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中图分类号F091.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1－0024－05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对欧盟产品的限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但是这种对峙的态势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使得各国政策明显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陷入了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干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而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急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态势受到了遏制。不过，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的复苏，新自由主义抓紧了契机继续大力倡导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开放，但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干预政策依然

谨慎。

五、评价与总结

自由主义演进和发展到今天，经历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载体，历经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辉煌、没落与复兴多个阶段，实现了从原有的倡导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扩展到国家国际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含义的扩大、实现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均衡机制的资源配置到倡导全球一体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促使的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的拓展，经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洗礼，借鉴了国家干预主义对于市场失灵和失业的理论，使得自身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辉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自由贸易、全球销售商品减少关税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实现资本自由竞争的体现；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自由竞争和反垄断阻碍了垄断资本的积聚与扩展。自由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恰恰符合垄断资本需要借助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要求，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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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DevelopmentofEconomicLiberalismandItsTrend

――BasedonEvolutionaryPerspective

LinKequa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哲学线索；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一）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19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二）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三）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四）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供求价值论），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1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或呈直线状（古典贸易理论）;或呈外凸状（现代要素禀赋理论）;或呈内凹状（新贸易理论）;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或内移或外移（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或偏向X轴或偏向Y轴（反映一国对X、Y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或弯曲或平缓（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相对价格线的变化：或相对平缓（反映一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或相对陡峭（反映一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Y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X进口Y;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一）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二）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H-O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三）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产业内分工理论（新贸易理论）、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约2/3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1970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经济师，2009，（07）:115－116.

［2］老子，陈忠。道德经［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01）:74－82.

［4］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4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206

【原刊页号】107～114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3

【标题】融合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以国际分工为基础

【作者】俞进

【作者简介】俞进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062

【内容提要】由于理论前提的截然不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不相容的。尽管许多学者对两个理论的融合进行过积极的尝试，但成果并不显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果重拾长期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国际分工思想，并把这一思想沿着杨小凯等人的思路进行展开，那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将融合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

【摘要题】国际贸易理论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分工

【正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

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

必需具备

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

必需具备

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

必需具备

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教学实践能力教学改革

自入世以来，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更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大量外资企业也进入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使更多企业获得直接进出口自。这些情况使我国国际贸易人才需求市场发生了变化。熟练掌握外语兼具外贸专业知识，尤其是有经验会操作的实用型人才成为用人单位首选。

然而，目前我国外贸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从我系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情况看，90%以上从事外贸工作，去向集中在广东、江浙地区的外贸企业。这些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是熟悉进出口环节、能独立承担企业进出口业务。而对这些毕业生调查发现，60%的学生认为最大的劣势在于动手能力差。另外不少大学生虽然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甚至六级考试，但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能力较差，尤其是听、说方面，很难适应国际贸易工作的需要。

造成我国国际贸易人才供需差距的原因，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理论教学方面。我系的专业教师大多由高校毕业后直接上讲台，理论知识扎实的同时，缺泛实际外贸工作经验。因此，在课堂中讲授中难免偏重理论。比如，二战后国际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致使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无法对之进行解释。而古典和新古典理论至今仍是授课重点，二战后新贸易理论则是次要。

2.实践教学方面。一方面，国际贸易实务应用性极强，涉及商品进出口业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比如，就实务中的外贸单证而言，就范围上涉及银行、海关、检验、仓储、运输、包装等部门，就内容上包括信用证审核、信用证项下有关单据，以及单据制作。教师如果只提供一些案例样本，那只能是纸上谈兵。模拟实验课程是为学生提供模拟外贸出口业务的演练机会，而我系国际贸易专业模拟实验课程仅设置12课时，因此导致了学生就业中实际动手能力差的弱点。

另一方面，除了模拟实验课外，校外企业实习的作用不可代替。因为模拟实验只是对进出口公司工作流程的模拟，只是一个虚拟环境，学生不可能从其中真正了解外贸公司的实际工作，真正的贸易业务能力只有经过亲身动手操作后才能掌握并熟练。单纯的校内学习与模拟，无法使所学知识与地方经济相结合，不能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更导致了校内所学与社会所需严重脱产。

3.英语学习方面。国际贸易工作涉外性很强，贸易双方分处不同国家与地区，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大部分需要英语进行交流，进出口业务中的各项单证以及国际贸易惯例，都以英文表示，因此，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然而目前传统应试英语教育强调学生“听、读、写”三方面，“说”即日常交流的口语则没有作为重点，这就导致了中国大学生普遍的“哑巴英语”的出现，也成为今后就业的软肋。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解决：

1.理论教学上要突出知识的实用性

国际贸易是一门将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的课程，专业性、实践性都很强，因此，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随着国际贸易迅速发展，新的国际结算方式、经济合作方式、融资手段、运输与保险方式不断出现，贸易摩擦日益升温，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贸易规则、法律法规不断调整变化。这些新的问题和情况，在教材中不一定有所体现。

但在教学过程中，就应当得以及时反映，让学生了解并适应这些新情况，学会认识、分析了解并解决这些新问题。

2.实践教学上增加实践课程比重，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及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单一的课堂讲授无法达到这一目的。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主要是通过提高模拟实验课程的比重，增加学生实践动手的机会。

学生在模拟实验课程里，通过国际贸易进出口模拟软件、外贸单证等，对所学的知识进行仿真演练，内容包括交易前准备、交易磋商、合同的签订、信用证审核与修改、出口托运、租船定舱、投保、出口货物报验、报关、出口制单结汇等一系列严密的外贸业务流程。实践课程中，学生两两为一组完成任务，以此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高实际动手能力与协作精神。老师则在实验过程中可有针对性地讲授一些国际惯例、法律知识和行业习惯做法，强调某些重要的制作和演示，加深学生的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我系根据需要，将原《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仅12课时的模拟实验课增加到48课时，并新开《报关实务》课程，其中操作课时达32课时，其他如国际结算、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等课程中实验操作课程比重都有很大提高，大大增加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训练机会。

除了通过增加实验模拟课程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外，还可以走出校门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与企业联手走双赢之路。校外实习是学生了解社会，熟悉今后工作环境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学生对外贸业务中各流程有全面了解，对本专业在社会中的行业地位有更深刻的认识，了解外贸企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的要求，有助于今后学习做到有的放矢。另外，定期邀请具有丰富外贸经验的从业人员，到学校内为学生演讲、做报告，也能帮助学生对外贸实际操作过程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

3.实行“双语”教学

国际贸易专业向社会提供的是涉外人才，因此熟练地运用外语，尤其是英语能力是国贸从业人员的必备素质。双语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兴趣，打破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势在必行。通过双语教学，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浓厚的英语学习氛围，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过程中，保持英语使用的连贯性。在授课过程中，将中英文混合使用，向学生提出问题，并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最后鼓励学生自己来解决问题。整个过程中，要求学生尽可能用英语来表达，这样不但消除学生对“说”英语的畏惧心理，也调动他们对英语学习和使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实现双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二十一世纪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应根据市场变化，积极探索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法，为社会输送高素质、实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屈海群.关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初探[J].高校论坛，2007，(2).

[2]韩岳峰.国际贸易实务.实践教学改革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06，(6).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6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直接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构建起所谓宏观经济学框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把西方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把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仅把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为外生给定的条件存而不论，从而背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经济系统分割成企业和家庭（后来还包括政府），建立起展开理论体系的基础模型，却由此回避了对企业产生原因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在使经济学的体系更为宏大、理论框架更为完整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使原本统一的经济学被生硬地分割成两部分的缺憾，并有导致宏观经济学缺失微观基础之虞。新古典经济学在广泛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研究范式，并以数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精致化、精巧化的同时，却大大地分散了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挑战，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新的整合。它试图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创制出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前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阐明了这样的原理，即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交易成本很高，专业化经济很低时，自给自足可能是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成本之下降，可从自给自足进展到部份分工与局部贸易；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贸易也从局部贸易发展到全国贸易以至国际贸易。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企业，出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进程与轨迹。另外，随着人们在业务中的学习，还会有内生的经济成长。由此可见，降低交易成本对一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硬成本”或“有形成本”；二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法治水平，废止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经济社会的“软成本”或“无形成本”。也就是说，政府是决定无形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的运行成本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正比，政府的运作效率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反比。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社会无形成本，更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质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比总量、质量，也要比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赶超。所以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多次强调“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宏观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当然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最直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政府服务效率的竞争。在加入wto的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一国“无形成本”的高低，反映在一国政府效率的高低。由此可以说，政府应当成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宏观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持一个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是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迎接挑战的重要任务，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政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应当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不但在调节给定生产单位和消费者之后的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方面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调节人们选择商品、专业、职业，或企业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市场同样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基础都真正转移到市场运行机制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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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纪昀，从新古典到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0。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

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

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

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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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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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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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路径；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1-0107-03

一、前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四大阶段。比较优势理论是古典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它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在产品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用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劳动成本或者机会成本衡量。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特例，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比较优势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似，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也是因为相对价格的不同，只是这种相对价格不是由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的不同所产生的，而是由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所产生的相对价格优势。新贸易理论则是从规模经济等新的角度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这种新的贸易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世界经济逐渐成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国际贸易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分工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前提条件，而目前的国际分工是由旧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和各国资源的禀赋差异决定的。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现状，从而找到该理论的发展前景，试图以新的研究视角来解释新的贸易现象。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路径

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李嘉图认为，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在生产该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许多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就是该理论里仅有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因此，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该理论在解释比较优势来源时就会产生困难。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发展了李嘉图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是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使得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导致两种结果：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通过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而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就能够解决难题。这些研究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上述改进基本是有效的。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并且，两个方向的发展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第一，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按照规模收益递增理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者偶然的原因而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来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第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技术可获得性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对于前者，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但是由于随机性，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具有差异；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产业方面的生产技术。因此，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两者开发出来的最终产品相同。这样，两个技术能力相同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对于后者，其研究结果是产生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国际贸易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然后则改变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和标准化的产品。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然而，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表明，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占据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这样，贸易理论就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新的贸易现象又导致了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新贸易理论，包括其对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技术可获得性的分析、分工和专业化与企业技术和产品开发之间关系的讨论、不同国家之间市场需求差异的分析等，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

三、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克鲁格曼等人的规模经济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兴起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新的发展。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1985）。他们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他们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比较优势是外生给定的，而许多情况下，它是先天获得（内生）的。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一国在某些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要素禀赋差异和“外部经济”是内生比较优势的源泉（见表1）。

克鲁格曼虽然强调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过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中，生产率落后的国家同样能够保持国际贸易平衡，因为决定贸易的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在更早时候（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二）赫而普曼等人对R&D的分析

格鲁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1989，1990）。他们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创建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

早期的动态研究（Krugman，1979；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的稳态性质作出了有意义的分析，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鲁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三）格鲁斯曼等人的人力资本配置分析

格鲁斯曼和麦吉（2000）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创建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特征。此时，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此时，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四）梅里兹等人的劳动市场波动性和弹性分析

库纳特和梅里兹（2009）从劳动市场的波动性、弹性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和部门间的比较优势。劳动市场制度的国际性差异对公司调整适应外来冲击的能力有影响。波动性在制度上与特定部门的差异相互作用（如公司内不同部门的特定抗冲击性差异），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劳动市场弹性较大的国家偏向于出口波动性大的产品。通过阐述劳动市场体制的差异如何整合的于恩布什、费舍尔和萨缪尔森（1977）的比较优势模型，表明了该模型可以扩展到多因素、多国模型。

（五）国内有关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中以林毅夫为代表力挺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劳动力的价格就会很便宜，而资本的价格就会相对较昂贵，如果一个经济体系能够对要素禀赋的变动作出及时反映，要素价格就会反映其禀赋的稀缺，企业就会调整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在技术选择时尽可能地使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在传统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是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因此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为了保护此类企业，会采取各种扭曲价格的方法，或给予他们补贴，从而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资本积累的速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与之相反，以洪银兴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比较优势陷阱”。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的视角，没有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产品的比较而言，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优势。落后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产业，容易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从而不能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单纯执行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会固化原有产业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因此他们认为，竞争优势理论应该取代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主导理论。

四、发展前景与展望

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尽管自李嘉图提出至今已近二百年，但仍为企业和国家进行生产活动选择时，在要素相对密集度方面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不仅仅是指导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都已成为进行合理社会分工，以取得最大社会福利与劳动效率的原则，有较为广泛的一般适用性。然而，一个企业不可能进入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每个行业，因此，需要在这些行业中有所取舍。综上所述，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这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完善途径。

第一，贸易理论的实证检验问题。根据一些学者对于各种现象的计量分析结果，以上理论中的多数理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流派都获得了支持。然而，并不存在某种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或者说，要素禀赋、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分析、劳动市场波动性和弹性分析等“新”、“旧”贸易理论解释变量对国际贸易现象都有一定解释能力。

第二，各种贸易理论间的关系。既然实证检验不能简单地排除某一种贸易理论，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各种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最直观的想法是构造一个包含多种解释变量的一般化贸易模型，从而将各种贸易理论综合起来。然而，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都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再者就是，不对各种贸易理论进行综合，而是从贸易现象着手——将贸易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个类别适用不同的贸易理论来解释。比如，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则主要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这两种想法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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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比较成本学说；演变；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01-02

一、比较成本学说的演变及分析

（一）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及局限性

虽然比较成本说是由托伦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图最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之加以论证。李嘉图认为，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那么，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将会增加，各国都能通过交换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

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是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创立比较成本学说。这一学说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国家的偏见，这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了与斯密的绝对成本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背离现实，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这种局限性也日渐突出起来。

（二）走向成熟的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它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事实上是师承赫克谢尔，故又被称为“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萨谬尔森和斯托尔拍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可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描述为：生产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故每个国家最终会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商品。

（三）“里昂惕夫之谜”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挑战

从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到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皆为成本比较，对成本差异的分析则从单一要素扩展到多个要素，同时对贸易原因和贸易格局的解释也逐步深入。但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的扩大和对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时，人们愈发感到传统贸易理论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某些理论假定与国际贸易实际不符，诸如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充分流动，而在区域间或国家间不能流动；国际商品贸易自由化，不存在运输成本、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等。上述种种理论假定，显然与国际贸易现实相去甚远，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理论必然难以解释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对战后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贸易现象更是解释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为静态分析，表现为假定各国资源禀赋不变；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变为隐含前提，在要素禀赋论中则认为商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例不变。

（四）开辟了新领域的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群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争论和研究，导致了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萌发。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显著特点是：注重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在决定比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对自然禀赋限制的突破，将使国际贸易格局受自然禀赋的约束日益减少。同时，又强调各国贸易比较利益具有可变性。

西方国际经济学家将战后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归纳为两个相互平行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支流：一是新要素贸易理论，二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认为，在考虑国际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时，剔除传统贸易理论中提出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战后贸易理论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规模经济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对贸易比较成本的影响，并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分支。新技术贸易理论则以特质商品（指吸收了技术革新成果的新产品及容易产生差别的商品）为对象，研究这些特质商品贸易优势在国家之间的动态转移，考察垄断性竞争（如技术垄断）等因素对国家贸易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技术差距论”和原料产品贸易周期说，等等。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利益研究的动态化。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对建立动态比较利益的作用。

二、比较成本学说的积极因素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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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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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1篇11

80年代以来西方贸易理论界出现一些新现象，强调工业品国际贸易市场的垄断竞争性和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可以增加福利，一国应把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结合起来由国家支持形成战略贸易理论与政策。这些新的理论和政策必然会对当前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有所影响，值得我们加以注视。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似应考虑我们如何更好地把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结合起来。总之，当前世界的国际贸易既非纯粹自由贸易，也非纯粹保护贸易，而是西方称之为的“管理贸易”。这对我们认识当前世界贸易形式也有启发。以下拟分四部分加以阐述。

一、垄断竞争与规模经济

这一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假定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一定规模经济的报酬是恒等的。比如投入增加一倍，产出也增加一倍。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经济特点，也即报酬递增、成本递减。规模经济愈大生产效率愈高，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举一个小例，生产10双鞋用15小时劳力，生产25双鞋用30小时劳力，前者投入产出比例为2，而后者为2.5。

从目前大工业看，大规模经济多半为资本、技术集约的大垄断公司经营。它们通过机器与劳力的专业化、流水作业大批量生产，又善于利用副产品，并且大量购买原料及部件取得价格折扣等，从而降低了成本，报酬递增。比如汽车厂、钢铁厂每年产量数以十万、百万单位计，通过技术革新、流水作业，省工省料，成本自然降低。而大规模生产必须有大市场容纳，所以必须打入国际市场才能维持大公司较大而长期的生产规模。据云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一半销路在国外，如无国外市场则很难弥补其昂贵的固定成本与设计及研究费用。

规模经济要求每一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生产少数产品，每种产品有差异，从而在国际上进行分工、交易，形成一个国际一体化市场。而通过国家贸易，事实上使市场规模扩大。因为一国生产的品种与规模受一国市场限制。如进行国际贸易形成一体化市场会大于国别市场，可以增加消费品种，降低价格，有利于消费者。比如两国进行汽车贸易，每一国生产100万辆在国内消费，如果进行贸易，两个市场形成一体化，共有200万辆汽车。在此市场，汽车品种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有利于消费者。即使两国资源和技术条件差不多，也即要素秉赋相似也可交易，所以制约贸易的因素不是俄林等的要素秉赋相异论，而是规模经济。

但是这个规模经济形成的市场是寡头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市场。它建立在垄断与竞争均衡的模型上。在此，垄断和竞争相互依存，其假定条件有二：（1）每一大公司的产品有差异，因此每一大公司有其一定的市场与消费者。（2）忽视自己价格对别家公司的影响，例如汽车行业中有通用、福特、雷诺、菲亚特、尼森等大公司，产品有差异，各有自己一定市场，但彼此又在竞争。

下面说明垄断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见图1）

图1表明，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公司数目与价格是由两方面关系决定：①公司数愈多，竞争愈激烈，工业品的价格愈低。这由PP线表明。②公司数目愈多，每个公司卖的工业品相对愈少，平均成本愈高，由CC线表明。如果价格超过成本，该工业赚利，有更多公司进入该工业。如果价格低于成本，该工业亏损，有些公司就退出该工业。当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即PP与CC交于E点，价格与公司数达到均衡。

图1

图1还表明，如公司数少于均衡点n，为n[,1]，价格为p[,1]，平均成本为AC[,1]，公司赚取大量垄断利润，许多公司进入该工业。如公司数大于n，为n[,3]，价格为p[,3]，而平均成本为AC[,3]，有些公司亏损，退出该工业。所以，只有在E点公司数为n[,2]、价格为p[,2]，平均成本为AC[,2]，达到均衡。

通过出口扩大市场后，平均成本下降，公司数增加，品种增加，价格下跌。如前所述形成一体化市场对消费者有利，品种多，价格下降。（见图2）

图2

在垄断竞争工业中，公司数与价格受市场规模制约。

图2表明市场规模扩大对长期均衡的影响。最初均衡点在A，价格为p[,1]，公司数为n[,1]。当市场扩大，公司销售多，平均成本下降，即由C[,1]C[,1]降为C[,2]C[,2]，新均衡点为B，公司数由n[,1]增为n[,2]，价格由p[,1]降为p[,2]，公司数增多，产品品种会增加，消费者可以较低价格选择多种产品。

总之，生产规模扩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特别对资本技术集约产品如此，比如钢铁、电力、飞机、汽车等。每一大公司必须有最低生产规模方可存在。多少公司能存在，依赖于有效生产规模与市场大小之比例。如果市场规模不足以保证该产品的最低有效生产规模，这就产生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竞争。所以垄断竞争两要素：其一为产品差异，其二为公司内部的规模经济。

二、战略贸易理论和政策

80年代一种以工业目标政策和贸易目标政策相联合的新理论兴起。最初由斯宾赛（B，spencer）和布兰德（J.Brander）等人首创。他们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它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或垄断利润。如果政府加以干预和支持，可以将外国公司获取的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这样可以通过补贴获取外国公司利润，增加本国国民收入。这称之“利润转移”理论。

这种战略工业与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基础之上，也建立在报酬递增与专业化的基础上。换言之，寡头垄断公司随着专业化产量增加和规模经济的实现，将昂贵的固定资本分摊在增加的产量上，使成本递减，报酬递增。据估算，美国波音公司在销售一架777喷气式飞机前须投资30亿美元，销售300架后方可拉平成本与收益。这样高昂的固定成本需要巨大的规模经济。而世界需求或世界市场容量只能支持三家这样的寡头垄断公司。据估计，1995年到2005年对波音777喷气式飞机需求只有1500架，每家公司销售500架，才能对其投资有较好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家大公司首先打入市场可以占据市场，阻止其它公司进入。这叫做“首动优势”（Firstmoveradvantage）。换言之，第一家公司获得规模经济之利形成对其它公司的“准入壁垒”（BarrierToentry）。所以目前只有波音（Boeing）、空中客车（airbus）和麦克道尼尔（mcdonnel）道格拉斯三家大公司具有规模经济而占领该飞机市场，阻止其它公司进入市场。一家大公司如何具有首动优势？该理论认为须具有发明创造精神、企业家的创业才能和历史的机遇或幸运等三个要素。波音公司首占市场即具有上述三个要素。但战略贸易理论的重要一点是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形成战略贸易政策。美国通过国防预算对波音公司资助了大量的研究发展费用，有助于波音公司取得首动优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取得较成功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行业，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资助。特别是日本政府，这种战略工业与贸易政策较为明显。50及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汇供应与低利贷款，加以进口限制与保护关税，支持发展了重化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从而将比较优势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化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利用对半导体等知识技术密集工业的研究发展费用加以资助，并鼓励政府和工业联合研究开发新技术。这种战略工业和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鉴于日韩等国鼓励目标工业和贸易的成功，前述的斯宾赛、布兰德等人根据寡头垄断的博奕理论（gamoTheory）提出政府可以支持工业，比如利用津贴等方式可以抢占市场将外国大公司利润获取过来，并逼使外国公司退出市场，从而获取垄断利润。例如美国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竞争生产新型飞机，因市场容量只能允许一家公司获利，如果两家公司同时生产，双方都要亏损。如欧洲空中客车，或波音公司单独生产可以各得1亿美元利润，如两家公司同时生产，每家将亏损500万美元。这时欧洲政府对空中客车每架津贴1000万美元，即使两家同时生产，空中客车也肯定赚利500万美元，而波音公司因恐亏损，则放弃新型飞机的生产。这时空中客车将独家获利1.1亿美元，归还政府补贴1000万美元后仍余1亿美元。这就是说把美国利润转移到欧洲了。

根据寡头垄断博奕理论（gameTheory），战略贸易理论建立了“利润转移”模型，图3简略显示了这一模型。图3表明欧洲和日本都在竞争美国高清晰度电视市场，企图取得垄断利润。两方都得到政府科研经费的支持，其结果依存于谁先进入美国市场；政府对垄断公司有多大资助；和竞争对手的反应。假如欧洲一家大康采恩垄断公司先进入美国市场，每台边际成本3400美元，由Mco表示，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交决定价格在A点为每台售3800美元，共销售4台，垄断利润为4×400＝1600美元。美消费者得益AXY，消费者剩余为800美元，世界得益800＋1600＝2400美元。

图3

现在一家日本大公司也生产高清晰度电视，边际成本也是3400美元一台，但政府每台持久津贴400美元以加强国际竞争。日本公司的边际成本变为MC1即3000美元。欧洲大公司认为竞争不过日本大公司，从而退出美国市场。这时日本大公司取得独家垄断地位，MC1＝MR，价格定为3600元在B点，共出售6台，获得垄断利润3600美元，扣除政府津贴2400美元，仍得1200美元垄断利润。美国消费者得益XBZ共1800美元，世界得益3600－2400＋1800＝3000美元。如果欧洲加以报复，也每台津贴400美元。其边际成本也是每台3400美元，两国竞争最后导致价格降为3000美元一台在C点，共销售12台，则无垄断利润。两国政府共津贴12×＄400＝4800美元，美国消费者得益XWC＝7200美元，世界得益7200－4800＝2400美元。列表如下：

欧日大公司得益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1600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36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0

欧日政府津贴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24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4800

美消费者得益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800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18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7200

世界得益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2400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30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2400

这一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影响颇大，也引起不少争论。赞成者认为：政府应当资助一些战略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可以从外国竞争者手中获取经济利益，这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长与外部经济有广泛利益。当前某些工业的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少数大公司可以垄断市场，影响价格，有潜力获取长期经济利益。只要政府加以支持，可以对外国竞争者取得优势，从而把经济利益转向本国公司，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益。

但反对者认为：（1）为获得政府资助往往形成特殊利益集团。（2）容易引起联锁报复，损害彼此及世界福利。（3）政府往往缺少完整、正确的信息，不知如何更有效地干预市场，如干预错误，反而遭受损失。

这一理论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尚缺乏有力的实证数据加以检验。不过在理论上它已提出不完全竞争下寡头垄断竞争存在于某种行业，修正了古典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论。此外，它还明确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反对国家干预。而且，在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它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直接、间接地不同程度地加以支持。例如前面引述的欧洲空中客车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以及日本对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等。

三、波特（Portor）的新国际竞争优势论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波特教授（m.chaelportor）及其同事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它们调研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发表了“一些国家的竞争优势”的报告，以探究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

波特认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部分原因，还不能解释全部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工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加以解释。

波特认为有四个特征或因素形成一国公司的竞争环境，从而加强或减弱其国际竞争力。

（1）要素秉赋。他把俄林的要素秉赋论加以进一步发展：分为基本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势、人口等；其次为高级或先进要素，例如通讯设施、技术劳工、研究设备、技术知识等等，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而高级要素往往是国家和公司投资的结果。例如政府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会提高一国的技术水平。例如，日本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重视教育，按人均计拥有很大数目的工程师，这对日本许多工业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2）需求情况。国内需求是提高竞争优势的原动力。公司对国内顾客需求更为敏感。因此国内需求的特征在形成国内产品的属性与促进发明以及提高质量方面的压力特别重要。如果一国国内消费者十分精明，对质量规格要求高，这会促使公司生产高质量高水平产品。日本的照像机工业不断创新和提高质量，多半由于日本顾客的多方要求。

（3）优势工业的发展需要相关工业的支持。对高级要素的供应工业加以投资，所取得的利益往往渗透到优势工业本身助其发展，益加强其国际竞争能力。例如80年代中，美国领先的半导体工业是促进美国个人电脑及其它高科技电子产品成功发展的基础。这一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一国成功的工业及其相关工业往往形成一个工业集群（cluster）。比如德国颇有盛名的纺织及服装部门，实际上包括许多相关工业，如高质量的棉、毛、人造纤维业、缝纫机业、以及一系列的纺织机器行业等，从而形成一个工业集群。

（4）一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营策略、经理才能，都涉及竞争情况。不同的国家往往具有不同的“经理哲学”，从而有助于或有害于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如，日本和德国公司的高级主管经理多半是工程师出身，他们重视公司的生产过程和产品设计，而美国公司的高层主管多半为财务专家出身，特别在70和80年代，他们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设计往往不太重视，而过分强调短期内的最大财务收益，因而美国许多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往往丧失竞争能力。

波特同时十分强调国内竞争状况，这与某些工业的竞争优势的创立和持久很有关系。因为国内竞争激烈可以产生种种压力，促使工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投资于先进设备，提高效率，促进发明创造，从而加强国际竞争能力。日本的情况即是如此。

因此波特认为，如要提高某一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必须将上列四个特征或因素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钻石圈表，这即有名的钻石理论。

这一钻石联合因素会积极影响国际竞争能力，而政府可以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钻石圈形中的任何因素。比如，政府可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秉赋；对产品的规格、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与供应；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

波特的贸易理论很新，尚缺乏实证检验，但已具有一定影响。这一理论的主要含意是，企业的最高利益在于投资于高级要素，如职工培训、加强研究发展等，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钻石中的四因素，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科研及发展的鼓励与支持以及鼓励国内竞争等。这些都有助于加强国际竞争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当前世界贸易中实际上有两种趋势交相影响。其一为战后形成的关贸协定以至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它基本上奉行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宣传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不赞成国家限制与干预贸易，多年来致力于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另一种趋势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在工业贸易中的新贸易理论。它强调世界市场在工业品方面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与规模经济是取得竞争优势的主流，而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有益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福利。特别是将某些工业（当今主要是高科技工业）的生产与贸易列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与资助有如古典的“保护幼稚工业论”，也可以称之为”保护高科技工业论”，是“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现代翻版。在发达国家争相提倡这一理论，赞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贸易。它们是现代化的前沿，工业的灵魂，国家的荣誉。

此外政治与贸易的结合在当今可谓十分密切。一些发达国家元首出访往往带着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往返，以为该国工业打开市场。

总起来看，30年代以邻为壑恶劣的保护主义，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害人害己经济损失很大，世界贸易和经济都遭受严重创伤。战后发达国家总结经验已不会走向极端保护主义之路，从而推行较自由的贸易政策。然而纯粹的古典自由贸易尽管战后在理论上多方宣传，但在现实中也很难实行，各国都为自身利益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如前所述的垄断竞争与战略贸易，从理论上阐述了当今工业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与寡头垄断情况，从而在理论论述上也修正了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明显地提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与有益性。因此当前的世界贸易既非纯粹的自由贸易也非纯粹的保护贸易，而是西方称之为的“管理贸易”。这对我们认识当前世界贸易形势颇有启发。

我国的外贸在经济发展中应占何等地位？我国是否也应该有战略目标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也相对丰富，国内市场广博。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据报道，进出口贸易已占我国国民产值近40％左右，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大有裨益。但是我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很难走“外贸带动型”或“外贸导向型”发展经济的道路。我认为，我们仍应走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道路，“发展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方资源，采取多种策略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这样一个原则方针下如何确定我国的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应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等，以应付我国众多人口与广大市场之需，而且也是出口外汇的重要来源，除发达国家外，中东、东欧，第三世界仍有广大市场。

其次，我国应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机电、能源、交通工具（如汽车、铁路、飞机）和化学工业，这些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经济基础，也应该是我国当前的战略工业与贸易政策。我国应在世界市场上争取多出售机电产品以及其他工业品，争取更多的外汇收入。

至于高科技工业，我国在某些领域已有一定基础，但一般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距离。目前阶段以吸收消化改进为主，国家在财政许可下应多方资助其发展，以期将来走向高科技之国。

此外，从世界市场工业品的竞争而言，的确如前文所言走向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才能取得优势，因此我国在某些工业方面应发展较大经济规模的企业集团或大跨国公司和大型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但要极力防止彼此内部削价竞争，不计盈亏出口，使肥水外流。

据报道，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企业大都为分散的、小型的、单一型公司，全国有8000多家公司，以及众多的小型公司争相经营同一种产品，实力不强，缺乏规模经济。例如1992年统计，日本9大综合商社之首，伊藤忠综合商社营业额为1800亿美元，而我国最大的外贸公司进出口营业总额为130亿美元，不足前者的1/10。而且我国的大部分外贸公司为单一型贸易公司，生产型和综合型的很少，缺乏实业基础，很难与国外建立长期稳定的外贸业务。综上所述，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推动三化战略：即建立基础实业化——产供销一体化企业；组织集团化——通过收购兼并、合作建立规模经济的大跨国公司或综合商社；经营国际化——发展其优势，加强国际竞争力。

西方贸易理论界一向由古典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秉赋理论占统治地位。强调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一些国家采取的限制贸易及保护贸易措施如关税、进口限额、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持批判态度。战后由于发达国家间工业品贸易占有世界贸易较大比重，特别是技术集约、知识集约产品的发达，因而出现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产品周期等理论。在某些范围内也能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但它们只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和补充，缺乏概括性，作为一般性理论尚嫌不足。

80年代以来西方贸易理论界出现一些新现象，强调工业品国际贸易市场的垄断竞争性和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可以增加福利，一国应把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结合起来由国家支持形成战略贸易理论与政策。这些新的理论和政策必然会对当前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有所影响，值得我们加以注视。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似应考虑我们如何更好地把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结合起来。总之，当前世界的国际贸易既非纯粹自由贸易，也非纯粹保护贸易，而是西方称之为的“管理贸易”。这对我们认识当前世界贸易形式也有启发。以下拟分四部分加以阐述。

一、垄断竞争与规模经济

这一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假定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一定规模经济的报酬是恒等的。比如投入增加一倍，产出也增加一倍。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经济特点，也即报酬递增、成本递减。规模经济愈大生产效率愈高，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举一个小例，生产10双鞋用15小时劳力，生产25双鞋用30小时劳力，前者投入产出比例为2，而后者为2.5。

从目前大工业看，大规模经济多半为资本、技术集约的大垄断公司经营。它们通过机器与劳力的专业化、流水作业大批量生产，又善于利用副产品，并且大量购买原料及部件取得价格折扣等，从而降低了成本，报酬递增。比如汽车厂、钢铁厂每年产量数以十万、百万单位计，通过技术革新、流水作业，省工省料，成本自然降低。而大规模生产必须有大市场容纳，所以必须打入国际市场才能维持大公司较大而长期的生产规模。据云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一半销路在国外，如无国外市场则很难弥补其昂贵的固定成本与设计及研究费用。

规模经济要求每一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生产少数产品，每种产品有差异，从而在国际上进行分工、交易，形成一个国际一体化市场。而通过国家贸易，事实上使市场规模扩大。因为一国生产的品种与规模受一国市场限制。如进行国际贸易形成一体化市场会大于国别市场，可以增加消费品种，降低价格，有利于消费者。比如两国进行汽车贸易，每一国生产100万辆在国内消费，如果进行贸易，两个市场形成一体化，共有200万辆汽车。在此市场，汽车品种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有利于消费者。即使两国资源和技术条件差不多，也即要素秉赋相似也可交易，所以制约贸易的因素不是俄林等的要素秉赋相异论，而是规模经济。

但是这个规模经济形成的市场是寡头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市场。它建立在垄断与竞争均衡的模型上。在此，垄断和竞争相互依存，其假定条件有二：（1）每一大公司的产品有差异，因此每一大公司有其一定的市场与消费者。（2）忽视自己价格对别家公司的影响，例如汽车行业中有通用、福特、雷诺、菲亚特、尼森等大公司，产品有差异，各有自己一定市场，但彼此又在竞争。

下面说明垄断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见图1）

图1表明，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公司数目与价格是由两方面关系决定：①公司数愈多，竞争愈激烈，工业品的价格愈低。这由PP线表明。②公司数目愈多，每个公司卖的工业品相对愈少，平均成本愈高，由CC线表明。如果价格超过成本，该工业赚利，有更多公司进入该工业。如果价格低于成本，该工业亏损，有些公司就退出该工业。当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即PP与CC交于E点，价格与公司数达到均衡。

图1

图1还表明，如公司数少于均衡点n，为n[,1]，价格为p[,1]，平均成本为AC[,1]，公司赚取大量垄断利润，许多公司进入该工业。如公司数大于n，为n[,3]，价格为p[,3]，而平均成本为AC[,3]，有些公司亏损，退出该工业。所以，只有在E点公司数为n[,2]、价格为p[,2]，平均成本为AC[,2]，达到均衡。

通过出口扩大市场后，平均成本下降，公司数增加，品种增加，价格下跌。如前所述形成一体化市场对消费者有利，品种多，价格下降。（见图2）

图2

在垄断竞争工业中，公司数与价格受市场规模制约。

图2表明市场规模扩大对长期均衡的影响。最初均衡点在A，价格为p[,1]，公司数为n[,1]。当市场扩大，公司销售多，平均成本下降，即由C[,1]C[,1]降为C[,2]C[,2]，新均衡点为B，公司数由n[,1]增为n[,2]，价格由p[,1]降为p[,2]，公司数增多，产品品种会增加，消费者可以较低价格选择多种产品。

总之，生产规模扩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特别对资本技术集约产品如此，比如钢铁、电力、飞机、汽车等。每一大公司必须有最低生产规模方可存在。多少公司能存在，依赖于有效生产规模与市场大小之比例。如果市场规模不足以保证该产品的最低有效生产规模，这就产生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竞争。所以垄断竞争两要素：其一为产品差异，其二为公司内部的规模经济。

二、战略贸易理论和政策

80年代一种以工业目标政策和贸易目标政策相联合的新理论兴起。最初由斯宾赛（B，spencer）和布兰德（J.Brander）等人首创。他们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它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或垄断利润。如果政府加以干预和支持，可以将外国公司获取的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这样可以通过补贴获取外国公司利润，增加本国国民收入。这称之“利润转移”理论。

这种战略工业与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基础之上，也建立在报酬递增与专业化的基础上。换言之，寡头垄断公司随着专业化产量增加和规模经济的实现，将昂贵的固定资本分摊在增加的产量上，使成本递减，报酬递增。据估算，美国波音公司在销售一架777喷气式飞机前须投资30亿美元，销售300架后方可拉平成本与收益。这样高昂的固定成本需要巨大的规模经济。而世界需求或世界市场容量只能支持三家这样的寡头垄断公司。据估计，1995年到2005年对波音777喷气式飞机需求只有1500架，每家公司销售500架，才能对其投资有较好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家大公司首先打入市场可以占据市场，阻止其它公司进入。这叫做“首动优势”（Firstmoveradvantage）。换言之，第一家公司获得规模经济之利形成对其它公司的“准入壁垒”（BarrierToentry）。所以目前只有波音（Boeing）、空中客车（airbus）和麦克道尼尔（mcdonnel）道格拉斯三家大公司具有规模经济而占领该飞机市场，阻止其它公司进入市场。一家大公司如何具有首动优势？该理论认为须具有发明创造精神、企业家的创业才能和历史的机遇或幸运等三个要素。波音公司首占市场即具有上述三个要素。但战略贸易理论的重要一点是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形成战略贸易政策。美国通过国防预算对波音公司资助了大量的研究发展费用，有助于波音公司取得首动优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取得较成功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行业，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资助。特别是日本政府，这种战略工业与贸易政策较为明显。50及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汇供应与低利贷款，加以进口限制与保护关税，支持发展了重化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从而将比较优势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化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利用对半导体等知识技术密集工业的研究发展费用加以资助，并鼓励政府和工业联合研究开发新技术。这种战略工业和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鉴于日韩等国鼓励目标工业和贸易的成功，前述的斯宾赛、布兰德等人根据寡头垄断的博奕理论（gamoTheory）提出政府可以支持工业，比如利用津贴等方式可以抢占市场将外国大公司利润获取过来，并逼使外国公司退出市场，从而获取垄断利润。例如美国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竞争生产新型飞机，因市场容量只能允许一家公司获利，如果两家公司同时生产，双方都要亏损。如欧洲空中客车，或波音公司单独生产可以各得1亿美元利润，如两家公司同时生产，每家将亏损500万美元。这时欧洲政府对空中客车每架津贴1000万美元，即使两家同时生产，空中客车也肯定赚利500万美元，而波音公司因恐亏损，则放弃新型飞机的生产。这时空中客车将独家获利1.1亿美元，归还政府补贴1000万美元后仍余1亿美元。这就是说把美国利润转移到欧洲了。

根据寡头垄断博奕理论（gameTheory），战略贸易理论建立了“利润转移”模型，图3简略显示了这一模型。图3表明欧洲和日本都在竞争美国高清晰度电视市场，企图取得垄断利润。两方都得到政府科研经费的支持，其结果依存于谁先进入美国市场；政府对垄断公司有多大资助；和竞争对手的反应。假如欧洲一家大康采恩垄断公司先进入美国市场，每台边际成本3400美元，由Mco表示，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交决定价格在A点为每台售3800美元，共销售4台，垄断利润为4×400＝1600美元。美消费者得益AXY，消费者剩余为800美元，世界得益800＋1600＝2400美元。

图3

现在一家日本大公司也生产高清晰度电视，边际成本也是3400美元一台，但政府每台持久津贴400美元以加强国际竞争。日本公司的边际成本变为MC1即3000美元。欧洲大公司认为竞争不过日本大公司，从而退出美国市场。这时日本大公司取得独家垄断地位，MC1＝MR，价格定为3600元在B点，共出售6台，获得垄断利润3600美元，扣除政府津贴2400美元，仍得1200美元垄断利润。美国消费者得益XBZ共1800美元，世界得益3600－2400＋1800＝3000美元。如果欧洲加以报复，也每台津贴400美元。其边际成本也是每台3400美元，两国竞争最后导致价格降为3000美元一台在C点，共销售12台，则无垄断利润。两国政府共津贴12×＄400＝4800美元，美国消费者得益XWC＝7200美元，世界得益7200－4800＝2400美元。列表如下：

欧日大公司得益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1600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36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0

欧日政府津贴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24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4800

美消费者得益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800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18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7200

世界得益

1.欧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国市场垄断销售$2400

2.日本政府补贴日本公司垄断美国市场,欧洲公司退出$3000

3.欧日国家都补贴该国大公司在美市场竞争$2400

这一战略贸易理论在美国影响颇大，也引起不少争论。赞成者认为：政府应当资助一些战略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可以从外国竞争者手中获取经济利益，这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长与外部经济有广泛利益。当前某些工业的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少数大公司可以垄断市场，影响价格，有潜力获取长期经济利益。只要政府加以支持，可以对外国竞争者取得优势，从而把经济利益转向本国公司，对本国经济发展有益。

但反对者认为：（1）为获得政府资助往往形成特殊利益集团。（2）容易引起联锁报复，损害彼此及世界福利。（3）政府往往缺少完整、正确的信息，不知如何更有效地干预市场，如干预错误，反而遭受损失。

这一理论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尚缺乏有力的实证数据加以检验。不过在理论上它已提出不完全竞争下寡头垄断竞争存在于某种行业，修正了古典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理论。此外，它还明确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反对国家干预。而且，在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它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直接、间接地不同程度地加以支持。例如前面引述的欧洲空中客车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以及日本对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等。

三、波特（Portor）的新国际竞争优势论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波特教授（m.chaelportor）及其同事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它们调研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发表了“一些国家的竞争优势”的报告，以探究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

波特认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部分原因，还不能解释全部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工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加以解释。

波特认为有四个特征或因素形成一国公司的竞争环境，从而加强或减弱其国际竞争力。

（1）要素秉赋。他把俄林的要素秉赋论加以进一步发展：分为基本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势、人口等；其次为高级或先进要素，例如通讯设施、技术劳工、研究设备、技术知识等等，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而高级要素往往是国家和公司投资的结果。例如政府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会提高一国的技术水平。例如，日本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重视教育，按人均计拥有很大数目的工程师，这对日本许多工业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2）需求情况。国内需求是提高竞争优势的原动力。公司对国内顾客需求更为敏感。因此国内需求的特征在形成国内产品的属性与促进发明以及提高质量方面的压力特别重要。如果一国国内消费者十分精明，对质量规格要求高，这会促使公司生产高质量高水平产品。日本的照像机工业不断创新和提高质量，多半由于日本顾客的多方要求。

（3）优势工业的发展需要相关工业的支持。对高级要素的供应工业加以投资，所取得的利益往往渗透到优势工业本身助其发展，益加强其国际竞争能力。例如80年代中，美国领先的半导体工业是促进美国个人电脑及其它高科技电子产品成功发展的基础。这一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一国成功的工业及其相关工业往往形成一个工业集群（cluster）。比如德国颇有盛名的纺织及服装部门，实际上包括许多相关工业，如高质量的棉、毛、人造纤维业、缝纫机业、以及一系列的纺织机器行业等，从而形成一个工业集群。

（4）一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营策略、经理才能，都涉及竞争情况。不同的国家往往具有不同的“经理哲学”，从而有助于或有害于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如，日本和德国公司的高级主管经理多半是工程师出身，他们重视公司的生产过程和产品设计，而美国公司的高层主管多半为财务专家出身，特别在70和80年代，他们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设计往往不太重视，而过分强调短期内的最大财务收益，因而美国许多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往往丧失竞争能力。

波特同时十分强调国内竞争状况，这与某些工业的竞争优势的创立和持久很有关系。因为国内竞争激烈可以产生种种压力，促使工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投资于先进设备，提高效率，促进发明创造，从而加强国际竞争能力。日本的情况即是如此。

因此波特认为，如要提高某一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必须将上列四个特征或因素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钻石圈表，这即有名的钻石理论。

这一钻石联合因素会积极影响国际竞争能力，而政府可以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钻石圈形中的任何因素。比如，政府可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秉赋；对产品的规格、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与供应；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

波特的贸易理论很新，尚缺乏实证检验，但已具有一定影响。这一理论的主要含意是，企业的最高利益在于投资于高级要素，如职工培训、加强研究发展等，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钻石中的四因素，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科研及发展的鼓励与支持以及鼓励国内竞争等。这些都有助于加强国际竞争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当前世界贸易中实际上有两种趋势交相影响。其一为战后形成的关贸协定以至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它基本上奉行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宣传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不赞成国家限制与干预贸易，多年来致力于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另一种趋势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在工业贸易中的新贸易理论。它强调世界市场在工业品方面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与规模经济是取得竞争优势的主流，而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有益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福利。特别是将某些工业（当今主要是高科技工业）的生产与贸易列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与资助有如古典的“保护幼稚工业论”，也可以称之为”保护高科技工业论”，是“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现代翻版。在发达国家争相提倡这一理论，赞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贸易。它们是现代化的前沿，工业的灵魂，国家的荣誉。

此外政治与贸易的结合在当今可谓十分密切。一些发达国家元首出访往往带着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往返，以为该国工业打开市场。

总起来看，30年代以邻为壑恶劣的保护主义，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害人害己经济损失很大，世界贸易和经济都遭受严重创伤。战后发达国家总结经验已不会走向极端保护主义之路，从而推行较自由的贸易政策。然而纯粹的古典自由贸易尽管战后在理论上多方宣传，但在现实中也很难实行，各国都为自身利益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如前所述的垄断竞争与战略贸易，从理论上阐述了当今工业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与寡头垄断情况，从而在理论论述上也修正了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明显地提出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与有益性。因此当前的世界贸易既非纯粹的自由贸易也非纯粹的保护贸易，而是西方称之为的“管理贸易”。这对我们认识当前世界贸易形势颇有启发。

我国的外贸在经济发展中应占何等地位？我国是否也应该有战略目标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也相对丰富，国内市场广博。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据报道，进出口贸易已占我国国民产值近40％左右，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大有裨益。但是我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很难走“外贸带动型”或“外贸导向型”发展经济的道路。我认为，我们仍应走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道路，“发展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方资源，采取多种策略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这样一个原则方针下如何确定我国的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应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等，以应付我国众多人口与广大市场之需，而且也是出口外汇的重要来源，除发达国家外，中东、东欧，第三世界仍有广大市场。

其次，我国应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机电、能源、交通工具（如汽车、铁路、飞机）和化学工业，这些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经济基础，也应该是我国当前的战略工业与贸易政策。我国应在世界市场上争取多出售机电产品以及其他工业品，争取更多的外汇收入。

至于高科技工业，我国在某些领域已有一定基础，但一般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距离。目前阶段以吸收消化改进为主，国家在财政许可下应多方资助其发展，以期将来走向高科技之国。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范文1篇12

摘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随之而来的经济理论也层出不穷。本文写作目的是在系统归纳总结前人提出的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石的前提下，以发展的观点重点介绍近年来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对有关理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更好的指导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合作国际分工一体化要素移动

一、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基础是以绝对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绝对优势，生产和交换彼此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从而可以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给各国带来绝对的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并且把比较利益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倡导两国进行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

2.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赫克歇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国都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

（二）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中以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最为有名，该理论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有很多优势，而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两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越来越富，后者越来越穷。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中心国家的不利地位，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该理论启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

（三）结构需求理论

结构需求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从需求角度对北北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做出了解释，根据该理论，贸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增多，从而带动本国工业制成品产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有能力出口这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才会有较多的需求，因而出口对象国是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相似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关税同盟理论

1.静态效果—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后，关税同盟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被同盟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的进口所替代，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扩大了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同时，通过专业化分工，使本国该项产品的消费支出减少，而把资本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扩大了社会需求，结果使贸易量增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缔结关税同盟之前，某个国家不生产某种商品而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建立关税同盟后，如果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被排斥在关税同盟之外，则关税同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得该国该商品在同盟成员国内的税后价格高于同盟某成员国相同商品在关税同盟内的免税价格，这样同盟成员国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转从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进口。

2.动态效果

关税同盟的建立，在长期对同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投资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

（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西托夫斯基认为，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合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最大限度追求经济福利，其核心是：⑴目的是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利益；⑵通过市场的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html/jianli/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近，该种产品在那个国家生产没有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放弃某种产品的生产把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可以放弃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通过协议建立分工关系。

三.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即指生产要素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各国间所进行的直接流动，还应包括以商品为外化形式进行的间接移动。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原因有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差异性，国际市场机制原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扩大等因素。

四．基于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最新理论动态

超边际分析方法由杨小凯提出，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在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

五．国际经济合作趋势预测及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新的趋势主要如下，一是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未来的经济合作也势必以此为解决争端的机制；二是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参考文献：

[1].崔日明，李兵，刘文革.《国际经济学》[m].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2].程璐.《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的现状研究》[j].当代经理人，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