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字的文化内涵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孝文化;传播;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18-02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孝文化在社会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逐渐淡薄，传承逐渐退化，实践逐渐受到轻视。有鉴于此，必须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提高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度和广度，从而实现孝文化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提升大学生的孝文化素质。

一、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困境

（一）认知困境

由于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利益群体与阶层的不断分化、新时代的人们自主性增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逐渐淡漠，导致作为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优良传统的孝文化在大学生中认知模糊。济宁学院大学生被调查数据中：能够说出五种（或五段）以上古人孝文化经典格言的大学生仅占20%左右，能够清晰说明我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发展脉络的不足17%，能够具体对于“孝”和“顺”二字进行语言学系统文字解释的约占12%。这些调查数据说明，即使处在儒家圣地曲阜的济宁学院的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认知也是比较有限的。

（二）实践困境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绝不仅仅在于了解与认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社会、在家庭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但是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孝文化实践同样甚不乐观。对于“如果发现老年人跌倒了，你是否无条件去扶起他（她）”，大多数大学生（超过72%）对此持否定态度，只有少部分大学生持有“先拍照再去扶老人”或“直接拨打110或120”，“无条件去扶起老人”不超过5%，在小群体半提纲式访谈中甚至持有“不去扶起老人”观点的为100%。对于“你多长时间与父母交流”的问题中，每周超过3次的大学生比例仅为11%，每周1次以上仅为26%，承认“与父母交流经常不通畅”的大学生比例为则为27%，认为“与父母存在代沟，思想观点差距大”的则高达45%。

（三）传承困境

由于认知淡漠和实践的弱化，导致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承遇到严重的约束瓶颈，部分大学生对于孝文化传承持有怀疑或轻视态度，在新时代的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够积极主动。在“你是否熟知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56%大学生选择否定答案;“你是否了解《新二十四孝》的内容”调查中，23%的大学生选择“不了解”，45%的大学生选择“不完全了解”;在“你是否主动去阅读《孝经》等古代孝文化典籍”，54%选择否定选项;在“你对于传统孝文化怎样评价”的问题上，18%的大学生选择“仅仅是古代的文化”，13%的大学生选择“在新时代已经不太适用”。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文化内涵认知不清晰，对于孝文化的具体实践不主动，对于孝文化的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消极，存在着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亟需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创新，在这些方面，新媒体恰恰具有宣传教育的传播优势。

二、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优势

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拥有量最大、普及率最高、使用率最频繁的群体，是对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思想影响最深入的传播媒介，能够有效地破解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

（一）深化孝文化认知

对于文化的深入认知离不开媒体的宣传教育，而且要求这种宣传教育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由于新媒体（网络、智能手机、“三网合一”的媒介融合传播平台等）集成了文字语言、图像视频、短信通话等传统媒体的多种功能（例如传统书籍只能具备文字功能、收音机只能具备言语功能），具有视觉、听觉等多种生理感受的综合刺激效果;并且由于新媒体具有传播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多样的特点，因此新媒体的生动丰富性在孝文化的传播中愈来愈占据主要地位。通过新媒体的丰富生动与大信息量的传播，孝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会极大提高孝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

（二）强化孝文化实践

孝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理念、付诸于实践中。新媒体具有虚拟性，但是同样具备虚实转化的空间与发展前途。在新媒体传播时，通过虚拟性大学生获得了孝文化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内涵、文化理念，促使他们对于新媒体传播中的正能量信息和孝文化传统实践的案例进行反省与思考，深入学习我国孝文化经典论述（如我国儒家典籍和历史有关案例论述）与深度理解我国孝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形成较为深厚的孝文化素养;同时通过新媒体的虚实转化优势，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首先针对自己的父母和长辈的孝文化实践，并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在社会中形成人人敬老、护老、助老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传播的结合，对于孝文化的弘扬和建设具有很大的强化作用。

（三）促进孝文化传承

毋庸讳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精华与糟粕之分，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样，对于我国传统孝文化我们也要辩证地去认知、实践，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在新媒体的传播新模式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孝文化在新时代、新传播中实现新发展、发展新受众。这需要我们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新方式、新手段，拓展传播新途径，扩大传播新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中，这一点尤为重要，从传播方式来说，新媒体具备互动性，能够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相反馈与相互促进;从传播途径来说，新媒体具有广泛性，能够实现多路径的综合性和全覆盖传播;从传播群体来说，新媒体具备大众性以及分众性相结合的特点，能够实现全体性与分众针对性的优势。这些特点对于孝文化的高效传播、广泛传播具有促进作用。

三、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措施

（一）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丰富生动性优势深化认知

首先要做到孝文化传播内容的丰富完善，扩大孝文化传播的信息量。曾经讲到“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我们要利用古代有关典籍、案例资料进行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转化，把古代书籍文字、图像雕塑、历史传说等珍贵的历史文献以及实物进行数字化转换和保存，进行数字化内容的传播，对于新媒体传播来说，“数字化使其成为可能”[2]，数字化是新媒体独特的信息存贮技术和传播平台的支撑;其次，要实现孝文化传播载体的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各具优势，即使在新媒体广泛普及和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也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与存在的价值，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1]，整合各种媒体的优势，如“三网合一”等媒介载体的充分融合，使得孝文化信息的丰富性与表现形式获得更大发展与更大拓宽。这些传播信息与传播载体各有优势，但是只要通过媒介融合、综合利用，就能够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入学生学习、生活和娱乐的方方面面，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潜移默化，取得孝文化传播的强效果。

（二）利用新媒体传播的虚实转化性优势强化实践

使孝文化从古代书籍资料中走出来，走到线上仅仅是孝文化传播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结合，使得大学生经过选择、利用、吸收与实践，走进现实生活，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流的时尚手段，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3]。新媒体可以首先充分利用开辟孝文化网络课堂，同时积极开展孝文化社会实践。例如微信圈中关于孝文化实践的心得与实践活动经验的交流，以及通过新媒体实践中的宣传、跟进报道、采访记录、辑整理与宣传，都可以吸收大量大学生参与和互动，使得大学生能够感到新媒体在孝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参与感、成就感，使大学生“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者”[4]，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中身受孝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同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利用新媒体主动学习孝文化、与父母长辈进行文化思想的交流，真正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的宣传理念，也会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接触中领会孝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对孝文化的践行与弘扬。

（三）利用新媒体传播的拓展创新性优势促进传承

文化传承是孝文化传播的目的所在，因此首先开辟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在传播学意义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是孝文化在大学生传播中的三种主要途径，我们既要综合这三种路径，也要对于三种路径分别赋予传播和传承的意义和任务，使得大学生个人、学生群体、高校组织、大众传媒之间构成立体网络式的“传播合力”机制;其次要拓展文化传承的新群体，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使用与接收宣传的重点人群，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思想与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我们既要针对不同接受特点、不同心理性格、不同文化背景，采取分众化的传播方式，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同时也要基于统摄多元化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强化宣传教育，涉及到孝文化方方面面进行“友善”理念的尊敬老人的品德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大学生在孝文化传承中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法则。

孝文化应该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认知学习孝文化、传承孝文化、践行孝文化，而这是孝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荷）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孝字的文化内涵范文

[关键词]孝道；两重性；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无论在其主流思想——儒、释、道的哪一思想体系中，孝都是一个重要范畴。尤其是儒家，不仅十三经中处处皆有谈及孝的义理，而且它还是儒家伦理的基础和核心。两千多年来，“孝”不仅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们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对孝道探本溯源，剔除其中的糟粕，可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影响；汲取其中的精华，与时俱进的对传统孝道进行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则有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孝道的产生及演变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而“孝”的造字经历了从图、符号到文字的过程，是一个会意字。《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该书的作者许慎以“孝”的小篆字形为依据，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训》，也将“孝”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因此，“孝”字的注释义应该是子女对父母的善行和美德。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孝观念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康学伟博士在《先秦孝道研究》一书中指出：“孝观念的形成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二是个体婚制的建立。而这两个条件的成熟，当在原始社会晚期，即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而且“这时的孝观念只是一种敬亲爱亲的感情，并未超出自然之性，尚不具有阶级性”。正如《诗经·小雅·蓼莪》所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见，懂得善事父母、报答父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本性。这种亲情回报的纯朴情感，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孝意识。

西周时，“孝”开始被确立为宗法道德规范的核心。春秋战国之际，先秦儒家对孝道作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形成了孝为德之本、“无违”之孝道、以孝事君则忠等思想内涵。至《孝经》(约成书于战国末期)，由“事亲”推及到“忠君”、“顺时”、“立身”、“法先”等，泛孝化倾向十分明显；对“孝”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肯定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孝经》还提出“五等之孝”和“以孝治天下”，将“孝”进一步等级化、政治化、制度化。自西汉时起，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孝道被赋予了二重性。“孝”既包含着先秦诸子敬老养老等人类美好情操的“孝”，又包含着被统治阶级改造为“忠君尊王”御用品的“孝”。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国家从本质上说就是扩大了的皇帝家庭。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历代帝王一方面极力倡导孝道、孝行，把后辈对长辈的孝道义务片面化、绝对化；另一方面又运用刑罚手段推行孝道，将儒家“孝”的伦理思想渗透于刑律之中并严厉制裁“不孝”行为(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开始，“不孝”正式被列为“十恶不赦”大罪之列)。传统孝道的浓厚亲情就此湮没于封建统治的纲常法规之中。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孝悌观有了进一步发展。张载对孟子推己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提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也提出了新见解，认为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人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辛亥革命后，孝道经历了一个由被批判到重建的变革过程。“五四”时期，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受到了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激进反传统人士的猛烈批判。从历史的观点看，引起知识分子激烈批判孝道的直接原因是受民国初年帝制运动和孔教运动的反向刺激。此外，“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登陆，客观上也激发了这一运动。学者们以批判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为突破口，对整个儒家传统进行了全面抨击。如认为孝道是家族本位主义的体现，已经变异为一种吃人的礼教，愚孝行为有悖人道等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力图为重建国民信心、振兴中华民族提供一份传统的依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应运而生。其目标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回应“五四”时期对儒家传统的全面批判，另一方面适应时代要求挖掘出儒家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并按现代的学术标准对儒学体系进行了重建。现代新儒家十分注重对“孝”的研究，其思想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比较重视孝道之意义，代表人物是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第二阶段(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对孝道观阐发弘扬贡献较大者为徐复观、唐君毅；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今)，杜维明等对孝道精神作出了重要的诠释阐发。

二、孝道的两重性

孝道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具体表现为：第一，奉养。即孝之物质性赡养。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家庭养育模式不同，西方是接力模式，中国是反馈模式。接力模式重视父母养育子女，到成人为止；老人的赡养靠社会和自身，不靠子女。反馈模式既重视养育子女，又重视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和回报”。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是孝敬父母的最低要求，也是孝道的物质基础。第二，诚敬。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只是一个伦理的范畴，而且是一个文化范畴。同时，孝也不只是物质性赡养老人的问题，老人晚年幸福与否还要看他们在精神上是否得到满足。因此，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有诚敬之情。诚敬是比奉养更高的一种伦理尺度和道德要求，基于诚敬之心的养亲才是合乎人伦孝道的。正如孟子所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第三，立身。《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修身立德、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给父母和家族带来好名声，这样才算达到孝的高标准；而终日无所事事，一生碌碌无为，则被视为对父母的不孝。这一思想体现出儒家积极人世的价值观，能激励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第四，谏诤。“谏者，证也，以直言正人之非也。诤者，争也，以善言止人之恶也。谏诤者，匡证也。”因此，“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孝经·谏诤》)。“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且应谏诤父母以使其改正不义。这反映出孝道以正义为准绳的民主性、平等性之内涵。第五，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经·纪孝行》也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由此看来，为人子女者在父母丧亡后能否尽礼致哀，就是孝与非孝的分水岭。而且，不管是对父母的祭祀还是对先祖的祭祀，都应该做到诚敬，以“报本返祖”的心态去对待。因此，祭祀既是孝道的重要内容，又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诚然，我们在肯定孝道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第一，统治阶级将“事君”纳入“孝”的规范，宣扬“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基础和基本道德力量，具有一定的愚民性。第二，传统孝道基本上是对上不对下，宣扬长辈的统对权威，极大地压抑和剥夺了子辈的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具有不平等性。第三，统治阶级出于统治需要，宣扬盲目的祖先崇拜，将葬祭亡礼推向极端，具有保守性。三、孝道的继承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继承与发展孝道是一个取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对传统的孝道，我们应该学会用敏锐的目光去剖析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新孝道的建立和发展，应在继承传统孝道精华的基础上，增添适应划时代社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新内容。在建设当代社会孝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新孝道的创造性转化是至为重要的。具体地讲，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重塑现代的新孝道：

第一，应批判地继承传统孝道观。新的孝道观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首先来自于传统孝道观的历史继承。当今，我们应当抛弃那种不论对错“无违于父母”的愚孝。而体现子女晚辈对父母前辈的感恩意识及赡养行动的优秀文化传统则要发扬，要汲取传统孝道善良笃厚的精神，大力倡导孝道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尊敬老人的伦理观念和老有所养的传统美德。

孝字的文化内涵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孝文化；以德治国；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258-01

一、传统孝文化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传统孝文化内涵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孝”这个道德观念和人类的其它道德观念一样，都源自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也提出：“一切以往的道德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着该国家的观念形态。“孝”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而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关于“孝”的伦理道德观念、规范以及“孝”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概念。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精髓，它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蕴及精神。千百年来，孝逐渐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对民族道德的培养、文化的认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这是人类矢志不渝的社会理想，同样，这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2005年2月，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中我们可以读出，社会的和谐关乎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正确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与矛盾，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二、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使相应的政策与国家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中无一不贯穿着一个“和”字，“和谐”是家族、社会、国家的共同追求。在儒家传统看来，和谐社会应当发端于家庭，由家庭和谐推广发展为社会和谐。孔子在《论语・学而》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是对家庭与社会和谐状态的极佳论述。家庭的和谐可以从孝文化着眼分析，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均为构成和谐的家庭关系的重要条件。同样，孝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孝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提供了文化支撑。孝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精髓，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提高个人修养、完善人格品行等方面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人”的努力来完成，只有保证每个人从精神层面上认同和谐社会，才能达成这一目标。所以，孝文化作为文化支撑来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孝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促进传统孝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孝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作为孝文化的传承载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孝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加强传统孝文化教育至关重要，其前提则需要有序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和保障。

三、孝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孝文化的摇篮在于家庭的孝顺与和谐，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和谐的社会是由无数和谐的家庭组成的，所以，家庭和谐是社会最基础的和谐，家庭和睦是对和谐社会的基本贡献，家庭成员将这种和谐的家庭温馨融入社会，社会也会受到感染，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倡导孝道文化，就是在孝敬老人和关爱他人的过程中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的发展与进步。所以，大部分家庭的和谐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另外，传统孝文化对于整体和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谐社会的内在的提出：和谐，包含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社会组织这三者的相互和谐。同样，这三者的和谐，也是传统孝文化所提倡的逻辑落脚点。孝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统一，正确处理二者关系，使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