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例(3篇)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主题词:家庭美德孝敬尊老儒家伦理
对于现代家庭关系问题的讨论,笔墨日益集中于夫妻双方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家庭中子女越来越少地关注对父母的赡养与孝敬问题?易言之,传统社会中浓厚的孝亲观念在现代家庭中还处于何种地位、起着多大的作用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孝敬”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
调查是在烟台开发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中进行的。由于地处开发区,集中了许多年轻的和中年的夫妇,与地处开发区的特点有关,这里聚集的年轻人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我们的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们对儿女的孝亲观念的看法。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龄段(25--35岁)、某一文化层次(大专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对孝亲问题的态度。
在谈及儿女对父母是否“孝敬”的问题时,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们听来,都带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无奈。在他们看来,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儿女的照顾,就很满足了。而这种满足似乎来自于与那些歧视打骂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儿女的对比。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对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等家务,他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能干活的时候,不要成为子女的包袱。至于象子女不高兴了,说话时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带有训斥的口吻等情况,他们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接受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孙子、外孙的感情交流,而来自于儿女的却很少。儿女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应该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仅仅理解为赡养父母。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孝”的理解相距甚远。
“孝”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的“仁之实,事亲也者”(《孟子·离娄上》)、《孝经》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视为仁、义的根本,“人伦之公理”。后世的思想家和历代统治者也把它当作维护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并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孝”的含义、内容以及各种具体要求。
i.
孝道为什么这样为古人所重视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等。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蹋进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惟其疾是忧”,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它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ii.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仍有可供借鉴的内容。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事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上几点,才能称得上是“孝”,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难名副其实了。一些在古人看来是孝敬父母的起码要求和必备礼节,在现代许多年轻人眼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实地访谈的结果表明,要使儿女总是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愉色婉容”,已经很难做到了。至于子女偶尔不高兴向父母发点脾气,在一些家庭中已成为“家常便饭”。而这些老人却只是默默忍受了,总觉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孙而言,自己的儿女已经做得不错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亲观念尚且如此,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村子女对待老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翻开反映老农生活的报刊杂志,亲生儿女(儿媳)打爹骂娘、遗弃侮辱父母、视父母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随处可见,许多老人凄凉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这与中国儒家伦理历来倡导的养亲、尊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曾经影响中国人上千年的孝亲观念的衰退呢?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不可否认,传统孝亲观念是在重视阅历和经验的农耕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受到宗法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孝”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有许多愚忠愚孝的内容和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等。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这些消极的因素并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时,对儒家经典中的这些论述,也不能作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自我表现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敬老观念日渐淡薄,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喜欢家中有随时需要照顾的老人同住。只有极少数需要老妈妈帮忙看家、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的,才愿意与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钱,不构成子女的负担,儿女才乐意与他们同住,亲自奉养。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与儿女,没有父母,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扶助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这不但破坏了家庭的友爱和睦,给父母在经济上造成极大困难,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而且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敬老传统。就这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iv.
那么,在当代中国弘扬传统孝亲美德的根据和价值在哪里呢?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根植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可见,弘扬敬亲、尊老美德,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因此,孔子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的说法,《孝经》上也有“长幼顺故上下治”的说法。可见,孝亲观念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可见,传统孝亲美德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有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诸多合理成分。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某种缺点就对它完全否定。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谈到:“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孝道的积极方面,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篇2
摘要:佛经故事《弃老国缘》是一个经典的佛教孝道故事。佛教独特的孝道思想与对中华文化影响甚大的儒家孝道思想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然而两者在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共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之中。在现代社会,仍可以看到这两种孝道文化的痕迹。
关键词: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佛教孝道思想儒家孝道思想
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体现的孝道思想
《杂宝藏经》卷一的《弃老国缘》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个国家名为“弃老”,其风俗是把老人带到偏远的地方抛弃。有一个大臣孝顺,舍不得将老父亲按惯例赶走,就偷偷在地底下挖了一件密室,将父亲安置在里边随时孝养。当时来了个天神对这个国家进行考验。所出的难题众人皆无法解答,这时,大臣回去请教老父亲,在危机的时候挽救了国家。事后,国王知道了是大臣的父亲的功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立马尊大臣之父为师,并普告天下,废弃弃老的习俗,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都当加大罪。故事的情节和结局明确地宣扬了孝道的思想,而其中天神给国王出的几个难题和老父亲的解答更是突出地反映了佛教的孝道思想。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要敬信三宝,供养父母师长。故事中,天神变成一个连骸拄骨的饿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饥穷瘦苦的人?大臣的父亲说道“世间有人,悭贪嫉,不信三宝,不能供养父母师长,将来之世,堕饿鬼中,百千万岁,不闻水谷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身至脚,举动之时,支节火然。如此之人,剧汝饥苦,百千万倍。”①形象地描绘出不愿供养父母师长之人在地狱将遭受的痛苦。由此告诫世人要善对父母,为来世积福报。之后又从正面肯定敬信三宝,孝顺父母,精进持戒的人能获得福报,转生天上,胜过常人百千万倍。
第二,认为不但要供养父母师长,更要由孝到信,由信到忠。故事里天神变成一个身披枷锁铁链,全身冒火的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苦的人么?大臣的父亲答道:“世间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师长,叛于夫主,诽谤三尊,将来之世,堕如地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陷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众苦,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以此方之,剧汝困苦,百千万倍。”②在这里,佛经把不孝引申到不信,不忠。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更难做到对朋友信,对君主忠。这与《论语》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表达的意思有相通之处。
第三,指出了行孝的根源在于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故事中天神问国王如何分辨两只外表一样马谁母谁子?大臣的父亲答道:“与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与子。”③正是因为父母恩情重如山,儿女后代难完报。父母在养育儿女时,受了无数艰难困苦,作为后代,应该生起感恩心,以报父母之深恩。佛在《父母恩重难报经》中将母恩归为十种:一者怀胎守护恩,二者临产受苦恩;三者生子忘忧恩,四者咽苦吐甘恩;五者回干就湿恩,六者哺乳养育恩;七者洗濯不净恩,八者远行忆念恩;九者深加体恤恩,十者究竟怜悯恩。④而佛教的报恩不仅讲今世,而且注重来世,由此推及到对一切众生起好感,生慈心。因为万物都可能是过去父母的精神所化成的,所以要戒杀。这也是出于孝心的表现。
总之,佛教的孝道思想认为孝行应该不仅停留在赡养承欢的层面,并且需要提升到令父母出离生死轮回的高度。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认为行孝是持戒的基础和前提,而持戒又是善的源泉,归根结底,孝是众善之本,持戒和行孝的关系至为密切。各种戒律在外道之人看来可能太过严苛,但是佛家宣扬行善尽孝的思想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儒家“孝道”思想与佛教“孝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儒家正统的非难,儒家认为佛门弟子,违背父母意愿,辞亲别祖,不娶不嫁,绝嗣无后,是为大不孝。但是在古代,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捍卫正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佛教向往极乐世界,为来世积福祉的主张却在广大的穷苦劳动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和佛教都是兼容性比较强的学说,并没有盲目排外,因此,在将近两千年的互相碰撞、磨合中,两者出现了一些融合的产物。
第一,佛教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早在三国时的康僧会,就把佛教的持戒与世俗的尽孝联系起来,认为戒酒是“奉孝不醉”。由此,中国佛教历来有倡导持戒与行孝统一,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⑤说的就是,行孝便是持戒,行孝与持戒都有一样的功德,持戒与尽孝合而为一。首先孝为戒先,行孝就是持戒;其次戒为孝蕴,持戒就是尽孝。大戒以孝为先,众善由戒而生,如无戒,善无从生,而无孝,戒无所依。故经云:“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佛遗教三经要义丁四说劝修戒利益》⑥
第二,佛教将轮回报应与孝道结合起来。佛经通过描述不孝之人将要受到的种种地狱苦难,和持孝之人将要获得的种种天堂福祉来从两方面告诫世人,应该敬信三宝,孝顺父母。而佛门之中又有众多感人至深的孝亲事迹,众高僧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指引众生。佛教伟大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为报父母深恩,曾在父母生命垂危时,连自己身上的肉也割下来供养父母。后来又升忉利天为母说法,在皇宫为父阐扬净土,令其闻法生信,超升三界。又如弘一大师每逢“母难日”,必于佛前虔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以此功德回向先母。有一次,他在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时,禁不住痛哭失声,忆及先母生前为他所受的种种折磨,比他自己过着无柴无米的日子还难受。
第三,送子观音的偶像崇拜融合了佛教与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虽然佛教宣扬超脱红尘,无念无欲,不嫁不娶。但是由於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中国人民便在她的众多神通中增加了送子的神通,而且信徒众多,特别受还没怀孕的妇女推崇。这正是儒家注重子嗣繁衍的思想对佛教的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代表的儒家的孝道思想与佛教的孝道思想在本质是的一致的,都是为了对父母报恩,尊敬,供养父母。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各有其特点,孔子更强调对父母的尊敬之心,以及通过严守礼的规定,传承父母的血脉,继承发展父母的功业等方面来表现孝道;而佛教更注重为父母积福报,不仅在今生供养父母,而且为了不误伤的前世父母而戒杀生,并对一切生灵怀有敬畏之心。两者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有重大贡献。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这两者的孝道思想,吸取其中的精华,陶冶审视自身的行为举止,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有积极的意义。(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注解:
①(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②(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③(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0页.
④释证严讲述.父母恩重难报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页.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孝道;教育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109-02
儒家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内容,自从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它就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统治思想,在文化和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发展的阶段大致有三: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儒家思想的初创时期,当时的儒学被称为“显学”;二是在汉代的独尊儒术时期,此时儒学才真正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第三个阶段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它成为了儒家后期的主要思想,此后一直延续至明末清初。纵观儒家文化的发展时期,以及它在不同时期所处地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家思想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其主体思想在中国人的文化认知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在今天,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在这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明和文化形态中,“孝道”是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征的重要文化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孝”的文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孝”是始终贯穿其中的。这一点,黑格尔在其作品《历史哲学》中阐述中国的孝时曾这样写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的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道’”[1]。可见,“孝”在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影响。
“孝”是中国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而“孝”的原始典籍的表现形式,自然是出自儒家学派的、被广为传诵至今的《孝经》。孝经一书,全文共分十八章,将社会各阶层人士――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划为五个层级,就各人的地位与职业,又标示出了其实践“孝亲”的法则和途径。这自古以来就是读书人的必选书目,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然而,近百年来,国人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一味追逐物质文明,而鄙弃固有道德,将精神的升华逐渐抛弃。甚至出现了凡是传统文化都被斥为落伍陈腐的东西的尴尬局面。若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有人提倡人伦道德,宣说忠、孝、节、义,多数情况会被人讽讥为迂阔顽固,顽冥不化。那么,为何国人原本引以为豪的国粹精华会沦为当前境况呢?在此,我就对《孝经》第十章“纪孝行”章的研读,以及对一度流行的“新二十四孝”,简浅地阐述自己的思考。
“纪孝行”章,所讲的都是平日里最基本的孝行,分别予以纪出。其中涉及了五项当行和三项不当行之事。即“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尤为不孝也。”[2]其大致意思是说:大凡有孝心的子女们,都要孝敬他的父母,第一,在日常没事的时候,应当尽其敬谨之心,春夏秋冬,衣食起居,都要多方面注意。第二,对待父母,在奉养的时候,应尽其和乐之心,于父母面前,一定要表现得和颜悦色,笑容承欢,不要使父母感到有不安。第三,父母生病的时候,要尽其忧虑之情,急请名医诊治,亲奉汤药,早晚服侍,如果父母的疾病一日不愈,自己则一日不能安心。第四,倘若父母不幸病故,就要在临终之时,谨慎小心,备办一切。不但物质上要尽力配备,还要于情感上悲痛哭泣,极尽哀戚之情。第五,面对父母去世以后的祭祀方面,应当有思慕之心,要庄严肃静地祭奠,好似父母就在一样地恭敬。以上五项孝道,在行的时候,一定要有至诚之心。否则,徒具形式,就失去孝道的意义了。为子女的要孝敬父母,不但要履行以上的“五致”,还要做到以下的“三不”,其一就是官位较高的人,应当庄敬以待其部下,不要有骄傲自大之气。二是为人部属的小职员,就应该恭敬以事其长官上司,不要有一点悖乱不法的行为。第三,当处在鄙俗的群众当中的时候,应当和平相处,不要与人争斗。如果为长官却骄傲自大,那么必会招来危亡灾祸。而位居部属的人,如果悖乱法纪,也必定会招来刑罚和处分。在鄙俗的群众中与人产生斗争和纠纷,自己也难免遭受危险与迫害。以上三项违背道理的行为,每一件事都会有危及其自身而遭遇祸害,都会有殃及父母的可能。父母整日以儿女的福祸而忧心,若不戒除以上“三不”而逆行,即使每天用牛、羊、猪的肉来养活他的父母,也不能使父母宽心。这样也不配称之为孝子。可见孝养父母,并不在口腹之养,而贵在保重自己的身体,这才是最大的孝。
纪孝行篇的解释,字字句句透露着子女对父母的谨慎和敬爱的情感,让人读来不腻口、不反感,而是更多地去检醒自己,鞭策自己。其所涉及的行为要求,并没有任何难度要求,仅仅是在平淡中尽孝道,可以说是于日常的衣食住行为出发点,教育天下子女谨小慎微,以保全和爱护自己作为回馈父母的基本尽孝方式。如此看来,那一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也”不再是迂腐顽固的代称而恰恰是子女尽孝于父辈的一种方式。儒家推行“由己及人”,也只有对自己的身心健康负责,才能使父母安心,以此推及父母身上的,方才称得上是孝。本章分明显的两段内容,前段所讲的是居致敬、养致乐,病致忧、丧致哀、祭致严等五项,是孔子指出顺德顺道的道理,而后段所讲的居上骄、为下乱、在丑争,这是孔子指出的“逆”的道理。若从顺德的方向去做,就是完全的孝子。而从逆道上去行动,自然会受到社会法律的制裁,最终得到不幸的结果。此道理给出了两个途径。一条是光明正大的道路,畅通无阻。一条是险径深渊,绝崖穷途。由此可观,圣人力行教人孝道,其用心之深,值得深思。
我们身体力行地去践行和实施孝道,重拾民族精华,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当今社会,往往容易出现矫枉过正的风潮,甚至有一边倒的倾向。最近提出的“新二十四孝”,集中反映的就是当下生活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并提出了比较贴切实际的新行孝准则和标准,表面来看,这似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关爱长辈的德行,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风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提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呢?孝,自古以来就是理所应当地该被人执行的,就像一个个体吃饭、喝水、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竟然被提升到了一种全民性的行为,且是这样的大张旗鼓。在当下精神文明极度繁荣、物质文明空前丰富的今天,对于这个倡导,是该庆幸,还是一种悲哀呢?答案其实很明确,我们之所以把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把它丢尽了。但是,“孝”一种发自人内部的情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是我们国家精神的体现。这种情感和精神只有在自然和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熏陶中才能慢慢积淀,逐渐养成。而将尽孝的行为举止进行量化、具体化,未免会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又怎能够确保在这种形式化的框架下,“孝”的真谛不会被扭曲、误解,又怎能够发挥其真正作用!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尺度的把握,不偏激、不冒进,脚踏实地,哪怕只进步一小步,方向总是向前的,未来就是有希望的。儒家文化一直是令国人引以为豪的,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看不能不说是教育的失败、不能不说是文化营养的流逝和观念的沦丧。可以说,“孝”是一种意识,意识是属于人内在的个体因素,只有经过个人的内化、加工和升华,表现出的行为才是最本真的。而新孝行把尽孝的义务制定成条条框框的行动指南,难免有些虚张声势,过于形式化了。新时代背景下,一切都需要与时俱进,尽孝也一样,但无论如何,孝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我们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活动,拓宽年青一代孝敬长辈的渠道,这样做,尽可能使尽孝的方式多样化,细致化或者是人性化,能够真切关爱到长辈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才不失为“孝”。
对于“孝”的理解和践行,不是某一类人、某一个群体的义务,而是全民之责任,孝应当是当今教育的出发点。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等等,就是当代人忽略了古代传统文化的育人功效。被学术界公认的“教育思想泰斗”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主张,对于青少年的爱国情感的培养、服务于人民的思想的培养,首先应当从关爱自己的父母亲做起。我们试想一下,若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那么还如何奢求他去爱他人、社会和国家?因此,“孝道教育”应当被重视起来。
我们无法将“孝”的观念强行复制到每个人的意识中去,流于形式的东西是经受不住时间和事实考证的。当一个思想产生时,人们首先要做的是去思考它之所以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如何身体力行地去做,在教育的过程中,适当运用必要的社会观察、探访、实践法是了解某一现象出现的有效手段。若仅仅是通过专家学者围着会议桌搞学术研究,最后得出一纸计划,这难免有些脱离实际的虚夸之嫌了。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做,把理念和意识转化为自己的精神,作为行动的参照,否则,哪怕再宏大的工程设计,也只不过是南柯一梦。
最后,借用希拉里曾说的一句话警醒和勉励自己,她说:二十年后的中国不会是一个强国,因为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儒家文化一直以来是被国人认同和肯定的,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我们民族主流价值的角色,引导着我国价值观的形成,这一点无论是在仁、孝、义,还是在礼、智、信上,都有明显表现,只是近年来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过多地侵蚀了中华民族的积淀,暂时迷惑了国人的眼睛,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鉴别力,有选择地吸收和扬弃,儒家文明中那些闪光点依然会生生不息地被国人传承下去,跟风、盲目和形式主义是无法撼动我们精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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