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1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

一、引言

装备制造业集高技术含量、i寄附加值、高就业、高产业关联度等特点为一体，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在国际竞争中，高度发达的装备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技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加快，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地位提升较快，与国际装备制造业的依存程度日趋加深。表l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产品进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远高于进口增长。进出口同时高速增长和不平衡增长表明我国在该产业上产业内贸易明显。我国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究竟如何?是水平产业内贸易还是垂直产业内贸易?传统的比较优势能否解释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笔者拟通过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与分解。分析我同装备制造业的贸易模式，寻找决定产业内贸易的因素。判断我国装备制造、他的国际产业分。t：地位．为新型t业化背景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提升提出建议.

表1我国装备制造产品的贸易地位(单位：亿美元；％)全国总体贸易装备制造业贸易占比出口进口出口进口24922250．9o．390．43266l2435．5o_450．483255．729520．42o．494383．74128．40460．5l593365613．8o．490．5l7620660】20．5lo．5l9690．87916．1o．52o．5l资料来源：联合同统汁司罔际贸易数据库(un—c()mtrade).

二、文献综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领域h{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个国家既出口又进口同一产业内的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这一现象后来被学者们界定为产业内贸易i1960年，verdoorn在考察比荷卢经济联盟内部的贸易变动时。首次关注了这种贸易形式。之后．balassa(1966)、gmbelandlloyd(1975)等相继发现，在产业内部存在专业化分t和双向围际贸易的现象，从而使产业内贸易研究成为检验商品贸易模式的一个新课题.

产业内贸易理论(iit)可以分成垂直产业内贸易(viit)和水平产业内贸易(hiit)．由abci—rahman(1991)、greenaway(1995)等划分。hiit是相似产品的产业内贸易，viit是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对于产业内贸易以及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理论解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传统和拓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进行解释，主要研究有：li•，der(1961)、vemon(1966)从需求偏好、产品生命周期和fdi等角度对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解释；falvey(1981)、shakedandsutton(1984)、falveyandkierzkonski(1987)、flamandhelpman(1987)将供求结合起来，认为viit主要发生在具有不同的人均收入和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高收入国家和资本丰富的国家选择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高质量的产品，低收入国家选择出口低质量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低质量的产品；namandhelpman(1987)、fontagne&freudenberg(1997，1998)、falvev(1998)、greenawav&elliott(1999)的研究也证实了垂直产业内贸易发生的主要动因在于比较优势。二是基于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对产业内贸易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的解释，主要研究有：grabelandlliovd(1975)、dixitandsit甜itz(1997)、kmgman(1979、1981)、lancaster(1979、1980)等人从规模经济和产品的多样性角度解释产业内贸易；helpmanandknlgman(1985)建立了产业内贸易的c—h—o模型.

在对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验证上，主要涉及到的变量有：要素禀赋、fdi、市场结构、经济规模、规模经济、贸易壁垒、产业集中、地理区位、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政府政策、区域贸易安排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产业内贸易以及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检验产业内贸易在产业层面或者国家层面支持国家特征(包括要素禀赋、收入水平、发展水平、贸易不平衡和国家之间的距离)，而不是产业层面的特征(包括市场结构、最小有效规模、产品多样化和fdi等).在一般的研究文献中，产品的多样化和fdi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者系数为负(greenawavetal，1994、1995)。产业层面的特征不能解释iit的原因在于没有进一步分解成垂直型的和水平型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具有不同的决定因素，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可以被传统的h一0理论范式所解释.

在估计方法上，以前的研究运用的一般是ols估计，在静态的面板模型中，面板0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估计都被广泛应用(hummelsaildlevinshon，1995；zhangetal，2005).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缺陷：第一，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一些细分行业进行研究，目前尚没有较为系统地针对装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尽管装备制造业的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额的比重较大，且装备制造业与其他产业比较而言具有其特殊性；第二，目前的研究数据一般基于sitc3位数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加总问题。笔者采用hs4位数研究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可以提高产业内贸易指数的精确度。例如，在生产特点上，不同的产品在3位数上被划分为一组，而在4位数上被区分开，更重要的是，在4位数上能区分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

三、方法和数据

(一)产业内贸易指数目前，有关产业内贸易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有很多，比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一是g—l(gⅲbel—i。lovtl)指数法，这是最早提j{{的产、№内贸易测度指标，但是该方法又一个缺陷，即在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产业内贸易水平会}|{现失真；二：是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法(milt)(brulhart，1994；brulhart，1994、1996；thoman【ld()well，1999；t110rpe，2005)，该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在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分解以及决定因素分析时，由于涉及到若干不同时期，因而变量选择面临很大困难；二三是f—f指数法，该指数最早南ai】d—el—rahhlan(1991)提出，后经fontagne&neudenbprg(1997)等人加以完善，它是从产品相似度和贸易薰合度的角度来分析产业内贸易.

f—f指数的汁算方法如f：

第一步，计算f—f值，据此区分产业问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区分标准依据ff值的大小。目前国内外研究多以0．1为临界值，也有研究以0．2为临界值(molltout，2002)。当ff值大于临界值时，贸易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当ff值小于临界值时，贸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汁算公式见(1)式，式巾x玑¨为国家i第t年对j市场(国家)k产品的出口额，m汛k，。为国家i第t年自j市场(闰家)对k产品的进口额。，

第二步，对产业内贸易进行分解。为了区分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f—f模型运用单位价值(u一1itvalue)比ruv。。来说明，实践中多用出口和进口价格来代替，计算公式见(2)式.式中uv。k。、uv飘．；分别为国家i第t年对j市场(国家)出口的k产品的单位价值和国家i第t年自j市场(国家)进口的k产品的单位价值，仅为常数。现有研究中仅多取为0．25(huandma，1995；atu九jpanfj，l997；gullstrand，2001；unlemoto，2005；daln()enseandjordaan，2007)，也有取为0．15的(gl。een—away，1995；fontag】1eandfreudenbe曙，1997)。因为我国属于转型经济，地域辽阔，具有非常大的多样化特征，允许有较大的价格变量，另外还要考虑到运输成本，所以在笔者的研究中取o．25。当0．8≤ruvxm≤1．25时，贸易形态为水平产业内贸易，当ruvxm>1．25或ruvxm

(二)解释变量

笔者选取产品差异化、fi)i、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4个指标作为我闰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各指标具体处理如下：

1．产品差异化。它是决定产、世内贸易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多用sitc3或}{s4下产品数目来表示。，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产品数日是相同的，导致回归结论是无效的。产品的差异化有水平差异化和垂直差异化两种。南于数据的可获性问题，只用产品水平差异化的指标hd，月jhufbauer指数来衡量，一般代表对出口单位价值的偏离，hd=8．／x一6，，=出口单位价值的标准误差，x；；是这些价值的均值(gi．eenawavandmilnei\'’1986，第116一j171j!『)。预计这个指标对hiit有正的显著影响，对iit的影响不显著，对villl为负的影响，，

2．要素禀赋。它是决定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笔者选用变量k1．，代表资本密集程度(h诋ch，1974；balassa，1979)。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般资本密集程度较低，反映在出口资本密集度高的产品时没有比较优势。但是对于装备制造业来讲需要较高的资本，较高的人均资本代表较高的经济发展．预期会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helpman&knlgman，1985)。预计对iit、hiit和viit的影响为正，并且显著.

3．规模经济。新贸易理论中对于规模经济有许多描述，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市场影响力、规模经济、市场价格决定和消费者锁定等方面具有优势。但钟昌标(2007)认为，如果大企业在圉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同时市场没有进入成熟期，这些企业就没有进入国际市场的强烈愿望，而小企业为了增加规模可能更有意愿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规模经济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笔者选取了与钟禺标不同的指标，试图更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水平。笔者选择以下两个变量：mes一最小有效规模，用行业的平均销售收入表示；ms一每个行业中的厂商数目，厂商的数量越多，该产业越接近于完全竞争，越有利于产品的多样化发展，产业内贸易越显著。预期两个变量对hiit的影响为正．对iit和viit的影响则未知.

4．fdi(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我国装备制造业是fdi高度集中的产业，但针对fdi与其产业内贸易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结论。国外的研究认为，资源驱动型和成本驱动型的fdi与产业内贸易负相关(markusen，1995)，而追求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的fdi与产业内贸易则正相关(greenaway．1986)。我国制造业的fdi究竟是追求前者还是后者，笔者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笔者选取以下两个变量：fdk～每个细分行业中外资资本占行业的比重，比例越大代表外资的参与程度越高：fdtl壬l_三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同行业全部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代表效率的不同。由于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大部分属于加工贸易，主要还是外资利用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因而大部分fdi是属于效率寻求型的，预计fdk和fdtlp将对viit有正的显著影响，而对iit和hiit的影响是未知的。vehon(1966)、kyojifukao，hikariishidoandkeikoito(2003)显示，fdi与垂直产业内贸易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方法

按照上文的分析，笔者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模型为：

iit：iitii_b0+pixil+8。+ql+考．.

上式中的iit。，可以是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也可以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水平；x。代表一系列决定因素，根据上面的分析，主要有下列决定因素：产品多样性(hd)、资本密集程度(kl)、企业平均最小有效规模(mes)、市场结构(ms)和外资水平(包括外资投入fdk和外资效率fdtlp)；q。代表特定产业效应的未观察到的时间影响；8。捕获的是共同因素趋势；∈．是一个随机变量，e(sil)=0，var(8il)=02>o．

静态的面板数据模型用面板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来估计。fe和re均能反映无法观测到的异质性。在fe中，需要估汁固定的参数，re则假定8。是随机的、独立的和同分布的。因此固定效应要比随机效应的有效性降低，因为损失了更多的自由度。通过hausman检验能够决定是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笔者的检验发现，接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采用面板0ls和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表3各变量的统计描述hdklmesmsfdkfdtlp均值0．29866．81490．8597o．8703o．41721．7513中位数0．23986．23740．5797o．8329o．39141．3750最大数o．867612、54633．40452．29050．783411．()400最小数0．12983．0750o．24780．18170．16960．0700标准偏离．o．15872．0683o．737lo．43590．13641．437639—万方数据经贸论坛《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1期

(四)数据来源

国际上对装备制造业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我国的产业分类标准与圉际产业分类标准(1slc)和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以及其他国家的产业分类标准也没有统一，但一般意义上装备制造业所包含的主要产业门类是差不多的。我国对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分类和称谓也未统～。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武器弹药制造业。武器弹药制造业在统计上也没有描述，因此这里的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其余的7个门类.

在产业的界定上，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把si‘rc3位数或hs4位数产品分组界定为一个产业．这样国际贸易及产业数据的统计标准容易统一，便于从世界范围内从事研究工作。但是在我国国内迄今为止还没有经济学意义规范的产业划分标准，只有行业划分标准，并且行业划分标准与sitc2位数和hs2位数分章标准非常接近。虽然这种划分包含的范围比较大，但是相对于国际贸易的产业划分．行业的概念更接近于经济意义上的产业。从实际的研究看，国内外学者多数使用sitc3位数分组来计算产业内贸易，也有学者使用lsic(internationalstandardindust“alclassification)3位数分组(bn】lhar【&elliott，2002)来计算产业内贸易。用sitc3位数或1sic3位数来计算产业内贸易可以大大降低统计工作量，但结果与hs4位数的统计存在误差，hs4位数的统计结果更接近实际(ramk—ishen，1996)。新近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对于那些生产环节较多，投入品种类复杂的产业(如汽车制造业、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根据hs4位数和hs6位数来计算产业内贸易水平更为合理且结果能反映产业特征和国家特征(montout，2002；umemoto，2005；damoenseandjordaan，2007)，因此笔者选用的就是hs4位数。虽然有用6位数的(blansandma—n，2006)，但选择4位数有三个原因：第一．如果产业内贸易指数用更细分的产业，指数将会产生上位偏差。比如产品1和产品2属于同一个产业，如果x1m2，当使用6位数时，有可能划分为两个产业，无论修正的g—l指数还是f—f指数都可能变大。第二，垂直差异化不仅仅有相同产品的不同质量差异，而且还有相似产品在不同生产阶段上的差异，我国的加t贸易更是属于这种类型，计算这种差异化形式，用4位数要优于用6位数。第三，汇总的绝对水平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数据来源于1999—2006年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联合国贸易统计司uncomtrade，共涉及7个行业和8个年度，面板数据的观察值共计56个.

四、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4.

通过上面的检验方法可以发现，对于iit，通过ols方法显著的变量有三个：水平型差异指数(hd)、资本密集程度(kl)和最小有效平均规模(mes)。同定效应模型下的显著变量有资本密集程度(kl)和市场的竞争程度(ms)，而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个结果符合笔者的预期.

对于viit，0ls方法下显著的变量有i个：fdtlp、mes和fdk。圊定效应模型下显著的变量有i个：fdtlp、mes和kl.

对于hiit，()is方法下显著的变量有两个：kl和fdk。固定效应模型下显著的变量有三个：mes、fdtlp和fdk.

笔者对面板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检验。根据拉格朗日乘数统计量(lm)不显著，表明0ls的结果要优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阒此主要觎释ols的结果。总结来看，有关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一些结论如下：

1．产品差异化与产业内贸易一般认为，消费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多样化消费的扩大，进而导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但笔者的检验却并没有证实这个观点。相反地，hd的提高却使得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下降，虽然下降程度非常小。虽然无法获得水平差异化的产品个数目录，但通过对水平差异化指数的检验来看，结果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产业内贸易影响为负的原因主要可能有：一是检验的年份不多，有可能导致结果有偏差；二是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升，世界装备制造业向我国转移，我国已经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因此进口同质量产品的动力不足.

2．要素禀赋与产业内贸易

较高的人均资本代表较高的经济发展，预期会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helpman&k11lgman，1985)。笔者的研究发现，要素禀赋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虽然为负但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记，进而对总体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人均资本的提升会提高不同质量的产品需求，对于同质量进口产品的需求减弱．因而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另外，要素禀赋与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说明比较优势是决定装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

3．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

在大部分研究中，规模经济会导致产品的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对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笔者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支持新贸易理论关于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作用的影响.

4．fdi与产业内贸易.

fdi对产业内贸易水平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没有通过检验。结合markusen(1995)和greenawav(1986)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进入我国的fdi之主要动因在于追求低成本、获取廉价资源、占领我国市场，其性质是替代贸易，这种fdi与产业内贸易必然负相关.

五、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iit在2000—2006年超过了50％，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但有所下降，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呈上升趋势。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我国装备制造业目前还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这些都显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还主要由比较优势决定。笔者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41—万方数据经贸论坛《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1期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对总体产业内贸易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有水平差异化、资源禀赋和规模经济。对垂直产业内贸易中有显著效应的变量有规模经济和fdi，对于水平产业内贸易有显著作用的变量有资源禀赋和fdi.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内生边界

一、引言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主要阐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利得等问题。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2×2×1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假定在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劳动作为唯一的投人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则国际贸易是发生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或相对差异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该理论首次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eckscher和o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定理)。WWW.133229.coM与古典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这一投入要素之外，还包括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后经haberler、mied、learner、leontief等学者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h－o定理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2×2×2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存在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这一有悖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现象引起了verdoon(1960)、balassa(1966)等人的关注，grubel、lloyd(1975)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tradetheory)。20世纪70年代后期，krugman(1979，1980，1981)、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ethier(1982)、brander和spencer(1985)、eaton和gmssman(1986)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形成了所谓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公司内交易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公司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pol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

1、国际贸易领域的微观实证数据对以往理论提出挑战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大中心主题为贸易所得和贸易分工基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间贸易模型根本没有涉及到企业层面；新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虽然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但为了简化模型，以代表性企业的假设将企业同质化。然而，近年的实证数据表明，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企业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中发现，在某一行业内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仅是少数效率高、竞争力强、规模相对大、产品质量好的企业。早在1995年，bernard和jensen曾发现在美国制造业中就存在上述现象；melitz和yeaple(2004)根据大量事例对1996年美国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39％；eaton、krama和koaum(2004)在研究中发现，法国制造业中仅有17.4％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其出口量仅占生产量的21.6％；jensen、ber-nard、redding(2007)等人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550万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进行过出口贸易，200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比较，出口企业的就业率、销售额和人均增加值分别高于非出口企业119％、148％和26％。

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2、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贸活动出现了新特征，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的数量呈级数增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联合国贸发会《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15个发达国家共有8.2万家左右的跨国公司，它们拥有超过81万家子公司；《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国际贸易有1／3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1／3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即与跨国公司有关的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2／3；跨国公司已占全球技术贸易的60％～70％，全球f&d的80％，全球fdi的90％，21世纪很可能变成“跨国公司时代”。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中，中间投入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部门结构上多集中于研发密集度高、部门投入物复杂程度高的it、汽车、工业设备、非生产性服务等部门；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增长速度加快，例如1992～2002年，跨国公司海外工厂的销售数量增长率高于商品和非要素服务总贸

摘要:要解决国际贸易专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根据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在建设的专业目标定位、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教法选择等方面加大改革。以适应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高、具有较高国际商务英语应用能力和国际贸易业务操作技能的高级应用型外贸技能人才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才培养高职教育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这就急需一大批熟悉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应用型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这一需要,我们高职高专院校必须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设置等进行探讨和改革,如何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如何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彰显专业特色,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1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1)专业培养目标在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主要是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以英语为工具,熟悉国际商贸知识及商贸文秘的职业职责范围,能够使用多种现代化办公设备与通讯设施,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为:进出口公司、三资企业、报关、报检公司、大型运输和保险公司、外商投资咨询公司、跨国营销集团等。

(2)专业培养规格在思想道德素质上,学生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在专业上将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生在理论学习后,要根据目前我国已加入wto的实际情况,系统地学习各门专业课的实际操作,包括国际商务谈判、签约、履约、租船、投保、仲裁、索赔等各个环节,也包括对外投资的策划、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种业务,具体方法可以通过国际商务实验实训和案例实践教学的形式来实现。

2教学方法的创新

2.1优化课程结构

现在书市上各类高职高专国贸相关教材非常多,而且大多数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的各种教材大同小异,内容重复,如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部分在《国际贸易》、《国际货运实务》、《外贸跟单员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多门课程中重复出现,这样的重复内容在整个国际贸易教材中比例还相当大,任课老师之间讲课衔接不上,导致重复部分,重复讲授。在讲解过程中,多数老师重理论轻实践,以至于学生学了多遍在工作中仍不懂整个贸易的国际货物的流程和相关知识,这样学生走出校门后适应不了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教学,应该对国际贸易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对几门课程重复的地方进行整合,最好能根据本校自身的特点和特色,老师自己编写教材,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2.2改进教学方法

在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理论课知识讲太多,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就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如模拟公司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方法等。如讲授《进出口业务流程》中进出口货物的整个流程,老师不能仅仅在黑板上板书流程图,要更加生动的采用案例教学手段,适当的可以结合本地企业的案例进行教学,如: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有一批女鞋出口到美国洛杉矶,贸易术语为cif,委托赣州东信货代公司办理租船订舱手续,在这个前提下,老师可以以分组的形式要求学生在课后弄清楚办理每个环节需要提交的材料,然后再到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解说,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不会觉得枯燥无味,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在每一个小组中大家都可以客串不同的任务角色,这样可以让每个角色的流程大家都能较强的记住,而且还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学习精神。

2.3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环节国际贸易专业的大多数专业课程应采用模拟实验和软件教学,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对国际贸易专业课还应多采用案例教学。,如“外贸函电实训”对于增强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其它一些课程(或其中的部分教学内容),如“国际结算”、“外贸单证制作”、“海关报关实务”等相关课程可以尝试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来提高其学习的效率。这样不仅不会学起来枯燥无味,而且更能学的好,记得住。

3建设师资队伍构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培养模式,主体是专业教师队伍

首先,要加强专业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的培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师除应具备各类教育教师都要具有的素质外,还应具备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各种素质。其次,应当有针对性的选派教师进入外贸企业、海关、报关公司等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以培养专业教师较强的实践操作和课堂演示能力。高职学院应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遵循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培养与引进相结合,思想道德与专业学术并重的原则,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学院事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专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总之,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的贸易地位不断增强,为了能够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贸易人才,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课程环节和课程要素,形成具有专业特征的应用性课程体系,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被社会所认可、接纳。

参考文献

[1]赵绍全.当前部分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浅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5(3).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4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中部地区发展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既出口又进口某种产业产品的贸易现象。具体主要指的是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的差异化产品的交换和中间产品的交流。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至少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产业内贸易可分为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等。

一、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基础

(一)规模经济

比较优势模型是以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为基础的。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或称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在这些行业中，双倍的投入获取的是超过双倍的产出。当进行贸易的两国实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各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这样市场的扩张导致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由于存在规模经济，生产成本不断下降，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品交换，两国都从中得益。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或者是垄断竞争的；产品是有差别的，而不是同质的；随着边际成本的下降，规模报酬递增。根据这些假设，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正规模型如下图所示。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贸易不一定是比较优势的结果，相反，它可能是收益递增或规模经济的结果。如果说产业间贸易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及技术)差别的；那么产业内贸易则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兴盛完全是由于生产的规模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国际竞争迫使条件相似的各国厂商只生产某一产品的一种或少数几种差别产品，而不是生产全部有差别的同类产品，这可以保证使单位成本最低。

(二)差异产品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各国生产的产品都是同质同样的，但是现代国际贸易主要集中在类似但不相同的工业品之间。这是因为，现代经济中。大部分产品都是差异产品，它们不完全相同并且不能完全替代。产品差异可分为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无论是产品的水平差异还是垂直差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需求方面都存在着消费偏好的多样性，在供给方面都存在着生产的规模经济，如果各个经济中消费者偏好不同。垂直差异商品中就存在潜在的贸易基础。在实际贸易中。差异产品贸易一直是工业化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的热点。

二、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现状

在世界贸易的发展中，发达国家由于战后经济的高速成长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不仅奠定了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当代世界贸易，特别是产业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同时产业内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2004年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法国为86.83，德国为76.71，荷兰为88.23，英国为79.92，美国为67.60。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由于经济不发达。在世界贸易的发展中处于次要的地位，但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在促进对外贸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2004年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香港为90，30。新加坡为81.10，韩国为65.19。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世界产业内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主要工业化国家产业内贸易所占的比重大都是增加的趋势，如1970―1980年10年之间，澳大利亚产业内贸易比重增加了5.4％，美国增加了1.4％，法国增加了3.6％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与此同时，产业内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来看，2002年我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居首位，达到3630亿美元。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其次是欧盟，为1100亿美元，主要贸易伙伴为德国、俄国、英国。再其次是北美达到1051亿美元，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和加拿大。而与非洲地区对外贸易较少。在近几年中国的双边产业内贸易中，2000―2004年中国的双边产业内贸易趋于平稳。其中与法国、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与荷兰、俄国、澳大利亚产业内贸易指数相时低一些。可见，与中国发生产业内贸易的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而欧盟和北美的国家相对要少些，这一趋势与前面分析的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基本一致。在制成品贸易中，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比较来看，2004年中国制成品的对外贸易额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达到9940亿美元。而中国多边产业内贸易指数为54.28，趋于中下水平。由此可见。产业内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还未居于主导地位。随着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我国中部外贸普遍快速发展，安徽、湖北、河南外贸增长依然保持了稳健态势。2007年中部地区加工贸易额151.5亿美元，增长38.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9.8个百分点。本文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定义将农产品划分为18种，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和中国统计网的相关统计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前2位数划分农产品来考察这18种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00活动物；01肉类及肉制品；02乳制品及禽蛋；03鱼类及水产品；04粮食；05蔬菜及水果；06糖、糖制品和蜜；07咖啡、茶叶、可可、辛辣品及其制成品；09其他可食品及制成品；11饮料；12烟草及烟草制品；21皮、毛及生皮毛；22菜籽油及油质水：果；26纺织品纤维；29未加工动物及蔬菜原理；41动物油脂及脂肪；42植物油脂。

三、我国中部地区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对策

(一)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必须把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放在重要地位。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发挥比较优势，依靠科技进步，把产业升级、市场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注重培育优势行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努力在国内外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发展一批国内外市场占有率高的特色产品和名牌产品。

(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中部地区应加大科技进步，引进优秀科技人才，促进技术进步，以提高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使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设立工作站和科研开发基地，努力提高中部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同时注重创造自身的核心技术和名牌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优势。扶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提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中部地区出口总值中的比例。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中部地区的传统产业。

(三)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

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产业内贸易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为了扩大企业的规模以降低企业成本。形成公司的特定优势，中部地区应该积极引入国外直接投资。吸收水平一体化的跨国公司投资能获得技术、资本和产业升级效应，从而增加与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差异化产品的贸易。中部地区在提高对外贸易的时候，要积极探索和拓展吸收外资新方式，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促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增强中部地区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实现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股份制公司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从而形成开放的供应链和密切的外部市场联系，提高对内对外的开放水平。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1篇5

一、重视国际贸易的综合风险管理

传统国际贸易在获利观念上的“价格驱动”和在实践流程中的“纸上贸易”的理念使商业信用的风险由来已久,也产生了诸如信用证、国际保理、出口信用保险等信用保障机制,其主要目标是保障出口方的收汇风险;出口方本身的交货信用风险通常是外生的法律和惯例管辖的范围。“马肉风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即随着现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异质性的日益凸显,越来越需要一种内生化于贸易标的物之中的更加优化的信用保障机制,将出口方对贸易品的责任直接与贸易流程中的重要环节挂钩。这种信用保障机制应当以市场运作为特性、以综合风险管理为目标,对“价格驱动”下的贸易商形成足够有力的信用保障和欺诈制约,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动态均衡与协调发展。金融危机留给人类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不管是对一个企业来说,还是对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学上讲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对风险源、风险容忍度以及风险可控性等问题认真、深入、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减少成本、获取收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基于现代国际贸易风险的综合性、交叉性、动态性特点,我们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综合风险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管理系统。使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潜在和显性的风险因素,建立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风险指标子系统。对各种风险的载体、主要风险诱发因素、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的容忍度等进行认真研究,探讨防范、控制和管理风险的各种有效措施,由此为完善现代国际贸易的信用保障体系提供系统的思维框架和可靠的科学依据。

适应现代国际贸易异质性特征需要的综合风险管理的核心任务是,要从系统的角度来认识、识别、防范和管理国际贸易风险,从而对贸易商的恶性利益膨胀形成有效的制约,对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形成合理保护,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马肉风波”揭示了当前国际贸易的风险源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高度复杂、联系广泛且信用保障机制并不健全的贸易体系无法保障现代异质性突出的国际贸易健康发展的需要;其次,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世界经济困境冲击着国际贸易的道德底线,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国际贸易秩序可能恶化乃至崩溃;再次,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而使国际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缺乏长久的动力。基于以上分析,当前国际贸易中有效的综合风险管理机制应当具备以下功能:第一,以全球化的视野和高水平的监管识别风险点,建立风险防火墙,例如在经济危机严重时期,应提高综合风险管理的意识和水平。第二,辩证地认识风险,动态地识别、防范和管理风险,具备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能力,结合生产、消费、贸易的适时特征,调整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和力度。第三,以高效率的协调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形成超越国家发展程度的综合风险管理社区,缓解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增强贸易发展的动力[2]。

二、综合风险管理的模式选择与信用提升效应

顺应现代国际贸易异质性的特征,综合风险管理要为现代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应当选择异质社区风险管理模式。为此,可以在传统国际贸易信用保障机制下强化异质性特征,对不同信用等级的贸易商形成合理的奖惩分明和自我完善的制度,同时激发信用提升效应。在综合风险管理机制的选择上,国际货物保险具有独特的优势。国际贸易的流程中通常会涉及保险,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补偿原则为综合风险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最大诚信原则出发,投保人应履行主要事实申报的义务:投保时应将自己知晓或在通常业务中理应知晓的有关保险标的的主要事实如实告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判断是否同意承保或决定承保条件。从补偿原则出发,保险社区内被保险人正当行为过程中的损失、费用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在传统保险原则的基础上引入对贸易商异质性的界定和信用评级制度,并以保险费率、投保加成等直接的保险利益形成信用保障的内在动力,在一定保险社区内促进信用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具体而言,在传统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如果能够强化投保贸易合同双方的信用评级,并将之与保险费率、投保加成等直接利益挂钩,就能够有效地促进贸易商的资信保障和信用提升[3]。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技术内生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et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使行业的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而且为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变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成为研究众多现实国际经济现象的重要框架，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Melitz(2003)生产率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揭开了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序曲，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内生于个体企业的出口经济活动。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或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产业内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同时，产业内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增加，即使单个企业生产率不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福利增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微观基础框架，使得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贸易品种类、产品创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析模型。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7

国际贸易方面论文范文一：低碳经济影响下国际贸易发展研究

气候环境危机、能源资源危机等呼唤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让环境与经济发展中的矛盾成为经济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够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在面临低碳经济带来的冲击时，我国国际贸易主体必须在生产技术、产品结构等多个方面做出改革与创新。而在此背景下，了解低碳经济对我国国际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探索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策略，对于推动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提倡使用较低的能耗作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支撑，其经济发展特征表现为低能耗、低污染以及低排放，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及优化清洁能源结构，其核心在于对能源技术、能源制度以及社会大众的发展观做出持续的创新，从而有效抑制气候发生恶化，并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双赢。显然，低碳经济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同时也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颠覆，因此，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国际贸易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低碳经济发展促使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变革，同时也对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冲击。在此过程中，我国出口贸易在短期内必然会承受低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和技术要求，同时也必须对自身的生产理念、生产技术、技术格局以及产品格局做出改革，而在此过程中，我国出口贸易企业也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由此可见，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体现出两面性的特征，而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规模、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以及出口贸易企业竞争力等多个方面。

2.1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变化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许多国家提升了自身对进口商品的环保标准与技术标准，并使用碳关税来抑制高碳产品的进口。与这种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相对的是，我国出口贸易仍旧是以高碳产品为主，并体现出了资源密集与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其中，塑料制品、机电、化工产品与钢铁等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据着很高的比重，这也决定了我国出口贸易必定需要承受低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根据世界银行所做出的调研与报告显示，如果大部分国家都开始将碳关税当作国际贸易中的固定税种，则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出口规模很可能会下降21%以上。

2.2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产品的变化

从我国出口贸易企业构成结构来看，中小企业企业占据着很高的比例。虽然长期以来，这些企业在出口贸易产品中体现出明显的价格优势，但是低碳经济的发展却会提升这些企业的出口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对低碳技术、环保技术的引进、研发，也包括我国政府为了鼓励低碳生产而征收的污染排放税以及进口国家所征收的碳关税等，在此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高碳产品比例必然会呈现出降低趋势，而低碳产品比重将会持续升高。

2.3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的竞争力

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我国经济产业链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重组与重建，从我国出口贸易方面来看，这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带来的良好的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为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企业而言，在短期中实现低碳技术的创新与生产模式的调整是并不现实的，同时，面临着生产成本的提升，许多企业的获利空间将会被逐渐压缩，一些欠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甚至会面临破产危机。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长期发展方面，我国出口贸易企业会对自身的低碳技术做出不断的更新与升级，低碳产品比重也会逐渐提高，这是低碳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技术进步与环境保护的重要体现，在此过程中，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实现逐步提高。因此，从整体来看，我国出口贸易企业在短期内需要承受低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而在长期发展中则可以实现自身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3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策略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必须面对严峻的挑战，为了抓住机遇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与规范，同时也要求对外贸易企业树立低碳发展意识，通过更新自身生产技术、调整自身产品结构，来实现自身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3.1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首先，我国政府部门应当针对低碳贸易发展趋势制订整体规划。由于我国国际贸易一直处在粗放型的经济模式影响之下，所以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部门应当树立学习心态，对其他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建设和先进经验做出借鉴，同时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在创新，以便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需求的发展战略。为此，我国应当构建起专门负责低碳经济发展的科研机构，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以及低碳国际贸易发展进行指导，从而确保我国国际贸易能够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这一科研机构所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针对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低碳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环保标准做出制定，引导国际贸易主体提升自身的低碳技术水平，从而促使我国国际贸易主体适应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竞争;其次，应当参与到国际低碳标准制定的国际谈判当中，从而在争取规则制定权的基础上为我国国际贸易主体提供更多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其次，我国政府部门有必要针对低碳贸易壁垒完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随着低碳经济理念在世界范围中的兴起，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越来越多由绿色低碳壁垒引发的贸易纠纷。为此，我国政府部门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避免这些贸易摩擦持升级。在此过程中，我国应当明确节能减排目标，并在对其他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做出借鉴的基础上承担起相应的减排责任。同时，我国政府应当的那个应当针对国际贸易企业普及国际贸易法律，推动国际贸易企业了解国际贸易总的低碳标准。同时，我国政府部门应当以提升对外贸易企业的贸易摩擦与纠纷应对能力为出发点，对低碳贸易法律法规做出完善和严格落实，并在国际贸易中联合其他国家做出据理力争，对自身利益做出维护。

3.2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企业应对措施

首先，我国国际贸易主体应当重视低碳产品与低碳技术的研发。在我国国际贸易企业发展过程中，长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体现出粗放型的特点，即主要依靠于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这种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下，我国国际贸易企业不仅难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且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类贸易壁垒，特别是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这些贸易壁垒不仅包括传统的反补贴、反倾销壁垒，也包括碳关税等壁垒。因此，我国国际贸易企业应当了解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并在遵循低碳发展原则的基础上重视低碳产品以及低碳技术的开发，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并提升自身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中的优势与地位。具体而言，我国国际贸易企业的低碳产品与低碳技术的研发，应当建立在加大经济投入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技术引进基金与低碳研发基金等形式来完成低碳产品与低碳技术的国际引进与自主创新。其次，我国国际贸易主体应当重视推广碳标签制度，并打造低碳产品品牌。碳标签制度的推广，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国际贸易产品遭受低碳国际壁垒。2007年，英国就已经都对碳足迹标志进行了引入，随后，欧美国家以及韩国、日本也开始推广碳足迹标志制度。在此背景下，许多国际公司都要求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具有碳标签，这让我国国际贸易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当前我国家居产业、纺织产业、光伏产业等虽然都面临严苛的碳足迹要求，然而能够推动低碳认证的企业仍旧不多。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应当提升自身产品的低碳水平，在积极申请低碳认证的基础上提升自身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后，我国国际贸易主体应当对低碳消费理念进行引领。从国内市场来看，高碳产品之所以很难完全退出市场，是由消费者对高碳产品的消费需求所决定的。因此，我国国际贸易主体应当将低碳消费宣传当作自身责任，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地毯消费意识来转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促使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内的高碳产品需求也会得到持续削弱，低碳生产自然也成为市场发展下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提升我国整体的低碳产品生产水平以及低碳科技的创新能够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4结论

总之，低碳经济促使我国国际贸易主体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而为了推动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与低碳经济的适应性，我国政府部门必须发挥出自身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引导与规范作用，而国际贸易企业也应当重视自身低碳技术的引进与研发、低碳标签与低碳品牌的推广与打造，并重视对国内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引领，从而为国际贸易中低碳理念的落实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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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群.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21).

国际贸易方面论文范文二：跨文化沟通与国际贸易的辩证关系

摘要：跨文化沟通是国际贸易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沟通是进行商务开展的基础，而跨文化的差异既是影响国际贸易之间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也是进行商务开展所必须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从跨文化沟通入手，简要浅析跨文化沟通和国际贸易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跨文化沟通;经济贸易;文化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频繁的贸易不可避免需要沟通。随着经济贸易往来的频繁，以及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跨文化沟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和经济影响也逐渐受到经济研究学者的重视。跨文化沟通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包含了许多方面，如文字语言、文化背景、历史内涵、地域差异等，这些也都是影响国际贸易之间的关键因素。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及成立亚投行，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贸之间的地位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经贸中更加具有话语权，近年来，中国的经贸业务迅猛增加，对外经济总额也逐年上升，新的对外经贸结构格局逐步形成，已经逐步从过去的中国制造向现在的中国创造转变，对外贸易结构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这些新的国际贸易特点也使得跨文化沟通有了新的变化趋势。

一、跨文化沟通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文化差异给国际贸易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以中国对外经济为例，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差异，使得在对外贸易初期，跨文化沟通一直是制约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一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经济文化的文化冲突给国际贸易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际贸易往来，如中国人在经商过程中讲究综合思维和中庸态度，往往是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这和英美的务实文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更加注重的是服务的质量和商品的细节，而对于原则性的东西，西方人往往没有太大的意愿。尤其是西方国家中的德国，一向是以细节著称，严谨的态度使得他们在经济谈判中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处理，而中国文化的综合思维和中庸思维则可能成为妨碍其中经贸环节的障碍;辩证来看，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促使贸易不断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如中国提出的创新观念就是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技术和经贸形式进行创新，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二)语言沟通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另一重要因素

国际贸易往来不可避免的是语言的沟通，由于中国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与西方语言有所不同，因此在语言沟通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语言沟通不畅，或者翻译过程中出现与交易国家语言文化偏差，就会导致在商业谈判中造成一定的误会或形成晕轮效应，从而使得经济贸易谈判谈判破裂，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跨文化沟通中的价值观念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价值观念是人类主观评判的标准之一，也是决定善恶的标尺。价值观念和一个国家的道德文化、历史背景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容易受到宗教、利益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当今国际贸易中伊斯兰教国家与其他宗教的价值观念差异，决定着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非伊斯兰教国家经济贸易的成败。因此，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取舍有着紧密的联系。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都是以利益为前提，经济贸易就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此这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贸易形式、谈判风格和贸易种类;而中国一直讲究利益共存和平等协商，因此在商业谈判中一直讲究的是和平谈判和协议为主，以互惠互利为基本出发点，兼顾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决定了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过程中，跨文化沟通时需要综合考虑两国的价值观念。

(四)法律法规对经济贸易的影响

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更是一种经济贸易的行为准则。任何经济贸易形式都必须考虑到经济交往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必须得到被交易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认可，才能实施下一步正常贸易，除此之外贸易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国家与国家法律法规不兼容的情况。相比较西方而言，中国的法律法规还处于不断健全和完善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已经基本构建起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这就使得在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在西方国家有法可依的贸易条款，可能在中国并不存在;或者在西方国家通用的经济贸易准则在中国并不适用等情况。跨文化沟通中的法律法规既可能给经济贸易造成一定的阻碍，同时也是保证贸易正常有序进行的保证，在法制化的今天，任何经贸形式都需要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强制约束，这样才能保证贸易的正常化，避免经济贸易矛盾、经济贸易冲突和不正当的竞争。因此对待跨文化沟通的法律法规，需要辩证看待，充分认识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中的不足，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二、新形势下跨文化沟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跨文化沟通在经济贸易前期可能是阻碍经济贸易的主要障碍，但随着文化的融合、文化趋同、沟通的频繁以及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跨文化沟通在经济贸易后期会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一)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趋同是经济全球化的助推剂

文化的融合和文化趋同使得各国际贸易国家在谈判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找到共同点，从而促进商业谈判的成功和提高国际贸易业务量，提高国际贸易的成功率。此外，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趋同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助推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会促使经济贸易文化呈现多样性，更能从贸易双方中找到利益共同点。

(二)信息全球化为跨文化沟通和国际贸易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普及，各个贸易国家沟通也越来越频繁，国际贸易形式也更加方便快捷;信息化也为各个贸易国家互信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使得各个贸易国家能够借助互联网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从而更能通过了解一个国家的背景、历史、价值观念、法律法规等来降低交易的失败率，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和交易的效率。可以说信息全球化为跨文化沟通和国际贸易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推进，跨文化沟通对于国际贸易的副作用会逐步减小，取而代之的是业务量的增加和交易额的上升，但就目前趋势来看，跨文化沟通对国际贸易还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强化对跨文化沟通和国际经贸之间的动态研究，进一步探索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让跨文化沟通成为国际贸易的桥梁。

参考文献：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1篇8

关键词：文化差异；国际贸易；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经济一体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给国际贸易开辟了一条无比宽阔、无比深远的道路。中国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对着巨大的竞争对手和拥有开拓市场的挑战和机遇。国际上许多公司在这条道路上跌跌撞撞，甚至因为失去主动权而不能在生存下去。其关键不是没有够硬的管理技术，也不是资金、人才的缺失，而是忽略了文化差异的影响。市场环境分析是进行国际贸易必须的分析对象之一，而文化差异便是市场环境中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兴衰成败。

一、文化差异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语言文字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

文化的本源在于语言，语言是世界上最广泛、最能传达思想的工具，也是一个地方重要的文化特征，有它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各国语言的相互碰撞，相互转化，成为达成交易的必经途径。故能够精准译出他国语言成为了该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由于语言内涵的差异，语言的转化常常碰壁。一旦转化人员不能理解该地的文化内涵，语言精髓，便不能精准的甚至错误的译出对方的语言，造成双方的误解，给国际经济贸易带来阻碍。从本质上探讨，同一语句、同一文字、同一发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语境。它所表达的意思各有所异。比如：大众的“标志”，用浙江话来发音则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很多企业家忽略了此差异，造成了自食苦果的尴尬处境。可见语言文字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重要之处。只要转化语言人员能够下功夫了解他国语言文字、文化气氛特点，对意思的表达上多加揣摩，便能促使国际经济贸易的成功。

(二)文化风俗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风俗，都是这个国家在几百年的形成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的。故它具有长期性和难以改变性。文化风俗的不同使国际贸易难以在本土市场上兴盛繁荣。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对一个产品具有不同的感觉和向往。在产品创造与人们需求冲突时，企业不能及时考虑到其中问题所在，故资金在没有收益的花费中慢慢失去了优势，企业也就不明真相的死在异国他乡中。我国主要推崇集体主义，和日本一样，在危机时候，在解决事情时更倾向于集体想办法解决，而对比西方国家，美国更擅长于个人主义，更愿意在个人的能力内解决问题，如果跨国企业不能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人本思想，则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就难以取得一席之地。

二、应对文化差异给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不良影响的策略

(一)面对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回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扰

文化差异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这是正常、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经济贸易时应正视它、承认它的存在，不该回避或者对其不闻不问。与此同时，要想方设法寻找能够减少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损失。企业应积极采取方式解决并寻找本土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差异，创造出新的体制或产品来支撑企业的发展。企业应把文化差异作为一种挑战，是与其他企业竞争的绝对优势，不断地探讨文化差异，并使文化差异这一劣势转化为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机会。

(二)全面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字语言特征

我国企业在涉入海外市场时，在研究文化差异时，首要的研究对象便是该国的语言文字特征。在与海外人员谈判时，语言成为了主要障碍。语言转化重要性随即可见。语言的转化其实就是讲一种陌生的语言信息翻译为另一种熟悉的语言信息。如何避免由不合理的翻译而造成企业损失呢？企业应选择合适的翻译人员。在谈判中，翻译人员应精准的译出对方的语言重点，在了解该国习俗的文化特征情况下，辨清对方人员的语言内在含义，帮助谈判人员在谈判中明确谈判形势，取得谈判优势。在品牌命名或产品命名时，应取一个在海外市场的语言文字中，不会产生不良意思的品牌或产品名字，便于市场上人们的识别与记忆，不会影响人们对产品的接受程度及不会使人们对产品进行排斥甚至反抗。

(三)国际经济贸易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策略

文化具有本土性特征。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文化生搬硬套的移过来，不能融入当地的文化风俗、道德观念，那么注定他的企业、他的产品将会被逐出这个国家的市场。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企业应在进入他国市场时考虑到文化本土性的特点，将自己企业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当中，是自己企业符合他国市场的需求。美国在出售冰箱给本国和日本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在美国有出售大型冰箱，销售不错，而在日本，情况却恰恰相反，日本人不喜大型冰箱，偏爱小型款式。因为日本土地狭窄，大多家庭占地面积不大，因此，他们只能用小型冰箱，加上，日本的妇女每天都会买菜，一般不会像美国人一样，先买一周的菜。故大型冰箱难以在日本市场上销售。所以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企业应把自己文化同海外市场文化结合，创造出自己的一套在他国市场上发展的经营模式。

三、总结

文化有差异性，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国际经济贸易企业应抓住他国市场同本国市场根本的文化差异，从本质上寻求自己企业在他国市场上的救命草，生长树。

参考文献：

[1]王勃,孟宪杰.谈文化差异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J].陶瓷研究与职业教育,2009.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将制度变量纳入McCallum模型，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规范研究的“贸易制度假说”；据此，通过我国20.00-2011年进出口数据和国内贸易估算数据，进行FGLS和Tobit回归，基本验证了先前的假说。结果认为我国贸易的边界效应在样本期内出现下降的趋势，制度因素可以解释2000—2011年间我国出口边界效应下降的56.8%。论文关键词：McCallum模型，制度假说，边界效应一、引言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在制度层面来探讨。相对于地理距离，制度通常也对国际贸易筑起无形的边界。正面来看，制度通过提供一种经济的激励机制，改变着经济变化的走向(诺斯，1991)。国际范围内各国的制度差异，通过不同的激励机制作用于国际经济。通常脆弱的制度框架会增加商业机会的寻求、贸易的谈判和执行成本(Meyer，2001)。于是问题在于制度的差异如何构成贸易的边界，以及筑起多高的边界？第一个问题通常被国际贸易的新制度主义所关注，并在规范领域内做了大量的研究。而本文则基于先前的研究，给出了基本的贸易假说，并通过实证去检验，最后努力回答第二个问题，即边界效应问题，也是当前学者所关注的焦点。二、文献回顾：贸易的边界效应边界效应最早的经验实证出现在McCallum(1995)的研究，其对美国各洲和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进行影响因素考察，并估计了两国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平均是各省与(相同规模和距离)美国各州贸易量的22倍，发现边界效应相当显著。此后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断证实边界效应的显著存在，如Helliwell在1997年的文献中对1989年和1990年估计了一个类似的边界效应值，鉴于边界效应的广泛存在性，ObstfeldandRogoff(2000)认为边界效应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之谜”(六谜之一)。在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全球贸易壁垒不断减弱的假定下，人们可以预期国家间的边界效应将呈减弱趋势，为了发现和验证边界效应，理论方法和实证检验不断涌现。但是对McCallum(1995)的后继研究显得举步艰难，主要在于地区内部贸易数据很难获得，鉴于此，Wei(1996)用一国的总产量减去其总出口量(到其贸易伙伴国)来计算各国与本国发生的贸易，该方法由于不记录地区贸易流仍可获得边界效应的估计，因而得到广泛使用，如后期研究者(e.g.Chen，2004)分别得出结论认为OECD国家之间以及欧盟(EU)国之间均存在边界效应。HeadandMayer(2002)认为利用Wei(1996)的方法估计边界效应依赖于区域内部距离的测量，显然采取不同的距离测量方法直接影响边界效应的估计结果，此外，双边贸易不仅受制于彼此间的绝对距离而且还依赖于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地理位置，如西班牙和瑞典的距离基本等同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距离，但是后者之间的双边贸易更高，主要由于他们共同远离其他市场(AndersonandvanWincoop2003)。该情形下，再加上内部贸易流数据的缺省，引力模型很难准确估计边界效应，因此，MatthiasHelble(2006)利用德国与法国区域内部的物流运输数据(非货币价值数据)，并借鉴了AndersonandvanWincoop(2003)的思路，通过在引力模型中设置固定效应来去除各国价格指数差异的影响，并设定了国家间共同的边界、共同货币、语言、文化等虚拟变量加以控制，来判定边界效应的存在以及检验其稳定性。对近期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研究热点存在两个倾向：第一，对边界效应动态趋势和成因的研究，如KyojiFukao(2004)对本国四个制造业行业的研究，认为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最为封闭的经济体，自1980—1995年间的边界效应呈下降趋势，而日本在东南亚商业网络的增加可以解释边界效应下降的35%。再如Chen(2004)研究了贸易的技术壁垒(NTB)，认为NTB成为EU之间边界效应增加的重要因素。第二，消费的市场偏向(marketbiased)与边界效应，如HeadandMayer(2000)对欧盟(EU)的数据分析得出边界效应导致消费者存在本国消费倾向，又如HeadandMayer(2000)认为最终产品(相对其他中间产品)存在更高的边界效应。三、基本模型在国际双边贸易中，假定各国贸易品的生产是差异的(彼此存在不完全替代)，并最终可以达到市场均衡，我们定义运输成本为Samuelson的“冰山”形式，且国家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要素为tij(为1加运输成本)，这就意味着单位贸易品从i国家到达j国家，最终需要付出(tij-1)的成本。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卖者对国外市场并无歧视，并确立单一价格pi，那么所有买者必须支付运输成本，则市场i的价格为tijPi。国际贸易双边贸易量不仅直接依赖于运输成本，还间接受制于贸易壁垒，如JohnWhalley(2006)将关税纳入贸易品价格，因为贸易发生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本文以下将考虑交易成本(fij)替代运输成本(tij)来对贸易品定价，则贸易品在市场j的价格为fijpi。交易成本的引入需要考虑相关的外生变量，比如Eaton和Kortum(1997)将边界和语言变量引入模型，为了得到制度安排与交易成本的关系式，潘向东(2005)借鉴了AndersonandvanWincoop(2003)的做法，认为双边贸易间的交易费用与有效距离、边界、语言等变量之间是一种指数的关系，可表示为f=expF(·)，由于本文主要考虑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清廉指数，则F(·)用以代表有效距离(Dis)、边界(Bor)、语言(Lan)、制度安排变量(Reg)、政府清廉指数(CPI)和其他制度因素(v)的函数，即该文接受AnnArbor(1995)的思路，对于消费的效用问题采用CES的函数形式，而非C-D形式，主要因为双边贸易并非随着距离增加而一致呈下降关系，则j国消费者的决策问题为最大化CES效用函数，因此i国对j国出口贸易品FOB价格的贸易价值为：βi不再为国家i的国际收入份额，因为它采用了C-D形式，同时定义ηi为国家i的国际收入份额，通过相应的对数转化和变量替代，最终我们可以得到FOB价格的双边贸易额，为：四、贸易的制度假说(一)基本假说：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交易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而市场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制度环境，从而贸易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改善(North，1990)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提供了一套透明确定的价格信号和社会反应机制，可以使市场主体据此在确定的市场规则下有序地调整自己的决策和行为，经济贸易微观主体正是理性行为的经济人，其行为随着市场规则和制度的变化而改变着贸易量与贸易模式，如诺斯就提出了关于“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联系发展所启动”的命题(诺斯1990)。目前国际贸易的主体国家分别处于发展的不同层次，发达国家一般拥有成熟的市场制度环境，众多发展中国家则走在转型期，制度规则处于完善发展期，彼此制度层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国际贸易的格局，正是本文检验的初衷。制度因素一直被学者引入经济发展的层面进行考虑，内生的制度不仅制约经济增长，并随着发展而变迁。由于制度缺陷会增加交易的难度，形成无形的壁垒，进而导致贸易的边界，促进了边界效应。基于制度分析，本文着重探讨产权保护、金融和货币制度、贸易管制、外资政策、价格管制和有效市场的程度。(二)假说1：法律制度的完善，通过产权保护鼓励了市场行为主体，通过规范政府行为从而遏制腐败，最终活跃了商业贸易，减少了边界效应阿尔钦(A.Alchian)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因而产权保护依赖于法律基础，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不重视私人财产权，不鼓励新企业的创立，政府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和贿赂，政策法规被任意地解释和应用，商业贸易招致打压。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有效的减少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非生产性的耗费(如寻租、黑市交易、腐败等)，降低了他国与之进行贸易的交易成本。(三)假说2：经济制度的完善，宽松自由的商业金融环境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加速了贸易发展和繁荣市场，减少了边界效应贸易自由化国家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决定了物价稳定，避免通涨和货币经常性贬值。金融管制的放松影响经济主体的资金流动，增加金融业务，繁荣金融市场。外资政策直接关系到外资进入和外企经营活动，优惠的政策直接促进外资发展，带动外贸。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如政府过多的财政支出，干扰市场，也可能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此外对物价和工资管制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都是值得考察的。(四)假说3：腐败滋生和清廉度的降低以及不断的寻租行为大大地挫败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增加了贸易的边界效应一国廉洁程度也影响对外经济发展，如Hines(1997)的研究，发现腐败指数(或清廉指数)影响该国吸收FDI。理论上，一国政府节约、清廉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取外国经营者的信任，赢得好的声誉，从而促进贸易的发展，缩小贸易的边界效应。五、假说的模型检验(一)计量模型及变量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通常包括的基本变量为：GDP、人口、地理距离、共同边界。此外，相关的变量如：是否为同属岛国，是否为共同的经济区，以及语言变量等，可以考虑一个简单的McCallum引力模型。Yit和Yjt分别表示出口方与进口方在时期t的GDP(其中国内贸易的估算方法见附录)，dij为交易双方(出口方与进口方)的地理距离；Easti变量表示我国贸易省份是否为东部沿海地区，是取1，否则就取0；Lanj变量表示贸易对象国是否以英语为母语，是为1否则为0；Borij定义贸易是否发生在国内，是为1否则为0；yeardumτt为年份虚拟变量，若τ=t为1，否则为0。而本文着重分析制度安排进入模型，制度变量(包括清廉指数)存在国别差异，影响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形成贸易的边界效应。本文主要通过省份层面分别与外国的双边贸易作实证分析，因而需要界定的是双边贸易距离，这里依然采用点对点的地理距离，我国省区与国外的距离为省内经济中心城市到各国首都的直线距离，国内贸易距离通过特定省份在全国的相对GDP来换算。主要采取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以我国各省区出口流量来实证检验，通过(3)式引入引力模型，表示如下：模型(5)中，CPIjt为贸易对象国的清廉指数(0分-10分)；Regjt为贸易对象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变量。制度安排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本文选取的正式制度变量有贸易政策、政府干预、货币政策、外资政策、银行自由化、工资与价格控制、财产权保护以及其它管制(具体指标说明如表1)。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一整套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世代相传的文化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本文仅选取语言。鉴于不同组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模型均使用广义置信最小二乘法。同时，考虑到样本选取过程中，我国部分省区缺少相应的双边贸易配对数据(如西藏、青海、贵州等地)，出现了因变量缺省问题，于是本文还将采取Tobit模型进行修正估计，简单的模型通过潜变量来定义，如下：潜变量ln(TFOB)*被认为满足古典线性模型假定，由于ln(TFOB)*＞a时，相关省份的配对贸易流才得以被记录(a表示一个足够小的贸易流量)，ln(TFOB)并等于1n(TFOB)*；当ln(TFOB)*＜a时，ln(TFOB)*=0；X为自变量矩阵。(二)数据说明总体的数据类型为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对象：贸易出口/进口主体为中国主要省份，数据来自中国2001—2005年国内经济贸易年鉴和各省2001—2005统计年鉴。贸易对象国则选取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共41个国家，实现相关国家和我国省份“配对”达1106个。贸易流量为双边贸易金额(以美元单位计价)，部分相关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贸易距离来自卫星定位系统Googleearth的测量以及地理网站(www.geobytes.com/citydistance)获得，Yi和Yj选取以美元为单位的样本国家真实GDP，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Database)，国家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在线数据库。Pac(区位)、Lan(语言)变量根据世界实情报告(WorldFactbook)获得。制度因素变量来自历年(2000—2004)全球经济自由指数，由FreedomHouse定期公布(网址www.freedomhouse.org)。国家清廉指数来自“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TI)网站的数据公布，网络地址为http：//www.transparency.org。(三)回归分析对于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和3(以我国各省份出口和进口分别回归)，模型包括的变量众多，尤其涉及多个制度因素。但是通过简单的相关系数分析后发现，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方程采取GLS方法估计。此外，鉴于部分省份数据不详可能导致估计的有偏，本文对样本同时采取Tobit回归。所有的估计中，发现距离变量系数均为负值而且显著，同样我们得到GDP正的估计系数，从简单McCallum引力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出口数据还是进口数据，在回归方程1(Eq1)中(没有包括制度因素)，边界效应在2000—2011年间均出现微弱下降的趋势，多数回归方程中变量Borgyear系数随着时间发生递减。当考虑制度因素(及清廉指数)共11个变量纳入模型后，多数变量显著为负，基本符合本文以上的假说。该发现意味着跨边界双边贸易除了地理因素(距离)外，更多地受到贸易对象国政策法规等制度因素的影响。为了考察回归是否存在良好特性，我们观察两组样本的Tobit回归，总体显示制度变量与FGLS回归相比，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鉴于Tobit回归系数不能直接反映变量的边际效应，以下分析将着重就FGLS估计系数进行结果分析)。就模型2(Eq2)来说，首先贸易政策(TP)系数显著为负，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贸易政策中相关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技术贸易壁垒(TBT，依旧成为国际贸易的阻力，扩大了贸易的边界。产权保护变量(PR)也与先前假说一致，并保证5%的显著性水平，据此，可以认为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的促进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关联。一套产权保护制度是否完备，需要顾及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保护等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自由和产权保护规则，以财产权保护为逻辑起点是众多西方国家早年成功的关键，以此带来贸易的繁荣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至15世纪的西欧(见诺斯对经济史的分析)。知识产权问题已成国际经济贸易的焦点，就知识产权来说，从事国际贸易的外国经营者(尤其外国出口方)，在某些产品领域具备先进的技术和科技含量，同时该类产品易于泄漏和被模仿，为了长期控制技术所有权，就需要贸易对象国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尤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关的学者研究也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会导致出口贸易受阻。货币政策变量(MP)与假说不完全吻合，由于表2-3(包括两个Tobit回归表)的回归系数不尽相同，出口的FGLS回归系数为负，但是进口样本则显示为正，不过接着的Tobit回归又支持了表2的Eq2。总体上，显著性较差(键的几个模型未能通过5%和10%的显著性水平)。直观上，货币政策通过外币市场干预汇率从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贸易，一国政府过多干预货币市场，影响国外投资者的稳定情绪；而自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易于鼓励市场机制，可以增加国外经营者的市场预期，利于国际贸易交流。此外，在国际货币共同体内，一般被认为各国更倾向于协调的货币政策，从而降低汇率波动，增加国际贸易Andrew(2000)。外资政策变量(FI)回归表现良好(各方程均显著为负)，说明各国对待外资的态度不容忽视。当前各国在资本引入上基本持鼓励政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政策鼓励的形式和程度也存在的差异性。总体来说，宽松的外资政策有利于跨国机构增加海外的商业网络，带动各种形式的贸易出口。工资政策(WP)变量在所有的回归模型里有着良好的表现。尽管各国具有不同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但是对待价格和调控和管制各国存在差异，总体显示，自由化的工资和价格水平，更体现市场的完善，在国际范围内有利于贸易的发展。此外，部分不稳定或和预期不符的变量有，政府干预(GI)、政府负担变量(PB)和银行自由化(BF)。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引入了各国的清廉指数(CPI)，结果不够理想，FGLS回归结果与假说基本相驳，似乎得出“腐败促进贸易发展”的结论，但是通过Tobit回归继续考察，发现FGLS的结论未必可靠，这里不再累述。(四)边界效应的测算和稳健性检验以Eq1为例(包括出口和进口)，如果我们在Eq1的基础上将制度变量引入(即回归Eq2)，会发现边界效应在2000—2011年间存在微弱下降，我们据此可以推断世界范围的制度变迁有利于消除贸易边界。反之，则认为制度变迁阻碍了贸易的总体发展，增加了边界成本。边界效应通过变量Borg.year的固定效应获得，依据Kyo“Fukao(2004)的计算方法，比较表2和表3，就Eq1的两个样本回归(出口样本和进口样本)，Eq1边界效应分别下降了5.37和1.05，这说明以我国贸易为基础的贸易壁垒存在下降趋势。再比较Eq1和Eq2，Eq2历年平均边界效应在出口与进口样本中分别要比Eq1小1.25和0.06，两个方程系数的差额反映了制度因素作为重要变量的影响程度，但仍需详细分析。首先，就我国出口方面来说，Eq2的边界效应在样本期内的下降要比Eq1小56.8%，意味着制度因素可以解释2000—2011年间我国出口边界效应下降56.8%。其次，就我国进口方面来说，Eq2的边界效应在样本期内的下降与Eq1大体相当(比Eq1略小)，反映出制度变量对我国进口贸易解释力不强。>考虑到国内的省份差异，我们引入了国内地理区位变量，主要考虑到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省份来说，更易接近外部市场，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方程显示该虚拟变量显著为正(且正值较大)，当我们去除该变量(见Eq3)，回归的相关变量不再稳定，且拟合优度不高。总体来说，我国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各省份存在的区位优势不容忽视。此外，由于不同制度变量对贸易流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我们依据表2的基本回归，剔除不甚显著的变量如财务状况(FB)、政府干预(GI)、货币政策(MP)和银行自由(BF)，再重新回归(见Eq6)，总体结果良好，并在其他列表内做同样的方法处理，均未发现较大的不稳定回归结果。最后，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回归的稳定性，我们分别作了2个辅助检验(见Eq7和Eq8)，即分别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作简单的引力模型回归，4个列表中的方程结果显示，国内贸易的制度变量均显著(为负值)，同样国际贸易的制度变量多数为预期的负号，也充分显著。这就保证了先前回归的。同样我们观测了距离系数的绝对值，发现单独使用国内数据，得到的系数要小于国外数据的回归结果，这就意味着距离因素对于国际贸易要更加重要(同样的实证结果见KyojiFukao(2004)，因而后期的实证检验需要考虑该差异的存在。六、结论本文通过估计基本McCallum引力模型，依据Wei(1996)和Helliwell(1998)等人的思路，兼顾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构建模型，获取边界效应。国际间的经济自由化普遍被认为促进国际贸易，制度障碍一直以来成为国际贸易的无形壁垒，相关的规范研究已趋成熟。鉴于此，本文提出了贸易的制度假说，并作了相关检验，同时验证了文中的“基本假说”，即：制度环境的改善，通过减少贸易的交易成本，促进国际双边贸易的增长。国内学者也开始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如潘向东(2005)。但是对我国贸易边界效应进行实证测算的研究甚为罕见，本文选取一套反映经济自由化的制度变量(选取一系列较为综合的指标体系)，对我国省份层面的进出口数据进行重新回归。考虑制度因素，我国进出口边界效应的历年平均值分别为1.49和1.50。通过对包含制度变量的引力模型与简单的McCallum模型相比较，发现制度因素造成了我国进出口边界效应的时序下降。

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10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一、引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论文下载。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此时的决策阀值点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后置（外包），前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后置（一体化）。由于篇幅所限，相应图形表述省略。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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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11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

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

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

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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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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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异同范文篇12

关键词：产业链产业内贸易外贸竞争力

产业内贸易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这里的同类产品是指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至少前3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最具权威的是劳埃德—格鲁贝尔指数（GL）指数，公式如下：Bi=1-(Xi-Mi)/（Xi+Mi）其中Bi表示一国i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为产业的出口值，Mi为产业的进口值。据1978年资料，工业化国家的平均GL指数为52.8%，新兴工业化国家为43.04%非新兴工业化国家为25.87%。由此可见，GL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GL指数将逐步上升，产业内贸易正在取代产业间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飞速，出口额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为2002年的第5位，在出口额构成比重中，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稳步上升，由1992年的38.49%上升到1999年的53.64%，这正符合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可见，作为发展中国家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必然要加入到产业内贸易的大潮流中来。产业内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标志。产业内贸易水平就是衡量一国外贸竞争力的标志。笔者认为，分析产业内贸易对提高一国外贸竞争力的作用应从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出发，而不能笼统地认为所有类型的产业内贸易都能有效地提高一国的外贸竞争力。

产业内贸易的产生

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产品差异和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水平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说”认为产业内贸易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进行，这些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相似，对产品的需求结构相似。这些国家生产同类的产品，这些同类的产品具有一些相同的属性，但这些属性的不同组合会使商品产生水平差异，这些国家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对同类产品中的水平差异产生不同的需求，同类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得以产生。

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垂直差异，指产品质量上的差异。消费者对商品档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不仅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差异，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收入差异，收入高的消费者偏好高档商品，而收入低的消费者偏好低档产品，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就会出现高收入国家进口中低档产品和低收入国家进口高档商品的产业内贸易。

技术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技术差异产品推动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先进的工业国技术水平高，不断推出新产品，而技术后进国家则主要生产已经标准化了，技术含量低的产品，这样，处于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的同类产品就会产生产业内贸易。

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体化投资产生的产业内贸易

所谓水平一体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相似的国家进行类似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进行平行分工，东道国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从母国获得相同或相近的生产技术，从事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活动，由于同类产品的差异性和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母国和东道国在同类产品上进行贸易，因此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体化投资也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来源之一。

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投资产生的产业内贸易

垂直一体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实行纵向分工，母国从事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一般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而东道国则从事产业链中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有所不同，这种垂直一体化投资方式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投资方式。

产业内贸易对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的适用性

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它的增加值反映了一国在面临广阔的国际市场时快速调整自身生产的能力，由此可见，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外贸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否任何一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都会有效地提高一国的外贸竞争力却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差异产品产生的产业内贸易与外贸竞争力

对我国而言，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因此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主要是由垂直差异产品和技术差异产品产生的，我们知道，作为技术后进的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链条上，我们只能等某种产品被先进工业国推出后，待技术成熟，生产渐趋标准化后才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生产，这时该产品早已从技术密集型转为劳动密集型。而生产该种产品的技术也早已不具有垄断优势。进行标准化产品生产的技术后进国家仅仅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在贸易中分得“一杯羹”（较少的利润），而此时，那些先进的工业国不再生产该项产品，取而代之为向这些后进国家进口。他们把大量地经费投到新产品的研发上，期待在推出的新产品上获得高额的利润。由此看来，技术差异产品推动的产业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提高现有的工业技术水平，增加贸易利益，但却无法使我国获得垄断性技术优势，因而在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上作用有限。同样，在垂直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中，多数是高收入国家中的低收入居民对我国同类产品中的低端产品产生进口需求，而我国高收入居民对高收入国家同类产品中的高端产品产生进口需求。因此，这种类型的产业内贸易拉动的仍然是我国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的出口，这对于改善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并没有太大的裨益。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产业内贸易与我国的外贸竞争力

如前所叙，跨国公司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垂直一体化投资方式。即在总部和海外工厂之间进行纵向分工，为了保持技术优势，跨国公司把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东道国只能从事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环节的生产活动。在贸易实践中，常常体现为东道国从母国输入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加工后输往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这种产业内贸易也不能有效地提高一国的外贸竞争力。因为在技术含量低的产业链环节上，我国只能变相地收取一点加工费。这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就是加工贸易比重的迅速提高。从短期看，加工贸易固然可以增加我国的贸易利益，但从长期看，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对前后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小，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大。但如果是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体化投资，如前所述，由于东道国从事的不是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环节的生产，而是整个产业链的生产，东道国就可以在这种平行分工中获得规模经济、吸收来自母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与垂直一体化投资相比，水平一体化投资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可作为一国外贸竞争力提高的标志。

扩大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提高我国的外贸竞争力

积极进行产业升级，重视发展高新技术，把发展高新技术与劳动力资源优势这两个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相对滞后，无法同发达国家在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上形成水平分工。跨国公司之所以不对我国进行水平一体化投资，原因也在于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竞争优势不在技术水平上，而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上。因此，一贯以来我国的传统贸易模式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即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实行分工，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诚然，为了解决就业压力问题，我们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仍需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从长期来看，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性技术优势却是势在必行。因为只有我国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进展，我们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改善商品结构，实现产业内贸易的升级。用钱纳里和泰勒对产业发展三分阶段划分的概念来描述我国现有的产业发展水平，我国的产业正处在早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并兼有向后期发展的特征。这种产业结构对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商品结构的低层次上。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虽然现在工业制成品在商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远远超过初级产品，但制成品中高附加值、高技术、深加工的重化学工业产品、机电产品所占比重甚小，而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可见，这种出口商品结构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要求的产品特征相去甚远。要改善我国现有出口商品结构，就必须在某些战略性领域赶超，形成有中国独特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生产技术，改进工艺流程，实现注重产品质量和技术的内涵型扩张，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符合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要求，最终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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