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货币乘数；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负债结构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7-0013-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7.03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给由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共同完成。中央银行主要是供应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在原始存款的基础上创造派生存款。因此，货币供给总量是一定的基础货币按照一定倍数或乘数扩张后的结果，即货币供给量总是表现为基础货币的一定倍数——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有广义（m2）与狭义（m1）之分，m1和m2分别针对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的M1和M2两个层次，等于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除之商。其中广义货币乘数m2的公式为：

m2=■=■

上式中，B表示基础货币，c代表现金漏损率，r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t表示活期存款占定期存款的比率，e为超额准备金率。由于商业银行是货币创造的主体，货币乘数也表示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的派生扩张机制，因此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收益基础上的资产配置以及负债方式选择均会影响到货币乘数。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货币乘数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范式是研究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如现金存款比率以及准备金率在货币供给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本身的决定，该范式从宏观金融数据出发，研究货币乘数时间序列本身的运动情况[1]。另一种范式是讨论在一定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公众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认为货币当局的资产选择影响公众的货币资产选择，而公众的货币资产选择决定了货币乘数的变化。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角度分析货币乘数的时间序列特征及其与决定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平，唐才旭（1996）指出我国渐近性变化的经济结构与金融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货币乘数会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2]。陈学彬（1998）研究了我国1993—1996年间货币乘数的变动态势以及货币乘数变动的影响因素[3]。陈涤非（2005）认为金融创新过程影响了货币乘数的变化，并使得货币乘数变得不可预测，同时也加大了货币当局控制货币总量的难度[4]。李治国（2006）对我国1994

—2006年间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结构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认为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结构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外净资产比重持续上升、商业银行再贷款比重不断下降及央行票据比重陡然上升为主要特征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导致我国基础货币过快增加和货币乘数持续上升[5]。陆前进，朱丽娜（2011）对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取决于两个效应的叠加[6]。

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的经营模式实际上已日趋多元化。负债方面，除了传统的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还包括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同业拆入、卖出回购以及央行借款等其他负债方式；资产配置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发放贷款，另外还通过有价证券投资、央行存款、存放同业、同业拆出、买入返售等多样化方式来运用资金以获得收益。鉴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上述结构性调整，本文的分析将基于货币乘数第二种研究范式展开，即探讨在一定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公众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商业银行通过资产业务将负债业务所吸收的资金加以运用，二者之间的利息差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长期变迁的轨迹来看，主要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存款在总负债中所占的比重下降，非存款负债或者主动负债占比上升；二是贷款在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下降，证券投资以及同业资产配置替代贷款。另外，商业银行“短存长贷”使得其经营过程一直面临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的问题。上述这些因素都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机制和货币乘数效应。

（一）同业往来对存款货币创造的影响

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来说，尽管银行之间同业往来的融入与融出将相互抵消，似乎不会对整个社会存款货币的创造有所影响。但事实上，同业往来市场的存在使资金盈余银行和资金短缺银行得到了融通，银行资金配置与周转的效率得到了提高，进而提高了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

（二）证券投资业务对存款货币创造的影响

商业银行证券投资对象主要包括各种债券和票据，特别是央行票据、记账式国债、政策银行债券，它们对商业银行货币创造有着不同的影响。商业银行购买央行票据会导致其超额准备减少，货币创造受到抑制。投资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国债导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存款货币创造的能力下降。虽然发行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国债所募集的资金最终还是会形成对各级政府的政策性项目贷款，最终转化为个人、企业的存款，因此从全社会的整体看，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未必减弱。总体而言，相对于贷款业务，商业银行进行有价证券投资，削弱了存款派生机制，货币乘数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对货币创造的影响

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期限结构不匹配的突出表现是“短存长贷”，针对这一特征，商业银行建立久期缺口模型对存、贷款之间的期限错配进行不断地测度和管理，以确保商业银行到期贷款带来的资金供给能够满足储户支取存款等流动性的需求。存、贷款之间的久期缺口越大，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价格风险就越大。“久期失衡”困境是指商业银行面临负债久期缩短、资产久期变长的境况，负债久期缩短表明银行稳定资金来源减少。存款的稳定性越高，制约银行贷款业务的因素（如流动性约束、期限错配约束、管理成本约束等）就越小，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就越强。在“久期失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寻找替代存款的负债方式，另一方面需要增加同业资产和证券类资产的配置，降低贷款比重。

四、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与货币乘数分析

（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从表1可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金融脱媒”导致银行存款占所有负债比例出现一定趋势性下降。居民财富多元化和储蓄率下降减少了银行的存款资金来源。从“金融脱媒”来看，存款占比下降主要在于私营部门应对通胀走高的资产再配置行为。近年来我国“金融脱媒”的现象也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居民存款活期化趋势很明显；另一方面，居民单一以储蓄存款为意愿的资产配置行为出现了改变，这与金融创新、股票、基金及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相一致。从长期来看，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在可选投资范围增加时居民对于低收益的存款配置会下降，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因而受到抑制。

2.我国银行业纠正久期失衡困境导致贷款占比下降，同业资产和证券类资产配置增加。我国银行业的久期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由前文所述“金融脱媒”导致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的稳定中长期负债正经历系统性下降；另一方面，2008年后4万亿财政刺激的配套资金使得银行业中长期资产出现了“信贷固化”（如图1所示）。稳定存款占比目前仅在45%左右，而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已大幅上升至60%。从利率市场化趋势来看，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等部门等在存量资金获取方面存在竞争性，因此当居民储蓄存款下降，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张时，商业银行被迫降低中长期贷款比重，并将其资金配置在流动性较好的部分短期资产（如同业资产和债券类资产）上，因此削弱了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

3.持有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净资产占比提高；央行调控使得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准备金占比一直处于高位，大多在15%以上；海外资产占比回落，从2006年的4.3%回落到目前1.5%左右。

总体来讲，金融、经济环境的变化，居民财富多元化、银行业资产配置多元化、商业银行纠正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的“久期失衡”是形成上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特征的主要原因。而且基于上述分析，我国金融环境的制度性变革导致居民对其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基金等货币资产组合进行调整，居民的资产组合调整必将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因而整个银行体系将不得不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影响到货币乘数。

（二）货币乘数分析

图2反映了我国2001—2012年货币乘数的基本变动趋势。图中显示，狭义货币乘数m1的波动幅度比广义货币乘数m2平稳，从波动幅度来看，尽管趋势不明显，但仍可以发现m1从2007年1月至2008年末是下降的，随着2008年末货币政策的调整，m1开始逐步回升，一直持续到2010年，在央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下m1才又开始下降。广义货币乘数m2的变动趋势比较明显。总体来看，m2自2007年至今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末，由于货币政策转向，m2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09年中期又开始下跌。m2的变动趋势和m1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但是波动幅度远大于m1。

图3给出了M2与基础货币增长率以及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决定方程为M=m*B，所以M的走势取决于基础货币B以及货币乘数m的变动情况。从图3可看出，M2增长率与基础货币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2007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特征。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期间，基础货币投放大幅增加，基础货币余额增长率基本都在30%以上，而M2在这一阶段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6%～18%之间，这说明我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同步增长。另外，广义货币乘数在此期间呈非常显著的下滑趋势，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基础货币的扩张效果。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我国股票市场自成立以来的空前繁荣时期，股票和基金产品市场的发展导致居民以储蓄存款为主要意愿的资产配置行为出现了改变，存款回流减弱，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向股票等金融市场，货币乘数出现系统性下降。2010年的货币供给情况与2007年类似：基础货币余额增长率大幅反弹、货币乘数及M2增长率反而呈下降趋势。上述分析表明：由于货币乘数系统性下降，我国央行基础货币粗放式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广义货币的供给相应增加，我国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政策效果。

五、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与货币乘数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年1月—2012年12月广义货币乘数m2、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法定准备金率以及流通中现金比例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货币供应量M2、基础货币、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数据与流通中现金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货币乘数由货币供给量M2和基础货币相除得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通过每一项资产和负债除以资产总额或负债总额得到。法定准备金率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本文实证分析的思路是选取影响11项货币乘数的因素指标，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每一类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指标）、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每一类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指标）和传统货币乘数影响因素指标。其中，商业银行负债结构指标包括存款占比、储蓄存款占比、金融债券占比；商业银行资产结构指标包括贷款占比、短期贷款占比、中长期贷款占比、证券投资占比、信托和其他贷款占比以及国际金融资产占比；流通中现金、法定准备金率是传统货币乘数的两个重要变量。因为选取的变量较多，而且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各个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剔除相关变量，降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但这种方法的缺陷是在剔除变量的过程中会失去部分有用的信息；二是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因子分析，寻找出公共因子，然后用公共因子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替代原先的解释变量，从而实现降维。本文选择因子分析的方法，找出公共因子后再对公共因子与货币乘数做协整检验分析。

表2给出了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其中KMO系数为0.743，这个数据越接近1，说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情况下，这个系数大于0.5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量是3806.133，自由度为55，对应的P值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以本文数据适合使用因子分析。

1.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3货币乘数的主成分分析表格，选择大于1的特征值。在此表中所有的特征值都是按降序排列，前3个特征根的值为7.623、1.538、1.188，有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所以最后找出3个公共因子。从方差贡献来看，前3个因子能够解释94.086%的变动，解释效果良好。

2.因子分析。

如表4所示，货币乘数因子载荷矩阵反映出初始指标在各个公共因子上的体现程度，载荷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初始指标在相对应的公共因子上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同样，如果某一指标组合在公共因子上载荷绝对值之和越大，则表示该指标组合能够更好地反映在对应公共因子上。从表4可看出，存款及贷款等传统类业务指标在公因子F1上的载荷值最大；证券投资等非传统类业务指标在公因子F2上的载荷值最大；法定准备金率及流通中现金比率在F3上有最高载荷。

通过前面的分析找出3个公共因子，为了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初始指标的函数，还需计算因子得分系数。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可以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初始指标的线性函数。

3.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的协整分析。在得到公共因子与初始指标的线性函数的基础上，还需检验公共因子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样本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序列则不含单位根（由于样本数据包括较多个变量，所以ADF检验结果这里不再列出）。然后对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做回归分析，并对回归分析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不含单位根，说明残差序列为一阶平稳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货币乘数与公共因子协整检验结果来看，F1与货币乘数正相关，说明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方面，存款以及贷款占比越高则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越强。F3与货币乘数负相关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现金比率等传统的货币乘数因素依然发挥作用。F2与货币乘数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等非传统业务已经对货币创造过程产生影响，而且商业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产配置于债券以及票据融资削弱了其货币创造能力。

六、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日趋多元化的业务模式使得传统的货币乘数难以全面、综合地反映货币创造扩张的机制与过程。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等非传统的短期资产配置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了货币乘数，非贷款类短期资产比例的上升对贷款形成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货币乘数并削弱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经济金融的主客观环境正在发生一些制度性变革，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规模扩大、汇率双向波动等。金融环境变化下的资产再配置使得居民提高证券投资规模，对存款的配置会下降；从贷款的供给来看，“期限结构失衡”困境与存贷比考核将导致商业银行削减中长期贷款、提高短期票据融资和银行间债券头寸以更有利流动性管理；从贷款的需求来看，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减少了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需求。另外，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的结束，汇率波动机制改革将提升私人主体对海外资产的需求，商业银行持有海外净资产的比例亦会从当前低点趋势性上升。这些变化将使得我国货币乘数经历系统性的下降趋势，应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我国长期使用的法定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可能已并非最优选择，在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央行需要更多的采取利率等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1]M.Friedman，Schwartz，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1960[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3.

[2]谢平，唐才旭.关于中国货币乘数的预测研究[J].经济研究，1996（10）.

[3]陈学彬.我国近期货币乘数变动态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上）[J].金融研究，1998（1）.

[4]陈涤非.中国的货币乘数与金融创新[J].上海金融，2005（2）.

货币乘数范文

关键词:金融市场指标;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工具;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0-0009-04

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与存款准备金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要使存款准备金制度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发挥有效作用,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外部条件:一是货币乘数应当是稳定的或者可预测的;二是货币当局必须能够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使商业银行不能轻易获得。[1]实际上,在金融市场国际化、一体化和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下,货币当局要做到这两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是由于存款准备金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二是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问题,包括各种金融变量关系的复杂性、商业银行等主体行为的不完全可控性和金融市场高度发展下金融经济过程的不完全可测性。

一、各种金融变量关系的复杂性分析

(一)货币乘数的复杂性

货币乘数反应货币供应总量与基础货币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只有准确把握货币乘数及其变动,才有利于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货币调控能力。[2]但是,由于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网络金融、电子货币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变得复杂,其规律更加不可预测。这样,存款准备金制度失去了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前提条件,该制度在新的金融环境下也就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一般来说,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既定时,货币乘数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变量,只有对货币乘数能够预测,中央银行才能对货币供应量加以调控,对货币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通货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电子货币存款、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3]而金融发展与创新使这几个因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设D代表活期存款,E代表电子货币存款账户,T代表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rd和rt分别代表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电子货币账户的法定准备金率规定为rd,re代表超额准备金率。电子货币存款账户与活期存款账户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将它们合称为存款账户,用Z表示。

以K代表通货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即C=KZ,t代表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即T=tZ;d代表电子货币存款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即E=dZ,则活期存款账户存款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为(1―d),即D=(1―d)Z。整个存款系统的准备金总额(以R代表)就可以用下列式子表示:

R=rdD+rdE+rtT+(D+E)re

基础货币B为M0与银行准备金总额之和,即:

B=流通中的现金+银行准备金总额=C+R

根据定义,M1=现金+活期存款=C+D

则m1=M1/B=(C+D)/(C+R)=[kZ+(1―d)Z]/[kZ+(rd+trt+re)Z]=[k+1+t]]/[k+rd+trt+re]

其中,M1为狭义货币,M2为广义货币(这里假定M2等于M1加上定期存款),m1为狭义货币乘数,m2为广义货币乘数(对公式进行变形,通过让其中一个变量变化,而让其他所有变量都不变,可推导出各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具体推导过程略)。

在这些因素中,ml与rd、rt、re、k均呈负相关,m2与rd、rt、re、k均呈负相关,与t呈正相关。这里k、t由社会公众决定,rd、rt由中央银行决定,re由商业银行决定,由此可见,货币乘数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共同决定的。

综上所述,则有下表所示:

rd、rt、re、t、k、d都是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接下来着重分析现金与存款比率k和电子货币存款与存款比率d的变化而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显然,rd+trt+re

am1/ak=[rd+trt+re-(1-d)]/(k+rd+trt+re)2

当d

当d>1-(rd+trt+re)时,am1/ak>0

am1/ak=(rd+trt+re-1)/(k+rd+trt+re)2

am2/ak=[rd+trt+re-(1+t)]/(k+rd+trt+re)2

所以,随着流通领域中现金的减少,货币乘数m1和m2将变大。但是,由于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毕竟有多个,货币乘数的最终变化要取决于各个因素的综合制衡。因此,影响货币乘数的各个因素的不确定性及其复杂性,会使货币乘数的准确测度和控制变得很难。

(二)基础货币的虚拟性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实行法定准备金制度以控制存款扩张和货币创造的一个特殊的货币层次,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必须有确定的基础货币量,由流通中的现金M0和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R两部分构成,即B=M0+R。[4]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中涌现了大量货币性极强的新型工具,如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s、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CDs及超级NOW账户等均具有良好的支付功能和变现功能;[5]金融创新带来金融电子化和支付清算系统的改革,缩小了现金的使用范围;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和证券化趋势,使得介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金融工具大量增加,这些新型的金融工具是对原有金融资产流动性、盈利性的重新组合,获得了交易支付便利。当所有这些交易支付工具不断增多、完善和成熟,成为新形式的现金货币,加入基础货币行列时,则可能使得基础货币虚拟化。[6]这样就使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变得更为困难。

(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可测性和不可控性

我国目前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一般来说,中介目标应具有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等特点,能与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良好地适应,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易于货币管理当局所控制。[7]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因素,根据乔顿模型:[8]M1=Bm1,M2=Bm2,由前述我们已经知道,由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都变得复杂化和不可预测,因而金融市场的发展改变了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并对经济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日趋减弱。

1.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可测性。金融创新模糊了可作为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的定义或含义,并使中央银行越来越难以观察、监测和分析,其典型的表现是造成货币总量定义的模糊局面。金融创新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发生了变化,打乱了原有的货币定义中的界限,使得界定M1、M2、M3等不同层次货币的内涵十分困难。创新的持续化使得货币的概念不断扩展,中央银行试图严格界定货币量的定义,并划分层次,但终因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而降低了效果。

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可控性。金融创新使各种可充当中介指标的金融变量内生性越来越强,而与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联系却变得日益松散和不稳定。一方面,创新中扩大了货币供应的主体,货币供应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使得货币供应越来越多的受到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以及市场因素的支配;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覆盖面缩小且作用降低,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削弱。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复杂性,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大大降低。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融资证券化日益强劲,大量资金从银行部门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同时,金融市场的发展又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大为减少,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作用范围随之缩小。金融市场高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金融环境变化使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功能趋于弱化,破坏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二、商业银行主体行为的不可控性分析

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存款业务受到金融市场的强烈冲击,储蓄存款出现了分流,大部分汇聚到资本市场参与直接融资,形成了对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的强烈冲击。

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可运用的金融工具增多,居民的投资渠道也增多,一旦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居民便会放弃储蓄存款,寻求收益更大的投资方式。为了保持这种待机而动的灵活性,居民更倾向于持有流动性较强的活期存款。储蓄存款流动性持续走高会使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降低,一般来说,不同流动性的存款规定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由于银行储蓄存款的方向和结构发生变化,存款准备金也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储蓄存款分流后,银行的资金来源减少,迫使银行缩小放款规模,存款准备金率变动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弹性也降低。

银行资金大量进入资本市场使得中央银行对经济发展所需货币供应量的监控和调控更加困难,使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方面的货币需求发生混乱,影响了中央银行从实体经济部门获得的货币政策参考信息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发展对中央银行采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货币供应量影响实物经济运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导致银行存款结构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同业存款增加。一些大中城市银行的同业存款增势更为明显,如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同业存款超过了全口径存款的三分之一。[9]但是,同业存款稳定性较差,券商资金的大进大出会造成商业银行同业存款波动幅度加大,影响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监控和预测变得更为困难。

资本市场的发展会促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开展,多是以银行支付中介和信用中介职能为基础的汇兑、信用证、房地产等业务,对以银行信誉和技术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投资银行业务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也在逐步开展。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为银行提供一级市场中介业务,资本市场的流通功能提供大量、结算、咨询、资金转账等业务空间,资本市场的产权交易职能为银行介入企业产权交易提供操作空间。[10]这些都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转换起到促进作用,银行的存贷款主营业务会逐渐减少,其存款货币创造的能力也就会削弱,进而使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经济的作用受到影响。

从以上分析得出,资本市场的发展挤占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份额,商业银行信用收缩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产生派生存款。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会造成存款准备金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弱化。

三、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不可测性分析

金融开放过程中的某些政策性因素也会影响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开放程度也不断提高,在外资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本国过程中,中央银行利用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货币供应量会面临更多困难。

由于内外资金融机构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方面不同,会因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业务的分成而弱化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11]外资银行在国内业务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资产规模缩小。尽管外资银行经营外币和本币存款一般也缴存存款准备金,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对外资银行的制约较小,其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影响了存款货币创造的程度,进而使货币乘数变得不可估计。

另外,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到来,浮动汇率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汇率制度的最佳选择,自由外汇管理体制也会成为所有国家的最优管理模式,贸易额也会大大增加,这样,货币乘数、基础货币会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不同而变得不稳定和不可测。[12]比如国内厂商出口商品获得外汇收入,在自由外汇管理体制下,允许人们自由持有外汇资产,本外币实现自由兑换,这时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进而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和商业银行的决策偏好。设定B0为在国际收支均衡时的国内基础货币供应量,r为法定存款准备率(为简化,假定定期和活期存款准备率同一),re表示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率。假定在模型中没有现金漏损率,则货币乘数值为m=l/(r+re)。设国际收支顺差中(以均衡的国际收支向顺差变动为例),人们愿以比例c(0≤c≤1)持有因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外汇,将其余(1―c)部分的外汇资产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按汇价为其开出本币支票,从而减少了自己的准备金。为恢复其应有的准备金数额,商业银行用其超额准备部分弥补b比例的准备金减少额,剩下的相当于(1―b)比例的准备金缺口的外汇资产卖给中央银行来弥补。设原来的超额准备金量为E,银行存款总量为D,F(以外币计值)表示国际收支顺差额度,e表示汇价。

此时,超额准备率变为:

r'e=[E-(1-c)b*F*e]/D=re-(1-c)bf(其中f=F*e/D)

货币乘数变为:m'=1/[r+re-(1-c)bf]

基础货币增量为:B=(1-c)(1-b)*F*e

国内货币供给扩张量:

M={B0*(1-c)bf+(r+re)(1-c)(1-b)*F*e}/{(r+re)[r+re-(1-c)bf]}

若c=0,即人们不持有外汇资产,而将其因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外汇资产全部卖给商业银行,上述几式就变成了:

r'e=[E-b*F*e]/D=re-bf(其中f=F*e/D)

m'=1/[r+re-bf]

B=(1-b)*F*e

M={B0*bf+(r+re)(1-b)*F*e}/{(r+re)[r+re-bf]}

当c=l时,人们完全持有因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外汇资产,此时国际收支状况对货币乘数、基础货币全然没有影响,这时c便成了平衡国内货币供给的一个稳定器。

r'e=E/D=re

m'=1/[r+re]

B=0

M=0

由以上可以看出,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取决于b、c两个变数,即取决于商业银行弥补本币准备金的减少(因兑换外币而减少)而动用超额准备的比例(b)和人们持有外币的意愿(c)。国际收支状况是否会引起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偏好和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越强烈(即c值越大),国际收支状况对货币乘数、基础货币的影响就越小。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商业银行的决策偏好和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都是不断变化而难以测度的。所以,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这两个变量都因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变得复杂和不稳定,货币当局也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准确测度和估计,而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就是必须有稳定的或可测度的货币乘数及基础货币。这样,因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使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大大降低。

四、结论

存款准备金制度从其早期的维持流动性和为财政筹资到它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再到退出日常的货币政策工具,回归到最初的保证支付的原始职能,直至其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都可以在经济和金融层面上找到其深刻的原因。从世界各国看,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由低到无,由较多档次到较少档次的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各国对待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态度及相应的操作转变。金融创新及市场迅猛发展的影响使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渐渐失效,也由于其它更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公开市场业务的引入,使各国顺其自然的放弃利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金融调控。理论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演变是其不断适应新的经济金融变化的结果。存款准备金制度随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而产生,随经济金融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预计也会循着这一轨迹演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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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乘数范文篇3

何谓电子货币,199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将电子货币定义为: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各类电子设备,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产品和预付支付机制。所谓“储值”产品,是指保存在物理介质(硬件或卡介质)中可用来支付的价值,这种物理介质可以是Mondex智能卡、多功能信用卡、“电子钱包”等,所储价值使用后,可以通过电子设备追加。而“预付支付机制”则是指存在于特定软件或网络中的一组可以传输并可用于支付的电子数据,通常被称为“数字现金”,也有人将其称为“代币”,由一组二进制数据或数字签名组成,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使用。

货币供应量统计包括对不同层次的货币的统计,其中对于广义货币的统计是工作的重点。广义货币主要由通货和存款构成,通货和存款的创造也就是广义货币的创造。在货币金融统计中,常通过统计基础货币的量,然后根据特定的货币创造机制,计算出实际流通中的广义货币量,一般来说,广义货币代代创造可概括为:广义货币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为了阐述电子货币对货币供应量统计的影响,文章将从其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两方面进行。

二、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一)货币发行权的多样化

电子货币的出现冲破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垄断发行权,使传统法币在流通中被电子货币所部分替代。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电子货币产品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而是有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性的经济实体所发行,如蒙德克斯卡是由英国国立西敏寺银行、米德兰银行和英国电信公司联合开发,并由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若干家商业银行共同组成蒙德克斯国际公司发行,同时该公司授权世界各地商业银行使用其品牌,并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各国在对待电子货币发行权问题上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在欧盟,各中央银行已一致同意,对电子货币中的一种多用途预付卡的发行应该仅限于信用机构。在荷兰,中央银行已决定自己发行电子货币。澳大利亚和丹麦的中央银行只是间接地参与发行新形式的电子结算媒介。

(二)货币划分层次的模糊

货币银行理论依据不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强弱将货币划分M0、M1、M2、M3等多个层次。货币层次的划分是货币计量、金融市场运行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在电子货币下。将瞬间实现通货与储蓄存款、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之间以及其他各种短期流动金融资产如商业票据、人寿保单等之间的相互转换。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大大增强。货币层次结构更加复杂多变。传统各层次货币的定义和计量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由于电子货币由不同的机构发行。不同的电子货币的风险性、通用性及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可转换性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仅将其简单的加总。势必影响货币量指标的准确性。因此在电子货币对法币大规模替代的情况下。要准确测量某一层次的货币总量几乎不再可能。即使可能。其所需的成本也将是惊人的。由于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导致的货币划分层次的模糊,将导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的总量性目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下降。而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信号性中介目标成为未来货币政策的选择主流。

(三)货币计量的混乱

大部分国家的广义货币都包括“由存款性公司”项下的本币现钞、可转让存款和其他存款。非股票证券和存款性公司发行的“其他负债”(或具体分类)属于少数国家的广义货币范畴。“其他部门发行”项下的现钞、存款和“其他”类只有更少的国家将其纳入广义货币。

由于电子货币由不同的机构发行,不同的电子货币的风险性、通用性及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可转换性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仅将其简单的加总,势必影响货币量指标的准确性。同时因此在电子货币对法币大规模替代的情况下,要准确测量某一层次的货币总量几乎不再可能,即使可能,其所需的成本也将是惊人的。另外,网络交易的地域模糊性,使得政府在统计本国经济中的货币量时,必须考虑居民手中持有的、未存放于本国银行中的货币的影响

三、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金融网络化还使得在统计货币供应量时,基础货币发生的乘数效应更难确定。货币供应量是社会生活中实际流通的货币总量,由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的乘积决定。货币乘数K=(1+h)/(h+r+t3s+e)。其中:h=C/D,h为提现率,C为公众手中持有的现金,D为活期存款;r=Rr/D,Rr为活期存款准备金;s为定期存款准备金率;t为定期存款占活期存款D的比率;e为超额准备金率。金融网络化所催生的电子货币对现金有强烈的替代性,因此现金持有率将下降,更多的转化为以电子货币形式存在的活期存款。同时,金融市场深度的网络化使得商业银行能轻易的通过网络从其他行拆入资金,也能很容易的把自己的资金拆借给其他金融企业。这使得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成本在上升,而准备金不足的风险成本在下降,因此它们没有必要保持大量的超额准备金,这使得e变小。由此可见,金融业的网络化使得货币乘数中的两个参数发生了变化。使货币乘数上升,并使预测货币乘数的变化量更加困难。因此货币当局在统计货币供应量时就不能用基础货币乘以传统的货币乘数,而必须对此做出调整,才能得到准确的数字。

总之,金融网络化的为我们带来电子货币的广泛应用,其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对经济各方面产生了影响,文章从电子货币对货币供应量统计的影响入手,分析了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影响,得出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带来的影响包括:将会使货币发行权多样化、货币划分层次模糊、货币计量混乱、货币乘数上升,并使预测货币乘数的变化量更加困难。为央行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在处理电子货币这一问题上有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