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篇1

关键词:同业拆借利率;股票价格指数;股市收益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136-04

一、引言

在我国,股票市场一直被称为是“资金市”或“政策市”。所谓资金市,是指股票价格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到流入股票市场资金量的影响。所谓政策市,199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颁布了《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市场从事同业拆借业务而成为同业拆借市场中的重要参与机构,因而货币政策(即同业拆借利率)的每一次调整,必将通过影响这两大机构在同业拆借市场上的循环借贷资金量而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

另一方面,同业拆借利率在我国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而随着资产价格在经济中作用的日益突出,许多学者认为,股价也应该进入货币政策决策,成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函数中的一个变量。由此可见,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与股价之间的关联关系需要明确。所以,本文试图从理论上阐释两大市场价格关联的机制,实证上验证两大市场价格关联的方向和程度。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通的研究比较少,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是紧密融合不可分割的,两个市场都是以金融机构为中介、利率为指标、资金为媒介进行运动的场所。因此,国外对于同业拆借市场与股票市场相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中的指标互动性研究,利率与股票价格的关系研究成为了研究两市场关联性的重要体现。

Rahma&Mustafa(1999)[1]分析了许多国家股票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不存在股价和利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Rigobon&Sack(2002)[2]则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会导致股市的波动。Bemanke和Kuttner(2005)[3]分析了美国证券市场对利率变化的平均反映,研究显示市场对未预料到的联邦基金利率变化有着相当强烈的反应,而对于被期货市场投资者预测到的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证券市场的反应却极为微弱。Wing-KeungWong、HabibullanKhan&JunDu(2006)[4]以1982年1月至2002年12月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新加坡和美国主要的股票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长短期关系,得出新加坡股票价格与利率存在长期的关系,但在美国不成立。而从短期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新加坡股市与利率之间有关联效应,1997年之后不存在关联,而美国股价与利率之间在危机之前存在着强关联性,此后关联效应减弱。

从我国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是在1999年才批准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同业拆市场,所以我国对于同业拆借利率与股票价格互动的研究都是在近几年才开始的,研究的内容多是从近几年的相关市场数据入手,采用相应的实证方法,验证同业拆借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联性。陈祥国、汪蓉(2004)[5]认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央行对利率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使股票价格反方向变化。而王丽英(2005)[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银行资金中的同业拆借市场资金变动与证券一级市场资金变动相关,而与二级市场及其指数之间的变动无关。郑振龙、张蕾(2007)[7]对1996―2006年间中国短期利率与上证综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指出2002年之前利率与股指之间呈现微弱的动态负相关性,2002年后相关性持续增强。姜晓黎(2007)[8]对同业拆借利率及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建立了双变量回归模型,并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标志着资本成本的同业拆借利率显著地影响了股市的价格走势。邓晓益、王庆云等(2008)[9]通过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变动与股市波动的相关性比实际利率强,总体来看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很弱。短期内,利率变动不会对股价产生显著的影响,利率对股价的长期效应为负,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期。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就同业拆借市场与股票市场相关指标关联性的研究注重方法的运用,但研究结论差异很大。原因也许在于指标选取差异及样本区间的不同造成的。

三、理论基础

理论上讲,任何一种形态的市场都是信息汇聚、整理、传递和交易的场所,因而同业拆借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一切联动都是各种信息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价格可以起到某种“浓缩”、“代表”其他大量信息的作用[10],因而各种信息正是以价格作为媒介在两个市场之间传递。所以本文选取两个市场的价格作为研究对象。

1.同业拆借市场向股票市场的价格传导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存在着利率到股票价格的单向变动关系,两者负相关。其原因在于:第一,根据股价的理论计算公式,股价=股息/利率*票面金额,两者反向变动;第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上升时,投资股市以及企业投资的资金成本均提高,抑制了股票的投资,股价下跌;第三,利率是央行调控货币投放的手段,利率上升则银根抽紧,减少了货币投放,股价下跌。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理论来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首先影响的是货币市场上银根松紧和短期利率的高低,然后通过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影响资本市场,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即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信号应该是通过货币市场这个桥梁传递到资本市场。同业拆借市场作为货币市场上最重要的子市场,其价格是货币政策的集中体现,其变化准确地反映我国资金供求格局的变化,起到信号和导向作用。

2.股票市场向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传导

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市场择机资本结构股票误价股权再融资

在传统的金融学研究中，研究者们习惯于用“理性人”的分析框架来解读金融市场。尤其是在尤金・法玛（Eugene・Fama）于1970年提出并深化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sHypothesis，EMH）以后，金融市场更是被冠以“永远正确”的光环。在这一框架下，公司的股票价格被认为是外生的变量，而公司的投融资活动也仅仅取决于公司内部财务活动，与股价关系甚微。然而诸多的实证检验表明，市场并非永远正确。随着有限套利和心理学在金融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将股票价格看做公司金融活动的影响因素之一。股票误价，即股票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之间的背离，很可能会影响公司的财务行为。

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很不成熟。资本市场的暴涨暴跌也时有发生，市场参与者的投机偏好和情绪化也是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之下，股票价格的波动是否会对公司投融资活动产生影响？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公司上市前后资本结构的变化，验证投资者情绪和股票误价对公司新股发行活动的影响，为市场择机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一、文献评述

最早提出市场择机概念的是Stein(1996)，他认为在市场无效而管理者理性的情况下，公司管理者会尽可能在市场高估时发行股票融资，在市场低估时进行股票回购。其后的学者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利用股票误价来安排融资的时间，逐渐形成了市场择机理论（MarketTimingThroey）。Huang和Ritter（2005）将市场时机变量考虑进融资成本中，研究了美国公司的融资偏好，发现在股票融资成本低时公司倾向于进行股权融资，而在实际利率比较低时进行债务融资，这表明公司的融资行为收市场时机的影响。但是他同时也发现，在控制传统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公司固定效应之后，企业向目标杠杆的调整时非常缓慢的。Alti(2006)则研究了美国的IPO市场，他将IPO市场分为旺季（hotissuemarket)和淡季（coldissuemarket)，发现旺季的IPO发行量明显高于淡季，进一步证明了股票价格会影响公司的融资行为。

Baker和Wurgler(2002)使用1968-1999年美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市账比（M/B）处在高位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权益性融资，而市帐比处在地位的公司则更愿意进行回购。而且他们验证了这种择机行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这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持久的效应。Hovakimian（2006）对他们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市场被高估时公司确实更多的使用权益性融资方式，但是这种融资方式对公司财务杠杆的影响时微弱和短暂的。同样的，股票回购时机对公司财务杠杆的影响也不具有长期效应。

国内对市场择机理论的研究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有：刘澜飚、李贡敏(2005)研究了沪深两市IPO的发行，认为市场时机影响了公司的融资行为，但对资本结构不具有长期影响；刘端、陈健、陈收(2005)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并发现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效果持续大概5年。王正位、朱武祥、赵冬青(2007)则对沪深两市再融资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市场时机对上市公司的SEO行为也产生一定影响，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短暂。王志强、李博(2007)用类似Alti的方法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择机行为在短期内会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长期则影响不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研究在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者理性情况下，公司的再融资决策及其影响。因为投资者的非理性，股票产生高估或者低估，管理者会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的误价，择时进行融资。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股票误价和投资者情绪是公司进行融资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股票价格被高估的程度越高，公司越希望融入多的权益性资金。

假设2：市场择机成功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成功融入了超出本企业实际需求的资金。公司并不急于提高杠杆，而是将这部分超额募集的资金留用。因此资本结构在再融资行为之后的短期之内会出现降低。

假设3：根据权衡理论和融资有序理论，公司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因此在长期内，市场情绪对公司再融资之后的资本结构变化的解释力会逐渐降低，并回归到SEO之前的水平附近。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2005-2007三年间在沪深两市进行再融资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做了如下整理：

1、剔除数据缺失、数据异常以及数据出现明显错误的样本。

2、剔除出现财务问题和被ST的上市公司。

3、如果公司在此期间内重组，则将该样本剔除。

4、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还包括选取的样本公司股权再融资时前年年报显示的财务信息和进行再融资后三年财务杠杆比率。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锐思数据库。

（二）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股票误价对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相关关系。因此，如何度量股票误价程度是研究的关键之一。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对于股票误价的度量指标，国内外研究学者大致使用了三类：第一类是包括Tobin`sQ指标、市账比（M/B）等指标。第二类是收益类指标，如XinChang和LewisTam（2006）使用的操纵性应计收益和复合股票发行。第三类是将几种指标进行综合。国内的研究更多的是采用市场价值/账面价值比率（M/B）或Tobin`sQ指标。本文遵循前人研究方法，将市净率作为市场情绪的替代变量。

（三）被解释变量

采用总资产负债率TDA作为公司资本结构的替代指标。计算方法为分析期期末账面负债总额与资产账面的比率，TDA=TD/BVA。国内文献大多数之研究了股票误价对资本结构的静态影像，本文则考虑动态变化，将SEO后三年年报显示的资本结构与SEO之前年度的资本结构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

（四）控制变量

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我们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资产有形性、收益率、非债务税盾、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计算方法如下：

TANG：资产有形性=固定资产总额/账面总资产

PROF：收益率=息税前利润/账面总资产

NDTS：非债务税盾=折旧/总营业资产

AS：资产规模对数=Log（期末账面总资产）

（五）回归模型

为考察投资者情绪和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TDA=β0+β1PE（t0）+β2PB(t0)+β3TANG+β4PROF+β5NDTS+β6AS+ε

其中：TDA分别代入SEO行为后t1期公司总资产负债率，以及t1-t0、t2-t0、t3-t0四个变量，以检验市场情绪对资本结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力。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描述了各变量的描述性信息。从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246个样本数据中，总共有243个有效数据。而作为解释变量的PB数值在波动性上表现比被解释变量平稳。资本结构在SEO之后的三年内，呈现先降低后逐渐回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

表1描述统计量

N极小值极大值均值标准差

PB246.7724158.50044.17276210.3164069

TDA（t=1）2453.2754104.652253.23676616.3595562

TDA（t=2）2467.252695.689651.15938916.2754851

TDA（t=3）2457.738094.814652.76886516.8259280

TDA（t1-t0）246-60.7361.38-1.209211.69161

TDA（t2-t0）246-61.378468.1575-3.07012815.3498075

TDA（t3-t0）246-53.997463.1378-1.67515917.8105985

TDA（t=0）2452.066798.066054.45086216.5488877

有效的N（列表状态）243

2.多元线性回归（见表2）

我们发现，在对资本结构影响程度的检验中，市盈率不具有解释力，而市净率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市净率变动以单位，分别对t1期资本结构和SEO之后三期资本结构变化程度影响-0.139、-0.144、-0.359和-0.308个单位。这说明，再融资前的股票误价程度越大，公司越倾向于权益融资。这验证了市场择机理论。同时也表明，市净率作为市场误价的替代指标具有普遍适用性。而用市盈率度量市场误价程度则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

表2的回归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市净率指标对T2期资本结构的变化解释力最强，对T3期资本结构变化的解释力最弱，这说明公司再融资时的股票误价程度，可以影响公司在再融资之后对本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而随着再融资之后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力逐渐减弱。这验证了假设3。

表2检验市场择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

TDA（t1）TDA（t1-t0）TDA（t2-t0）TDA（t3-t0）

Beta系数（t）Beta系数（t）Beta系数（t）Beta系数（t）

PB-0.139

（1.294）*-0.144

（-2.003）**-0.359

（-3.894）***-0.308

（-2.705）**

TANG（t-1）-0.062

（-1.007）**-0.065

（-1.673）**-1.111

（-1.246）**-0.025

（-0.408）

PROF（t-1）-0.005

（-0.195）0.009

（0.499）0.001

（0.008）0.002

（0.052）

AS（t-1）1.719

（1.459）**-0.554

（-0.704）**2.955

（2.929）**2.244

（1.800）**

AdjustedR2

F统计量

样本数量N0.001

0.986

2430.008

1.404

2430.086

5.6***

2430.027

2.358**

244

注：（t）检验值，***表示1%的显著水平，**表示5%的显著水平，*表示10%的显著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规模对数这一控制变量对上述四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逗最强，且具有最强的显著程度。这说明资产规模影响公司的负债水平，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破产风险越低，债务融资约束也就越小。这样，具有高资产规模的公司就更有能力筹措和使用更多债务资金，保持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而收益率指标对上述四个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并不显著。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中的市场择机行为。通本文发现，再融资前一期公司市净率越高，再融资后公司越倾向于降低资产负债率。可以推断，在投资者情绪高涨，股票价格被高估的情况下公司更愿意使用权益性资金，而在股票价格低估的情况下，公司使用债务性资金的意愿强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融资时股票高估程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力逐渐降低。本文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市场择机理论。

在我国资本市场管制的条件下，上市公司并不具有融资时间选择和融资量的充分自由，股权融资对公司盈利能力的要求也比较苛刻。因此，市场择机理论在中国并如在美国等国家明显。本文的研究显示，股权再融资中市场择机理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力仍然偏低，这说明公司管理者利用市场误价来获得最大化公司价值仍存在一定限制。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F.M.Miller.TheCostofCapitalCorporationFinance，andtheTheoryofInvest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1958,(48):261-297．

[2]Alti,A.,2006.Howpersistentistheimpactofmarkettimingon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61，1681-1710．

[3]李国重.资本结构与市场择机:中国上市公司横截面数据的证明[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8).

资本市场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定向增发；动机；不足；展望

一、引言

资本市场的证券再融资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配股与增发。我国在1998年7月以前，上市公司再融资主要以配股的方式为主。从2000年4月30日的《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办法》到2001年3月28日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增发新股才真正成为股权再融资的方式。随着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和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定向增发这一股权再融资方式逐渐凸显，并成为当下最主要的再融资方式。定向增发即上市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中国证监会于2006年5月6日《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来，采取定向增发股票的上市公司急剧增加。据China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金融数据产品CVSource统计显示，上半年有125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向增发方案，融资金额总计2111.8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186.9亿元增加77.9%。[1]

美国是私募发行市场最成熟的国家，大部分的文献研究都是以美国市场为背景进行的研究，同时由于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现象较普遍，是研究私募发行对控制权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背景环境，所以一些学者也经常会以这些国家为研究对象。国外学者关于定向增发新股动机已有比较系统的理论解释，对于国外私募发行现象的解释理论主要涉及：监督约束假说（MonitoringHypothesis）（Wruck，1989；Cronqvist、Nilsson，2005）[2][3]、信息不对称假说（InformationAsymentryHypothesis）（Myers、Majluf，1984；Hertzel、Smith，1993；Wu，2004）[4][5][6]、管理者防御假说（ManagerialEntrenchmentHypothesis）（Barclay等，2007；Arena、Ferris，2007）[7][8]、股东控股权假说（ControllingStakeHypothesis）（Henrik、Mattias，2003；Cronqvist、Nilsson，2003）[9][10]。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上市公司新股发行机制还不够完善，研究结论也大多是在国外研究基础上加以的延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由于制度的缺失上市公司采用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很难实施。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也再次大规模启动。我国定向增发动机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定向增发自身条件的优越性（高郑昶，2006；赵灿、童盼，2009；屠杨杨，2012；郭思永，2013）[11][12][13][14]、信息不对称（章卫东，2008；马轶群，2011；郭思永、张鸣，2011）[15][16][17]、定向增发对公司的影响（周勤业、刘宇，2005；吴晓红，2007；杜勇，2012）[18][19][20]、利益输送（方勇华，2008；朱红军等，2008；吴辉，2009；章卫东，2010）[21][22][23][24]以及控制权掌控（屠杨杨，2012；叶晨刚，2013）[13][25]等。

二、研究不足

定向增发作为股权再融资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定向增发新股动机的掌握是我们了解定向增发的基本前提，只有掌握了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是大致出于何种动机，我们才能更加深入的探析其对公司的相关影响。目前国内外关于定向增发新股动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比较趋同的，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学术界在对这一问题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仍然存在着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定向增发新股动机决定因素的局限性

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再融资时，决定上市公司选择定向增发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信息不对称假说以及控股权假说是目前最为常见的。我国对定向增发动机的研究也大多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延伸的，对该领域的研究往往容易忽略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环境的影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来说，“一股独大”现象、国有企业占主要地位、政治关联性、法规制度的强制约束性等因素的存在，是否都会对定向增发动机有影响呢？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并未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而目前对该动机的描述主要针对以上国内外文献回顾所列举的观点。

第二，国内外研究时间跨度的差异性

对于国外的私募发行研究来说，其发展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了，而我国对定向增发的研究从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才逐渐显露头角，对定向增发的研究自然也没有国外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定向增发长期市场表现这一问题的研究，也由于时间跨度过短而无法开展研究。对于定向增发新股动机的研究虽然国内外得出的结论相似，但就研究的深入性以及广度性随着我国定向增发发展的逐渐成熟化我们还是有可以继续提升的空间的。

第三，证券监管部门看待问题的深入性

对于定向增发新股来说，不仅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也完全是一个新的融资方式。对于一个新生事物，都会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监管部门对于定向增发的要求较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法规制度逐渐实现趋同，对国内外定向增发的研究的不断深化，我国监管部门势必会紧随时代的步伐，制定并修改更加适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法规制度。

三、研究展望

针对以上的局限性，笔者发现我们还可以从以下研究方向加以研究：

第一，结合上市公司政治背景加以研究

Aharony、Lee、Wong（2000）[26]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上市从动机上来说需要同时满足“软”“硬”两个条件，其中“硬”条件即申请上市的公司IPO之前连续两年经营利润的实现，“软”条件即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可以受到监管部门对其申请上市的“特殊照顾”。在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对于定向增发新股的动机我们在考虑外在的硬性要求时，也不能忽略内在的软实力。上市公司管理层与监管部门不同的政治关系背景是否会对上市公司实施定向增发的动机造成影响呢？同样的，上市公司实施定向增发新股动机是否考虑了证券市场的监督力度呢？目前对于该方向还未见有学者对此加以研究，这将是研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第二，结合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加以研究

由于我国定向增发起步晚的缘故，我国对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主要针对其短期市场表现，虽然也有一些文献涉及到对长期市场表现的研究，但整体看来时间段的选取仍旧偏短，所以随着定向增发的发展和完善，对长期市场表现的研究样本会更加充分。而且对于为什么长期市场表现是逐渐下滑的原因，我们也应该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第三，未来监管部门对定向增发制度的改进

目前我国对定向增发的规定人数为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主要针对公司大股东以及机构投资者。而美国的私募发行人数最高可达35人。可见，我国定向增发还有待扩大增发对象人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目前对大股东认购的文献来看，大股东参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这一问题持否定观点的占据多数，所以未来有必要考虑增加机构投资者的增发人数，或许可以更好秉承公开化原则以及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

第四，提供大股东补偿机制

定向增发针对少数的特定对象进行，控股股东是主要的增发群体，现有文献都比较集中的研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但鲜有研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深层次动机，大股东对公司的监督成本并未得到有效认可，中小股东搭便车的现象普遍存在，大股东为利益最大化群体，面对此类现象，他们要不选择放弃监督，要不选择掏空，而定向增发是实施掏空的重要跳板，所以深入研究此问题，对大股东补偿机制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另外也可以弥补大股东补偿机制研究的空白。

参考文献：

[1]连建明.上半年定向增发很“闹猛”[N].新民晚报，2013-07-12.

[2]WruckKH.Equityownershipconcentrationandfirmvalu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9（1）.

[3]CronqvistH，NilssonM.Thechoicebetweenrightsofferingsandprivateequityplacement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5（2）.

[4]Myers，Stewart，NicholalS.Majluf，CorporateFinancingandInvestmentDecisionswhenFirmsHaveInformationthatInvestorsDoNotHav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4（2）.

[5]Hertzel，M.Smith，R.H.Marketdiscountsandshareholdergainsforplacingequityprivately[J].JournalofFinance，1993（48）.

[6]WuY.TheChoiceofEquity―sellingMechanism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4（1）：93-119.

[7]BarclayM，J，HoldernessC.G，SheehanD.P..Privateplacementsandmanagerialentrenchment[J].JournalofCorporateFinance.2007（9）.

[8]章卫东，邹斌，周子剑，杨秀英.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收购与利益输送[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9]HenrikCronqvist，MattiasNilsson.AgencyCostsofControllingMinorityShareholders[J].The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2003（38）.

[10]CronqvistH，NilssonM.Agencycostsofcontrollingminorityshareholders[J].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2003（2）.

[11]高郑昶.上市公司为何热衷于定向增发[J].财务与会计，2006.11.

[12]赵灿，童盼.透视我国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J].财务与会计，2009.7.

[13]屠杨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相关问题研究[J].财会通讯，2012.5.

[14]郭思永.缘何大股东会认购定向增发股份？[J].证券市场导报，2013.41.

[15]章卫东.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定向增发新股[J].经济评论，2008（6）.

[16]马轶群.我国政府开展绩效审计的困境与出路[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2）.

[17]郭思永，张鸣.公开增发还是定向增发――基于财富转移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1.

[18]周勤业，刘宇.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创新的比较与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05.9.

[19]吴晓红.定向增发的动因分析[J].商业会计，2007.11.

[20]杜勇.资产注入、大股东行为与公司绩效[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21]方勇华.定向增发中的散户利益保护问题研究[J].时代金融，2008（6）.

[22]朱红军，何贤杰，陈信元.定向增发“盛宴”背后的利益输送：现象、理论根源与制度成因――基于驰宏锌锗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8（6）.

[23]吴辉.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利益输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4]章卫东.定向增发新股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