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

本文希望在对新闻发言人及其所代言的政府与媒体、公众相互关系的探讨中，对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新闻发言人的传播学定位进行分析。

一、新闻发言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2003年年底起，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

由此可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是公众对现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过程，这种诉求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民主、责任、透明、效益、法治和无私要求——这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诉求，这恰恰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学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它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1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控大众传媒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社会调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样都属于软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沟通，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它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权、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

(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的有效形式

根据陆定一先生的新闻定义，对新闻传播过程进行图解，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

事实发生(信息源)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显然，构成这一运动过程的是三个环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新闻就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新闻的全过程。若在新闻形成过程，将新闻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且把新闻形成的过程理解为政治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实发生”和“及时报道”两个环节中，新闻会成了新闻形成的一个新环节，即：

事实发生(信息源)政府新闻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具体到上述政治传播过程来说，实际上政府面对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受众：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会大众；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体记者。这两个层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新闻会针对的对象是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只是新闻会主体和新闻会对象之间的桥梁，新闻记者有权力和义务及时高效地向受众(公众)报道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会的对象最终是公众。因此，政府应当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性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权利，许多政府信息都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政府有责任让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最大的权利机构，政府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信息繁杂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多样，当人们无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听到来自政府权威和统一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点在危机时刻和重大问题面前显得格外明显，政府的声音可以让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主体作用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作为体现人民利益、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权力机构，其影响和作用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枢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务于政府职能的，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工作，协调政府与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从而协调社会的发展。

面对政治信息的特殊受众媒体记者，政府应该了解记者甚至了解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需求，并以满足记者要求来寻求与媒体的合作。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的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记者)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由于大众传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去报道无穷无尽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体对所有新闻都以“我在现场”来叙述、以目击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是不现实的，更别说相对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体商业化下，记者的工作和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任何采访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帮助记者，就是帮助自己。政府给记者的“补贴”就是向他们新闻稿。而这些媒体除了付出记者的时间外，没有花费任何采访经费。就获得了新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众传媒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媒体为满足大众的需求报道政府新闻会并节省了报道经费和精力、大众希望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人民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为当下政治新闻形成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简直是“众望所归”了。

2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

议程设置的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题，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它是传者和受者之间一种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实施控制。议程设置是促进媒介更好地行使职责、发挥功能的一种方法。议程设置有三种功能：(1)在信息扩散之前，通过编辑实行限制；(2)通过增加信息量，强化信息环境；(3)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或解释。它涉及传播意图和传播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是建立在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建”。即媒介的传播，影响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大众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使某些事实从无数的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和控制公众舆论。而人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媒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控制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结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可以对信息流动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图解：

来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转变成信息(MA、MB、MC)后，才传给接收者(R1、R2、R31。守门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议程设置的需要，选出那些他认为可以传播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其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议程设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传媒，没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仅仅具有“注意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才能使媒体的活动同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共振”。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帮助媒介完成这一社会使命。

3新闻发言人通过提供消息来源引导媒体设置议程

从传播学一般意义来说，“某种消息来源能够为某一媒体设置议程，而某种媒体又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设置政策议题来影响媒体议题，进而设定公众议题，事先对新闻套人政府的定义之后，从而引导舆论。政府选择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对哪些媒体，又应该以怎样的口吻，从而表达对媒体议程的左右。消息来源不仅描述新闻事件的发生，更可透过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评论，而成为新闻事件的“定义者”。由于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因此与其说一件新闻事件确实发生，不如说这一新闻事件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就为新闻发言人留下了“说话”的空间。新闻制度正是通过“观察者”来报道新闻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务新闻界的过程中，也服务了自己的利益。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篇2

在可见的正式文献中，最早提出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命题的当是白润生先生的文章《创立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3年第一期）。虽然此时提出的命题也仅仅是从新闻传播“史学”的视角出发，但实际上已经具有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和前瞻性。近些年来，致力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学者，逐渐就建设“少数民族新闻学”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战略目标。梁黎在《期待中的民族新闻学》（《中国民族》2007年第十期）就非常明确地梳理了“民族新闻学”酝酿的历史，并提出“民族新闻实践呼唤学科建设”。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审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质。尽管目前对“民族新闻”概念的界定尚存争议，但关于“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和“民族语言媒介的”的研究，构成了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研究范畴。而这里的“民族”之称，当然特指“少数民族”，而非广义的“民族”指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质，就在于建立于中国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特殊环境之上的新闻事业，在很多方面突出显示出不同于中国非民族地区汉语语境下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无论其历史文化环境、政治生态，还是媒介语言、传播方式等，都与中国国家的主流大众传播有显著的区别。主流的新闻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已不足以诠释少数民族新闻的历史和现实，就有必要开辟出新的学科体系，完整地研究少数民族新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

新闻传播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在进入21世纪以来愈加凸显。在国际视野中，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难题。新闻传播在民族问题的衍生和化解中，扮演着文化和政治“导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民族政策的风向标，并驾驭着民族问题的走向。在中国、新疆发生的“3.14”、“7.5”事件中，媒体功能的重要性，已经达到极端敏感的程度，甚至因为对时局影响至巨，媒体是否关闭，又如何传播信息，竟引发巨大争议。对民族地区而言，新闻媒体不仅是国家民族政策和各种信息的平台，而且是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传播民族真实形象，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文化媒介。

民族新闻传播已有的研究基础，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新闻”的概念虽未确定，但作为一种新闻传播现象，却为学者和大众所认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完整成果，基本完成了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历程的梳理，不仅构建了历史框架，而且积淀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经验和规律，蕴藏着少数民族新闻的学理基础。实际上，历史往往是理论的前夜。而关于少数民族新闻特殊性的多维探讨，也在逐渐酝酿着少数民族新闻的实践操作体系。以历史研究为标志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实绩，实际上已搭建出“少数民族新闻学”学科框架的雏形。

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必将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一个突破口。新闻传播学科，西渐而东学，缺乏学科应有的深厚文化背景和适宜土壤，常被以舶来品视之。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本土化，一直是学者的抱负。由此，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被看作是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化、本土化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也是一种学科落地生根的角度。也许可以说：民族新闻的研究，将会是新闻传播学科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另一极具潜力的方向。

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健康传播网络媒体艾滋病报道议题建构话语变迁

大众传播媒体通过传递信息，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正如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新闻机构”去了解外部世界，人的行为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多数研究证明，公众对媒体的依赖性很大，一般受众对于艾滋病的主要信息来源为大众传播媒体。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成为大众媒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网络媒体在艾滋病议题的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健康传播与艾滋病议题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健康传播的相关研究领域涉及广泛，既包括艾滋病预防，也包括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

一般认为，健康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美国，1971年，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被公认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

艾滋病（AIDS），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是人类因为感染免疫缺陷病毒（HIV）后导致免疫缺陷，并发一系列机会性感染及肿瘤，严重者可导致死亡的综合症。1981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次发现并报告了艾滋病病例及死亡病例。自此之后，艾滋病的扩散蔓延成为人类生存的隐性威胁。进入21世纪后，艾滋病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有增无减，并有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

艾滋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其相关报道研究成为健康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媒体中关于艾滋病议题的建构存在什么样的特征？十多年来，网络媒体关于艾滋病报道又有着哪些话语变迁？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笔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别对网络媒体从2001年到2012年间有关艾滋病的新闻报道进行系统、定量的分析，从总体上描述网络媒介的新闻报道对艾滋病所持有的评价倾向，揭示网络媒体新闻报道与艾滋病议题之间的独特建构关系和媒体相关方面的话语演变。

2、网络媒介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设计

在新闻报道抽样方面，鉴于新浪、搜狐等商业门户网站在引导网络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加之考虑研究的可行性和资料的全面性、易获性，样本取自新浪网的新闻搜索系统。

时间范围的选定：2001年8月，中国政府承认艾滋病带来的深重灾难；2006年初，国务院颁布实施《艾滋病防治工作条例》，艾滋病防治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初见端倪；选择12月份，是因为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媒体在这个月份对艾滋病的报道会相对集中，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具体操作步骤为：在新浪网高级搜索系统中选择“新闻搜索”，关键词为“艾滋病”，限定搜索时间为“2001年12月1日到2001年12月31日”、“2006年12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以及“2012年12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限定新闻源为新浪新闻频道，关键词定位于“在新闻标题中”。①

根据台湾学者徐美苓在健康传播研究中有关艾滋病报道内容的分析方法，②将研究内容分设如下：

（1）分析不同年份中有关艾滋病新闻报道的标题语气评价，分为正面、负面、中性三种。

（2）分析不同年份中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体裁，分为消息、通讯、评论、深度报道（调查报道和专访）、科普知识以及其他。

（3）分析不同年份中有关艾滋病报道的主题，分为防治工作、宣传活动、个案报道、医学研究、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和权益、政策法规以及其他。

（4）分析样本中不同年份前五位重复转载的新闻标题评价，评价标准包括正面、中性、负面。

这里所说的正面、负面和中性区别在于：正面包括关怀、鼓励、反歧视、行动呼吁和赞美、肯定等；中性，是指报道时语气中性或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他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负面，包括恐惧、歧视、恐吓、罪恶/天谴论、丑化等。③

三、数据分析

为了全面展现国内媒体在不同时期关于“艾滋病”报道的议题建构与话语变迁，笔者在资料统计阶段除了对三个重要时间点进行详细统计外，还对从2001年到2012年每年12月份媒体对艾滋病报道的数量进行了统计。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网络媒体关于艾滋病报道数量整体呈逐步上升趋势，最高峰值为2004年，之后艾滋病报道数量开始下降，2007年后报道数量处于平稳略有下降趋势，但始终高于2001年。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十分相似。有不少学者认为，2003年是中国艾滋病报道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年。《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艾滋病报道开始突破各种，报道量激增，报道角度更为开放；政府方面，由于SARS事件的教训，政府迅速调整公共卫生政策，宣布更多的防治举措，艾滋病带来的严重危机使其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高层领导人更以自身的行动向公众表明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④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网络媒体主要通过重要消息转载量、报道内容、报道体裁、新闻标题的评价，以及具体的报道文本表达等方式来呈现艾滋病议题，笔者认为，这种呈现正是媒体对艾滋病议题建构和话语变迁方式的直接表现。

1、目标样本新闻转载量及其标题语气评价

从新闻标题内容上看，2001年样本新闻标题多数充满猎奇、歧视、恐惧等语气和态度。2006年样本新闻标题开始涉及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怀，以及法律政策对其权益的保护。2012年样本新闻标题中更多侧重于官方对艾滋病的态度和宣传活动，并体现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文关怀。单从新闻标题的语气评价上看，网络媒体关于艾滋病报道的语气正在向正面发展。

2、目标样本中新闻标题呈现的媒体评价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2001年至2012年间，网络媒体的艾滋病报道新闻标题呈现的正面评价逐步增多，负面评价越来越少，中性评价相对稳定。其中，正面评价由19%增至50%，负面评价由31%降低到7%。

3、目标样本中的报道体裁

目标样本中，消息比重稳步上升，通讯、深度报道、科普资料和其他比重有所下降。最明显的是，评论从无到有，并成倍增加，报道类型日趋丰富多样。消息一直名列第一，排名第二的体裁由2001年科普资料和2006年的深度报道变成2012年的评论。

4、目标样本的议题内容

研究发现，在所有样本中，各类议题内容在总体中所占比例从多到少排列，前两位的是防治工作和宣传活动，两项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个案报道、艾滋病相关研究逐年下降，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和权益维护基本处上升态势。法律法规在2006年达到高峰，这与2006年初国务院颁布实施《艾滋病防治工作条例》有一定关系。防治工作和宣传活动总和超过50%，其中2012年高达75%。

四、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新浪网新闻频道数据库中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年份关于艾滋病报道的分析，观察和探讨网络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构建方式和话语演变。

1、网络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总体构建

研究表明，网络媒体对艾滋病报道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其中2003年到2006年形成峰值，说明其报道总体存在不稳定性。对艾滋病报道的主题主要涉及防治工作和宣传。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和权益维护方面，报道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增中有降，人文关怀并没有彻底体现出来。艾滋病报道的体裁趋于多样化，但消息仍是报道的主要体裁，缺少调查、专访等深度报道。从转载量较多的新闻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媒体评价趋于正面，但报道内容重在形式上的宣传，实质性的内容并没有改善。

通过对艾滋病报道的主题、体裁、媒体评价及语气、重要新闻转载量等4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网络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关注程度依然有限，报道内容多涉及政府防治工作、宣传活动。同时，网络媒体报道主要是关于艾滋病的社会现象呈现，缺乏主动介入的问题调查、本质发掘和态度表达，整体报道形式单一、报道内容短小涉及面窄，不够生动、深入。

总之，网络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建构并不积极，尚未将艾滋病议题定位成一个对社会有着重要影响、与社会公众普遍相关的社会问题。

2、网络媒体关于“艾滋病议题”的话语演变

目标样本中转载量最多的前5篇新闻标题、转载次数及其语气评价统计表明，近十多年来，我国网络媒体在对艾滋病议题的报道语气和态度上趋于正面和中性。从早期网络媒体的过渡渲染、恐怖、歧视到如今的正视、法律法规的完善、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爱，网络媒体关于“艾滋病议题”的话语演变正朝理性方向发展。

然而，网络媒体在话语演变方面仍有亟待改善的一面。单从样本新闻标题看，网络媒体关于“艾滋病议题”的话语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宣传语调，依据官方口径进行报道，缺乏深入的调查语态。

笔者认为，由于“艾滋病议题”的特殊性，在报道语态上，媒体坚持中性立场是其客观报道的最好选择。由于早期媒体的过度渲染，“艾滋病议题”已经在公众脑海中形成鲜明的刻板印象，作为弱势群体的艾滋病感染者，需要媒体和公众用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因此，在进行艾滋病报道时，网络媒体应该秉承社会责任感，明确媒体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谨慎报道。

参考文献

①新浪高级检索：http：//.cn/？c=adv

②徐美苓、黄淑贞，《艾滋病新闻报道内容之分析》，《新闻学研究》，1998（56）

③张自力，《媒体艾滋病报道内容分析：一个健康传播学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

④陈敏利，《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的实证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武汉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