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范文

一、基本观点

（一）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第一，二者要兼顾，不能偏废；第二，二者可以有所侧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可以有所不同。就目前我国来说，应该力求做到：

1.在经济生活中，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2.在社会生活中，要把公平放在第一位。

3.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

4.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总的来看是正确的。

（三）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应当把二者兼顾起来，不再提“谁优先、兼顾谁”。

（四）在财税工作中，我们应该提倡并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理念和原则。

二、财税理念转变的原因分析

（一）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

个人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需要积极寻找这两大目标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在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尚未突破人们的承受限度之前，随着分配差距的扩大，其对经济效率的激励作用会逐渐加强，主要表现为一种正效应。然而，一旦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突破了人们的承受限度，随着分配差距的扩大，其对经济效率的激励作用则会逐渐减弱，社会成员之间的内耗会大幅度增加，主要表现为一种负效应。若以横坐标轴表示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纵坐标轴表示边际效率与边际激励成本，便可得到边际效率曲线与边际激励成本曲线。

如图所示，边际效率曲线自原点始，向左上方倾斜且增幅逐渐减小；边际激励成本曲线自原点始，向右上方倾斜且增幅逐渐加大；两曲线交于e点。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在与e点相对应的x限度内逐渐扩大时，其所带来的边际效率大于所支付的边际激励成本，故可增加净社会福利；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越过x点继续扩大时，其所带来的边际效率小于所支付的边际激励成本，则会减少净社会福利；当个人收入差距为x时，其所带来的边际效率等于所支付的边际激励成本，净社会福利最大。简言之，e（x，y）点即为效率目标与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最佳结合点。

依据上述分析，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不过是向效率目标与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最佳结合点e（x，y）趋近的两种政策取向。具体说来，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尚未达到x点以前，应适当扩大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当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超过x点时，则应适当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

那么，我国当前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到底如何呢？

第一，我国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关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有基尼系数、收入不良指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等，用得较多的是基尼系数和收入不良指数。据国家统计局和人民网提供的数据，2000年～2003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7、0.458、0.454和0.460，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了。

第二，我国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水平相差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为上海，最低的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也是上海，最低的是山西；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还是上海，最低的为安徽。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倍。如果考虑到实际购买力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差距则更大。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第四，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马晓河对城镇居民1990年以来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分配情况的研究，从1990年到2001年11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了将近两倍。

第五，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的。

（二）财税的分配性质所决定公共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或者说，是以国家为主体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公共性，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公益性，立足于非营利；三是法制性，收支行为要规范。公共财政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领域，这就需要公共财政通过财政支出、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与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更注重社会公平。而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也暗含了社会公平的本意，即无论占有资源的多少，支付能力的强弱，社会成员都有均等地享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所以，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公平导向的，或者说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

税收作为政府参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与效率的抉择问题。就税制建设本身来讲，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税制才是最好的。但对某一时期的税收政策来讲，要么偏重效率，要么注重公平，两者并重不一定是理想状态。一般而言，效率型税收政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公平型税收政策则更有益于社会稳定。笔者认为税收作为国家参与再分配的有效手段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理应在公平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和制度的调整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合理调节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收入分配结构。而定义按劳分配，是社会作了必需的扣除之后，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主要是按劳分配的方式。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特点（劳动还存在着重大差别，还是谋生的手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

不过，我们目前实行的按劳分配的方式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征：第一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主体，不是社会唯一的分配原则，而是由企业；第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的原则，还不可能在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范围内按统一的标准实现；第三按劳分配只能以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量所曲折反映劳动量为尺度还而不能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尺度。第四按劳分配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表现而不是以“劳动券”的形式。

2.收入分配不平衡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国内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的形势，特别是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大幅攀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5的高度。若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是相当不平等的差距。除此之外，经济体制不健全，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贫困人口及失业率节节攀升。

上述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必然会引起对国内社会大面积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会使发展丧失本来的意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情形。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那样，“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会油然而生，进一步发展还可能形成社会动荡，使发展从而失去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综上所述，要想保证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安全运转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而针对我国存在的城乡、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收入分配问题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3.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应对之策

目前，要想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根由有两点：一是收入初次分配的政策缺乏统一和规范，二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例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前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但80%的人却只占有20%。

而导致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调节各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也必须综合治理。尤其突出的是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本来就存在很大差异，而各部门之间的制度外收入又有很大的距离，同一行业内部各收入层次又拉开档次，再加上制度外收入易于偷、逃税，所以这些层次、因素的附加作用更使分配失衡越发地突现出来。

首先，要通过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其次，积极扩大就业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途径。

再次，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要建立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还必须加强税收调节的功能和力度。

总之，合理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既要防止两极分化，也不能实现平均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的。

4.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两者的关系是互相制约、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并通过高效率来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去实现分配的公平；另外，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资源合理配置、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尽可能全面地发挥需要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也有助于提高效率，树立坚持公平和注重效率的价值观，从而把效率和公平统一协调。

社会主义运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效率优先，公平应当服从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个人收入分配必须坚持体现的。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上，在不同的分配层次中效率和公平的侧重要有所不同。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必须克服平均主义。第二，必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对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强调指出：在经济政策上，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后来他又多次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第三，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党的十五大为了纠正某些带有两极分化特点的现象，提出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等。综上所述，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在合法经营劳动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再带动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后富起来。

结语

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制度运行的结果是其中之一，其次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如有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地区差异等种种的问题与现象从某方面来说，是国民经济发展及提高、构建现代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经之路，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但是只要对个人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例，推动农民收入增加，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消除行业垄断利润等举措来调整与完善分配制度，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我们国家的经济将向繁荣稳步发展又迈进了一步，社会将会越来越和谐，国民经济也越来越强大。（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2]孔祥云，刘敬东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范文

关键词：收入分配；“市场公平”；“社会公平”；税制改革

0引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而作为和谐社会重要内容的“公平正义”如何才能实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从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税收作为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杠杆无疑应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收入分配公平的涵义

“公平”是社会价值判断，是现实中不同的个人对客观存在所做的主观评价。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公平”具有丰富的内涵，有人将其界定于经济领域，有人将其界定于法律领域，还有人将其界定于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即使仅界定于经济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对于“公平”的理解也可谓千差万别。收入分配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公平”问题的讨论也就主要集中在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收入分配公平的评判标准。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的公平观一般分为功利主义的公平观、古典自由主义的公平观和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三大类。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以边沁和庇古为代表人物，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其基本信条，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为增加社会经济福利的手段。而以洛克和斯密为代表人物的古典自由主义公平观，则强调自由市场秩序中的“机会公平”，反对通过社会产品再分配实现“结果公平”，并且否定国家和政府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中所起的作用。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则侧重于提高社会劣势群体的福利，主张“社会上状况最差的人的福利最大化”，既强调“机会公平”也强调“结果公平”。这三大公平观虽各有侧重，但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则兼顾了功利主义公平观中的“结果公平”和古典自由主义公平观中的“机会公平”，是我们分析收入分配公平涵义的基础和出发点。

收入分配的理想状态是公平。通过考察三大公平观所包含的“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我们认为收入分配公平应有两层涵义：一是市场意义上的公平，简称“市场公平”。二是社会意义上的公平，简称“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立足于公平观中的“机会公平”，是指按照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收入，多劳多得。这也就是说自然禀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的人所获得的收入也应该不同：自然禀赋好、努力程度高的人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自然禀赋差、努力程度低的人应该获得较低的收入。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则立足于公平观中的“结果公平”，强调收入分配的结果和各社会成员之间所拥有收入份额的相对关系，即强调个人收入份额均等，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不至于无法让人忍受，实现社会稳定。当然，“社会公平”并不是平均主义，它仍允许收入分配差异的存在，只是这种差异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谈到收入分配公平不得不提及其与效率的关系。收入分配公平虽包含“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内容，但是这二者不是并重的，而是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别的。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由于其立足于“机会公平”，因此处于主导地位，其实现将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效率。具体说来，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保证了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基于自身的资本、判断、管理、技术和勇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精神而沉浮，因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来说，市场经济社会也正是建立在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的基础上，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得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不根据“市场公平”进行分配，就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而降低工作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必然导致效率越高的人获得的收入越多，效率越低的人获得的收入越少，最终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当这种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低收入者可能连生存都成为问题，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收入分配的“社会不公”问题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市场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是内在统一而排斥“社会公平”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会实现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也越会导致收入分配的“社会不公”，而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不得不以部分“市场公平”为代价，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效率。

2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与成因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分配体制的改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目标下，确实有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明显扩大，我们在注重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的同时，却忽略了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逼近0.47，2006年仍有持续增长趋势。另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5.8亿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在当下的中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多。而对其他80％的人来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是生活中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到2006年第三季度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3.18：1，而考虑到城市居民的所享受的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补贴等，我国城乡收入的实际比例将超过4：1甚至达到6：1，为全世界最高水平。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已经达到承受极限的问题，因为面对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付出同样劳动甚至比过去更多劳动而收入不增加或者增加缓慢的低收入者心理受到很大打击，他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将变得越来越脆弱，虽然我国这部分人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大，但是绝对数量还是很大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未完成，市场机构还不完整，并且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和行政结构很不健全，致使我国竞争的公平性不够，这种公平指的是以过程公平为基础，结果公平为重点的公平观。所以涉及到收入的分配上，也很难做到公平。而且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具体有东西部差距，沿海和内陆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等，尤其是近几年以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极为惊人，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时间长了，还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

3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改革

一般来说，收入的分配的过程有两次，第一就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如工资、薪酬和经营所得等等，第二是通过税收进行第二次收入分配。我们要实现居民的收入分配公平，就要从这两次分配过程入手，而本文主要是谈谈收入的第二次分配——税收手段。而税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运用税收杠杆校正市场缺陷，促进市场分配机制的完善，实现市场意义上的公平分配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分配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这是造成目前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应针对这一问题，运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盈利水平，校正市场的缺陷，完善市场分配机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收入都与其效率相一致，使等量劳动和资本投入不同行业能够得到大体相等的收入，实现市场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并为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创造基础。为此应采取的措施是：

3.1.1完善流转税制度，调节不同行业的利润水平。由于流转税通常按不同产品或行业设置税目、税率，对不同行业和产品可根据其各自的盈利情况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分别规定不同税率，因而，流转税在调节不同产品和行业的利润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3.1.2完善资源税和土地使用税制度，调节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企业盈利水平高低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主观因素，而且还受诸多外部客观条件的影响。如对采掘业等行业来说，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企业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对任何企业来说，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劣对其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影响。优等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级差收入，使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望尘莫及，无法与之进行平等竞争。

3.2运用税收杠杆，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税收杠杆直接调节个人收入通常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国家手中；另一方面以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然后再通过支付社会保险金和社会救助等方式对失去收入来源者和低收入者给予援助，从而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但是由于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完善，难以满足政府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的需要。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经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充分地发挥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以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必须进一步改革。基本设想是：

3.2.1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直接调节。改革课税模式，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共有11项，分别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是典型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不能就纳税人全年的各项应税所得综合计算征税，难以改善收入分配上的公平程度。第二，由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对不同收入项目采取不同的税率和扣除办法，造成各项所得之间税收负担不一致，纳税人容易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侵蚀和破坏了税基，导致征管难度加大、效率降低。第三，采用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对经济调节的弹性较小，不能发挥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针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存在的弊端，考虑到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实行彻底的综合税制难以一步到位，而且会加大税收流失，因此可以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对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和财产所得等已具备较好征管条件的，实行综合课税。目前，这部分所得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的绝大部分，对其实行综合课税，有利于保护税基和公平收入分配。资本所得、偶然所得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中比重较少，也缺少征管经验，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分类课税，与个人的综合收入分离，以便于征管和调节。随着征管条件的完善,再不断扩大综合课税的范围。

3.2.2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遗产税是指对财产所有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为课征对象的一种财产税。赠与税则是对财产所有人赠给他人的财产征收的一种财产税。目前遗产税已经在许多国家实行，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征了遗产税，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征了遗产税。比如，我国的香港也征收了遗产税，规定遗产额在200万港币以下的免征，200万元以上的实行累进税率。遗产税的开征，在减少社会浪费，平均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主张开征遗产税，一是起征点要高，主要是对10％～20％的高财产居民征收；二是采取超额累进税率，最高一级的税率可达50％；三是采用总遗产税制，先征税后分割给财产继承人；四是为了防止因转移财产造成偷逃税，配合征收赠与税。

3.2.3及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市场竞争是无情的，它既可以成就一部分人的事业，使之获得大量的财富；也会使一些人遭受失败，使之蒙受经济损失，甚至陷于贫困。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给予缺乏竞争能力者和贫困者一定的物质援助，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对于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具有重要作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依赖于充足、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支持。而我国目前所采用的社会保障筹资方法不够规范，约束力较差，在筹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企业拖欠，拒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当企业遇到风险时，其职工往往会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必然会加大贫富差距，引起社会矛盾。因此，我国应当及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以此改革我国的社会保障筹资方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这对于缩小贫富差别，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秦蕾.西方税收公平思想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J].税务研究，2005，12.

[2]温美琴.运用税收杠杆促进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构想[J].经济体制改革，2004，5.

[3]霍军.收入分配差别与税收分配调节[J].税务研究，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