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内涵篇1

然而社区教育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么轻松，面临着许多困惑，我把它总结为“二个不强，三个难以统一”。“二个不强”即社区组织的号召力和约束力不强；社区居民主动要求学习的愿望不强。“三个难以统一”是社区居民年龄跨度大，学习内容难以统一；社区居民文化程度差异大，学习层次难以统一；社区居民职业分布广，学习时间难以统一。

针对这些困惑，如何创新社区教育运行机制，整合教育资源，实施教育关怀，激发居民自身学习的需求是摆在我们社区教育工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思考与探索中，我深切感受到社区教育必须走内涵发展之路。说到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综合。内涵发展是指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推动事物朝着健康、高效、有序、公正的方向发展。社区教育内涵发展必须坚持三大原则。

一、坚持民本原则，不断满足居民的发展需求。

民本原则是内涵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的需求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开展社区教育根本的价值取向，体现社区教育的深度。为此，我们可对社区教育的现状和居民的学习需求进行调查了解，然后利用社区学院，现代远程教育站，市民学校，民办教育机构等社区教育平台，对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婴幼儿、青少年、成人、老年人等各个年龄段人群，也包括下岗失业人群、残疾人群，外来民工群体等弱势人群），开展多规格、多层次、多内容的教育培训。

1、面向有学历要求的居民开展学历教育。如我们锦屏街道社区学院为满足居民的继续教育需要，与武汉理工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开展远程教育，先后有600多人毕业。

2、面向企业职工、下岗无业人员和外来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开设电器维修、计算机操作、家政服务等培训班，以增强择业竞争能力，缓解就业矛盾。

3、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办书法、绘画、摄影、太极拳等各种培训班，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4、面向社区青少年进行社会实践教育。举办夏令营、祭扫烈士墓等，提高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

5、面向婴幼儿开展教育，利用早教中心、妇幼保健院等机构对0-3周岁婴幼儿进行早期教育。这不分民族，不限男女，不论资历，不分贫贱的教育，满足了每个人的学习需求，可谓是人人有学习权利，人人有发展机遇。

二、坚持全面原则，不断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

全面原则是内涵的主要内容，坚持社区教育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这是体现社区教育的公正与公平，反映了社区教育的广度。为此社区教育的培训形式必须是灵活多样的。班级授课、讲座论坛、现场指导、文体活动等，广大社区居民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爱好选择不同的培训方式。如我街道锦山社区开展了“邻里‘七相’守约”活动，（我们相识成邻居，尊老爱幼图和睦；我们相知成朋友，举止有礼讲文明；我们相帮助弱势，扶贫济困献爱心；我们相学求共进，知荣明耻讲诚信；我们相容共善待，交往致意多谦让；我们相乐为健康，离迷赌毒树新风；我们相爱创和谐，安居乐业奔小康。）这七个系列特色活动，为居民群众搭建了从相识、相知、相容、相爱到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收到了“人人参与，户户献策”的教育效果。另外，居敬社区成立的“乐之约”音乐沙龙，隔天进行，从不间断；东门社区“一个延伸，五个面向”（社区教育向楼院延伸，面向党员、面向在职人员、面向青少年、面向中老年、面向弱势群体），效果明显。长岭社区青年中心设置的锦山论坛QQ群，发展会员300多名，为弱势群体做好事、办实事，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这些不拘一格的社区教育活动没有时空的限制，社区居民可以在生活中学习，学习中生活；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工作。可谓是时时有学习机会，时时有发展希望。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不断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社区文化内涵篇2

关键词：高职教育评价；内涵式发展；关键要素；评价标准

作者简介：周霞霞（1981-），女，山东烟台人，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评价；王资（1965-），女，河南人，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评价及推进机制研究”（编号：14XJA880004），主持人：王资。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6-0074-07

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质量评价的研究与实践，是对高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作出的必然选择。高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规模，就需要借助一些隐性或显性指标来判断其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纵观那些发展较为突出的高职院校，相互之间必然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和一致性。发掘这些共性特征，厘清有关概念、重新审视内涵发展有关的价值取向问题，能够增强高职院校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相对于现有的评估制度和体系，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评价是一项开创性的工程，在适度借鉴实践经验和现有评价体系的同时，还要对现阶段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从而制定出符合内涵建设导向的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而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要素正是构建该评价标准的主要依据。

一、对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的探索分析

对于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关键要素的把握和归纳，我们主要考虑从影响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素和体现内涵式发展的要素入手，通过对内涵建设的概念审视、质量标准制定、推进路径选择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高职教育领域专家的一些比较权威的描述，获得更多关于内涵发展的理论佐证。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要素到底有哪些呢？众多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董刚、杨理连（2011）提出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发展结构模式的一种类型，其核心构成包括具有明确职业价值取向的围绕人才培养为中心的所有活动和要素的集合。其中，人才培养规格、培养模式创新和人才培养制度改革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三者相互联动，构成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完整体系[1]。董刚、杨理连、张强（2013）在对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进行高职内涵式发展质量评价应采取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全面考察影响或体现内涵式发展水平的各个要素以及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有效控制与评价。并认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评价应从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提升、综合实力提升、服务能力提升三个维度展开评价[2]。张洪春、温中梅（2014）认为在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多维结构中，资源整合、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是三个最基本的发展维度[3]。鲁武霞、马建富（2012）面对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一轮推进，提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任务是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资源整合运作能力、服务区域经济能力以及院校管理能力[4]。乔万敏、邢亮（2009）通过对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内涵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内涵发展要在宏观上要搞好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略和发展路径；在微观上要把提升质量、凸显特色、服务社会、协调发展作为重点，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探索个性化发展的新路[5]。徐伟、王德清提出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总体要求要从厘清办学理念，准确定位发展，合理布局专业及专业群，形成特色育人模式，融入区域规划，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等几个方面入手[6]。

目前，高职教育评价倾向于对“硬”实力，比如办学条件、办学成果、教学投入等方面的评价，而对学校内部的精神品质、制度文化以及外部社会声誉等“软”实力重视不够。随着内涵式发展的不断推进，软实力被不断提及。实际上，“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促进学校的内涵式发展方面的影响力是缺一不可、互为支撑的[7]。我国高等教育在基本实现大众化之后，既然选择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就应该从关注硬指标的显性增长转向致力于软实力的内在提升。高职院校应从弘扬大学精神，繁荣校园文化；明确办学定位，完善发展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升自身软实力，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8]。

归根结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是以满足市场需求程度作为主要标准的，培育高素质的具有专业技能的合格学生才是评价高职教育质量的主要方面，高职院校中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校园文化、师资队伍、办学特色、高校管理等基本要素都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外在体现[9]。在高职院校的运营发展过程中，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持续运行，构成了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力量，形成了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运行模式。

在内涵建设的背景下，作为高职院校在制定评价标准的过程中，应该重点纳入那些能体现内涵式发展要求的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是制定评价指标的依据，也是对各高职院校实施内涵建设的一种导向和引导各院校明确内涵发展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二、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实质的解读

高职教育经过一个阶段的跨越发展后，内涵发展成为当前高职院校提升自身办学吸引力的核心任务。从概念上来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一定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发展动力上，由主要依靠国家经费投入和政策推动，向依靠学校的内在发展需求转变；二是在办学要素的配置上，由主要依靠物质条件的改善，向主要依靠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素质和能力提升以及教育管理的改革创新等“软实力”要素转变。三是在发展方向上，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强调的不是某个局部的发展，而是调动整个高职教育的全面发展。

通过对高职教育内涵发展概念和实质的进一步解读，所谓内涵式发展，不同于传统的外延式发展，主要着眼于一种精神力量即学校软实力的提升，具体包括形成独特的办学理念、明确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优化资源配置和教育结构、改革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良好的学校传统和学习氛围以及打造名校声誉和品牌等[10]。软实力是大学的价值理念和内在品质，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能聚集和吸纳更多优秀的人才，是大学办学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1]。从专家对于软实力的权威描述来看，它与内涵式发展有着极为相似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内涵式发展就是以软实力提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扩张时代的到来，它更意味着在教育改革方面要进行多方面的积极探索。要在正确深入理解高职内涵式发展本质的基础上，大力打造内涵式发展着力点，创新内涵式发展机制与策略。遵循社会经济基本发展规律和高职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回归教育的本质与本真，坚持“以人为本”，文化立校，坚持不断创新发展和特色办学，就一定能使高职院校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

三、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评价的前提条件

（一）树立以“能力为本”的高职教育质量观

高职教育由外延式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首先应该树立以能力为本的高职教育质量观，不同类型的院校，承担着不同规格的人才培育任务，在办学过程中要坚持自身的人才培养质量观。教学型大学则倾向于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积累。而研究型大学秉持的质量观是鼓励师生对科学的追求探索，高等职业教育就不应该再偏向学科理论的创新和继承，更不能盲目参照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学术取向与标准。然而，很多高职院校在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方面没有体现出高职特色。高职教育质量观必须由学科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只有秉持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和价值理念，才能提供更多满足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人才。

（二）明确高职教育内涵发展评价的内容――条件、过程和结果

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离不开必要的发展条件，办学条件和资源是衡量一所院校的最基本的标准，这些基本要素是保障高职教育内涵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根据质量是“产品、体系或过程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顾客和其他相关方要求的能力”这一定义，教育质量不仅仅要衡量学校的办学条件，还应包括办学过程质量和办学结果质量。其中，过程质量涉及学校的各项工作，这些要素对于促成良好结果出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结果质量主要体现在学校、师生的发展上。对评定一所大学的社会地位，其核心是培养的人才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从整体来看，高职教育内涵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高职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必须明确在内涵建设背景下高职教育的价值取向，坚持全面的质量观，从办学条件、办学过程和办学结果三个方面综合评估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三）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应该进行阶段性评估

高职院校的内涵式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高职院校全面、深入、持久地为之努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部分优秀的院校作为标杆作用，带动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院校，内涵式发展评价的对象应该是针对部分高职院校而非全部，作为评价的标准应该作为引领高职院校发展的一个方向标。

内涵式发展的过程实际上通过突破学校内部的阶段性束缚而逐步适应并有机融入外在社会环境变化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应该分成几个阶段逐步完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层次设定不同的目标，通过阶段性评估来实现升级、创新和完善，使得学校能够客观的审视自己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水平。同时，核心要素当中的具体评价指标的筛选可以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发展，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要求。

（四）实现外延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的协调发展

内涵式发展一定是外延式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要进行的战略选择。当一所学校的办学条件没有达到相应的实力，根本没有能力去推进内涵建设。高职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经营模式，在经营运作时会涉及到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只有合理地利用和配置资源才能实现协调有序的发展。

内涵式发展并不意味着规模增长的停滞，而是需要适度的相对稳定的规模扩张。在保障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充分考虑学校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要使得办学规模与办学条件、办学目标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资源的效益。实现高等教育外延式和内涵式的协调发展，这是高职教育发展应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内涵式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

四、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评价的关键要素及特征分析

一所实施内涵建设的高职院校自然有其自成一体的内涵特征和要素结构。那些在内涵建设上表现优秀的高职院校，虽然他们外在的显性指标各有特色，但内在运作模式上必然存在着较高的相似度。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和高职院校发展关键要素的探索分析，将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构成要素列为十项，从其他视角看，也许这些构成要素并非衡量高职教育活动有效性的关键成分，但在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视角下，这些要素的位置与作用需要重点强调。

（一）利用率高的办学条件和资源

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是考核内涵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指标，也是评价学校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基本的条件。内涵式发展是学校在硬件改进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创新与教学改革，使学校的质量、效益以及办学传统、校园文化等软实力得以改进，其实质是追求“质”的飞跃。硬件资源是高职院校运行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对硬件存量和硬件利用率的严格考核，能够推动高职院校加大专业硬件设施方面的投入力度，提高学校对硬件设施的运营能力，营造出能够保证应用性技能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环境。这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基本保证，离开了这些最基本的要素，内涵建设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就无从谈起。对于硬件的要求，随着高职教育发展所处不同的节点，也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要求。在今后的评估中，应该更多地鼓励构建相邻院校间以及校企间的资源共享平台，有效的弥合资源闲置与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办学特色

办学特色反应的是一所学校独特的个性风貌，特色立校、特色兴校、特色强校是各层次、各类型大学的发展共识和追求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职院校要想获得稳定的、持久的、可持续发展的话，就必须在影响办学质量的某些方面办出特色，一所没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是很难生存的，也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内涵式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方式转变首先要转变理念和思维。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决定着其经营思维和办学模式，引导其特色形成和持续发展。高职院校独特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学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多个方面都有其特殊的要求。经营理念的前瞻性、引导性和办学定位的准确性是能够反映一所学校的办学特色是否突出的核心标准。

（三）基于职业性特征的专业建设

专业是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志性要素，一所高校的专业建设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类型与品质，是考生和家长及社会选择的重要依据，同时反映了与产业结构和岗位需求的对接程度，是决定学校能否满足市场需求的关键性环节。专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平台，在内涵发展中承担着先导和关键的作用，其主要任务是提升品质，增强吸引力，以此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深入。

2006年，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高职院校应该理性地、科学地进行专业布局，在为市场提供人才技术支持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的动态的满足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这将成为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12]。”

专业设置的合理性可以考虑通过专业的招生和就业情况以及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度来进行考核。一定数量的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决定了高职院校的水平和地位，所以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的数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四）以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为内核的校园文化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问题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是以高职教育理念为导向，包括高职教育在执行各项职能过程中而开展的各种社团及文化活动、学校的传统风俗以及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物质载体与职业道德教育等的有机融合。高职校园文化作为学校“软实力”的载体，承担着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众所周知，高职教育以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和立足点，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能方面，用人单位更注重员工是否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健全的心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长期以来，为了应对人才市场竞争，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偏重于“专才教育”，使得高职教育越来越偏重于培养学生实际操作的熟练程度，却忽视了对学生未来发展影响极大的人文素质教育及职业道德培养。

一项关于全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调查报告显示，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得分相对较低。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已经成为了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当中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中，责任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群体，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大学生自我认知结构失衡，出现认知偏差同时受到外部社会环境价值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利益取舍和价值取向上，缺乏内在理性支撑，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倾向，甚至有部分学生显现出逃避或放弃社会责任的趋势，这势必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消极的引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成为教育改革新的关注点。

（五）强调制度创新和执行力的高效管理

内涵建设的核心是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对于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依靠科学规范和独具特色的管理方式。管理特色是一所大学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和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管理思想、管理技能、管理作风的稳定性表现，是大学自身优势的体现和特色发展的保证。维系一所高校生存与发展的要素包括人力、物力资源，校园精神和管理制度，这三者是互相支撑的关系，是缺一不可的。在实施内涵式发展战略过程中，秉承现代大学制度理念，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建设有利于教学、科研和专业发展，有利于师生的切身利益，有利于高职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大学制度，从而为内涵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通过近几年比较集中的规范化运作和发展，办学思路、教育目标、办学模式等观念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实际上，目前高职院校已经涌现出很多新的理念和提法，高职院校真正缺乏的不是意识而是执行能力，即缺乏一种将办学思路、教育目标等落实到专业学科建设、课程开发等教学过程中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内涵建设真正需要加强和重点培育的。

（六）富于激情的师资队伍

尊重教师和教学，是现阶段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的首要力量，将师资力量作为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维度，符合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规律，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教师是高等职业院校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资源，是学校中最为珍贵也最值得开发的资源，能够影响学校各项工作的成效以及学校的持续发展能力。教育部颁布的一些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将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等纳入规划范围。因此，以高等职业院校师资力量作为内涵式发展评价的一个关键要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高职院校师资力量评价重点考虑教师的职业能力、道德素养、创新意识以及教师的激励有效性，而且作为高职院校的教师，还应该强调在企业实践锻炼的经验熟练和指导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的能力。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对高职院校的教师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规定以及教师自身对职业角色的认同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良好的道德素养是衡量教师是否称职的重要指标。现阶段，高职院校教师不仅仅要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更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影响着和引导者，要在教授学生知识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和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成长，使学生真正获得情操陶冶和素质养成方面的提升，形成良好健全的人格。

这一切都要依靠学校设立有效的激励政策，只有有效的激励政策，才能真正启动教师们的职业责任感和工作积极主动性，激发高职教师的工作热情，凝聚推动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共识和正能量。所以，高职教师激励手段的有效性也将成为师资建设的一个考核指标。

（七）追求校企双赢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体现了高职院校办学的本质与根本目标，也是内涵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一些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特色鲜明的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经验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加拿大CBE人才培养模式、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澳大利TAFE人才培养模式等。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发展规律要求高职院校必须走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式办学之路，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整合学校和企业的办学资源，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等环节进行深度合作，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与企业标准完美契合。但目前校企合作还没有从原来校企双方的失衡结合转变为深度融合。很多高职院校在推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遭遇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难以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校缺乏相应的具有吸引力的激励政策，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企业的实际利益诉求没有获得有效实现，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是实践中缺乏对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创新。校企之间的合作不仅追求合作的意向，还要追求合作的持久性以及能否实现双方利益的双赢。

（八）关注过程的学生参与度

从高职教育质量观的发展趋势和研究范式的转变来看，“学习参与度”应成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过程控制的新焦点，它提倡将教育质量评价的关注点转移到学生个体成长与发展的主体性建构上来。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学生在大学影响下的实际收获将成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方向。

国外学者还进行了大量的有关学生参与度的实证研究，验证学生参与度对高校教育质量的影响程度。尽管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获得一个有共识的结论：只有全面地参与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中，只有当学生的参与行为获得鼓励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成果才能最大化（Rosenshine，1982），学生才有可能在不同维度最大限度地成长和发展[13]。

新的质量观提倡教育评价不仅应该关注硬件投入更应该关注师生互动、学生参与等教育过程质量的评价和学生技能提升、价值观形成等产出结果质量评价。学生参与度作为衡量标准已经成为高校进行教育过程评估的新依据，也成为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参照系数。目前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应该构建符合高职院校实际的学习参与度评价指标，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参与度现状，并创造条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九）以区域经济为依托的社会服务能力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高职教育的逻辑起点和发展动因，高职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其存在意义和经营主旨在于主动并有效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与推广、文化传承、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是高职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高职教育实施内涵建设的具体依据。

基于以上分析，从高职教育的本质出发，将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作为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评价的专项内容，体现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发展趋势。当前的高职教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评价制度，可以考虑从区域资源利用能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绩效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作为整个高职教育内涵发展评价系统中的分支，着重衡量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功能的实现程度，更好地引导高职教育科学发展。

（十）契合社会需求的高质量的学生

相对而言，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最重要的最直接的指标应该是培养的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发展水平，教学资源投入和办学条件只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条件。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质量评价是一种结果质量评价，主要是对高职教育对象接受教育服务后所取得的收获和发展的评价，依据培养目标和职业发展来对人才确定具体的评价标准。对学生质量进行综合性反映和评估，是检验与提高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杨德广认为，“只要是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就是高质量人才”，有的高校重在培养科研人才，而有的高校却善于培养实用操作型人才，所以不能依照分工不同，来判断学生人才的质量优劣。针对高职学生的评价一定要着力突出对职业岗位最需要、最常用、最根本的能力和素质评价，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除此之外，在内涵式发展中，关于学生质量的评价要重点纳入价值观以及思想道德方面的考核，构建具有时代特征、适应社会需求的素质教育体系。以往的评价虽然有关注学生的道德品质、身体和心理素质等，缺乏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很少有衡量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认知等方面的记录，由于大部分测评方法有限，实际获取的结果并不客观。同时为了跟踪评价学生就业后的工作表现，这里需要纳入用人单位的客观评定如就业学生的职业稳定性、岗位适应能力以及未来职业规划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以此对学生质量作出真实的判断。

质量的意义，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评价质量标准也是要随着质量内涵的变化同步更新的。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要素在高职院校的经营、发展过程中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其自身功能的改善及相互作用关系协调，决定了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整体进程与演进方向。在内涵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节点，应该对反映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标准和要素适时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以加快内涵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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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洪春，温中梅.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结构与规律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8）：5-9.

[4]鲁武霞，马建富.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关键是提升“四个能力”[J].职教论坛，2012（10）：26-29.

[5]乔万敏，邢亮.论大学内涵式发展[J].教育研究，2009（11）：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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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曹叔亮.高职院校内涵建设：要素分析与内在逻辑[J].职教论坛，2013（10）：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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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化树.论大学的软实力[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4）：48-54.

社区文化内涵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路径

1、新型城镇化道路内涵的界定：

自党的十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之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纷纷展开讨论，提出了有关新型城镇化内涵不同的看法[1]。

一是以人为本的视角。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质量为主导的城镇化。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增进人的幸福是新型城镇化的精髓，不仅市民要更幸福，而且农村转移人口也能获得同样的幸福感受。其基本特征是全面协调、集约高效、人文活力和公平共享。代表有，吴江（2009）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新型产业以及信息化为推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二是城乡建设的视角。认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老城区重点是对棚户区、工厂外迁区等进行改造和环境治理，使之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和服务区；新城区是指开发区、实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新农村建设。主要代表有：刘海平（2012）[2]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引擎，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乡两个系统在经济、科技、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空间等诸多基本要素协调发展优化组合的过程；

三是农民市民化的视角。众多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必须要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更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再是不单纯追求城镇化速度。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让更多的农民转入城市，并融入到城市的正常生活之中。

四是农村发展的视角。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绝不是强迫农民离开土地，强制搬迁上楼，远距离地涌入大城市，而是农民自主式的城镇化，就地融入城镇。也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既要鼓励和支持异地转移就业，更着眼于积极发展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还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新”在不抛弃和遗弃农村，反而以农村繁荣为前提条件，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

五是综合的视角。新型城镇化是采用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高度关注农民市民化，着力解决城乡和城市内部“双二元结构”，以人为本、次序协调、城乡一体、融合共享的城镇化。代表有，单卓然（2013）将其定义为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彭江碧（2010）认为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发展集约化和生态化模式，增强多元的城镇功能，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界定是十分丰富的，不同的学者研究的方向不同，对于其概念的理解也就因人而异，但总得来说，以城乡统筹为主线，突出以人为本，彰显人文关怀；以全面协调为标准，推动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保障城镇发展的后续动力；五是因地因时制宜，探索适应不同区域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2、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在学术界，由南京大学教授吴友仁先生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研究》掀起了了研究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浪潮。他指出关于中国当走何种城镇化道路，应当优先发展哪一种城镇化模式是发展城镇化的重要议题。对此，倪鹏飞（2013），仇保兴（2012）等一批学者认为我国城镇化主要分四种模式，即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中小城市模式、小城镇模式、综合城镇发展模式。

以北上广为主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具有模范带头作用，其能力范围可以辐射周边的小城市与小城镇，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可以疏散和承担由中心城市原来承担的部分功能和职责，同时，也能更有效的促进中间区域的经济发展，带动周边小城镇的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中等城市模式。中等城市一般定义是人口数目在50―100万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不但可以在社区和工业生产上能够发挥其应有的集聚效应，又可避免出现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出现的人口过度密集、功能过于集中的超大城市病。发展中等城市模式对于推动其所在地区的全面区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以中等城市发展带动小城镇发展，也是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个路径选择。

以发达小城市为主的小城镇模式。由于大中型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并且存在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资源有限的城市病。小城镇模式的发展可以使城市与乡村之间和谐发展，逐步加强城市与乡村的城乡联系，进而消除当今日益突出的城乡二元差别问题。发展小城镇模式是解决中国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和实现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的不二选择。

以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为主的综合发展模式。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中国应努力避免西方国家在城镇化发展中曾经出现的“先集中发展后又疏散，最后再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这些巨大的资源浪费现象。结合我国国情，统筹规划区域发展，实施城乡一体化，实施分散型和集中型结合发展的道路，以小城镇模式为发展基石，中小城市发展模式为主要渠道，将大城市发展居于核心地位，构建布局合理，比例协调，多层次多功能的城镇化体系。

3、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国内研究述评：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纵观文献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全局性的战略规划，二类：针对某地域的路径研究；三类是：针对某一侧面的发展规划

（1）全局的战略规划，以单卓然（2013），楚爱丽（2011），仇保兴（2012）[6]等学者为代表

（2）针对某地域的路径研究，以雷凡、魏玉翠、付渊博等人的硕士论文为代表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一条适合区域发展的路径。

（3）针对某一领域的路径研究，徐光平（2011），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相结合，通过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在新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建设出现的障碍，从而寻求一条解决的路径。吴江（2009），通过对地方政府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的行为偏差的分析，从而对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进行重新定位，设计出一条地方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5]。（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02）

[2]刘海平.新型城镇化内涵探析[J].决策探索.2012（07）

[3]魏后凯.党的十以来社会各界关于城镇化的主要观点[J].经济研究参考.2013（14）

[4]陈晓春.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J].学术论坛.2013（04）

社区文化内涵篇4

关键词：南海禅寺；旅游宣传；佛教文化；手绘

一、市场调研分析

南海禅寺，位于中国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县城东南隅，由明乘法师主持修复，占地500余亩，寺域开阔，建筑浩繁，整体建筑布局合理，结构优美，典雅古朴，堪称寺院建筑之经典。内部装饰以花岗岩石质雕刻、彩绘、壁画等，做工精细，异采纷逞。它是目前东南亚建筑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美的佛教寺院之一。南海禅寺于2010年8月荣获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称号，主要景观有寺院山门、中心建筑大雄宝殿、十二牌坊、白舍利塔院、世纪和平钟楼、文殊殿、普贤殿、钟楼、鼓楼、观音殿、天王殿、合作门、悟颖塔等。寺院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被中国世界记录协会授于世界建筑规模最大的大雄宝殿。在景区的管理发展中，南海禅寺始终树立四个方面的经营理念：一是坚持高标准规划理念，二是树立精细化建设理念，三是树立规范化管理理念，四是树立加大宣传促销的理念。通过不懈努力，将南海禅寺成为天中礼佛的胜地，豫南旅游的热点。

但纵观其整个旅游文化宣传系统，依然存在许多的不完善和美中不足的地方，在现有的宣传系统中，强调硬件设施以及管理方面的建设，而忽略了文化品牌的视觉推广，品牌形象不够明确。在此背景下，此次设计围绕南海禅旅游文化推广，进行了实地考察以及一系列调研与分析。主要内容有：1.南海禅寺景区特色调研，以及视觉推广创意点分析；2.南海禅寺的现有形象系统的优势以及不足之处；3.基本调查方法：此次调查是为驻马店南海禅寺旅游宣传设计开展的专项调查，调查时间为2015年3月，在网上查看，搜集，整理南海禅寺基本信息以及其他知名景区相关信息后，与指导老师沟通并确立设计框架。明确实地考察的重点，列出明细。在实地考察中做好资料信息的记录工作，并用心感受南海禅寺所散发的自身魅力，为设计作品的创作做充分准备；4.基本结论：南海禅寺自身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魅力，无论是寺院的建筑艺术价值，还是佛学文化的思想教育意义，都具有很高的宣传价值。南海禅寺旅游宣传设计以寺院建筑艺术为立足点，通过手绘的基本方式，来展示南海禅寺所蕴含的中国古典建筑艺术与中原佛教文化相碰撞的独特文化内涵。

二、当前设计状况分析

在南海禅寺自身的旅游宣传设计中多重视佛教法器的流通，而忽略了一些大众游客对于通用纪念品，以及一些普世的视觉宣传设计，在一些细节存在一些不足：1.景区门票缺乏独创性，缺少新意；2.景区地图略显简单；3.景区缺少主题性的周边产品设计。

目前国内不少旅游宣传对于整体设计缺乏思想上的认识，在旅游宣传目的上过于注重功利，缺少公益性的文化宣传以及品牌形象的推广，在宣传品的形式上过于简单，各景区的旅游纪念品多有雷同，缺少针对本景区鲜明的、独具创性的、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旅游纪念品。在国外旅游宣传设计将许多人文因素应用于设计中去，注重实用性与创新性，注重宣扬人们自身的美好感受。外国游客对于我国传统的寺院建筑、佛教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如何适应不同文化差异的主体来进行旅游宣传设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通过对南海禅寺的考察与分析，确定了本次设计创作的创新点：通过对传统佛教文化与现代视觉传达方式的有机结合，关注受众自身的心理需求，给人们呈现一组集实用性、思想性、创新性、独特性于一体的旅游宣魃杓啤4葱率鞘贝，也是人们所赋予我们设计工作者们的伟大使命。因此确定好创新点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一套成功的旅游宣传设计仅仅拥有创新点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够以最有效、最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所宣传主体的文化内涵，以达到良好的宣传目的。

三、设计风格定位

本套旅游宣传设计从受众的心理需求出发，并根据受众的多层次需要和设计作品的实质差异做出细分，尽可能提高宣传效果。在设计中将材料、色彩、图案、文字等要素与设计作品紧密相关，突出设计作品的文化内涵。将传统佛教文化与现代视觉传达方式相结合，即实现了宣传目的，又满足了人们的文化心理需求，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主题插画设计上采用佛教文化元素与现代视觉传达手法相结合的方式，突出南海禅寺的独特文化内涵。在周边设计上，注重设计的实用性与思想性，使之成为有用并且有意义的旅游纪念产品。在景点的手绘地图上，注重精细度能够充分体现其艺术性。并注重整体风格一致性，产生较强的整体视觉冲击力，以准确传达给人们所要表达的文化思想内涵。

整套设计强调自然、亲切、和谐、友善的风格理念，使设计回归自身特色，并力求创新，树立个性。打造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旅游宣传设计，体现思想性与实用性的统一，提升南海禅寺旅游宣效果，发扬真诚、和谐，友善的道德价值观念。

四、设计工艺效果

南海禅寺旅游宣传设计从整体上看，古朴淡雅，沉着稳重。通过手绘的方式较充分的向大众展示了南海禅寺建筑魅力以及佛教文化的感染力。从整体效果来看，设计作品紧贴主题，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南海禅寺旅游文化的特点。在设计中构图、图形、文字和色彩的运用灵活得体，并注重表现手法与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的紧密融合，在总体设计中突出了南海禅寺旅游文化的精髓理念。

一套成功的旅游宣传设计要能够以最有效、最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所宣传主体的文化内涵，以达到良好的宣传目的。南海禅寺旅游宣传设计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南海禅寺文化宣传形式，完善了南海禅寺宣传推广策略。将传统佛教文化与现代视觉传达方式相结合，为推广南海禅寺旅游文化，带动驻马店旅游文化产业做出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佛教文化中所弘扬的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在宣传南海禅寺旅游文化的同时，弘扬社会正能量！

【参考文献】

[1]谢黎.中国佛教文化中的装饰设计对其精神传承的作用[D].合肥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2007.

[2]祁志祥.佛学与中国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楼庆西.中国传统建筑装饰[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4]保罗.维斯与冯，奥格特，何其敏，金仲.艺术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5]陈新生.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合肥：合肥大学出版社.2005.

[6]田中光一.设计的觉醒[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社区文化内涵篇5

[关键词]苏区精神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

赣州是“红色故都”,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国家建设的伟大尝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和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留下了众多的革命历史文化遗迹。赣南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革命前辈和赣南人民孕育和创造了伟大的的苏区精神。

一、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

苏区精神是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苏区共产党人和广大军民在波澜壮阔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培育形成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它是我党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讲苏区精神,大都是讲中央苏区以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对于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一些学者已经作了概括,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石仲泉将苏区精神的的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1)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2)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3)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执著追求;(4)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5)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1]

郭德宏认为苏区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二是“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为民精神;三是严于律已,艰苦奋斗,加强监督,保持优良作风的廉洁精神;四是“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2]

余伯流认为应从原生态上去把握苏区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2)“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3)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创业精神;(4)“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传统;(5)“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3]

凌步机认为苏区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至少应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二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三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四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政治本色;五是廉洁奉公的自律意识;六是创造“第一等到工作”的进取精神。[4]

黄少群用四个“伟大”来概括苏区精神:一是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伟大创造精神;二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伟大奉献精神;三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四是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伟大拼搏精神。[5]

综合以上几位著名学者的概括,苏区精神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信仰信念方面,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第二,在思想路线方面,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求真务实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第三,在政治民主方面,民主建政,讲究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传统;第四,在执政理念上,“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和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第五,在工作作风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执著追求。

二、苏区精神是赣州红色文化的灵魂

所谓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赣州红色文化则专指在赣南革命历史上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6]赣州红色文化也称中央苏区文化,既是始于井冈山的红色文化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又是后来长征精神和延安红色文化的先河和源泉,是中国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形成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对赣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过高度评价。1951年8月,曾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里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无疑应当包括中央苏区。1996年9月,在视察赣南老区时题词:“发扬江西老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3年8月,在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2003年12月,李长春到赣南考察时强调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赣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萃,先辈们在开拓赣州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赣州是一块革命的红土地,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红色文化,还有底蕴深厚的客家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宋城文化,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赣南人民纯朴、热情、勇敢、坚强的品格,培育了赣南人民向往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气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赣南的历史文化与共产党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远大理想,以及为革命敢于斗争、甘于牺牲的精神相结合,孕育、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苏区文化和精神。这种“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苏区精神就是赣州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7]

三、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是提升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

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8]对一个区域来说,区域文化软实力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区域文化的特色吸引力、区域人文形象的辐射影响力、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力、区域文化产业的创新竞争力。在文化、经济日益结合和区域发展日趋人文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区域形象、品位和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杆。一个地区要赢得区域竞争,一个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以革命圣地和伟人遗迹为载体的红色文化是赣南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赣州红色文化是赣州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载体。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赣州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赣州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提升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弘扬苏区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苏区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赣州优秀地域文化传统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相结合的产物。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具有一脉相承性。

苏区精神中的“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与总书记提倡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苏区精神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内涵上是一致的;苏区精神中的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社会变革实践中的集中体现;苏区精神中的反对“本本主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既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源头;苏区精神中的严于律已、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和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执著追求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完全相符合的。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和核心。因此,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

2.弘扬苏区精神是塑造赣州新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的有力手段。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赣州红色文化既是塑造文化赣州的重要名片,又是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托。赣州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了纵深推进“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的发展战略。2009年又揭开了建设赣粤闽湘四省通衢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大幕。因此,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建设新赣州,提升赣州文化品位和地区形象,已成为“对接长珠闽”的必然要求。

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在赣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苏区精神和红色文化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是赣州市目前唯一具有相对垄断性和独特性的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老区交通不便和经济欠发达,人们对苏区精神和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尽管有相当高度的认识,但是对苏区精神(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研究、学习、利用和宣传还相当有限,不仅不够系统,而且缺乏声势。苏区精神对当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区精神所蕴涵的丰富宝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加强苏区精神和红色文化的品牌宣传,扩大赣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度,是塑造文化赣州,加快赣州成为区域性红色文化中心的必然要求。

3.弘扬苏区精神是促进赣州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举措。现阶段,加快文化发展,提高地区和城市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识。赣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红色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红色文化事业和红色文化产业还不强,主要表现在:红色文化发展意识与实施“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的发展战略不相适应,红色文化软实力建设步伐与赣州市近年来经济硬实力迅速发展的趋势不相协调,红色文化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不相匹配,红色文化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待改进,红色文化市场还有待培育。

面对赣州文化建设跨越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将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红色文化摆到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促进红色文化大发展,就成为改变赣州文化发展落后状况,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选择。一要深化对苏区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苏区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内涵丰富的苏区精神是促进赣州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二要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苏区精神和红色文化发展对赣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科学制定并有效实施赣州红色文化发展战略。统筹考虑红色文化事业与红色文化产业、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发展本地区红色文化与周边红色文化区域合作的关系,构建提高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平台。三要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树立红色文化优先发展、重点发展、充分发展的理念,以红色文化发展影响和带动赣州其它文化的发展,把赣州丰厚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赣州的红色文化软实力,促进赣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四要以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事业和红色文化产业,制定支持红色文化发展的政策,形成以红色文化设施、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艺术、红色文化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发展格局。五要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创新服务模式,扩大红色文化市场需求,鼓励和引导群众进行红色文化消费,实现赣州由红色文化资源大市向红色文化消费强市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1]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6(1).

[2]郭德宏.苏区精神的内涵和特点[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1).

[3]余伯流.关于苏区精神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党史文苑.2006(1).

[4]凌步机.论苏区精神[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2).

[5]黄少群.论苏区精神[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4).

社区文化内涵篇6

【关键词】涵化理论；农村；居住文化；堰河村

党的十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迫切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当前，农村文化公共设施陈旧老化，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文化活动的开展不足，群众的道德观念下滑；文化活动落后，农民的文化素质落后等现实状况影响着农村文化的进步。在农村居住文化改造发展的层次大多处于水平较低的“设施建设”阶段，缺少了对农村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将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涵化理论视阈下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进行分析，湖北省堰河村正是中国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结果的典型案例，该地区在对农村居住文化潜移默化的涵化过程中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体现了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核心。

一、农村居住文化定义内涵

建筑设施的建设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建筑有它独特的语言，但意义不在建筑本身，更多的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居住文化是一种以住宅为媒介形成的居住方式，是一个民族特定居住生活方式的整体，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住房结构及其选址等，又包括知识、精神层面——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居住文化是人类在居住范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居住文化的涵化研究主要包括对当地人民在外在文化的入侵之中其居住形式及居住地点的变化，以及当地人在生活习惯的转变及风俗的传承上发生了何种转变。

居住文化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并有突出的个性。吴强的《居住文化透视》一文中认为居住文化内涵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居住环境是居住文化萌芽与发展的基础；第二居住形态是文化形成的核心和中心；第三则是空间形态，主要是指住区是居住文化空间的表现形式。而就具体文化内涵的而言可以分为美学文化、科学文化、功能文化三部分：（1）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美学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不仅仅是建筑设施物化实体的艺术美，更是寄托了农民“乡土性”情感美。农村乡土性美学是农村居住、环境、生态、人文多元多层次的美学结合。（2）科学文化内涵。科技文化包含了建筑设施科技、景观环境科技、人文生活科技三方面，是居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住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提高，不仅改善了农民居住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更是为农村传统居住观念引入了新的审美理念、审美情趣，丰富完善了农民居住设施、景观、人文的内容。（3）功能文化内涵。农村居住文化体系包含农民生存、生产、发展的空间环境和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设施、景观环境、人文生活。农村居住文化在农村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媒介功能作用，对农村风俗、伦理、风尚等方面具有记忆功能作用，对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融合适应具有调和功能作用。

二、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文化涵化研究自1910年左右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在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主要探讨的课题之一。文化涵化现象是社会文化横向变迁的重要模式。1880年美国的鲍威尔（P.W.Powel）提出了文化的“涵化”现象，主要基于西方现代文明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接触、磨合的过程及影响结果；随着城市现代化文明对农村固有的生活文化影响都属于文化涵化研究的范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涵化研究群体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民族群体和移民群体的心理适应比较研究，而在应用涵化概念进行的研究中，鲜少有研究者以农村居住环境为媒介进行文化涵化研究。本文以湖北堰河村农村生态居住环境的变迁为例，来考察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变迁和文化涵化，并对中国农村居住文化的文化涵化研究中的盲点进行创新性探索。

十报告中提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应当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推进一体化，才能真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农村居住环境的提高成为了热点。城市文化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作用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表现，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重要手段，因此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的发展也是值得探讨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中国农村居民才是构成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为了大力发展农村城市化，农村进行了居住环境的大改造，在湖北一些农村地区始终保留了“拆旧房建新房”的思想，房屋建成了小高层，也新建了广场，但是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缺少了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少了农村特有的文化风貌和传统文脉。农村居住设施的开发者过于急功近利，其最终结果是文化设施条件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忽略了农村居住文化的内涵建设，忽视了固有的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本应作为农村文化传播的主体却在居住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成为了失语并被忽视文化表达权的群体。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迁，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大多数农村居住文化建设内涵的缺失正是由于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长期持续的接触，从而导致的原有农村文化体系大规模变异的文化涵化现象。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适应过程分为两种，一为融合，一为同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文化系统中文化核心的改变会产生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进行博弈时，弱势文化会被强势文化的特征所进行涵化，从而导致文化核心的改变变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传播过程中，城市文化往往处于主导强势地位，而农村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当两种文化系统在一起博弈时，较弱文化被强势文化所涵化从而发生变迁，二者难以产生对等的双向交流与调和。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较量过程中，城市现代文化对农村本土文化强势冲击下，农村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所同化，这个过程亦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因此农村文化逐渐丧失没落，农村文化的乡土性逐渐减少，出现风貌已改、民俗渐易的边缘化现象。而这种“文化丧失”或“文化没落”现象在农村居住文化中尤为明显。受城市居住文化中的物质主义诱惑，农村居住环境也逐渐改变，根据城市文化的审美需求，将居住环境统一建造出来，形成了商品化的居住文化。过去的商品化过程往往是指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但是其商品化的最终结果却是文化的复制，失去原有文化的韵味。农村居住文化的商品化现象破坏了农村固有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使农村文化被物化、庸俗化，逐渐与城市文化同化。2012年8月笔者在湖北农村进行了社会调研，在湖北堰河村进行了访谈和田野观察，从农村自然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对农村居住文化涵化现象进行考察，发现当地在城乡二元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却保持较为良好的文化内涵。堰河村隶属于“湖北十大名茶之乡”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位于鄂西北山区，该村版图面积大约12平方公里，山地占8平方公里，拥有1200亩生态茶园，茶产业成为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同时生态旅游业逐渐成为该村发展的重点。该村下设4个村民组，人口936人，共247户，蕴藏着丰富民俗文化，体现了淳朴的乡村特色。

1.农村自然环境因素。我国封建社会实质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源。在农村聚落生成的最初阶段，自然界的气候、水文、将影响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因素，尤其是具象的自然环境概括为抽象的土地资源更为重要，对于掌握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的主要支柱，它不仅为构筑稳定的封建行政权力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左右着传统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和文化生产形态变迁的变迁进程。

农村土地资源的属性在于其质和量，无论什么样的形色，只要质量高、数量多、适宜农作物生长，都是农村聚落区域分布的优良资源，同时水源、气候等自然环境也可以通过土地资源得以体现。农村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人口要相对稳定地集中在某一地域内，而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地理空间的拓展，则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在湖北襄阳堰河村的聚落迁移就恰到好处的体现了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十多年前堰河村的村民大部分集中于百日山附近的田地或道路旁，分布零散，道路闭塞，交通工具不方便，通讯设备几乎没有，同时山上环境也不适宜农民进行土地的劳作。堰河村当地村民为了摆脱闭塞所带来的贫穷，不得不选择迁徙，但是由于对百日山情感深厚，不愿远离，就选择靠山而居，迁徙至山脚。山脚土壤肥沃，适宜种植杜仲、茶叶等农产品，村民集中居住在田地附近，“形成了背山面田、面水的带状聚落”，而这样便于农村的城市工农化建设。居住地的迁徙，使堰河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和谐，充分显示了环境科学文化内涵。

堰河村作为新型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形成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注重农村的美学和功能文化内涵，结合茶文化打造生态小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居住设施也在建设。堰河村重建了当地农村居住环境，但是在房屋改建过程中尽量不拆除老砖瓦房，古木畅园尽量保留，在外来传播者的专家提出改造方案。堰河村的房屋改建既促进了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以及保护，同时也复兴创新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同一性。在调查过程中，与当地村民进行访谈及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堰河村的部分村民依然以茶叶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方式，因此在房屋建筑的建造过程中也依据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房屋以两层楼为主，房间宽敞，以方便村民的工作，邻里街坊依然随时串门，乡土社会的可靠性依然存在，提高了农村文化的适应性转化。

2.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指农村中人们加工、改造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所形成的所有的生产条件，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是农民与自然发生指直接关系的产物，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一旦失去经济组织及其劳动工具，就无法对自然进行改造，进而无法生存，无法创造更高层次的文化。自2004年以来，堰河村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正是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的提升，堰河村在居住环境改善的过程中既融入了城市的社区文化，同时也保留了农村固有的乡土思想。该村以“建设生态化家园”为目标，进行了“一建四改”和垃圾分类的措施，注重农村生态功能和科学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了农村传统生产方式，正是乡村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相适应的表现。“一建四改”是指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沼气为突破口，以建设沼气池为主要的切入点，把改灶、改水、改厕、改圈相结合，改善农村原有的居住环境，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农户建了沼气池，60%以上的农户使用了沼气、太阳能等环保能源。“垃圾分类”本应该是城市的社区文化，堰河村却实施了。垃圾分类是引导农民告别陋习，走向文明的开场戏。在当地，各家各户配备两个垃圾桶，每个村民小组建立一个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实行干湿分类处理，并且每天有专职的保洁员对垃圾进行二次收集和分类。“垃圾分类”措施不仅改变了堰河村的居住环境，同时改变了农民的文化认知。堰河村居住环境重建后统一保留传统古老的青砖灰瓦两层小楼房，但内外部居住设施与城市的高层楼房设施无异。堰河村在改造的过程中去除了传统农村的的人畜共住的恶习，将房屋功能规划阿德更加合理，更适宜居住。同时，堰河村在抗震节能农房建设、住区人居环境改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57项示范项目中符合农村居住建设，以低造价创建高科技的生态文化村。农民住宅节能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4.55%，村接待中心示范楼的总体节能效率达到50.01%。堰河村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提升和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种被动的承受，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主动追寻态势来改变传统居住文化的不足，提升当地的美学文化和功能文化内涵。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居住环境的建设成为了城市文化涵化的主要媒介之一，同时居住环境的改造过程与农村受众接触面较广，传播文化时间长，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引起了文化变迁，使农村传统文化在与城市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创新复兴。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是典型的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相适应案例。生态居住文化这个城市文化信息的产生，在堰河村内部的传播，以及到村民对该信息的适应接受的整个信息传播过程，是两种城乡不同文化涵化的过程体现。

3.农村社会基层环境因素。中国古代农村聚落的基层社会结构非常注重“血亲家族”，是以“家国同构”为网络组织起来的。堰河村居住文化具有血缘性、地域性、传统性的人情关系，其社会结构建立在保守、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是形成现在堰河村聚落聚居形态变迁的社会基础，并与堰河村聚落地域空间层次中的基本单位具有某种对应性的关系。堰河村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传统乡村社会的人情关系，村内成员的关系紧密，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村内成员的联系相对紧密，人情的往来成为了堰河村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和居住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人情互动成为巩固和延伸乡村人际关系网的重要因素，由于传统文化习俗和血缘、亲缘关系的促使，村民为了表达情感、实现利益获得帮助等，通常都会求助于人情，人情多表现为信息、劳动和物品的互换。而正是这种人情关系体现在堰河村聚落的形成以及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环境变迁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并未出现文化涵化影响带来的完全融合，即形成新的文化模式。同时，在这个文化涵化过程中，农村居住文化并不会因为城市文化的强势影响而导致农村传统文化的完全灭绝。农村居住在接受外来城市文化影响的同时，依然保留其传统的文化，保存了自身的本色。涵化的程度不同岁也导致了文化不同程度的同化、分化及边缘化现象，但是这只是文化变迁的表象，或者说是文化内涵建设的缺失。

三、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传播者

根据对堰河村的实际调研，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具有复杂性，居住文化涵化过程的传播群可以分为城市外来传播者和农村本土传播者两类群体。在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传播群体也是文化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可以作为信息消费者和分解者。在对堰河村农村居住文化涵化调研过程中，这些群体在一方面与城市现代文化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另一方面本土的传统文化也依然存在，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但又相互碰撞，形成了当地特殊的生态居住文化涵化现象。

1.外来传播者。将堰河村居住文化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外来传播者是指系统外的信息传播者生产信息并传播给系统内部人员，是外来信息与本土信息相互传播的纽带。堰河村在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动态转型中进行了居住设施建设，外来传播者的信息输入在这个时期最为活跃并对当地传统居住文化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外来传播者的主要特点传播城市文化信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明显，城市信息密度大，农村文化信息与城市文化信息的博弈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具有强势的冲击力，农村社会处于信息和文化弱势地位。外来传播者将城市文化信息强势型的扩散到堰河村，逐渐与农村本土文化相适应。堰河村的“垃圾分类”化来自城市文化观，但是在堰河村进行了旅游文化和居住文化长期规划之后，城市人群在逐渐融入了当地本土居住文化。外来传播者的迁移运动不同对农村居住文化的涵化效果也不同。政府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进行规划成为了长期、固定的信息传播，这种有目的性的居住信息输入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很大。政府政策的实施让堰河村整体的居住设施大幅度提高，带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高校在对堰河村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对当地本土居住文化有一定影响。堰河村与多所高校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模式，但是由于大学高校对于堰河村的迁移运动属于间隔性的，在调研过程中，当地居民认为高校进入堰河村调研的时间不长，但频率较高，对当地居住文化的提升有一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涵化效果不如政府的政策对堰河村本土居住文化影响。堰河村作为华中农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化传播基地，高校对堰河村进行文化传播之前有一个选择过程，确定堰河村为适合的传播对象才进行传播活动，但是进行传播活动的时间较短，主要为每年寒暑两季，一旦文化信息传播目标达成，就会迁出。

2.本土传播者。本土传播者是指系统内部人员进行文化信息生产，再将信息输入给其他受众。而在堰河村内部，构成本土传播者的群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另一类是堰河村其他村民。农村意见领袖是指“那些掌握乡村话语权、具有广泛资源动员能力，处于乡村社会关键位置上的特殊人物”。堰河村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当地在村民中具有较高声誉和“话语权”的人。意见领袖在当地是指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社会资源，将个体与村庄公共文化事务紧密结合，确立了自身对他人的影响力。在堰河村主要的意见领袖是指当地的村干部、村教师、养种植专业户以及其他各方面骨干，在对堰河村的居住设施的改造过程中，他们接受了城市文化，充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对其他村民输入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堰河村居住文化涵化。“垃圾分类”的生态居住文化理念最初是由外来传播者的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孙君主任进行传播，该理念是现代专业的生态文化理论知识，采取直接灌输和填鸭的方式对当地村民输入文化信息难以接受。孙君与堰河村村支部书记闵洪彦、妇联主任季达翠等意见领袖进行沟通，将双方的沟通后的生态居住文化信息重新编码成新农村建设、居住环境改建、生态旅游建设等信息，再召开其他意见领袖如党员及村民代表开会，让意见领袖能够充分吸收“垃圾分类”的理念，再由他们对堰河村村民进行通俗易懂的多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使当地村民能够接受接受该理念。“垃圾分类是孙教授（孙君）村里的时候宣传的，那时候大家都不怎么懂，这些改造都是由党员、示范户开始的，先选几户人作小范围的示范，做好了、看到效果了，大家就跟着慢慢做”。本土传播者的另一部分群体是堰河村的普通村民，居住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过程。在居住文化涵化过程中，普通村民虽然主要是文化涵化的接受者，但同时他们也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进行自己的再次编码。居住设施的改造与当地居住文化的改变并非一个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因此信息是共享的，而村民重新编码的信息也会进行相互交流。因此在居住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多数村民对信息接受的程度也对文化涵化的程度产生了影响。

四、建设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对策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居住文化变迁，既是文化涵化的过程，也同时是文化涵化的结果。通过该文化涵化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性，即可研究出农村文化变迁的过程虽然复杂繁琐，有的地区忽视了文化内涵建设，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传统的文化始终作为主线保留其中，其核心文化的乡土性始终没有完全丧失，这应该成为文化内涵建设的动力。城市文化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对农村居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影响过程中，农村文化仍然是保留其中这决定着涵化过程的发展方向，但是涵化的程度却离不开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冲击强度以及村民的认可度和失语程度相关。因此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的提高离不开农村文化地位的确立，并且对现有的文化传统的进行创新与再发现。

1.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完全抛弃与超越。在中国农村居住文化内涵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确立农村村文化的地位。文化变迁现象是在文化接触中产生的，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相互融合的结果，但是在文化涵化变迁过程中往往重视城市文化，忽视农村传统文化，最终造成了文化同化。在不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发展文化的多样性，确立农村传统文化的地位。民间是生产文化的沃土，尤其独特的魅力，与城市现代文化各有特点，平分秋色。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结晶，是民族精神支柱。农村传统的居住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是农民共同认同的象征，农村传统居住文化地位的确立，更能贴近农民的心理感情以及精神需求，农村传统文化内涵建设能够获得中国社会基层的主要群体的认同，共同以挖掘和发扬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为己任。

2.树立正确的农村居住文化观。文化亦是指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而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二者共同决定了生活习惯，因此文化只要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匹配适应，则该文化即为合理。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农村应为经济落后于城市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优势，也不能因为农村居民固有的乡土性而对传统农村居住文化不进行改造。传统文化是不可再生的，是了解历史展望未来的重要参照物，同时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生活方式、居住习俗都是文化结晶，从居住文化价值来看，抛弃过去传统的居住文化也等于是扬弃了其中所包含的独特文化。中国农村居住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家”的感情都是现代化社会所缺乏的，将美学、科学、功能文化内涵相结合，而这正是对农村居住文化体现的核心。

3.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文化不能够只是历史积淀的产品，更是现代的、更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精华。传统文化创新不仅仅是传承农村村传统文化，文化涵化和变迁是必然规律，因此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死文化”，并且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更多人对理解真正的文化，创立新型的农村居住文化体制，变种求新，往好的方向进行创新改变。农村居住文化的改变不能够仅仅只局限于物质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在文化自身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农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动机等多方面的提升最终促使农村经济与文化二者共同全面发展。

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中“始终保持最先进的文化方向”，与世界先进文化相互交流，吸取精华，摒弃糟粕，把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到与城市文化相同或相等的地位，大力建设先进的农村文化。农村居住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内涵建设的新途径，是繁荣农村，满足农民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居住文化是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重要手段。将农村居住文化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能够科学合理地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促进我国农业物质与精神文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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