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1篇1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意愿；育婴补贴

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之一，它的每一次变动调整，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做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调整，是国家基于对生育意愿和人口变动趋势的准确判断，可以说是顺应民情、符合民意之举。

以往有关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多以实证分析为主。本文采用分类研究方法，在对育龄人群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影响不同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原因，并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可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对以往研究的一定补充，而且对正视新政的实施效果、完善生育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

生育意愿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群众生育意愿的变化，成为我国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总体上表现为多育和偏男。70年代，人们的生育意愿开始发生变化。1979年对北京、四川两地的城乡青年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城乡青年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均低于2个。进入21世纪后，三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一男一女”成为人们最普遍的意愿生育性别组合。

在分析生育意愿变化趋势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城乡居民的意愿子女数均呈减少的趋势。郑真真对江苏省调查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妇女理想子女数、意愿生育子女数、现有子女数和现有计划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7个、1.5个、1.1个和1.3个。风笑天对全国12个城市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育龄夫妇的抽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显示，城市育龄夫妇中只有14%左右的夫妇申请生育二孩。侯佳伟等利用1980-2011年间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了2000年以后理想子女数为1.6-1.8人，且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均呈下降趋势。

二、“全面二孩”政策“落地难”中的生育意愿不足问题

从学者们对生育意愿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不管是前些年的调查数据，还是最新调查数据，均反映出人们生育意愿偏低的事实。而生育意愿过低，容易使政策面临遭“遇冷”的危险，出现“落地难”的问题。

第一类育龄夫妇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不想生二孩和不能生二孩。一项关于山东省育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中，对“单独”和“双非”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年轻的“单独”家庭中，育儿成本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成为影响夫妇生育二胎的主要原因；在年龄较大的“双非”家庭中，身体健康状况和年龄成为影响二胎生育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类夫妇则完全受益于“全面二孩”政策。我们仍然可以将这些夫妇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夫妇已经有了明确的生育二胎的计划；第二种是夫妇正处于观望状态。对有明确生育二孩计划的，“全面二孩”政策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夫妇的生育意愿最终会转化为生育行为。而对处于观望状态的夫妇来说，造成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生理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大类：

从生理因素来看，年龄偏大和身体欠佳因素使得一部分想生二胎的夫妇望而却步，因为这些育龄夫妇的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上，再生育面临的风险较大。从经济因素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且这种较以前“低迷”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生育二孩，顾虑“养不起”的心态比较普遍。加之入托难、学费高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人们不想生、不敢生。从社会因素来看，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生活和工作当中，生育意愿大大降低。

三、刺激二孩生育意愿的政策建议

鉴于群众生育意愿偏低和“全面二孩”政策可能面临“落地难”的问题，国家有必要通过调整宏观政策，对按政策生育的家庭给予必要的支持，以提升政策的感召力和实施效果。

（一）对按政策生育的家庭实施补贴

采取“育婴补贴”制度，对按政策生育的家庭给予鼓励。这一制度，既要总结以往“独生子女”家庭奖励扶助的经验，也要借鉴国外鼓励生育的做法，积极引导人们按政策生足。针对不同层面的计划生育家庭，需要制定不同的生育补贴办法。对生育二孩家庭进行奖扶，应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具备同样条件的生育家庭享受统一的扶助标准。

（二）在住房、就业问题上实施优惠政策

对按政策生育二孩的夫妇在住房、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减轻这部分人的生活压力，使其有信心、少顾虑地生育二孩，也是提高生育意愿的有效办法。同时，按政策生育二孩的夫妇应享受更多的就业优惠政策。国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对这些优惠政策要有明确的适用标准和规定，作出具体安排，确保优惠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三）加快生育成本社会化进程，减轻企业生育负担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作为生育成本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国家的直接支持，也需要加强对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软激励”。因此，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促进生育保险的社会统筹规划，加大生育成本社会化的支持力度，尽快建立生育成本社会化运作机制，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有效举措。

（四）加大托幼事业支持力度

近年来，孩子“入托难”、上学费用高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给本就不高的生育意愿浇了一盆冷水，成为阻碍政策落地的又一桎梏。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缓解低龄教育的供需矛盾。

为此，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公办幼儿园、托儿所等机构的建设，对公办幼儿园给予财政补贴，减少父母的教育费用支出；同时鼓励民营教育机构参与其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2

关键词：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

基金项目：2012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12480）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月2日

固定资产是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为了加强企业固定资产管理，科学核算成本和费用，保证固定资产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价值，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加速折旧法应运而生。加速折旧是税法规定的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开始提炼较多的折旧，随着年数的增加相应地减少折旧额，从而使纳税人的所得税税负得以递延的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其应用是否科学合理，会对企业当期经营效益产生重大影响。

一、加速折旧法对企业会计利润的影响

以下通过案例数据来说明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两种加速折旧法影响企业利润的方式。

案例1：某公司有一台机器设备，原值30万元，预计净残值率为5%，预计可使用年限为10年，企业分别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提取折旧。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加速折旧方法进行账务处理。

（一）双倍余额递减法。（表1）通过表1计算表明：固定资产在购买初期即效能较好，使用最灵活便捷的时候，折旧提取较多。

（二）年数总和法（表2）

年折旧率=（10-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折旧年限+1）/2））×100%

通过表2计算可以看出：随着年数的增加折旧率出现递减的趋势，年数总和法在固定资产使用状况良好的时候提取了较多的折旧。

以上两种方法的计算均表明：（1）前期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计提的折旧较多，以后年度逐渐减少，这正是加速折旧法的特点，通过采用该方法有利于企业设备的及时更新；（2）在其他费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因采用加速折旧法引起的利润减少，能够在后期计提的折旧额减少使得企业利润增加中弥补回来。另外，企业在使用加速折旧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应注意两个问题：若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固定资产是在年中或年末计提的，那么企业应当对固定资产分段计提折旧；若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当固定资产每期计提折旧的金额比直线法计提折旧的金额少时，应当在剩余年限内用直线法替代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

二、加速折旧法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为了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更新、促进企业进步，在固定资产前期技术状态好能创造出较多价值的使用阶段应多计提折旧。同样地，在所得税的问题上加速折旧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税法的角度讲，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性和公平税赋，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问题上企业应尽量使会计处理与税法规定相吻合，尽量地减少纳税调整，降低企业成本，而且要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做到税收成本最低化，风险最小化。下面用案例分析题解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案例2：某企业新购进一台大型机器设备，原值800，000元，预计残值率8%，经税务机关核定，该设备折旧年限为4年，假设在提取折旧之前，企业每年的税前利润均为1，800，000元。企业所得税税率25%，采用两种折旧法计算折旧额和所得税额，比较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法对所得税的影响差异。

（一）双倍余额递减法。（表3、表4）

（二）年数总和法。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数/预计使用年限的年数总和。每年提取折旧额如表5、表6所示。（表5、表6）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一种特定固定资产而言，采用两种加速折旧方法企业所提取的折旧总额是相同的，同一固定资产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内每年所抵扣的应税所得额是不同的，由此导致每年所抵扣的所得税额也是不同的。上述分析更深一步说明加速折旧法可以递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期间，从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角度考虑，为公司争得了一定时期的无利息贷款，使公司获得一定的财务收益。

三、对加速折旧法应用的思考与建议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相关政策法规的颁布，加速折旧法越来越受到各个企业的青睐，因为加速折旧法提倡企业尽早收回投资，用新技术更换原有的旧设备，以此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该方法正在被政府和企业合理运用与完善。当今社会由于经济软实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这一强大力量的带动下，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速度惊人，使得资产的自然使用寿命被新的替代品强制缩短，无形损耗越来越明显，有的高精尖部门的固定资产不是因为长期使用破坏严重而无法继续使用，而是在其正常年度使用范围内就被性能更好、效率更高或者价格更优惠的新型设备所取代，因此加速折旧法的实行越来越成为必要。针对加速折旧法当前经济形势下所处的境况，以及上述资料数据对两种加速折旧法的分析，对进一步更好地应用该种方法提出下列可行性建议：

（一）以企业整体经营决策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优势。企业应当把加速折旧放到整体经营决策中考虑，降低成本，合理避税，恰当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增强财务报表的可能性，从而达到实现企业预期效益的目的。同时企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内部优势，运用科学技术多开发一些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加速折旧法的作用，加速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增强企业的后劲，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在物价持续波动情况下采用加速折旧法。在物价波动幅度大尤其是在物价居高不下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这样能够使得大部分投资在被不合理使用之前收回，从而避免因物价上涨而发生的货币时间价值造成更大的损失，有利于固定资产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实现统一。

（三）从政府层面上支持并规范加速折旧法的应用。国家对加速折旧法的实施应逐步放宽政策，支持更多有条件的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这一措施短期来看会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但对企业而言不但减轻了税负还提高了更新固定资产的能力。政府还应加速实施对企业固定资产价格的重估，重估对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保持各年效益平衡有重大意义，利用重估加快实行加速折旧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3.16.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国际收支中日差异双顺差解决方案

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经常项目（即单方面转移、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简称CA）”和“资本项目（即长期资本流动，简称CFA）”这两个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主要两大项目算数和为零。但是在现实国际贸易中，国际收支绝对为零是一种偶然，更多的情况是一种不均衡状态，即顺差或者逆差的出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动态概念但是长期的顺差或逆差对经济的均衡和资源的配置是不利的，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为得到国际收支平衡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情况实现：第一中就是CA的顺差，CFA的逆差，这类国家的代表为日本；第二种情况是CFA的顺差，CA的逆差，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国家就是美国。从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考虑，我国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可以通过日本的贸易模式进行改革。

一、中日两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

（一）中国国际收支现状

根据201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如下特点：

1、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多年顺差，且顺差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中

纵览中国自1982-2011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图1）可知，从1982年到1993年，我国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在平衡的状态。除去1998年资本项目出现的逆差，1994―2011年间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且顺差程度一直呈增大趋势。

2、国际收支顺差结构变化显著

表1显示出2001至2011年十年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结构。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可以得知，经常项目顺差所占比重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状态，2006年至2009年是经常项目顺差最严重的几年，而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所占的比重正好呈相反的状态。

表12001―2011年国际收支顺差结构（单位：亿美元）

3、外商直接投资是CFA顺差的主要来源

图2是2012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00-2011年来华直接投资流入情况图”，从该图表可以分析出外商来华的直接投资的增减变化，即呈增长状态。从1994年开始的十多年里，我国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对吸引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及中国国内巨大的消费实力成为外国企业在国内的投资一直持续增多的主要原因。

4、货物贸易顺差是CA顺差的主要来源

中国在国际贸易里CA项中的服务贸易长年保持逆差，而货物贸易则一直顺差，并且顺差的程度还在逐年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当中，货物贸易对CA项的顺差起到了主要作用，是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

（二）日本国际收支情况

日本财务省的日本1999年到2009年十年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类项目的数据制成的图表可以得知，日本的国际收支基本中经常项目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除2003、2004、2008年外，资本项目一直保持逆差的趋势。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的状态。

二、中国及日本的国际收支现状对比

（一）中国国际收支现状分析

之前已经得知，我国的货物贸易是CA项顺差最主要的原因，货物贸易项目顺差主要源自其中的加工贸易，这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有很重要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同时发达国家利用我国低廉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相关优惠税收等政策措施等条件在中国投资建厂。这样，我国逐渐成为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大国。加工贸易在我国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再加之国内消费力不足的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CA项呈现顺差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国政府的各项制度上有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倾向，使得国外的大量资本流入我国境内。国外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中国日益稳定的投资环境使得外资大量的流入，这成为CFA项顺差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

（二）日本国际收支现状分析

多年来，日本的国际收支基本呈现出CA项顺差，CFA项逆差的状态。由于日本汽车、电器、钢铁等制造业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带动了日本的出口。同时由于近些年来日本国内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国内购买力不足使得产品出口的增多，这成为日本CA项顺差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由于电器、汽车等产业的发达，从事这些行业的大型跨国企业对海外进行大量投资及建立公司厂房，而这就成为CFA项逆差的主要来源。

三、中国向日本学习借鉴改变双顺差解决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着重发展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曾经经历了收支失衡、本币升值和泡沫经济等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相类似的经济问题。虽然日本的国内经济近些年来一直处于疲软的状态，但是该国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平衡状态值得中国学习。

（一）扩大内需

对外出口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这种发展方式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本国经济独立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应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消费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以此平衡过度顺差的CA项。

（二）鼓励高科技企业出口，减少对低技术含量加工品出口的优惠政策

日本“贸易立国”时期的出口促进政策不仅扩大了日本出口的规模，而且还有起到提升技术水平、改变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日本的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相比之下，中国出口的商品以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品为主。因此我国出口的商品并没有核心竞争力，同时低技术的加工环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十分巨大，再加上“出口创汇”以及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企业自然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政府应该改变其贸易政策，改为扶持科技含量高的企业，鼓励这类型企业的出口，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品出口的各项优惠政策。

（三）转变利用外资观念，增加对外投资项目

日本众多企业大量资本外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使得日本本国由于出口贸易顺差得来的外汇转移到其他国家，增加了资本的利用率，同时保持了相对平衡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我国政府要防止避免成为跨国企业的“加工厂”，不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而只引进外国的生产线。在引进外资时，不能仅仅将目光限于当地GDP的增长，还应该与外商建立合资企业，要求外商提供先进技术。在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国内的许多企业已经具备走出国门向外投资的能力，政府应该出台相应优惠政策，鼓励这些企业在国外投资，以此减少我国CFA项的顺差，从而使“双顺差”的状况得以缓解与改善。

参考文献：

[1]日本财务省.国际收支统计[Z/OL].http：//mof.go.jp/bpoffiee

[2]刘日红.日本调节国际收支的做法与启示[J].时代经贸，2011（7）

[3]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12（3）

[4]关迪，辛文.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短期内难以逆转[J].特区经济，2010（6）

[5]王伟.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特征、原因及其治理[J].世界经济情况，2009（2）

[6]陈以威.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成因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32）

[7]韩骏.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巨额“双顺差"及解决路径，2011（424）：26-31

[8]张礼卿.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政策目标与工具选择[J].中国外汇，2007（01）

[9]余永定.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深层问题[J].二十一世纪，2007（4）：4-10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汽车限购；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50-01

一、文献回顾

北京市自实施限购政策以来，中签比率大幅下跌，从2011年1月的1：10.6已经下跌至2012年11月的1：67.2。文章收集了每隔两个月的月度中签比率数据，并据此做出趋势图。

从趋势图中可以看出，政策出台初期，中签比率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政策实施4个月后，中签比率已经迅速下跌到了一个低水平上。随着政策的实施，即使每个月都是2万辆车的中签数量，但是中签比率的下跌趋势却在继续，说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摇号大军中来。政府的这一限购政策不仅没有降低汽车市场的活跃程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到汽车市场中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偏差。本项目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限购政策对汽车市场的影响，从而确定在政策作用下影响汽车市场的主要因素。

限购政策是汽车产业的新政，实施时间不足两年。对于汽车限购政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并不成熟，也未形成学界的通说。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策角度来看，袁建团（2012）通过分析大城市汽车限行限购政策对汽车市场及油品消费的影响，认为汽车限购政策能更直接地有效抑制汽车保有量增长、改善交通、减轻尾气污染，但是长期看来限行效果将逐渐减小；黄炫洲（2011）从对限购令出台的背景和原因出发，分析了限购令政策侵蚀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和打乱民众合理消费规则两大弊端。从政策效果上来说，杨威（2011）认为北京市的汽车限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治理拥堵；许冬琳（2012）指出摇号政策治标，发展立体化的城市公共交通治本，只有标本兼治才能真正解决目前的交通现状。

从4s店的经营角度来看，王勇毅、汤勇（2011）通过分析北京市的汽车限购现状，提出北京汽车4s服务店应适应环境变化进行经营结构转型，走集团化、品牌化、经营多元化、多地点的发展道路；杨小林（2011）分析了限购令后对北京地区4s店的建设、并购等企业行为的影响和对不同汽车品牌的销售的影响；陈思羽（2011）分析了4s店与租赁公司合作开展“以租代购”业务以应对政府出台的限购政策。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陈美多（2012）通过对家庭购车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家庭在购车过程中应避免的消费误区。夏黑讯、陶广峰（2012）讨论了限购政策背景下的市场投机者经济权利，既肯定了市场投机者经济权利的积极意义，又指出这一权利应受到一定的约束。

二、消费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最著名的应用，就是“囚徒困境”。两名非常理性的窃贼被双双抓住，他们面临着几种截然不同的抉择，是选择招供还是拒绝招供。如果把两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那么双双拒绝合作似乎是最优选择，因为这样的结果，两人只会合计被判较短年限的徒刑。然而数学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由于两个过分“理性”的囚徒无法获知对方的判断，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两人都会选择坦白。就是这样简单的博弈过程，却阐释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静态博弈中，人们看似“理性”的策略，却未必是整体最佳策略。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消费者和政府的决策行为，会得到相类似的结论。考虑如下博弈矩阵：

买购买取严厉措施未改善，未受惩罚改善，未受惩罚严厉措施交通未改善，受罚款交通改善，受惩罚述矩阵中，可以看出，四个区域只有RU区域是最佳的，因为既改善了交通状况，同时维持了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但是，这一区域是不稳定的。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不采取严厉政策调控汽车市场时，一旦消费者买车，那么交通状况就会恶化，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政府会选择采取更加严厉的调控政策，此时博弈结果会是RD区域；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购买汽车时，一旦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调控政策，那么消费者本人就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消费环境，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消费者往往会改变策略选择购买汽车，此时博弈结果会是LU区域。当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那么就会出现LD区域所示的结果。虽然RU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策略，但是在理性决策的引导下，最后的结果却是LD区域。这一结果与囚徒困境如出一辙。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探析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从而为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内部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关于公司税后利润在股利与公司内部留存收益之间的分配选择，是公司经营中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其必然受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产生不同的股利政策。另一方面，股利政策虽然取决于内部治理状况，但通过分析股利政策可以透视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合理的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成本，使管理者尽量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即恰当的股利政策可以作为一种约束机制，有效协调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缓解甚至可能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作为公司治理基础，股权结构对公司内部治理的运作方式和效率都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治理结构产生不同的股利政策。我国关于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几乎都是在2005年股改前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并存，“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如今股改已基本完成，对于股改后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股改后我国股权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所有股票实现了全流通，所有股东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这将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那么是否会使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发

生变化呢？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二、国外发达资本市场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相关性分析

（一）所有权结构

大量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股权分散时，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够了解，根据股利信号理论，高股利支付率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具有良好发展状况的信息，因此公司一般都倾向于采取高股利支付率；再者，根据成本说，由于单个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对公司的监督成本大于其收益，因此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动力对公司进行监督，而宁愿通过高现金股利减少管理者手中的自由现金流量，以降低成本。而股权集中时，比较成本与收益，控股股东有动力也有能力对公司运作进行监督，公司一般由大股东控制，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比较了解，于是无须通过股利向外界传递信息；所以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一般较低。

在德国，首先，银行持有10%左右的公司股票，从而以大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治理；再者，银行是中小股东股票的“保管银行”，可以代中小股东行使权。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企业法人投票权力不能超过25%，而代表公众股东的银行的投票权却不受限制，因此银行在上市公司的治理中有突出作用。拥有股东和债权人双重身份的银行，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上市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股利政策的监督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其股利支付水平不高。

（二）董事会

作为最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能对经理层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德国，上市公司实行“双重董事会”制度，即包括理事会和监事会，且监事会的地位高于理事会。监事会有任免理事会成员的权力，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各一半组成，监事会成员不能兼任相当于经理人角色的理事会成员，因此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较强，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另外，这种机制安排便于信息传递，能够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相较之下，股利政策所发挥的治理效率并不高，因此德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

（三）债务政策

债权融资的杠杆效应有利于限制管理者的随意行为，促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从而有利于减少成本。但过多的债务融资可能使企业的现金流发生短缺，更甚者可能陷入危机，银行为了保证资金回收，通常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股利发放等决策，因此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股利支付率越低。在德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银行向公司提供各种贷款，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作为债权人和股东参与公司治理，虽然较好地贯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但也限制了其股利发放水平。

通过对德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贯穿始终，股权结构是股利政策制定的根本影响因素。且综观德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发现，虽然其股利支付水平较低，但股利政策稳定，且以现金股利为主。

三、现时期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状况

（一）股权高度集中

股权分置改革使所有股票实现了全流通，所有股东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基础。由于股改方案大都采用对价支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原为非流通股东）的持股比例有所减少，公众股东的持股比例增加。然而，针对我国2005年已完成股改的299家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这些公司2006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仍高达38.56%，股权结构仍然高度集中，即公司仍然处于大股东控制之下，可能按照大股东的意志决策。

（二）无效的董事会

我国的董事会类似于德国的“双重董事会”制度，但又具有中国特色。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是内部董事，且由原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和行业内高级经理组成，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现象普遍，董事职业化程度不够，且也没有确立职业经理人观念；其次，我国的独立董事由于建立时间短，且基本上都是由大股东推荐产生，所以独立董事基本上都是听命于大股东，缺乏独立性。另外，我国的监事会形同虚设，监事会采用集体工作制度，监事会成员无法独立开展工作，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三）资产负债率偏高，但银行监督无效

我国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且近年来有逐年升高的趋势，2003—2004年都超过了45%，2006年甚至高达68.16%。但作为最大债权人，银行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却受到限制，且由于银行本身也处于改革初期，内部治理尚不完善，因此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缺乏力度。

四、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内部治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此相对应，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制定上较股改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每股现金股利2004年为0.112元，2006年为0.095元，并没有显著变化，股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了控股股东的意愿，而不是建立在公司发展的基础上。

（一）股利政策不稳定，且缺乏连续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受控股股东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公司发放股利不是以公司的长远发展为目标，而更多体现了控股股东的意愿，或者仅仅为了迎合政府的相关规定，而置公众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因此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频繁多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中仅有519家公司在2005、2006年连续两年支付现金股利，且几乎没有公司保持相同的股利支付率，所以在我国股利政策不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反映不出公司治理状况。

（二）股利支付方式多，现金股利不是主要的支付方式

我国上市公司采取的股利形式有现金股利、股票股利、现金加股票股利、现金股利加转赠股本、股票股利加转股本、现金股利加股票股利加转股本等多种。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现金股利是主要的股利形式，然而我国1393家a股上市公司中，2005年仅有639家分配现金股利，2006年仅有747家，近乎多半的公司不发放现金股利。依靠发放现金股利来降低成本，改善公司治理在我国基本上还行不通。

五、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股利政策

（一）完善董事会结构，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我国董事会结构可以参考德国的模式，重组董事构成，让股东、雇员和债权人共同组成董事会，为保证股东利益，股东董事应占绝对多数。为保证各位董事成员享有共同的权利，股东董事由股东推荐，雇员董事由全体雇员民主选举产生，债权人董事由债权人推荐，如此有利于企业信息交流，并对高层经营者有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监事会成员同样由股东、雇员和债权人组成，但为了防止企业遭“内部人控制”，提高经营效率，保护债权人利益，可适当考虑债权人在监事会中的占有比例。

（二）加强银行信贷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现阶段我国的股权高度集中，但基本上都是国家或法人控股，银行不占有股份，公司资产负债率虽然很高，但银行不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缺乏有效的监督，从而造成资金使用低效，银行资金回收率太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可以借鉴德国模式，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参与角色，并为公司提供融资、咨询等方面的支持。

（三）健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

有效的薪酬激励，可以促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这是增加股利发放的收益源泉。在日德等发达国家，高管薪酬普遍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从而充分调动了管理者的积极性。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管理机制混乱，薪酬与公司经营状况脱节，从而出现了大量经营者消极怠工现象。我国应借鉴德国模式，健全薪酬激励机制，激励管理者的经营管理热情，从而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四）股利政策应当稳定、连续，并以现金股利为主

我国上市公司应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的经验，建立稳定、连续的股利政策，增强股利的可预见性，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现金股利是发达资本市场上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我国上市公司也应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并适当采用高现金股利支付率。高现金股利支付减少企业的留存收益，公司到市场再融资时必受到市场的监督，并且高现金股利减少了经营者所控制的自由现金流，有利于减少成本，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雷光勇．经理报酬契约设计与经理市场运行[j]．管理世界，2003（4）．

[2]李思敏．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6（5）．

[3]孙胜．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c].山东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4]田银华,梁锷等．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探讨[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第1卷第1期．

[5]汪昌云．公司财务政策与公司治理：中国的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6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社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用博弈论方法进行推导，从而为规范建设农村社区提出意见。

关键词：农村社区；博弈论

（一）我们利用西方经济学弈论知识，尝试建立一个模拟农民、地方政府的“完美且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对两方效用函数的推导与运算，得出使得博弈双方进行博弈所达到的纳什均衡点，并分析该均衡点是否是使双方效益最大化的均衡点，以及是否存在通过进一步调整达到更优的空间。

（二）建立完美且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并作分析1.模型1:

假设一个典型的合村并居的实例，条件之一是地方政府忽视了部分农民的利益以及中长期内双方的共同利益。

假设几个将要合村并居的村庄共有面积为S的宅基地，S面积中X·S(0<X<1)的面积腾出卖出指标后复耕，指标用作城镇建设用地，(1-X)·S的面积用作村庄居民的小区建设。

面积为S的宅基地以Y的价格由村民卖给地方政府，政府将其中X·S的指标用作城建投入，每单位面积收益价格为W。地方政府在(1-X)·S的面积上以单位面积为价格U进行楼房建设和一些必要的设施建设，而农民已在（1-X)·S的面积上以单位面积价格为Z购买楼房住入。地方政府在小区的基础建设上另外以增加村民利益的投资为I，农民住入楼房后的物质和心理上的效用为G1（假设固定），而地方政府对小区的另外投入I所给村民带来的效用为G2（I），即效用G2是关于I的函数，且为增函数。由以上分析，在整个博弈过程中：

政府的得益函数：π1=W·X·S（卖地收入）-Y·S（买地投入）+Z·(1-X)·S（卖房收入）-U(1-X)·S（建房投入）-I（后续投入）

农民的得益函数：π2=Y·X·S（卖地收入）-Z·(1-X)·S（买房投入）+G1（住楼房的效用）+G2（I）（受政府后续投入带来的效用）

（1）对政府的得益函数分析

在楼房的建设中假设地方政府不通过卖给农民楼收益，以保障农民入住的收益，则农民买楼的价格Z随政府建设的成本U变化，即Z（U）。由于成本与价格相等，则Z（1-X)·S=U（1-X）·S，即建楼的投入与卖房的收入相等，则π1=W·X·S-Y·S-I。

其中，用作城镇用地指标的用地比例是远大于小区建设用地的，所以X接近于1。而政府将指标投入市场上用来收益的价格W是很高的，而Y的价格相对较低。所以W·X·S-Y·S是一笔丰厚的收益，而政府的最终收益则还要取决于I的大小。

（2）对农民的得益函数的分析

由经验知，G1与G2的效用多为长期或心理上的效用，而Y·X·S<Z·（1-X）·S,即农民卖地的资金不够入住合适的楼房，需要自己进行一部分的自有资金投入，而设这部分在（1-X)·S的面积上的投入以V为单位面积的价格，则：Y·X·S+（1-X）·V·S=Z·（1-X）·S而π2=G1+G2（I）-V·（1-X）·S

假如G1+G2的效用大于V·(1-X)·S的自我补助，则π2>0，农民的收益为正，反之则为负。

（3）地方政府的决策选择和农民的决策分析

以上为模型1的基本介绍，下面设此博弈为完美且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即对方的策略都能被看到且政府的决策先于农民的决策：

首先政府在政策的实行中决定了I的投入的自由变动从而影响了自己的收益π1和农民的自我投入V和G2（I）以及π2的变动、农民对此政策的反应态度。

假设农民对此政策有两个策略，“接受”和“不接受”，而“接受”时双方的收益不变，分别为π1（接受）和π2（接受）。

政府的得益函数：π1（接受）=W·X·S-Y·S-I农民的得益函数：π2（接受）=G1+G2（I）-V·（1-X）·S而农民选择“不接受”时，则双方收益为π1（不接受）=π1（接受）-C1与π2（不接受）=π2（接受）-C2，政府的得益函数：π1（不接受）=W·X·S-Y·S-I-C1农民的得益函数：π2（不接受）=G1+G2（I）-V·（1-X）·S-C2

也即政府会花费人力物力应对媒体等负面报道对其产生的影响，即C1，而农民也要投入大量精力时间，从而放弃了从事生产带来收益的机会成本以及心理上的压力，即C2。

假设存在I0，使得在I=I0时，π2=G1+G2（I0）-V·（1-X）·S=0为临界值，则下面分情况进行讨论：情况1:I1>=I0,则π2=G1+G2（I1）-V·（1-X）·S>=0且V<=V*，则政策上农民的收益为正且可以顺利入住，全体农民会选择接受合村并居的政策。

而此时，政府需I>=I0,I0为临界值如上所述。

而V<=V*,即：

(1-X)·Z·S-X·Y·S<=(1-X)·V*·S,

(1-X)·Z<=X·Y+(1-X)·V*

即：Z-(X-Y)/(1-X)<=V*

即：政府在合理范围内使Z,U,X,使得Z—(X-Y)/(1-X)<=V*。

情况2:I2<I0，则：

在农民接受的情况下，π2（接受）=G1+G2（I2）-V·（1-X）·S<0，则农民的收益为负，此时农民将面临“接受”与“不接受”的选择。

（4）在地方政府选择减少I的投入时，对农民的决策分析

用逆推归纳法对情况2中农民选择的子博弈分析：

此时，选择“接受”：π2（接受）=G1+G2(I2)-(1-X)·V1·S<=0其中，I2<I0而政府的收益π1（接受）=W·X·S-Y·S-I2若选择不接受，π2（不接受）=G1+G2(I2)-(1-X)·V1·S-C2<=0π1（不接受）=W·X·S-Y·S-I2-C1

显然，π2（接受）>π2(不接受）

所以理性的农民选择了收益减少条件下的接受，因为不接受的收益会更小。

但农民们并非都理性，所以P概率下农民会选择“不接受”，而P极小。

所以子博弈的均衡为π2（全部）=（1-P）π2（接受）+Pπ2（不接受），（P极小）

此时，π1（全部）=（1-P)π1（接受）+Pπ1（不接受），（P极小）

对以上农民的选择的不同利益的总结：在政府的I的投入中:

情况1,I1>=I0时，政府的得益函数π1=W·X·S-Y·S-I1，农民的得益函数π2=G1+G2（I1）—V·（1-X）·S情况2,I2<I0时，政府的得益函数π1（全部）=（1-P)π1（接受）+Pπ1（反抗）=（1-P)(W·X·S-Y·S-I2)+P(W·X·S-Y·S-I2-C1),农民的得益函数π2（全部）=（1-P）π2（接受）+Pπ2（不接受）=（1-P)[G1+G2(I2)-(1-X)·V1·S]+P[G1+G2(I2)-(1-X)·V1·S-C2]

（5）在农民决策分析完成后，分析地方政府应做出的决策

政府对I的选择与对Z，Y，X的调整导致了情况1与情况2的结果。

则情况1时：π1=W·X·S-Y·S-I1,且I1>I0>I2而情况2如上，π1（全部）=（1-P)π1（接受）+Pπ1（反抗）=（1-P)(W·X·S-Y·S-I2)+P(W·X·S-Y·S-I2-C1)

而此时，π1&acute;与π1（全部）的比较为-I1与-I2-PC1的比较，由于I1>I0>I2,所以，-I1<-I2

在现实中，P极小，从而引起的C1与I的变动相比

较，PC1忽略

则：-I1<-I2-PC1

所以，π1&acute;<π1（全部）

故政府会选择情况2。

最后的完美纳什均衡为：政府选择减少I投入，使I<I0,而大部分居民则会选择“接受”（<1-P>的概率），极小部分选择“不接受”（P的概率）。此时最为稳定。

（6）本模型小结

在最终的选择中，地方政府首先选择了情况2:

I2<I0,政府的得益函数π1（全部）=（1-P)π1（接受）+Pπ1（不接受）=（1-P)(W·X·S-Y·S-I2)+P(W·X·S-Y·S-I2-C1),情况2下政府的收益大于情况1下政府的收益。

在地方政府选择了情况2的结果下，在“接受”与“不接受”的决策中，大部分农民（<1-P>的概率）选择了“接受”，小部分农民（P的概率）选择了“不接受”。农民的得益函数π2（全部）=（1-P）π2（接受）+Pπ2（不接受）=（1-P)[G1+G2(I2)-(1-X)V1S]+P[G1+G2(I2)-(1-X)V1S-C2]<0，情况2下农民的收益小于情况1下农民的收益。

博弈所得均衡时符合现状的：在地方政府忽略了一些农民的利益而着重于短期利益的条件下，往往会减少对农民的新建小区的建设投入，从而导致利益冲突，而大部分农民则会接受现状，小部分农民会与地方政府产出矛盾从而成为社会焦点问题。

2.模型2：

（1）各变量如模型1

此时，农民利益也为地方政府的一部分（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有根本的一致性）：

政府的得益函数：

π1=W·X·S-Y·S+Z·(1-X)·S-U(1-X)·S-I+π2=W·X·S-Z·(1-X)·S-Y·(1-X)·S+G1+G2(I)-I=S[W·X-(1-X)(Y+Z)]+G1+G2(I)-Iπ2=Y·X·S-Z·(1-X)·S+G1+G2(I)

（2）在地方政府的不同投资下，双方的决策分析此时，若情况2发生，即I2<I0

π2大小不变，则选择不变，π2（全部）=（1-P）π2（接受）+Pπ2（反抗）<0

则政府的得益函数π1（全部）=（1-P）π1（接受）

+Pπ1（反抗）=S[W·X-(1-X)(Y+Z)]+G1+G2(I2)*I2+P(-C1-C2)

此时若情况1发生，即I1>=I0

π2大小不变，则选择接受，π2>0

π1=S[W·X-(1-X)(Y+Z)]+G1+G2(I1)-I1

（3）对子博弈下农民的不同决策，地方政府对应的决策

则π1（全部）与π1比较，则为G2（I2）-I2-P(C1+C2)与G2(I1)-I1的比较。

假若在小区的投入中，假设地方政府I的投入范围内，每ΔI带来ΔG2更多，即：ΔG2/ΔI>1,G2’(I)>1设函数F(I)=G2(I)-I

求导得:F&acute;(I)=G&acute;2(I)-1

又因为，F&acute;(I)>0,且I2>I1,所以F（I2）>F(I1)

所以，G2(I1)-I1>G2(I2)-I2

显然，G2(I1)-I1>G2(I2)-I2-P(C1+C2)

π1>π1（全部），即在情况1发生时，I1>=I0，政府的收益大于情况2发生时政府的收益。

则政府会选择让I>I0。而此时π2>0>π2（全部），即在情况1发生时，I1>=I0，农民的收益大于情况2发生时农民的收益，此时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在地方政府重视农民利益后，农民会完全接受政府的政策而不会有反抗或怨言。则可视农民利益π2完全决定于政府。

（4）对地方政府的投资量的分析

政府需要收益π1最大化，π1=S[WX-(1-X)(Y+Z)]+G1+G2(I)-IW，S，G，Z，Y,X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而重点则为G（I）-I的最大化。

如之前分析，设F(I)=G2(I)-IG2(I)为G2随I增加而增加的增函数，开始增加小量的I，就可获得大量的G2，但随着每单位I的增加，所随之增加的G2都在减少。

即G（I）’>0,G（I）”<0，对F(I)求导，F&acute;(I)=G&acute;(I)-1所以，F&acute;(I)=G&acute;(I)-1=0时，F(I)最大此时，ΔG\ΔI=1

即：投入的资金与所得利益相等时，F(I)最大，π1也最大而在F’（I)=0时，设I=I3I3远大于I0G（I3）远大于在I<I0时G(I0)所以，此时π1最大化,π2的收益也很高，为双赢。3.模型3：

（1）该模型为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农民不清楚政府的决策，及不清楚政府的另外投入量I的多少，其他条件则与模型1相同。

农民的两个决策的得益函数：

π2（接受）=G1+G2（I）-V·（1-X）·Sπ2（不接受）=G1+G2（I）-V·（1-X）·S-C2由于农民不知道政府的决策，而接受的决策的得益函数π2（接受）好于抱怨决策的得益函数π2（不接受），所以农民的会全体选择接受的决策。

而政府会在之前预测到农民选择接受的决策，于是，政府在农民选择接受的决策的条件下的得益函数如下：

I1>=I0时

π1（投入大）=W·X·S-Y·S-I1

I2<=I0时

π1（投入小）=W·X·S-Y·S-I2

明显，π1（投入小）>=π1（投入大）

于是，政府选择减少对农民的另外投入

由于此博弈为一次博弈，所以政府选择投入小而农民选择接受时达到均衡。此时政府收益很大，农民利益受损。

（2）本模型小结

在最终的选择中，地方政府首先选择了情况1:I>I0,此时政府的收益为π1=S[WX-(1-X)(Y+2)]+G1+G2(I1)-I1，而通过求导在ΔG\ΔI=1时，I=I3>I0,此时政府的收益最大。而I=I3时，农民的收益为π2=YXS-Z(1-X)S+G1+G2(I3)>0，由事实可知，I3的投入对整体为最大化，即最合理，且能对农民带来很大的收益。

（三）应用博弈模型部分

1.对住房的保障。房屋置换中，农民所能无偿分到的住房面积也通常比原来实际拥有面积小。同时，农民要想获得同等面积的住房，则需要倒贴数额不菲的购房款。

2.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地方政府需逐步建立起与社区配套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对于农民，其不只要求良好的居住环境，更看重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3.政府政务公开。实行政府政务公开，让农民了解土地转让的实际流程，也是政治民主改革一部分内容，会提高无形的得益π1。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7

【关键词】双顺差储蓄率FDI汇率

一、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现状

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盈余或顺差状态。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呈现“双顺差”的格局(除1998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与国的交往不断密切，我国的“双顺差”规模仍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使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内外均衡问题。现通过对我国1994年至201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据整理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清楚得看出.除了08年至09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双顺差”明显减小以外.1994年至2011年我国“双顺差”总体都有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经常项目差额一直保持明显较快增长。据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为201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为1867亿美元。虽然“双顺差”的出现不是一个特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连续17年呈现该格局来说绝非偶然.“双顺差”的背后一定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因此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

二、“双顺差”产生的原因中国目前“双顺差”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我国长期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而造成的内部失衡。我国储蓄率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大于投资率，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07年国民总储蓄占当年GDP的51％，而同期美国仅占14％(如图2所示)。由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可推导出S-I=X-M.虽然中国目前属于“双盈余”，并不适用该模型。但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当储蓄大于投资时一国必须通过实物或资本的输出将闲置资源借出.即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的是贸易项目的顺差。由于我国目前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大、福利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金融体系也不完善(突出表现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投资渠道受限)、收入差距过大、税负不合理、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内需不足，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进一步高升。

图2储蓄率与投资率

(2)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在“走出去，请进来”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断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FDI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双顺差和高外汇储备问题。

(3)力Hq-贸易。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再加上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垂直化分工体系，而我国恰巧属于垂直化分工体系的末端。即东亚各经济体通过FDI方式将末端加工程序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将他们对美欧的巨额贸易顺差转移到我国，从而导致我国对美欧形成大量贸易顺差.而对东亚各经济体由于进口其中间产品而形成小幅度的逆差。

(4)人民币升值问题。截至2012年2月26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6.2978元人民币，自05年汇改时累计升值1.9784元，升值幅度达到31.4％。人民币近来的大幅度升值，加强了人们对人民币的升值心理预期，一方面，国内企业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和速度，推迟大型机械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国际游资也出于投机套利的目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再加上美日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范围内过剩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双顺差”的规模。

(5)地方政府追求GDP。由于我国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所以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并利用各种手段吸引外商对当地的投资，不注重内需，加剧了“双顺差”。

三、解决“双顺差”问题的对策

(一)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忽视了内需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双顺差”格局下，扩大内需是是经济平稳增长的根本途径。扩大内需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降低储蓄率从而减小顺差。扩大内需首先要从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人手，而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就需要增加其收入，改善民生问题，降低居民消费不确定的预期。具体而言，可通过完善养老、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充分扩大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来减少收入差距等。同时还应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完善消费者保护法等方法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提高本土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改革外资优惠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

FDI的持续增长，显著提高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应该尽快调整外资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取消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投资用“国民待遇”取代“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等各种原因影响，我国大量引进的外资并没有实在的技术含量，反而造成了占领国内市场，恶化资源配置，挤垮本土企业的局面。所以调整外资政策时必须有所侧重，招商引资时应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引入外资时应严格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首先应对“两高一资”和加工贸易类产品加大限制力度。其次，应鼓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实力。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积极引导其完成产业升级，提高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还应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努力构建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并鼓励企业大胆“走出去”，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对外投资。最后，应该尽快实行优惠贸易制度，如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扩大高科技产品和先进设备进口等。通过这种方式，在扩大进口总量的同时，优化进口商品的结构，有效减少“双顺差”。

(三)加快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问题

张少华(2005)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类金融抑制”问题，，正是产生于“类金融抑制”体系下的融资约束，使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占到2／3比重的非国有经济无法进行有效融资.不得已通过FDI这种股权投资的方式绕过国内融资限制，造成了巨额的“双顺差”。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消除资本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打破融资主体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如采取税收减免.设立担保机构并进行培训和就业指导等.从而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达到减少“双顺差”的目的。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8

关键词：双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各项经济交易的货币价值总和。一般认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根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原则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应该处于“一顺一逆”的状态。然而，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自1994年至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保持着持续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的“双顺差”,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它的成因、影响如何?以及从哪些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分析及特征总结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1994年一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况。

由表一分析可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有如下特点:

1.除1998年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为顺差，且顺差总体呈上升趋势。1994-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累计达10776.1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累计达5100.02亿美元。在此期间，经常项目顺差一直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趋势，而资本项目变化幅度较大。

2.货物贸易顺差构成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主要得益于货物贸易远远超过经常项目下其他项目的逆差。统计数字显示，从1994―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年均比已到达92%。

3.贸易大国遭遇服务贸易逆差。在我国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的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却一直保持逆差的状态。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9%的现有水平，远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贸易增长方式极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表明中国贸易转型已成为现实需要。

4.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且仍在不断增长。从1994年开始，我国连续十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期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7626.91亿美元。尤其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势头，年平均流入额一直保持在600亿美元，对保持资本项目顺差发挥了巨大作用。

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足。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来看，都处在较低水平。1994年至2006年，我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仅33.09亿美元，近一两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年均数额为451.51亿美元的来华直接投资相比就显出其“微不足道”。

6.外汇储备增长迅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长表现出加速趋势，外汇储备增量逐年递增，1996年、1997年、2003年、2004年我国外汇储备分别较上一年增长17.61%、22.81%、45.62%、81.8%。到200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其中全年新增外汇储备2473亿美元，也创下年度外汇储备增幅的历史新高。

二、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以下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方面进行分析，提出本文对双顺差产生原因的见解。

（一）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

1.从投资与储蓄的角度分析

从内外部经济的联系来看,外贸差额实际上等于一国的净储蓄额:储蓄-投资=出口-进口。在开放经济中，一国既可以自我积累资本存量，也可以通过获得外国财富来进行储蓄。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居民习惯，人口年龄结构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储蓄额占国民收入的比率高居不下。经常帐户顺差突出的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相对储蓄过剩的问题。储蓄率高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储蓄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投融资体制低效，微观经济主体赢利能力差。国内低效、不畅通的投融资体制直接导致了：储蓄转化为投资成本高、效率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此同时，我国微观经济体赢利能力差使一部分投资难以变为有质量的产出，形成无效投资，导致平均投资回报率低。这些都使得部分储蓄被阻塞，无法转变为有效的投资，还有部分储蓄则不愿转变为信贷和投资。其结果是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中国的经常项目连续多年顺差。

2.从中国贸易政策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国家为了对外贸出口给予政策支持，采取汇率改革、增值税、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出口信贷等政策手段鼓励出口。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就是外汇政策改革。1994年实施汇率并轨和增值税后，进口成本相应提高，而出口好处增多，尤其是13%和17%退税率的实行，使出口受惠颇多;同时，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制度使企业的创汇能由企业自己支配，也大大激励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2001年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

3.从外部经济环境来分析

从外部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国际收支形势非常有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并加快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而中国由于拥有丰富而又低廉的人力资源、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所以中国成了重要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其次，随着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整体上大为改观，刺激了出口的迅猛增长。

（二）资本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分析

1.优惠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资政策上作了一系列调整，如税收优惠、土地使用优惠、进出口经营特权、异地吸纳人才特权、外汇管理优惠待遇等。从投资环境上来看中国经济已进入长期稳定发展时期，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抵消其对中国吸引外资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改革措施，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减少了投资风险，也使中国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必须承认，这些优惠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对于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资金的不断增长，政府一味提供过多的优惠政策和继续笼统的改善投资环境,使得引资偏离了利用外资的初衷,大量的外资根本没有技术含量反而恶化了资源配置,占领我国国内潜在市场,这种引资对中国有害无益。

2.资本管制使得对外投资渠道狭窄

中国资本项目的顺差还根源于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长期以来，为了利用有限的资金发展经济，中国对资本流出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因而资本流出渠道狭窄。除国家外汇储备经营外，中国资本流出渠道主要是商业银行对外拆借和购买国外债券，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出很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一般企业的证券投资尚未放开，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难得到满足。1996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的实施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标志性的举措，但实际上我国离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近年来，为支持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外汇管理也逐步放松，但与“引进来”相比，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还非常滞后。

3.从国际投机资本来看国际收支顺差

连续多年外汇储备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自2002年2月起，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开始贬值，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造成币值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西方各国纷纷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使得市场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逐渐增强。在这样的升值预期下，海外投机资本为了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获取利益，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扩大了国际收支双顺差.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投机性资本就随之涌入我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收支顺差与投机性资本是相互推进的，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与结构性、政策性因素以及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际收支状况是国内经济运行的结果，反映了国内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民间投资难以全面启动等问题，这些问题又根源于投融资体制不发达、金融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二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反映了一些过去的观念和政策未能及时加以改变。三是在国内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受外部影响越来越大。

三、改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政策性建议

（一）改革对外贸易政策，加大进口力度

针对未来货物贸易竞争压力加大、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缺乏的情况，政策调整应着眼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适度促进进口发展，具体包括:

第一、在继续充分发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加工程度，掌握出口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创立名优品牌，逐步减少初级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第二、以缩小逆差为目标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同时分阶段、有重点的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加大对服务贸易出口的政策扶植力度，完善服务贸易出口的金融保障体系;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制建设;推动专业人员的国际流动，完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增加对培训和研发的投入。

第三、改善进口环境。适时调整“奖出限入”贸易政策，及早实现“中性”贸易政策；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为企业进口提供向导，进一步简化进口手续;此外，完善相关金融、保险及法律等中介服务，都将能为企业进口提供便利，促进进口。

第四、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鼓励扩大进口，利用外汇储备充足的有利时机，加大对资源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将外汇储备转换为物资技术储备。

（二）调整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政策

针对我国现阶段资本流入中存在的吸收外资规模大但使用效率低、外资投向还有待调整的情况，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处理好利用外资的投入和效率关系，把引资的效益而不是总体数量作为政府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应该带来比本国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并且这样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平行替代内资。因此，我建议取消国内已饱和的产品或服务的外商投资项目中任何有别于内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但对于“稀缺”技术含量的外资项目或国内仍短缺的产品或服务项目可继续采用鼓励优惠政策。同时要把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提高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做到节约和开放并重，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引导外资的产业投向。在坚持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的同时，扩大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开放，完善相应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发挥外资在提高经济质量方面的作用，引导外商向农业领域的投资。

（三）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并扩大资本流出

在国内储蓄持续增长的形势下，由于资金进出渠道不对称，外

资大量流入，而内资流出渠道狭窄，使得国内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是消化经常项目顺差带来的多余资源的策略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直接体现。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中国要鼓励成熟行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工程。中国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已进入成熟期至衰退期，实施跨国转移战略，一方面可输出过剩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

第二、大力发展学习型的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建立以研发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以吸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外国企业合作开发如石油、矿物、森林等国际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缺口;发展海外服务业投资，充分发挥咨询、金融、旅游等服务业投资少、风险小、收益高的特点。

2008年8月6日起开始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对于资本项目，新条例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行政审批程序，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的管理原则。这些修订简化了外汇管理的内容和程序，通过鼓励藏汇于民，藏汇于企，可进一步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也能帮助国际收支改变长期大规模双顺差，实现基本平衡。

（四）汇率政策调节、增加汇率弹性，实现汇率政策的“归位”

为了预防国际性投机资本大规模进攻而导致国际顺差的继续扩大，我们应当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使得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有利于遏制资本大规模单边流动，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同时从长远来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贸易管制日趋放松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环境下，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也将有利于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从中国出口结构、产品结构来看，近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发展与人民币综合汇率关系不大，出口增长波动主要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进口增长波动则主要受国内需求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度担心弹性汇率可能引起的货币升值会损害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我国所做出的贸易出口多元化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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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2008修订）

［3］(英)詹姆斯•米德.国际收支，中文版〔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4］姜波克.国际金融学［J］.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8版

［5］王月溪.解读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结构特征、形成动因、调整方向及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03(4)

［6］巴劲松.中国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波动趋势世界经济，2000(4)

［7］管涛.中国国际收支调节应从国内经济入手［J］.国际经济评论.2006(3-4)

［8］庄芮.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成因与利弊、国际经贸探索［J］.2000，(4)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9

［关键词］自愿性会计政策寻租理论博弈分析

一、寻租理论

寻租是由美国经济学教授克鲁格在1974年提出的，寻租理论应用的领域很广，将它运用在会计中则称之为会计寻租，而在我国用寻租理论来解释会计问题始于2000年。会计寻租的定义为：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即经济收益）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即财务报告收益数字）或者影响行业规范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求利益的活动。

会计天然地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变更就天然地具有寻租功能。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改变会计的确认和计量的方法，就可以改变会计信息，进而改变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决策结果。企业寻租通常是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以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引导或促进会计准则朝着有利于该企业的方向发展，在默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既有权力的前提下，寻租者可能寻求的则是准则具体事项中有利于自己的规定；二是企业管理当局以经济人的身份，通过具体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缓新准则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后者即被可以看作是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寻租行为。

会计活动与相关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从理论上讲，企业就有适应环境变化而重新选择会计政策的必要性，这也就是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本质要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可以选择通过这种自愿性会计政策的变更改变其真实收益以取得不应得的资源或财富。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企业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真正动因是否如准则中规定的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不得而知，但鉴于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所具有的寻租功能，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应是极易发生盈余管理的领域，企业管理者会通过变更会计政策改变财务报告收益来达到其寻租的目的，实现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

二、博弈分析

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与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博弈论中，个人的效用函数除了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还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

1.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博弈的前提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人们之间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人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几种可能性的反应，此时所做出的决策可能比单独思考自己的需求更具有价值。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中买卖双方各自拥有不同的信息，双方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就会采取不同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利，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博弈过程。

2.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博弈的要素

（1）博弈双方——政府作为博弈甲方，上市公司经营者作为博弈乙方。

（2）博弈规则——会计规范体系。

（3）裁判——注册会计师。裁判是一个中立的角色，他通过接受委托服务于博弈的一方，公正的做出评判。

3.博弈过程分析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在其公开信息时，就要了解政府在此信息公开后会做出的反应及对策。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也需要考虑上市公司通过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实现歪曲披露会计信息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博弈分析中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如表1的博弈矩阵：

其中：E——上市公司不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

O——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

A——政府采纳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

U——政府不采纳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

表中各组数据代表政府及上市公司分别在不同情况下所得的好处。那么首先我们分析AE（9，6），看它是不是均衡点。如果政府选择采纳（A）的策略，则上市公司通过比较（E）与（O）的好处就会选择（O）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8，也就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变更，所以AE（9，6）显然不是均衡点。同样，我们对AO（4，8）及UE（4，3）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都不是均衡点。而在UO（5，4）的情况下，政府采纳（U）的策略，上市公司通过比较（E）与（O）的好处就会选择（O）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4，也就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变更，歪曲披露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当上市公司采纳（O）的策略，政府通过比较（A）与（U）的好处就会选择（U）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5，就是会做出不采纳的决策，从而该博弈的均衡点为UO（5，4）。

这种双方都采取消极方式对待问题的僵局的出现，显然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制定出相关的规章制度，要求上市公司适度公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既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相关性，又要以不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的信息为限，这便是博弈的一个新的“均衡点”。这样上述博弈均衡点持续发展下去的唯一结局就是最终会导致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下所得好处减少为零，我们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均衡点AE（9，6），即上市公司采取效率型的会计政策，真实公开财务信息，而政府据此做出采纳的决定。如表2所示：

以上我们简单的探讨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中存在的博弈现象。其实如果想真正地运用好博弈论，就不仅仅是接受这一均衡的结果，而是通过了解这一均衡的形成过程来创造条件达到这一均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理想的均衡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是必须经过“多次博弈”才能达到的。就好比会计中各种准则、制度、契约就是在不同的博弈各方多次博弈之后逐步形成的。其具体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和漏洞，市场主体就会利用机会谋取利益，政府一旦发现后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定新准则加以堵截和防范，政府和市场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一时的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整体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旧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就会再次引发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就是达到新的均衡。博弈次数越多，程度越完善，博弈各方之间的关系便越接近“纳什均衡状态”。在纳什均衡状态下，各种会计准则、制度、契约就会成为整个社会普遍接纳的“市场规则”，任何市场主体若为了暂时的收益而违反规则，必然会在其他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

由于目前我国对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公开还没有达到既能披露更多真实、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同时又不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的信息的双重要求，说明我国的各种会计准则、制度、契约仍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要想达到“纳什均衡”还需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在这长时间的博弈过程中我们要正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机会主义问题，积极地创造条件使得政府、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多次博弈的结果能够兼顾各方的利益，达到双赢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1]杨久利.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及股东、经理人利益分配的影响[J]．财会月刊（理论），2008，（5）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10

据中原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9月前26天，全国主要的54个城市楼市住宅总签约为210228套。比8月同期的222006套下调了5.3%，成为最近4个月同期的最低点，低于7月同期的232041套。在54个城市中，有29个城市成交量有不同程度下调，下调超过10%的城市有21个。九月楼市表现平平，业内人士分析称，主要是开发商降价动力不足，政策压力上升，导致市场有限需求减少。

送走“金九”，迎来“银十”，多地开发商加快了楼盘入市速度。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统计显示：10月份，深圳六区预计将有24个住宅项目开盘或加推，环比9月预开盘总量上涨约26.3%；北京新建商品住宅预计开盘共计49个项目，环比9月上涨19.51%；在天津，有64个项目预计开盘，数量环比增加48.84%。

开发商对“银十”仍有期待，但市场成交能不能回暖，还要看购房者的回应。专家普遍预测，调控政策并未放松，购房者的观望心态也没有大的变化。10月，市场将延续上月的平稳态势，在成交量和成交均价上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北京一二手房齐下滑

据北京住建委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9月北京新建住宅签约11030套，同比8月的14525套下降了24%，也是最近4个月来的成交低点。二手房方面，9月全月北京二手房住宅签约12580套，而在8月为14286套，环比下降12%。这一成交量是最近5个月的最低点，与5月份成交量基本持平。同比2011年9月则上涨了43.8%。新房和二手房市场成交量双双下跌，传说中的“金九”正式宣告破产。

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认为，供应量未明显增加是导致“金九”成色不足的重要原因。8月中下旬出现的供应量减少，使9月上半月签约明显减少。在9月初，北京可售库存跌到了7.7万套，相比3月底减少1万多套。虽然最近预售项目增加，但因签约周期影响，供应量增加未在9月完全体现。同时，开发商“以价换量”基本结束，之前热销的项目折扣减少，购房者开始犹豫，也影响了签约量。

成交量连续下滑，开发商开始改变定价策略。多家研究机构报告称，10月计划上市的新盘更多采取了价格“维稳”策略。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指出，楼市调控政策微调仍然是大趋势。限购与限贷本质上并没有松动或者取消，去投资化楼市调控政策还在执行，整体市场均价仍然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海南成交环比量价齐跌

海南楼市“金九”落空。据海南省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公布数据：9月海南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总量为4055套，环比8月份减少5.72%；11个重点区域中海口、琼海、三亚分居海南楼市签约套数的前三名。其中，海口单个城市的成交量就占据了全省成交量的半壁江山，以2038套商品住宅成交量稳居海南楼市交易首位，环比8月减少了20.05%。

成交均价方面，9月海南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8755.10元/平方米，环比下跌10.04%。11个重点区域中，就有7个市县新房均价环比下跌。其中，海口、定安以及万宁三地，房价环比下跌幅度超过10%。而三亚、陵水两地则仍以破2万的成交均价领跑海南，两地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分别为23633.30元/平方米及21309.50元/平方米。

海南楼市量价齐跌的现象表明购房需求提前透支，开发商降价动力亦不足，买卖双方均显得后继乏力，整个市场或将陷入又一轮博弈期。不过，开发商们对“银十”的心理预期正在不断增强，预计随着被抑制刚需的释放和海南楼市真正旺季的到来，成交量也会逐渐回升。

上海均价跌回22000元

9月下半月成交虽有所回升，但并未扭转上海楼市整体颓势，“金九”成色依然不足。据上海永庆房屋研展部统计，9月一手住宅成交6720套，环比8月成交量仅仅增长4.1%，增长并不明显；成交均价方面则下跌4.2%，回到22000元/平方米以下水平。

中房信分析师杨晨青分析称，传统旺季，成交未能明显上涨，从买卖双方分析原因，首先今年年中出现的成交高位在消耗了不少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也使得开发商手中符合市场刚需取向的项目数量减少；其次，随着开发商在资金和业绩方面的压力放缓，价格上具备竞争力的楼盘数量也逐步减少。再者，近几年楼市“政策市”的迹象更加突出，而季节性因素已明显弱化。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篇11

关键词：税收预算预算性增收税收优惠

税收预算与税收优惠的概念及延伸

税收预算（revenuebudget）是上级领导机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对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的目标测算，是国家财政预算体系的核心。它包括了预算体系的编制、分配、检查以及分析等一系列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源可靠、税收有效。税收优惠（taxincentives）是为了配合我国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减轻或减免纳税人的税务负担，以达到支持和引导产业发展的目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我国税收预算主要采取“以支定收”的方式进行，即根据税收用途来决定税收多寡的问题。税收预算的编制体制采取的是一种“基数增长”的机制进行的，在上年税收计划完成的基础上，按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综合各地税源增减变化情况等因素，一般再调增几个百分点，形成新一年的税收计划。这种税收预算体制的编制就为我国税收预算带来了增收的可能。在税收优惠方面，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起到的是政策调节、政策扶持作用，优惠区间集中度比较高，主要集中于基础性建设、吸引外资和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这是对税收预算的一个“负增长”，而且不可预测性很强。因此，两者之间存在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寻求临界点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之一。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现状分析

（一）税收预算性增收现状分析

国家税收预算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税源问题，保证税收稳定，为公共财政提供保障。稳健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证国家基本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为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的税收预算是面临增收的压力的，其主要方面有：

由于我国财政预算与gdp比值、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比值较低，社会各界普遍要求提高这两个比值。这直接带来了各级政府在安排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预算时要求明显的高于gdp增长，最终导致了税收的预算性增收甚至是超收。

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夯实财力基础，国家或多或少的要求实现地方税收增收以扩大内需。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积极发展，为了控制财政赤字的规模，就需要在控制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从2009年新疆率先获得30亿地方债发行权以来，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获得了不同额度的地方债发行权。事隔一年多来看其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效果并不明显，这部分缺口对税收的增加提出了直接要求。

政府机关不理。如前所述，税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大兴土木、乱搞建设，带来了资金紧缺，对税收要求加大。同时税务部门为了迎合上级部门领导，采取多征税的方式，确保“超额完成任务”。

（二）税收优惠减免现状分析

我国实行税收优惠的目的是在税收方面采取相应的激励和照顾措施，以减轻某些纳税人的纳税负担，最终引导国家产业结构稳定发展，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优惠是对税收预算的一种政策性减免或减少，且不可预测性很强。目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产业和地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倾斜性。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为吸引外资进行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虽设立机构场所的但其取得的所得却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实行减按10%的税率进行征收的决定。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缴纳的“三税”不征收城建税。

对固定资产进行的可抵扣政策减免。现行增值税法条里明确提出了以2008年12月31日为界，期间以前买入的固定资产卖出时按4%征收率减半征收，期间以后买进的固定资产按17%抵扣，实现了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与此同时，为鼓励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产确实需要加速折旧的，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进行折旧，但是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年限的60%。

对农业产业链的税收优惠。增值税明确规定了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税，企业所得税中对农、林、牧、渔项目所得也提出了相应的减免税规定，如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中药材的种植、家禽的饲养、远洋捕捞等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海水养殖和内

陆养殖实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如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采取加速折旧、加大新产品开发费提取减免进口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等。目前国家对重点扶持的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进行征收。

对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在2001-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于2008年1月1日之后新登记注册的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自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纳税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半”税收政策。

纵观我国税制发展模式，一方面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国债和财权积累，带来了税收的增收，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就必不可少的需要对一些功能性税种进行税收减免。在税收预算时，方法太过单一、政策干预太强，对税收预算太过宏观，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税收优惠方面太过微观，大多局限于所得税，并且只有降低税率和免税两种，在扣除方面也只有个别行业可以享受150%加计扣除的优惠。同时纳税人负担较重，依托于政府力量的税外费用名目繁多，严重冲击了税收调节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税费不清、以费代税的不良局面。

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存在的矛盾

（一）对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基本认识

由于采用基数增长法进行税收预算，目前税收持续高增长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分析其原因主要有：随着时间推移，基数不断增长，税收预算值不断加大，导致税收压力不断增加；现行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收收入的弹性不能与gdp保持同步增长，目前的征收状况对税收收入弹性增长的贡献与地方税收预算性增收呈负相关。因此在预算性增收降低的情况下保证税收收入的同时，对国家鼓励的产业进行的各种优惠政策就提出了挑战。而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出台，都是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引导行业发展和扩大内需、提高纳税人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进行的。现行的优惠政策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仅仅局限于个别产业和个别地区，可能导致纳税企业从低税收优惠行业向高税收行业进行转移，最终使产业失衡，税源不稳。

在我国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税费并立的局面，在税收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费用征收，纳税人的总体税负其实是不轻的。单纯的要求预算性增收是不切实际的，更应该厘清税费关系，确立税收的主导地位，加强征管来堵塞漏洞和清缴欠税来化解政策性减收的缺口。树立目前的税收优惠是为了将来的增收做准备的信念，才能保证税收预算增收与税收优惠的协调发展。

（二）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的矛盾解析

预算征收是为了保证税收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税收优惠则是为了扩大内需，同样也是为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增和减同样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表面上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就是“度”。如果税收预算超过了纳税人的度，会直接影响税收源泉；如果税收优惠超过了国家的度，人们富了，国家穷了，基础设施相应的也就垮了，宏观调控也就相继失效了，金融危机的防御性就降为零，社会也将动荡不安。因此，在这两者之间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应该把两个比重提高到合理的水平。目前，我国各种税费合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5%-3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是不轻的。靠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提高两个比重是不恰当的。只有有效地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和清费立税的前提下，才能完善税收体系，也为税收优惠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解决税收预算性增收和税收优惠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共有19个税种，其收入主要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府共享税。部分税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关联度不高，因此不能片面的强调税收收入增长应当高于经济增长。应当明确税收优惠并非不利于税收预算，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更加全面的发展，税收暂时的减收是为了以后年度的增收。从我国最近几年的税制改革可以看出，在税制改革方面对于税率已经开始重视，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到25%说明了对纳税人总体税负的减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关注个别行业和部门，可以想象其结果就是，产业的严重倾斜，纳税人可能转移到税负较低的行业中去，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同时还需要根据预算控制财政支出的规模，不能一味的“以支定收”，不切实际的支出会减少纳税人的投资和消费积极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以当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

以税收征收质量来代替“以支定收”的指令性税收任务，以当

地的实际经济水平和税源情况进行税收预算。目前通用的基数加增长数的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税源的状况，也不能体现出税务部门的主观努力程度，无法确定依法治税的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不能搞“一视同仁”的方法，否则会出现不发达地区地方税负较重的情况。因此各地税务部门应当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立足经济发展，按产业来测算税源，做到量能收税；以征管质量来进行对税务部门的考核，政府部门应当对本地的经济水平和税收水平进行正确匹配，合理考核绩效，避免税收的盲目性与主观随意性。

（三）推进税费改革和地方税种的改革

传统意义上就存在着“税务收税，工商收费”的说法，致使纳税人面临着双重压力。大量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各种收费和摊派资金是导致我国税收收入负担较重的主要原因。加快清费立税工作，既可以实现税收预算的增收工作又能做到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对产业政策进行调节，使税收优惠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不断完善现行税收制度

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堵塞漏洞、惩治腐败，加强税收清缴工作，严格税收执法是目前税收工作的核心。通过开征新税种、调整税率增加税收收入，发挥税收的削高调控作用和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作用，实现收入分配的基本公平。对各行业进行深入分析，了解实际量能情况；从企业的生存周期入手，合理估计其优惠期间，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运用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随时保持关注，对税收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要进行实时监督，不断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产业布局，才能在巩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防止产业失衡，促进经济积极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尹双年.当前税收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财政金融，1996

2.林杰，潘贤掌.关于地方税收预算性增收与政策性减收问题的思考[j].中国财政，2001

3.刘慧民.对税收计划任务管理的反思[j].税务研究，2004

4.于子胜.论税收支出与完善我国税收减免制度[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双减政策现状分析范文1篇12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本文选取1990年到2013年的CPI、M1和上证指数的年度数据，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上证指数和CPI、M1之间的关系。经过检验，上证指数和CPI、M1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CPI的上涨和M1的增加都会刺激股价的上升。

关键词：股价指数；货币供应量；物价指数；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8-0080-01

收稿日期：2015-03-02

作者简介：余良昊（1993-），男，江苏徐州人，在读本科。研究方向：金融管理。

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价格和宏观经济息息相关，一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将会对股票价格的走势产生影响。

对于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国内外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如岳朝龙、褚灿春发现：宏观经济状态对股价、股价对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状态的影响均不显著。

总而言之，学术界对于股价指数和货币供应量、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看法不一。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今天，我国的宏观经济出现疲软的态势，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实证检验及其解释

本文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度量通货膨胀的指标，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作为度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股票价格指数选用上证综指。样本区间为1990年到2013年，分别用SZ、CPI、M1代表上证综指、CPI、M1。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和减小数据的波动性，对原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1.VAR模型建立及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LNSZ、LNCPI、LNM1原序列和一次差分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LNSZ、LNCPI、LNM1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符合协整检验的基本要求。

根据LR准则，选择滞后两期作为最佳滞后期。建立三变量VAR模型，三个变量分别为LNCPI、LNM1,、LNSZ，滞后期根据上面的检验选择2期，经验证，建立的VAR模型的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之内，说明模型稳定性良好。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说明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1。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指数都是引起股价指数变动的原因，而股价指数也是物价指数变动的原因，股价指数和物价指数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佐证了“股价指数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一理论假设。

3.脉冲响应函数检验

由上面的实验结果可知，LNCPI、LNM1、LNSZ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且三个变量之间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所以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分析结果如图1。

可以看出，物价指数变动在短期内会对股价指数施加负向影响，从长期来说会对股价指数施加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物价上涨后短期内人们的消费支出会被动增加，导致投资需求减弱，但随后又反向刺激，但从总体来说是施加的正向影响，检验中出现的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股市自身的剧烈波动所导致的。

二、结论及政策建议

检验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繁荣之间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对政策方面的建议是：首先，因为货币供应量对股价指数有单向的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政府要更加谨慎，不能滥用货币政策工具，否则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动荡。其次，因为物价指数和股价指数之间存在双向的关系，资本市场的波动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所以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构建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同时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对股票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康的股票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