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基础论文篇1

一、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环境

档案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部分，档案信息化处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中，必然会与作为其环境因素的社会信息化其他部分相交互，同样，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也是处在社会信息化标准的大环境中，必然会受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其他领域标准化的影响，如图1所示。

之所以存在图1所示关系，主要是因为档案信息化是档案管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而档案管理不仅存在于综合性档案馆内，还存于各行各业内。由于不同行业对档案管理的要求不尽相同，档案管理信息化的行业特色部分也就成为行业信息化的一部分。

二、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的三维框架模型

根据印度魏尔曼最早提出的标准体系表三维结构思想，结合上述档案信息化特点，并广泛参照国内其他领域现有标准体系框架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模型:

对上述框架模型的具体解释如下:

1、信息技术维

信息技术涉及范围很广，从数据编码到文件格式，从数据库到应用系统，从网络设施到操作系统，十分庞杂。因此，在信息技术维，不能对信息技术进行简单罗列，而应着眼其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分成简明的几个层次。《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中，将档案信息化建设分为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应用系统建设、档案信息化标准规范建设、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档案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六个方面，其中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应用系统建设、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四个方面与信息技术和标准应用联系密切。由此，根据与档案资源内容结合的紧密程度，可以把信息技术由内向外，分为信息资源、软件应用系统、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

2、档案管理维

档案管理维的细分，就是要根据一定标准，将档案管理分成若干方面。与图书馆领域相比，档案资源的凭证作用，在于档案管理机构的可信性，而归根结底，在于档案管理流程的可信性，因此，档案管理的流程与环节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另外，由于档案管理流程也是基于对文件运动规律(文件连续体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的认识，而我国现有档案管理流程是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的，故对档案管理的细分，无论是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业务流程，还是基于文件生命周期，从本质上说都是一致的。故在档案管理维，总体上适合按档案管理流程进行细分。

显然，这里所指的档案管理是指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而非传统的档案管理。基于全程控制的思想，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不是始自档案交接，而是必须延伸到档案前身——文件的生成。我国传统档案管理的业务流程包括著录、分类(标引)、保管、检索利用、归档、鉴定销毁等环节，其业务起点是档案接收，这显然已不适应信息化环境下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的要求。而我国《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中，则基于全程管理的思想，将整体业务流程分为收集和积累(收集积累、登记)、归档(鉴定、检测、归档)、整理(整理、著录)、移交接收保管(移交接收、保管、利用、鉴定销毁、统计)等部分。另外，文件管理国际标准ISO15489中所列的文件管理全过程包括确定文件系统需捕获的文件、确定文件保存时间、捕获、登记、分类(数字及编码配置、词汇控制)、存储和保管、利用、跟踪、实施处置、记录文件管理过程等部分，其与我国档案管理业务活动的关联关系如表1所示。

由于ISO15489文件管理标准形成于21世纪初，其中已较为充分地考虑了电子文件管理的要求，故其完全适用于信息化环境下的文件管理。基于此标准所规定的管理流程，结合我国的档案管理实际情况，从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的角度出发，可将档案管理维细分为管理规划与前端控制、归档、整理、存储和保管、利用、处置、过程记录与统计分析。

3、层次领域维

任何领域的标准都有层次之分，档案领域也不例外。信息化环境下，档案标准与其他领域标准存在更多的互操作，领域差异造成的档案管理差异要求在关注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建设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专业标准。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由内向外，构成层次领域维。

在层次领域维，基础标准元素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的整体相结合，构成基础标准面，基础标准面作为一个整体沿层次领域维向外辐射，作用于通用标准面和所有的专业标准面。类似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也作为层次领域维的一个元素，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构成一个面，不过，在该面上的具体标准可由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上的具体元素来确定。通用标准面沿层次领域维向外辐射，作用于所有专业标准面。专业标准在层次领域维上体现为若干呈并列关系的点，每一个点又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确立一个专业标准面，若干平行面共同构成档案信息化专业标准的集合。

4、在上述框架模型中，档案信息化标准的范围是由三维确定的立体空间。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三维模型只是用来协助描述档案信息化标准内容范围，并不是直接用来确定档案信息化所应制定的具体标准。尤其是不能认为，三维中各取一点所确立的立体空间的一个具体点就必须对应一个具体标准。实际上，欲制定的具体标准在三维空间中对应的可以是一个点，也可能是一条线段，甚至一个平面区域。另外，实际中不同具体标准在空间上还可能会有交叉，但这种交叉并非模型的致命缺陷，恰恰相反，若交叉不可避免，那么，当交叉情况通过模型得以清晰反映后，就可以尽量保持交叉部分的一致，从而保持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5、三维框架模型中，尽管各维度都有逻辑方向，但逻辑方向并不一定代表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三维中，信息技术维的方向体现了信息技术与档案管理内容结合的紧密程度，信息资源在最内层，表明信息资源相关的信息技术，如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编码、格式、元数据等，与档案管理的核心结合最紧密，在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也最重要。而位于外层的网络、操作系统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距离档案管理的核心最远，与档案管理的结合最为松散，故其相关标准虽为档案信息化不可或缺，但就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而言，此方面主要是现有标准的采用，尤其是核心技术标准和基础标准方面。需要档案领域制定的只是少数近似管理标准的应用层次的标准，主要着眼于设施的适用够用。可见，信息技术维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标准在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优先级，但并不一定与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一致。在档案管理维，维度方向只是代表档案业务的一般流程，不代表档案管理业务的重要程度，更无从体现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在层次领域维，尽管按从基础到通用再到专业的先后顺序制定标准可以更好地保证标准的协调一致性，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况。现实中，由于基础标准、通用标准要有足够的概括性，需要在对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个性充分认识把握后加以概括，因此，并非所有基础标准和通用标准都能先于专业标准制定出来。例如，在我国，《CAD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是专业标准，但其制定却明显早于通用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另外，《电子文件名词术语》作为一项基础标准，2002年才立项，至今尚未完成。

三、三维框架模型向二维框架的转化

如上所述，三维框架模型只是标准体系的内容描述框架，不能直接用于具体标准制定，能直接用于制定具体标准的是标准体系表。标准体系表是二维层次结构，最低层为具体标准名称。因此，有必要将三维模型转化为二维框架，以便进一步制定标准体系表。总体上以上述三维框架模型的信息技术维为主维，并加以补充修正，可以得到以下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

上图所示体系框架主要组成部分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参考文献

1、薛四新等:《档案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沈同、邢造宇:《标准化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5。

3、安小米等:《基于ISO15489的文件档案管理核心标准及相关规范》，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

4、郦晶:《农村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及管理平台研究》，农业信息研究所，2007。

5、周晓莉:《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相关规范和标准体系框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同济大学，2006。

6、杨安莲:《关于数字档案馆标准体系的思考》，《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6期。

7、张晓林、肖珑等:《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的建设框架》，《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4期。

8、钟国文、陈艳红:《论我国电子政务标准化体系模型的构建》，《中国管理信息化》，2005年第9期。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2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音乐教育问题与对策

在音乐教育面临机遇和挑战之时，我国于2001年7月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行重大改革的序幕，在此后将是一场音乐教育“革命”。《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全面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观念，突出了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强调了音乐艺术在人的全面素质培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的颁布与实施，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指导意义，对高师音乐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师音乐教育的改革不能定位在小修小补上，要进行空前的“革命”。当然，这一“革命”的工程是十分艰巨的，不是靠简单地整合几门课程或改进一下教学手段所能奏效的，应引起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及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就现行的高师音乐教育而言，其培养的人才目标与《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之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问题，教育界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予以实施。笔者通过对《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认真研读，就当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谈几点相关的意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音乐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成了各国教育改革的亮点。1994美国颁布的《国家艺术教育标准》认为：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完整的人，在发展个体直觉、推理、想象以及表达和交流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音乐艺术是人类文化的浓缩与人类文明的结晶，音乐艺术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注入激情，没有音乐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未来社会有赖于对生机勃勃的艺术社会的建设。前苏联音乐教育工作者对音乐教育的价值作了以下概括：“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真正道出了音乐教育的实质。而对于音乐课程目标的确立，许多国家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技能作为音乐课程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兴趣、爱好以及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大多数发达国家已放弃了对西方音乐的盲目推崇和对本民族音乐的固步自封，更加关注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不同的音乐教学体系也在逐渐走向融合。以上思路无疑是今后音乐教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顺应世界性的音乐教育改革，我国也启动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总结我国新时期音乐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创造性的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课程目标、内容标准等一系列新的教学规范和要求，是一个具有纲领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指导性文件，在某些方面具有与国际音乐教育接轨的意义。《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针对基础音乐教育而言，但事实上高师音乐院校作为培养基础音乐教育人才的重要基地，《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实施的成效如何，却与高师音乐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有直接关系。所以在基础音乐教育进行改革的时候，高师音乐教育改革也必须相应地行动起来，而且要走在前面，去思考这样一个最基本问题：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要求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本文以为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应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相当的教学能力。这两方面或许是将来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必备的条件。而当前的高师音乐教育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从课程设置看，依照的仍然是20多年前

颁发的大纲，沿袭着专业音乐院校的一套教学模式，这很难培养出具备一定的知识结构和相当的教学能力的学生。目前，高师音乐教育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高师音乐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当前，从事高师音乐教育的许多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自身人文知识的缺乏制约了他们的全面教育能力，在技术领域或许有深度但没有广度,他们以培养所谓的“演奏家”或“演唱家”为其教育目的,这与高师音乐教育的总体目标是相悖的。无数的事实已证明,仅有专业技术的人是难以走向艺术颠峰的。在高等音乐教育之中，我们知道，其专业学科的划分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密切联系的融合体。因此,向多学科的跨越式学习,是高师音乐教师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明确高师音乐教育目标的先决条件。只有具备这一条件的高等教育师资，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从而使我国的高师音乐教育逐步迈向其真正意义的教育目标。

其二，高师音乐教育往往忽视了教育、心理学科课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常常忽视了教育学科课程，这些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从事教育行业的素质结构。有些在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却很难胜任基础音乐教学任务，这或许并非他（她）的技术、知识水准不够，而是不知道该如何教书，这首先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匮乏使然。所以，将来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必须要重视教育学、心理学科课程的建设。

其三，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滞后。在信息时代，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这样难以培养创造性人才。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是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极大地冲击了以课堂、教师、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教师若能自如地对高科技信息技术加以利用，将大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必然会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是，现今的许多高师音乐教师不能很好地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教学效果当然很难奏效。所以，要真正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就要充实高师音乐教师的高科技技术应用知识，要想尽一切办法补这一课。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为要保证《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顺利实施，高师音乐教育就要重识以下六点：

第一，要确立“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教学理念。高师的技能课和理论课都应该树立音乐的美学意识，注重音乐的美学属性，突出音乐艺术的审美功能，克服“重技轻艺”的不良倾向。把声乐和钢琴等技能课变成艺术美的表现和创造的课程，使学生能具有良好的审美修养。任何一种教学模式总是受—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支配。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学受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教师成了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则是被灌输知识的对象，忽视了对他们能力的培养，突出表现在声乐、器乐等技巧课的教学中。这种课带有较强的“口传心授”性，老师有绝对的权威性，学生通常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老师怎么教，学生便怎么学。这种方式压抑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同时，也丧失了学生对音乐艺术的美感意识。没有互动的高师音乐教育怎能培养出可以胜任《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合格基础音乐教育人才？

第二，要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课程体系，重视“母语”文化教育。近百年来，我们的音乐教育居于“欧洲中心”一隅，已成不争的事实。我们近百年一贯制的这种音乐教育模式，严重地忽视中国音乐——本土音乐教育。然而，包括55个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内的多元一体之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底蕴丰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所以，在有师资条件的高等艺术、师范院校，要尽可能早地将中国音乐理论课程体系构建起来。若条件不足，也可将此课程先列入专业选修课范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其它艺术学科的专业学科的构建经验看，大量的相关选修课程对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有重要的作用，对培养学生的兴趣及创新能力影响极大。我们深信，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文化的重视，对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大有裨益。

第三，要放眼世界各民族，实施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联合国于1996年4月在澳大利亚召开世界多元文化会议，讨论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问题。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则在制定的《世界各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指出：“世界各文化的音乐，不论从个体还是从整体来看，都应该在广义的音乐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应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的存在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育呈现出两种态势：发达国家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意识逐渐兴起。发达国家大都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必须融合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美国《国家艺术教育标准》所规定的九大音乐学习领域中包括了“理解世界各类音乐”；长期采用传统英国音乐教育模式的澳大利亚，英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也被多元文化所取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南非和阿根廷等国，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我国而言，建设以多元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亦将成为必然。我们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有利于我们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作为全民音乐素质教育的母机的高师音乐艺术院校，这种多元音乐文化的课程建设非常必要。

第四，要加强综合性课程建设，鼓励开设选修课程。从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经验分析，综合性课程建设将是高师音乐理论课程改革的趋势，它可弥补分科过细造成的缺憾。综合性课程的特点是大量交叉学科的横向综合，整个学科体系将更加完善成熟。在高师音乐理论教学中应合并《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和《中外音乐欣赏》课，肢解这三门课的结果是——学生对中外音乐历史发展及相关作品的理解与认识是零散的；合并《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初级和声》课，这对学生的整体知识结构之建设有益。另外，在作曲时《和声》、《复调》和《配器》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以，所谓的作曲“四大件”也没必要那样细分，细化的结果是——学生什么都学不好，什么也不会用。要增设《音乐美学》和《音乐教育心理学》等，调整《民族民间音乐》课的教学内容：《音乐美学》对提高音乐理论水平、指导音乐实践等有重要作用；《音乐教育学》是介于教育学、心理学与音乐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从整体上阐明音乐教育与教育心理的理论和方法，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学科。在《民族民间音乐》中增加一些世界音乐的教学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对相关国家、民族音乐之音响资料、文字资料收集得较少，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至今仍然是高师音乐教学的不足之处。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多，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开设此课将不会太困难。

第五，要重新认识音乐实践课程的重要性。音乐教育工作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事业，这就要求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善于将音乐理论顺利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之中。就目前我们的高师音乐教育而言，“重技艺轻文化”的态势有增无减。就“技艺”来说，无论是偏重声乐还是器乐的学生，大都是入学后一首乐曲唱（弹）到底。走上社会之后，无法完成即兴伴奏和大众化的声乐作品的。所以，高师音乐教育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的实践机会，才能够培养出真正合格的、符合《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要求的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因而，把《艺术实践》（包括实习）作为一门重要课程来对待，它适应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为学生提供了艺术锻炼和教育实践的机会，提高了音乐教学能力和组织音乐活动的能力，学生在艺术实践中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在专业学习上存在的不足，有利于自学能力的培养。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3

关键词：框架研究；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基础标准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02.003

中图分类号：R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2-0008-03

Explorationon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BasicStandardFrameworkXUJi，SHIYi，YUANMin，ZHANGYang，YANGShu-jing，DENGHong-yong（ShanghaiUniversityofTCM，Shanghai201203，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CMstandardizationworkhasbeenconcernedandsupportedandhasmadesomeachievements.However，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inthe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standardsystem.Thecurrentstandardsdonoteffectivelysolvetheproblemsofpracticalapplicationinclinicandresearch.Themostimportantreasonisthelackofthe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basicstandards.ThisarticledidrelevantexplorationandprovidedreferencesfortheconstructionofTCMinformationbasicstandardframework.

Keywords：frameworkstudy；TCMinformation；standardization；basicstandards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近年来，这项工作更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标准化工作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中医药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和个体化诊疗，这就需要不断完善中医标准化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许多中医药标准，但在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有标准不能很好解决临床和科研的实际运用问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4692103400）

通讯作者：邓宏勇，E-mail：dephew@126.com

题，如已建立的中医药标准之间同一概念存在不同表达方式[1]，造成标准难以统一等。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因缺少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建设所致的。对此，笔者首先确定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内容，然后尝试进行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框架建设，并提出构建思路和设计方法。

1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内容

基础标准是具有广泛适用范围或包括一个特定领域的通用条款的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其他标准的基础并普遍通用，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医学信息标准指在医学事物处理过程中，对其信息采集、传输、交换和利用时所采用的统一的规则、概念、名词、术语、代码和技术。中医基础标准是指在中医理论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广泛通用的标准，如对中医药术语、符号、代码、编码、计量单位、信息传递等所做的统一规定[2]。参考中医基础标准与中医药信息标准的定义，我们确定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范围为：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是中医药信息标准化过程中广泛通用的标准，是在中医药事物处理过程中，对其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交换和利用时所采用的统一规则，包括概念、名词、术语、分类与代码、计量单位等，这些内容均属于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研究范畴。

2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三维框架设计

2.1构建思路

目前的标准体系框架常用二维结构进行描述，但二维结构只能描述2个维度要素之间的联系，框架存储容量受限。魏尔曼最早提出了标准体系表三维结构思想，他将标准三维结构分为标准层次、专业序列、行业门类三维，分别对应X、Y、Z轴。3个属性维（X、Y、Z轴）相对独立，三者相互结合构成的空间立体区域就是标准体系的内容范围。在魏尔曼三维结构中，每一维都可继续增加小门类，使整个框架结构空间得到扩展，以达到增加标准存储容量的目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标准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该方法近年来在中医药标准研究领域中也有应用[3-4]。

2.2框架设计

目前，标准分类方法有层级分类法、对象分类法、性质分类法等，按性质分类法，可将标准划分为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4大类[5]。本研究主要对中医信息基础标准进行研究，属基础标准研究领域，根据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定义，确定其研究内容，也就是框架所包含的范围。

构建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顶层框架的难点在于，要保证顶层框架模型完备但又不会过于笼统，使各标准都能在框架中找到一席之地，既不缺失，又不交叉重复，真正达到充分指导实践工作的目的。通过对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标准体系构建的最新进展和要求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和整理，结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和要求》（GB/T13016-2009）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的学习和梳理，笔者在完整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可扩充性的原则指导下，按照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药信息进行归类，并借鉴魏尔曼的三维结构模型的思想，应用标准化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描述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框架（见图1），以保证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顶层框架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及可扩充性。在本研究中，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框架的三维框架由业务领域（对象）、信息化要素（内容）及层级（级别）3个维度构成。并且根据每一维结构的特性及收录范畴，又增加了相应的小门类，以扩展标准的存储容量，为未来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的发展准备了广阔的空间。

在本框架中，业务领域主要指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涉及的业务主题领域范围，也是信息处理的一般流程领域，包括信息采集、处理、存储、交换、共享、服务及应用等内容。

信息化要素是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元数据、术语、分类与代码、计量单位、图标、标准通则等，这些内容在整个信息标准体系中起着支撑作用，是一些基本的要素。

层级是指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标准层次分类，由低到高依次分为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2.3框架验证

为了验证中医药信息基础体系框架是否合理，笔者在业务领域选择信息采集”，信息化要素选择术语”，层级中选择国家标准”，以此为例，可得到交集，见图2。

由图2可见，将X轴选定为国家标准”、Y轴选定为术语”、Z轴选定为信息采集”，三者交点是国家标准GB/T20348-200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属于术语”范畴，也是国家标准，并且在中医药信息采集时需要用到，所以，笔者将交点选定为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当X、Y、Z轴分别为国家标准”术语”信息采集”时，交点亦可是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GB/T16751.2-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GB/T16751.3-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所以，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框架中，X、Y、Z轴发生交集时，框架中对应的交点，也就是具体的标准，并非唯一的，但一个标准在框架中只有唯一的位置。

将信息采集域转化为二维框架，当两维内容相交，则派生出一系列具体标准，将目前中医药信息标准领域中相关标准及医学信息相关标准或一些标准化通则进行对应，见表1。

如表1所示，在信息采集域中，信息化要素维构成了框架分类矩阵的行，包括元数据、术语、分类与代码、图标、标准化通则等。标准层级构成了框架分类矩阵的列，包括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等。当信息化要素与标准层级相交时，所对应的标准就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医药基础标准发展很不均衡。通过对已经颁布的中医药基础标准进行统计，结果名词术语类有6项，分类与代码类3项，图标类1项。中医药通则类标准、计量单位部分处于空白状态。这说明制定相关中医药信息基础通则标准是当务之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014年首次了2项中医药信息国际标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和《中医药文献元数据》[6]，但因这2项标准尚未实施，故未在此次框架内体现。

3小结

以上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三维框架，尝试从业务领域、信息化要素、层级3个维度进行构建，并且每一维结构都可延伸，这为未来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发展储备了充足的空间。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动态发展的工作，需要国家、行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分工、通力协作。它不仅随着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不断扩展，也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需求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前锋，尹爱宁，刘静，等.中医药同异名现象与标准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8，15（S1）：150-151.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4

关键词：课程标准；高职；生理学

一、课程性质及设计

1.课程性质

生理学是研究正常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课程，是护理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根据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基础服务于临床的观念，强化教学过程中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联系，建立实验教学与临床实践的统一，实践技能培养与专业培养目标的统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正确认识和掌握人体各系统、组织、细胞的功能活动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从而为揭示常见病、多发病的病理生理现象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生理学学习是培养护理专业学生基础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

2.课程设计理念

基于高职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与行业企业合作进行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与设计，充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要求，使学生学习系统的并适合高职教育特色的正常人体机能教学内容。以积累和贮备基本的、够用的“三基”人体机能学知识。

3.课程设计思路

以岗位工作任务为载体，设计系统化理论及实训课程，突出临床职业能力培养。对教学内容进行重组改革，在理论教学中，以医学基础课程服务于专业课程为宗旨，强化教学过程中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纵向联系。本课程在校内开设《人体机能》实训课，实训内容紧密结合临床工作实际需要，组织学生定期参加校外社区老年人体检服务，实现《人体机能》实训内容向临床工作实践延伸，使教、学、做结合，实现基础教学服务于临床实践，真正学以致用。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以及人体整体功能活动的规律，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以及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认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基本功能，人体机能与结构的联系，机体活动的整体性及机能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为防病治病、增进人民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三、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针对护理岗位进行典型工作任务分析，遵循人的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将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教学工作任务，参照护理职业资格标准，根据专业课的需要确定了该课程的十一大模块：细胞的基本功能（8学时）、血液（8学时）、血液循环（12学时）、呼吸（6学时）、消化和吸收（6学时）、能量代谢和体温（4学时）、尿的生成和排出（8学时）、感觉器官的功能（4学时）、神经系统的功能（8学时）、内分泌（4学时）、生殖（2学时）。总共70学时。

四、实施要求

1.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打破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教学内容与职业培养目标相结合；教学内容与前后期课程相衔接；多媒体教学与虚拟实验相结合；理论知识与实训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学生网上自学相结合的先进教学理念。让学生通过课堂理论教学、实训教学、网上教学、自学等多种学习途径，来构建对正常人体功能的认知，并提高其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改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针对不同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2.考核与评价

改革传统的学生评价手段和方法，采用对人体各类机能实训项目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模式。关注评价的多元性，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训、技能竞赛及考试情况，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对高职课程标准的研究，有利于高职教育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趋于合理，使课程开发和建设规范化，为高职教育课程改革提供指导，对完善职业教育理论、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对高职课程标准的相关概念进行严格界定的基础上，明确了高职课程标准的内涵、特征和功能。高职课程标准具有高等教育的特征，规定本课程的基本素质要求和知识要求，也具有职业教育的特征，即地方行业性、技术技能性和市场导向性。它是课程组织实施的纲领性文件，是教材编写、课程评价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与企业标准相融合的纽带。

参考文献：

[1]吴隆升.高职院校课程标准及其制定的必要性[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4）.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5

关键词：会计准则制定演化经济学

paul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mortgage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specialeomnntteeonco-operationwithstock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标准化基础论文篇6

《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是2003年年底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启动的三个标准化研究课题之一，截至目前为止，课题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如下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吸取和借鉴。

1.项目的准确定位

标准化程度低是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和障碍。近年来，虽然国国内及行业的一部分底层的分类代码标准和术语标准陆续得到了重视和应用，但国家和行业级的、用于信息管理和整合的框架类标准依然是空白。由于缺乏标准化的顶层设计，导致系统建设“烟囱”林立，信息孤岛不断涌现，系统无法互通，信息不能共享，已有信息系统在公共卫生事件的指挥决策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以顶层的、宏观而全面的设计为基础，建立部级卫生信息标准的基础框架，如国家卫生信息框架、信息模型、元数据框架等是当务之急。此类“元标准”的制定是所有卫生信息标准的基础，它在国家层面上为复杂的卫生信息的表达、分类和定位建立相应的原则和规范，使其简单化、结构化和标准化，从而实现信息的可理解、可比较和可共享，为我国跨机构信息系统之间实现语义互操作提供基础的信息标准支撑。

2.遵循国内外已有的标准

课题组首先广泛收集、阅读和深入研究国外相关文献，了解卫生信息标准研究的国际发展趋势，充分理解国外的信息标准，追踪其研发过程，总结其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最新标准文本ISO/IEC11179第2版、ISO/TC215/WG1关于信息框架和数据结构标准的最新文本、欧洲卫生信息标准化组织CEN/TC251/WGI信息模型工作组的标准文本等。发达国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包括: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院研制的“卫生信息框架（Healthinformationframework）”、卫生信息概念模型（ConceptualHealthDataModel,Version2.3，2001）、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院的国家卫生信息模型（NationalHealthInformationModel,Version2.0，2003）、数据字典（DatadictionaryV12）、美国国防部国防信息架构（NDII）、国家卫生信息架构（NHII）、元数据知识库USHIK、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的HL7卫生信息交换标准及参考信息模型RIM、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概念数据模型PHCDM和英国NHSCDS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字典。同时充分了解国内其他行业和卫生行业已有的信息标准研究成果，如国家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建设的标准化问题解决方案，地理、气象等行业数据共享中的标准制定等，并对其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和归纳。在国内外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项目实施方案和研究内容的初步讨论稿，以供下一步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项目的研究方向、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等

进行论证。

3.广泛咨询国内外专家

标准制定过程中坚持开放性和广泛性的原则。本项目在标准文件的起草过程中，通过阶段性地召开相关领域专家咨询会、函询或网站征求意见的方式，就本研究形成的阶段性标准文本草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论证，广泛听取国家标准化管理机构、科研院所、相关行政业务部门、学术团体、各专业领域专家的意见。国内方面的咨询专家包括长期从事卫生信息化建设的资深专家、卫生管理与卫生统计专家、国家卫生部信息管理部门的决策者、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标准研究专家，以及IT业的专家代表。另外，为了吸取国外卫生信息标准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并保证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制定的国际趋同性和兼容性，课题组先后就卫生信息框架等几个标准草案咨询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外专家，还与澳大利亚国家卫生信息模型和数据字典项目主要参与者、国际标准化组织卫生信息技术委员会（ISO/TC215）、欧洲标准化组织卫生信息技术委员会（CEN/TC251）、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电子健康标准合作组（eHSCG）、英国与澳大利亚合作的电子健康记录OpenEHR项目，以及HL7组织的负责人和专家保持经常性沟通，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充分听取了这些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本课题方案的提出和改进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此外，课题组还通过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化专业委员会的卫生信息标准网站（省略.cn）论坛，建立了完全开放的卫生信息标准研究交流平台，吸引了大量对卫生信息标准感兴趣的各方人士参与，课题组从中广泛听取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声音，更加明确了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化的现状，开阔了视野，其中一些重要的建议和意见对课题研究很有启发。

4.与相关机构和项目密切协作

卫生信息标准应用涉及多个行业和机构，标准研究也与很多学科领域有关。所以，标准化文件的起草和论证需要与国家信息标准研究和管理机构、科研院所、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业务部门和学术团体进行广泛的合作。在总后卫生部的推动和支持下，全国、全军16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始终与国家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主管部门――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经常就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内容和阶段性结果征求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决策需求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重点。另外，课题组还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高新技术与信息标准化研究所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及时通报课题研究的进展，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并通过标准化研究院获得国际标准研究组织和机构的技术资料。

为了保证卫生信息标准的协调一致，避免冲突和重复研究，本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与其他两个卫生信息标准研究项目《医院基本数据集标准》和《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基本数据集标准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协作，建立了常规的沟通机制，定期互相通报课题研究的技术方法和主要进展，使三个课题研究可以做到互相衔接和促进，保证从顶层的框架标准到底层的应用标准构成完整的卫生信息标准体系，使处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卫生信息标准具有良好的协调性，从而促进信息共享。

5.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

卫生信息标准研究在一些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例如，HL7标准开发的理论和方法框架（HL7DevelopmentFramework）、HL7RIM、词汇域、数据类型、层级消息描述及其相互关系;在建模技术中采用了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E-R）建模规则。在信息模型制定中，在决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国际卫生信息数据开发过程中普遍使用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同时结合现有卫生信息系统数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优化信息模型并实现从信息框架、数据模型到数据元标准化的贯通，确保《国家卫生信息标准框架》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并能在医院基本数据集标准和公共卫生基本数据集标准研究中发挥作用，实现三个课题的顺利连通。

另外，课题研究还借鉴了国外电子病例标准开发的方法，如OpenEHR提出的参考模型、原型模型和原型，以及CEN/TC251的卫生信息服务框架（HealthInformationServiceArchitecture,HISA）。同时注重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如统计指标体系在卫生信息框架中的定位;澳大利亚、英国的卫生数据字典以及我国统计调查数据项、医院基本数据项、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基本数据项在概念数据模型中的映射;各种卫生信息标准工件与卫生信息标准的描述与归档框架匹配，使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卫生数据、卫生信息和标准工件能够按照统一的方式进行表达、分类、归档和相互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组织、不同体系卫生信息标准开发方法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标准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最大限度地汲取了国外发达国家标准化研究的理念、理论和技术方法，还在短时期内缩短了我国卫生信息标准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链接: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大事记

2003年11月18日，国家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委托总后勤部卫生部开发“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

2004年3月17日，总后勤部卫生部委托第四军医大学承担“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的开发任务，由徐勇勇教授担任课题负责人。

2004年4月27日，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卫生信息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第四军医大学徐勇勇教授任主任委员。

2005年3月22日，参加国家卫生部的国家电子病历标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