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垃灿烂的未来。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一积极的现实姿态必然要求生态文学及其写作回到其自身特有的语境中，本着大地意识和生命意识，自觉地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通过作家的生态写作，才能真正唤起全社会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忧虑，从而实现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价值诉求。

人类在精神生命的自我理解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形式—文学，并借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变化中的复杂情绪、思想情感。正如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应该说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了人类存在的证明，即所谓“文学是人学”。而“人的文学”也便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一直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结构并演绎和变化着。在“人的文学”的文学观念中，人作为主体始终是文学艺术的终极抒写对象，自然却一直扮演着作为审美的文学客体的角色。因而，无论是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还是对田园生活的歌咏，主要还是根源于书写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不但如此，“人的文学”的观念还将人推向了地球乃至宇宙的中心，并由此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特权—自然的主宰，而特权的恶性膨胀便是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征服、掠夺和索取，其结果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瓦解。生态文学则从另一种文学视角切人到“人的文学”中来，自然的生命现象形态成为人的灵魂直面的对象，一开始就确立了把价值赋予生态系统整体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个部分的“善”取决于整体的“善”，一切个体的价值、幸福和基本的健康条件都应当依据有益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来给予评价。正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理念，“人从万物的主宰、中心转变成生物共同体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他必须约束自我，与其他万物平等和谐共存。同时，他的义务也随之转变成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倡导的是“生命的文学”，所强调的核心应当是对于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

应该说，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也是判断生态文学的一把标尺。“人的文学”固然尊重生命、呵护生命和歌咏生命，但其生命被狭义地框定在人的生命这一限度内，因为文学的生命之根置于人性的深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因而一切外在于这一尺度的生命自然被“人的文学”所遗忘。若有书写，也仅仅是作为人的生命的某种合法性证明而已。但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已然打破了长期以来“人的文学”对生命的有限框定，为一切生命搭建了一个共舞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的生命和一切外在于人的生命之间已不再有主客之别、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呵护，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交响曲。

因此，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深层地体现着文学的伦理价值的转变。在“人的文学”观念中，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则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因此，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只能是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说对自然有义务，那么这种义务也只是对人的义务的间接表达。所以，“人的文学”就将自然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而“生命的文学”所张扬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无疑将文学的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因为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的伦理设限已不是人的法律而是大地来设定伦理的界限”。

众所周知，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动因。代表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物质贪欲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裂变，而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使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变得百孔千疮。因此，“生命的文学”有着其内在的伦理道德原则，比如生命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平等以及更多的公正;节约与合理使用资源;人类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等等。有学者曾将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概括为:1、循环性。要维持生命活动，生态系统的物质就必须循环，否则将毁灭生命。2、整体性(和谐、有序、动态)。生态系统必须在一定的承载阑值范围内保持稳态，如果超过阂值，维持生存的稳态就将被破坏。3、动态平衡性(适应、协调、进化与再生)。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理所当然适合于生态文学，那么生态文学就应该自觉承担其语境内的应有之责，即自觉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

生态文学作为“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必须肩负生态责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以确立生态中心和生态整体的观念。在生态文学语境中，自然已不再是人化的自然或人的对象化，而是与人互为主体或背景并共同形成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因此，自然有权利对长期以来在与人的关系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境遇—被征服、被控制、被掠夺和被摧残作出申诉和抗争。当然，无言的自然是无法直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但无言既不等于缺席，也不等于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更不等于人类就有权利去肆意地践踏他们。其实，对于人类的残暴，自然早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带有自虐倾向的更为直接的抗争:水土流失、大气污染、冰河解冻、全球变暖、山洪海啸……然而，长期以来，自信的人类总以为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战胜灾难，并在屡屡的征服中极大地宣泄着所谓的智慧和能力带来的短暂的快感，也极大地膨胀着对自然的贪欲。如果我们不进行生态整体性反思，那么，最后的失败者必将是人类自己。因此，布伊尔就突出地强调，“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并热切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高度赞美为生态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这一生态责任又当然地赋予了生态文学一种特殊的身份—人与自然和谐对话关系的代言人。

当然，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然以及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有忧患、呼吁和真相的披露还远远不够。因为生态文学还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川侧所以，文明与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征服与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及人类欲望批判等等。生态文学尽管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其落脚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及社会发展模式上。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乔纳森·莱文语)。中，欲望批判是其核心。因为欲望的恶性膨胀，不但导致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从而伤害自然，而且也会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亦如华兹华斯指出的那样:“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对我们享受的自然界所知无几;为了卑鄙的利益，把心灵出卖!因此，“如果人类不想或不能控制住魔鬼般的欲望，那结局只有一个:与地球一起毁灭。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中国之毁灭》，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将飘逝》等。正是这些作家对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实的叙述，人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到底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令人敬佩。

在世界生态文学的影响下，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于瞒姗中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是体裁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突显的生态危机，最先做出反映的是一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以其生态报告文学切中了时代的命脉，奏响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序曲。尽管于激情中略显仓促、在记录中缺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是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伦理价值诉求仍旧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文学界的关注。因此，愈来愈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站了出来，并以其丰富的声音—生态小说(如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生态散文(如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周小枫的《鸟群》等)，完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由独唱向合唱的转变。

二是由早期的生态危机的记录和展示转向深度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

在生态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作家们努力以更为深人的思考与探究，从体制、人性等角度探析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揭示了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如张抗抗在其小说《沙暴》中，不但向我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老鼠肆无忌惮吞噬草原、草原沙化迅速蔓延的状况，而且还深刻揭示了草原沙化的原因:表面来看是因为插队知青辛建生等出于天真的愿望大量捕杀老鹰所致，但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生态整体性的破坏。

三是生态文学媒体也开始从其它媒体的附属品地位中逐步形成其逐年形成其独立性品格。前期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依赖于一些报刊杂志辟出的诸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绿地”等专刊专栏而得以面世，或借助于一些带有民间自发性质的生态文学网站披露真相，寄予他们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但是，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于生态间题的日益重视，一批纯粹的生态文学杂志如《大自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绿叶》等相继创刊出版，为生态文学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从欲望化的斗室中走出，亲吻大地，直面一处处生态危机场。

诚然，中国生态文学由于种种原因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题材相对比较单一、文化批判仍显嗒若寒蝉、生命意识依旧显得较为淡漠，等等。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前程，并与其它民族的生态文学一道谱写“绿色地球，绿色生命”的生态新篇章。那么，就让我们坐着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去畅游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和美的生态未来吧—

“我还是变成鱼好。我要从这个地方游走。我还是变成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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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思艇生态哲学的理论价值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符合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共同诉求。在党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喻示着人与自然是共命运的，自然的存亡就是人类的存亡。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态危机的出现无不是源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无不是发生于人类自身理性对自然界的潜越，无不是将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征服对象，而人类却将这种征服视为正义的和理所当然的，这必然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紧张和自然道德原则的失序。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任务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理论对实践总会呈现出一种超越性和预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蓝天碧水的绿色中国关键在于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要有意识地去吸收古人对生态问题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与理论，以求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反观贾思瓣的《要术》中所蕴含敬天法地的农业环境生态伦理思想、“顺自然”与“骆马首”相结合的农业科技伦理思想、注重人为主体性的伦理思想，其所表征的恰是确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这不仅遵循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运动和有机变换规律，其所倡导的农业生产理念也是与当代全球所倡导生态伦理价值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对其进行批判性地挖掘和整合，进一步其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使之在当代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重获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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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本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2001803

1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近200年的工业时代，也带来了地球资源的井喷式开采。20世纪中叶，后工业时代面临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抑制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人类社会要摆脱困境，社会发展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核心是要解决发展的生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导致了国内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式。这些举措都促进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本文对国内主要的狭义社会主义论、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和生态伦理理论等5个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进行评述。

2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观点2.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论

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批判和解决生态危机为宗旨，以建立和谐的绿色社会为目标，深入研究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强调人类应该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1]。狭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和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是建立在人类与生物系统之间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但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认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应当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国内狭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体现其生态社会主义自然观，其中，柯自源（1977）提出“资源枯竭论”是“庸俗生态系统论”的观点，作出了世界现在面临的不是资源枯竭、生态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断[2]。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讨论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范式，他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弊端的理论批判和对绿色未来社会的理论设计。潘岳（2006）提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3]。郇庆治（2006）则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性问题，即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相融性[4]。

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流动快、工业发展迅猛，这对本来就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但回顾我国社会发展之路，发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如今也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挑战，可见社会制度并非影响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弊端的凸显，现下国内与其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

2.2生态中心论：生态本位

生态中心论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普遍认同的理论，它以生态优先和生态本位为基本原则。强调人类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主张生物圈平等主义[5]。它主要包括生态优先论、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指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和按生态规律生存下去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上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申曙光（1994）秉承生态优先理念，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着眼于其哲学、科学、能源等三大现实基础。他以生态文明在国外现实中的生产实践为论据，论证了优先考虑生态效益再考虑经济效益的必要性[6]。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发展，曹明德（2002）主张生态本位、生态优先，人类并不具有相对其它存在物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提倡“生物圈平等”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和谐的思想[7]。

但生态中心论遭到了现代人类中心论者的反对。白光润（2003）就曾指出，人类利用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自然法则。人类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必要干预是必需的，把人类混同于一般生物的纯自然主义也是对人类进化的否定[8]。正如王雨辰提及的人类中心论者对生态中心论的驳斥：一方面，任何物种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而不会以其它物种的福利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另一方面，脱离人类利益的生态运动是缺乏内在动力和不可持续的[9]。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本位、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等观点冲击了自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利益优先的社会意识，但其论述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含糊性，而且没有建立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生态中心论者阿恩・纳斯（ArneNaes）在其“深生态学”中论述了他的“生物圈平等主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直觉方法下的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

2.3现代人类中心论：可持续发展观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和目的地位，但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又颇为不同，戴维・珀（DavidPepper）将它定义为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论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被赋予了新时代内涵的人类中心论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视野，丁立群（1997）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提出人类发展应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10]。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展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实践，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前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其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11]。尹世杰（2004）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人类中心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什么问题[12]。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也会带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诸大建（2013）提出在强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深化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13]。国内持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

但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虽然从生物都有其利己心来看，现代人类中心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一味从人类利益出发，不尊重自然界价值和自然界权利的行为，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这从现在全球面临的生态困境上就可见端倪。

2.4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学者们从我国社会实践中汲取经验，是根据我国历史和现下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独特思考模式，它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生态批判理论等。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物质、精神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个理论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形成了现在的“五位一体”发展理论，生态批判论从生态角度对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备受国内学者的认可，刘思华（200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明确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14]。此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立与实践的重要性”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刘俊伟（1998）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作为生态文明发展的哲学理论基石，社会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明[15]。王雨辰（2009）也一直提倡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范式[16]，强调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用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应当通过变革不公正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合理协调人们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外，刘仁胜（2010）也赞同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要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17]。但有许多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曾德华（2013）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18]，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把资本逻辑作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时，未能深入检审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分析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时，又未充分发掘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生态危机所彰显的文化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不乏深刻之处。它力图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但由于它在使用马克思哲学观点和方法论时具有一定片面性，可能会造成改革途径偏离。

2.5生态伦理理论：“人―自然”中心轴发展

生态伦理理论出于中国传统人类伦理基础，承认生物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但它并非生态中心论，更不属于人类中心论，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型，构成“人―自然”中心轴系统。人与自然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一方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定以不损害另一方利益为前提。生态伦理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和道德关怀论，要求人类要承认自然界拥有与人类平等的道德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伦理主体自觉地、能动地履行道德义务、提供道德关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的生态伦理学也为我国研究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生态价值论定义了自然界价值的双重含义，狭义上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广义上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需要的满足，后者就是生态价值。叶平（1995）要求我们理解自然界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倡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观，是对生态系统、生物圈的生态价值所进行的总体透视[19]。

不过，生态伦理理论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刘福森（1997）认为，人类之所以应当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20]。但余谋昌（2009）提出生态伦理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出于保护自然价值的目的，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行为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社会的积极力量[21]。人类在保护生态与关怀人类生存利益存在的是联动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现在生态伦理学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范式。

生态伦理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倡环境道德研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普及化，并将成果转化为公众的精神财富，为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伦理基础。不过其“合乎生态规律的就是有价值的”的论述把生态规律看成唯一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GeorgW.F.Hegel）唯心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一观点仍存在广泛地争论。

3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趋势

撇开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狭义生态社会主义论不谈，自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提出伊始，它们及其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未停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相对正确地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并推进了生态文明的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观点的缺陷与不足也逐渐显现。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其中结合了我国生态建设实践与经验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以及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出发的生态伦理理论等较受学界认同的理论也加入到论战当中。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感谢：本文在选题及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刘江宜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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