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篇1

关键词：流动商贩；管理；涪陵区

中图法分类号：F7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9-0048-02

随着涪陵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有更多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如：进城农民工、郊区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及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等，他们会选择一种适合其社会经济地位、自身能力的生存手段。如何更好的让这一群体融入城市，妥善处理好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笔者进行了如下调研。

1涪陵区流动商贩现状分析

①人流量大的地方聚集。根据市场规律，人流量大的地方需求量就大，商品就比较容易销售。据调查，涪陵区兴华路、太极大道、顺江大道、望州路、高笋塘路、建涪路、人民东路、广场环路、黎明南路、黎明北路、黎明东路、双堡路、步阳路、滨江路等路段是流动商贩聚集的地点，其中蔬菜、水果、擦鞋、修脚、小吃摊点、烧烤摊点占道经营比较严重。

②经营时间长，高峰时段明显。流动商贩一般经营时间较长，工作强度大。他们一般早出晚归，经营同一类型商品的开工与收工时间较为集中。据调查，开工时间7时达到第一个高峰，主要是卖早餐和水果蔬菜类；19时和22时为第二个高峰，主要是卖日用品和衣服饰品；收工时间则集中在晚上22时到第二天凌晨2时之间。据调查，流动商贩经营的商品档次较低，多是日用小商品，小饰品和水果蔬菜，成本低廉，且需求量大。

2流动商贩的治理困境分析

2.1不归摊

①利益差。调查发现，流动商贩不归摊，其一，固定市场、固定摊位费用高，小本经营成本低，选择市场经营只亏不赚，选择流动经营更有收益；其二，认为政府提供的免费市场人气不旺，交通不便，生意差，收入低；其三，固定市场存在欺行霸市，小本经营很难保障正常经营。其四，产品来源于自产自销，在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低成本的流动经营方式。

②弱势群体。流动商贩多半来自城市失业者、进城农民工、郊区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及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等人群，他们中大多数文化程度低、无技术、无资本。一方面，他们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也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他们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没有能力进入正规的经营场所，为了生存不得不逃避税费、租金等方面的成本压力，进行无证经营。

2.2市民需求的双重属性

①生活便利性需求与秩序需求的矛盾。流动商贩的流动性经营，往往给城市的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者及城市的下层民众带来便利。由于流动商贩经常在繁华路段挤占道路，影响交通；乱扔垃圾、不顾环境卫生，影响市容；出售的物品质量没有保证，常出现“二八、三七称”；有些流动商贩吆喝、叫卖，严重干扰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因此，很多居民又希望政府对此进行干预、管理。

②严格执法与同情弱势群体的矛盾。对庞大的流动商贩群体，一部分市民深恶痛绝，要求政府部门严格执法，最好禁止流动商贩经营。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市民对流动商贩表示理解和同情，希望城管部门充分考虑到流动商贩的难处，改变执法方式，一旦出现“严格执法”现象，市民大多站在流动商贩一边，给行政执法带来强大的舆论压力。

2.3城市管理的执法困境

①合法性问题。城管执法工作开展到现在，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管系统的法律出台。目前，涪陵区城管执法的依据仅是《重庆市市容卫生管理条例》，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遇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比如，流动商贩在闹市区、交通要塞占道经营，当看到城管执法车靠近，城管执法人员上前时，流动商贩担起“商品”就跑，执法人员强行把他们拦下后，他们则说只是路过或是挑着东西回家，太累了暂时歇歇等托词，这时，执法人员必须拿出他们经营的证据。即使有证据证明他们占道经营，处罚也仅限于没收—接受教育—归还，特别对哪些屡教不改的商贩没有威慑力。

②管理方式问题。很多地方对于流动商贩的管理，往往是突击性、阶段性的，整顿起来声势大，见效快，但是日常管理就很欠缺，整治成果不能长期保持，使市场秩序陷入“一整就好，一停就乱”的恶性循环中。

3针对流动商贩管理的几点建议

3.1转变管理理念

城市管理应将市容、市貌的干净、整洁、有条理与市民的工作、生活等需求结合起来，做到既顾“面子”又顾“里子”。流动经营也是整个城市经济的一部分，不仅是城市活力的体现而且能够让一些有创业才能的人做大做强带动经济发展。所以，政府和城市管理部门眼界要开阔，要在方便群众、促进就业、带动发展的思路上加强疏导，把工作重点放在为流动商贩建立固定经营场所、降低进入门槛、改善经营环境，帮助其实现依法经营等方面，尽量减少流动商贩经营的社会负效应。

3.2借鉴机动车驾照的管理模式

机动车驾照执行12分考核法，流动商贩的管理同样可以与之借鉴，即在各街道辖区内设立统一指定的规范摊点，对流动商贩实行注册管理，为每个经营户建立档案，统一考核。考核内容可以包括：摊位周边卫生、垃圾收集处理等。12分考核法实行分层递减，每发现有违反相关考核内容的，就在档案记录中扣除一定分数。当12分第一次被全部扣除后，就要责令商贩停业整顿，当第二次12分被扣除后，取消经营资格。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让商贩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经营，对他们进行常态化、有序化管理，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使流动商贩带来的社会负效应尽可能减少，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城管”与流动商贩间打“游击战”的尴尬局面，为规范、取缔不合格流动商贩提供依据。

12分考核法在具体操作中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尽量使注册程序和注册环节简化，降低注册成本，尽可能提高流动商贩注册的参与性与主动性，扩大注册范围。二是要合理安排流动商贩经营地点和时间，尽量做到提高劳动效率，方便消费者和商贩，使流动商贩的收入最大化。三是在考核方式上，将临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结合起来，增加考核的频度和力度，打消流动商贩的侥幸心理，提高其违规成本，从而增强流动商贩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能力。

这种管理模式在南京市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流动商贩的治理需要积极探索治理模式，给了人们很好的启示。涪陵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更好的管理模式，通过制度约束流动商贩的机会主义行为，建设城管和流动商贩和谐共处的新局面。

3.3实现分区管理模式

政府可将市区分为三类，分别为禁止区域，宽松区域，鼓励区域。禁止区域主要包括城市主干道、火车站、汽车站、广场、人行道等区域；宽松区域主要指在这一区域摆摊受时间和经营范围的限制，对申请要严加管理；鼓励区域主要包括市郊的空地、车辆通行较少、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传统市场内的道路两侧等等。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划定一些空间做摊位供商贩使用，鼓励其在这些地方搞特色和规模经营，一方面提高其经营效益，另一方面也便于政府管理。政府在对宽松区域和鼓励区域的地点进行规划设计时，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群众、流动商贩等社会各方意见，既照顾流动商贩的利益又方便居民生活。同时，还要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保证划区经营平稳运行，规范管理，从而使摊贩在指定的摊位有秩序地排列，形成街头小贩虽多，却无杂乱感。

3.4打造特色商贩文化

在特定区域规划中，可以策划打造有特色的商贩集聚区。比如跳蚤市场、特色商业步行街等等。跳蚤市场大多是规划建立在社区层面，一方面可以促进节约和循环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社区内居民提供交流平台，拉近、改善邻里关系。而建立特色步行街则可以增加城市的生机与活力，还可以充分展示城市独具特色的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感受到独特的风情。成都市流动的“串串香”就已成为城市的一道特色风光，与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习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市井文化的一部分。

3.5把握舆论导向，加强自身建设

按照城市管理标准足额配置城市管理人员，并从城区向乡镇延伸落实“区—街道乡镇—村社区”三级管理模式，同时，加强对城市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包括法律、管理、礼仪等业务内容，从而打造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的城市管理队伍，推进文明执法、人性执法。

针对流动摊贩执法冲突较大以及无关民众扰乱执法和部分媒体不负责任、片面、负面报道的情况，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开通政务微博，积极主动召开媒体记者通气会或新闻会等由新闻发言人通报事情的原因、发生的具体情况，目前采取的措施以及后续处理办法等，这样才能避免媒体和网络的猜疑，争取工作的主动。目前，涪陵的新闻发言人、政务微博已建立起来，商贩治理借用这个平台，让执法在阳光下进行，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共建和谐家园。

3.6多部门联动管理模式

城市管理是系统工程，单靠城管执法部门的强制性管理是不够的，各种配套社会政策必须跟进。笔者认为，在具体整治上，城市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税务、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采取联合执法的态势，并进一步提高执法专业化水平，切实巩固疏导成果，真正实现流动商贩定点经营、规范管理。在长效管理上，政府有组织的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就业援助、劳务输出等就业扶持，做好就业服务工作，同时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增强吸纳底层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转移社会富余劳动力，进一步宽松创业环境，设立创业扶持基金和争取银行小额贷款，帮助有创业愿望和创业项目的年轻人创业，加强跟踪服务，搭建创业平台。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将失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完善城乡救助体系，做好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家庭的帮扶工作。这样流动商贩才能实现重新就业和顺利转移避免管理上的正面冲突。

参考文献：

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篇2

针对目前大多数企业在成本管理的认识和实践上的不完善性，本文把MBA课程中关于资源分析的新理论——价值链分析法，应用于成本管理，从而分析成本行为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并通过控制其来重建价值链，从战略高度降低成本，文章还对企业如何获得成本优势的持久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成本管理价值链分析法重构价值链

大多数企业在成本管理方面容易陷入种种误区，如管理者较重视生产成本的控制而忽略对营销成本、服务成本和后勤成本的控制；重视对构成企业运作流程的每一个单项活动进行成本分析，而忽视了把握各项活动之间联系的高度来审视企业成本；3，成本分析的方法过分依赖于会计方法和制度，而对没有纳入会计核算范围的成本行为缺乏分析等等。

美国哈佛商学院MBA课程中就企业资源分析提出一个新理论——价值链分析法，即运用系统性方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和相互关系，从而找寻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笔者认为，企业成本管理的本质目标应该是通过企业行为取得低于其竞争者的累积成本，赢得成本优势。所以欲借助价值链理论，从企业行为的角度而非会计方法角度来考察企业成本。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叙述：1，识别企业自身的价值链，并以此来归集成本和分摊资产；2，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企业成本行为的结构性影响因素；3，通过控制各种影响成本因素或重构企业价值链的途径，从战略高度上来降低企业的成本；4，长时间的维持巩固企业成本优势，取得成本优势的持久性。

一、运用价值链分析法确定与成本管理有关的价值活动企业的价值活动可以分为五种主要活动和四种辅助活动。五种主要活动包括（1）投入性活动，如收货、储存和配置等相关活动；（2）生产作业，即将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品的相关活动；（3）产出性活动，如产成品的运输、储存、客户联系、定单处理等；（4）销售活动，旨在让顾客了解和购买商品，如广告、促销、销售机构的费用等；（5）服务活动，包括培训、修理、维护保养、部件更新等，旨在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四种辅助性活动包括（1）采购活动，指购买用于企业价值链所有投入的活动，如购买原料、用品，购建固定资产等；（2）技术开发活动，所有价值活动都涉及技术成分，如新产品研制、技术改造、商标、专利、专门技术、软件开发等；（3）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员工的招聘、培训、发展、激励等；（4）企业基础设施，既指厂房设施、机器设备等硬件，也包括总体管理、计划、财务、法律、质量管理、公共关系等大量软件。

企业的价值活动还有其他分类，如根据所生产产品的关系，可分为三种：1，直接活动，指直接为买方创造价值的活动，如供应、生产、销售等活动；（2）间接活动，指保证直接活动的持续成为可能的活动，这类活动范围广，内容多，容易忽视；（3）质量保证活动，指那些确保企业各项价值活动质量的活动，如商标注册、聘请法律顾问、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等活动。这种分类对于成本管理有实际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间接活动和质量保证活动的成本，在企业的成本管理中尚未得到正确认识和足够重视，本文将着重说明。

二，以企业价值链来归集和分摊成本从成本管理的角度而言，企业的价值活动即成本行为。管理者能抓住企业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那些目前所占比例较小，但正处于增长状态，并且最终能改变企业成本结构的价值活动却容易被忽视，把价值链分析方法应用于成本管理，可能会克服这一点。

企业每项价值活动的成本包括：

1，外购经营投入成本：为生产而投入的原材料、储备物资、低值易耗品；2，人力资源成本：企业为获得或重置人力资源而发生的支出，如人力资源取得的成本（招聘、录用、安置等），人力资源发展成本（在职教育、岗位培训、脱产培训、进修等），人力资源保持成本（工资、奖金、福利、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人力资源离职成本（退休人员工资福利、职位空缺损失、职位交替前后效率损失；3，资本化费用：指受益期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以上的支出。如固定资产（建筑物、机器设备、劳动工具、运输工具等），无形资产（专利、商标等），递延资产（企业开办注册费等前期费用、装潢费、租借设备的改良支出等）。

在成本管理中，企业必须将以上成本分摊到价值链的各项价值活动中去，分摊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反映成本分布的价值链，比较各价值活动的成本的分布，从而找出可以改善成本的突破口。

如何分摊成本？总的原则是：外购经营投入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应分摊到它们发生的活动中去；资本化费用分摊到使用、控制它们或者对其使用影响较大的活动中去。通常采用三种分摊方法：1，当成本与企业价值活动的因果关系可以直接认定时，可直接分摊，如生产成本；2，虽不能认定直接关系，但可确认会产生未来收益时，可以根据资产特性分摊，如固定资产按受益期计提折旧，无形资产计提摊销金额等；3，既无因果关系，又不能预计其效益，则成本在当期立即确认为费用，如利息、业务招待费、诉讼费等立即计算为当期费用。

以上成本分摊应以某一会计年度或者经营年度为时期界限，它有别于会计记帐的分摊，这种成本分摊的数据主要是供战略决策参考，故精确度要求可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调整，适可而止。

通过成本归集和分摊，可以发现过去未被重视的间接活动成本和质量保证活动成本之和，占总成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管理者原先的估计，而且随着现代企业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会加大，网络系统、自动化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使得非直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三，影响企业成本的结构性因素企业是环境的产物，企业外部和内部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在对企业的价值行为发生着影响，并进而影响着企业的成本。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的价值行为；但也应看到又没有哪一种因素能成为企业成本水平的唯一因素，即企业成本是一个多元函数。分析企业价值活动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企业从来源上判断其成本行为，并对如何改变其成本行为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

结合《管理学》、《财务管理学》、《生产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以及众多企业成本管理实践，可以发现以下影响成本的结构性因素：

第一，企业规模选择。规模的扩张导致了专业化协作、技术管理水平等诸生产要素达到一种新的配置比例平衡，激发出新的生产力，显著降低了成本。但是，当规模超过一定程度，会导致协调的复杂性和管理效率的降低，生产的自然条件趋于恶化，即规模经济超出临界点，转化为规模不经济。企业要把规模调整到恰当的程度，以取得尽可能低的成本。

第二，级差地租效应。地理位置显然是影响企业成本的一个独立性因素，地理位置导致了企业在劳动力、管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产品消费需求、运输模式、通讯、工资水平、税收负担等方面的差异。地理位置优越的企业有可能取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企业的地理位置有其历史、产业规模、国家政策等的外部原因，但这不等于说企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企业可以重新设计其开展价值活动的地点，甚至可以搬迁基础设施，盘活、置换地产等方法来降低成本。

第三，学习知识效应。企业进入某一产业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会在生产的决策计划、组织调度、提高劳动效率、改进运作流程、资产利用效率等方面，发现和学习到众多降低成本的机理和经验，这种学习活动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下降。这就是学习知识效应，或称知识溢出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使企业通过学习获得降低成本的经验，也同时因其自身知识在整个产业内的溢出，又使企业丧失成本优势的持久性。

第四，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不仅取决于环境条件和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也可以通过企业生产和营销策略的选择而置于企业自身控制之下。企业在每一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其生产能力利用率更多地受到季节性、周期性和其他导致需求波动因素的影响，对这种利用率的变化的调控水平，决定了企业成本削减或增加的合理程度。

第五，整合和联系。

整合问题涉及到企业对外协作的态度，也即自制还是外购的战略。过多的自制，会使企业经营方向向纵深化发展，但会造成企业资源分散，经营日趋凝重，对市场反应迟钝；而过多的外购，会使企业过分依赖外界，自身发展专业化。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企业降低成本。适当地利用整合，可以避免利用高于自制成本的市场成本，使企业回避侃价能力较强的供应商，并带来联合作业的经济性。企业有时要解除整合，此时除了应考虑此举是否有利于降低成本，还应考虑是否有损于企业战略。联系问题是包括企业价值链的内部联系和营销渠道内的纵向联系。价值链中活动是相互联系的，改变其中一项活动的实施方式，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降低成本的结果。

四，寻求成本优势的战略途径企业获得成本优势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针对以上提出的影响成本的结构性诸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选择占总成本比重大的价值活动，控制或改变影响它们的结构性因素，来获得成本优势；二是再造原有的价值链，采用效率更高的方式来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

（一）控制影响成本的结构性因素1，选择规模。可以用图象来说明通过选择规模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图1说明了三种不同规模的成本结构，甲、乙和丙分别代表规模小、中、大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根据市场需求选择规模。如需求为Q1时，则规模选甲，因为此时甲的平均成本A1较低；同理，当需求无Q3时，选择乙规模，平均成本A2较低。而丙代表的规模，只有在需求相当大时才是可取的。如上海华联超市的连锁店在35家以下是亏损的，当发展到35至70家时是微利，目前已发展为165家，成本利润率达12%.2，控制地理位置因素。此因素在企业生产空间组织、原料和产品运输分配方面对成本发生影响。选择地理位置要考虑：靠近原料产地；能源供应充足；水源有保证；气侯适宜；运输成本相对低；人力资源分布；接近消费市场；社会文化习俗影响；教学科研机构的分布等。

3，学习知识管理。学习曲线效应使得企业加强学习管理成为必须。企业应结合竞争战略制定学习战略目标，对战略知识进行评估以确定知识技术换代周期，确定支持学习战略的组织结构，把学习纳入评聘合同并作为人事评价依据，审定内部培训计划和学习网络效率和质量，确定赶超竞争对手的切入点和基准点。对于知识溢出要保持必要的戒备心理和防范措施，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企业应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INTERNET，熟悉世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同行业市场的运作、发展趋势，对各种机会和危机要具有一定前瞻性。深圳华为高科技公司由于善于分析世界市场变化情况，并采取一定防范措施，在几年前的金融风波中受损甚微。

4，均衡生产作业和调节市场需求波动。

企业可从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予以控制。生产过程控制的目的是预防和制止生产中脱离目标的偏差，保证生产的均衡和稳定。平衡线法、图表控制法、生产卡法等都被证明在节省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在销售上，通过策划在一定程度上调节需求波动，如把产品拓展到周期性、季节性不明显的产品中去，研究需求量稳定的客户，旺季撤淡季夺，把竞争者挤到需求波动大的细分市场。

5，识别联系和恰当整合价值链内部的成本因素往往是相互联系的，企业如能准确认识这种联系并加以利用，是可以改变成本状况的。如企业质量成本是由预防检验成本和产品损失成本两部分构成的，前者成本加大了，产品质量上去了，则损失成本就会降低，反之，前者小后者就大，只有两者之和最小，才是最优质量成本。同理，可以控制存货成本和持有现金成本。整合和解散，都具备降低成本的可能性，系统地、全面地、恰当地运用整合是非常必要的。联想电脑公司在广东东莞开设了200多家零部件工厂、20多家总装调试中心，成本优势明显，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整合和联系的典范。

（二）再造价值链重构价值链能够取得重大成本优势，源自两个机理：其一，再造不等于改进，价值链重构将从根本上改变成本结构；其二，企业在经历了一段曲折后重新确认影响成本的重大因素，从而改变其竞争基础。再造价值链方法如：采用不同的工艺；利用自动化差异；变间接销售为直接销售；采用新的分销渠道；前向（朝原料）或后向（朝产品）整合等。

举两例，一是日本资生堂一直企望通过本部的分销渠道将产品（化妆品）打入中国，但进展甚微，后在上海浦东搞合资，直接在中国产销，这一重构价值链举措，大幅降低了关税、运费和人工成本。二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曾长期穿梭于大机场，与众多大公司正面交锋，盈利不佳，后来另辟溪径，在中小城市间提供短程廉价服务：停机到再起飞只要15分钟，以增加航班密度，相当于延长航程；机上不设头等舱、不指定座位、不供餐，以削低票价；乘客可到登机口自动售票机购票，以节省佣金；全部投入新的波音飞机，以降低维修成本，这样再造了价值链，获得明显的成本优势。

五，长期维持、巩固成本优势成本优势的战略性价值取决于其持久性：只有当企业成本优势的来源，对于竞争者来说，是难以复制和模仿的，成本的持久性才会存在。维持成本优势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开发成本优势的持久性来源，并扩张其数量；二是构筑壁垒（如同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以防止经验扩散而竞争者入侵。具体操作如建立同盟取得特许经营权，保持级差地租，寻求政府政策扶持，谋求市场垄断地位等，均可成为持久性成本优势的来源。

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篇3

关键词：汉正街、批发市场、SWOT分析

0引言

汉正街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名街，500年前这里就呈现“十里帆墙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景观；汉正街又是一条引领开放风气之先的改革名街，1979年汉正街人冲破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恢复开放市场，赢得了“天下第一街的美誉。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受新型流通业态和区域性地方市场不断兴起的影响，再加上自身的经营模式跟不上时代需求，汉正街陷入了停止不前的困境之中，位居全国市场十强之后[1]。在面临诸多不利的同时，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为汉正街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汉正街批发市场认清自己，应该克服难题，抓住机遇实现复兴。

1汉正街复兴的必要性

自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提出：“流通已经从未端产业转变为先导产业”的论断后，“流通先导”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流通问题也得到空前的重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方针，流通先导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可以预见，流通先导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将随着现代流通业的发展，其力度将不断增加。因此，充分重视现代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国民经济规划中优先发展现代流通业，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汉正街作为全国举足轻重的批发市场，其命运与我国流通产业的前景紧密相关。

不管是从流通产业的角度还是中部崛起的角度，在汉正街复兴论坛上不少学者和专家对振兴汉正街批发市场的积极呼吁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那么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汉正街的现实情况便变得尤为必要。

2SWOT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汉正街目前的状况，笔者引入安德鲁斯的SWOT分析模型。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它是由安德鲁斯1971年在《公司战略概念》中提出的，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单位现实情况的方法。SWOT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值得发扬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要避开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根据这个分析，可以将问题按轻重缓急分类，明确哪些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可以稍微拖后一点儿的事情，哪些属于战略目标上的障碍，哪些属于战术上的问题，并将这些研究对象列举出来，依照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从而有利于领导者和管理者做出较正确的决策和规划。通过构造SWOT矩阵之后，笔者根据这一框架对汉正街进行详细的SWOT分析：

S（优势）W（劣势）：

（1）汉正街拥有作为集散地的区位优势；

（2）汉正街有着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

①商业业态混乱，市场拥挤；

②总体布局和商业管理粗放，缺乏经验；

③交易结算方式落伍；

④汉正街批发市场完善的商品产销基地除服装类之外，其他基本“空白”。

O（机会）T（危机）：

（1）产业集群与流通业的互动初显规模；

（2）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广大学者和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汉正街市场的复兴建设。

（3）国外批发企业的进入对汉正街乃至我国批发业构成严重威胁；

（4）生产厂商和现代连锁零售业分别从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对汉正街批发业形成挤压之势。

（一）SW分析。

在内在因素方面，汉正街不仅拥有作为集散地的区位优势，还有着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同时，汉正街也存在着总体布局和商业管理粗放，缺乏经验等劣势。

首先，汉正街拥有作为集散地的区位优势。位居武汉的汉正街有着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日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发展现代物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发展现代物流，要有便利、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保证。近年来，武汉还充分利用“九省通衢”的天然优势，建成了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极具水、陆、空“多式联运”的优势。

其次，汉正街有着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汉正街起源于16世纪明成化年间，由古“汉口正街”逐渐演化而来。500多年前，苏商逆江上溯，川贾顺水下流，行至汉口，泊船汉江，上岸歇息。与当地栖居者交融通商，沿河成基，依河而市，形成街道，称为汉口正街。明末清初，汉正街成为烟草、纸张、粮食、药材集散地，因此，汉口也成为当时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历经500余年，汉正街发展了“汉派”商业文化，成为“导财运货，贸迁有无”的水路商埠，市场上“万商云集，商品争流”。500多年前便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的商贸景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汉正街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商业沉淀，发挥着“引南接北，承东启西”的商贸枢纽功能，因其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面，它的草根民营经营模式，引领我国小商品市场发展的风气，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誉为“天下第一街”。

同时汉正街也存在着总体布局和商业管理粗放，缺乏经验等劣势。第一，商居混杂日益严重，市场拥挤。一走进汉正街批发市场，感觉最明显的是设施较为简陋、空间狭窄，摊位既是销售现场又是仓库，每个摊位，除留下少许的供摊主和购买者活动的空间外，从地面到天花板都堆满了货物。其原因是租金昂贵，摊主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这种状况至少会造成四种结果：一是影响了市容与店容。在买方市场下，消费者对购物环境很看重，不好的市容、店容会影响购买者的心情减弱了购买者的购买兴趣，减少了购买者的购买次数，最终减少了店主的销售量。二是增大了货物损失的可能性。因为店铺设施简陋，容易造成货物的损耗，再加上空间十分拥挤，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商品，一方面增大了货物由于挤压而损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给摊主提取货物带来了诸多不便。三是增大了运输成本。由于摊位面积有限，摊主储存货物的量有限，那么每次运输的货物量也有限，摊主损失了大批量运输的经济性。四是增加了摊主的缺货损失。由于储存货物有限，而销售又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货物短缺，在今天的买方市场下，购买者很可能会收回他的购买请求，那么摊主就损失了本应获得的这次销售的利润，也可能包括缺货对未来销售造成的消极影响；第二，市场上各种质量档次的商品鱼目混杂。市场上有来自全国各地、众多厂家的产品，产品规格、品种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各种产品都可以上市场，没有把住质量关，并且也没有根据产品的质量分类管理，这就给一些不法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于是假冒伪劣产品混杂其中，以劣充优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无形当中就增大了市场的交易成本，极大地减少了市场交易量；第三，交易结算方式落伍。批发市场实行比较原始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购买者只能用现金购买。尽管为了方便顾客，金融系统在市场内设立了许多网点，使市场内的储蓄所、信用社多达48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顾客，但还是无法根除现金支付方式的种种弊端。第四，汉正街批发市场完善的商品产销基地除服装类之外，其他基本“空白”。并且，仅仅是服装市场的生产者也有6000多家（2006年3月之前）采取原始的小作坊生产。汉正街批发市场的商品没有自身的生产基地就只能依托其他市场，这在无形之中削减了批发业的利润。此外，“汉派”品牌的缺失也不利于汉正街市场的拓展。

（二）OT分析。

在外在因素方面，汉正街复兴处于产业集群与流通业的互动初显规模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广大学者和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汉正街建设的机遇，同时又肩负着“三座大山”的压力。

在机遇方面，首先，湖北省内产业集群与专业批发市场的互动初显规模，带动了汉正街二级批发市场的发展。湖北省产业集群优势初步显现，尽管规模较小，但发展势头强劲。如随州三里岗的香菇加工、罗的板栗加工、武穴花桥的木螺钉、蔡甸索河的制锅、应城长江埠的精细化工等等。这些企业发展都针对特定的市场，生产某一种类的产品，产业特色鲜明，并且和专业市场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其中又很多都是汉正街的二级批发市场。这些二级批发市场的发展给汉正街的商品结构转性和市场定位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其次，中央政府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武汉市政府建设汉正街商贸旅游区的决心为汉正街的复兴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为了彻底改善现状，市、区政府决定实施汉正街“二次创业”，开发建设汉正街商贸旅游区。按照有关方面规划，至2010年，1.67平方公里的汉正街市场将以利济南路为界分成“多福”与“武胜”两大板块，并形成“多福南路”、“宝庆正街”和“友谊南路”三个经济圈，构建集购物、旅游、文化休闲为一体的特色商贸旅游区。同时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广大学者和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汉正街市场的复兴建设，基本上形成了一股推动汉正街复兴的合力。

在面临的外部威胁方面，汉正街肩负着“三座大山”的压力。首先，国外批发企业的进入对汉正街乃至我国批发业构成严重威胁。外资批发企业既有现代批发管理技术,又有实力建设批发物流和商品配送中心,在批发领域的竞争中会占有相当明显的优势。根据协议,我国将逐步允许外商投资的生产企业建立法人销售机构，在国内从事批发业务，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即允许外商拥有商品的分销权。以前，外资企业产品的批发销售活动多数必须委托国内企业，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外资企业一旦拥有了分销权，就能够利用自己的销售渠道，把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整个分销过程变成一个高效的有机体。这对国内批发企业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次，生产厂商和现代连锁零售业分别从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对批发业形成挤压之势。第一，零售市场的发展有力地冲击了批发业。加入WTO后,我国零售市场开放的程度已经比较高。自1992年实行对外开放合资试点以来，国务院正式审批以及各地方政府自行批准的合资零售企业已近300家，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商业定的试点范围。在外资零售企业的强力冲击之下，本土零售企业势必要做出积极的反抗和调整，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从价格上讲，超市可以把日常生活用品做到价格最低(上海零售商场产品的92%是由制造商而不是批发商提供的)；从营业面积上看，大卖场能发展到7000~12000平方米。这么一来，留给传统批发商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小了。

不仅如此，零售业还开始了向传统批发业的渗透。国外大型连锁零售企业不仅介入了零售领域，由于其庞大的采购配送体系具备了一定的批发功能，势必也将占领一部分批发市场份额。而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外资批发、零售和生产企业有了更大的市场拓展空间。这些都挤压了传统批发业的地盘,使其市场领域越来越小。更令人担心的是生产商也会步此后尘抛弃批发商而通过第三方配送公司来分销产品。随着中国消费品制造业的整合(将为直接分销创造出足够的规模)以及全国高速公路系统的改善，预计越来越多的直接分销会取代批发商到2006年，直接分销在产品流通中所占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4%上升到26%。

3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汉正街在内外优劣以及机遇和威胁对比上基本是喜忧参半，形势不容乐观。在战略选择上，汉正街在近期应以防御战略为主，保持相应的市场份额[3]。同时作为汉正街的管理部门应该研究长期发展战略，在低谷之中孕育新的增长型战略。相信随着各方面对汉正街的逐步重视，汉正街势必会实现升级，为我国批发市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张之杰、周天助、彭显伦：麦肯锡：中国批发市场变脸[J]。中国批发市场2005（04）。

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篇4

【关键词】城市管理；流动商贩；规范化经营

随着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到来，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分化日益加剧，我国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社会问题也更加复杂化，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正在与日俱增。流动商贩作为社会性弱势群体的一类代表，面临着经济上的贫困化、政治上的边缘化、关系上的封闭化等问题。此外，社会舆论聚焦于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上。因此，流动商贩的生存现状和制度管理已经不仅关乎民生，更关乎影响社会稳定及和谐发展。

流动摊贩，是指无固定经营场所无营业执照无注册资金，也没有合法摊位证且流动性大的摊贩。通常，流动摊贩被认为是破坏正常经济秩序，逃避国家税收，影响交通畅通及安全，并对城市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为了让社会和政府对这一群体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以便更好的处理矛盾，实现社会的两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笔者以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对无锡市南长区流动商贩进行了抽样调查。

一、研究方法

调研地点为无锡市南长区芦庄菜场附近、乐购广场和中桥疏导点等三处，这三个地点，是南长区流动摊贩较为集中的地区，调查对象分为二个部分：一是流动摊贩，内容主要是对其自然状况及其家庭经济等状况的调查；二是流动摊贩的顾客和城市市民，主要调查其对流动摊贩管理的建议调查采取的是随机抽样进行问卷调查并配以访谈方式。此次抽样调查，共发放流动商贩问卷90份，回收85份，回收率94%，其中有效问卷80份，有效率88.9%；市民问卷100份，回收96份，回收率为96%，其中有效问卷为90份，有效率为90%。

二、调查数据与分析

（一）流动商贩结构特征

调查对象中，商贩65%来自安徽，11%来自苏北地区，受经济因素影响来到无锡从事流动摆摊。农村户口占总数的80%，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为85%。需求是造就市场的最好的温床，我国城乡和地区差异的内在缺陷，以及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多层次的消费群体直接催生了流动商贩。在针对市民的问卷调查中，数据显示44%的市民经常在流动商贩处购买商品，15%的市民选择从来不。

流动商贩87%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由退休人员、失业下岗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组成，其家庭经济收入来源统计数据显示（见表1），61%的流动商贩表示，流动经营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仅26%的商贩表示正式工作与社会福利收入为其收入主要来源。仅18.7%的流动商贩月平均收入在2100元以上。

（二）流动摊贩经营特征

根据问卷统计84%的流动商贩居住在摆摊地点附近。无锡市南长区流动商贩的分类如表2所示，大约分为四类，一类是经营果蔬海鲜等的摊贩；一类是提供小吃熟食摊贩；再就是提供服装饰品的摊贩；以及生活用品的摊贩。其中以小吃熟食居多。流动商贩经营的商品或服务的一般特点为：品种多，门类齐全；商品和服务的单价比较低，满足了一般民众的需求；距离居民区比较近，方便顾客灵活。流动商贩职业风险高、流动性强，但具有相对稳定性，“我只要一开始就摆在这个地方，下次别人占了我的地方，我就可以和他吵，大家都这样”刘叔叔在接受调研时这样表示。虽然城管查的很严，但63%的商贩表示，只要不在主干道或交通要道上摆摊，能够注意摊位卫生，与城管之间的矛盾不大，74%的调查对象认为影响他们摆摊的主要因素为天气及身体状况。

（三）流动商贩生活状况

1、住房条件差，15%的商贩租住棚户，47.5%的商贩租住平房且无独立的卫浴设施。

2、社会资源网络封闭，78%的商贩有家人陪伴，但无论是有家人陪伴的还是没有家人陪伴的商贩，都与无锡本地市民来往很少，来往较多的仅占10%，67%为一般不聊天，除非有事情。43%的商贩选择一般有事情会寻求一同来无锡的老乡或者亲戚帮忙，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乡村关系是其社会关系的主要维系。

3、精神文化生活困乏，城市市民在节假日和周末拥有丰富的精神娱乐和文化生活.他们可以看聊天、上网、看电影、逛街等。而商贩的精神娱乐方式困乏。有11%的人选择空闲时间看电视，睡觉的占到22%，打牌的占13%，做家务的占23%，而其他方式的占1%。由于，商贩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其社会资源网络封闭，通常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一方面确实减少了商贩们的额外开支，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另一方面使他们和城市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4、社会关系复杂，主要为老乡之间接触多，同基层政府关系冷漠，同城管矛盾较为缓和；同行的关系融洽、同本地人的关系一般。

首先。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老乡关系是关系融洽的基本保障。老乡关系使他们在经济问题上产生恶性竞争等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同行是相互辅助，共抗风险的重要力量。由于他们都面临着政府有关部门的追查、取缔和罚款等各种风险，所以团结起来，相互辅助、照应成了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方式。再者，问卷显示，86%的商贩表示，近年来无锡市城管执法文明，与城管的矛盾较为缓和，但80%的商贩受到过城管的警告。最后，流动商贩一般租房租住与基层政权——社区办事处，关系较为冷漠，很少去社区办事处的占78%。

三、对流动商贩生存现状的对策分析

（一）商贩方面

商贩应自觉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不占道经营，保护环境卫生。并且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职业素质。同时，参与政府的相关职业培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

（二）政府方面

政府应转变职能，完善立法，完善城市空间规划。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府有必要转变自己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使政府职能逐步由管理型、控制型转变为服务型，变制追缴为疏通化解。流动商贩作为一个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城市中不得不选择自我就业，由于污染环境占道经营，政府对流动商贩采取了禁止措施，禁止政策带给政府的是高成本低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流动商贩丧失了非正规就业的机会，而南京市实行的十二分制，这一模式是解决流动商贩问题的创造性的尝试，为改进目前流动商贩治理状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四、结语

虽然商贩的经营活动与城市管理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政府部门在不断探索流动商贩城市管理的新道路，如：2007年《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开始实施；南京市一些区的街道早在1995年就对流动摊贩“放行”，并采取了“十二分制”考核。2012年7月1日《无锡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开始施行，标志着无锡市流动商贩城市管理开始了新探索，《条例》第三十条首次规定：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交通通行以及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情况下，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特定路段、时间段，允许摆摊设点。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M].武汉：华中科技出版社，2005.

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篇5

【关键词】流动摊贩；合法化；探析

流动摊贩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地，它们已成了城市街头一景。众所周知，流动摊贩多为小本经营，没有相关部门的注册登记，也没有交纳相关税费，它以方便、实惠吸引了众多市民，同时为社会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据2009年4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84.3%的人认为“生活需要小摊”，65.6%的人表示小摊的繁荣是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流动摊贩在便民的同时，对市容、交通有一定影响，常常被列入整顿对象。

一、我国流动摊贩的特点及其存在的原因

（一）流动摊贩概念及其特点

流动摊贩是指是相对于大中型商业经营者和有经营执照、有经营房屋、有固定经营时间的个体商户而言，专指那些未经工商登记注册、无固定经营场所，无经营执照、无固定经营时间、也没有交纳相关税、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首先流动摊贩是以自然人个人或家庭从事营业并以此为业的商事主体。流动摊贩一般规模较小，所以也称小摊贩。“小”是指它们投入本钱小、经营商品少，也因此反映出经营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属于贫困群体（急需政府和社会救助）；“贩”是指经营者把商品从甲地甲方，运到乙地乙方，赚取差价。就这个意义上说，小摊贩也可以称为小商贩；“摊”说明了它们毕竟需要一个经营空间，否则无法经营。其次流动摊贩未经商事登记，不属于法定的商事主体。法律上没有承认其主体资格，即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这种经营在法律上不存在其地位合法与否，属于一种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又没有明确规定取消。

（二）流动摊贩的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摊贩经济收入是流动摊贩为了解决其最低生存的物质保障。纵观流动摊贩，大多来自下岗工人或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没有能力租店面及办理工商证照注册成个体户，摆小摊为得是“有口饭吃”，解决其生存问题。其次流动摊贩有利于缓解弱势群体的就业压力，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由于我国就业岗位供小于求，很大一部分人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严峻，有部分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加入了流动摊贩队伍当中。流动摊贩促使一部分无业或待业的人有事情可做，有些待业毕业生从流动摊贩中积累经验后从而正式走上就业途径。最后流动摊贩的存在给市民生活带来便利及实惠，丰富了城市街道文化。摊贩经济一般在小区或是商业区，街道等地方，流动摊贩的经营产品多半是些小东西，比如水，地瓜，一些水果，手机盒、工艺性小饰品等。这些小商品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了色彩，从某种意上来说，流动摊贩的存在为枯燥的城市生活增加了一抹亮色，丰富了城市人的生活。因此，流动摊贩存在是合符情理的。

（三）“流动摊贩”在法律权利视野下存在的合宪性

流动摊贩从事小规模的商业经营活动谋生及其基本的生存权体现，这一基本权利也称宪法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对此项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几乎类同于对自然人生命权的剥夺。流动摊贩作为我国公民，无疑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按现在一些人的划分，他们都是非法的无照经营者。摊贩经济是部分劳动人民最低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方式。禁止摆摊，打造所谓“无摊城市”，是一种典型的为了自身管理方便不惜剥夺公民经济自由权的“懒政”思维。和谐社会的创建不应抹掉这些“摊贩经济”，应当为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国外部分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经验

（一）美国流动摊贩的管理模式

在美国纽约，小商贩向政府申请到“许可证”后就可以摆摊经营。通常的做法是，“专职”小商贩或在职雇员、农民周末要上曼哈顿的街头集市摆摊，先向街头集市组织公司出示身份证与报税卡填表申请，价格因摊位大小、位置、季节而各异，大约十天左右申请人会收到该公司的批准信与摊位编号等，持批准信到纽约消费品局领取摆摊许可证。流动摊贩的车子和摊位一般都有秩序地排在人行道边上或广场四周，色彩亮丽、外形整洁。一旦有了垃圾，经营者会及时处理，所以纽约街头小贩虽多，却并无杂乱的感觉，不会对交通和市容有太大的影响。美国的小商贩每年前四个月要主动向政府报所得税，税务部门根据摆摊的次数与经销的货品，大概估算应交税额。在公司、企业、商店上班的员工，也有人在周末上街摆摊，把正规工作的收入与业余摆摊所挣的收入加起来一起报税。美国的流动摊贩管理者中警察是唯一的执法人员，美国的执法者发现了无照经营的小贩，主要就是开份罚单，将无照流动摊贩的名字记录下来，并不没收他的物品，大多数时候只是将人赶离售货地点完事。

（二）新加坡的流动摊贩管理经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其作为一国家城市，整座城市也是小商小贩充斥街头。随后新加城政府采取整改措施，“政府投资建立小贩中心，对小贩进行迁移，将流动摊贩纳入政府统一管理之中。”新加坡政府每年对所有摊贩的清洁管理、食物卫生、个人卫生等按等级优、良、中、差四级进行评估，对获“优”者，颁发“清洁与食物卫生优越表现”奖状。对“中”、“差”的业主，则成为下一年度卫生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对违法行为进行罚款、记分、暂时吊证、永久吊证等处罚。目前，新加坡的小贩有三万余户，汇聚了各色美食，已成为外国游客津津乐道的新加坡特色。新加坡采取允许流动摊贩存在，服务于摊贩政策，将摊贩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中，通过其强大的行政能力实现了所有摊贩都获得许可并均到政府兴建的场所中经营，既为市民提供便利，又保障食品安全与城市环境。

（三）韩国流动摊贩的管理方法

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没有什么税收，只要你申请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你就可以“出摊”。韩国政府对路边小摊的管理总体上采用区域管理的办法：第一类是“绝对禁止区域”，主要包括主干道、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的辅助干线等区域；第二类是“相对禁止区域”，指妨碍城市美观等危害程度较小的地区；第三类是“诱导区域”，包括城市中心的空地、河溪两侧道路、传统市场内的道路。韩国政府将小摊主作为弱势群体加以保护，韩国的大众对小摊并不反感，反而认为其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甚至美化了市容。

（四）其他国家对流动摊贩的一些管理方式

在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基于实用的基础之上考虑，有些国家已经把各种摊贩融入了城镇商业的一部分，有些城市还把有明显地区文化特点的摊贩，作为景点长期保护。法国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法国在管理流动摊贩的同时，注重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拥有专门营业执照的流动摊贩要在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须向早市所在政府提交申请并得批复。巴黎市有关市政、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关于小商经营证照的办理及相关行政手续公开透明，并且直接可以在网上办理。在执法管理问题上，法国在针对无证摆摊的流动摊贩，在不影响交通的，一般由警察采取教育的方法，不没收货物。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流动摊贩的管理由州和地方政府管辖，在中央政府没有关于商贩的法律，也不对其进行商事登记。商贩一般只是向市场主办部门交纳摊位费，进行税务登记后即可营业，国家对商贩的管理就是征税。

三、我国流动摊贩合法化路径建议

根据我流动摊贩存在的合理性原因，其合法化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在承认流动摊贩合法化的基础上，在流动摊贩管理问题上，平衡多种价值，不是把秩序作为法律所追求的唯一价值。我国应当将立法的目的调整为“在追求城市管理秩序，保障道路畅通和公共卫生的同时，保障摊贩的生存权，便利居民消费以及追求城市的多元化”。

（一）建立流动摊贩登记制度

建立完整的流动摊贩登记制度作为流动摊贩改革的方向之一，其核心是在承认流动摊贩合法化的基础上，赋予流动摊贩利用街道摆摊的权利并通过摊贩登记进行管理，也就是赋予流动摊贩的从业资格。登记制度可以让流动摊贩在经营时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政府也便于对流动摊贩采取减税或免税优惠政策，比如对流动摊贩实行登记制后不一定非得交纳各种办证税费，但又实现摊贩经济的规范化管理。摊贩管理规范化，参照上述国家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模式，流动摊贩登记制度的框架大体如下：（1）根据各路段的重要程度及拥挤程度等因素，对城市路段划出三类“绝对禁止经营区域”、“相对禁止经营区域”及“完全开放区域”，流动摊贩可以在“相对禁止经营区域”和“完全开放的区域内”进行经营活动；（2）摊贩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进行摆摊，对摆位大小，具体面积做出限制；（3）政府投资建立小贩中心，对小贩进行迁移，将流动摊贩纳入政府统一管理之中；（4）对流动摊贩的经营时间、摆摊经营设施进行相应的规定。

（二）许可制与登记制相结合

根据流动摊贩所售的商品进行分类，大体把它分为需凭许可证才能经营的摊贩经营，只需登记就可进行经营的摊贩经营。结合目前的流动摊贩大多经营食品、水果、衣物及小工艺品，即可分为食品摊贩（如水、炸豆腐、烤肉之类），一般摊贩（如橘子、苹果等水果或者手机链、包这类工艺品）。考虑到食品的安全，对于食品摊贩可采取许可制，必要的情况下，对食品摊贩进行必要的卫生培训，对其加工制作进行检查，达到标准后方可发许可制。对于一般摊贩只采取登记。许可制要严于登记制度，由于行业特殊对许可的数量采取相应的限制，登记制对数量及税收管理均可以放宽。

（三）采取摊贩业自治组织备案制

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将流动摊贩这类经营主体纳入法律框架下进行管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良性发展；流动摊贩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内经营，实际上会形成经营的规模效应，这对于提高该地区流动摊贩的整体的交易量，增加其经济收入是有利的。鼓励组织摊贩自治组织，如摊贩业协会，由这类自治组织向政府申请相关的登记，完税事项。流动摊贩只要在摊贩业协会进行备案后即可经营，比如一些菜市场、高校校园内，划出一片摆摊点，摊位固定不变，摊贩经营者可以是临时性的摆一天，摆两天。只要摊贩想摆摊时，在他所在的地方又有摊位，即可向该自治组织备案后方可摆摊。自治组织的可以采取按临时性摆摊收费、长期性摆摊收费，也可按天、按月收费或按营业所得收取一定的费用，自治组织代收取的费用用于代流动摊贩交纳税收及摊位场所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徐栩.流动摊贩合法化的喜与忧.山西法制报[J].2009-7-29

[2]陈锐荣.台州日报[N].2009-4-13

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分析篇6

[关键词]社区治理；地摊经济；多中心治理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24.169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4-0-02

1广州市社区治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多重驱动下，广州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局面。从1986年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至今，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密不可分。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社区自治权利，逐步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截至2013年数据显示，广州市流动人口首次反超广州市常住人口，省内农村人口和外省城市人口居多。自由职业者、外来人口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加速了新贫困阶层的出现。阶级分化严重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对于当下出现的治理危机，旧制度下的社区形态并没有足够的和经验去应对。

1.1治理现状的多元复杂

双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加速造成社区人口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要求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涵盖更广的被服务人群。社区主体复杂化和社区居民需求多元化，传统的社区职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一些社区边缘形成了“两不管”地带，城管（政府部门）管不好，社区也管不了。因地摊经营的流动性、不规范性、异质性，摊贩主长期以来成为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两难管”群体。摊贩多为外来人口，居住地分散，集聚在人流量大的社区周边，由于缺乏良性引导，对社区的卫生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1.2治理主体单一，服务人群狭隘

传统治理体制长期采用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过分强调政府和管理部门在执法中的权威性，整体表现为“大政府，小社会”，自上而下对社会事务实行单一性、命令式的管理。

社区管理结构不合理，自治和监管水平低下。作为中心社区管理主体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支配主要社区资源，长期将摊贩拒之门外。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很少能真正参与生活环境的管理。摊贩主作为社区辖域内的经营者、社区利益的相关者，脱离于社区，无从获得经营地的社区资源。

1.3服务人员专业性不足

当前，从事社区管理服务的人员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人员，以及少数家综社工人员。由于服务人员从业门槛低，人员准入制度不严格，使得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综合服务水平不高，地域服务水平不均等。此外，管理人员专业技能较为单一，未能更好地在管理过程中评估多方需求和科学地分析社区管理和流动摊贩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一直沿用“老办法”管理“新社区”。

2广州市地摊经济现状及问题分析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缓解就业压力、满足不同需求和促进消费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地摊的存在也使得广州市的城市卫生环境、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难度增加。

本次研究分别针对消费者、疏导区摊贩以及非疏导区摊贩三个利益关系群体发出递进式问卷共550份，平均有效率为93%。发放地点分别是大学城和海珠区南州街沥虼寤烦歉咚偾畔绿贩疏导区、越秀区云双南路双燕岗摊贩疏导区。经分析得出当前广州市地摊管理存在这样几个核心问题。

2.1整治手段强硬，摊贩主与城管关系长期僵持不下

城管执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巡视的执法方式，对于发现的乱摆卖行为即刻进行取缔和处罚。治理手段粗暴简单，整顿手法一边倒。近年来由此引发了大量摊贩与城管街头暴力争执的负面案件。就如何看待城管部门的治理行为的问题上，有高达88%的被采访广州市民表示对政府治理行为不满，希望会采取更有效的作为；43%的市民认为应该“以保障商贩生存生活权利为重点，允许流动商贩在部分街道沿街设点”，一味禁止只会禁而不止，触发社会阶层的对立与仇恨；分别有22%和28%的人选择“寻求二者平衡”和“拓宽就业渠道，减少商贩”，而7%的群众则倾向于“以市容环境为重点，严厉打击小商贩”。

2.2政府单一垄断治理，治理主体单一，沟通方向单一

广州市当前的治理方式是政府权力主导，城管部门负责管理，为部分摊贩提供疏导区进行经营。但是大多数摊贩仍维持在非疏导区零散设摊经营的状态。同时，缺乏相应开放而完善的民意反馈机制，造成沟通断层。摊贩主作为社会底层劳作人民，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导致地摊治理问题得不到根本成效。

2.3试行疏导区成效不明显

2010年8月，广州市首批三个“走鬼”集中摆卖点相继在荔湾区南源街、逢源街和萝岗区青年路开张，收编“走鬼”定点正规经营。广州市城管委通报，力争3年内建成120处，引导10万流动商贩入室入场入点经营，3年内建成120处临时疏导区。但是，仍然有接近20万流动摊贩处在“人人喊打”的情境。

在随机接受调查的流动摊贩中，67%的人表示未曾听说过疏导区。除广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后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足外，疏导区管理费用过高，设点位置和建设数量不合理，疏导区周边流动摊贩的不平等竞争等问题，均打击了守法经营摊贩主的积极性，使得疏导区的发展止步不前。

2.4内外因素的制约和限制

目前仍没有社会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同政府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基层人民的主体权利得不到保障，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分工不明，这是外因；摊贩等社会民众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象征性参与”多于“实质性参与”，一时间难以一下子承担起政府放权而来的职责，这是内因。

总的来说，过渡时期的地摊经济，处于半合法化半被驱逐的尴尬地位，在城市重点地区仍然坚持排斥性的“堵”，在合适区域建设疏导区进行包容性的“疏”。

3社区治理模式理论基础分析

3.1“善治”理论模式

善治是通过有效的双向沟通来倾听民意和合作决策，来预见社会危机，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公共管理模式。“善治”的提出，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词汇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当中，现象征一种重视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理念，提倡合作治理，为探讨新型社区管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2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理论最初源于西方，美国学者埃莉塔・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多元权利主体平等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各权利主体之间民主、合作、和谐法制、地位同等。结合中国实际，基于当前基层群体和非政府组织能力薄弱，不能单纯套用西方的自由资本模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必须承认地摊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接纳他们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社会学家王明美认为：“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城市应该为地摊一族‘松绑’”。

4社区治理―摊贩管理模式对策分析

4.1转变政府职能，扶持社会组织

转变政府的中心地位，让政府（城管部门）职能从“控制”向“监督监管”转变。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纽带’的作用，协调政府、社区、市民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寻求摊贩利益、市民需求和城市秩序之间的平衡，使政府包括城管部门从大量琐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强化民主参与，实现社区自治。

4.2成立地摊经营管理协会

地摊经营管理协会是由地摊行业内部成立、通过民主选举管理层、科学制定行业内经营者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致力于解决经营问题和经营纠纷的行业自治组织。在日常经营中，摊贩个别问题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组织先行解决，进而再到社区，将大大减少政府相关工作，且更有利于问题的针对性解决。协会的定位是协助政府部门管理流动摊贩、实现自我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协会代表广大摊贩主发声，为他们争取生存和经营权利，同时也约束了摊贩主自身的经营行为，防止乱摆卖、随意处理废弃物和不合理的价格竞争等行为。

4.3扩大社区自治权利，完善社区辖区内摊贩经营监管制度

将传统的城管及相关管理部门职能转移到社区治理范畴，真正为社区“增权”。由社区自治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联合有关专家，协同地摊经营管理协会，共同制定社区治理条例，设计管理方案，明确社区辖区内一切摊贩经营的准入、登记、取得经营许可及监管程序，办理地摊准入、登记手续及日常管理办法等。

成立社区地摊治理监管部门，与政府城管部门共同负有监管职责。监管部门人员由城市规划专业人员、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卫生安全检测人员、社会危机管理专家、社区内摊贩主代表、社区居民代表等相关人员组成，定期向社区反馈经营管理出现的问题和提出意见。

4.4长期购买专项社会工作服务

自近几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正面效应凸显，不断有社区管理研究者将目光转而投放到社区工作专业服务上，预见未来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管理的主体地位。摊贩属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一，存在许多生存问题、家庭纠纷等问题需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介入。政府可以设立地摊治理专项社会工作服务试点，该专项服务致力于协助解决摊贩生存困难、家庭纠纷、语言障碍、适应融入等，提高摊贩维护公共秩序与卫生的意识，同时增强其社区归属感。

4.5打造广州城市特色文化

广州是个以经济文化包容性著称的城市。“善治”的政府不仅仅是要整治好地摊经济，更要巧妙地将其利用起来，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股新力量。兴建广州地摊经营特色区，加强和谐社区摊贩管理点建设，鼓励地摊主进驻依法经营，适当进行监管，打造特色区品牌，并作为新型城市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积极推广。

4.6构建“政府―社团―社区―公民―流动摊贩”的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社区治理权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转变，形成政府主导，由党委、政府机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代表大会）、社区中介组织、辖区单位、行业自治协会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明确各个主体的角色分工，培养各个成员的社区主人公意识，引导社区内的良性互动。

4.7成立风险评估队伍

根据社区危机管理理论，在不断革新体制的同时，也要关注地摊经营随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需求，做好应对风险的方案，预见社区危机发生、解决社区危机问题以及危机结束后的社会功能恢复，将一切可能引起社区危机的因素都要列入考量。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张国斌.加强社区城市市政的管理――浅谈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的治理途径和方法[J].理论纵横，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