金），所有证券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还不到2000亿人民币，而目前仅仅一个美林证券的总资产就超过3280亿美元，并且其总资产尚不包括客户账户上的资金，就客户账户的资金而言，1997年美林证券客户账户的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两者相比较，规模与实力相差实在太远。资本规模太小限制了我国券商扩大规模、发展核心竞争力，使整个行业处在低水平过度竞争状态，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本无法参与国际竞争。更为重要的是1999年11月美国正式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投资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广泛。

最后，证券市场的开放将给我国的市场监管带来巨大挑战。证券市场的开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本身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金融监管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无法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那就可能使证券市场的风险越积越多，甚至酿成金融危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开放，一方面使得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这就对国际监管提出了要求。但在实际中这种国际性的监管还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本国监管当局无法有效监管外国金融机构在母国的业务，另一方面，监管当局也无法对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

从现实监管水平来看，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监管水平仍不适应资本市场开放的要求。例如，在证券、银行、保险以及财政、计划、外汇管理这些与金融运行息息相关的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沟通机制，容易出现政策、规则不一致的现象。此外，如何对开放条件下的中国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我们也缺乏经验和清晰的应对思路。所以我国的金融监管急需进行深刻的变革。

入世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及外汇管理制度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进程和外汇管理制度看似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将对我国的货币自由兑换特别是资本项目下开放的进程以及外汇管理制度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

加入WTO对一国外汇制度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国际收支和金融服务业业务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允许缔约方为保障本国国际收支的平衡而采取某些限制性措施，例如其中第二部分第十五条“外汇安排”中规定，缔约方全体应当谋求与IMF的合作，以便使IMF主管的外汇问题与全体缔约方在数量限制和贸易政策上相协调。缔约方在外汇管理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IMF的条款，是否符合缔约方之间所签订的特别外汇条款，这些问题接受IMF组织的判定，各方不得以外汇方面的行动妨碍IMF意图的实现。如果全体缔约国认为某一缔约方有关进口支付和

转账方面的外汇限制与某些外贸数量限制的例外条款不符，可以向IMF组织报告以寻求解决方法。

IMF组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直致力于推行各国货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并且进展较为顺利。但是由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特别是其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各国普遍对于发展中国家过快地开放本国货币和金融市场持反思甚至怀疑的态度，加上IMF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遭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指责，尤其是对马来西亚货币管制的不恰当认识，使得IMF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政策将变得更加谨慎。因此外汇管理和汇率的自由化很难像贸易和金融自由化那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要求。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不进行货币和汇率的自由化，而是说将更多地由各国自己去决定制度选择和进程安排。

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直接涉及外汇管理和汇率制度，但是有很多间接涉及到的条款。例如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和金融服务的附录，其中所定义的金融服务范围极其广泛，其中有些重要的内容是中国境内目前对外资禁止或没有开展或是刚刚开始的业务，由此引发的本币和外币之间的业务关系以及资金的进出，显然将促进本国货币兑换制度和汇率制度的开放进程。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为例，今后不仅可以经营外汇业务，还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甚至可能经营衍生金融产品业务，这些银行本身以境外为背景和支持，资金的流动、进出非常迅速，这将在事实上突破中国目前所允许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兑换范围，出现事实上的某些资本项目货币自由兑换。

此外，从产品贸易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从审批制度转向登记制度，以及中国将在平等贸易条件下与WTO组织各缔约方广泛开展国际贸易，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将大大增加，外汇流量也将大量增加，外汇供求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增加，这都需要有更灵活的外汇使用和监管制度，适当灵活的货币兑换也成为社会的需要。

因此，我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不受加入WTO的直接影响，相应地说，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资本流动的全面开放与加入WTO没有直接关系，WTO所约束的主要是证券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但是加入WTO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开放将产生积极的间接推动作用，从而也必然间接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资本流动的对外开放进程。

发展我国证券业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是一种必然趋势。但与此同时，证券市场开放并非有利无弊，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世界及开放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本国经济潜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巨大金融风险。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带来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其投机性和迅捷的流动性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顺应历史潮流，通过主动性地调整国内的法律制度框架、政策安排，加大力度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来迎接市场开放的挑战。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从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认识证券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认识到发展民族金融业的重要性。我们要发展，也要安全，要以发展来求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