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传承范例(3篇)

daniel 0 2024-05-09

民族文化的传承范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85文章编号:1009-783X(2014)01-0016-04文献标志码:A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等29日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路程。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显得非常重要,只有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才能谈得上复兴,所以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尤为重要。

1.文化传承

近几年文化传承已经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以“文化传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相关检索,从2000年到2012年发表的文章有1614篇,近3年1484篇,占13年以来的92%,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2010年343篇、2011年495篇、2012年646篇,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等方面。

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界定。赵世林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制约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文化传承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的民族性。迟成勇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有所损益而不断延续,世世代代相传,同时也是文化自身的自我扬弃或辩证否定过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辅相成。麻艳香研究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的文化传递方式: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其中纵向传递是指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这个过程被称为文化传承。钟志勇认为文化传承可以看作是文化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文化传播过程,例如民间艺术文化的世代传递、民族文化的族际传递、语言文字的历代传递等,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时间性、延续性和继承性等特点,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一代传到另一代的过程,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传”和“承”,“传”主要是时间上的纵向(一代传一代)传递,“承”主要是承受、接受,在传承过程中受传者、受众、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5种因素制约而有所变化。

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现状分析

2.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现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问题已经受到国家重视而成为研究的热门,而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有很多,主要归纳为如下。

肖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运动形式、技术技能的繁简、所处区域及场所分为家族血缘性传承、收徒拜师性传承、性传承、地域民俗性传承。李荣芝提出“四位一体的模式”,所谓“四位一体”指的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不是仅通过某一类媒介而进行的传与受活动,而是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传承,是一个包括学校、社会和家庭、民族传统体育协会组织、以全国及地方民族体育运动会为代表的各级各类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等在内的灵活的传承系统。李刚等认为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可以采用“以政府扶持规范为依托,以院校、社团教研为主流,以家族传承为辅助”的“三元传承模式”,三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可以构成稳固的三角关系。刘俊伟从体育强国必须有强大的民族体育品牌来支撑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为学校教育传承、竞技传承、产业传承、媒体传承、民间传承。冯强对佤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性进行分析后,把佤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分为家族血缘传承、魔巴传承、集体传承、竞技传承。普丽春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提出了弘扬传统教育、引入学校教育、构建多种形式的教育模式。

2.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现状分析

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其优点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地域模式有所不同,而且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较多;李荣芝、李刚、普丽春3位专家提到符模式应该有主次之分和相辅相成,相对较全面;传承模式中的学校、社会、家族、协会、政府等都是以人为研究主体,较容易理解和执行。不足之处:传承模式虽然较多,但都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学校、家庭、社会、赛事、教育等社会集体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同时也难以全面概括;传承模式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传者和受众2方面,而对于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方面的传承研究较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缺乏“民族体育”的特色,使人们认为这种传承也叮在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等方面都可相通。

总之,目前国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不够全面,缺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其研究应该包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者、受众、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5种因素,同时也应该考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特色,才能全面、准确概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3.1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

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是指传者把相关的信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媒介传给受众。其中的语言、文字、图像等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媒介,是传者和受者的中介,是传承的工具和手段。例如:我国传统武术在古代主要是师承,上一代的师父传给下一代的徒弟,传承媒介主要是语言(有些古代武术可能有少量的文字或图像)。语言在古代社会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传承媒介,它的运用范围大于其他的媒介,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中传者和受者可以随时根据听者的反应,调整说话的语气、内容、节奏等,体现出语言传承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伸缩性,我国儒家一贯把“言”看得很慎重,把“言”的训练看成是文化修养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的武术传承中媒介已经呈现多样化了,有书籍、杂志、报纸、电视、网络等等,而且传承的辈分不一定是由上向下传承,可以是同辈问的传承也可以是下辈向上辈的传承,但语言这一媒介在传承中还是占主导地位。

3.2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另一传承模式来自日常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这是一种非语言、文字式的传承。这种模式传承主要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劳动作业、起居饮食中,上一辈人通过行为举止、耳濡目染地无声地熏陶下一代,使下一代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习惯。例如,在我国很多与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节日: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苗族的“爬坡节”“龙船节”“赶秋节”“闹鱼节”、白族和纳西族的“火把节”、侗族的“赶哥会”“花炮节”、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等,这些农事与节气、色彩的忌讳、交往的礼节、择偶等,是通过上一代人的行为影响、感染下一代人,因袭继而代代相传。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有2方面:一方面是传者的主动传授和受众被动吸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受众的主动学习过程。在这2个过程中受众主动学习尤为重要,这主要是来自受众者的主观好奇心,从而产生2个后果,一是向传者发出询问和请教,另一个是模仿。在封建社会民族传统体育的模仿比较普遍,模仿的对象主要是些有威信父母、长辈、崇拜的偶像、支配社会的风俗等,在现代社会这种习惯虽然不一定被所有人接受,但在一定程度还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更多的是传承上一辈人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事方式等。

3.3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

器物程式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文化特点,这是非语言、文字的群体共享传承。我国古代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后花园”,他们交换一块手帕、一封情书、一个玉佩、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等定情的程式,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就属于他们间的共享信息,这些信息对别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对于他们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虽然与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和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可以看作传承要素中的媒介,但它的形式是约定成俗的,传承时都是有比较确定的意义,有一定的结构关系,把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行为举止等通过身体活动形成一套固定的程式结构,使得这种程式具有完整性。这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一旦形成,其结构和功能是比较稳定的,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有小的变动,但不会伤其本义。在我国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中每一项目都有其独有的程式,例如竞赛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其比赛规则,比赛时必须按规则进行,而对于表演类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有其要求,形成了每一项目都有其自身规律和独有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体现了各个动作间的协调和有机组合,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从具体单个动作经过组合构成,形成比较固定的动作组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特点是动作的准确、协调、连贯、舒展、敏捷而富有节奏,形成身体活动在结构上体现这种动作组合的共享信息。又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舞龙和舞狮项目,龙和狮子都是一种动物没有实际意义,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具有呼风唤雨、消灾除魔能力的神通,而狮子被赋予吉祥的化身,代表美好的象征,故每逢节日,都会有舞龙和舞狮表演。舞龙时以人排成长队模仿龙的动态进行,这种表演形式比较固定,有一定的表演规律,舞狮表演以模仿狮子为主,按一定程式进行,主要是用于求平安,因而在中华民族百姓心中舞龙和舞狮是代表求平安,舞动的不再是“龙”和“狮”,而是希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这种现象是人们经过长期传承和发展创造的一种器物程式共性传承,同时也是民众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几乎都是对未来美好的联想,或者是对天、地、人及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憧憬。所谓“器物”不一定指“物品”,也可以是“动物”或“人”,例如武术中的各种拳法是通过器物“人”以一定的固定程式(动作)表演出来的,这种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在民族传统体育中最有特色,最能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特色。

3.4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的艺术传承

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所谓艺术传承是指这种传承方式是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运用艺术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进行文化传承。1)音乐的艺术传承。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将图画、雕刻语言与音乐作了效果上的分析和区别,他认为:图画和雕刻展览使艺术家和观众们仍保留在起初的孤立状态,音乐和它的盛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大家都致力于解决同一任务,使作品能够表现得更好,这是大家共同享受的一个东西,大家都饮同样的甘露,都同时被同样的感情所控制,它团结了成百人的共同行动。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原始,因而产生的音乐比较简单、纯朴、粗犷,有时只有人的简单叫声,也正是这简单音乐最能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这种原始、纯朴、粗犷的特性。例如瑶族的打铜鼓,自宋代以后一直流传至今是瑶族人民重大节日(达努节、王节、瑶年)开展的活动,打铜鼓是边打边舞,动作粗犷、节奏固定,表演各种动作,滑稽诙谐,相互之间进行比赛,对最佳的鼓手要敬酒祝贺,并赠送礼品,促进民族团结。2)舞蹈的艺术传承。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舞蹈类的民族传统体育不在少数,而且开展舞蹈活动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反映人民的劳动生活、休闲娱乐、理想情操、生活爱情等。舞蹈是表现人的一种活生生的语言,是翱翔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种艺术的启示,目的是以较高水平来表达人的情绪意象和譬喻,并要求传达给别人。当我们对中国武术与中国舞蹈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武术与中国舞蹈作为2种典型的身体文化,无论是在演练的“身韵表达”,还是在观念的“审美价值”方面都体现出高度一致性,并且它们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发展成了一门系统的、庞大的艺术体系。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服饰、器具传承作用。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可以显示人的职业、社会等级、民族地域、信仰观念等,在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制作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饰,也创造了服饰这门艺术。4)器具的艺术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所用的器具更是各种各样、各有特色,有些是简单的物体,例如抱石头、举沙袋、手顶棍、顶扁担等民族传统体育,有些是动物,例如斗马、赛骆驼、赛牦牛等民族传统体育,有些是经人加工制作而成,例如舞狮、舞龙、龙舟等。

3.5社会组织的制度传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行为,因此,它不可能脱离人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由实际行动的各单一人按照一定的目标规范合作而成,组织内各成员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进行互动,在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不是随意的,而是受一定礼仪和规定的制度制约。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根据血缘和地缘可分为家族制度传承和地域制度传承。

家族制度传承是根据血统的远近来进行传承,其特点是:直系亲属最亲,旁系亲属次之;有辈分之分,下辈要尊重上辈,上辈有责任对下辈进行督导。在封建社会家族制度内部等级更加森严,要有明确的尊卑等级关系,男女有别,在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妇必从夫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许多项目都通过家族制度进行传承,其中以武术较多。

地域制度传承是指居住在同一地区(领域)的传承,其特点是:1)由于居住在同一地区(领域)其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服装、语言非常相似;2)依据住地的远近、辈分的长幼而建立了一类特殊称谓,习惯也用族内爷爷、奶奶、伯伯、婶婶来称呼左邻右舍的人们;3)按当地风俗在节日举行各种活动。这类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有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火把节(白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侗族的斗牛、哈萨克族的姑娘追等。现代生活的地域制度传承可以看作比较广泛的地域或国家。

3.6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人们对大自然的现象无法解释,因而赋予超人的力量,认为大自然的各种现象都有着同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万物有灵气的观念,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同大自然斗争,又要依赖大自然,人们开始了精神层面的信仰和崇拜。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例如:苗族的“招龙”活动、汉族的舞龙、舞狮都是从精神层面表现了人们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侗族、壮族、仫佬族等民族的抢花炮是较受民族喜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抢到花炮的人被认为是得到了“天赐之福”,一人得福全队分享,全村安康,还被看作是村中的豪杰,受到男女老少的崇敬,正是在这种精神层面的驱动下,参与者非常积极,场面非常壮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作用不可低估,随着精神层面情感意念的介入,在其传承过程中会不断地被创造,现实混淆历史,有时只能作为文学作品来究读,不能作为信史引用,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赋予劳动人民的想象、智慧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是由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组成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化使各民族具有一种内聚力,形成荣誉与共、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处在最高位置,因而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是代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象征的传承,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和继续发展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承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例如:端午的“赛龙舟”怀念爱国诗人屈原,傣族的“泼水”代表一种相互祝福,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是传达爱情的盛会,撒拉族的“羊皮筏渡河”比赛显示了撒拉族人与大自然搏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参与朝鲜族的“跳板”活动女孩出嫁后就不会难产,维吾尔族的“达瓦孜”高空“走绳运动”纪念乌布力的为民除害,东乡族的“耍火把”活动预示来年的五谷丰登等,多不胜数。精神层面的传承过程是人们的心理传承过程,主要体现在沉积于人的文化心理活动中更为深刻的传承,反映在我国社会是以精神召来团结、调动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从维护社会安定层面认为这种传承是必需的,传承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精神、民族使命,代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华。

民族文化的传承范文篇2

关键词:文化自觉;民族文化;传承;重要性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老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这一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在中国10万一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而作为以多民族著称的云南就有这7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的今天,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同时民俗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对这些人口数较少的民族影响更为直接,特别是对那些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影响则更为严重。例如,云南玉溪新平、元江两县的傣族中的一员“花腰傣”,其人数虽不足10万人,居住在近500平方公里的哀牢山下、红河谷地,长期封闭的区域。却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引人瞩目,让各位专家、学者、游客止足关注,这与民俗旅游的开展是密不可分的。“文化自觉”对其文化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孝通老先生长期对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调研,看到民族地区发展的问题后,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而很多民族地区的发展则又以旅游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作为旅游大省、民族文化大省的云南尤为突出,面临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更为严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拓本土文化资源,展示民族风情为主题的民俗旅游业,在中国各地发展势头很快。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由于其投资少、内容多、接触面广、影响力大、经济效益高、创汇收入多等特点,越来越受各级地方政府及旅游决策部门的青睐,把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业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1999年国家旅游局推出了“’99生态环境旅游年”,也是’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召开的一年。新平县旅游局积极调整生产经营机制,全面进行新平县旅游资源的规划,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强化旅游业对现代服务流通业的龙头启动作用。利用’99昆明全国旅游交易会在昆明召开之契机,推出了独特的旅游品牌――花腰傣民俗旅游和哀牢山的原始生态景点旅游。“花腰傣”一经推出就以其炫丽的服饰、独特的文化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吸引着国内外无数专家、学者及传播媒体前往探寻、揭秘。一时间关于“花腰傣”的论文、反映“花腰傣”风情的摄影、摄像作品,如落英缤纷,撒在中华大地,乃至飘向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客参观、游览络绎不绝。有的学者为了揭开“花腰傣”文化神秘的面纱,常年居住在“花腰傣”家中,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品味“花腰傣”文化,并写出无数的文章,让这个千百年来深藏于哀牢山下红河谷地的傣民族群体许许多多的文化之迷公诸于世。

“花腰傣”是人们对居住在红河中上游新平、元江两县的傣族(傣雅、傣洒、傣卡、傣仲)的一种称谓。因其服饰古朴典雅、雍容华贵,特别是服饰的腰部彩带层层束腰,挑刺绚丽斑斓的精美图案,挂满艳丽闪亮的樱穗、银泡、银铃而名之为“花腰傣”。分为傣雅、傣洒、傣卡、傣仲、傣泐、傣章六种自称。傣雅、傣洒、傣卡分别居住于新平的漠沙、腰街、戛洒、水塘四镇,傣仲、傣泐、傣章则居于元江的大水平、甘庄、东峨、等地。“花腰傣”不仅在服饰文化上与滇南的傣泐、滇西的傣那显著不同,而且这里的傣族不信佛教,没有文字,不过泼水节,保留着中国傣族在未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之前原有的文化状况,如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其中又以原始农耕民族祭龙(求雨)和封建领主制时代的春耕礼最为典型。新平花腰傣自称是古代傣族南迁的落伍者,是滇王室的后裔。花腰傣独特的地域文化,成为研究中国傣族起源迁徙及在南亚泰、老、掸、岱等社会传统文化习俗对比研究等问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新平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做了相关工作,新平县旅游局利用’99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召开的时机,推出了“花腰傣”民俗旅游,利用“花腰傣”独特的文化特征打造新平县的民俗文化旅游品牌,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去参观、游览络绎不绝,打破了这块神秘土地千百年来的沉寂,让淹没在哀牢山下、红河谷中的“花腰傣”民俗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前来探寻、研究,揭开这古老傣族群体神秘的面纱,让更多的人了解“花腰傣”独特的文化。同时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花腰傣”传统文化得到挖掘、得以保护、传承下去。

旅游为民俗资料的收集、传承做出了贡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国文人学者的优良传统。他们借助到全国各地的游历,了解各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增广见识,结交学友。大量的游记文献就是他们不辞千辛万苦、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采风问俗、旅游考察而写下的旅行记录。其中,就有大量的风俗资料。诸如徐霞客游记等记录了大量其所到之处的山川水色、风土人情。

还有现代旅游对民俗文化的传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除获得美的享受外,获得新的知识也是其主要目的。民俗文化资源之所以能成为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知识性和艺术性。民俗旅游是现代旅游与传统民俗的融合,旅游借助民俗文化丰富其内容,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奇、愉悦身心的审美需要。民俗文化资源借助旅游不断丰富发展,广播四海,并且民俗文化资源还可通过旅游产业,变资源为资本,从而增强自身的实力。二者的结合相得益彰,共同实现民俗与旅游的双赢。现代旅游者多以体验异地文化为目的,接待地为满足旅游者需要,多方展示本地区民俗文化精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次旅游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本地区的民俗文化,借助旅游,传遍世界各地。如20世纪80年代,元江县文工团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汇演,推出了“花腰傣”舞蹈节目《跳南嘎》,将“花腰傣”的形象以舞台形式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让人们对“花腰傣”有了初步的感知,但由于当时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人们还停留在怎样解决温饱问上,还没有旅游这概念,更不用说形成气候,人们对“花腰傣”的认识也仅仅限于舞台、报刊杂志。旅游业的开展同样也会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推动的一面,由于旅游业的开展,导致了本体民族即当地居民“花腰傣”自我意识加强,自信心增强,认为正是由于自己和外来人的不同,才是有利于自身民俗旅游的开展,这点在新平县戛洒镇“花腰傣”村寨漩涡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在和当地居民的谈话中就得到印证,原戛洒镇卫生院杨副院长说曾过:“你们现在来看我们,正因为我们和你不同,也有别于西双版纳、德宏的傣族,所以你们才会来旅游、了解、考察,要是都一样了,你们还会来吗?”这样一席既肯定又担忧的话语。值得欣慰的是目前还有一部分人在为自身民族的文化传承在思索、在担忧。

除民俗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对民族文化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外,跨入信息社会、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同样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特色的消亡和多元文化的同质化。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各个民族要寻求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是无法避免的时代课题。而通过大量的调查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造成世界文化的全球化,相反当人们真正意识到我群与他群不同的时候,自我意识也随之加强,同时其文化自觉性也得到增强。值得强调的人类社会也是发展变化的,其相应的人类文化也同样是发展变化的,不可能是一尘不变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耳朵灵魂和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的基础。了解、掌握、研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提高各民族的实力,寻求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更应值得关注。没有离开民族依托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文化的民族,民族与文化是相生相伴的。

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说:“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这些文明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但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人类文明的这种多样性,我们这个有着近两百个国家,二千五百多个民族的星球,才如此丰富多彩。不同文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在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的繁荣。”②

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由于地域的不同,同一民族处于不同地域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的地域性显得更为突出。如居住在西双版纳、德宏的傣族就与新平、元江的傣族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信仰小乘佛教,“花腰傣”信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正因为如此,民族文化传承中应中分考虑到其地域性的特点,“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民族文化一旦离开了其自身生存的那块土壤,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鲜活生命力,基于这因素,云南大学在当地建立了南碱“花腰傣”民俗传习所,让其传统文化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和传承。

“文化自觉”意识的加强,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在旅游经营过程中,旅游开发者为经济效益用“伪民俗”来满足旅游者“奇异”的眼光,“喜古猎奇”的心理,对民族文化的表述中带有“失真性”,追求“落后”与“原始”,改变原有的民俗风貌。因为民俗资源也和生态环境资源一样,被破坏了也是不可再生的,这些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经济日趋全球化、信息社会化及民俗旅游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自觉”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显现出尤为突出的重要性。

注释:

①费孝通.《论文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1

月第二版第386~391页

②.《沙特各界知名人士的演讲》,人民日报1999

年11月3日第一版

参考文献:

[1]周光大主编.现代民族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2]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何明主编.云南十村.民族出版社,2009

民族文化的传承范文

关键词:学校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实践探索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的。教育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正是在教育的作用下,文化才得以产生、保存和积淀,得以弘扬、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从实践中探讨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还不太多。笔者认为,要探讨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探讨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除进行理论研究之外,还应当在教育实践中进行研究,通过开展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试图寻找到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一、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

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就是在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当地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以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为目的而开发的一种校本课程。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一项较复杂的工作,它的成功往往取决于校本教材的质量。目前,常见的校本教材开发有两条途径:合作开发和自开发。考虑到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师资水平有限,采取“以学校教师为中心,课程专家为指导,学生、家长、社区群众共同参与合作”的合作开发模式开发民族文化校本教材。

为发挥教师的主动性,避免出现课程专家“包办代替”的现象,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让教师处于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目标的设定,还是内容的选择上都以教师为中心,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二、培养教师和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民族文化认同感是指文化主体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造成的对某种文化意识在心理上达成的共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相对其他民族共同体而言,我之为我的民族情感。民族文化自豪感就是一种以本民族文化为荣的情感。二者均属于民族文化的精神层面。教师和学生是学校教育中的基本要素,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理解直接影响到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效果。培养教师和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既是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目的,也是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采取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来培养老师和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我们认为,培养教师和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学校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承机制。学校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建立离不开教师和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要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原动力就是该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只有当民族成员认同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把对本民族文化的爱融入到“血液”中时,民族文化的永世传承才得以实现。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

学校教育因其自身的诸多优势,非常适合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学校的空间、师资、设备等条件,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促进了民族文化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实现的,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层次——民族性的传承更具有延续和不可间断性。因此,在借助学校大型活动开展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校常规活动在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课题组做了如下尝试:一方面,积极借助学校的广播、校刊、墙报等媒介,大力宣传民族文化知识,帮助师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另一方面,鼓励学校开展连续性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并加强与社区和家庭的合作。通过这一活动,学生可以把在学校学到的民族文化知识传递给家庭和社区成员,也可以把家庭和社区中的文化资源带入到学校中来。这一活动为学校、社区和家庭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促进了三者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三者的和谐发展。

为避免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出现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象,建议学校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确保民族文化教育的顺利开展。把民族文化教育列入日常教学中,并把民族文化课程定为学校常规教学管理评比的考核内容。与此同时,学校还实施了“五个一制度”,即“每个班级每个月召开一个民族文化主题班会;所有教师都要根据学科特点每月上一节民族文化课;每学期学校开展一次民族文化的校级活动;每学期学校召开一个推进民族文化教育的教师研讨会;校长每学期做一个民族文化教育专题讲座”。这些规定为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总之,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并非只局限于学校的范围,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学校教育的辐射作用,带动社区与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加强学校、社区和家庭的合作,促进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以教育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门秀萍.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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