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1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第二，思想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它的理解和识别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思想是或真或假的，思想的真就是与客观一致，所以思想依其断言为真必须是客观的。

第三，思想不等同于句子的意义，因为只有陈述句表达思想，非陈述句，如疑问句、祈使句等不表达思想，但非陈述句是有意义的句子。

第四，判断表达的思想独立于附加在句子上的语力。句子使用不同的语调，对句子的语力是有影响的，“他真会这么绝情”，用升调和用降调表达的语力是不同的。而且句子使用了不同修辞色彩的词也会影响句子的语力，用“战马”代替“那匹劣马是红色的”一句中的“劣马”，句子的语力就不同了。用“但是”和“并且”连接的句子语力不同。然而，判断表达的思想不涉及语力方面的东西，只涉及推理中与形式表达有关的东西。

第五，思想是对象。思想是作为具有真值的东西出现在判断中的，真值是句子的指称。另一方面，弗雷格把“p这个思想”这种表述看作构成对象的专名。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具有对象的特征。

一个句子代表或表示一个真值，它表达一个思想。真值是句子的指称，思想表达了句子的涵义。可以说，弗雷格把可断定内容的功能区分为两种，然后把这两种小同的功能指定为句子的真值和思想，即句子的指称和涵义。他的语义理论是以区分句子的涵义和指称为基础的，对涵义特征的论证是他的语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三、弗雷格“涵义”的困惑

弗雷格把语言表达式的涵义与其指称区分开对于实施他的逻辑主义计划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首先，保证了语言交流中，不论是一致或不一致的看法都具有公共的对象，因为尽管不同的认知者对同一个专名涵义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是由于涵义是非心理的对象，是语言实体，所以，只要专名有指称，那么最终总能达到同一指称。这样避免了考虑认知中不可断定内容的私人(主观)对象的尴尬。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2

关键词：中国化；三民主义儒学、理学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42-04

一、“中国化”旧涵义的浅析

“中国化”一词，白20世纪20年代开始频繁出现于中国，就像今天大家常说“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似的。”深入分析“中国化”的涵义，就能知道“中国化”的涵义经过了一个转变，即从旧“中国化”到新“中国化”的转变。旧“中国化”，是我们民族丢脸的一个名词，是我们应极力打破的。1933年4月，瞿秋自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白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可见当时国人对“中国化”做出的是贬义的界定。“中国化”事实上成了国人“自惭形秽”心理的反映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心理的一种表述。

此时的“中国化”往往含有三个层而的涵义。在文化层而上，体现为国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否定和弃而不用，比如伴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口号，中国古代能够为近代社会所用的优秀思想被束之高阁，“奉公守法”、“励精图治”等普适性的思想被国人连同糟粕一起丢进了厕所，这种信仰崩溃、道德约束缺失的情形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愈演愈烈。中国古代的文化形式，比如传统音乐、美术、戏剧等也被当成了“国粹”，而在这里“国粹”的意思几乎就等于“中国化”。因此，在文化层而，“中国化”是被用以界定在民族自我否定之时文化上出现的荒漠化和满眼皆“国粹”状况的。因此，在物质层面，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在西方近代生产技术的冲击下败下阵来，中国茶叶赶不上印度的红茶，棉毛织物不如西洋，飞机、汽车、无线电收音机等等代表当时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品与中国无缘。“中国化”成了国人在传统农业文明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而先进的生产力还未确立下的“事事不如人”心态的一种界定。在日常生活方而，“中国化”往往与中国人的通病联系起来，比如懒散敷衍、不负责、揩油、枉法、鬼混、恶浊、不卫生、不守公德、不讲礼貌等。

由上可知，此时的“中国化”是一个用以描述中国现状的静态概念，可以译为“像中国一样”或“中国样子”，描述的对象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化”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全方位自我否定和外国人用以鄙视中国和中国人的代名词，是一个充满着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词汇。这种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在中日甲午海战后达到了全民性的程度，伴随着浓厚的“崇洋”、“畏洋”情结。随着国人对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这一情绪达到了“全盘否定”的地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达到顶点，也正在此时“全盘西化”思潮如日中天，旧“中国化”的涵义也是在此时完全定型。总之，“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能改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实质上是建立在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基础之上的“中国化”思路，本身也就是对“中国化”旧涵义的认同。

二、“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新涵义及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的自我否定特别不合时宜。日本侵华之日正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更加深入之时，东西文化的碰撞、民族情绪的高涨从两大向度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中国化”也就在“民族化”的口号下脱颖而出完成了自身的嬗变。原先代表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一切东西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下成了保持民族特色、体现民族自尊的必要象征，此时再强调“中国化”也就等同于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民族自尊、民族自信，而强调民族特色、民族形式也就成了“中国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化”也就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被赋予新的涵义。抗战时期“中国化”首先从文化层而体现出来，虽表现出三种发展路向：三民主义儒学、理学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新儒学，但其内涵却呈现出现出趋同性的特点：

首先，从文化的开放性、世界性看。新“中国化”看到了西方文化(尤其是以俄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希望通过“拿来主义”的学习态度，援“西学”人中国以改造民族文化。但这又区别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式的学习态度，对世界文化的认识达到一个全新高度，既看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又看到西方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跳出了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的樊笼，也突破了“民粹派”对西方文化片面否定的局限。从学习对象上看，一改单纯学习资本主义文化之旧貌，而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更加先进的文化逐步引进传播，不仅中国共产党如此，连的文化界也承认社会主义文化是将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界通过各种方式就“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议题展开讨论。对两种文化的现状、区别、发展前景的认识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水平，对两种文化的利弊作了深入探讨，甚至有人提出了两种文化融合统一的问题。可见当时的文化界对世界性文化的选择是明确的，这就保证了新“中国化”在文化层面进入的“多元性”。

其次，从文化的保守性、民族性来看。新“中固化”体现出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特征。这一点在各派“中国化”思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新儒学以其保守性特征一直频遭诘难，曾被冠以“复古主义”之名。、陈立夫对“三民主义”的改造也是在对“中国本位”的探求上进行的。而深受五旧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共虽然较多地强调文化的世界性，但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也倾向于更加强掉“民族性”，正如所说，“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所以，新“中固化”思潮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了民族性特点，只是各派力量由于本身的阶级立场、政治地位、知识背景、历史条件等不同而使他们各自的主张中民族主义的程度不同而已。

从文化道路的选择来看，新“中固化”成了融合创新的代名词，即把外国的变成中国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世界性的先进文化赋予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并挖掘中国古代的先进文化与之结合，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有机统一，最后形成“中国化”的先进文化。这实质上也就是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的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既要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先进性提升，又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和刻在骨子里的文化传统，特殊的抗战环境赋予了“中固化”在文化层面的这种新涵义。

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新涵义及特点

新“中国化”经历了文化层面的发展后，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国内政治势力看到了“中国化”思想的重要性，从而更加深入地介入这一思潮并主导了它的走向。以和共产

党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势力都对“中国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两者在对待“中国化”问题上呈现出不同态度、对其做出了不同解释，使得新“中国化”在政治层而的分歧逐步明显，其涵义和特点也大不相同。

(一)三民主义儒学、理学化的涵义及特点

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充分调动国人的抗日积极性是当务之急，并且还要考虑到来自扛社会主义旗帜的共产党的冲击。就当时来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着历史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口号在当时根本不能起到遏制社会主义思想，打压共产党生存空间的目的。充分看到这一点，因此不止一次宣称绝对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当时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供选择的也只有“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了，加之的保守性倾向，所以对新“中国化”实质上是做出了侧重于“民族化”的阐释。这主要是体现三民主义的儒学化、理学化上。三民主义的儒学化、理学化肇始于19世纪20年代戴季陶对孙文学说的改造，但当时的改造没有形成“中国化”的应有之义。而到抗战时期，国内思想文化界要求进步的呼声与西方国家对中国应学习西方的期待一唱一和，使得原本极度保守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在民族性与世界性呼声之间寻求平衡。正如所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但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又使得政府更多地还是倾向于民族性的挖掘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国人抗日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并且一直坚信“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在吸收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真正“中国化”。

由此看来，对“中国化”的理解是侧重于“中国”二字来讲的，就是认为要突显“中国特色”才能叫“中国化”，从这点来看，事实上又回到了旧“中国化”的涵义上去，只是把旧“中国化”的消极内容替换成了积极内容，把“中国化”理解为“像中国一样好”或者是“中国就很好”之意，并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真正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三民主义。显而易见，对“中国化”的最后阐释，既没有体现出所“化”对象的世界性，也没有“化”的具体方法。就在这样一种闭塞的文化心态下，在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双重排斥的基础上，把“中国化”拖入了民族主义的深渊，而没有很好的在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平衡，也没有把“中国化”当成一种需要发展的思想来看待，反而自以为是地顽固坚持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任务，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的“力行哲学”本身就是对“中国化”孤立、片面、静止看待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及特点

在文化层而上，中共把“中国化”思想引向深入。首先从哲学层面上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整理，使这一思想得到了有力的哲学支撑。这主要体现在中共领袖及党的理论工作者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阐释。艾思奇在1938年4月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随即在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对“中国化”的内容、方法、方向做出了明确界定。按照这一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从为什么要实现中国化、怎样实现中国化、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角度做出了阐发。中共展开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性整理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并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学习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化”思想来源的世界性、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升华到学术层面，展开了“学术中国化”讨论，这一讨论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学术层而与“民粹主义”和“中体西用论”划清了界限，并牢固地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原则，即把“中国化”定位于在融合基础上实现“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也就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恰恰体现出提出的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的要求。遵循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要求，中共文化界在陕甘宁和国统区借助文艺的途径展开了“民族形式”讨论，就是否需要民族形式?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和怎样实现民族形式等问题深入探讨。正如郭沫若所说：“在中国所提起的‘民族形式’，……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并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便很警策地道出了这个主题。而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不啻为“民族形式”加了详细的注脚。讨论中大家一致认同“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讨论的重心就是“如何扬弃和继承中国的传统，如何运用和改造中国的‘民族形式’以使新文学更加‘中国化’、‘民族化’。”这体现出“中国化”在兼顾文化世界性的同时突出强调民族性的重要特点。

在政治层面，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用口渐成熟，逐步取得全党的自觉认同，并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首先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中共正确处理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并把文化有效地纳入政治的控制之中，从而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而的主动权。党内文化界的争论由来已久，自1930年代“左联”内部以鲁迅和周扬为代表的两派争论之始，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的关系就成为两派争论的核心，当时中共也希望更多地介入文化而使之为政治服务，但没能成功。随着抗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主张文化应该为抗战救国的现实政治服务，而中共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适合了当时文化界的口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治对文化控制的难度。对文化的有效控制正式实施于整风运动之中，在运动后期知识分子完全被纳入政治轨道，他们的创作风格、创作内容等都按照政治要求作了适时性调整。文化应该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应该改造成为这段时期政治对文化控制的核心问题。正如所说：“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所以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对于知识分子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根据这一要求展开了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也正如所说“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经过改造，党内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文化人或受到冲击，或被改造。而大部知识分子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这一改造过程的指导思想，改造的目的又是使文化更加“中国化”，使知识分子更加能够“大众化”、“民族化”。由

上可知，政治对文化的有效控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对党内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开端，全党展开了以清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被作为一个口号，更作为一种学习、实践、批判的方法由个体自觉达到全党自觉的境界。提出“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提倡注重在研究历史、现状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具体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来。艾思奇则提出：“在中国的新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掌握一些新的原理和论点，新的规律知识，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而不应该只是墨守着一些既成的概论式的原理和论点。”艾思奇还对主观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层分析，认为主观主义有两种基本形态：书本教条主与狭隘经验主义，二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经常地相互渗透，并对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最后认为深入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可见，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不管是从政治角度阐述的、还是从理论高度剖析的艾思奇，都是在强调应该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下进行的。

随着对主观主义整顿的深入，对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地整顿也就提上了日程。在这一阶段中，接受并发展了艾思奇对主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两者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同时认为：“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更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而孔，”还针对主观主义及其在组织路线上表现形式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办法：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这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哲学基础，也就是点明了“化”的最根本对象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作为反对主观主义最强有力的武器，而表述这种精神实质的语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实际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统一。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更鲜明地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思想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整顿之意。他在深入剖析错误思想的根源，罗列党八股的罪状之后，就当时提倡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等思想作了简明扼要地说明，并认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重提六届六中全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语段，并认为：“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由此可见，对于党八股批判的指导思想是他在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而批判的目的也是希望用这一思想来武装全党，继而形成全党自觉，达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识上的团结统一。

最后，在文化与政治层而双向合力的作用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共在边区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发，使得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逐步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化”思想在经历了文化层而的升华后，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开局理论，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异端”特征。这一理论不仅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因此也就成为思想在抗战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遵循提出的“我们应该迎接它(笔者注：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要求，中共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开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在方法论层面业已成熟，在全党已经形成共识的思想更加自觉地运用到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中去。经过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思想的逐步丰富和完善，到中共七大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思想被正式提出并写入，这也标志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层面升华的正式完成。

四、“中国化”过程特点浅析

旧“中国化”是国人或外国人从文化、物质、日常生活等方面对中国进行贬抑的一种描述，它反映出国人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充满了民族自我否定的意味。而新“中国化”在文化层而上，虽然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但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寻求“调和折衷”的态度是人所共识的，在文化发展上强调融合创新是根本一致的，从总体上看，在“化”的对象上呈现出多元性特征，有对资本主义的学习、有对社会主义的引入、还有对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的师从，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文化层而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反映出所“化”对象的争论，而对于“怎么化?”，“化向何处?”虽然也有涉及，但这些具体问题必须要通过政治层而才能解决。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3

【关键词】语义不对等；文化内涵；词义联想

英汉词汇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对应现象。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上来说，它的产生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所特有的语言体系与建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心理、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两种语言之间的语义和文化的对等是极为少见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同导致词汇空缺现象

词汇空缺现象是指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这些词语有的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不同，有的源于社会生活的不同。例如：英语中的victoriagirl(维多利亚女孩)，指的是思想比较保守的女性，因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思想比较保守，所以以这位女王的名字来形容那些思想行为比较保守的人等等。中文中一些词语在英语中也有词汇空缺现象，例如：王母、朱雀、玄武、土地庙、中山装、景泰蓝、红眼病、四大金刚，五福同寿等等，这些具有中国独特文化内涵的词汇，在英语中也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

二、词义和文化的意想差异导致语义不同

词义的联想和文化意象差异实际上属于“文化信息”差异，具体反映在词汇的比喻与联想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的不对应上。

英语中的很多词汇以及表达方式所蕴涵的寓意都与希腊神话有关。Achilles’heel(阿格琉斯的脚后跟)指的是致命的弱点。来自于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阿格琉斯是希腊最英勇的战士，而他的致命弱点就是他的脚后跟；Juda’skiss(犹大的吻)，犹大是出卖耶和华的叛徒，这个短语指的是口蜜腹剑的意思；ThelaurelofApollo(阿波罗的月桂树)，桂花在中文里我们想到的是秋天，而这个短语却是表示胜利(victory)。

汉语的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代表了八卦五行，但是在英语里面的含义却是完全不对等的。英语之中，金星（Mars）是天上最美丽的一颗星，代表了美丽女神维纳斯；木星(Jupiter)是天神宙斯的化身；水星(Mercury)因为离太阳最近跑得最快，所以是通信使者；火星(Mars)因为一直有着熊熊的火焰，是战神的化身；土星(Saturn)因为万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土壤所以是大地之母，宙斯的母亲。

词义的联想和文化意象差异不仅反映在词汇的比喻与联想意义上，而且还反映在社会文化意义上。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语言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负荷传递着无尽的文化信息。英语“Theladywentuptheaislewithonemanandcamebackwithanother.”一句，意为“这位女士同一个男人走上了礼坛，却同另一个男人走回来。”它蕴含着西方文化中的婚礼习俗，即新娘由父亲带着走上婚礼的神坛，然后交给新郎。如若不懂西方这种婚礼习俗，还真以为这位新娘片刻换了郎君呢!

三、词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的不等值

英汉词汇的语义和文化内涵的不等值主要表现在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和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上。

1.概念意义是一个词的基本意义，它是抽象的与客观事物不发生直接联系。概念意义是交际的核心因素，不正确理解词的概念意义，就会引起交际冲突。如：汉语中“公公”和“丈人”都可以用英语中的father-in-law来表示，而step-in-mother则表示继母的意思。

2.内涵意义是超出概念意义以外的意义，往往与客观事物的本性和特点有联系。如：idealism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哲学术语，意思是“唯心主义”，不包含任何褒贬之意；而汉语中的“唯心主义”则具有贬义。另一个意义是“理想主义”，可表示肯定或否定，或兼而有之；而汉语中的“理想主义”往往含有脱离实际的意思，含有贬义。类似的还有：inpidualism和“个人主义”，politics和“政治”，community和“社团”，girlfriend和“女朋友”等等，其内涵意义都不能划上等号。

3.搭配意义主要是指词与词之间的横向组合关系，搭配往往也是约定俗成的，不能用母语的搭配规律套用到英语学习中去。如：汉语中的“红茶”在英语中应用“blacktea”，英语中的“blackcoffee”在汉语则是“浓咖啡”，汉语中的“浓茶”在英语中则是“strongtea”。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语义与文化的不对等现在在日常用语中广泛存在，影响我们的双语交流，作为语言学习者必须了解不同民族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语言内涵所造成的语义差异，并能够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把原语言中真正的含义能够准确理解并用第二语言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梅德明《高级口译教程》。

[2]钟述孔《实用口译手册》。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4

[关键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思修；内涵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31-0041-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民族学院教研项目（2011JYB2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袁琳（1974―），女，土家族，博士，湖北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要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就必然要重视课程教学的内涵式发展。民族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团结发展而设立的高等院校。民族院校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为社会尤其是民族地区输送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主要环节，是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必修课程。因此，研究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将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课程为例，结合2011年本人对湖北民族学院大学生的调查（550份问卷涵盖了学校大部分文理学院，涉及大一、大二、大三共三个年级的学生），从三个层次分析如何推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

一、推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涵式发展，必须注重教学的整体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深入进行“四个教育”，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素质教育。同时在素质教育内容中强调了要加强法制教育。由此可见，“思修”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法律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塑造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以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调查显示，民族院校的大学生以少数民族学生居多，他们多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即使是汉族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偏远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落后、人文背景特殊、差异等情况，使得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存在较大差异。在理想信念选项中，有28%的学生选择“信仰宗教”，只有16%的学生选择“信仰共产主义”；在人生目的选项中，有52%的学生选择“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生活无忧”，只有30%的学生选择“锐意进取，积极为社会做贡献，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在人际交往选项中，有49.8%的学生选择“帮助他人是有利可图”，只有15.8%的学生选择“他人确实有困难，需要帮助”；在少数民族政策选项中，有42%的学生选择“不甚了解”，有13.7%的学生选择“完全不知道”。

民族院校大学生在整体素质上呈现的状态，显然不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内涵式发展，不利于民族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因此，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内涵式发展，必须注重教学的整体性。

（一）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教师工作具有示范性，教师是学生发展的引导者，“什么样的师傅，带出什么样的徒弟”。教师要“为人师表”，成为学生学习的表率。教师不仅要用知识去教授学生，更应该用自己正确的言行举止去影响学生。因此，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只有教师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教出整体素质高的学生。

（二）在教学内容上要把握完整性

“思修”课程要培养的是包含了思想、道德、法律在内的人的整体素质，涉及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律观及民族观。“思修”教材由绪论、结束语与八章内容组成，我们在设置教学计划时，注重了人的全面发展，将教学内容整合为5个专题：大学生适应篇、大学生立志篇、大学生道德篇、大学生价值篇、大学生法纪篇。在每个专题中，又结合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专门讲授。

（三）将教学内容内化到学生的心灵，外化为学生的行为

在教学过程的设计上，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性。我们在“思修”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安排了社会调查、义工服务、参观展览、志愿者行动、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等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同时把学生在课外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理论回答。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真正解决学生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方面的困惑，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形成正确的言行举止，让学生主动参与，树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从而自觉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5

[论文摘要]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观点,但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因而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认知价值和同一关系两方面,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分涵义和指称。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主要有三种功能,由于概念模糊而功能广泛,弗雷格的涵义概念产生了诸多困惑。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论点,弗雷格通过讨论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及其区别阐释,他的意义理论的思想。但是,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一、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

第二,思想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它的理解和识别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思想是或真或假的,思想的真就是与客观一致,所以思想依其断言为真必须是客观的。

第三,思想不等同于句子的意义,因为只有陈述句表达思想,非陈述句,如疑问句、祈使句等不表达思想,但非陈述句是有意义的句子。

第四,判断表达的思想独立于附加在句子上的语力。句子使用不同的语调,对句子的语力是有影响的,“他真会这么绝情”,用升调和用降调表达的语力是不同的。而且句子使用了不同修辞色彩的词也会影响句子的语力,用“战马”代替“那匹劣马是红色的”一句中的“劣马”,句子的语力就不同了。用“但是”和“并且”连接的句子语力不同。然而,判断表达的思想不涉及语力方面的东西,只涉及推理中与形式表达有关的东西。

第五,思想是对象。思想是作为具有真值的东西出现在判断中的,真值是句子的指称。另一方面,弗雷格把“p这个思想”这种表述看作构成对象的专名。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具有对象的特征。

一个句子代表或表示一个真值,它表达一个思想。真值是句子的指称,思想表达了句子的涵义。可以说,弗雷格把可断定内容的功能区分为两种,然后把这两种小同的功能指定为句子的真值和思想,即句子的指称和涵义。他的语义理论是以区分句子的涵义和指称为基础的,对涵义特征的论证是他的语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

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篇6

[论文摘要]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观点,但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因而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从认知价值和同一关系两方面,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分涵义和指称。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主要有三种功能,由于概念模糊而功能广泛,弗雷格的涵义概念产生了诸多困惑。

区分语言表达式的指称和涵义是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着名论点,弗雷格通过讨论专名、概念词和句子这三种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及其区别阐释,他的意义理论的思想。但是,由于弗雷格从未给“涵义”以精确的定义,只是给出一些说明的例子,因而,弗雷格的“涵义”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谜点。这个问题之所以仍然值得探讨,首先是因为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对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基本教条的理解分歧无存;其次是因为对弗雷格“涵义”概念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今意义理论的发展。

一、区分涵义和指称的理由

专名是指涉一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或名称,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独词项,逻辑中的个体常项,如,“晨星”、“暮星”等。在语句中起到专名作用的成分的是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的词组,如,“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指称一个对象的名称、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词组,在弗雷格看来都是专名。他是从区分句子的指称和涵义,进而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指称和涵义的。归纳起来,他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主要作了如下两方面论证:

(一)认知价值论证

弗雷格根据康德关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区分的观点,分析了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的识别。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暮星”,这两个句子虽然都体现了一种关系,但它们在认知上的价值是不同的。a=a的有效性是先验地可识别的,是分析的。即使不能识别晨星的人,也能证明“晨星是晨星”是有效的。a=b则包含了知识的扩展,其有效性是经验地可识别的,是综合的。即使是在今天,要辨认a和b两个名字或符号标志的是同一颗行星也是需要经验验证的。

“22=4”和“2·2=4”这两个等式表达的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这两个等式的左边“22”和“2·2”可以互相替代,因为这两个符号有相同的指称。因此,“22=4”和“2·2=4”这两个思想不同的等式有相同的指称。同样,“晨星是一颗行星”,“暮星是一颗行星”,虽然这两个句子由于“晨星”和“暮星”的指称相同而真值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句子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句是假的。因此,对于认知者而言,a=a和a=b两个句子认知意义是不同的。

(二)同一关系论证

a=b要表达的似乎是“a”和“b”这两个符号或名字所命名的同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a=b是真的,那么a=a和a=b的认知价值就基本相同了。但既然用了a和b两个不同的名字,显然两个名字的意义除了对象以外,还有其他未尽之意。这未尽之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命名同一个对象。“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那个出生在斯塔吉斯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两个符号的差异不在它们所命名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由于命名者的语境(或背景知识)不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的给出方式不同。可见,符号“a”和“b”的差异只是在对象给出的方式或语境方面。

由此,弗雷格认为,“必须区别涵义和指称”。弗雷格明确指出,专名的指称就是专名所命名的对象;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直陈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直陈句的涵义是它包含的思想。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专名和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定义“涵义”。

二、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功能

弗雷格首次区分了专名的涵义和指称,从此关于专名的意义问题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专名有指称无涵义;第二,专名有涵义而仅仅在下述条件下有指称:只有一个且仅有一个对象满足专名的涵义。由此看来,专名的涵义问题是两种对立观点争论的交点。专名,乃至语言表达式的涵义问题在弗雷格理论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取决于涵义在弗雷格系统中的多种功能。

(一)涵义是给出表达式指称的媒介

根据弗雷格反对逻辑心理主义原则,必须把心理学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因而必须把语言表达式的指称与个别心灵的表象图像区别开。如上所述,专名的指称是它表示的对象,但是对于弗雷格来说,名字或符号并不能直接与其对象联系,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语境,或者通过符号出现的方式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当出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可能通过考察出生地,把那位古希腊人与这个专名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也可能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把那位柏拉图大学生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与这个专名的所指联系起来。如果把符号的给出方式理解为弗雷格意义上的专名的涵义,那么“专名通过涵义的媒介并且仅仅通过这种媒介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弗雷格指出,概念词的指称是概念,概念的外延是对象。在42=4·4这个等式中,不是概念的简单相等,而是对象,即概念的外延之间的相等。所以可以断言,两个概念词的指称相同,且仅当其从属的概念的外延重合。那么概念词如何与其表示的对象联系起来呢?弗雷格虽未明确说明概念词的涵义是什么,但根据他“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指称,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指称”的基本原则,可以把概念词的涵义理解为(表达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便可以认为,概念词是通过它的涵义与它所属的概念的外延相联系的。正如弗雷格所说:“不仅对于专名,而且对于概念词,逻辑必须都有要求: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且从涵义进到指称,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会根本无法谈论指称。”

从语词进到涵义,并从涵义进到指称的思想是否能推广到对直陈句的分析上呢?“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如果我们知道晨星就是暮星,那么我们便知道这两句的真值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用“暮星”替换前一句中的一部分“晨星”,便得到与前一句具有同一关系的后一个句子。显然,这两句相同的是真值,而不是思想。所以弗雷格明确指出,直陈句的涵义是其思想,直陈句的指称是其真值,并由这个假设推导出两个重点结论:第一,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指称,那么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指称,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指称。第二,保真互换原则,即当句子的一部分被指称相同而涵义不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因此,“一个断定句含有一个思想做涵义(或者至少要求含有一个思想作涵义);这个思想一般是真的或假的;就是说,它一般有一个真值。”这样,对于直陈句而言,仍然是从句子进到涵义,并从其涵义进到指称的。由此可见,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的认识论通道。

(二)涵义是间接指称的对象

与直陈句不同的是,间接引语的指称不是真值。在问接引语中,人们谈到的是另一个人某句话的涵义,所使用的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通常作为语词涵义的东西。比如,“哥白尼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的不是其中的从句“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真值,而是哥白尼是否相信“行星的轨道是圆形这个思想”,可见,从句的指称不是其真值,而是其思想。由此弗雷格区别了语词的通常指称和间接指称,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一个语词在间接引语中是被间接地使用,或者它具有间接的指称;类似地,也区别了一个语词的通常涵义和间接涵义。并指出,一个语词的间接指称是它的通常涵义。这样一来,对于间接引语,保真互换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当从句被与其通常涵义相同的一个表达式替代时,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如上例,如果我们用“哥白尼认为太阳运动假象是由地球的真实运动造成”和“哥白尼认为行星的轨道是网形的”互相替代,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真值。

弗雷格根据这个原则处理了命题态度的归属问题,例如,由“…认为”、“…相信”、“…推论”、“…认识到”、“…知道”、“…以为”、“看来…”、“指责”、“希望”、“害怕”、“同意”等所引导的名词性从句,其间接指称是其通常涵义。这样,在间接引语中,通常涵义就转变为间接指称的对象。

(三)涵义是语义理论的构成元素

弗雷格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语义理论,因为他没有使用元理论为他的基本推理原则和规则辩护。但是他使用自然语言介绍和论证了他的形式系统的特征,从而建立了他的语义理论。

弗雷格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逻辑主义计划,即模仿算术语言构造一种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因为他认为算术是进一步发展的逻辑,逻辑定律是严格论证算术定律的基础,这就要求算术符号语言必然扩展为一种逻辑符号语言。为了实现他的这个逻辑主义计划,他把函数概念扩展为逻辑概念,把含有空位的函数看作概念,用真值代替了作为自变元的函数值。真值是判断的可断定内容,“可断定内容”是弗雷格逻辑系统中很重要的语义概念。弗雷格把判断符号表示为上,他在《概念文字》中这样解释道:“水平线可以叫做内容线,竖杠可以叫做判断线。内容线通常也用来使任何一些符号与其后出现的符号整体联系起来。在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总有可断定的内容。”在判断中可断定内容不仅具有概念(或函数)真值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另外两种功能,即指在一定背景中判断所能够表达的东西,以及断定的说服力。尽管我们断定某个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说它是真的,但是我们所断定的不是真值。真值赋予句子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全部内容,所以真值不能完全承担弗雷格所说的可断定内容的全部功能,仅仅满足了可断定内容的概念值的功能,而满足可断定内容后两种功能的东西,他称之为判断(即陈述句)的“思想”。而思想并不与他的逻辑中的函数和自变量直接联系,他给思想赋予了如下一些特殊的性质:

第一,思想不是思想者心理的对象,而是思想者思考的实体,或语言的实体。因为它们虽然是思想者断言或接受的东西,但却是独立于思想者的断言或接受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